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1〕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6期第34～41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21009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苏联逐渐确立起对东欧的全面控制，并且大致按照苏联本身当时的内政模式重新塑造了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到70年代开始时，东欧各国也仍然维持着与之相同的根本体制，而且大多数依旧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 但是， 在其间20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变化几乎一直伴随着苏联、东欧集团。这些变化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集团内国家关系的变化和集团各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前一类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先后完全脱离苏联阵营，成为自主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国家，而罗马尼亚在60年代后期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外交上自行其是的倾向。后一类变化从其影响的广泛性和长期性来看，可以说更加重要。它们使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从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一元化形态，变为政治一元化（在苏联等两三个国家还有经济一元化或准一元化）与其他领域的程度不等的多元化并存的形态。而且，这里所说的政治一元化已经不象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它大体上只是指一党执掌国家机器和不允许与之竞争政权的反对党存在，而执政党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方式、控制范围、控制效率及其本身的统一程度，都已同先前迥然有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9至1991年终于使苏联、东欧剧变的事态发展，是上述内部变化的继续，尽管70和8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在加剧这些变化并为之确定方向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苏联、东欧的内部变化，就其速率和幅度而言又可分为激变和渐变。激变可以出自政府实行的急剧的改革，也可以出自过度的社会紧张和官方的错误对策所引起的下层变乱。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起的、一般所称的“非斯大林化”就是前一方面的例子，也许哥穆尔卡同年底在波兰进行的改革以及斯大林去世后头一两年内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也多少具有类似的性质。〔2〕后一方面的激变， 在本文着重考察的时期内，主要是1953年东德骚乱、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两类激变可以是互相联系的。急剧的改革并不必然破坏基本的秩序和稳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成为难以控制的、越出改革的发动者设想的界限，引起很大动荡，直至社会变乱。同样，政府进行的有序的、缓进的改革，它必然导致或促进社会的渐变，例如卡达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匈牙利社会的渐变；社会（包括执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机器本身）在政府墨守成规或复旧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渐变，例如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夭折后那样。而且，在政府保守或复旧的时期里，社会的渐变同样有可能成为导致大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1970年起波兰的历史就是明证。
就本文的主要目的来说，苏联和东欧的内部变化只是提供了一个背景，即美国关于这一变化的反应、战略和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影响的背景。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作为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对手、作为美国所奉行和力图输出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的一大对立面，其内部状况当然是美国密切关注的。自杜鲁门开始，美国政府在对苏联集团的关系方面有两项最基本的目标，一是遏制它的势力在世界上扩展，二是促使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变为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过，这第二项目标是更加长远性的，在日常对外事务中一般不占优先地位。而且，美国政府对东欧国家内部根本变化所抱的希望显然大于对苏联的希望，因为东欧国家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底薄弱得多，也因为在那里有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因素在起作用。1949年12月，杜鲁门政府正式确立了对苏联集团的“进攻性”目标。当时的一份纲领性决策文件——《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58／2号文件）确定，美国应当“更多地重视进攻， 考虑我们能否做更多的事情来消灭或至少减少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势力”。美国的近期目标应当是鼓励在东欧出现新的铁托，即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政权，但其最终目标应当是在东欧形成“愿意同自由世界协调，并且加入其中的非极权主义当局”。该文件同时认为，除非美国被迫在东欧从事战争，否则不应以军事行动来追求这些目标。〔3 〕苏联内部类似的变化同样是美国政府所企求的，在斯大林去世导致苏联有所改革后更是如此。
目标不等于战略和政策。旨在改变苏联和东欧国家性质的基本战略和政策究竟如何，首先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东欧局势及其变化的认识。斯大林的极端个人集权、他对国家和社会的严密控制、保安机构阴影笼罩下政治生活的严重扭曲等等，长达约20年。这使得大多数美国观察家“习惯于只看到苏联历史中的一种政治传统，因而只看到其中的连续性，并且把苏联想象成僵硬不变的‘极权主义’体系”。〔4 〕这一思想习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确有变化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地起着作用。正因为如此，贝利亚的倒台曾使国务卿杜勒斯及其僚属认为，苏联将回复到通过消灭政治对手实现个人集权的斯大林时代。〔5 〕即使美国决策者们一致确认苏联确实在朝较为宽松、较为开放的方向变化后，他们中间仍然会出现对苏联国内某些重大事态的错误判断。1955年初马林科夫下台曾引起了从国务卿到驻苏大使的普遍担忧，因为上升到第一把手的赫鲁晓夫被认为是强烈反美的，而且怀有“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界规模的野心”。然而，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起， 美国决策者对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的持久性和渐进性有了明确的和比较固定的认识，对那里的动荡和相对稳定都看得比较真切，即使象苏联大举出兵镇压匈牙利造反那样的事件也未使他们改变基本看法。
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进行观察和判断的前提下，美国如何促使它们的国家性质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排除军事手段之后，大致有两种可以设想的战略。一是激变战略，即用国际关系中属于直接敌对性质的非军事手段，在目标国内部助长或激发紧张、动荡、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以便最终通过其国内的反对势力实现政治、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目标国内严重的社会紧张，一般是激变战略得以被采纳和实施的必要条件。不言而喻，激变战略在为敌手制造困难、打乱其内政外交步调和削弱其力量方面也是有用的，因而它同样可以服务于美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若干中近期目的。激变战略的基本工具是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特别是颠覆行动）。在它们之外，以削弱苏联和东欧国家军事能力或阻挠这种能力发展为首要目的的敌对性经济行动，包括广泛和严格的出口管制、战略物资禁运和抵制进口等，也被期望发挥加剧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紧张和反政府情绪的配合作用。在苏联被认为是内部少有变化的极端极权主义国家、东欧被认为置于莫斯科严密控制之下的时期里，激变战略是美国政府促进苏东内部局势变化的唯一战略。〔6 〕苏联、东欧朝比较宽松和多样化演进的大趋势被确认后，激变战略仍有诱惑力，因为这一演进伴有阵发性的剧烈动荡，例如1953年东德骚乱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其间大规模造反行动以及政权的动摇乃至瘫痪提供了火上浇油和实现激变的机会。事实上，直到80年代，激变战略仍被用来作为改变军管后的波兰局势的主要工具，美国的秘密行动由于维持并帮助壮大了团结工会而取得了它在东欧的最大成功。〔7〕然而，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苏联、东欧内部局势的战略是演变战略。它的基本内涵在于顺应苏东渐变，利用渐变在客观上提供的种种条件来争取加强变化趋势，逐渐地促使这一趋势发展到根本改变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的地步。
演变作为一个概念，具有除战略以外的另几层涵意。演变可以是目标，即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变为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此而言，它同激变战略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这一目标实现的方式。由于演变一语往往在着重于变化方式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有时还被用来表述美国关于苏联对外政策或苏东内部关系的目标。〔8〕它还可以指美国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 社会体制变化的过程，这实际上是美国对苏东变化进程不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包含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再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制订、实施和调整。此外，演变还指美国的政策，即实施演变战略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大都具有一个共同性质：在人员、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框架内，建立和发展从外界涌入苏联、东欧社会的各种合法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自动地或人为地施加思想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以便引发或增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或民众仿照西方模式修改本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意愿。最后，演变还可以指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逐渐宽松和多样化的客观进程。有如西方学者研究演变的主要著作之一所示，它既在动词的意义上被用来概括西方的政策，又在形容词的意义上被用来描述多年来一直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态。〔9〕这一用法的演变并非同作为美国目标的演变完全合拍， 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缓和或解决了苏联、东欧社会的一些重大矛盾，因而多少巩固了那里的基本制度和政权。另一方面，它也并非同美国的目标完全相左，因为控制的松驰、社会的多样化和同西方世界的交流等等毕竟带来了国家性质逐渐最终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效果的两重性就在这里。
历史事实表明，只是在苏联、东欧开始渐变之后两年，美国政府才逐渐形成促进演变的目标和战略，而有关政策的形成更待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10〕同年的波兰事件导致美国开始积极地对波兰实施这一政策。其后，随匈牙利事件的结束，这一政策在对苏联、东欧关系中逐渐得到更广泛的贯彻。整个60年代期间，它变得越益具体，其实施方式越益多样化，实施范围也越益扩大。〔11〕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影响下，西德政府于60年代后期着手推行以演变为主要目标之一的“东方政策”，这同法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的类似动向一起，使实行演变政策成了西方世界的国际现象。〔12〕
演变战略要成为可以操作的，或者说演变政策要能够得以贯彻，美、苏关系就必须处于一种至少是局部缓和的状态。如果美、苏两国处于全面敌对状态，除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外没有人员、文化和经济的交往，美国就无从施加旨在促进演变的影响力。苏联在这种状态中，也不会允许美国影响渗入本国及东欧国家。从冷战形成到斯大林去世的数年里，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在局部缓和时期，只要尚未建立起官方外交以外的合法交往渠道，或者这些渠道由于双边关系中尚存的敌对因素过多而严重不畅，那么演变政策也难以贯彻。1955年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虽然造就了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局部缓和气氛，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使美国政府苦恼的是，“谋求苏联人同意广泛地增加接触——包括思想、信息、新闻的比较自由的交流以及比较自由的旅行和文化交流——的努力没有成功”。〔13〕另外，美、苏关系的缓和或局部缓和曾不止一次地被美、苏关系的重新紧张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正常交往的急剧减少也会使得美国难以贯彻演变政策。苏联镇压匈牙利造反后就出现过这种局面。不过，大致从1955年开始，美国和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从未退回到先前那种彼此隔绝的状态，人员、文化和经济交流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它们受损于美、苏关系重新紧张的程度渐趋减少。这是演变战略自问世后从未被束之高阁的一个重要原因。
缓和为演变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条件，但不能说缓和政策是出自实行演变的需要。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政策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关于其对外行为的政策，二是关于其国内事态的政策。前一方面主要涉及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涉及它所面临的比较紧迫，往往是危机性的局势，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涉及它的长期目标。因此在次序安排上，美国政府一般把前一方面置于优先地位，不会按照演变的需要来确定它关于苏联对外行为的政策。〔14〕如果把减少美、苏战争风险的考虑估计在决定缓和的因素之内，并且注意到美国曾不止一次地用多少可削弱它对苏东内部变化影响力的经济、文化制裁（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是最明显的例子）来报复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越规行为”，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此可以说，演变政策的广泛实施是美、苏关系和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副产品。但是，一旦缓和格局出现并趋于相对稳定，由于美、苏关系中不存在被美国视为危害其重大利益的局势，或者这类局势不具有全局意义或危机性质，美国自然会更多地关心如何影响苏联、东欧国内事态，演变政策的地位便会上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演变政策的实施是缓和时期美国对苏联、东欧交往的正常内容。作为战略和政策，演变就是在缓和条件下，通过广泛的正常交往，自动地或人为地施加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影响。苏联、东欧国家除非具有较健全的机体和调控能力，或者宁愿放弃缓和，承受全面对抗所造成的非常巨大和后果深远的代价，否则就无法有效地阻止演变战略达到目的。
1953年以后，无论激变战略或演变战略，归根结底都是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的反应。这些变化几乎无一不可借助于一个总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来加以考察。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自斯大林去世后的内政史，可以说大体上是以改革、改革失控和改革停止这三类事态为内容的历史，而相应于这三类事态的，是有序变化、动荡和停滞这三类形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美国的战略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从苏联、东欧的历史和美国的有关政策史中可以看到：（1 ）改革的出现导致了演变战略的问世；（2 ）改革的有序进行多少加强了演变战略的可行性；（3）改革的失控使激变战略有所抬头， 甚至可能暂时取代演变战略；（4）控制的恢复使演变战略重新占据支配地位；（5）改革的停止不会改变这一支配地位，除非在停滞时期发生由于社会矛盾的积聚和激化而造成的严重动荡。
当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综合说明复杂。在本文着重考察的时期里，这种复杂性特别表现在从苏共二十大到匈牙利事件结束的近一年里。当时，苏联、东欧局势的特点是这样两种事态并存：一是有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苏联和哥穆尔卡当政前后的波兰，二是与改革失控相伴的动荡和变乱，主要表现在匈牙利。前一种事态是同美国的演变期望大致吻合的，而后一种事态同美国激变战略所要求的理想条件相符。因此，当时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形态的两重性决定了美国反应的两重性：一方面有演变政策的形成及其在波兰问题上开始的自觉和系统化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加剧动荡，特别是匈牙利的动荡的激变努力。〔15〕演变战略与激变战略的双管齐下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80年代的再度出现成功地促进了苏联、东欧内部秩序的瓦解。此外，复杂性还在于匈牙利问题上的激变努力较多地出于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执行部门（主要是历来执行激变战略的宣传、特工系统），而政府最高层在变乱发生后则表现得非常审慎和犹豫，甚至近乎无所作为。准确地说，这应当算作美国当时对苏东内部变化的第三种反应，其原因除匈牙利形势一度扑朔迷离和结局难以确定外，主要在于美国决策者担心对危机施加的过度压力会导致苏联的大规模镇压，甚至情不自禁地在绝望之中发动对西方的战争。〔16〕事实上，美国对1953年东德骚乱和对80年代波兰局势的反应也表现了类似的顾忌。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激变战略在东欧的实施以不引发苏联大规模动武为限。
评价演变战略的效果，即确定它在促进苏联、东欧国家朝美国目标要求的方向逐渐变化上面起了什么具体作用，是美国政府在实施这一战略时经常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任何观察者难以确切回答的一个问题。困难在于在1953年以后苏联、东欧的内部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西方的作用力只是其中一种因素，而演变战略的实施又只是西方作用力的一部分，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很难分辨。而且，即使在没有演变战略的情况下，苏联、东欧也确曾发生过趋于比较宽松、比较多样化的变化，即斯大林去世后近三年内的变化。作为西方作用力的一个成份，演变战略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苏联、东欧的内部状况和东西方关系状况。大致而言，它取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是否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是否比较正常，国家和社会是否处在明显的改革之中，东西方关系是否相对缓和。在政局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正常、改革停滞或进展不明显，或东西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演变战略的效果一般较小。其原因在于，在这样的时期里，或者社会从下至上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其合法性的怀疑程度较小，或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较严密，或者西方影响进入苏联、东欧的机会受到较大限制。当然，某个时期可能兼有上述所有几种形势特点，也可以只具有其中一部分特点。如果一个时期兼有与之相反的所有形势特点，例如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演变战略就具有得以奏效的最佳条件，尽管它仍然只是在促进苏联、东欧内部变化方面并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7〕
无论如何，演变战略的效果是渐进的、长期性的。1978年，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对东欧政策听证会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卢尔斯解释说：美国一直在“通过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联系，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通过更多的人员和思想流通”来同东欧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展关系，而“这些努力短期内不会产生可衡量的结果”；但是，事实表明“今天的东欧总的来说已是个比20年前或甚至10年前更容易进入、更开放的地区”，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它就不会在有关“人道主义的问题”上有那么大的进步。另一位政府官员在1964年比较具体地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说，美、苏贸易将对苏联产生一种长期的影响。
“西方的国际行为标准，遵守关于仲裁、保护工业资产和版权
以及限制随意从事破坏性贸易做法的规则……当然，经济交往中行
为的规范化并不意味政治思想和政治目标的转向……但是，难道没
有理由相信，朝着较正常交往采取的一个小步骤日积月累会具有一
种积累性的、减弱苏联政策锋芒的影响？”〔18〕
因此，演变战略要求其实行者有信心和耐心。信心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和政治民主制相对稳定，是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内部体制具有多种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弊病。这两者的区别并非象在西方被非历史地绝对化了的那样，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所谓天然的优劣之别，但它毕竟造成了西方的某种吸引力，造成了促使苏联、东欧变化的一部分压力。缺乏耐心被美国研究战后苏东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学者罗伯特·贝尔纳斯称为对实行演变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将使这一“成果似乎来得缓慢并且平淡无奇”的政策得不到国内支持。〔19〕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曾对他自己确定的优待波兰的政策感到不耐烦，原因是哥穆尔卡在得到美国经济援助后不久表现出向苏联靠拢的倾向，并且着手收缩国内的政治改革。〔20〕
演变战略的效果问题还涉及西方影响之施加方式的两重性。影响可以是人为的（或者说蓄意的），即来自为了特定目的的特定行动。演变作为战略和政策，就是要有目的地施加西方影响，不管其媒介是外交或经济交往，还是人员、信息或文化交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在接触中自动地（非蓄意地）施加的西方影响及其自动效果。在争取人的和平竞争中，带有严重弊病和种种落后之处的苏联、东欧，在战后相对繁荣和比较自由的西方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两相比较，具有最直接意义的是一般公众生活水平的显著差距，尽管这差距有种种历史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的面貌本身，就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的最大压力和最大挑战，就是促使苏联、东欧社会演变的最有力因素。造就一种环境，使苏联、东欧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并且以西方的面貌为楷模来简单化地评判本国社会，是演变战略的一项主要功能。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泽曼在东欧剧变之际写道：
“东欧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当地原因。就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言，
对东欧造成最深刻影响的与其说是任何一项针对东欧的政治、经济
或军事主动行动，不如说是西欧榜样的存在本身。1988年11月7 日
，布尔什维克革命71周年之际，维也纳市中心交通堵塞，因为匈牙
利人在他们的这个公共假日乘大客车和捷克制造或东德制造的小汽
车蜂拥而来，以便购物。紧挨着一个不同世界的存在，等于是对东
欧共产党制度的挑战。繁荣社会的实力……打动了东欧人民。”〔
21〕
因此，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切实希望，在于坚持通过有序的改革来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使之既适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又适合时代的进步要求，造就能使广大民众认同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种生活水平和政治、文化环境。这也许是研究前述所有问题所能得到的最大教益。
注释：
〔1〕本文着重论析50和60年代的有关事态。
〔2 〕关于斯大林去世后头一两年内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较好的综述和分析可见列昂哈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 3 章； 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 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年版，第8章； 又见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Amy Knight, Beria: Stalin's First Lieutenant），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9章。
〔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 Department of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年第5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43、50—51页。对于已不被当作苏联卫星国的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1949年早些时候也将促其国内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确定为“根本的长期目标”。见时殷弘：“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71— 72页。
〔4 〕科恩：“变化之友与变化之敌——苏联的改革主义与保守主义”（Stephen Cohen, The Friends and Foes of Change: Reformismand Conservatism in the Soviet Union），载于科恩等编：《斯大林之后的苏联》（Stephen Cohen et al. ed. , The Soviet Unionsince Stalin），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80年版，第12页。
〔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1208页。
〔6 〕时殷弘：“激变战略和解放政策——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7 〕伯恩斯坦：“神圣同盟”（Carl Bernstein, The HolyAlliance），《时代》周刊（Time），1992年2月24日。
〔8〕乔治·凯南由于在1946 年初给国务院的著名的“长电报”中期望遏制战略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软化”，因而被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是演变战略的鼻祖，这是不对的。凯南当时所指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变更，而不是这些学者所指的苏联基本体制的变更。参见加迪斯：《遏制战略史》（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纽约和牛津1982年版，第48页。
〔9〕戈登等人：《侵蚀中的帝国——西方同东欧的关系》（Linc-oln Gordon et al., Eroding Empire: Western Relations with Eas-tern Europe），华盛顿1987年版，第2页。
〔10〕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时殷弘：“美国与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1〕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第3章以下。
〔12〕戈登等人：《侵蚀中的帝国》。
〔1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126页。
〔14〕这是美国与同样实行演变政策的西德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见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所作的比较，特里弗顿等人著《西方对苏方针》（Gregory Treverton et al. , Western Approachesto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88年版，第viii页。
〔15〕时殷弘：“美国与苏共二十大”；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第2章。
〔1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 年， 第297页。
〔17〕《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欧洲和中东小组委员会关于美国对东欧政策的听证会》（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uropeand the Middle East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 S.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第95届国会第2次会议，1978年9月7日和12日，华盛顿1979年版，第29—30页。
〔18〕麦基特里克：《东西方贸易——美国政策的背景》（Natha-niel Mckitterick, East—West Trade: The Background of U. S.Policy），纽约1966年版，第36页。
〔19〕贝尔纳斯：“与中东欧的文化交流——问题与前景”（Rob-ert Byrnes, Cultural Exchange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roblems and Prospects），载于库里尔和格拉塞尔编：《西方的政策与东欧》（David Collier and Kurt Glaser ed.,Western Policy andEastern Europe），芝加哥1966年版，第177页。
〔20〕科弗里格：《解放神话——1941年以来美国外交和政治中的中东欧问题》（Bennett Kovrig, The Myth of Liberation: East —Central Europe in U. S. Diplomacy and Politics since 1941），巴尔的摩1973年版，第234—235页。
〔21〕泽曼：《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形成与瓦解》（Z. A. B. Zema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Communist Europe），牛津1991 年版，第2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6期第34～41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210093
苏联、东欧的内部变化，就其速率和幅度而言又可分为激变和渐变。激变可以出自政府实行的急剧的改革，也可以出自过度的社会紧张和官方的错误对策所引起的下层变乱。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起的、一般所称的“非斯大林化”就是前一方面的例子，也许哥穆尔卡同年底在波兰进行的改革以及斯大林去世后头一两年内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也多少具有类似的性质。〔2〕后一方面的激变， 在本文着重考察的时期内，主要是1953年东德骚乱、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两类激变可以是互相联系的。急剧的改革并不必然破坏基本的秩序和稳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成为难以控制的、越出改革的发动者设想的界限，引起很大动荡，直至社会变乱。同样，政府进行的有序的、缓进的改革，它必然导致或促进社会的渐变，例如卡达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匈牙利社会的渐变；社会（包括执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机器本身）在政府墨守成规或复旧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渐变，例如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夭折后那样。而且，在政府保守或复旧的时期里，社会的渐变同样有可能成为导致大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1970年起波兰的历史就是明证。
就本文的主要目的来说，苏联和东欧的内部变化只是提供了一个背景，即美国关于这一变化的反应、战略和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影响的背景。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作为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对手、作为美国所奉行和力图输出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的一大对立面，其内部状况当然是美国密切关注的。自杜鲁门开始，美国政府在对苏联集团的关系方面有两项最基本的目标，一是遏制它的势力在世界上扩展，二是促使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变为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过，这第二项目标是更加长远性的，在日常对外事务中一般不占优先地位。而且，美国政府对东欧国家内部根本变化所抱的希望显然大于对苏联的希望，因为东欧国家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底薄弱得多，也因为在那里有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因素在起作用。1949年12月，杜鲁门政府正式确立了对苏联集团的“进攻性”目标。当时的一份纲领性决策文件——《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58／2号文件）确定，美国应当“更多地重视进攻， 考虑我们能否做更多的事情来消灭或至少减少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势力”。美国的近期目标应当是鼓励在东欧出现新的铁托，即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政权，但其最终目标应当是在东欧形成“愿意同自由世界协调，并且加入其中的非极权主义当局”。该文件同时认为，除非美国被迫在东欧从事战争，否则不应以军事行动来追求这些目标。〔3 〕苏联内部类似的变化同样是美国政府所企求的，在斯大林去世导致苏联有所改革后更是如此。
目标不等于战略和政策。旨在改变苏联和东欧国家性质的基本战略和政策究竟如何，首先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东欧局势及其变化的认识。斯大林的极端个人集权、他对国家和社会的严密控制、保安机构阴影笼罩下政治生活的严重扭曲等等，长达约20年。这使得大多数美国观察家“习惯于只看到苏联历史中的一种政治传统，因而只看到其中的连续性，并且把苏联想象成僵硬不变的‘极权主义’体系”。〔4 〕这一思想习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确有变化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地起着作用。正因为如此，贝利亚的倒台曾使国务卿杜勒斯及其僚属认为，苏联将回复到通过消灭政治对手实现个人集权的斯大林时代。〔5 〕即使美国决策者们一致确认苏联确实在朝较为宽松、较为开放的方向变化后，他们中间仍然会出现对苏联国内某些重大事态的错误判断。1955年初马林科夫下台曾引起了从国务卿到驻苏大使的普遍担忧，因为上升到第一把手的赫鲁晓夫被认为是强烈反美的，而且怀有“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界规模的野心”。然而，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起， 美国决策者对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的持久性和渐进性有了明确的和比较固定的认识，对那里的动荡和相对稳定都看得比较真切，即使象苏联大举出兵镇压匈牙利造反那样的事件也未使他们改变基本看法。
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进行观察和判断的前提下，美国如何促使它们的国家性质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排除军事手段之后，大致有两种可以设想的战略。一是激变战略，即用国际关系中属于直接敌对性质的非军事手段，在目标国内部助长或激发紧张、动荡、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以便最终通过其国内的反对势力实现政治、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目标国内严重的社会紧张，一般是激变战略得以被采纳和实施的必要条件。不言而喻，激变战略在为敌手制造困难、打乱其内政外交步调和削弱其力量方面也是有用的，因而它同样可以服务于美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若干中近期目的。激变战略的基本工具是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特别是颠覆行动）。在它们之外，以削弱苏联和东欧国家军事能力或阻挠这种能力发展为首要目的的敌对性经济行动，包括广泛和严格的出口管制、战略物资禁运和抵制进口等，也被期望发挥加剧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紧张和反政府情绪的配合作用。在苏联被认为是内部少有变化的极端极权主义国家、东欧被认为置于莫斯科严密控制之下的时期里，激变战略是美国政府促进苏东内部局势变化的唯一战略。〔6 〕苏联、东欧朝比较宽松和多样化演进的大趋势被确认后，激变战略仍有诱惑力，因为这一演进伴有阵发性的剧烈动荡，例如1953年东德骚乱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其间大规模造反行动以及政权的动摇乃至瘫痪提供了火上浇油和实现激变的机会。事实上，直到80年代，激变战略仍被用来作为改变军管后的波兰局势的主要工具，美国的秘密行动由于维持并帮助壮大了团结工会而取得了它在东欧的最大成功。〔7〕然而，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苏联、东欧内部局势的战略是演变战略。它的基本内涵在于顺应苏东渐变，利用渐变在客观上提供的种种条件来争取加强变化趋势，逐渐地促使这一趋势发展到根本改变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的地步。
演变作为一个概念，具有除战略以外的另几层涵意。演变可以是目标，即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变为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此而言，它同激变战略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这一目标实现的方式。由于演变一语往往在着重于变化方式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有时还被用来表述美国关于苏联对外政策或苏东内部关系的目标。〔8〕它还可以指美国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 社会体制变化的过程，这实际上是美国对苏东变化进程不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包含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再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制订、实施和调整。此外，演变还指美国的政策，即实施演变战略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大都具有一个共同性质：在人员、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框架内，建立和发展从外界涌入苏联、东欧社会的各种合法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自动地或人为地施加思想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以便引发或增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或民众仿照西方模式修改本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意愿。最后，演变还可以指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逐渐宽松和多样化的客观进程。有如西方学者研究演变的主要著作之一所示，它既在动词的意义上被用来概括西方的政策，又在形容词的意义上被用来描述多年来一直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态。〔9〕这一用法的演变并非同作为美国目标的演变完全合拍， 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缓和或解决了苏联、东欧社会的一些重大矛盾，因而多少巩固了那里的基本制度和政权。另一方面，它也并非同美国的目标完全相左，因为控制的松驰、社会的多样化和同西方世界的交流等等毕竟带来了国家性质逐渐最终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效果的两重性就在这里。
历史事实表明，只是在苏联、东欧开始渐变之后两年，美国政府才逐渐形成促进演变的目标和战略，而有关政策的形成更待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10〕同年的波兰事件导致美国开始积极地对波兰实施这一政策。其后，随匈牙利事件的结束，这一政策在对苏联、东欧关系中逐渐得到更广泛的贯彻。整个60年代期间，它变得越益具体，其实施方式越益多样化，实施范围也越益扩大。〔11〕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影响下，西德政府于60年代后期着手推行以演变为主要目标之一的“东方政策”，这同法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的类似动向一起，使实行演变政策成了西方世界的国际现象。〔12〕
演变战略要成为可以操作的，或者说演变政策要能够得以贯彻，美、苏关系就必须处于一种至少是局部缓和的状态。如果美、苏两国处于全面敌对状态，除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外没有人员、文化和经济的交往，美国就无从施加旨在促进演变的影响力。苏联在这种状态中，也不会允许美国影响渗入本国及东欧国家。从冷战形成到斯大林去世的数年里，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在局部缓和时期，只要尚未建立起官方外交以外的合法交往渠道，或者这些渠道由于双边关系中尚存的敌对因素过多而严重不畅，那么演变政策也难以贯彻。1955年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虽然造就了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局部缓和气氛，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使美国政府苦恼的是，“谋求苏联人同意广泛地增加接触——包括思想、信息、新闻的比较自由的交流以及比较自由的旅行和文化交流——的努力没有成功”。〔13〕另外，美、苏关系的缓和或局部缓和曾不止一次地被美、苏关系的重新紧张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正常交往的急剧减少也会使得美国难以贯彻演变政策。苏联镇压匈牙利造反后就出现过这种局面。不过，大致从1955年开始，美国和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从未退回到先前那种彼此隔绝的状态，人员、文化和经济交流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它们受损于美、苏关系重新紧张的程度渐趋减少。这是演变战略自问世后从未被束之高阁的一个重要原因。
缓和为演变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条件，但不能说缓和政策是出自实行演变的需要。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政策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关于其对外行为的政策，二是关于其国内事态的政策。前一方面主要涉及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涉及它所面临的比较紧迫，往往是危机性的局势，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涉及它的长期目标。因此在次序安排上，美国政府一般把前一方面置于优先地位，不会按照演变的需要来确定它关于苏联对外行为的政策。〔14〕如果把减少美、苏战争风险的考虑估计在决定缓和的因素之内，并且注意到美国曾不止一次地用多少可削弱它对苏东内部变化影响力的经济、文化制裁（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是最明显的例子）来报复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越规行为”，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此可以说，演变政策的广泛实施是美、苏关系和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副产品。但是，一旦缓和格局出现并趋于相对稳定，由于美、苏关系中不存在被美国视为危害其重大利益的局势，或者这类局势不具有全局意义或危机性质，美国自然会更多地关心如何影响苏联、东欧国内事态，演变政策的地位便会上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演变政策的实施是缓和时期美国对苏联、东欧交往的正常内容。作为战略和政策，演变就是在缓和条件下，通过广泛的正常交往，自动地或人为地施加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影响。苏联、东欧国家除非具有较健全的机体和调控能力，或者宁愿放弃缓和，承受全面对抗所造成的非常巨大和后果深远的代价，否则就无法有效地阻止演变战略达到目的。
1953年以后，无论激变战略或演变战略，归根结底都是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的反应。这些变化几乎无一不可借助于一个总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来加以考察。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自斯大林去世后的内政史，可以说大体上是以改革、改革失控和改革停止这三类事态为内容的历史，而相应于这三类事态的，是有序变化、动荡和停滞这三类形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美国的战略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从苏联、东欧的历史和美国的有关政策史中可以看到：（1 ）改革的出现导致了演变战略的问世；（2 ）改革的有序进行多少加强了演变战略的可行性；（3）改革的失控使激变战略有所抬头， 甚至可能暂时取代演变战略；（4）控制的恢复使演变战略重新占据支配地位；（5）改革的停止不会改变这一支配地位，除非在停滞时期发生由于社会矛盾的积聚和激化而造成的严重动荡。
当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综合说明复杂。在本文着重考察的时期里，这种复杂性特别表现在从苏共二十大到匈牙利事件结束的近一年里。当时，苏联、东欧局势的特点是这样两种事态并存：一是有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苏联和哥穆尔卡当政前后的波兰，二是与改革失控相伴的动荡和变乱，主要表现在匈牙利。前一种事态是同美国的演变期望大致吻合的，而后一种事态同美国激变战略所要求的理想条件相符。因此，当时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形态的两重性决定了美国反应的两重性：一方面有演变政策的形成及其在波兰问题上开始的自觉和系统化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加剧动荡，特别是匈牙利的动荡的激变努力。〔15〕演变战略与激变战略的双管齐下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80年代的再度出现成功地促进了苏联、东欧内部秩序的瓦解。此外，复杂性还在于匈牙利问题上的激变努力较多地出于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执行部门（主要是历来执行激变战略的宣传、特工系统），而政府最高层在变乱发生后则表现得非常审慎和犹豫，甚至近乎无所作为。准确地说，这应当算作美国当时对苏东内部变化的第三种反应，其原因除匈牙利形势一度扑朔迷离和结局难以确定外，主要在于美国决策者担心对危机施加的过度压力会导致苏联的大规模镇压，甚至情不自禁地在绝望之中发动对西方的战争。〔16〕事实上，美国对1953年东德骚乱和对80年代波兰局势的反应也表现了类似的顾忌。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激变战略在东欧的实施以不引发苏联大规模动武为限。
评价演变战略的效果，即确定它在促进苏联、东欧国家朝美国目标要求的方向逐渐变化上面起了什么具体作用，是美国政府在实施这一战略时经常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任何观察者难以确切回答的一个问题。困难在于在1953年以后苏联、东欧的内部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西方的作用力只是其中一种因素，而演变战略的实施又只是西方作用力的一部分，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很难分辨。而且，即使在没有演变战略的情况下，苏联、东欧也确曾发生过趋于比较宽松、比较多样化的变化，即斯大林去世后近三年内的变化。作为西方作用力的一个成份，演变战略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苏联、东欧的内部状况和东西方关系状况。大致而言，它取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是否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是否比较正常，国家和社会是否处在明显的改革之中，东西方关系是否相对缓和。在政局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正常、改革停滞或进展不明显，或东西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演变战略的效果一般较小。其原因在于，在这样的时期里，或者社会从下至上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其合法性的怀疑程度较小，或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较严密，或者西方影响进入苏联、东欧的机会受到较大限制。当然，某个时期可能兼有上述所有几种形势特点，也可以只具有其中一部分特点。如果一个时期兼有与之相反的所有形势特点，例如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演变战略就具有得以奏效的最佳条件，尽管它仍然只是在促进苏联、东欧内部变化方面并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7〕
无论如何，演变战略的效果是渐进的、长期性的。1978年，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对东欧政策听证会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卢尔斯解释说：美国一直在“通过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联系，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通过更多的人员和思想流通”来同东欧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展关系，而“这些努力短期内不会产生可衡量的结果”；但是，事实表明“今天的东欧总的来说已是个比20年前或甚至10年前更容易进入、更开放的地区”，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它就不会在有关“人道主义的问题”上有那么大的进步。另一位政府官员在1964年比较具体地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说，美、苏贸易将对苏联产生一种长期的影响。
“西方的国际行为标准，遵守关于仲裁、保护工业资产和版权
以及限制随意从事破坏性贸易做法的规则……当然，经济交往中行
为的规范化并不意味政治思想和政治目标的转向……但是，难道没
有理由相信，朝着较正常交往采取的一个小步骤日积月累会具有一
种积累性的、减弱苏联政策锋芒的影响？”〔18〕
因此，演变战略要求其实行者有信心和耐心。信心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和政治民主制相对稳定，是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内部体制具有多种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弊病。这两者的区别并非象在西方被非历史地绝对化了的那样，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所谓天然的优劣之别，但它毕竟造成了西方的某种吸引力，造成了促使苏联、东欧变化的一部分压力。缺乏耐心被美国研究战后苏东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学者罗伯特·贝尔纳斯称为对实行演变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将使这一“成果似乎来得缓慢并且平淡无奇”的政策得不到国内支持。〔19〕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曾对他自己确定的优待波兰的政策感到不耐烦，原因是哥穆尔卡在得到美国经济援助后不久表现出向苏联靠拢的倾向，并且着手收缩国内的政治改革。〔20〕
演变战略的效果问题还涉及西方影响之施加方式的两重性。影响可以是人为的（或者说蓄意的），即来自为了特定目的的特定行动。演变作为战略和政策，就是要有目的地施加西方影响，不管其媒介是外交或经济交往，还是人员、信息或文化交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在接触中自动地（非蓄意地）施加的西方影响及其自动效果。在争取人的和平竞争中，带有严重弊病和种种落后之处的苏联、东欧，在战后相对繁荣和比较自由的西方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两相比较，具有最直接意义的是一般公众生活水平的显著差距，尽管这差距有种种历史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的面貌本身，就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的最大压力和最大挑战，就是促使苏联、东欧社会演变的最有力因素。造就一种环境，使苏联、东欧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并且以西方的面貌为楷模来简单化地评判本国社会，是演变战略的一项主要功能。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泽曼在东欧剧变之际写道：
“东欧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当地原因。就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言，
对东欧造成最深刻影响的与其说是任何一项针对东欧的政治、经济
或军事主动行动，不如说是西欧榜样的存在本身。1988年11月7 日
，布尔什维克革命71周年之际，维也纳市中心交通堵塞，因为匈牙
利人在他们的这个公共假日乘大客车和捷克制造或东德制造的小汽
车蜂拥而来，以便购物。紧挨着一个不同世界的存在，等于是对东
欧共产党制度的挑战。繁荣社会的实力……打动了东欧人民。”〔
21〕
因此，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切实希望，在于坚持通过有序的改革来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使之既适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又适合时代的进步要求，造就能使广大民众认同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种生活水平和政治、文化环境。这也许是研究前述所有问题所能得到的最大教益。
注释：
〔1〕本文着重论析50和60年代的有关事态。
〔2 〕关于斯大林去世后头一两年内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较好的综述和分析可见列昂哈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 3 章； 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 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年版，第8章； 又见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Amy Knight, Beria: Stalin's First Lieutenant），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9章。
〔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 Department of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年第5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43、50—51页。对于已不被当作苏联卫星国的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1949年早些时候也将促其国内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确定为“根本的长期目标”。见时殷弘：“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71— 72页。
〔4 〕科恩：“变化之友与变化之敌——苏联的改革主义与保守主义”（Stephen Cohen, The Friends and Foes of Change: Reformismand Conservatism in the Soviet Union），载于科恩等编：《斯大林之后的苏联》（Stephen Cohen et al. ed. , The Soviet Unionsince Stalin），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80年版，第12页。
〔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1208页。
〔6 〕时殷弘：“激变战略和解放政策——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7 〕伯恩斯坦：“神圣同盟”（Carl Bernstein, The HolyAlliance），《时代》周刊（Time），1992年2月24日。
〔8〕乔治·凯南由于在1946 年初给国务院的著名的“长电报”中期望遏制战略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软化”，因而被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是演变战略的鼻祖，这是不对的。凯南当时所指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变更，而不是这些学者所指的苏联基本体制的变更。参见加迪斯：《遏制战略史》（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纽约和牛津1982年版，第48页。
〔9〕戈登等人：《侵蚀中的帝国——西方同东欧的关系》（Linc-oln Gordon et al., Eroding Empire: Western Relations with Eas-tern Europe），华盛顿1987年版，第2页。
〔10〕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时殷弘：“美国与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1〕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第3章以下。
〔12〕戈登等人：《侵蚀中的帝国》。
〔1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126页。
〔14〕这是美国与同样实行演变政策的西德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见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所作的比较，特里弗顿等人著《西方对苏方针》（Gregory Treverton et al. , Western Approachesto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88年版，第viii页。
〔15〕时殷弘：“美国与苏共二十大”；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第2章。
〔1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 年， 第297页。
〔17〕《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欧洲和中东小组委员会关于美国对东欧政策的听证会》（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uropeand the Middle East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 S.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第95届国会第2次会议，1978年9月7日和12日，华盛顿1979年版，第29—30页。
〔18〕麦基特里克：《东西方贸易——美国政策的背景》（Natha-niel Mckitterick, East—West Trade: The Background of U. S.Policy），纽约1966年版，第36页。
〔19〕贝尔纳斯：“与中东欧的文化交流——问题与前景”（Rob-ert Byrnes, Cultural Exchange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roblems and Prospects），载于库里尔和格拉塞尔编：《西方的政策与东欧》（David Collier and Kurt Glaser ed.,Western Policy andEastern Europe），芝加哥1966年版，第177页。
〔20〕科弗里格：《解放神话——1941年以来美国外交和政治中的中东欧问题》（Bennett Kovrig, The Myth of Liberation: East —Central Europe in U. S. Diplomacy and Politics since 1941），巴尔的摩1973年版，第234—235页。
〔21〕泽曼：《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形成与瓦解》（Z. A. B. Zema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Communist Europe），牛津1991 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