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45年英国公民的选择--论丘吉尔下台与工党执政
毛日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1期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南昌)1997年03期第68～72页
【关 键 词】英国大选/丘吉尔下台/工党执政/“福利国家”
英国1945年大选是对战后英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从大选的直接结果看，以二战期间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惨遭败北，政坛上并不显眼的工党所获选票却出人意料地高居榜首。从大选后的政治意义上看，大选打破了以往保守党独霸英国政坛的局面，奠定了保守党和工党争雄政坛的基本政治格局。从社会发展看，工党执政后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不仅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对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剖析1945年英国大选，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乃至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5年英国大选是在欧洲战事结束不久匆忙开始的。大选前的英国议会由于种种原因整整持续了十年。议会在战争中度过了两届任期。1944年10月，丘吉尔首相曾表示，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立即举行大选。1945年5月18日，丘吉尔向工党、自由党提出建议，希望继续合作到对日战争结束。假如两党要退出战时联合政府，则立即举行大选。工党中部分领导人赞成战时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但是，工党年会表决却是反对战时联合政府的延续。当工党和自由党提出不同意战时联合政府继续存在时，丘吉尔遵守诺言，同意举行大选。1945年5月23日，丘吉尔提出辞职，战时联合政府不复存在。由丘吉尔组织的过渡政府来负责大选前的国家。这样，大选的序幕就拉开了。
对于匆匆而来的大选，参加竞选的两党心态各异。丘吉尔的主导思想是：凭借在二战中形成的国内外政治声望和影响，击败主要对手工党，从而获得再次执政的机会。而工党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对大选忧心忡忡，信心不足，甚至批评工党领导人自讨没趣。当时舆论界则普遍认为，保守党稳操胜卷。统而言之，大选前种种表象似乎预示，保守党再次执政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大选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上台的是工党，下台的却是丘吉尔。踌躇满志的丘吉尔根本没有失利的思想准备，选举结果自然令他目瞪口呆。他所面对的事实，既是残酷的又是现实的他不得不悲伤地离开唐宁街。他觉得被英国人给抛弃了。丘吉尔始终难以理解的是，选民为什么给予他这种冷遇。
要解开令时人费解的选举结果之谜，我们有必要对刚刚取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英国面临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作一番分析。
从经济状况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残酷的战争使英国损失40万人口，全国1/4财富毁于战火，46万栋房屋荡然无存，200万人无家可归。英国国债由1939年的72亿英镑猛增到1945年的214亿英镑。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出口贸易锐减。在国外，英国海外市场紧缩。为了还清战争期间军需供应的债务，英国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在南美洲、加拿大、远东和近东、东南亚、欧洲的许多经济市场转让给美国。
从选民心态来看，饱受长期战争煎熬的人们，一方面希望停止战争，期待美好生活即将开始。英国人民为了战胜法西斯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及繁重劳动的折磨。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每天经常工作长达12小时以上。在生活上，食品严重缺乏，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希望大选是美好生活的开端。另方面，人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剧烈动荡记忆犹新，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困扰社会。人们不希望回到那种令人沮丧的日子，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蕴酿已久，这时表现得更为强烈，正如英国史学家理查森在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艰难岁月里，人们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会福利服务。……衰退的英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几乎没有改革，现在不能抵抗变化了。”〔1〕
从整个欧洲形势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派别相继组阁和参加政府，出现了普遍左倾化的趋势，英国势必受到影响。战争中人民不仅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力量也得到加强。早在1941年访问英国的-位美国记者曾写道：“几乎每个和我谈过话的内阁大臣都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被下面推动着，他们无论是对德空战问题、工人阶级状况、生产产量或敌机空袭时的防护问题上，都力求符合人民的要求。”他断言：英国人民在大战头几年大大的左倾化，并称之为“向左走的社会革命”。大选后的一些报刊评论证实了这种趋势的存在。（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英国投票结果实际上同整个欧洲对旧制度的感情变化是一样的。”保守党主办的《约克郡邮报》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大陆表现了向左转的趋势，甚至常常被作为一贯不变的范例的英国，也笼罩着这种占优势的情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战后英国面临的正确选择应该是：迅速恢复经济，而不是继续进行战争；进行社会改革，而不是墨守陈规。换言之，未来的政府形象应该是和平建设的形象，而不是战争的形象；是勇于改革的形象，而不是守旧的形象。英国选民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政府身上。大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
我们了解了大选背景之后，对保守党的失败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丘吉尔与保守党对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选民的心理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战后英国社会发展问题上，保守党没有提出顺应选民心理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的纲领，只是提供了丘吉尔。而丘吉尔在时人心目中是一个战争时期的领袖形象，而不是一个和平时期的领袖形象。对选民来说，“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作为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却毫无吸引力”〔2〕。选民企盼战后有一个进行社会改革、解决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政府。在大选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丘吉尔--尽管他的个人声誉--可能进行新的必需的改革”〔3〕。在人们极为关注的社会改革问题上，保守党漠然视之。早在1943年2月下院辩论社会改革的《贝佛里奇报告》时，保守党虽然接受了报告的原则，但那种接受是犹豫不决的和有保留的。保守党在人们眼中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不是改革派的代表。如1945年7月《每日先驱报》所评论的那样：“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赞成保守主义的一切黑暗面……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要英国人民仍然过他们不愿再过的那种不愉快的日子。”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选举期间，丘吉尔组织的过渡政府成员全部由保守党内极右派成员构成。由守旧势力构成的过渡政府致使人们看到丘吉尔丝毫不想改革，意味着英国又将回到剧烈的动荡的二三十年代。总之，丘吉尔和保守党在选民的眼里不是和平与改革的形象，而是一副战争和守旧的脸谱，这些都与选民心理相离甚远。
其次，选民对保守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推行的绥靖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融入到选举之中。众所周知，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党，在战争爆发前夕，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纵容法西斯德国对外侵略扩张。张伯伦曾三次飞赴德国，参与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其最终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伯伦也因此声名狼藉，只好被迫下野。在绥靖政府影响下的英国，因疏于军事防备，导致战争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而战争初期失利的阴影一直印刻在选民的心中。“保守党曾姑息希特勒。保守党是罪人，他们应该对不列颠的疏于准备，外交上的屈辱以及在战争中的陷于困境等负责。”〔4〕选民对大战前保守党的种种丑恶行径耿耿于怀，并进而认为，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保守党垄断政治造成的恶果。“选民们不愿意忘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政治生活几乎被保守党垄断，结果造成了种种失败。”〔5〕一言以蔽之，保守党一手遮天的政治格局引起了选民们的不满。选民们将用手中的选票改变保守党垄断政治的局面。
最后，保守党在大选中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又酿成错误的竞选策略。在大选期间，丘吉尔不是提出选民感兴趣的竞选纲领去吸引选民的支持，而是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对工党的攻击上。而被攻击的这些人正好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战时联合政府中的盟友。丘吉尔在竞选演讲中，竟不顾历史事实，甚至说：“如果工党在选举中获胜，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些言词近于荒唐而又远距史实。向来被誉为素有语言才能的丘吉尔，其演讲非但没有对工党造成伤害，反之，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甚至引起了保守党中一些人的担忧。以致选民们认为丘吉尔从一个国家领袖转瞬间变成了一个派系领袖。丘吉尔唯一关心的是保守党，而不是国家。保守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巴特勒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写道：“如果不是把宣传战后的政策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不是充分利用丘吉尔的威望和不适当地攻击工党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6〕巴特勒的话部分道出了保守党大选失败的缘由。从大选中两党的活动方式看，丘吉尔与工党领袖艾德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丘吉尔乘坐一辆专列游说全国各地；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和妻子却一起乘坐一辆旧汽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丘吉尔在竞选演讲时，出言不逊，自命不凡；而艾德礼在竞选演讲中，态度谦和，沉着稳健，谈吐朴实。两者相比较，艾德礼在选民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是不言而喻的了。
工党之所以能获得大选的胜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丘吉尔和保守党在指导思想和竞选策略上的错误所致。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工党领导人为获得执政机会，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的回报。第一，工党领导人为大选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工党领导人为取得执政的权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在《工党的展望》一书中曾宣称：“我要为一旦在我国执政的工党拟定一个实践的纲领……它必须满足那些遭受失业、低薪、长时间工作、居住敝陋、营养不良以及伴随资本主义的许多其它弊害的人们的需要。”并提出要寻找实现纲领的良机，他说：“经济情况的严重性可能使工党政府加快变化的速度，因为人们将体会到迫切的补救的必要性。罗斯福在美国执政的时候正是这样处置的，他能够倡议在正常时候将受到美国大多数人强烈反对的试验，经济恶化的深刻给了他采取果断行动的机会和支持。”〔7〕英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国家经济状况恶化，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的局势，与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这为工党提供了实现政党纲领的客观条件。工党领导人决心捕捉和利用这个等待了十年之久的历史机遇。
第二，工党领导人对英国战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提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顺应选民心理的极有诱惑力的竞选纲领。战争期间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普遍恶化。因战争所掩盖的过去长期存在而又未解决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伴随着战争的结束，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选民们希望未来政府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方面，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工党领导人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在战后英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工党领导人在竞选纲领中声称：工党保证“充分供应食品，使一切人得到有益的劳动和获得设备良好的舒适住宅”，争取“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一切人摆脱贫困，建立一种使每个男女儿童有可能发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8〕。纲领虽然不免有浮夸之词，但是与保守党相比，工党更具有吸引力。在社会改革问题方面，工党一直是持积极的态度，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社会改革者的形象。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计划。1942年，英国发表了被称为未来“福利国家”蓝本的《贝佛里奇报告》，即《英国社会安全纲要》，工党是报告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贝佛里奇报告》制定了一种维持国民生活标准的保险计划，即保证合理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收入，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以强制性保险为主，国家救济为辅，确保合理生活最低之需要，将每个社会成员系于一体，并以此来达到收入再分配，调节经济与维持就业。《贝佛里奇报告》对于饱受失业、疫病和战争磨难，渴望战后社会生活有所保障的人们来说，犹如久早之甘霖。种种事实向选民显示：“工党是战后出现一个美好世界的希望所在。”〔9〕选民们把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寄托在工党身上。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党无论在组织力量上，还是在领导力量上都得到了空前加强。从组织力量上讲，工会组织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争提供了就业机会。战前大批失业者甚至先前不参加工作的妇女也被卷入劳工大军。二战期间，工会成员人数的增长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纪录。1926年，工会成员为500余万人。1943年，工会成员多达800余万人。到1945年大选时，工党不仅拥有260万党员，而且还拥有800余万会员的职工会以及合作社组织这样的政治基础。从领导力量上讲。工党领导人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强了驾驭国家机器的行政能力。在战时联合政府中，工党领导人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积累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例如，艾德礼曾于1943年担任了副首相一职，在首相丘吉尔外出期间，掌管国内政事。格林伍曾筹建了贝佛里奇委员会，制订了颇有影响的《贝佛里奇报告》。至战争结束时，国内许多部门几乎都是由工党大臣负责〔10〕。工党领导人在从事政府工作过程中，锻炼了工作能力，增强了竞选的信心。同时，选民对工党领导人的能力也有了直观了解。
第四，工党的竞选策略运用得当，配合协调。一方面，艾德礼携妻乘坐一辆旧汽车奔赴各地演讲，以其简朴的形象博得选民的好感。另一方面，工党利用宣传舆论工具，攻保守党之要害，击保守党之虚弱。通过左翼书社出版《罪人》一书，对保守党历史上所犯丑行予以曝光，唤起选民们对保守党的不满，使选民感到，如果保守党继续执政，将是历史错误的延续。
通过对1945年英国大选的国内外背景的分析，以及对工党和保守党竞选成败原因的探讨，我们似乎可以悟出一个普遍道理：个人的威望、名人的效应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暂时的、有限的，不是取得竞选胜利的关键。因为道理很简单，掌握选票的是选民，而不是名人。获得竞选胜利的关键在于，参与竞选的政党是否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符合选民心理的竞选纲领，是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工党获胜，成功于此。保守党遭挫，败亦在此。
1945年7月，英国大选结果公之于世。保守党获9988306张选票，213个议会席位，占选票总数的39.6%。工党获1199512张选票，393个议会席位，占选票总数的47.6%。’自由党获2248226张选票，仅获12个议会席位。工党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执政。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工党执政与前两届有所不同。前两届工党在下院都处于少数，只能实施大家都同意或者得到自由党支持的政策。而这次执政由于工党所获议席比其他各党的议席总数还多154个，它可以在漠视其他反对派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工党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实践自己的纲领，并以此来收揽民心，巩固政治地位。用工党领导人道尔顿的话说，工党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行动，趁保守党目瞪口呆之机就赢得民心〔11〕。工党政府在执政的短短几年内，通过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保障立法。1946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1948年，通过了“国民救济法”、“国家健康福利（工伤）法案”。此外，还通过了“教育法”。与此同时，工党还推行国有化措施。工党通过的一系列社会立法，建立了一个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1948年7月，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这个词在国内外被广泛地使用〔12〕。不久，西欧一些国家相继仿效，标榜自己国家为“福利国家”。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得到迅速发展。“福利国家“几乎成了西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1945年英国大选对战后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是20世纪英国历史上的重要界标。这是因为：第一，大选打破了保守党在英国政坛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工党从此迅速崛起，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奠定了保守党和工党争雄英国政坛的基本政治格局。自由党在英国政坛上已经暗淡元光，无足轻重了。第二，工党上台后‘极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成为战后英国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国家”政策作为工党政府的历史遗产被以后历届政府所承继。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或激进的政党可以赢得或者输掉将来的选举，但福利国家的机器却会保留下来。”〔13〕
注释：
〔1〕〔3〕P.T.Richaedson:Brilain Europ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18～1971，London 1977，P207，0208.
〔2〕〔5〕〔9〕〔10〕〔11〕[英]阿伦·斯克德·库页《战后英国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第5页，第7页，第11页，第13页。
〔4〕[美]克莱登·罗伯兹、大卫·罗伯兹《英国史》，贾士蘅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页。
〔6〕[苏]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右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80页。
〔7〕[英]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1页。
〔8〕Lel Us Face the Fulure，London 1945，P15。
〔12〕T.O.Lloyd：Emprie to Welfure Sate 1906-1976，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5。
〔13〕[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01期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南昌)1997年03期第68～72页
【关 键 词】英国大选/丘吉尔下台/工党执政/“福利国家”
1945年英国大选是在欧洲战事结束不久匆忙开始的。大选前的英国议会由于种种原因整整持续了十年。议会在战争中度过了两届任期。1944年10月，丘吉尔首相曾表示，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立即举行大选。1945年5月18日，丘吉尔向工党、自由党提出建议，希望继续合作到对日战争结束。假如两党要退出战时联合政府，则立即举行大选。工党中部分领导人赞成战时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但是，工党年会表决却是反对战时联合政府的延续。当工党和自由党提出不同意战时联合政府继续存在时，丘吉尔遵守诺言，同意举行大选。1945年5月23日，丘吉尔提出辞职，战时联合政府不复存在。由丘吉尔组织的过渡政府来负责大选前的国家。这样，大选的序幕就拉开了。
对于匆匆而来的大选，参加竞选的两党心态各异。丘吉尔的主导思想是：凭借在二战中形成的国内外政治声望和影响，击败主要对手工党，从而获得再次执政的机会。而工党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对大选忧心忡忡，信心不足，甚至批评工党领导人自讨没趣。当时舆论界则普遍认为，保守党稳操胜卷。统而言之，大选前种种表象似乎预示，保守党再次执政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大选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上台的是工党，下台的却是丘吉尔。踌躇满志的丘吉尔根本没有失利的思想准备，选举结果自然令他目瞪口呆。他所面对的事实，既是残酷的又是现实的他不得不悲伤地离开唐宁街。他觉得被英国人给抛弃了。丘吉尔始终难以理解的是，选民为什么给予他这种冷遇。
要解开令时人费解的选举结果之谜，我们有必要对刚刚取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英国面临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作一番分析。
从经济状况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残酷的战争使英国损失40万人口，全国1/4财富毁于战火，46万栋房屋荡然无存，200万人无家可归。英国国债由1939年的72亿英镑猛增到1945年的214亿英镑。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出口贸易锐减。在国外，英国海外市场紧缩。为了还清战争期间军需供应的债务，英国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在南美洲、加拿大、远东和近东、东南亚、欧洲的许多经济市场转让给美国。
从选民心态来看，饱受长期战争煎熬的人们，一方面希望停止战争，期待美好生活即将开始。英国人民为了战胜法西斯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及繁重劳动的折磨。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每天经常工作长达12小时以上。在生活上，食品严重缺乏，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希望大选是美好生活的开端。另方面，人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剧烈动荡记忆犹新，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困扰社会。人们不希望回到那种令人沮丧的日子，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蕴酿已久，这时表现得更为强烈，正如英国史学家理查森在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艰难岁月里，人们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会福利服务。……衰退的英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几乎没有改革，现在不能抵抗变化了。”〔1〕
从整个欧洲形势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派别相继组阁和参加政府，出现了普遍左倾化的趋势，英国势必受到影响。战争中人民不仅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力量也得到加强。早在1941年访问英国的-位美国记者曾写道：“几乎每个和我谈过话的内阁大臣都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被下面推动着，他们无论是对德空战问题、工人阶级状况、生产产量或敌机空袭时的防护问题上，都力求符合人民的要求。”他断言：英国人民在大战头几年大大的左倾化，并称之为“向左走的社会革命”。大选后的一些报刊评论证实了这种趋势的存在。（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英国投票结果实际上同整个欧洲对旧制度的感情变化是一样的。”保守党主办的《约克郡邮报》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大陆表现了向左转的趋势，甚至常常被作为一贯不变的范例的英国，也笼罩着这种占优势的情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战后英国面临的正确选择应该是：迅速恢复经济，而不是继续进行战争；进行社会改革，而不是墨守陈规。换言之，未来的政府形象应该是和平建设的形象，而不是战争的形象；是勇于改革的形象，而不是守旧的形象。英国选民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政府身上。大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
我们了解了大选背景之后，对保守党的失败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丘吉尔与保守党对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选民的心理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战后英国社会发展问题上，保守党没有提出顺应选民心理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的纲领，只是提供了丘吉尔。而丘吉尔在时人心目中是一个战争时期的领袖形象，而不是一个和平时期的领袖形象。对选民来说，“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作为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却毫无吸引力”〔2〕。选民企盼战后有一个进行社会改革、解决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政府。在大选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丘吉尔--尽管他的个人声誉--可能进行新的必需的改革”〔3〕。在人们极为关注的社会改革问题上，保守党漠然视之。早在1943年2月下院辩论社会改革的《贝佛里奇报告》时，保守党虽然接受了报告的原则，但那种接受是犹豫不决的和有保留的。保守党在人们眼中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不是改革派的代表。如1945年7月《每日先驱报》所评论的那样：“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赞成保守主义的一切黑暗面……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要英国人民仍然过他们不愿再过的那种不愉快的日子。”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选举期间，丘吉尔组织的过渡政府成员全部由保守党内极右派成员构成。由守旧势力构成的过渡政府致使人们看到丘吉尔丝毫不想改革，意味着英国又将回到剧烈的动荡的二三十年代。总之，丘吉尔和保守党在选民的眼里不是和平与改革的形象，而是一副战争和守旧的脸谱，这些都与选民心理相离甚远。
其次，选民对保守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推行的绥靖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融入到选举之中。众所周知，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党，在战争爆发前夕，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纵容法西斯德国对外侵略扩张。张伯伦曾三次飞赴德国，参与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其最终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伯伦也因此声名狼藉，只好被迫下野。在绥靖政府影响下的英国，因疏于军事防备，导致战争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而战争初期失利的阴影一直印刻在选民的心中。“保守党曾姑息希特勒。保守党是罪人，他们应该对不列颠的疏于准备，外交上的屈辱以及在战争中的陷于困境等负责。”〔4〕选民对大战前保守党的种种丑恶行径耿耿于怀，并进而认为，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保守党垄断政治造成的恶果。“选民们不愿意忘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政治生活几乎被保守党垄断，结果造成了种种失败。”〔5〕一言以蔽之，保守党一手遮天的政治格局引起了选民们的不满。选民们将用手中的选票改变保守党垄断政治的局面。
最后，保守党在大选中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又酿成错误的竞选策略。在大选期间，丘吉尔不是提出选民感兴趣的竞选纲领去吸引选民的支持，而是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对工党的攻击上。而被攻击的这些人正好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战时联合政府中的盟友。丘吉尔在竞选演讲中，竟不顾历史事实，甚至说：“如果工党在选举中获胜，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些言词近于荒唐而又远距史实。向来被誉为素有语言才能的丘吉尔，其演讲非但没有对工党造成伤害，反之，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甚至引起了保守党中一些人的担忧。以致选民们认为丘吉尔从一个国家领袖转瞬间变成了一个派系领袖。丘吉尔唯一关心的是保守党，而不是国家。保守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巴特勒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写道：“如果不是把宣传战后的政策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不是充分利用丘吉尔的威望和不适当地攻击工党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6〕巴特勒的话部分道出了保守党大选失败的缘由。从大选中两党的活动方式看，丘吉尔与工党领袖艾德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丘吉尔乘坐一辆专列游说全国各地；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和妻子却一起乘坐一辆旧汽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丘吉尔在竞选演讲时，出言不逊，自命不凡；而艾德礼在竞选演讲中，态度谦和，沉着稳健，谈吐朴实。两者相比较，艾德礼在选民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是不言而喻的了。
工党之所以能获得大选的胜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丘吉尔和保守党在指导思想和竞选策略上的错误所致。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工党领导人为获得执政机会，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的回报。第一，工党领导人为大选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工党领导人为取得执政的权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在《工党的展望》一书中曾宣称：“我要为一旦在我国执政的工党拟定一个实践的纲领……它必须满足那些遭受失业、低薪、长时间工作、居住敝陋、营养不良以及伴随资本主义的许多其它弊害的人们的需要。”并提出要寻找实现纲领的良机，他说：“经济情况的严重性可能使工党政府加快变化的速度，因为人们将体会到迫切的补救的必要性。罗斯福在美国执政的时候正是这样处置的，他能够倡议在正常时候将受到美国大多数人强烈反对的试验，经济恶化的深刻给了他采取果断行动的机会和支持。”〔7〕英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国家经济状况恶化，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的局势，与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这为工党提供了实现政党纲领的客观条件。工党领导人决心捕捉和利用这个等待了十年之久的历史机遇。
第二，工党领导人对英国战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提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顺应选民心理的极有诱惑力的竞选纲领。战争期间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普遍恶化。因战争所掩盖的过去长期存在而又未解决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伴随着战争的结束，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选民们希望未来政府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方面，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工党领导人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在战后英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工党领导人在竞选纲领中声称：工党保证“充分供应食品，使一切人得到有益的劳动和获得设备良好的舒适住宅”，争取“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一切人摆脱贫困，建立一种使每个男女儿童有可能发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8〕。纲领虽然不免有浮夸之词，但是与保守党相比，工党更具有吸引力。在社会改革问题方面，工党一直是持积极的态度，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社会改革者的形象。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计划。1942年，英国发表了被称为未来“福利国家”蓝本的《贝佛里奇报告》，即《英国社会安全纲要》，工党是报告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贝佛里奇报告》制定了一种维持国民生活标准的保险计划，即保证合理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收入，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以强制性保险为主，国家救济为辅，确保合理生活最低之需要，将每个社会成员系于一体，并以此来达到收入再分配，调节经济与维持就业。《贝佛里奇报告》对于饱受失业、疫病和战争磨难，渴望战后社会生活有所保障的人们来说，犹如久早之甘霖。种种事实向选民显示：“工党是战后出现一个美好世界的希望所在。”〔9〕选民们把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寄托在工党身上。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党无论在组织力量上，还是在领导力量上都得到了空前加强。从组织力量上讲，工会组织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争提供了就业机会。战前大批失业者甚至先前不参加工作的妇女也被卷入劳工大军。二战期间，工会成员人数的增长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纪录。1926年，工会成员为500余万人。1943年，工会成员多达800余万人。到1945年大选时，工党不仅拥有260万党员，而且还拥有800余万会员的职工会以及合作社组织这样的政治基础。从领导力量上讲。工党领导人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强了驾驭国家机器的行政能力。在战时联合政府中，工党领导人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积累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例如，艾德礼曾于1943年担任了副首相一职，在首相丘吉尔外出期间，掌管国内政事。格林伍曾筹建了贝佛里奇委员会，制订了颇有影响的《贝佛里奇报告》。至战争结束时，国内许多部门几乎都是由工党大臣负责〔10〕。工党领导人在从事政府工作过程中，锻炼了工作能力，增强了竞选的信心。同时，选民对工党领导人的能力也有了直观了解。
第四，工党的竞选策略运用得当，配合协调。一方面，艾德礼携妻乘坐一辆旧汽车奔赴各地演讲，以其简朴的形象博得选民的好感。另一方面，工党利用宣传舆论工具，攻保守党之要害，击保守党之虚弱。通过左翼书社出版《罪人》一书，对保守党历史上所犯丑行予以曝光，唤起选民们对保守党的不满，使选民感到，如果保守党继续执政，将是历史错误的延续。
通过对1945年英国大选的国内外背景的分析，以及对工党和保守党竞选成败原因的探讨，我们似乎可以悟出一个普遍道理：个人的威望、名人的效应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暂时的、有限的，不是取得竞选胜利的关键。因为道理很简单，掌握选票的是选民，而不是名人。获得竞选胜利的关键在于，参与竞选的政党是否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符合选民心理的竞选纲领，是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工党获胜，成功于此。保守党遭挫，败亦在此。
1945年7月，英国大选结果公之于世。保守党获9988306张选票，213个议会席位，占选票总数的39.6%。工党获1199512张选票，393个议会席位，占选票总数的47.6%。’自由党获2248226张选票，仅获12个议会席位。工党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执政。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工党执政与前两届有所不同。前两届工党在下院都处于少数，只能实施大家都同意或者得到自由党支持的政策。而这次执政由于工党所获议席比其他各党的议席总数还多154个，它可以在漠视其他反对派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工党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实践自己的纲领，并以此来收揽民心，巩固政治地位。用工党领导人道尔顿的话说，工党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行动，趁保守党目瞪口呆之机就赢得民心〔11〕。工党政府在执政的短短几年内，通过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保障立法。1946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1948年，通过了“国民救济法”、“国家健康福利（工伤）法案”。此外，还通过了“教育法”。与此同时，工党还推行国有化措施。工党通过的一系列社会立法，建立了一个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1948年7月，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这个词在国内外被广泛地使用〔12〕。不久，西欧一些国家相继仿效，标榜自己国家为“福利国家”。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得到迅速发展。“福利国家“几乎成了西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1945年英国大选对战后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是20世纪英国历史上的重要界标。这是因为：第一，大选打破了保守党在英国政坛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工党从此迅速崛起，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奠定了保守党和工党争雄英国政坛的基本政治格局。自由党在英国政坛上已经暗淡元光，无足轻重了。第二，工党上台后‘极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成为战后英国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国家”政策作为工党政府的历史遗产被以后历届政府所承继。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或激进的政党可以赢得或者输掉将来的选举，但福利国家的机器却会保留下来。”〔13〕
注释：
〔1〕〔3〕P.T.Richaedson:Brilain Europ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18～1971，London 1977，P207，0208.
〔2〕〔5〕〔9〕〔10〕〔11〕[英]阿伦·斯克德·库页《战后英国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第5页，第7页，第11页，第13页。
〔4〕[美]克莱登·罗伯兹、大卫·罗伯兹《英国史》，贾士蘅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页。
〔6〕[苏]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右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80页。
〔7〕[英]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1页。
〔8〕Lel Us Face the Fulure，London 1945，P15。
〔12〕T.O.Lloyd：Emprie to Welfure Sate 1906-1976，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5。
〔13〕[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