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当前苏联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陈之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京)1997年04期第10-13页
【编者按】陈之骅教授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长，是国内知名的史学专家，著述宏富，研究精深，对我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了当前苏联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所谈各点，不仅对从事苏联史研究工作的同志有启发，而且对整个苏联问题研究也有一定指导意义，值得一读。（北京100006）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和兴亡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行将结束的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全局性影响。今天，苏联史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对于正在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研究苏联74年走过的既有凯歌行进，又有曲折反复的整个历程，全面总结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以来，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一反以往那种刻板的研究程式，学者们的思路开阔了，研究的范围拓宽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增多了，所使用的史料也更丰富了。出现了不少具有不同程度新意的著述。对此，去年应邀来华访问的俄国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也有同感。他说，在访问期间，中国学者对苏联史研究的重视和取得的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应当说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为了把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解决好以下几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一、指导思想问题
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苏联史研究来说，这一原则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绝大多数研究工作者的共识。因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我们的工作才会不迷失方向，并且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在今天看来，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要站在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或者说是站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的高度去思考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虽然并未直接涉及苏联历史上的问题，但是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同时，又借鉴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它对我们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无疑地会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古往今来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是站在他们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历史的。邓小平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学者来说便是这个高度的体现。
第二，要坚持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去研究苏联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评价各个重要人物。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苏联74年的历史，既有辉煌胜利的一面，又有挫折失败的一面，必须加以全面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于30年代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无论是它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变化，或是它的积极作用和弊端缺陷，以及有关的领袖人物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必须放到当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去考察。对于苏联史上历次改革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也应该是这样。这特定的时空条件既包括时代背景，国际形势和历史文化传统，也包括理论认识达到的程度。只有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更符合历史实际和更接近真理。
以上两点要求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它们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和缺一不可的。只有同时强调这两点，才能既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又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二、历史继承性问题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或是意识形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与革命前的俄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苏联是革命前俄国的继续。苏联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很多现象，都程度不同或是直接间接地反映出俄国传统的影响。对于苏联历史与俄国传统的这种联系，我们的认识往往只局限在某些问题上，如对外扩张、大俄罗斯主义和高度集中的统治体制等，而且认识的深度也很不够，常常只是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其实，俄国传统对苏联历史的影响是相当全面和深远的。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上，也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而后者则显得更为根深蒂固。例如研究苏联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应当深入考察俄国的村社及其集体主义传统；深入研究列宁主义就不能不考察俄国19世纪的各种革命思潮。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由此可见，如果不深入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首先是19世纪的俄国历史，苏联历史上的很多现象便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研究苏联历史不仅要和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结合起来，还应当和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五年来的俄国历史和当前俄罗斯的现状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继承性的问题。跟踪考察近年来俄罗斯向新制度转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可以深化我们对苏联史的认识。例如研究今天俄罗斯为维护自己强国地位的对外战略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考察今天的车臣问题可以更好地剖析苏联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得失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等等。研究当代俄罗斯问题的学者都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研究俄罗斯当前的问题对研究苏联历史不仅大有裨益，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三、薄弱环节问题
要把苏联史研究深入一步，应当注意加强薄弱环节的问题。目前我们苏联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有些是比较大的。从纵向来看，我们的研究着重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近年来又比较注意研究最后六七年，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历史。应该说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是很不足的。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比列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长得多。苏联的综合国力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力量则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此同时，这也是苏联开始停滞和衰落的时期。这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空前危机的时期，也是急需进行改革而又错过了改革良机的时期。如果不加强对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便不可能全面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不可能深入探索其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从横向来看，我们的研究长期以来着重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中央的历史，而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历史则注意不足，甚至根本不加研究。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加入苏联的各共和国都是按民族标志组成的。这些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其中有些民族的历史要比俄罗斯更为久远。加入苏联的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地位和重要性，无论从宪法规定的内容来说，或是从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因此，在研究苏联史时，如果把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撇在一边，便不可能对整个苏联的历史进程得出一个全面的认识。当然，在苏联史研究中还有不少其他大大小小的薄弱环节，这里只是举出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而已。
四、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近年来，在史学研究，特别是在专题研究中，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方兴未艾，并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实践证明，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于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繁荣历史科学是十分必需的。但是，在我们的苏联史研究中，这种做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工作者的素质和功力暂时还有局限。苏联解体以来，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拓宽，单靠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苏联历史已经显得不够。如果说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考察政治史还能勉强适应的话，那么在分析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或是民族史等方面的问题时便会发现难以深入下去。例如，为了把苏联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史以及苏联演变的民族因素研究得深透，必须运用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然，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便可能局限在就事论事的程度，最多也只能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进行分析，从而使我们找不到深层次的答案。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总结苏联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苏联史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大力提倡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五、利用历史档案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问题
8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和俄罗斯有关部门公开了大批历史档案，其中在各出版物上陆续发表的为数就很可观。这些档案材料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也澄清了一系列过去被片面阐述或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因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重视。我国已有人在着手收集、翻译、出版这些历史档案。这无疑是一项很重要而有益的工作。
从客观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历史档案对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这些档案材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有可能考虑许多新的问题，或是修正许多原来的论点。今天，能否把这些新材料科学地引进我们的研究已经成为衡量我们的工作是否具有先进水平的标准之一。档案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而喻，但是在使用档案时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应当看到，尽管档案本身是客观的，但公开什么档案和不公开什么档案，以及如何整理、发表这些档案，都是与档案部门以及档案的整理和注释者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不可分的。因此，在使用档案时仍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并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思考，必要时还要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和参照。否则，即使有了档案，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可能会发生种种偏差以至谬误。
除了档案以外，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只有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研究成果，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苏联解体以来，外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新作，其中不乏有见地的客观著述。特别应当重视的是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俄国史学界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几年间曾有过一段所谓的“危机”时期。当时史学研究比较沉闷，活跃在史坛上的主要不是史学家，而是政论家。后者大都不作严肃的史学研究，而是通过某些片断的历史题材撰文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历史学家重新回到史坛，并且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著述，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观点上反映了他们对祖国历史的反思。
由于目前俄国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同程度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我们在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时要特别注意分析和鉴别。据前面提到的萨哈罗夫通讯院士的介绍，现在俄国史学界流派纷呈，按他的表达来说，主要的是三个基本流派：“保守的斯大林主义”流派、“自由共产主义”流派和“急进民主派的反共产主义”流派，而其中占优势的是“自由共产主义”流派。由此可见，吸取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是经过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即使是相当严肃的研究成果，也不应是照单全收。对于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态度也应当是这样的。长期以来我们曾吃过照搬照抄苏联学者观点的亏，今天我们已比过去聪明多了，难道还能重蹈覆辙，再吃照搬照抄外国学者观点的亏吗？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
以上五个问题是目前把我国苏联史研究提高一步的关键。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国的苏联史研究起步较晚，与一些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来看，也可以说我们现在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我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领域还有着一个特殊的优势。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研究十月革命以后苏联70多年的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时，“中国的学者可能处于特殊有利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既曾和苏联长期间十分亲密，又曾长期受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欺压；而且中国既曾有照抄苏联模式的痛苦经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1〕所以， 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全力以赴，注意解决好上述五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定能在研究工作中取得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把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从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1 〕胡绳：《必然要十分重视的主题——两本论述苏联瓦解的书》，载《科学社会主义》1994年第5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京)1997年04期第10-13页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和兴亡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行将结束的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全局性影响。今天，苏联史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对于正在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研究苏联74年走过的既有凯歌行进，又有曲折反复的整个历程，全面总结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以来，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一反以往那种刻板的研究程式，学者们的思路开阔了，研究的范围拓宽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增多了，所使用的史料也更丰富了。出现了不少具有不同程度新意的著述。对此，去年应邀来华访问的俄国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也有同感。他说，在访问期间，中国学者对苏联史研究的重视和取得的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应当说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为了把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解决好以下几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一、指导思想问题
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苏联史研究来说，这一原则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绝大多数研究工作者的共识。因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我们的工作才会不迷失方向，并且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在今天看来，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要站在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或者说是站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的高度去思考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虽然并未直接涉及苏联历史上的问题，但是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同时，又借鉴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它对我们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无疑地会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古往今来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是站在他们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历史的。邓小平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学者来说便是这个高度的体现。
第二，要坚持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去研究苏联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评价各个重要人物。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苏联74年的历史，既有辉煌胜利的一面，又有挫折失败的一面，必须加以全面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于30年代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无论是它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变化，或是它的积极作用和弊端缺陷，以及有关的领袖人物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必须放到当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去考察。对于苏联史上历次改革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也应该是这样。这特定的时空条件既包括时代背景，国际形势和历史文化传统，也包括理论认识达到的程度。只有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更符合历史实际和更接近真理。
以上两点要求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它们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和缺一不可的。只有同时强调这两点，才能既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又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二、历史继承性问题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或是意识形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与革命前的俄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苏联是革命前俄国的继续。苏联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很多现象，都程度不同或是直接间接地反映出俄国传统的影响。对于苏联历史与俄国传统的这种联系，我们的认识往往只局限在某些问题上，如对外扩张、大俄罗斯主义和高度集中的统治体制等，而且认识的深度也很不够，常常只是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其实，俄国传统对苏联历史的影响是相当全面和深远的。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上，也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而后者则显得更为根深蒂固。例如研究苏联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应当深入考察俄国的村社及其集体主义传统；深入研究列宁主义就不能不考察俄国19世纪的各种革命思潮。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由此可见，如果不深入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首先是19世纪的俄国历史，苏联历史上的很多现象便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研究苏联历史不仅要和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结合起来，还应当和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五年来的俄国历史和当前俄罗斯的现状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继承性的问题。跟踪考察近年来俄罗斯向新制度转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可以深化我们对苏联史的认识。例如研究今天俄罗斯为维护自己强国地位的对外战略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考察今天的车臣问题可以更好地剖析苏联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得失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等等。研究当代俄罗斯问题的学者都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研究俄罗斯当前的问题对研究苏联历史不仅大有裨益，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三、薄弱环节问题
要把苏联史研究深入一步，应当注意加强薄弱环节的问题。目前我们苏联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有些是比较大的。从纵向来看，我们的研究着重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近年来又比较注意研究最后六七年，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历史。应该说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是很不足的。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比列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长得多。苏联的综合国力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力量则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此同时，这也是苏联开始停滞和衰落的时期。这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空前危机的时期，也是急需进行改革而又错过了改革良机的时期。如果不加强对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便不可能全面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不可能深入探索其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从横向来看，我们的研究长期以来着重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中央的历史，而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历史则注意不足，甚至根本不加研究。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加入苏联的各共和国都是按民族标志组成的。这些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其中有些民族的历史要比俄罗斯更为久远。加入苏联的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地位和重要性，无论从宪法规定的内容来说，或是从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因此，在研究苏联史时，如果把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撇在一边，便不可能对整个苏联的历史进程得出一个全面的认识。当然，在苏联史研究中还有不少其他大大小小的薄弱环节，这里只是举出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而已。
四、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近年来，在史学研究，特别是在专题研究中，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方兴未艾，并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实践证明，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于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繁荣历史科学是十分必需的。但是，在我们的苏联史研究中，这种做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工作者的素质和功力暂时还有局限。苏联解体以来，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拓宽，单靠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苏联历史已经显得不够。如果说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考察政治史还能勉强适应的话，那么在分析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或是民族史等方面的问题时便会发现难以深入下去。例如，为了把苏联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史以及苏联演变的民族因素研究得深透，必须运用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然，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便可能局限在就事论事的程度，最多也只能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进行分析，从而使我们找不到深层次的答案。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总结苏联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苏联史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大力提倡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五、利用历史档案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问题
8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和俄罗斯有关部门公开了大批历史档案，其中在各出版物上陆续发表的为数就很可观。这些档案材料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也澄清了一系列过去被片面阐述或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因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重视。我国已有人在着手收集、翻译、出版这些历史档案。这无疑是一项很重要而有益的工作。
从客观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历史档案对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这些档案材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有可能考虑许多新的问题，或是修正许多原来的论点。今天，能否把这些新材料科学地引进我们的研究已经成为衡量我们的工作是否具有先进水平的标准之一。档案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而喻，但是在使用档案时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应当看到，尽管档案本身是客观的，但公开什么档案和不公开什么档案，以及如何整理、发表这些档案，都是与档案部门以及档案的整理和注释者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不可分的。因此，在使用档案时仍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并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思考，必要时还要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和参照。否则，即使有了档案，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可能会发生种种偏差以至谬误。
除了档案以外，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只有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研究成果，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苏联解体以来，外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新作，其中不乏有见地的客观著述。特别应当重视的是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俄国史学界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几年间曾有过一段所谓的“危机”时期。当时史学研究比较沉闷，活跃在史坛上的主要不是史学家，而是政论家。后者大都不作严肃的史学研究，而是通过某些片断的历史题材撰文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历史学家重新回到史坛，并且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著述，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观点上反映了他们对祖国历史的反思。
由于目前俄国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同程度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我们在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时要特别注意分析和鉴别。据前面提到的萨哈罗夫通讯院士的介绍，现在俄国史学界流派纷呈，按他的表达来说，主要的是三个基本流派：“保守的斯大林主义”流派、“自由共产主义”流派和“急进民主派的反共产主义”流派，而其中占优势的是“自由共产主义”流派。由此可见，吸取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是经过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即使是相当严肃的研究成果，也不应是照单全收。对于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态度也应当是这样的。长期以来我们曾吃过照搬照抄苏联学者观点的亏，今天我们已比过去聪明多了，难道还能重蹈覆辙，再吃照搬照抄外国学者观点的亏吗？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
以上五个问题是目前把我国苏联史研究提高一步的关键。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国的苏联史研究起步较晚，与一些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来看，也可以说我们现在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我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领域还有着一个特殊的优势。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研究十月革命以后苏联70多年的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时，“中国的学者可能处于特殊有利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既曾和苏联长期间十分亲密，又曾长期受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欺压；而且中国既曾有照抄苏联模式的痛苦经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1〕所以， 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全力以赴，注意解决好上述五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定能在研究工作中取得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把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从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1 〕胡绳：《必然要十分重视的主题——两本论述苏联瓦解的书》，载《科学社会主义》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