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民族精神的呐喊
——论18世纪德意志和法国的文化冲突
李宏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5期第29-37页
【作者简介】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62
在世界文化史上，不同文化间的撞击与冲突总是时常发生，特别是当先进文明向落后国家传播时，这种冲突便会更为激烈。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视野的局限，我们只关注于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而忽略了近代西方国家之间也曾发生过的文化冲突与抗拒。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向18世纪时，我们将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看到欧洲大陆的两个大国德意志和法国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文化冲突。研究发生在现已被称为“西方国家”间的这场文化冲突，将能扩大我们的视野，冲破既定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架构，为近代文化传播与冲突的宏观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一
早在16世纪，法国文化便已侵入德意志。到18世纪，随着法国成为全欧洲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法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德意志，落后的德意志全面模仿和接受着法国的文化，这首先表现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尽管宗教改革时路德已创立了德意志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德语一直被看作是粗俗的语言，整个德意志通行的是法语。政府在选拔行政官员时，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看能否运用法语，而德语则是次要的。政府的一切公文均使用法语书写，如“所有送给德国农民的律令条文、行政公文和司法传讯用的都是法语，这些农民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一位律师来进行翻译。”〔1〕1700 年在柏林成立的科学院采用法语作为它的正式语言，其学报也用法语出版。在很多学校，法语成为规定的课堂教学用语，而德语却被列入外国语来学习。在当时，会讲法语甚至还是一个显得有教养和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康拉德·弗里德里希·乌登在《论中产阶级家庭女孩的教育》一文中写道：自由民的女儿才讲德语，而小姐们必须知道如何用法语说早上好、晚上好、和我祝你晚上好。 〔2〕歌德曾在一首讽刺诗中为我们生动地描写了法语在德意志流行的情形：“使用法语和尊崇法语已经很久了，但一半人的嘴并不流畅，现在所有人如婴儿狂喜般地咿呀学习法语，别气愤，
，伟大的人，你的要求已经实现。”〔3〕
此时，整个德意志不仅学习和使用法语，同时也倾羡和模仿优越的法国生活方式。在许多王公的眼中，凡尔赛代表了一种生活目标和文化模式，他们群起仿效法式建筑、花园和餐厅。腓特烈大帝曾这样论说道：“没有一个家族的年轻人不希望自己象路易十四那样，建立起他自己的凡尔赛宫，有他的女教师，保持他自己的军队。”〔4 〕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德意志上流社会的生活日渐“法国化”，几乎完全脱离了德意志的本土文化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从法国招聘女佣人、家庭女管家和教育孩子们的女教师，饮食由法国厨师准备，发型由法国理发师来做，购买法国的服装，常常为购买法国时装不惜一掷千金，法国的舞师和击剑师按照法国的风度仪态来训练指导年轻贵族，至少必须到法国旅游观光一次。这种对法国文化、生活方式乃至物品的偏爱从贵族蔓延到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也仿效贵族为子女聘请法国教师，或送他们到法国的学校学习。
不仅贵族和中产阶级变成了“法国狂”，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完全醉心于法国文化，也几乎只读法国人写的书，只使用法语，并只与法国一批知识界人士交往。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作家和文学著作的水平远低于法国。所以，他对德意志文化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德意志作家中，他只同盖勒交谈过几句话。他曾经向戈特谢德承认：“自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没有读过一本德语著作，我讲德语还不如马车夫好。”1773年，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写信给赫尔德说：“我非常了解国王不读的就是德语。”当伏尔泰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来到德国后，他写道，“在这里，我象是置身于法国，只讲我们的法语，德语是仆人和骑兵所讲。人们仅仅在旅途中需要用德语。”〔5〕腓特烈大帝死后编辑的30 卷《腓特烈大帝著作集》中他用德语讲话和写作的部分仅占两卷。
这样，整个德意志社会吹动着“法国化”的强劲之风，模仿、接受法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时尚。约翰·冯·霍内克尔在《论德意志的手工制品》这本书中向我们描述了这种社会风气。他说：“在德意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人们只羡慕法国的物品，德意志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除非它是在法国生产。甚至用法国的剃刀刮胡须，剪刀修剪理发也都比我们的好。如果钟表是由德意志人在巴黎制造也走得准，发型、服装、丝带、项链、鞋子、袜子甚至内衣都是法国的好，因为法国的空气使之散发着香味。法国的四轮马车也比德国马车跑得快。法国的假发也比德意志的头发更适合德意志人的头，同样，德意志人的头发除了用法国的梳子外不能用其他梳子来梳，粉脂也是如此。德意志的黄金只能用法国的纸牌来赌，或只用法国的钱包和首饰盒来保存。法国的膏药贴在德意志人的脸上也比我们的好。象这样一些物品还有其他数千种之多。”〔6〕
二
当一个民族已经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时候，这个民族便会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做出反应，并抗拒这种文化的冲击，德意志民族便是如此。18世纪，伴随着法国文化的入侵，对法国文化的抗拒也成为这一时期整个德意志社会的突出主题。
对德意志民族而言，最早作出反应与抗拒的便是一批知识分子。面对法国文化的入侵，他们内心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的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他们把接受外来文化视为民族的耻辱，痛苦与愤懑的感情激发起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抗拒。18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仿照英国的《观察家》、《卫报》等期刊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利用它来宣传民族文化，反对法国文化入侵。最早出现的杂志为《道德周刊》。随后，博德曼和布赖廷格在1721年创办了《马勒论坛》。1724年，瑞士学派创办了《爱国者》。这些期刊有着共同的主旨，即反对模仿、接受法国文化，呼吁剔除外国语，净化民族语言，崇扬德意志的光荣与伟大。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谢德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并为德意志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1724年，他来到莱比锡，加入了“使用德语协会”。在他的参与下，这个协会很快由一个地方组织团体跃升为全德意志文学协会，他还希望能把它办成与法兰西学院相媲美的组织。他坚持必须纯净德意志的语言，反对德意志民族舍弃民族语言，接受和使用法语。为捍卫德意志的民族语言，他自己一直坚持用德语进行写作，当他的未婚妻用法语给他写信时，他坚决反对，并一再要求她使用德语。约翰·弗里德里希·弗赖蒂希说：年轻人必须用自己的母语接受教育，这非常重要。素有“北方智者”之称的哈曼也坚决反对使用外国语。他从语言学理论出发，深刻论述了德意志民族必须使用自己的德语。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个体内在特质的表达，“语言是内心的表达，灵魂的显示，并传递着我们的内在精神。我们灵魂中所存在着的看不见的本质通过语言显示出来。”同样，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内在表达，每个民族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它体现着这个民族自身的独特的思想方式，因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很自然地要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习运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只是作为理解自己母语的工具。”1758年，哈曼在他的简历中再次重申了上述思想，“学习外国语的作用在于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母语，深化自己的思想，并能够比较和分析外国语和自己的母语，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总之，把显然只是记背的练习转化成为心智的发展，以及更高、更重要、更困难和更有生气的精神力量的进步。”〔7〕
针对德意志民族对法国文化的拙劣模仿，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写下了《论法国的影响》一文，指出，法国的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影响着德意志的王公贵族，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德意志年轻的一代，长此以往，德意志民族将不复存在。著名戏剧评论家莱辛悲愤地指出：“我们德国人还不成其为一个民族！我不是从政治概念上谈这个问题，而只是从道德的性格方面来讲，几乎可以说，德国人不想要自己的性格。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孝顺的崇拜者，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迷人的，可爱的，神圣的；我们宁愿否定自己的耳目，也不想作出另外的判断，我们宁愿把粗笨说成潇洒，把厚颜无耻说成是温情脉脉，把扮鬼脸说成是作表情，把合折押韵的‘打油诗’说成是诗歌，把粗鲁的嘶叫声说成是音乐，也不对这种优越性表示丝毫怀疑。”〔8 〕尤利图斯·莫泽尔也强烈反对对法国文化的模仿，一再告诫人们要从对法国文化的过度崇拜中扭转过来，要关注本民族的历史、文学、习俗，以便发展起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文化。他曾撰文嘲笑对法国文化的幼稚模仿，明确指出，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与学习仅仅只是为了发展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如果一味去模仿法国文化将会有损于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情感。他说：“通过模仿，我们能成为第一流的模仿者，而事实上最成功的模仿者也只不过如聪明的猴子。”〔9〕因此，他认为， 没有什么能比对法国文化的可笑模仿更为可怕的了，德意志民族的当务之急是要培植、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178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文学的一封信》，攻击和贬损德意志文学。尤利图斯·莫泽尔看后当即写下了《论德意志语言和文学》一文，奋起保卫德意志民族文学。莫泽尔承认弗里德里希对德意志文化落后的陈述是对的，但坚决不同意他对德意志文化的贬损，认为这种贬损本民族文化的做法将无济于改变现存的文化落后状况，发展德意志文化。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民族是否真正有必要依赖于其他民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第二，我们德意志民族是否还有值得被发扬光大的文化？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落后不在于自身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恰恰是因为从中世纪以来过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化，他说：“为什么德意志在中世纪宫廷抒情诗时代衰落了，或者在语言和良好的艺术方面仍落在后面，我们认为真实的原因仿佛主要在于这个事实，即我们一直受着讲拉丁语学者的教育，他们鄙视我们民族的丰硕成果，或只愿选择意大利和法国低劣平庸的成果来改变德意志的习俗和艺术。我想，我们要比我们至今已经做的更多地利用我们自己的成果，要从我们国家自身之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借用我们邻国的艺术仅仅在于用它服务和改进我们独特的创作，……我们必须利用我们自己的东西，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10〕他还这样比喻，我们的气候使得我们有着很好的自然植物，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培育它们，它们必定能长成伟大而壮美的植物。德意志人民要在本民族的这块肥沃土壤中培育本民族文化这棵参天大树，而不能一味模仿和效法外国文化。莫泽尔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得到知识界的好评。历史学家约翰·冯·米勒说：“莫泽尔已极巧妙地反对皇帝，保卫了德意志文化。”格累姆说：“我已经阅读了我们的莫泽尔的文章，他用明确的语言把真理告诉了国王。”〔11〕
三
这一时期，德意志知识分子不仅从情感上强烈反对德意志民族对法国文化的模仿，他们还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研究出发，在更深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了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与发扬本民族文化等问题，从而肯定了德意志民族进行文化抗拒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强化了德意志民族进行文化抗拒的信念与决心。
什么是民族，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应是什么？德意志思想家赫尔德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的基础是精神的和文化的。在他的很多著作里，一再表达道，民族是自然生长而成的一种有机体，不是人为的一种创造。他常常把民族类比为自然界的植物或动物，并使用“民族植物”、“民族动物”等词汇来表达民族所具有的自然特性。作为一个有机体，它也象自然界其他的生命有机体一样具有着一定的变化的法则，成长、成熟和衰老则是它的基本特征。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有机体的生长、成熟和衰老的生命周期是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对此，赫尔德进一步解释道，每一个有机体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具体到民族有机体来说，这种力量则为民族魂或民族精神。在赫尔德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民族精神的存在使得每一个民族有机体成为一个单独的存在，一种独特的个体。由民族精神所决定，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凸现在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上，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民族文化综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各个民族特性不同，文化亦不同，而且，它各自的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这种差异是自然的、正常的，由此，赫尔德更进一步认为，每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是由该民族自身所决定的，人们不能人为地对民族的发展订立规则，划定界限，它的进步与发展只是在自然所赋予的界限之中，在这个有机体本身所蕴含的内在力量之中，即每个民族的进步将仅仅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一个民族局限和服从于后天人工所制定的各种限制，模仿其他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扼杀自己的民族精神，丧失自身的内在秉赋和能力，这个民族的真正幸福和持久的进步则将成为泡影。所以，赫尔德一再坚持，每一个民族将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说：“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文明主要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潜能之中，也在运用这种潜能之中。这样，“一个民族的幸福不能强制地施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的自由花朵必须由他们自己亲手来采摘，每个民族必须从他们自己的愿望、欢欣和热爱中获得幸福”。〔12〕正因为如此，赫尔德强烈反对模仿外国文化，反对把民族文化建立在外国文化的基础上。他说，德意志从未受过外国的蹂躏，但现在却拚命模仿外国文化，“这些热心肠的德意志人甘愿卑屈地接受、羡慕这些无价值的礼物（指法国文化——译者），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拥有更好的资质。所以德意志是一个保持着分裂的国家，始终对别国感兴趣，始终模仿其他国家，它从未能清理和运用它所具有的力量，去实现它真正的自我或通过自己的优点获得利益。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13〕
与赫尔德同时代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民族精神”，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说，现在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对此，思想家哈曼等人进一步发挥道，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秉赋，是一种自发的创造力量。它是伴随着民族与生俱来的，不能也无法从其他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学到，民族秉赋具体体现在民族文化、特性、气质等内容上。显然，这种阐释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意义。德意志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民族文化，他们不能去模仿外国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是无法从学习外国文化当中培养形成的。因此，现在德意志民族必须停止对法国文化的幼稚模仿，不能让法国文化影响甚至毁灭德意志民族优秀的精神气质，妨碍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和伟大的民族。
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对培育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希望也使这些思想家转而追寻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更偏爱与珍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因为从历史中可以发现民族的特性，民族的辉煌。这样，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实际上也是表达一个民族的欲望，并要再创民族的辉煌。莫泽尔希望能在遥远的过去找寻到现在德意志强大的本源、动力和牢固的社会基础。赫尔德指出，远在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那里就存在着现在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于是，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日耳曼人，他们搜集日耳曼人的民歌，研究日耳曼人的史诗。他们把日耳曼人视为原始的和未受破坏的自然力量，而把日耳曼人的敌人罗马人作为颓废和腐败文明的牺牲品，认为罗马人为金钱和虚伪所控制，不能够理解日耳曼人永远生机勃勃的朝气和情感，因此，最终被日耳曼人所击败。克洛普施托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研究日耳曼史诗，挖掘日耳曼民歌，努力从中找寻德意志民族精神秉赋的源泉。通过研究古代日耳曼神话，他从中发现了日耳曼精神的伟大，它的广阔、活力和单一性。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民族秉赋与精神气质，使德意志在古代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使德意志没有受到外来民族的征服，成为光荣而伟大的国家。对德意志民族秉赋和精神的探源也促使他去追忆古代日耳曼人勇敢善战的伟大业绩，歌颂古代的英雄。这些业绩、这种勇敢既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秉赋的有机组成。因此，在他所写的6个剧本中有3个是赞颂古代英雄阿米尼厄斯的，在赞美诗《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祖国》中，他赞美德意志是一块伟大的土地，从未受到过外国人的蹂躏，从未受到过征服。作为一块自由的土地，雄鹰从这里飞出去征服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他为日耳曼人曾征服罗马以及在不列颠和高卢的土地上建立起日耳曼王国而感到无比自豪，认为日耳曼人从未失败，始终是战无不胜。在克洛普施托克的作品中，他还喜欢把现代德意志人与古代日耳曼人相提并论，并用古代的英雄比附于现在。他写道，我们的国王是赫尔曼斯，我们的军队是查鲁斯。所有这些，其目的就是要唤起德意志人民对古代英雄的崇敬，激发起一种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气质。一旦德意志人民被激发出这种民族精神，他们就不仅能够恢复古代德意志的光荣和伟大，而且还会创造出比前辈们更加辉煌的业绩。
这样，在一批德意志思想家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自然的有机发展的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民族文化、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服从于任何人工设计的限制，也绝不从属和模仿任何外国文化，相反，德意志民族将在民族精神的引导下，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业绩。
四
从16世纪以来，落后的德意志就一直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法国文化的入侵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严重后果，德意志民族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乃至民族精神，而这又是维系民族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内容。正是在法国文化的冲击下，德意志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出一种落后民族特有的痛苦情感，而且看到本民族正在因全盘接受和模仿法国文化而面临着的危机，由此，他们心中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文化抗拒的心态，一再呼吁要培植起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取得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抗拒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德意志民族真正成为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一般而言，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文化的接受与吸收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乏其例。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时，欧洲各国的众多学者纷纷翻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学习，接受他们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在这种互相交流、相互学习中实现的。在德意志，法国文化对它的冲击全面且持久，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当然，在这种接受法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会走向一种极端，会出现只接受表面肤浅的具体物品的倾向，但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在接受了另一种先进文化的物品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先进文化的接受应是迅速缩短德意志这个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差距的有效办法，而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德意志，这种民族意识使得这个民族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和震荡。在先进的法国文化面前，他们为本民族的落后而感到屈辱、悲愤、内疚、伤心，总之，这是一种强烈痛苦的情感。艾赛亚·伯林就曾描写过赫尔德的这种感情。当赫尔德到达法国后，他看到了先进的法国的一切，内心涌起一种混杂着嫉妒、自卑、赞赏、愤恨以及与之对抗的民族自卑感的痛苦情感。这种痛苦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一种感受，也是落后民族注定要经受的“炼狱”。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化成为追赶先进民族的强大动力，但也会在一种“非理性”的民族情感的支配下走向另一极端，即不仅无视本民族的落后，而且抗拒接受先进的文化，一味夜郎自大。当时的德意志人即是如此。他们把痛苦与愤懑迅即转化成对法国文化的顽固抗拒，他们回忆与歌颂日耳曼人的光荣与业绩，狂热地探寻德意志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认为这是一种优越于别的民族的东西。这样，他们在遥远的过去中找到了慰籍，在光荣与伟大之中使这种痛苦得到了缓释，内心也得到了平衡和满足。并且，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憧憬和幻想之中，仿佛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就在眼前，德意志民族不是落后的民族，而是高尚优越的民族，即使与先进的法兰西民族相比，德意志民族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并能对人类作出贡献。赫尔德曾这样说过，“法国给了这个世界启蒙运动和革命，难道德意志就不能贡献任何东西吗？”因此，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抗拒，落后民族的复杂感情使得他们不敢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反而无限制地扩充膨胀德意志民族的优越与自尊。而这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为了抗拒法国文化的入侵，德意志思想家把培育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放到了首位。由此，他们反对模仿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歌颂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强调德意志的民族特性。仔细探究，在这些内容的背后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没有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宣称具有普遍性。赫尔德说，“每一种人类的文化均有它自己的特质，那就是说，有它自己的特性、时间、地点和生命的阶段，例如，希腊文化按照其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生长，并由此而衰落。”他还进一步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人们将“仅仅根据它自己的价值尺度去判断和得到真实的理解…不能根据一些其他文化的价值，最不能根据一些普遍的、非人格的和绝对的尺度去判断去理解。”〔14〕这样每个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和独立性是肯定的和绝对的，每个民族都在适合于自己的环境中生长，盛开民族文化之花，有着自己美丽的芳香，每个民族的这种美丽和芳香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人类文化这个绚丽多彩的大花园。具体到德意志而言，则要培植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因此，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家那里，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一方面表达了一种“平等”的要求，即在先进的法国文化面前，德意志民族不是落后的，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德意志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等量齐观，同等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也包含着对法国文化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普遍性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最终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普遍性。启蒙思想家始终相信，不论在何时、何地，作为人类本身都具有着共同性，具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在这些共同性面前，历史或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也就失去其重要性。显然，德意志思想家们正是对启蒙思想家这一观点的抗拒与反动。美国史学家艾恺这样概括道，从强调相对性、特殊性这个倾向出发，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而且独特的这个看法。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经验，全部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这个立场否认了启蒙教义中无时间性的普遍法则，即任何时、地，任何人在原则上可以了解的真理，绝对的普遍模式是没有的。〔15〕艾恺又把它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认为，它是在“启蒙理性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16〕
这里我们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把德意志的这种文化抗拒称作为“反现代化思潮”，但是，我们也同时承认，在强调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每个民族按照自身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演进等方面，德意志思想家们有着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积极意义。如同社会发展没有单线一样，文化的发展也是多线的，这种多样性将大大丰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现代化也并不等于“西化”，它一定要建立在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任何丢弃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去实现现代化的作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撇开对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原则抗拒的具体内容，从抽象的一般原则来说，它向人们提出了社会演进的多样性，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出了解答。
如果追溯德意志的历史，我们更可以看到德意志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这场文化冲突与抗拒对德意志民族所起到的作用。自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800年之前，它有314个邦国和1475 个庄园，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所以，德意志常被描绘成“一件狂欢节穿的短上衣”。面对于此，一批思想家认为，这种分裂割据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裂，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分裂。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就德意志而言，法国位于西方）的冲击与入侵已使德意志民族抛弃了民族的传统、习俗、特性和精神，阻碍着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这些思想家强烈反对对外国文化的模仿，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德意志民族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在缺乏政治、经济统一条件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共同认同将不失为一种实现统一的积极方式。所以，德意志思想家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并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兴起和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文化的冲突与抗拒便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它也影响和决定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在德意志，我们看到了近代文化冲突与抗拒的最早表达。因此，对德意志这一时段的研究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德意志一国本身，它将有益于认识和理解贯穿整个近代世界历史的文化冲突与抗拒。而这，正是本文所蕴含的主旨与所要达到的目的。
注释：
〔1〕科佩尔·S.平森：《虔信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一种要素》（Pietism As a Factor in the Rise of German Nationalism），纽约1934年版，第158页。
〔2 〕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Herder and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第20—21页。
〔3 〕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1页。
〔4〕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4页。
〔5〕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5页。
〔6〕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6页。
〔7〕科佩尔·S.平森：《虔信主义、 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一种要素》，第171—172页。
〔8〕莱辛：《汉堡剧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9 〕罗伯特·赖因霍尔德·爱冈：《莫泽尔与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兴起》（Moser and Rise of National Thought in Germany）， 《近代史杂志》1933年第5卷。
〔10〕罗伯特·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48页。
〔11〕罗伯特·赖因霍尔德·爱冈：《莫泽尔与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兴起》。
〔12〕汉斯·科恩：《民族主义观念：它的起源与背景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纽约1946年版，第431页。
〔13〕祖芬编：《赫尔德全集》（Herder's Samtliche Werke）第18卷，柏林1877—1913年版，第223页。
〔14〕安东尼·H. 伯奇：《民族主义和民族的一体化》（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伦敦1989年版，第17页。
〔15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16〕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5期第29-37页
【作者简介】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62
一
早在16世纪，法国文化便已侵入德意志。到18世纪，随着法国成为全欧洲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法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德意志，落后的德意志全面模仿和接受着法国的文化，这首先表现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尽管宗教改革时路德已创立了德意志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德语一直被看作是粗俗的语言，整个德意志通行的是法语。政府在选拔行政官员时，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看能否运用法语，而德语则是次要的。政府的一切公文均使用法语书写，如“所有送给德国农民的律令条文、行政公文和司法传讯用的都是法语，这些农民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一位律师来进行翻译。”〔1〕1700 年在柏林成立的科学院采用法语作为它的正式语言，其学报也用法语出版。在很多学校，法语成为规定的课堂教学用语，而德语却被列入外国语来学习。在当时，会讲法语甚至还是一个显得有教养和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康拉德·弗里德里希·乌登在《论中产阶级家庭女孩的教育》一文中写道：自由民的女儿才讲德语，而小姐们必须知道如何用法语说早上好、晚上好、和我祝你晚上好。 〔2〕歌德曾在一首讽刺诗中为我们生动地描写了法语在德意志流行的情形：“使用法语和尊崇法语已经很久了，但一半人的嘴并不流畅，现在所有人如婴儿狂喜般地咿呀学习法语，别气愤，
，伟大的人，你的要求已经实现。”〔3〕此时，整个德意志不仅学习和使用法语，同时也倾羡和模仿优越的法国生活方式。在许多王公的眼中，凡尔赛代表了一种生活目标和文化模式，他们群起仿效法式建筑、花园和餐厅。腓特烈大帝曾这样论说道：“没有一个家族的年轻人不希望自己象路易十四那样，建立起他自己的凡尔赛宫，有他的女教师，保持他自己的军队。”〔4 〕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德意志上流社会的生活日渐“法国化”，几乎完全脱离了德意志的本土文化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从法国招聘女佣人、家庭女管家和教育孩子们的女教师，饮食由法国厨师准备，发型由法国理发师来做，购买法国的服装，常常为购买法国时装不惜一掷千金，法国的舞师和击剑师按照法国的风度仪态来训练指导年轻贵族，至少必须到法国旅游观光一次。这种对法国文化、生活方式乃至物品的偏爱从贵族蔓延到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也仿效贵族为子女聘请法国教师，或送他们到法国的学校学习。
不仅贵族和中产阶级变成了“法国狂”，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完全醉心于法国文化，也几乎只读法国人写的书，只使用法语，并只与法国一批知识界人士交往。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作家和文学著作的水平远低于法国。所以，他对德意志文化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德意志作家中，他只同盖勒交谈过几句话。他曾经向戈特谢德承认：“自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没有读过一本德语著作，我讲德语还不如马车夫好。”1773年，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写信给赫尔德说：“我非常了解国王不读的就是德语。”当伏尔泰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来到德国后，他写道，“在这里，我象是置身于法国，只讲我们的法语，德语是仆人和骑兵所讲。人们仅仅在旅途中需要用德语。”〔5〕腓特烈大帝死后编辑的30 卷《腓特烈大帝著作集》中他用德语讲话和写作的部分仅占两卷。
这样，整个德意志社会吹动着“法国化”的强劲之风，模仿、接受法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时尚。约翰·冯·霍内克尔在《论德意志的手工制品》这本书中向我们描述了这种社会风气。他说：“在德意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人们只羡慕法国的物品，德意志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除非它是在法国生产。甚至用法国的剃刀刮胡须，剪刀修剪理发也都比我们的好。如果钟表是由德意志人在巴黎制造也走得准，发型、服装、丝带、项链、鞋子、袜子甚至内衣都是法国的好，因为法国的空气使之散发着香味。法国的四轮马车也比德国马车跑得快。法国的假发也比德意志的头发更适合德意志人的头，同样，德意志人的头发除了用法国的梳子外不能用其他梳子来梳，粉脂也是如此。德意志的黄金只能用法国的纸牌来赌，或只用法国的钱包和首饰盒来保存。法国的膏药贴在德意志人的脸上也比我们的好。象这样一些物品还有其他数千种之多。”〔6〕
二
当一个民族已经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时候，这个民族便会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做出反应，并抗拒这种文化的冲击，德意志民族便是如此。18世纪，伴随着法国文化的入侵，对法国文化的抗拒也成为这一时期整个德意志社会的突出主题。
对德意志民族而言，最早作出反应与抗拒的便是一批知识分子。面对法国文化的入侵，他们内心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的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他们把接受外来文化视为民族的耻辱，痛苦与愤懑的感情激发起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抗拒。18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仿照英国的《观察家》、《卫报》等期刊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利用它来宣传民族文化，反对法国文化入侵。最早出现的杂志为《道德周刊》。随后，博德曼和布赖廷格在1721年创办了《马勒论坛》。1724年，瑞士学派创办了《爱国者》。这些期刊有着共同的主旨，即反对模仿、接受法国文化，呼吁剔除外国语，净化民族语言，崇扬德意志的光荣与伟大。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谢德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并为德意志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1724年，他来到莱比锡，加入了“使用德语协会”。在他的参与下，这个协会很快由一个地方组织团体跃升为全德意志文学协会，他还希望能把它办成与法兰西学院相媲美的组织。他坚持必须纯净德意志的语言，反对德意志民族舍弃民族语言，接受和使用法语。为捍卫德意志的民族语言，他自己一直坚持用德语进行写作，当他的未婚妻用法语给他写信时，他坚决反对，并一再要求她使用德语。约翰·弗里德里希·弗赖蒂希说：年轻人必须用自己的母语接受教育，这非常重要。素有“北方智者”之称的哈曼也坚决反对使用外国语。他从语言学理论出发，深刻论述了德意志民族必须使用自己的德语。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个体内在特质的表达，“语言是内心的表达，灵魂的显示，并传递着我们的内在精神。我们灵魂中所存在着的看不见的本质通过语言显示出来。”同样，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内在表达，每个民族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它体现着这个民族自身的独特的思想方式，因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很自然地要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习运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只是作为理解自己母语的工具。”1758年，哈曼在他的简历中再次重申了上述思想，“学习外国语的作用在于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母语，深化自己的思想，并能够比较和分析外国语和自己的母语，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总之，把显然只是记背的练习转化成为心智的发展，以及更高、更重要、更困难和更有生气的精神力量的进步。”〔7〕
针对德意志民族对法国文化的拙劣模仿，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写下了《论法国的影响》一文，指出，法国的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影响着德意志的王公贵族，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德意志年轻的一代，长此以往，德意志民族将不复存在。著名戏剧评论家莱辛悲愤地指出：“我们德国人还不成其为一个民族！我不是从政治概念上谈这个问题，而只是从道德的性格方面来讲，几乎可以说，德国人不想要自己的性格。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孝顺的崇拜者，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迷人的，可爱的，神圣的；我们宁愿否定自己的耳目，也不想作出另外的判断，我们宁愿把粗笨说成潇洒，把厚颜无耻说成是温情脉脉，把扮鬼脸说成是作表情，把合折押韵的‘打油诗’说成是诗歌，把粗鲁的嘶叫声说成是音乐，也不对这种优越性表示丝毫怀疑。”〔8 〕尤利图斯·莫泽尔也强烈反对对法国文化的模仿，一再告诫人们要从对法国文化的过度崇拜中扭转过来，要关注本民族的历史、文学、习俗，以便发展起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文化。他曾撰文嘲笑对法国文化的幼稚模仿，明确指出，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与学习仅仅只是为了发展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如果一味去模仿法国文化将会有损于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情感。他说：“通过模仿，我们能成为第一流的模仿者，而事实上最成功的模仿者也只不过如聪明的猴子。”〔9〕因此，他认为， 没有什么能比对法国文化的可笑模仿更为可怕的了，德意志民族的当务之急是要培植、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178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文学的一封信》，攻击和贬损德意志文学。尤利图斯·莫泽尔看后当即写下了《论德意志语言和文学》一文，奋起保卫德意志民族文学。莫泽尔承认弗里德里希对德意志文化落后的陈述是对的，但坚决不同意他对德意志文化的贬损，认为这种贬损本民族文化的做法将无济于改变现存的文化落后状况，发展德意志文化。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民族是否真正有必要依赖于其他民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第二，我们德意志民族是否还有值得被发扬光大的文化？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落后不在于自身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恰恰是因为从中世纪以来过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化，他说：“为什么德意志在中世纪宫廷抒情诗时代衰落了，或者在语言和良好的艺术方面仍落在后面，我们认为真实的原因仿佛主要在于这个事实，即我们一直受着讲拉丁语学者的教育，他们鄙视我们民族的丰硕成果，或只愿选择意大利和法国低劣平庸的成果来改变德意志的习俗和艺术。我想，我们要比我们至今已经做的更多地利用我们自己的成果，要从我们国家自身之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借用我们邻国的艺术仅仅在于用它服务和改进我们独特的创作，……我们必须利用我们自己的东西，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10〕他还这样比喻，我们的气候使得我们有着很好的自然植物，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培育它们，它们必定能长成伟大而壮美的植物。德意志人民要在本民族的这块肥沃土壤中培育本民族文化这棵参天大树，而不能一味模仿和效法外国文化。莫泽尔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得到知识界的好评。历史学家约翰·冯·米勒说：“莫泽尔已极巧妙地反对皇帝，保卫了德意志文化。”格累姆说：“我已经阅读了我们的莫泽尔的文章，他用明确的语言把真理告诉了国王。”〔11〕
三
这一时期，德意志知识分子不仅从情感上强烈反对德意志民族对法国文化的模仿，他们还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研究出发，在更深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了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与发扬本民族文化等问题，从而肯定了德意志民族进行文化抗拒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强化了德意志民族进行文化抗拒的信念与决心。
什么是民族，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应是什么？德意志思想家赫尔德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的基础是精神的和文化的。在他的很多著作里，一再表达道，民族是自然生长而成的一种有机体，不是人为的一种创造。他常常把民族类比为自然界的植物或动物，并使用“民族植物”、“民族动物”等词汇来表达民族所具有的自然特性。作为一个有机体，它也象自然界其他的生命有机体一样具有着一定的变化的法则，成长、成熟和衰老则是它的基本特征。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有机体的生长、成熟和衰老的生命周期是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对此，赫尔德进一步解释道，每一个有机体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具体到民族有机体来说，这种力量则为民族魂或民族精神。在赫尔德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民族精神的存在使得每一个民族有机体成为一个单独的存在，一种独特的个体。由民族精神所决定，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凸现在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上，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民族文化综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各个民族特性不同，文化亦不同，而且，它各自的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这种差异是自然的、正常的，由此，赫尔德更进一步认为，每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是由该民族自身所决定的，人们不能人为地对民族的发展订立规则，划定界限，它的进步与发展只是在自然所赋予的界限之中，在这个有机体本身所蕴含的内在力量之中，即每个民族的进步将仅仅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一个民族局限和服从于后天人工所制定的各种限制，模仿其他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扼杀自己的民族精神，丧失自身的内在秉赋和能力，这个民族的真正幸福和持久的进步则将成为泡影。所以，赫尔德一再坚持，每一个民族将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说：“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文明主要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潜能之中，也在运用这种潜能之中。这样，“一个民族的幸福不能强制地施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的自由花朵必须由他们自己亲手来采摘，每个民族必须从他们自己的愿望、欢欣和热爱中获得幸福”。〔12〕正因为如此，赫尔德强烈反对模仿外国文化，反对把民族文化建立在外国文化的基础上。他说，德意志从未受过外国的蹂躏，但现在却拚命模仿外国文化，“这些热心肠的德意志人甘愿卑屈地接受、羡慕这些无价值的礼物（指法国文化——译者），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拥有更好的资质。所以德意志是一个保持着分裂的国家，始终对别国感兴趣，始终模仿其他国家，它从未能清理和运用它所具有的力量，去实现它真正的自我或通过自己的优点获得利益。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13〕
与赫尔德同时代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民族精神”，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说，现在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对此，思想家哈曼等人进一步发挥道，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秉赋，是一种自发的创造力量。它是伴随着民族与生俱来的，不能也无法从其他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学到，民族秉赋具体体现在民族文化、特性、气质等内容上。显然，这种阐释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意义。德意志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民族文化，他们不能去模仿外国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是无法从学习外国文化当中培养形成的。因此，现在德意志民族必须停止对法国文化的幼稚模仿，不能让法国文化影响甚至毁灭德意志民族优秀的精神气质，妨碍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和伟大的民族。
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对培育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希望也使这些思想家转而追寻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更偏爱与珍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因为从历史中可以发现民族的特性，民族的辉煌。这样，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实际上也是表达一个民族的欲望，并要再创民族的辉煌。莫泽尔希望能在遥远的过去找寻到现在德意志强大的本源、动力和牢固的社会基础。赫尔德指出，远在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那里就存在着现在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于是，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日耳曼人，他们搜集日耳曼人的民歌，研究日耳曼人的史诗。他们把日耳曼人视为原始的和未受破坏的自然力量，而把日耳曼人的敌人罗马人作为颓废和腐败文明的牺牲品，认为罗马人为金钱和虚伪所控制，不能够理解日耳曼人永远生机勃勃的朝气和情感，因此，最终被日耳曼人所击败。克洛普施托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研究日耳曼史诗，挖掘日耳曼民歌，努力从中找寻德意志民族精神秉赋的源泉。通过研究古代日耳曼神话，他从中发现了日耳曼精神的伟大，它的广阔、活力和单一性。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民族秉赋与精神气质，使德意志在古代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使德意志没有受到外来民族的征服，成为光荣而伟大的国家。对德意志民族秉赋和精神的探源也促使他去追忆古代日耳曼人勇敢善战的伟大业绩，歌颂古代的英雄。这些业绩、这种勇敢既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秉赋的有机组成。因此，在他所写的6个剧本中有3个是赞颂古代英雄阿米尼厄斯的，在赞美诗《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祖国》中，他赞美德意志是一块伟大的土地，从未受到过外国人的蹂躏，从未受到过征服。作为一块自由的土地，雄鹰从这里飞出去征服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他为日耳曼人曾征服罗马以及在不列颠和高卢的土地上建立起日耳曼王国而感到无比自豪，认为日耳曼人从未失败，始终是战无不胜。在克洛普施托克的作品中，他还喜欢把现代德意志人与古代日耳曼人相提并论，并用古代的英雄比附于现在。他写道，我们的国王是赫尔曼斯，我们的军队是查鲁斯。所有这些，其目的就是要唤起德意志人民对古代英雄的崇敬，激发起一种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气质。一旦德意志人民被激发出这种民族精神，他们就不仅能够恢复古代德意志的光荣和伟大，而且还会创造出比前辈们更加辉煌的业绩。
这样，在一批德意志思想家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自然的有机发展的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民族文化、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服从于任何人工设计的限制，也绝不从属和模仿任何外国文化，相反，德意志民族将在民族精神的引导下，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业绩。
四
从16世纪以来，落后的德意志就一直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法国文化的入侵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严重后果，德意志民族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乃至民族精神，而这又是维系民族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内容。正是在法国文化的冲击下，德意志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出一种落后民族特有的痛苦情感，而且看到本民族正在因全盘接受和模仿法国文化而面临着的危机，由此，他们心中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文化抗拒的心态，一再呼吁要培植起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取得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抗拒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德意志民族真正成为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一般而言，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文化的接受与吸收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乏其例。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时，欧洲各国的众多学者纷纷翻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学习，接受他们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在这种互相交流、相互学习中实现的。在德意志，法国文化对它的冲击全面且持久，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当然，在这种接受法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会走向一种极端，会出现只接受表面肤浅的具体物品的倾向，但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在接受了另一种先进文化的物品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先进文化的接受应是迅速缩短德意志这个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差距的有效办法，而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德意志，这种民族意识使得这个民族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和震荡。在先进的法国文化面前，他们为本民族的落后而感到屈辱、悲愤、内疚、伤心，总之，这是一种强烈痛苦的情感。艾赛亚·伯林就曾描写过赫尔德的这种感情。当赫尔德到达法国后，他看到了先进的法国的一切，内心涌起一种混杂着嫉妒、自卑、赞赏、愤恨以及与之对抗的民族自卑感的痛苦情感。这种痛苦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一种感受，也是落后民族注定要经受的“炼狱”。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化成为追赶先进民族的强大动力，但也会在一种“非理性”的民族情感的支配下走向另一极端，即不仅无视本民族的落后，而且抗拒接受先进的文化，一味夜郎自大。当时的德意志人即是如此。他们把痛苦与愤懑迅即转化成对法国文化的顽固抗拒，他们回忆与歌颂日耳曼人的光荣与业绩，狂热地探寻德意志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认为这是一种优越于别的民族的东西。这样，他们在遥远的过去中找到了慰籍，在光荣与伟大之中使这种痛苦得到了缓释，内心也得到了平衡和满足。并且，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憧憬和幻想之中，仿佛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就在眼前，德意志民族不是落后的民族，而是高尚优越的民族，即使与先进的法兰西民族相比，德意志民族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并能对人类作出贡献。赫尔德曾这样说过，“法国给了这个世界启蒙运动和革命，难道德意志就不能贡献任何东西吗？”因此，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抗拒，落后民族的复杂感情使得他们不敢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反而无限制地扩充膨胀德意志民族的优越与自尊。而这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为了抗拒法国文化的入侵，德意志思想家把培育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放到了首位。由此，他们反对模仿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歌颂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强调德意志的民族特性。仔细探究，在这些内容的背后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没有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宣称具有普遍性。赫尔德说，“每一种人类的文化均有它自己的特质，那就是说，有它自己的特性、时间、地点和生命的阶段，例如，希腊文化按照其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生长，并由此而衰落。”他还进一步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人们将“仅仅根据它自己的价值尺度去判断和得到真实的理解…不能根据一些其他文化的价值，最不能根据一些普遍的、非人格的和绝对的尺度去判断去理解。”〔14〕这样每个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和独立性是肯定的和绝对的，每个民族都在适合于自己的环境中生长，盛开民族文化之花，有着自己美丽的芳香，每个民族的这种美丽和芳香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人类文化这个绚丽多彩的大花园。具体到德意志而言，则要培植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因此，在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家那里，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一方面表达了一种“平等”的要求，即在先进的法国文化面前，德意志民族不是落后的，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德意志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等量齐观，同等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也包含着对法国文化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普遍性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最终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普遍性。启蒙思想家始终相信，不论在何时、何地，作为人类本身都具有着共同性，具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在这些共同性面前，历史或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也就失去其重要性。显然，德意志思想家们正是对启蒙思想家这一观点的抗拒与反动。美国史学家艾恺这样概括道，从强调相对性、特殊性这个倾向出发，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而且独特的这个看法。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经验，全部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这个立场否认了启蒙教义中无时间性的普遍法则，即任何时、地，任何人在原则上可以了解的真理，绝对的普遍模式是没有的。〔15〕艾恺又把它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认为，它是在“启蒙理性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16〕
这里我们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把德意志的这种文化抗拒称作为“反现代化思潮”，但是，我们也同时承认，在强调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每个民族按照自身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演进等方面，德意志思想家们有着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积极意义。如同社会发展没有单线一样，文化的发展也是多线的，这种多样性将大大丰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现代化也并不等于“西化”，它一定要建立在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任何丢弃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去实现现代化的作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撇开对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原则抗拒的具体内容，从抽象的一般原则来说，它向人们提出了社会演进的多样性，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出了解答。
如果追溯德意志的历史，我们更可以看到德意志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这场文化冲突与抗拒对德意志民族所起到的作用。自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800年之前，它有314个邦国和1475 个庄园，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所以，德意志常被描绘成“一件狂欢节穿的短上衣”。面对于此，一批思想家认为，这种分裂割据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裂，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分裂。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就德意志而言，法国位于西方）的冲击与入侵已使德意志民族抛弃了民族的传统、习俗、特性和精神，阻碍着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这些思想家强烈反对对外国文化的模仿，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德意志民族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在缺乏政治、经济统一条件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共同认同将不失为一种实现统一的积极方式。所以，德意志思想家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并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兴起和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文化的冲突与抗拒便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它也影响和决定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在德意志，我们看到了近代文化冲突与抗拒的最早表达。因此，对德意志这一时段的研究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德意志一国本身，它将有益于认识和理解贯穿整个近代世界历史的文化冲突与抗拒。而这，正是本文所蕴含的主旨与所要达到的目的。
注释：
〔1〕科佩尔·S.平森：《虔信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一种要素》（Pietism As a Factor in the Rise of German Nationalism），纽约1934年版，第158页。
〔2 〕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Herder and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第20—21页。
〔3 〕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1页。
〔4〕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4页。
〔5〕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5页。
〔6〕罗伯尔·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26页。
〔7〕科佩尔·S.平森：《虔信主义、 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一种要素》，第171—172页。
〔8〕莱辛：《汉堡剧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9 〕罗伯特·赖因霍尔德·爱冈：《莫泽尔与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兴起》（Moser and Rise of National Thought in Germany）， 《近代史杂志》1933年第5卷。
〔10〕罗伯特·赖因霍尔德·爱冈：《赫尔德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立》，第48页。
〔11〕罗伯特·赖因霍尔德·爱冈：《莫泽尔与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兴起》。
〔12〕汉斯·科恩：《民族主义观念：它的起源与背景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纽约1946年版，第431页。
〔13〕祖芬编：《赫尔德全集》（Herder's Samtliche Werke）第18卷，柏林1877—1913年版，第223页。
〔14〕安东尼·H. 伯奇：《民族主义和民族的一体化》（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伦敦1989年版，第17页。
〔15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16〕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