| 明清史 |
奥地利问题与三十年代的意德关系
杨和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南充)1997年05期第26～31页
【关 键 词】奥地利/墨索里尼/希特勒/意德关系
三十年代，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可谓风云变幻，阴晴难测。影响意德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奥地利问题。可以说，奥地利问题是三十年代意德关系最真确的晴雨表。
一
奥地利，一战前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根据1919年《圣日耳曼和约》的规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分立。奥地利在丧失了一半以上的疆域后，成了一个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但是，尽管和约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奥地利的独立如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之许可不得变更”〔1〕，然而，奥地利的独立可以说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从逻辑上讲，奥地利的独立来自于凡尔赛体系的“恩赐”，而凡尔赛体系从一开始就先天性地带有极大的缺陷和不稳定性。既之若此，奥地利的独立也就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了。历史表明，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于对凡尔赛体系怀着刻骨仇恨的德国。就是那位自奥地利投身德国，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早在1924年《我的奋斗》中就给奥地利的独立布下了“陷阱”。他在该书的开篇即宣示，合并奥地利，“至少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必须献出毕生精力去完成的一项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不惜一切手段。”“日耳曼奥地利必须回归伟大的日耳曼祖国”。〔2〕在希特勒“先大陆、 后海洋”的扩张战略中，合并奥地利是其整个战略的基础和核心〔3〕。
正如对于凡尔赛体系，所谓“有”（the Haves ）的国家意欲“维护”，而所谓“无”（the Havenots） 的国家企图“修订”一样， 对于奥地利的独立，有国家企图破坏，也有国家意欲保护。就后者而言，墨索里尼意大利可谓典型。通过《圣日耳曼和约》，意大利获得了原奥地利的南蒂罗尔（Sud Tyrol, i·e South Tyrol，今Alto Adige， 上阿迪杰）等大片领土，意奥边界向北移到了勃伦纳（Brenner）山口。从新的欧洲政治地图上看，意大利与德国就相隔一个奥地利。在墨索里尼眼里，巴尔干和多瑙河是意大利的“腹地”（Hinterland）〔4〕，是意大利“地中海帝国”之梦的重要支撑，因而意大利北疆勃伦纳边界紧邻的奥地利更是切切攸关。鉴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企图，墨索里尼一直以奥地利的保护者自居。归结起来，墨索里尼在奥地利有两个层次的现实目的：其一，意大利控制奥地利这片领土用以与匈牙利相连，把奥地利、匈牙利统通纳入自己的轨道，意大利在多瑙河地区的经济扩张就得到保证了。另外，匈牙利需要意大利的武器用以进攻南斯拉夫。如果匈牙利从后面威胁南斯拉夫，意大利可以趁机获得达尔马提亚沿岸那一部分1919年没有得到的领土；其二，如果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亚得里亚海甚至意大利本土就失去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屏蔽。墨索里尼、苏维西（Suvich，外交部副大臣）都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德国人能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最大城市， 今蒂罗尔州首府——笔者按）吃早饭，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的里雅斯特港来用午餐”〔5〕，也即是说，在意大利北部勃伦纳边界对面有一个与德国的巨大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奥地利对意大利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此，希特勒合并奥地利的企图成了德国之复兴带给意大利的最沉厚的乌云。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提出今后要放弃南蒂罗尔而寻求与意结盟。1928年，希特勒又向意大利声明过不会提出蒂罗尔问题来反对意大利，〔6 〕但是，南蒂罗尔的民族收复主义浪潮却使得意大利深信，只有奥地利保障独立和虚弱，南蒂罗尔才能完全就属于意大利。于是，在奥地利的独立还是合并于德国这个问题上，墨索里尼意大利站到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对立面。
二
随着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继而建立起独裁统治，其夺取世界霸权的侵略野心开始付诸行动。但由于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德国的军事实力无法与英法美等匹敌。因而，德国要对外扩张，必须首先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使重整军备公开化、合法化，简而言之，毁约扩军。但是，当时德国在外交和军事战略上处于法国及其东欧同盟体系的包围之中，意大利也因奥地利问题而对德国抱有敌意，因此，纳粹政权的首要任务就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的：对内“铸造神剑”，对外“寻觅朋友”。对奥地利，尚无力实行武力吞并，因而更多的是在奥地利内部培育法西斯力量，等待时机，和平夺而取之。
此时的墨索里尼早已经建立起了绝对的独裁。从墨索里尼“新国家”的运行机制〔7〕看，墨索里尼不仅是政府的象征， 实际上也是整个国家的化身。“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以内，没有什么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以外，没有什么与政府不一致”（Everything within the State,Nothing outside the State,Nothing againgt the State），〔8 〕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对内控制了一切。至此，墨索里尼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实现其“地中海帝国”的梦想了。放眼三十年代大危机振荡起来的世界，墨索里尼看到的是趁火打劫的机遇。于是，1932年，墨索里尼指令其心腹宠臣德·波诺（De Bono ）起草了“在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的计划”。觊觎已久的埃塞俄比亚正式列入了意大利对外侵略扩张的日程表。〔9 〕侵略埃塞俄比亚也就成了这一时期墨索里尼意大利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墨索里尼需要一个宁静的欧洲后院。他曾明确断言，“假如我们在欧洲一点事也没有，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行动是会成功的。”〔10〕于是，奥地利问题也就成了墨索里尼的埃塞俄比亚追求的一大后顾之忧。
此时年轻的奥地利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社会党人及其他右翼派别为首的资产阶级集团发生严重的政见分歧。双方各自成立准军事组织“保护联盟”和“乡土军”相互对峙。1933年3月4日，国民议会解散。基督教社会党人陶尔斐斯（Dollfuss）总理发动“宫廷政变”，接管了国家政权。1934年初，国内战争爆发，社会民主党被解散，许多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许多人遭监禁。陶尔斐斯建立起独裁专政。同时，奥地利的法西斯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者”加强了活动并得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有力支持。也就在1934年1月21日， 墨索里尼派遣苏维西访问奥地利，重申奥地利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由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3月17日，意大利同奥地利、 匈牙利签订了三方“罗马议定书”，建立了“罗马国家体系”。6月， 墨索里尼同希特勒在威尼斯进行了双方之间的首次会谈，就奥地利问题，双方都没有放弃初衷。希特勒承认，讨论德奥合并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他坚持陶尔斐斯必须下台，必须让奥地利的纳粹组织参加政府，墨索里尼“注意到”了这两项要求，但不同意。两个星期之后，1934年7月25日， 奥地利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者”发动政变，陶尔斐斯遭遇谋杀。对此，墨索里尼立即派遣四个师的兵力屯扎勃伦纳山口，支持奥地利保卫自己的独立。墨索里尼在给奥地利副总理斯塔海姆伯格（Starhemberg ）的电报中说：“奥地利的独立是意大利为之奋斗，将来还要继续为之奋斗的一个原则”。〔11〕希特勒就势退却，“奥地利军团”未敢贸然行事。1934年12月早些天，墨索里尼问驻柏林大使塞鲁蒂（Cerruti）， 德国能够进攻奥地利尚需多长时间，塞鲁蒂说不超过两年。墨索里尼表示，现在我们不得不完成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然后回到欧洲，对于德奥合并运动将保持绝对不妥协让步的态度。〔12〕
本来在1933年墨索里尼倡导的《西方四大国谅解与合作政治条约》（通称《四国公约》）中，墨索里尼执行的还是一种几乎与英国如出一辙的“扶德抑法”的欧洲政策。〔13〕意德关系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格调上。但陶尔斐斯遇刺后的一段时间里，意德关系降低到了“最低点”〔14〕。1935年1月， 墨索里尼在罗马同新任法国外长赖伐尔签订了一项协议，除解决了两国长期悬而未决的某些非洲殖民地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法国保证一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同意大利进行磋商。4月，英、法、意三国针对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结成了“斯特莱沙阵线”（Stresa Front），三国重申了他们关于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以及支持奥地利独立的立场，并一致同意“用一切适当的手段反对单方面废弃和约的行动”。5月初， 墨索里尼对他的部下说：“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桥梁全部垮掉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已完全站在西方国家一边了。”〔15〕6月， 法国总参谋长甘末林去罗马同意大利参谋长巴多格里奥（Badoglio）拟订了一个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小协约国在内的保护奥地利免遭德国进攻的全面军事合作计划。凡此种种，德国驻意大使哈塞尔（Hassel）总结道：“大约一年来一直很明显的德意关系的恶化，最近达到了顶点。”〔16〕
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在这里一改《四国公约》中“扶德抑法”的态度，进行了一连串的联法抑德外交动作，直接的动因是为了抑制德国对奥地利的企图。不过，更深层次的目的还是致力于至少暂时性地维持欧洲的宁静，为其侵埃行动解除后顾之忧。在墨索里尼的思维中，欧洲和非洲是联系在一起的，奥地利与埃塞俄比亚是联在一起的，着力于奥地利的安全，着力于欧洲的宁静，为的是能安心于非洲战争。
三
1934年12月，意大利挑起瓦尔——瓦尔冲突，揭开了侵埃战争的序幕。1935年10月，正式发起战争行动。尽管英国人为了应付国际国内舆论，维持自己在国联的领导地位而敦促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的禁运和制裁，由于其指导性的“双重政策”而更多地显示出纯粹是一种作态， 〔17〕，但意大利还是倍受刺激， 产生了退出国联、 情移德国的意向。 1935年11月12日，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科（Attolico）禀呈墨索里尼，意大利在强制制裁实行以后仍留在国联，也就意味着意大利接受了制裁；另一方面，若意大利退出国联，将会在英法之间造成裂隙，在法俄同盟和英德海军协定所带来的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企图恢复斯特莱沙阵线是荒谬的，代之而来的是意大利应该采取有利于与德国的共同利益的政策，同它结好。〔18〕
英法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因制裁而产生的裂隙正好被希特勒所利用。西方有人把希特勒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描述为“两面下注”（bipartisan）〔19〕。时局对于希特勒来说也真可谓左右逢源。倘若意大利战败，这就意味着削弱了德国争夺中欧，尤其是合并奥地利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意大利获胜，意大利与英法的矛盾将会激化，斯特莱沙阵线势必寿终正寝，意大利陷于外交孤立后，希特勒拉拢墨索里尼共同对付西方民主国家也就显得更加容易了。因而，希特勒对意大利的胜败并不关心，他希望的是意大利同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持续冲突。
1934年底、1935年初，法意协定签订前后，希特勒致信海尔·塞拉西，声援埃赛俄比亚，并答应给予必要的武器援助，令海尔·塞拉西激动异常，迭迭声喏：“德国是埃塞俄比亚唯一真诚的朋友”。〔20〕但1935年9月，希特勒从驻意大使哈塞尔的报告中得知， 墨索里尼没有能力同时进行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又抵制制裁，担心墨索里尼可能退却。为了“鼓励”墨索里尼投身侵埃战争，希特勒密令海军上将卡纳里斯（Cananis）于9月14日去卡多勒（Cadone）会见了他的意大利同行罗阿塔（Roatta）将军，双方希望捐弃前嫌，建立“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警察合作。这次会谈是意德关系的又一个转折点。希特勒、墨索里尼后来均宣称罗马——柏林轴心之肇始可以追溯到1935年9月〔21〕， 概指此卡多勒会谈。此后，希特勒给意大利送去了煤，还送去了十艘潜艇。
墨索里尼作出的反应是在奥地利问题上有所让步。1936年1月6日，墨索里尼会见哈塞尔。哈塞尔建议通过一项德奥互不侵犯条约来解决奥地利问题。根据这项条约，奥地利以名义上的一个独立国家成为实际上的德国的卫星国，墨索里尼表示不会反对。〔22〕1月27日， 墨索里尼再次向哈塞尔表示意大利将实施其对奥新政策。这一表示无疑是墨索里尼对希特勒雪中送炭的最大酬谢。1936年3 月莱茵兰危机时的表现更进一步地体现了墨索里尼的这种感恩戴德。尽管墨索里尼从哈塞尔处得知希特勒进军莱茵兰这一消息时曾颇动感情地指责德国人太过份了（ going too far）， 尽管基吉宫（意大利外交部所在地）的外交家们都认为应该支持法国，然而作为洛迦诺公约保证国的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却指令驻日内瓦的格兰迪（Grandi），除了给予德国道义上的指责外，不要支持法国。〔23〕
如果要在意大利国内找一个明显的标志的话，那就是1936年的基吉宫易人。5月，意大利占领“新花”之城〔24〕，6月，墨索里尼就把自己自从格兰迪去伦敦以后一直担任的外交大臣职务交给了他的女婿，当时年仅34岁的齐亚诺（Ciano）伯爵， 原外交副大臣苏维西被派驻美国大使。据齐亚诺本人说，墨索里尼之所以作如是调整，是由于“他（苏维西）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没有同德国进行密切接触和不懂得挥舞德国这个稻草人，利用它去改变英法对意大利的态度和国联对意大利所采取的行动。”〔25〕齐亚诺任外长后，立即宣布，将于7月22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德国废除《洛迦诺公约》后的国际局势的会议，若德国不被邀请，或它不愿意参加，那么，意大利也不参加。〔26〕德国很快就还了礼。6月29日，希特勒经哈塞尔转告墨索里尼， 如果意大利希望的话，德国准备在无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承认墨索里尼的东非帝国。〔27〕7月11日，许士尼格（Schuschnigg）同德国订立奥德协定。这个协定恰恰就是墨索里尼在这一年的春天就一再敦促过的。墨索里尼对这一所谓的“君子协定”十分满意，因为它将消除“德意关系中的最后障碍”。从协定公布的全文看来，德国重申了承认奥地利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其内政，奥地利则保证其外交政策始终按照“一个日耳曼国家”的原则行事，奥德关系似乎摆在了双方都满意的水平上，但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却规定，奥地利大赦在奥地利的纳粹政治犯，任命“所谓‘民族反对派’担任政治上负责任”的职务，〔28〕“这等于让希特勒在奥地利安置特洛伊木马”，足以使“奥地利这个小国亡国灭身”，〔29〕充分表明希特勒自1934年7 月政变失败后所采取的用和平手段并吞奥地利的行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于意大利来说，墨索里尼敦促的这个协定明确地显示出“意大利已经在中欧，尤其是在奥地利向德国屈服了。”〔30〕
四
墨索里尼之所失换来的是1936年10月的“罗马——柏林轴心”。墨索里尼为此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但“轴心不是联盟，甚至于不是协约”。〔31〕它所串连的意德关系仍然是那样的阴晴不定。细究起来，最真确的晴雨表还是在奥地利问题上。
在奥地利问题上，墨索里尼是矛盾的。他促成了奥德君子协定，以此来酬答希特勒的“恩赐”，但又尚未完全放弃维护奥地利独立的立场。他幻想的是把奥地利纳入意德友好关系中可以更好地保障奥地利的独立。按墨索里尼的观念，奥德君子协定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的崩溃，奥地利站到了实力国家一边，这才是奥地利独立的最后保证。他提醒许士尼格说，奥地利国力太弱，因而不能推行反德政策，如果不仅仅是意大利，奥地利本身也与纳粹德国保持友好的话，他墨索里尼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奥地利。〔32〕奥德协定是墨索里尼在奥地利问题上对希特勒作出的一个重大让步，但是，要一向作为奥地利独立监护人的意大利骤然放弃奥地利，无论从国家威望上，还是从实际利害上，关系都太重大了，因而奥地利问题仍然是意大利的一个敏感问题。1937年1月中旬， 戈林访问罗马，在第一次会见墨索里尼的时候，戈林直截了当地表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墨索里尼很不高兴。1月23日， 戈林再次晤见墨索里尼时，竭力要墨索里尼放心，“就奥地利而言，不会发生出人意外的情况。”然而，墨索里尼又说，他相信“政治力量的演变”，意大利将不再代表凡尔赛和约国家“在勃伦纳山口进行监视”。〔33〕这也就表明，意大利将不同英法协调其对奥政策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难想象，对于德奥合并运动，意大利会采取什么阻碍性的措施了，墨索里尼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奥地利，但又让人感觉到他在心理上纯属一种极不情愿的无可奈何。1937年4月下旬， 墨索里尼和许士尼格在威尼斯进行了会谈。墨索里尼口头上向他的客人保证他“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最后的公报对于奥地利的独立问题却保持“静默”。〔34〕到1937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际，墨索里尼表示：“不论是从种族、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上说奥地利都是一个日耳曼国家。”“目前的形势是：奥地利是第二个德国。没有德国，它不能有任何作为，更不能起来反对德国。今天意大利对这个问题已经不象前几年那样关心了。”〔35〕意大利关心的是借助于意、德、奥三角友好关系使奥地利继续维持独立，起码有一个独立的表象，而不至于立即为德国所合并。1938年2月， 希特勒为加紧其合并奥地利的进程而同许士尼格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了会谈。齐亚诺表示：希特勒——许士尼格会谈显示出奥地利正在静悄悄地纳粹化，合并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拖延它。〔36〕意大利的态度再也不象四年前那样以舆论上的豪言壮语甚至于武力上的实际行动来保证奥地利的独立了，而是“许士尼格应该清楚，奥地利的独立是基于奥地利人民的意愿和抉择，而非其他国家的不可靠的保证”（齐亚诺语）。〔37〕
墨索里尼意大利这种既不愿为奥地利“站岗”，又希望奥地利尽量长时间地延续它的独立（哪怕是表象）的这种立场使得希特勒最后真要动手的时候，对墨索里尼将持何态度还不是十分有把握，即使是到军事行动的前夕，德国人也还心存疑惧。 意大利到底会作出什么反应呢？ 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 墨索里尼不仅不理睬许士尼格的援助请求，反而让信使黑森亲王通告元首，意大利正以完全冷静的态度注视着局势。〔38〕对此，希特勒要黑森亲王转告墨索里尼，“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希特勒一口气说了八个“永远不会”忘记他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意大利的这种态度当作何解释？奥地利驻意公使波尔吉尔（Berger）认为，意大利不可能采取别的什么行动，因为即使一个意大利士兵进入奥地利，那么，这个国家的全部人口，除开犹太人，都会朝意大利人开火。〔39〕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词，而且不及根本。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电报——“由轴心协定固定下来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决定了我的态度”〔40〕——才是真正的答案。为了罗马——柏林轴心，墨索里尼牺牲了奥地利。
然而，尽管对罗马——柏林轴心竭尽忠诚，但在希特勒眼里，墨索里尼不过是一个小伙伴，并非能并得起肩的盟友。希特勒对奥地利采取行动事先并不与他磋商，使墨索里尼“愤怒”、“坐卧不宁”，多少有某种受骗的失落感。一个强大的德国直逼意大利北境，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之间不无龃龉。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南蒂罗尔这块当年从奥地利得到的领土上。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曾就此作过两次长谈，表明了对南蒂罗尔问题的态度：地理的南蒂罗尔是意大利的领土，那里的日耳曼人必须迁走。墨索里尼还表示，“如果日耳曼人善意举措，顺从意大利的态度，我可以承认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语言。如果相反，他们希望把边界推后哪怕一码，他们也必须认识到，除非一场最残酷的战争，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为此，我将联合整个世界与日耳曼主义为敌。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压倒德国至少两个世纪。”〔41〕
正是这些受骗意识、失落感、南蒂罗尔问题上的相互龃龉促进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矛盾心理的延续，使得意大利在30年代后期，尽管有罗马——柏林轴心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尽管与希特勒“携手”干涉西班牙，但意德关系却依然是不冷不热。本着浓厚的机会主义意识，墨索里尼企图重新找回30年代初那种“左右逢源”、那种周旋于英法与德国之间的自由度，依然不愿意把全部赌注投向德国一方，这才有“钢铁盟约”签订后在发动欧洲战争问题上的依然消极，这才有战争爆发前夕那“足以杀死一头公牛”的“莫利布当清单”〔42〕，也才有战争爆发后的宣布为非交战国。
注释：
〔1〕《国际条约集（1917—192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版第291—323页。
〔2〕Jürgen Gehl,Austria,Germany,And The Anschluss,1931——1938,Oxford,1963,Foreword。
〔3〕参阅郑寅达，《纳粹德国的外交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3页。
〔4〕Denis Mack Smith,Mussolini's Roman Empire,N, Y, 1976 .P22。
〔5〕〔10〕〔12〕〔15〕〔20〕Esmonde M. Robertson, Mussol-ini as Empire-builder,Europe and Africa, 1932—36, London, 1977.P26;P33;P111—112;P133;P110
〔6〕Gorden Martel ed.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Reconsidered,Lon-don1986.P77。
〔7〕参见.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图表。
〔8〕Martin Clark,Modern Italy,1871—1982,London,1984,P239。
〔9〕西方有论，墨索里尼至迟在1925年就曾研究过侵埃问题， 甚至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就重新抬头了。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墨索里尼其人》，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Alberto Sbacchi,Ethiopia under Mussoliui,London,1985,P7。
〔11〕〔30〕〔32〕Alfred D. Low, The Auschluss Movement ,1931-1938,and the Great Powers,N.Y.1985.P243;P265;PP263—4
〔13〕Luigi Villari,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Mussoliui,N.Y.1956,Chapter 12。
〔14〕Alexander De Grand,Italian Fascism,London,1982,P98。
〔16〕〔40〕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581页。
〔17〕参阅齐世荣，《试析意埃战争前夕英国的“双重政策”》。《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
〔18〕〔19〕〔23〕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7( 1977) P416;P411;P430。
〔21〕Robertson,op cit,P182;保尔·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22〕哈塞尔1936年1月7日致德国外交部电.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GFP), Series C, V4, PP964—977。
〔24〕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意为“新花”。
〔25〕〔26〕〔27〕《西亚·非洲》1986年第4期，第50，50， 51页。
〔28〕DGFP,Series D.V1,PP278—281。
〔29〕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71页。
〔31〕J·C·Johari,Intem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New Delhi,1984,P211,Note 47。
〔33〕〔34〕Malcolm Muggeridge ed. Ciano's DiplomaticPapers,London,1938,PP80—91;PP108—115。
〔35〕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年）（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220。
〔36〕〔37〕〔38〕〔39〕〔41〕Ciano's Diary, 1937 —1938,London,1952.Feb.13,Feb,23,Mar.12,Mar.14,Apr.3,Apr.24 1938。
〔42〕《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939年8月26日。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南充)1997年05期第26～31页
| 【内容提要】 | 奥地利问题是三十年代意德关系的晴雨表。三十年代早期，意大利的对德政策应该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格调上，但1934年陶尔斐斯事件后，意德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埃塞俄比亚战争后，意大利事实上放弃了奥地利，意德结成“罗马—柏林轴心”。但尽管有此轴心，三十年代后期的意德关系，仍然因为墨索里尼对奥地利问题极不情愿的无可奈何，及其他诸多相关因素而阴晴不定。 |
一
奥地利，一战前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根据1919年《圣日耳曼和约》的规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分立。奥地利在丧失了一半以上的疆域后，成了一个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但是，尽管和约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奥地利的独立如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之许可不得变更”〔1〕，然而，奥地利的独立可以说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从逻辑上讲，奥地利的独立来自于凡尔赛体系的“恩赐”，而凡尔赛体系从一开始就先天性地带有极大的缺陷和不稳定性。既之若此，奥地利的独立也就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了。历史表明，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于对凡尔赛体系怀着刻骨仇恨的德国。就是那位自奥地利投身德国，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早在1924年《我的奋斗》中就给奥地利的独立布下了“陷阱”。他在该书的开篇即宣示，合并奥地利，“至少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必须献出毕生精力去完成的一项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不惜一切手段。”“日耳曼奥地利必须回归伟大的日耳曼祖国”。〔2〕在希特勒“先大陆、 后海洋”的扩张战略中，合并奥地利是其整个战略的基础和核心〔3〕。
正如对于凡尔赛体系，所谓“有”（the Haves ）的国家意欲“维护”，而所谓“无”（the Havenots） 的国家企图“修订”一样， 对于奥地利的独立，有国家企图破坏，也有国家意欲保护。就后者而言，墨索里尼意大利可谓典型。通过《圣日耳曼和约》，意大利获得了原奥地利的南蒂罗尔（Sud Tyrol, i·e South Tyrol，今Alto Adige， 上阿迪杰）等大片领土，意奥边界向北移到了勃伦纳（Brenner）山口。从新的欧洲政治地图上看，意大利与德国就相隔一个奥地利。在墨索里尼眼里，巴尔干和多瑙河是意大利的“腹地”（Hinterland）〔4〕，是意大利“地中海帝国”之梦的重要支撑，因而意大利北疆勃伦纳边界紧邻的奥地利更是切切攸关。鉴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企图，墨索里尼一直以奥地利的保护者自居。归结起来，墨索里尼在奥地利有两个层次的现实目的：其一，意大利控制奥地利这片领土用以与匈牙利相连，把奥地利、匈牙利统通纳入自己的轨道，意大利在多瑙河地区的经济扩张就得到保证了。另外，匈牙利需要意大利的武器用以进攻南斯拉夫。如果匈牙利从后面威胁南斯拉夫，意大利可以趁机获得达尔马提亚沿岸那一部分1919年没有得到的领土；其二，如果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亚得里亚海甚至意大利本土就失去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屏蔽。墨索里尼、苏维西（Suvich，外交部副大臣）都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德国人能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最大城市， 今蒂罗尔州首府——笔者按）吃早饭，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的里雅斯特港来用午餐”〔5〕，也即是说，在意大利北部勃伦纳边界对面有一个与德国的巨大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奥地利对意大利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此，希特勒合并奥地利的企图成了德国之复兴带给意大利的最沉厚的乌云。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提出今后要放弃南蒂罗尔而寻求与意结盟。1928年，希特勒又向意大利声明过不会提出蒂罗尔问题来反对意大利，〔6 〕但是，南蒂罗尔的民族收复主义浪潮却使得意大利深信，只有奥地利保障独立和虚弱，南蒂罗尔才能完全就属于意大利。于是，在奥地利的独立还是合并于德国这个问题上，墨索里尼意大利站到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对立面。
二
随着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继而建立起独裁统治，其夺取世界霸权的侵略野心开始付诸行动。但由于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德国的军事实力无法与英法美等匹敌。因而，德国要对外扩张，必须首先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使重整军备公开化、合法化，简而言之，毁约扩军。但是，当时德国在外交和军事战略上处于法国及其东欧同盟体系的包围之中，意大利也因奥地利问题而对德国抱有敌意，因此，纳粹政权的首要任务就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的：对内“铸造神剑”，对外“寻觅朋友”。对奥地利，尚无力实行武力吞并，因而更多的是在奥地利内部培育法西斯力量，等待时机，和平夺而取之。
此时的墨索里尼早已经建立起了绝对的独裁。从墨索里尼“新国家”的运行机制〔7〕看，墨索里尼不仅是政府的象征， 实际上也是整个国家的化身。“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以内，没有什么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以外，没有什么与政府不一致”（Everything within the State,Nothing outside the State,Nothing againgt the State），〔8 〕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对内控制了一切。至此，墨索里尼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实现其“地中海帝国”的梦想了。放眼三十年代大危机振荡起来的世界，墨索里尼看到的是趁火打劫的机遇。于是，1932年，墨索里尼指令其心腹宠臣德·波诺（De Bono ）起草了“在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的计划”。觊觎已久的埃塞俄比亚正式列入了意大利对外侵略扩张的日程表。〔9 〕侵略埃塞俄比亚也就成了这一时期墨索里尼意大利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墨索里尼需要一个宁静的欧洲后院。他曾明确断言，“假如我们在欧洲一点事也没有，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行动是会成功的。”〔10〕于是，奥地利问题也就成了墨索里尼的埃塞俄比亚追求的一大后顾之忧。
此时年轻的奥地利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社会党人及其他右翼派别为首的资产阶级集团发生严重的政见分歧。双方各自成立准军事组织“保护联盟”和“乡土军”相互对峙。1933年3月4日，国民议会解散。基督教社会党人陶尔斐斯（Dollfuss）总理发动“宫廷政变”，接管了国家政权。1934年初，国内战争爆发，社会民主党被解散，许多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许多人遭监禁。陶尔斐斯建立起独裁专政。同时，奥地利的法西斯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者”加强了活动并得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有力支持。也就在1934年1月21日， 墨索里尼派遣苏维西访问奥地利，重申奥地利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由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3月17日，意大利同奥地利、 匈牙利签订了三方“罗马议定书”，建立了“罗马国家体系”。6月， 墨索里尼同希特勒在威尼斯进行了双方之间的首次会谈，就奥地利问题，双方都没有放弃初衷。希特勒承认，讨论德奥合并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他坚持陶尔斐斯必须下台，必须让奥地利的纳粹组织参加政府，墨索里尼“注意到”了这两项要求，但不同意。两个星期之后，1934年7月25日， 奥地利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者”发动政变，陶尔斐斯遭遇谋杀。对此，墨索里尼立即派遣四个师的兵力屯扎勃伦纳山口，支持奥地利保卫自己的独立。墨索里尼在给奥地利副总理斯塔海姆伯格（Starhemberg ）的电报中说：“奥地利的独立是意大利为之奋斗，将来还要继续为之奋斗的一个原则”。〔11〕希特勒就势退却，“奥地利军团”未敢贸然行事。1934年12月早些天，墨索里尼问驻柏林大使塞鲁蒂（Cerruti）， 德国能够进攻奥地利尚需多长时间，塞鲁蒂说不超过两年。墨索里尼表示，现在我们不得不完成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然后回到欧洲，对于德奥合并运动将保持绝对不妥协让步的态度。〔12〕
本来在1933年墨索里尼倡导的《西方四大国谅解与合作政治条约》（通称《四国公约》）中，墨索里尼执行的还是一种几乎与英国如出一辙的“扶德抑法”的欧洲政策。〔13〕意德关系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格调上。但陶尔斐斯遇刺后的一段时间里，意德关系降低到了“最低点”〔14〕。1935年1月， 墨索里尼在罗马同新任法国外长赖伐尔签订了一项协议，除解决了两国长期悬而未决的某些非洲殖民地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法国保证一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同意大利进行磋商。4月，英、法、意三国针对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结成了“斯特莱沙阵线”（Stresa Front），三国重申了他们关于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以及支持奥地利独立的立场，并一致同意“用一切适当的手段反对单方面废弃和约的行动”。5月初， 墨索里尼对他的部下说：“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桥梁全部垮掉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已完全站在西方国家一边了。”〔15〕6月， 法国总参谋长甘末林去罗马同意大利参谋长巴多格里奥（Badoglio）拟订了一个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小协约国在内的保护奥地利免遭德国进攻的全面军事合作计划。凡此种种，德国驻意大使哈塞尔（Hassel）总结道：“大约一年来一直很明显的德意关系的恶化，最近达到了顶点。”〔16〕
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在这里一改《四国公约》中“扶德抑法”的态度，进行了一连串的联法抑德外交动作，直接的动因是为了抑制德国对奥地利的企图。不过，更深层次的目的还是致力于至少暂时性地维持欧洲的宁静，为其侵埃行动解除后顾之忧。在墨索里尼的思维中，欧洲和非洲是联系在一起的，奥地利与埃塞俄比亚是联在一起的，着力于奥地利的安全，着力于欧洲的宁静，为的是能安心于非洲战争。
三
1934年12月，意大利挑起瓦尔——瓦尔冲突，揭开了侵埃战争的序幕。1935年10月，正式发起战争行动。尽管英国人为了应付国际国内舆论，维持自己在国联的领导地位而敦促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的禁运和制裁，由于其指导性的“双重政策”而更多地显示出纯粹是一种作态， 〔17〕，但意大利还是倍受刺激， 产生了退出国联、 情移德国的意向。 1935年11月12日，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科（Attolico）禀呈墨索里尼，意大利在强制制裁实行以后仍留在国联，也就意味着意大利接受了制裁；另一方面，若意大利退出国联，将会在英法之间造成裂隙，在法俄同盟和英德海军协定所带来的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企图恢复斯特莱沙阵线是荒谬的，代之而来的是意大利应该采取有利于与德国的共同利益的政策，同它结好。〔18〕
英法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因制裁而产生的裂隙正好被希特勒所利用。西方有人把希特勒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描述为“两面下注”（bipartisan）〔19〕。时局对于希特勒来说也真可谓左右逢源。倘若意大利战败，这就意味着削弱了德国争夺中欧，尤其是合并奥地利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意大利获胜，意大利与英法的矛盾将会激化，斯特莱沙阵线势必寿终正寝，意大利陷于外交孤立后，希特勒拉拢墨索里尼共同对付西方民主国家也就显得更加容易了。因而，希特勒对意大利的胜败并不关心，他希望的是意大利同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持续冲突。
1934年底、1935年初，法意协定签订前后，希特勒致信海尔·塞拉西，声援埃赛俄比亚，并答应给予必要的武器援助，令海尔·塞拉西激动异常，迭迭声喏：“德国是埃塞俄比亚唯一真诚的朋友”。〔20〕但1935年9月，希特勒从驻意大使哈塞尔的报告中得知， 墨索里尼没有能力同时进行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又抵制制裁，担心墨索里尼可能退却。为了“鼓励”墨索里尼投身侵埃战争，希特勒密令海军上将卡纳里斯（Cananis）于9月14日去卡多勒（Cadone）会见了他的意大利同行罗阿塔（Roatta）将军，双方希望捐弃前嫌，建立“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警察合作。这次会谈是意德关系的又一个转折点。希特勒、墨索里尼后来均宣称罗马——柏林轴心之肇始可以追溯到1935年9月〔21〕， 概指此卡多勒会谈。此后，希特勒给意大利送去了煤，还送去了十艘潜艇。
墨索里尼作出的反应是在奥地利问题上有所让步。1936年1月6日，墨索里尼会见哈塞尔。哈塞尔建议通过一项德奥互不侵犯条约来解决奥地利问题。根据这项条约，奥地利以名义上的一个独立国家成为实际上的德国的卫星国，墨索里尼表示不会反对。〔22〕1月27日， 墨索里尼再次向哈塞尔表示意大利将实施其对奥新政策。这一表示无疑是墨索里尼对希特勒雪中送炭的最大酬谢。1936年3 月莱茵兰危机时的表现更进一步地体现了墨索里尼的这种感恩戴德。尽管墨索里尼从哈塞尔处得知希特勒进军莱茵兰这一消息时曾颇动感情地指责德国人太过份了（ going too far）， 尽管基吉宫（意大利外交部所在地）的外交家们都认为应该支持法国，然而作为洛迦诺公约保证国的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却指令驻日内瓦的格兰迪（Grandi），除了给予德国道义上的指责外，不要支持法国。〔23〕
如果要在意大利国内找一个明显的标志的话，那就是1936年的基吉宫易人。5月，意大利占领“新花”之城〔24〕，6月，墨索里尼就把自己自从格兰迪去伦敦以后一直担任的外交大臣职务交给了他的女婿，当时年仅34岁的齐亚诺（Ciano）伯爵， 原外交副大臣苏维西被派驻美国大使。据齐亚诺本人说，墨索里尼之所以作如是调整，是由于“他（苏维西）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没有同德国进行密切接触和不懂得挥舞德国这个稻草人，利用它去改变英法对意大利的态度和国联对意大利所采取的行动。”〔25〕齐亚诺任外长后，立即宣布，将于7月22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德国废除《洛迦诺公约》后的国际局势的会议，若德国不被邀请，或它不愿意参加，那么，意大利也不参加。〔26〕德国很快就还了礼。6月29日，希特勒经哈塞尔转告墨索里尼， 如果意大利希望的话，德国准备在无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承认墨索里尼的东非帝国。〔27〕7月11日，许士尼格（Schuschnigg）同德国订立奥德协定。这个协定恰恰就是墨索里尼在这一年的春天就一再敦促过的。墨索里尼对这一所谓的“君子协定”十分满意，因为它将消除“德意关系中的最后障碍”。从协定公布的全文看来，德国重申了承认奥地利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其内政，奥地利则保证其外交政策始终按照“一个日耳曼国家”的原则行事，奥德关系似乎摆在了双方都满意的水平上，但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却规定，奥地利大赦在奥地利的纳粹政治犯，任命“所谓‘民族反对派’担任政治上负责任”的职务，〔28〕“这等于让希特勒在奥地利安置特洛伊木马”，足以使“奥地利这个小国亡国灭身”，〔29〕充分表明希特勒自1934年7 月政变失败后所采取的用和平手段并吞奥地利的行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于意大利来说，墨索里尼敦促的这个协定明确地显示出“意大利已经在中欧，尤其是在奥地利向德国屈服了。”〔30〕
四
墨索里尼之所失换来的是1936年10月的“罗马——柏林轴心”。墨索里尼为此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但“轴心不是联盟，甚至于不是协约”。〔31〕它所串连的意德关系仍然是那样的阴晴不定。细究起来，最真确的晴雨表还是在奥地利问题上。
在奥地利问题上，墨索里尼是矛盾的。他促成了奥德君子协定，以此来酬答希特勒的“恩赐”，但又尚未完全放弃维护奥地利独立的立场。他幻想的是把奥地利纳入意德友好关系中可以更好地保障奥地利的独立。按墨索里尼的观念，奥德君子协定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的崩溃，奥地利站到了实力国家一边，这才是奥地利独立的最后保证。他提醒许士尼格说，奥地利国力太弱，因而不能推行反德政策，如果不仅仅是意大利，奥地利本身也与纳粹德国保持友好的话，他墨索里尼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奥地利。〔32〕奥德协定是墨索里尼在奥地利问题上对希特勒作出的一个重大让步，但是，要一向作为奥地利独立监护人的意大利骤然放弃奥地利，无论从国家威望上，还是从实际利害上，关系都太重大了，因而奥地利问题仍然是意大利的一个敏感问题。1937年1月中旬， 戈林访问罗马，在第一次会见墨索里尼的时候，戈林直截了当地表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墨索里尼很不高兴。1月23日， 戈林再次晤见墨索里尼时，竭力要墨索里尼放心，“就奥地利而言，不会发生出人意外的情况。”然而，墨索里尼又说，他相信“政治力量的演变”，意大利将不再代表凡尔赛和约国家“在勃伦纳山口进行监视”。〔33〕这也就表明，意大利将不同英法协调其对奥政策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难想象，对于德奥合并运动，意大利会采取什么阻碍性的措施了，墨索里尼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奥地利，但又让人感觉到他在心理上纯属一种极不情愿的无可奈何。1937年4月下旬， 墨索里尼和许士尼格在威尼斯进行了会谈。墨索里尼口头上向他的客人保证他“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最后的公报对于奥地利的独立问题却保持“静默”。〔34〕到1937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际，墨索里尼表示：“不论是从种族、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上说奥地利都是一个日耳曼国家。”“目前的形势是：奥地利是第二个德国。没有德国，它不能有任何作为，更不能起来反对德国。今天意大利对这个问题已经不象前几年那样关心了。”〔35〕意大利关心的是借助于意、德、奥三角友好关系使奥地利继续维持独立，起码有一个独立的表象，而不至于立即为德国所合并。1938年2月， 希特勒为加紧其合并奥地利的进程而同许士尼格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了会谈。齐亚诺表示：希特勒——许士尼格会谈显示出奥地利正在静悄悄地纳粹化，合并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拖延它。〔36〕意大利的态度再也不象四年前那样以舆论上的豪言壮语甚至于武力上的实际行动来保证奥地利的独立了，而是“许士尼格应该清楚，奥地利的独立是基于奥地利人民的意愿和抉择，而非其他国家的不可靠的保证”（齐亚诺语）。〔37〕
墨索里尼意大利这种既不愿为奥地利“站岗”，又希望奥地利尽量长时间地延续它的独立（哪怕是表象）的这种立场使得希特勒最后真要动手的时候，对墨索里尼将持何态度还不是十分有把握，即使是到军事行动的前夕，德国人也还心存疑惧。 意大利到底会作出什么反应呢？ 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 墨索里尼不仅不理睬许士尼格的援助请求，反而让信使黑森亲王通告元首，意大利正以完全冷静的态度注视着局势。〔38〕对此，希特勒要黑森亲王转告墨索里尼，“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希特勒一口气说了八个“永远不会”忘记他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意大利的这种态度当作何解释？奥地利驻意公使波尔吉尔（Berger）认为，意大利不可能采取别的什么行动，因为即使一个意大利士兵进入奥地利，那么，这个国家的全部人口，除开犹太人，都会朝意大利人开火。〔39〕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词，而且不及根本。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电报——“由轴心协定固定下来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决定了我的态度”〔40〕——才是真正的答案。为了罗马——柏林轴心，墨索里尼牺牲了奥地利。
然而，尽管对罗马——柏林轴心竭尽忠诚，但在希特勒眼里，墨索里尼不过是一个小伙伴，并非能并得起肩的盟友。希特勒对奥地利采取行动事先并不与他磋商，使墨索里尼“愤怒”、“坐卧不宁”，多少有某种受骗的失落感。一个强大的德国直逼意大利北境，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之间不无龃龉。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南蒂罗尔这块当年从奥地利得到的领土上。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曾就此作过两次长谈，表明了对南蒂罗尔问题的态度：地理的南蒂罗尔是意大利的领土，那里的日耳曼人必须迁走。墨索里尼还表示，“如果日耳曼人善意举措，顺从意大利的态度，我可以承认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语言。如果相反，他们希望把边界推后哪怕一码，他们也必须认识到，除非一场最残酷的战争，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为此，我将联合整个世界与日耳曼主义为敌。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压倒德国至少两个世纪。”〔41〕
正是这些受骗意识、失落感、南蒂罗尔问题上的相互龃龉促进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矛盾心理的延续，使得意大利在30年代后期，尽管有罗马——柏林轴心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尽管与希特勒“携手”干涉西班牙，但意德关系却依然是不冷不热。本着浓厚的机会主义意识，墨索里尼企图重新找回30年代初那种“左右逢源”、那种周旋于英法与德国之间的自由度，依然不愿意把全部赌注投向德国一方，这才有“钢铁盟约”签订后在发动欧洲战争问题上的依然消极，这才有战争爆发前夕那“足以杀死一头公牛”的“莫利布当清单”〔42〕，也才有战争爆发后的宣布为非交战国。
注释：
〔1〕《国际条约集（1917—192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版第291—323页。
〔2〕Jürgen Gehl,Austria,Germany,And The Anschluss,1931——1938,Oxford,1963,Foreword。
〔3〕参阅郑寅达，《纳粹德国的外交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3页。
〔4〕Denis Mack Smith,Mussolini's Roman Empire,N, Y, 1976 .P22。
〔5〕〔10〕〔12〕〔15〕〔20〕Esmonde M. Robertson, Mussol-ini as Empire-builder,Europe and Africa, 1932—36, London, 1977.P26;P33;P111—112;P133;P110
〔6〕Gorden Martel ed.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Reconsidered,Lon-don1986.P77。
〔7〕参见.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图表。
〔8〕Martin Clark,Modern Italy,1871—1982,London,1984,P239。
〔9〕西方有论，墨索里尼至迟在1925年就曾研究过侵埃问题， 甚至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就重新抬头了。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墨索里尼其人》，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Alberto Sbacchi,Ethiopia under Mussoliui,London,1985,P7。
〔11〕〔30〕〔32〕Alfred D. Low, The Auschluss Movement ,1931-1938,and the Great Powers,N.Y.1985.P243;P265;PP263—4
〔13〕Luigi Villari,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Mussoliui,N.Y.1956,Chapter 12。
〔14〕Alexander De Grand,Italian Fascism,London,1982,P98。
〔16〕〔40〕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581页。
〔17〕参阅齐世荣，《试析意埃战争前夕英国的“双重政策”》。《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
〔18〕〔19〕〔23〕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7( 1977) P416;P411;P430。
〔21〕Robertson,op cit,P182;保尔·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22〕哈塞尔1936年1月7日致德国外交部电.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GFP), Series C, V4, PP964—977。
〔24〕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意为“新花”。
〔25〕〔26〕〔27〕《西亚·非洲》1986年第4期，第50，50， 51页。
〔28〕DGFP,Series D.V1,PP278—281。
〔29〕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71页。
〔31〕J·C·Johari,Intem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New Delhi,1984,P211,Note 47。
〔33〕〔34〕Malcolm Muggeridge ed. Ciano's DiplomaticPapers,London,1938,PP80—91;PP108—115。
〔35〕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年）（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220。
〔36〕〔37〕〔38〕〔39〕〔41〕Ciano's Diary, 1937 —1938,London,1952.Feb.13,Feb,23,Mar.12,Mar.14,Apr.3,Apr.24 1938。
〔42〕《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939年8月26日。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