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城市史研究中的都市——地区理论
姜芃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7年04期第79-91页
【作者简介】姜芃，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加拿大和美国虽然都是北美大陆的移民国家，但是，两国的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对两国历史的解释也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本世纪20、30年代，特纳的边疆主义理论在美国史学界非常盛行，人们不但用边疆主义来解释美国疆域不断扩大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也用开拓西部的精神做为美国的国家精神。但是，边疆主义在加拿大的历史解释中从来也没有占过统治地位，与此相对照，都市—地区关系理论却极为深入人心，这一理论不但成为人们解释加拿大一般历史的理论，而且特别成为加拿大城市史学的重要理论。人们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加拿大国家的形成，而且用它来解释加拿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有人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加拿大的城市史与美国的城市史区分开来，并由此开创了加拿大城市史的独立发展道路。这一理论对加拿大的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两代史学家，沿续了近半个世纪。当前，虽然有人对这一理论提出批评，但是，却无法根本摆脱这一理论。如加拿大著名史学家多纳尔德·戴维斯（Donald F.Davis）就著文《“都市课题”与加拿大城市史写作》〔1〕一文，激烈地批评这一理论。 他说，凯尔莱斯（J.M.S.Careless，都市理论的提出者——笔者）曾说特纳的理论在史学界太流行，太神化，因此有许多欺骗因素；现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原则来驳斥凯尔莱斯的都市主义。〔2〕他认为，30 多年来凯尔莱斯的理论几乎成为加拿大史学、地理学和城市史的指导理论。他认为这太神化、太过分。他详尽地列举了在凯尔莱斯前后提出相关各种理论的国内外史学家和他们的主要思想，力图证明这一理论的提出不是凯尔莱斯一个人的创造。同时，随着史学的发展，城市化理论的提出，都市主义与城市化很难区分。〔3〕因此， 他劝说人们现在要放弃这一理论。
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理论，它是怎样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什么？它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应该怎样对它评价？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做些初步探讨。
一
加拿大国家的形成有其独自的特点，与美国相比有两点最大的不同：第一，它首先是法国的殖民地，自17世纪初开始，沿圣·劳伦斯河建立起新法兰西文明；第二，加拿大不像美国那样通过革命，与英国抗衡，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而是由美国逃来的效忠派长期在加拿大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慢慢地脱离英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加拿大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学始终有着自己的解释模式和方法。为了说明都市—地区理论的形成根源，我们有必要对加拿大历史学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派进行简要的回顾。
在加拿大史学中曾发挥重要影响的第一个学派是不列颠学派（Britannic）或称血浓于水派（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这一学派的作者通常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主义者抱信任态度，在感情和背景上与大英帝国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往往把所描绘的主题，如：一个英裔的社区，置于帝国的背景之下，或作为帝国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而社区的人们享受着他们先辈所享有的英国的制度。除非当英裔受到美国威胁的时候，一般说来，这一学派忽视北美的各种力量和因素。这一学派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加拿大是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它是在北美洲建立的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特点是与英帝国保持长期不断的联系，并以此来对抗美国的危险。但是，在20世纪初，当加拿大面临美国真正威胁时，英国并没有给加拿大以保护，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即政治国家学派（School of Political Nationhood）。
这一派的著作注重国家的状况，充满了帝国的会议记录和条约，把加拿大的历史写成是英国殖民机构安排的历史。他们认为加拿大的发展是和平地、渐进地向独立国家迈进的过程。在初期，这一学派认为，无论是责任政府的成立还是联邦所取得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英国帮助和遵循英国法律制度的结果。从这点来看，政治国家学派与不列颠学派没有尖锐分歧。但渐渐地，随着加拿大对国家权力的获得，在这一学派的后期，有些作者把自治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客观条件，而且大部分作者把自己看成是加拿大人。他们对英国的影响开始抱敌视态度。他们往往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有时，把加拿大的历史写成是自由派贯彻自由主义主张的产物。在展示国家主义的主题时，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本质在于：一个区别于英国的社会已经形成，它要求被承认并拥有处理自己事物的权力。这些历史学家政治倾向性很强，往往从政治和宪法的角度去发表意见，但对社会、经济及知识界的各种力量如何形成一种加拿大的意识却缺乏有效的研究和分析。〔4〕
为弥补这一缺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环境主义学派（Environmentalist School）。 这一派的成员与国家主义学派的作者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另外一种国家主义者。他们力求证明加拿大所向往的国家是根植于北美自然环境中的：加拿大的制度和观点不是简单的重复英国，而应像美国那样，有它自己的方式，是它环境的产物。正是这一学派把特纳的边疆主义理论移殖到加拿大。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和加拿大在新大陆不断扩张，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以边疆为开端，使美、加形成了与旧世界不同的北美天然特色。环境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不断接受环境的影响，尽管加拿大在外表上继承了英国和法国的政府、社会和文化的形式，但是，一种具有美洲特色的新事物已经在加拿大稳步地生长起来。
在初期，环境主义史学家完全照搬美国的边疆主义，认为加拿大从东向西的扩张不过是整个北美边疆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完全忽视美、加之间的边界所造成的差异。有人从东、西部政党的差异、宗教和教堂的形式及分布以及为什么新法兰西不是旧世界封建法国的翻版这些方面来分析边疆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到后来，出现了对边疆主义理论的批评和修正。这种批评认为，加拿大民主的根源并不像美国那样产生在树林里，未开发土地对每一个人的机会的平等也不会必然产生政治民主。在加拿大，开拓者平等的生活条件与从大西洋彼岸带来的传统相互起着作用；由于加拿大边疆扩张的经历有限、与旧世界强有力的联系以及英帝国势力在加拿大政府中长期占统治地位，所以，加拿大的民主比美国要来得晚。40年代，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在加拿大，也有人重新强调东部的作用。有人研究东部都市中心的经济力量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城市对整个地区的影响。这对边疆主义是一种批判。尽管如此，环境主义史学家对加拿大史学的贡献不容低估，他们试图寻找一种理解加拿大历史的较为宏大的框架。
继环境主义之后是劳伦斯学派（Laurentian School）。 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D. G.克雷顿（D. G. Creighton）。1938年，他发表了《圣劳伦斯的商业帝国》〔5〕一书，1944 年又发表了《北方的自治领》〔6〕。在这两本书中，他建立了劳伦斯学派的基本史学方法。
劳伦斯学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长长的圣·劳伦斯河及其与之有联系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商业体系，这正是加拿大赖以形成的基础。劳伦斯学派的史学家们研究了早年的皮毛贸易如何把湖泊和河谷所开拓的商业地区连接起来，从东到西，从海洋到海洋最后连成了加拿大。凯尔莱斯认为，这也是一种环境主义， 或者可称作水路学派（WaterwagsSchool）。因为这一派不仅研究了劳伦斯河的商业体系，而且通过出海口，跨越大西洋，还研究了紧密与之联系的英国的横贯半个地球的东西贸易网络。这是一种以水路的体系来解释加拿大历史的方法。
劳伦斯学派不仅再次强调北美的物质环境，而且也强调欧洲的影响。他们揭示了这个巨大的交通、运输系统如何把移民和思想观念从英国运来并深深地投向北美的腹地。19世纪早期，安大略省无论从贸易还是思想观念来说，其与欧洲的联系都要比与美国的联系多。劳伦斯学派重视研究东部对西部的影响，特别关注商人和城市中保守的政治势力在国家扩张中的作用，认为这些人比经营农业的人更有远见。由于重视商业、交通和政治，研究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城市。如H.A. 安尼斯（H.A.Innis）对北美广大地区土产贸易组织以及大城市复杂的交通运输系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城市的研究，而且强调了都市对地区和国家发展的作用。1947年，D.C.马斯特（D.C.Master）发表了《多伦多的兴起，1850—1890》〔7〕一书。在书中， 他运用了经济都市主义统治的概念，分析了多伦多对于安大略省经济发展的领导作用以及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市在加拿大东部广大地区商业利益的竞争，指出，这种竞争实际上就是对都市统领作用的竞争。以上这种研究为在加拿大史学上建立都市主义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1954年，历史学家J. M. S. 凯尔莱斯在《加拿大历史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边疆主义、都市主义与加拿大历史》一文。他在回顾加拿大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用都市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加拿大历史。他说，都市主义根源于一种社会—经济概念，都市的普遍兴起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这意味着一个超出一般规模的城市不仅对它周围的农村，而且对其周围的城市及其农村，即整个地区进行统治：通过控制其交通、商业、金融，使之形成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单位，即都市的统治中心，并通过这个中心，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接着，他分析了世界的现代都市体系。他认为，伦敦、纽约无疑是最大的现代都市，在这些都市之下，每一个地区又有一些较小的都市中心对更小的城市进行统治。他认为都市之间的关系是像封主和封臣一样的封建链条关系。如温尼伯是蒙特利尔的下属城市，却是西部草原的都市；多伦多既是纽约又是蒙特利尔的下属城市。而做为加拿大都市中心的蒙特利尔却在传统上依附于伦敦。但是，他认为，现在所谓伟大的欧洲都市时代，即西欧扩展其交通和商业体系，并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北美的掘起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欧洲虽然仍保留着广阔的海外经济网络，但已不存在一个全世界范围的都市中心。
凯尔莱斯认为，在加拿大能运用都市主义来进行历史解释，因为加拿大历史上实际并没有美国意义上的定居的边疆。从最早的法兰西时代开始，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就是作为都市对毛皮贸易进行组织的，同时，它们又是整个西方毛皮贸易中心——巴黎、稍后是伦敦的前站。在以后的木材和采矿业中，都市的领导、扩展、组织和开发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由于加拿大没有美国那么多肥沃的适于农耕的土地，特纳所说的那种土地边疆在加拿大历史上并没有起很大作用，相反，都市主义相对来说却起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在加拿大，少量的人口非常集中地居住在有限的地区内，特别是蒙特利尔、温哥华和多伦多三个大城市，所以，与美国相比，都市的权力更为集中，都市主义作用的概念也更适于解释加拿大的历史。
凯尔莱斯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加拿大史学史上是具有航标转换作用的。加拿大与美国同处北美大陆，伴随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处处都会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在史学上也不例外。但是，凯尔莱斯提出用都市主义概念来解释加拿大历史，就使加拿大的史学与美国区分开来。以后几十年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加拿大历史的确是卓有成效的。这影响到整整两代历史学家。难怪在介绍加拿大史学发展的著作中，毫无例外地都给凯尔莱斯以重要的地位。
二
继《边疆主义、都市主义和加拿大历史》一文之后，凯尔莱斯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探讨了某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与都市的作用问题。如，1969年的《大西洋加拿大都市主义面面观》〔8〕。1974 年的《19世纪安大略省城市化情况》等〔9〕。有些文章则对20 世纪以前加拿大历史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如《都市和地区：1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上城市和地区的相互作用》〔10〕。通过这些文章，凯尔莱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都市主义理论。
下面，本文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一理论，并说明这一理论是如何被运用来解释加拿大历史的。
凯尔莱斯认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加拿大在北美大陆的扩展是通过边疆进行的。这个边疆与美国不同。美国是通过农业边疆即在未开发的荒野上经营农业以取得发展，并建立了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而加拿大的边疆是资源边疆，即通过商业汲取未开发的边远地区的资源。渐渐地，这些提供资源的未开发地区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人口的，具有集体同一性的地区（region）。然而，这些新鲜的敞开的边疆地区发展成具有稳固根基地区的全过程是与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最大最有力的城市，即都市的发展相联系的。边疆的开发以城市为先导，从而使城市获得发展。边疆是城市最远的腹地，而城市又是与贸易活动有联系的边疆的统治中心。都市、地区、腹地、边疆，这就是凯尔莱斯的理论的几个基本概念。
凯尔莱斯强调都市的作用，他认为整个加拿大的形成是都市扩张的结果。从16世纪起，法国和英国通过捕鱼业和皮毛贸易把巴黎和伦敦都市的力量推进到大西洋的彼岸。他们建立殖民点、军事要塞，这样形成了最初的城市，如圣·约翰、哈利法克斯、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但是，这些殖民前哨在商业、政治和军事上始终从属于大西洋对岸的巴黎和伦敦，为那里的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目的和利益服务。18世纪时，毛皮贸易通过圣·劳伦斯河向西扩展，借助东部河道圣·约翰和渥太华地区的木材业迅速兴起，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欧洲的都市市场和英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所决定的边疆向前推进的过程和命运。
19世纪初，以经营农业和木材业为主的边疆向北美大陆中部地区扩展，但是，这种扩展仍然是被英国的市场所控制并由英国来投资。随着英国移民定居点的扩展和各种城市活动的出现，不仅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商业城镇，而且出现了内地的都市中心，如多伦多、蒙特利尔。到了19世纪中期联邦成立以后，加拿大出现了建立与英国分离的都市中心的企图。在英帝国直接控制的商业和政府形式消失之后，美国的都市系统，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等都市中心，又通过商业和交通系统对加拿大发挥了影响。作为对美国扩张主义的一种反映，渥太华显示了对非常开放的以农业和牧业为主的西部边疆的领导作用，政府号召向这一地区移民并控制西部草原的资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把西部地区与加拿大中部的都市连接在一起，保护关税制的建立则有效地保护了东、西部的商品流通，维护了加拿大的都市对其边疆地区的控制。
19 世纪60 年代， 由于落基山脉以西、 太平洋沿岸的弗拉泽（Fraser）和卡瑞布（Cariboo）金矿边疆的发现， 造成了维多利亚市的兴起和繁荣。当时，维多利亚是做为温哥华岛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山区矿产腹地的都市而出现的，它与美国主要的太平洋都市旧金山相联系，作为它的下属城市而存在。然而，金矿的衰落，使人口减少；在财政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依赖加拿大，使之与加拿大联合。1885年，太平洋铁路的完成造就了铁路终端都市温哥华，并有效的把太平洋省份并入了加拿大的都市系统，同时，太平洋沿岸的林业边疆和渔业边疆对温哥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哥华的骤然崛起迅速取代了维多利亚的地位，成为加拿大西部最重要的都市。
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也造就了加拿大内地草原地区都市温尼伯的兴起。这一地区主要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地区，或称农业边疆。20世纪初温尼伯成为粮食集中地，这里的粮食通过铁路运往加拿大东部和圣·劳伦斯河地区，东部的商品又在这里向其腹地分散。在温尼伯之外，这时也出现了一些较小的城市，如里贾纳、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这些城市也对其周围腹地发生着影响。这些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靠其腹地或边疆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靠与之相联系的全国都市系统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新斯科舍省到安大略省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商业城市和城镇，建起了许多工厂，如纺织厂、化肥厂、纲铁厂等，东部的城市出现了多样化和专门化的工业发展趋势。 这种发展一方面是1879年保护关税政策实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全国交通系统的形成大大拓展了市场。由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拥有全国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优势，东部城市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城市在全国都市系统中的地位。此外，北方、阿尔伯达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地多种矿产的开发和深加工，也使一些都市的地位加强。
20世纪初以后，由于新的大陆铁路交通系统取代了一部分大西洋海运，东部沿海的一些老城市相对衰落了。
以上是凯尔莱斯运用都市—地区（腹地、边疆）理论来解释1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的基本轮廓。
他认为，到20世纪初开始遍布加拿大的都市—城市网络是与新的边疆的扩展和充分发展地区的出现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把加拿大的城市类型分为三类。在这个城市等级制阶梯的顶端，是国家级的都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其次是地区（region）一级的都市，如温尼伯、温哥华，次一级都市如里贾纳、埃德蒙顿、卡尔加里和维多利亚，这些城市连成了西部的都市网络；魁北克市和大西洋沿岸的哈利法克斯、圣·约翰连成了东部的城市网络；在人口稠密和相对高度发展的中部地区有渥太华、汉密尔顿、伦敦和温莎（Windsor）， 每个城市都对其周围地带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在以上这些主要城市之下，是在它们周围腹地的更小一些的城市和城镇，这些小城镇对其所在地域范围也发挥着影响。
如前所述，凯尔莱斯的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有加拿大史学发展的必然性。同时，这一理论的产生也有其理论根据。在20世纪初，加拿大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N. S. B. 格拉斯（N. S. B. Gras）就提出了经济都市主义的命题。他的理论强调主要城市的兴起是集中了周围腹地的财富和权利，同时，中心城市肩负着对这些腹地的服务、组织和领导作用。中心城市不仅是其腹地商业交换的渠道和领导者，而且控制着自身与外界都市的交换活动。此外，格拉斯认为一个城市要成就都市的统治作用有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建立整个疆域范围的市场体系，包括仓库、批发和交换的便利条件；第二，有一定规模的工厂生产，或在腹地，或在城市，但一定由城市领导；第三，有积极改善的交通系统，一方面是地区内的，另一方面联络外部都市地区的交通尤为重要；第四，在主要城市强有力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包括银行、投资和保险公司，不仅为地区内服务，也包括外部世界。
毫无疑问，凯尔莱斯在形成他的理论模式时吸收了格拉斯的理论。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许多地方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肯定都市对发展的意义的基础上，也强调腹地的作用，并把腹地具体化，提出边疆是城市最远的腹地。他认为，由于加拿大幅员辽阔，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城市，所以腹地，或者说边疆的自然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强调边疆的作用，把边疆按其资源或经济结构分为矿产、森林、渔业、农业或工业等多种类型；此外，他又按开发的程序把边疆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的天然物边疆，这包括毛皮边疆、早期大西洋夏季不定居式的渔业、东部的伐木业、西部的没围栏的牧业及早期太平洋的淘金业。这种资源的摄取不需要很多的投资和劳力，也不需要太多人的定居和改变原始的景观。第二个层次是需要较多投入的天然物的边疆。这些地区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持久的移民和使自然环境改观。这包括东部和西部的农业，木材粗加工业，定居式的沿海渔业、有围栏的圈养畜牧业和需要较多资金、人力和设备的矿产开采业。第三个层次是以加工为最重要特征的生产行业。在农业边疆是面粉加工厂、毛纺织厂和其他简单的农场制品的加工厂；在森林区是木材加工厂和家俱厂；牧区是肉类加工厂和罐头厂；渔业是罐头厂；采矿边疆是冶练厂和矿砂厂。这些工厂都在边疆出现并很快使这些地区变成城市。这种发展代表了一种从边疆向成熟地区的转变。〔11〕
凯尔莱斯不但分析了边疆的不同发展程度，边疆会发展成为城市，而且指出边疆是暂时的阶段，边疆也可能消失。他说，地区（region）是持久的，边疆却是暂时的，边疆不仅是最初发展阶段向外伸展的腹地，而且也是短暂的阶段。非永久性是边疆的一个显著的特点。〔12〕美国是随着边疆的平稳向西推进，稳步地建立农场并发展成为城市。与美国的边疆发展逻辑不同，加拿大并没有一个长期向北扩展的边疆。甚至，在北部广大腹地，边疆出现了又消失了，连曾长期存在过的皮毛边疆也随时间在地域上不断变化。只有我们所关注的19世纪上述主要的边疆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持续发展的地区（region）。
以上是凯尔莱斯的都市—地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
如前所述，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是加拿大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不列颠学派、国家政治学派、环境主义学派到劳伦斯学派，再到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这期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每个学派的出现都继承了前一学派的一部分思想遗产，同时又吸收了国外思想界的一些新思潮和新方法，批判了前一派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针对历史提出的一此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解释方法。
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是这样，这一理论的完善也是这样。如前所述，自从1954 年凯尔莱斯提出用都市主义来解释加拿大历史以来， 到1978年他发表《都市和地区：1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上城市和地区的相互作用》一文，这二十几年来，这一理论在加拿大史学界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同时，这一理论也吸收了国内外其他学科的新的方法、理论，不断丰富、完善自己，如核心—周边地区（Heart land—Hinterland）方法、依赖—剥削方法（Dependency—Exploitation）、生态学方法以及繁荣主义（boosterism）方法中重视研究精英及商业集团的作用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任何有用的理论的出现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都有一个在吸收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提出，并继续吸收外界新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修正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都市—地区理论虽然是凯尔莱斯首先明确提出的，但是，这一理论的完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就，而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982年，加拿大城市史学专家吉尔伯特·斯蒂尔特发表《城市史的地区结构》〔13〕一文。他是加拿大新的一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继续肯定了都市—地区理论，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一理论方法。
首先，他充分肯定凯尔莱斯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加拿大的地位和影响。他说：凯尔莱斯“是罕见的对加拿大史学思想有建树的人”〔14〕，“在1970年以前，加拿大城市发展方面一些最好的著作是由莫里斯·凯尔莱斯和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他们运用都市主义的概念，强调城市发展中商业精英的作用。他们的方法自然地产生于加拿大史学发展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土生土长的。”〔15〕斯帝尔特承认凯尔莱斯是对他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他肯定凯尔莱斯1954年发表的《边疆主义、都市主义与加拿大历史》一文是首次有意识地把都市主义概念运用于整个加拿大的发展历史。他称赞凯尔莱斯对加拿大史学的影响可与特纳对美国史学的影响相媲美。他说像特纳一样，凯尔莱斯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一题目写了一篇专门论文，而是通过他的众多文章、他与外界的接触以及他所带出的研究生使他的影响广泛流传。事实上，他的都市解释方法无论在加拿大史学界还是地理学界都取得了正统的地位。〔16〕
正如斯蒂尔特所说，凯尔莱斯是对他最有影响的人。他把凯尔莱斯的理论看成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东西（尽管凯尔莱斯实际上也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或比那个时代更早些国外的一些思想精华）。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斯蒂尔特作为7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历史学家无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社会科学新学科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新思潮、新方法的影响，具有更开阔的眼界。他是加拿大城市史学家中少有的重视对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研究的人，他在其主编的许多城市史论文集中注意总结史学方法，写出多篇有份量的序言，并有一些论述史学方法论的专文发表。由于这些原因，他对都市—地区理论所作的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别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斯蒂尔特认为，在地区的背景下对城市进行研究是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关系基础。这一关系基础并不是反对具体的研究，而是对具体研究的一种补充。这是一种大的关系体系，它反对那种只注意碎小的题目的零散研究。他说，人们更习惯于把城市做为一个实体、一件事来研究，具体地描述城市的土地利用、建筑或司法权，而不太习惯于把城市做为一种复杂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把城市做为一个关系来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地区方法在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处理一些关系：首先，什么是城市（urban）？ 只有当我们把什么是非城市与之对比时，我们才会搞清楚。一个特定地区的城区（city）、城镇和乡村的相关的范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这个词的意义，总之，应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范围。这种地区架构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应把那些较小的地方，村庄和城镇，看成是一个合成部分。第二，用地区方法有可能更细致地估计城区和城镇在社会中的作用——无论它们是积极地建立这个大社会，还是消极的反映这个大社会。这就是说，把城市（urban）和城区（City）进行区分， 把城市看成是依赖变化而改变的地方——即大的社会力量的产物；把城区看成是独立变化的地方——作为社会变化的机构。城区是被造成的，但是，它们也造就文化本身，并影响周围的生活。第三，地区方法有可能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去检验社会中的权力问题。这就是在地图上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甚至一组国家内运用核心—周边或都市权力等概念去分析权力的来源和运作。第四，用这种方法可以区分在城市发展中什么是普遍性、什么是特殊社会背景的产物。当然，这需要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之间进行比较。但是，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地方环境中看来像是大山，到大的背景下看上去却变成一个小山包了。〔17〕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斯蒂尔特在三个方面比凯尔莱斯有所创新：首先，他使用了一些更明确的概念，如，他没有笼统地使用都市—腹地这个概念，而是运用了城市（urban）城区（city ）城镇（town）和村庄（village）这些概念， 这样依次把地区中的城市到乡村按层次区分出来。第二，他不是把城市看成一个事物，而是一个关系复合体，然后对这一复合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如他说明了城市和城区。谁是主动变化部分，谁是被动变化部分，从而更突出了城区的作用。第三，他提倡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那些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东西。这说明他有着比凯尔莱斯更开阔的眼界。他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加拿大各地区的特殊性，并运用这一方法研究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我们在下面的文章中还会提到。
斯蒂尔特认为，地区方法在加拿大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地区性非常强的国家。他说，人们通常把1867年建立联邦解释为几个具有各自同一性的地区走到一起。这种情况有点与制宪以前的美国的几个州联盟的情况相似，不是人民享有主权，而是人民处于君主统治下的特殊社会。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英裔法裔的二元社会，但另外几个讲英语的地区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人们习惯于把加拿大人做为集团和社区看待，而不是个人和公民看待，这正反映了各地区不同的种族混合。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他认为加拿大地区主义的本质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而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物产资源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个地区有什么样的物产，就决定了它的经济类型。腹地具有资源，城区和城镇直接介入物产的加工和出口。即由物产来组织这一地区的经济。
安大略省是以小麦生产地区为开端，以后发展成广泛的小城市和城镇系统。这一系统先是由蒙特利尔控制，后由多伦多取代。由农产品资源奠定了消费品生产的基础，到19世纪后期成为国家工业的心脏地区。魁北克省城市系统的发展基于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没有中等城市。从17世纪开始，魁北克就形成了这种向心式的城市系统，具有高度集中的行政、宗教和军事设施，并有一到二种物产资源的出口。自从被英国征服以后，法裔与英裔的二元主义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主义并存。直到近年，蒙特利尔成为国家级的都市。大西洋地区的城市直到19世纪中期始终是以物产出口和横跨大西洋的运输为其主要经济，以此与其他地区抗衡。在这以后，地方企业阶级的失策，交通系统结构的改变以及地区资源基础的管理不善，特别是加拿大中部的兴起使这一地区衰落了。这一地区的种族同一性极强。因为20世纪的非英裔移民没到这里来，所以使这一地区保持了老不列颠的特色。加拿大西部的发展是由于交通运输技术（铁路）的发展和资源生产。温尼伯和温哥华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城市。这一地区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受到美国加州的影响，具有太平洋沿岸的特色。以上是斯蒂尔特对加拿大国内几个地区的划分。我们看到，他是把物产、经济和种族做为主要区分的标志。〔18〕
除了按地区进行划分，他还把加拿大各地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商业时期。此时，殖民地的城市是母国城市的代理机构，是货物集散地。第二时期是19世纪，即商业／工业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地区的发展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此时，前一阶段的殖民城镇变成商业和工业的中心，周围是林业、农业和渔业的腹地。运输系统得到改善，各城市人口的密度由它在国家中的等级地位而定。此时，加拿大的城市开始取代海外帝国的职能，成为本国政治文化中心，但这时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少数。第三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工厂生产是主要特征，由于工业发展，多伦多在城市等级地位中跃居最主要的城市。从职能上说，都市把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扩展到疆界以外的广大区域。以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为首的城市系统出现了，尽管依然依赖境外更大的都市，如纽约。此时，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城市意识成了大多数人，包括居住在小地方的人的意识。在第四个时期，一些传统的称谓如城市（unban）、城区（city ）都成了问题，因为城市性（urbanity）已经不是城市居民独有的属性。在加拿大，新的形式似乎正在形成，但是，城区做为文化、经济和交通等联系的枢纽似乎还有前途。〔19〕
以上是斯蒂尔特对加拿大地区发展历史时期的大致划分。说它大致是因为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一个宏大的框架不可能对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概括得准确无误。
斯蒂尔特对地区理论的另一个发现是，他认为这一理论方法并不像有些加拿大人（包括他过去——笔者）所说是加拿大独有的理论。他指出这一方法在美国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并有很好的运用。而且，这一方法在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也普遍适用。
他研究了美国一些学者的情况，发现，在美国，地区的概念是有伸缩性的，依情况而定。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根据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对地区提出这样的定义：地区是国家以下的一个部分，在地理和社会的涵义上充分一致：具有自己统一的意识，居民为自己的思想和习惯感到自豪，他们具有与国家其他部分不同的感觉。〔20〕大卫·戈德菲尔德（David Goldfield ）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南方的城市。他认为很难从地理和统计的角度把美国南方看成是一个统一体。但是，由于它独特的文化，它成为一个地区。这就是乡村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21〕显然，在美国的一部分学者中，划分地区是以文化类型为标准的。尽管斯蒂尔特结合加拿大的情况觉得这种划分并不全面，但是，他还是把这种方法归纳为一种方法。
斯蒂尔特认为地区方法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普遍适用。他研究了巴西的情况，认为巴西学者关注地区主义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巴西各地区的同一性也是在扩张中形成的。经济学家马丁·凯兹曼（MartinKatzmam）在对边疆主义、地区主义和城市化的研究中， 勾划出巴西不同的地区，并生动地描绘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繁荣的中南部地区是咖啡边疆，并成为工业城市如圣保罗的农产品供应地。自从1930年以来，这个边疆（腹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联邦政府以重要城市戈亚尼亚（Goiania）和巴西利亚为先导，鼓励人们在这一地区定居。 至于东北部，尽管有地区发展规划，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萧条地区。加工工业集中在圣保罗，尽管政府进行干预，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22〕
在阿根庭，也是一种地区性研究。詹姆斯·斯科比（James Scobie）把阿根庭分为沿海地区、东北部低地地区、西北部山地、大草原地区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五个地区，但是他又说，实际上只有两个地区，这就是最大的占全国人口1／3的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内地。甚至全国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Rosaria）也仅有1／10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小。一部分沿海地区也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控制。〔23〕可见大城市在阿根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地区的划分。
在澳大利亚，尽管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像北美和拉丁美洲那样普遍采用地区方法，但斯蒂尔特认为澳大利亚也许是最应该运用这一方法的典型之一，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分成几个大的功能地区，而每一个地区都以一个沿海的重要城市为首。新西兰的情况也与澳大利亚大致相同。那里19世纪中期建立的沿海城镇，发展成英国旧式的基于耕种业的经济地区的中心。
城市和腹地关系问题是采用地区方法的深化。斯蒂尔特介绍美国学者的情况说，乔考布斯（Jocobs）用“城市（city）地区”这个词来说明乡村人口稠密的腹地和某些城区周围的工业和商业工作区域。在她看来，那些能产生城市地区的城市的特性是：这个城市具有一种充分不断地替换其多种重要职能的能力。她举波士顿为例，认为它造就了覆盖麻萨诸塞州东部绝大部分的城市地区，而这一地区又向新汉普夏南部和罗德岛全州扩展。〔24〕
城市和腹地相互依赖的理论也被马丁·卡兹曼有效地用来分析圣保罗。他认为，正是咖啡，使圣保罗的工业发展。1940年以后，工业人口的急剧上升，为各种农产品建立了广泛的新市场，这就刺激了周围的农业，使之更扩大、多样化和现代化。按照他的观点，圣保罗是几乎遍及所有巴西中南部腹地发展的引擎。〔25〕
赫斯特（J. B. Hirst ）对澳大利亚的城市及农业腹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经济力量都在城市，主要城市占了殖民地人口的1／3到1／2，矿产、牧场和农业的所有者都住在城市，进出口商也居住在城市；投资通常是双向关系：城里的商人和专业人员投资于采矿和畜牧业；乡村的牧羊人和牧场主投资于银行业和城市财产业。他还研究了城市—地区的政治方面，从1870到1917年，遵照殖民地立法的代议制，权力重心在城市和乡村来回摆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城市始终控制着乡村、因为基于城市行政机构的官僚统治始终控制着教育、政策制定、救济和公共医疗。〔26〕
城市—腹地关系的研究也是美国城市史的推动力。罗伯塔、米勒（Roberta Miller）指出，美国城市—地区关系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沿海经济向西部的扩张，地区的发展伴随着地区间的联系。她发现：第一，地区城市的发展是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三者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第二，地区间的交通改善对于以后地区经济形成有重要作用。第三，城市（Urban）的发展并不是对城区（city ）和腹地的所有部分同样有利。〔27〕
总之，斯蒂尔特举了许多国家的实例，意在说明无论是以经济标准还是以文化标准划分，地区方法以及城市—腹地关系的研究都是各国至今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斯蒂尔特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这就是城市—地区理论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在“城市和它的腹地”这样的小标题下，斯蒂尔特列举了弗雷德·丹姆斯（Fred Dahms）对安大略省休伦（Huron）、布鲁斯（Bruce）和威灵顿（Wellington）三个县所进行的研究。说“丹姆斯虽然没有把这三个小的、偏远的社区置于任何特殊都市中心的氛围中，但他探讨了这三个县在总的城市化进程中变动着的功能。他的结论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些小地方也卷入了城市化进程，从最初的农业服务中心，发展到现在每个县都承担了一个到两个特殊的如旅游、批发或粮食加工等城市的职能。这说明，以前体现在大城市的那些城市因素，现在可以在分散的小城镇或村庄找到——这就是乡村城市化进程的产物。”〔28〕
在上文中，斯蒂尔特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城市化与城市—腹地理论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列举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也就是说，在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许多国家都把全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时，地区方法是否还有效？笔者认为，斯蒂尔特的上述议论无疑间接地向人们示意，乡村的城市化仍然是在城市—腹地的范围中进行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 笔者想举美国史学家萨谬尔·黑斯（Samuel Hays）的文章，《从城市史到城市化社会的历史》〔29 〕一文来说明。在文章中，黑斯把美国分为东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几个地区，然后分别从经济发展、全国大选、生活方式和城乡环境几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全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或者说从城市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各地区发展的历史。〔30〕这就说明，在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90年代，在美国和许多国家，地区研究方法，仍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它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研究。
以上，本文从地区方法是怎样提出？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在今天的状况如何几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理论是从历史研究实践中产生，并得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史学家不断运用、不断丰富发展的一种理论方法。同时，只要各国内部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可能还会继续采用下去。
经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再来看多纳尔德·戴维斯的观点。笔者反对他要人们放弃都市主义理论的作法。笔者认为，与都市主义相关的地区方法，或者说城市—腹地等方法是许多国家许多学者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戴维斯的文章并不是全无价值，他所总结出的与都市方法相关的五种其他方法说明，这一理论的发现不是凯尔莱斯一个人的创造，因此不应该把他神化。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应该放弃的不是这一理论，而是把这一理论看成是加拿大人独有创造的狭隘意识。同时，笔者还认为，都市—地区方法不是呆板的教条，它只是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各国的史学家应该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断吸收各学科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它不断丰富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理论方法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
注释：
〔1〕Donald F. Davis, The Metropolitan Thesis and thewriting of Canadian Urban History, in Urban History Review,Vol ⅩⅣ, No. 2 (October 1985) PP. 95—113.
〔2〕Ibid., pp.95—96.
〔3〕Ibid., p.96.
〔4〕参见J. M. S. Careless, Frontierism, Metropolitanism, and Canadian History, i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5. 1954. pp. 3—5.
〔5〕D. G. Creighton,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t. Lawrence, 1938.
〔6〕D. G. Creighton, Dominion of the North, 1944.
〔7〕D. C. Master, The Rise of Toronto, 1850—1890, Toronto, 1947.
〔8〕J. M. S. Careless, Aspects of Metropolitanism in Atlantic Canada, in Mason Wade ed, Regionalism in the Canadian Community, 1867—1967, Toronto 1969 pp.117—129.
〔9〕J. M. S. Careless Some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Ontario, in F. H. Armstrong, H. A. Stevenson and J. D. Wilson eds. , Aspects of Nineteenth Ceutury Ontario: Essays Presented to J. J. Talman, Toronto 1974. pp. 65—79.
〔10〕J. M. S. Careless, Metropolis and Regi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City and Region in Canada History before 1914, in Urban History Review, Apr. 1979. No. 3.
〔11〕参见J. M. S. Careless, Op. cit., p. 116—117.
〔12〕Ibid., p. 114.
〔13〕Gilbert A. Stelte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Urban History, in Urban History Review, Vol. ⅩⅢ, No3. February 1985.
〔14〕A Conversation with Giibert A. Stelter: Urban History in Canada, in Journal of Urbon History, Vol. 6, Num. 2. February, 1980.
〔15〕Ibid.
〔16〕Ibid., p. 203.
〔17〕Stelte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Urban History p. 201.
〔18〕Ibid., pp. 197—198.
〔19〕Ibid., pp. 200—201.
〔20〕Quoted from McCarty, "Australian Regional History", p. 91. see Stelte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Urban History. p. 196.
〔21〕D. Goldfield,"The Urban South: A Regional Framework",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1981): pp. 1009—1034, See G. Stelter, Op. cit., p.196.
〔22〕M. Katzman, Cities and Frontiers in Brazil: Region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1977), Quoted from G. Stelter, Op. cit., p. 198.
〔23〕James Scobie, Argentina, A City and A Nation ( NewYork 1971), See G. Stelter, Op. cit., p.198.
〔24〕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984). p. 47.
〔25〕Martin Katzman, "Sao Paulo and its Hinterland: Evolv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Rise of an Industrial Power," in Manchester and Sao Paulo, ed., by Wirth and Jones. p. 125.
〔26〕J. B. Hirst, Adelaide and the Country, 1870—1917: Their Social and Politial Relationship (1973).
〔27〕Roberta M. Miller, City and Hinterland, A Case study of Urban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mt, ( westport, conn.,1979).
〔28〕Fred Dahm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 study of Huron and Bruce Counties, Ontario 1891—1981" in Urbun History Review, Ⅻ (February 1984) pp. 1—18.
〔29〕Samuel P. Hay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to theHistory of Urbanized Society, i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19. No. 4. August 1993.
〔30 〕参见拙文：《西方城市史学初探》， 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7年04期第79-91页
【作者简介】姜芃，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理论，它是怎样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什么？它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应该怎样对它评价？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做些初步探讨。
一
加拿大国家的形成有其独自的特点，与美国相比有两点最大的不同：第一，它首先是法国的殖民地，自17世纪初开始，沿圣·劳伦斯河建立起新法兰西文明；第二，加拿大不像美国那样通过革命，与英国抗衡，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而是由美国逃来的效忠派长期在加拿大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慢慢地脱离英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加拿大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学始终有着自己的解释模式和方法。为了说明都市—地区理论的形成根源，我们有必要对加拿大历史学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派进行简要的回顾。
在加拿大史学中曾发挥重要影响的第一个学派是不列颠学派（Britannic）或称血浓于水派（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这一学派的作者通常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主义者抱信任态度，在感情和背景上与大英帝国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往往把所描绘的主题，如：一个英裔的社区，置于帝国的背景之下，或作为帝国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而社区的人们享受着他们先辈所享有的英国的制度。除非当英裔受到美国威胁的时候，一般说来，这一学派忽视北美的各种力量和因素。这一学派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加拿大是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它是在北美洲建立的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特点是与英帝国保持长期不断的联系，并以此来对抗美国的危险。但是，在20世纪初，当加拿大面临美国真正威胁时，英国并没有给加拿大以保护，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即政治国家学派（School of Political Nationhood）。
这一派的著作注重国家的状况，充满了帝国的会议记录和条约，把加拿大的历史写成是英国殖民机构安排的历史。他们认为加拿大的发展是和平地、渐进地向独立国家迈进的过程。在初期，这一学派认为，无论是责任政府的成立还是联邦所取得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英国帮助和遵循英国法律制度的结果。从这点来看，政治国家学派与不列颠学派没有尖锐分歧。但渐渐地，随着加拿大对国家权力的获得，在这一学派的后期，有些作者把自治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客观条件，而且大部分作者把自己看成是加拿大人。他们对英国的影响开始抱敌视态度。他们往往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有时，把加拿大的历史写成是自由派贯彻自由主义主张的产物。在展示国家主义的主题时，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本质在于：一个区别于英国的社会已经形成，它要求被承认并拥有处理自己事物的权力。这些历史学家政治倾向性很强，往往从政治和宪法的角度去发表意见，但对社会、经济及知识界的各种力量如何形成一种加拿大的意识却缺乏有效的研究和分析。〔4〕
为弥补这一缺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环境主义学派（Environmentalist School）。 这一派的成员与国家主义学派的作者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另外一种国家主义者。他们力求证明加拿大所向往的国家是根植于北美自然环境中的：加拿大的制度和观点不是简单的重复英国，而应像美国那样，有它自己的方式，是它环境的产物。正是这一学派把特纳的边疆主义理论移殖到加拿大。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和加拿大在新大陆不断扩张，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以边疆为开端，使美、加形成了与旧世界不同的北美天然特色。环境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不断接受环境的影响，尽管加拿大在外表上继承了英国和法国的政府、社会和文化的形式，但是，一种具有美洲特色的新事物已经在加拿大稳步地生长起来。
在初期，环境主义史学家完全照搬美国的边疆主义，认为加拿大从东向西的扩张不过是整个北美边疆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完全忽视美、加之间的边界所造成的差异。有人从东、西部政党的差异、宗教和教堂的形式及分布以及为什么新法兰西不是旧世界封建法国的翻版这些方面来分析边疆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到后来，出现了对边疆主义理论的批评和修正。这种批评认为，加拿大民主的根源并不像美国那样产生在树林里，未开发土地对每一个人的机会的平等也不会必然产生政治民主。在加拿大，开拓者平等的生活条件与从大西洋彼岸带来的传统相互起着作用；由于加拿大边疆扩张的经历有限、与旧世界强有力的联系以及英帝国势力在加拿大政府中长期占统治地位，所以，加拿大的民主比美国要来得晚。40年代，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在加拿大，也有人重新强调东部的作用。有人研究东部都市中心的经济力量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城市对整个地区的影响。这对边疆主义是一种批判。尽管如此，环境主义史学家对加拿大史学的贡献不容低估，他们试图寻找一种理解加拿大历史的较为宏大的框架。
继环境主义之后是劳伦斯学派（Laurentian School）。 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D. G.克雷顿（D. G. Creighton）。1938年，他发表了《圣劳伦斯的商业帝国》〔5〕一书，1944 年又发表了《北方的自治领》〔6〕。在这两本书中，他建立了劳伦斯学派的基本史学方法。
劳伦斯学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长长的圣·劳伦斯河及其与之有联系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商业体系，这正是加拿大赖以形成的基础。劳伦斯学派的史学家们研究了早年的皮毛贸易如何把湖泊和河谷所开拓的商业地区连接起来，从东到西，从海洋到海洋最后连成了加拿大。凯尔莱斯认为，这也是一种环境主义， 或者可称作水路学派（WaterwagsSchool）。因为这一派不仅研究了劳伦斯河的商业体系，而且通过出海口，跨越大西洋，还研究了紧密与之联系的英国的横贯半个地球的东西贸易网络。这是一种以水路的体系来解释加拿大历史的方法。
劳伦斯学派不仅再次强调北美的物质环境，而且也强调欧洲的影响。他们揭示了这个巨大的交通、运输系统如何把移民和思想观念从英国运来并深深地投向北美的腹地。19世纪早期，安大略省无论从贸易还是思想观念来说，其与欧洲的联系都要比与美国的联系多。劳伦斯学派重视研究东部对西部的影响，特别关注商人和城市中保守的政治势力在国家扩张中的作用，认为这些人比经营农业的人更有远见。由于重视商业、交通和政治，研究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城市。如H.A. 安尼斯（H.A.Innis）对北美广大地区土产贸易组织以及大城市复杂的交通运输系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城市的研究，而且强调了都市对地区和国家发展的作用。1947年，D.C.马斯特（D.C.Master）发表了《多伦多的兴起，1850—1890》〔7〕一书。在书中， 他运用了经济都市主义统治的概念，分析了多伦多对于安大略省经济发展的领导作用以及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市在加拿大东部广大地区商业利益的竞争，指出，这种竞争实际上就是对都市统领作用的竞争。以上这种研究为在加拿大史学上建立都市主义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1954年，历史学家J. M. S. 凯尔莱斯在《加拿大历史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边疆主义、都市主义与加拿大历史》一文。他在回顾加拿大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用都市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加拿大历史。他说，都市主义根源于一种社会—经济概念，都市的普遍兴起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这意味着一个超出一般规模的城市不仅对它周围的农村，而且对其周围的城市及其农村，即整个地区进行统治：通过控制其交通、商业、金融，使之形成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单位，即都市的统治中心，并通过这个中心，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接着，他分析了世界的现代都市体系。他认为，伦敦、纽约无疑是最大的现代都市，在这些都市之下，每一个地区又有一些较小的都市中心对更小的城市进行统治。他认为都市之间的关系是像封主和封臣一样的封建链条关系。如温尼伯是蒙特利尔的下属城市，却是西部草原的都市；多伦多既是纽约又是蒙特利尔的下属城市。而做为加拿大都市中心的蒙特利尔却在传统上依附于伦敦。但是，他认为，现在所谓伟大的欧洲都市时代，即西欧扩展其交通和商业体系，并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于北美的掘起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欧洲虽然仍保留着广阔的海外经济网络，但已不存在一个全世界范围的都市中心。
凯尔莱斯认为，在加拿大能运用都市主义来进行历史解释，因为加拿大历史上实际并没有美国意义上的定居的边疆。从最早的法兰西时代开始，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就是作为都市对毛皮贸易进行组织的，同时，它们又是整个西方毛皮贸易中心——巴黎、稍后是伦敦的前站。在以后的木材和采矿业中，都市的领导、扩展、组织和开发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由于加拿大没有美国那么多肥沃的适于农耕的土地，特纳所说的那种土地边疆在加拿大历史上并没有起很大作用，相反，都市主义相对来说却起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在加拿大，少量的人口非常集中地居住在有限的地区内，特别是蒙特利尔、温哥华和多伦多三个大城市，所以，与美国相比，都市的权力更为集中，都市主义作用的概念也更适于解释加拿大的历史。
凯尔莱斯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加拿大史学史上是具有航标转换作用的。加拿大与美国同处北美大陆，伴随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处处都会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在史学上也不例外。但是，凯尔莱斯提出用都市主义概念来解释加拿大历史，就使加拿大的史学与美国区分开来。以后几十年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加拿大历史的确是卓有成效的。这影响到整整两代历史学家。难怪在介绍加拿大史学发展的著作中，毫无例外地都给凯尔莱斯以重要的地位。
二
继《边疆主义、都市主义和加拿大历史》一文之后，凯尔莱斯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探讨了某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与都市的作用问题。如，1969年的《大西洋加拿大都市主义面面观》〔8〕。1974 年的《19世纪安大略省城市化情况》等〔9〕。有些文章则对20 世纪以前加拿大历史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如《都市和地区：1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上城市和地区的相互作用》〔10〕。通过这些文章，凯尔莱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都市主义理论。
下面，本文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一理论，并说明这一理论是如何被运用来解释加拿大历史的。
凯尔莱斯认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加拿大在北美大陆的扩展是通过边疆进行的。这个边疆与美国不同。美国是通过农业边疆即在未开发的荒野上经营农业以取得发展，并建立了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而加拿大的边疆是资源边疆，即通过商业汲取未开发的边远地区的资源。渐渐地，这些提供资源的未开发地区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人口的，具有集体同一性的地区（region）。然而，这些新鲜的敞开的边疆地区发展成具有稳固根基地区的全过程是与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最大最有力的城市，即都市的发展相联系的。边疆的开发以城市为先导，从而使城市获得发展。边疆是城市最远的腹地，而城市又是与贸易活动有联系的边疆的统治中心。都市、地区、腹地、边疆，这就是凯尔莱斯的理论的几个基本概念。
凯尔莱斯强调都市的作用，他认为整个加拿大的形成是都市扩张的结果。从16世纪起，法国和英国通过捕鱼业和皮毛贸易把巴黎和伦敦都市的力量推进到大西洋的彼岸。他们建立殖民点、军事要塞，这样形成了最初的城市，如圣·约翰、哈利法克斯、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但是，这些殖民前哨在商业、政治和军事上始终从属于大西洋对岸的巴黎和伦敦，为那里的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目的和利益服务。18世纪时，毛皮贸易通过圣·劳伦斯河向西扩展，借助东部河道圣·约翰和渥太华地区的木材业迅速兴起，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欧洲的都市市场和英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所决定的边疆向前推进的过程和命运。
19世纪初，以经营农业和木材业为主的边疆向北美大陆中部地区扩展，但是，这种扩展仍然是被英国的市场所控制并由英国来投资。随着英国移民定居点的扩展和各种城市活动的出现，不仅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商业城镇，而且出现了内地的都市中心，如多伦多、蒙特利尔。到了19世纪中期联邦成立以后，加拿大出现了建立与英国分离的都市中心的企图。在英帝国直接控制的商业和政府形式消失之后，美国的都市系统，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等都市中心，又通过商业和交通系统对加拿大发挥了影响。作为对美国扩张主义的一种反映，渥太华显示了对非常开放的以农业和牧业为主的西部边疆的领导作用，政府号召向这一地区移民并控制西部草原的资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把西部地区与加拿大中部的都市连接在一起，保护关税制的建立则有效地保护了东、西部的商品流通，维护了加拿大的都市对其边疆地区的控制。
19 世纪60 年代， 由于落基山脉以西、 太平洋沿岸的弗拉泽（Fraser）和卡瑞布（Cariboo）金矿边疆的发现， 造成了维多利亚市的兴起和繁荣。当时，维多利亚是做为温哥华岛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山区矿产腹地的都市而出现的，它与美国主要的太平洋都市旧金山相联系，作为它的下属城市而存在。然而，金矿的衰落，使人口减少；在财政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依赖加拿大，使之与加拿大联合。1885年，太平洋铁路的完成造就了铁路终端都市温哥华，并有效的把太平洋省份并入了加拿大的都市系统，同时，太平洋沿岸的林业边疆和渔业边疆对温哥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哥华的骤然崛起迅速取代了维多利亚的地位，成为加拿大西部最重要的都市。
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也造就了加拿大内地草原地区都市温尼伯的兴起。这一地区主要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地区，或称农业边疆。20世纪初温尼伯成为粮食集中地，这里的粮食通过铁路运往加拿大东部和圣·劳伦斯河地区，东部的商品又在这里向其腹地分散。在温尼伯之外，这时也出现了一些较小的城市，如里贾纳、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这些城市也对其周围腹地发生着影响。这些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靠其腹地或边疆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靠与之相联系的全国都市系统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新斯科舍省到安大略省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商业城市和城镇，建起了许多工厂，如纺织厂、化肥厂、纲铁厂等，东部的城市出现了多样化和专门化的工业发展趋势。 这种发展一方面是1879年保护关税政策实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全国交通系统的形成大大拓展了市场。由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拥有全国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优势，东部城市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城市在全国都市系统中的地位。此外，北方、阿尔伯达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地多种矿产的开发和深加工，也使一些都市的地位加强。
20世纪初以后，由于新的大陆铁路交通系统取代了一部分大西洋海运，东部沿海的一些老城市相对衰落了。
以上是凯尔莱斯运用都市—地区（腹地、边疆）理论来解释1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的基本轮廓。
他认为，到20世纪初开始遍布加拿大的都市—城市网络是与新的边疆的扩展和充分发展地区的出现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把加拿大的城市类型分为三类。在这个城市等级制阶梯的顶端，是国家级的都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其次是地区（region）一级的都市，如温尼伯、温哥华，次一级都市如里贾纳、埃德蒙顿、卡尔加里和维多利亚，这些城市连成了西部的都市网络；魁北克市和大西洋沿岸的哈利法克斯、圣·约翰连成了东部的城市网络；在人口稠密和相对高度发展的中部地区有渥太华、汉密尔顿、伦敦和温莎（Windsor）， 每个城市都对其周围地带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在以上这些主要城市之下，是在它们周围腹地的更小一些的城市和城镇，这些小城镇对其所在地域范围也发挥着影响。
如前所述，凯尔莱斯的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有加拿大史学发展的必然性。同时，这一理论的产生也有其理论根据。在20世纪初，加拿大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N. S. B. 格拉斯（N. S. B. Gras）就提出了经济都市主义的命题。他的理论强调主要城市的兴起是集中了周围腹地的财富和权利，同时，中心城市肩负着对这些腹地的服务、组织和领导作用。中心城市不仅是其腹地商业交换的渠道和领导者，而且控制着自身与外界都市的交换活动。此外，格拉斯认为一个城市要成就都市的统治作用有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建立整个疆域范围的市场体系，包括仓库、批发和交换的便利条件；第二，有一定规模的工厂生产，或在腹地，或在城市，但一定由城市领导；第三，有积极改善的交通系统，一方面是地区内的，另一方面联络外部都市地区的交通尤为重要；第四，在主要城市强有力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包括银行、投资和保险公司，不仅为地区内服务，也包括外部世界。
毫无疑问，凯尔莱斯在形成他的理论模式时吸收了格拉斯的理论。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许多地方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肯定都市对发展的意义的基础上，也强调腹地的作用，并把腹地具体化，提出边疆是城市最远的腹地。他认为，由于加拿大幅员辽阔，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城市，所以腹地，或者说边疆的自然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强调边疆的作用，把边疆按其资源或经济结构分为矿产、森林、渔业、农业或工业等多种类型；此外，他又按开发的程序把边疆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的天然物边疆，这包括毛皮边疆、早期大西洋夏季不定居式的渔业、东部的伐木业、西部的没围栏的牧业及早期太平洋的淘金业。这种资源的摄取不需要很多的投资和劳力，也不需要太多人的定居和改变原始的景观。第二个层次是需要较多投入的天然物的边疆。这些地区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持久的移民和使自然环境改观。这包括东部和西部的农业，木材粗加工业，定居式的沿海渔业、有围栏的圈养畜牧业和需要较多资金、人力和设备的矿产开采业。第三个层次是以加工为最重要特征的生产行业。在农业边疆是面粉加工厂、毛纺织厂和其他简单的农场制品的加工厂；在森林区是木材加工厂和家俱厂；牧区是肉类加工厂和罐头厂；渔业是罐头厂；采矿边疆是冶练厂和矿砂厂。这些工厂都在边疆出现并很快使这些地区变成城市。这种发展代表了一种从边疆向成熟地区的转变。〔11〕
凯尔莱斯不但分析了边疆的不同发展程度，边疆会发展成为城市，而且指出边疆是暂时的阶段，边疆也可能消失。他说，地区（region）是持久的，边疆却是暂时的，边疆不仅是最初发展阶段向外伸展的腹地，而且也是短暂的阶段。非永久性是边疆的一个显著的特点。〔12〕美国是随着边疆的平稳向西推进，稳步地建立农场并发展成为城市。与美国的边疆发展逻辑不同，加拿大并没有一个长期向北扩展的边疆。甚至，在北部广大腹地，边疆出现了又消失了，连曾长期存在过的皮毛边疆也随时间在地域上不断变化。只有我们所关注的19世纪上述主要的边疆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持续发展的地区（region）。
以上是凯尔莱斯的都市—地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
如前所述，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是加拿大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不列颠学派、国家政治学派、环境主义学派到劳伦斯学派，再到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这期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每个学派的出现都继承了前一学派的一部分思想遗产，同时又吸收了国外思想界的一些新思潮和新方法，批判了前一派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针对历史提出的一此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解释方法。
都市—地区理论的提出是这样，这一理论的完善也是这样。如前所述，自从1954 年凯尔莱斯提出用都市主义来解释加拿大历史以来， 到1978年他发表《都市和地区：1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上城市和地区的相互作用》一文，这二十几年来，这一理论在加拿大史学界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同时，这一理论也吸收了国内外其他学科的新的方法、理论，不断丰富、完善自己，如核心—周边地区（Heart land—Hinterland）方法、依赖—剥削方法（Dependency—Exploitation）、生态学方法以及繁荣主义（boosterism）方法中重视研究精英及商业集团的作用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任何有用的理论的出现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都有一个在吸收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提出，并继续吸收外界新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修正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都市—地区理论虽然是凯尔莱斯首先明确提出的，但是，这一理论的完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就，而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982年，加拿大城市史学专家吉尔伯特·斯蒂尔特发表《城市史的地区结构》〔13〕一文。他是加拿大新的一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继续肯定了都市—地区理论，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一理论方法。
首先，他充分肯定凯尔莱斯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加拿大的地位和影响。他说：凯尔莱斯“是罕见的对加拿大史学思想有建树的人”〔14〕，“在1970年以前，加拿大城市发展方面一些最好的著作是由莫里斯·凯尔莱斯和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他们运用都市主义的概念，强调城市发展中商业精英的作用。他们的方法自然地产生于加拿大史学发展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土生土长的。”〔15〕斯帝尔特承认凯尔莱斯是对他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他肯定凯尔莱斯1954年发表的《边疆主义、都市主义与加拿大历史》一文是首次有意识地把都市主义概念运用于整个加拿大的发展历史。他称赞凯尔莱斯对加拿大史学的影响可与特纳对美国史学的影响相媲美。他说像特纳一样，凯尔莱斯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一题目写了一篇专门论文，而是通过他的众多文章、他与外界的接触以及他所带出的研究生使他的影响广泛流传。事实上，他的都市解释方法无论在加拿大史学界还是地理学界都取得了正统的地位。〔16〕
正如斯蒂尔特所说，凯尔莱斯是对他最有影响的人。他把凯尔莱斯的理论看成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东西（尽管凯尔莱斯实际上也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或比那个时代更早些国外的一些思想精华）。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斯蒂尔特作为7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历史学家无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社会科学新学科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新思潮、新方法的影响，具有更开阔的眼界。他是加拿大城市史学家中少有的重视对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研究的人，他在其主编的许多城市史论文集中注意总结史学方法，写出多篇有份量的序言，并有一些论述史学方法论的专文发表。由于这些原因，他对都市—地区理论所作的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别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斯蒂尔特认为，在地区的背景下对城市进行研究是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关系基础。这一关系基础并不是反对具体的研究，而是对具体研究的一种补充。这是一种大的关系体系，它反对那种只注意碎小的题目的零散研究。他说，人们更习惯于把城市做为一个实体、一件事来研究，具体地描述城市的土地利用、建筑或司法权，而不太习惯于把城市做为一种复杂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把城市做为一个关系来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地区方法在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处理一些关系：首先，什么是城市（urban）？ 只有当我们把什么是非城市与之对比时，我们才会搞清楚。一个特定地区的城区（city）、城镇和乡村的相关的范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这个词的意义，总之，应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范围。这种地区架构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应把那些较小的地方，村庄和城镇，看成是一个合成部分。第二，用地区方法有可能更细致地估计城区和城镇在社会中的作用——无论它们是积极地建立这个大社会，还是消极的反映这个大社会。这就是说，把城市（urban）和城区（City）进行区分， 把城市看成是依赖变化而改变的地方——即大的社会力量的产物；把城区看成是独立变化的地方——作为社会变化的机构。城区是被造成的，但是，它们也造就文化本身，并影响周围的生活。第三，地区方法有可能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去检验社会中的权力问题。这就是在地图上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甚至一组国家内运用核心—周边或都市权力等概念去分析权力的来源和运作。第四，用这种方法可以区分在城市发展中什么是普遍性、什么是特殊社会背景的产物。当然，这需要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之间进行比较。但是，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地方环境中看来像是大山，到大的背景下看上去却变成一个小山包了。〔17〕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斯蒂尔特在三个方面比凯尔莱斯有所创新：首先，他使用了一些更明确的概念，如，他没有笼统地使用都市—腹地这个概念，而是运用了城市（urban）城区（city ）城镇（town）和村庄（village）这些概念， 这样依次把地区中的城市到乡村按层次区分出来。第二，他不是把城市看成一个事物，而是一个关系复合体，然后对这一复合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如他说明了城市和城区。谁是主动变化部分，谁是被动变化部分，从而更突出了城区的作用。第三，他提倡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那些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东西。这说明他有着比凯尔莱斯更开阔的眼界。他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加拿大各地区的特殊性，并运用这一方法研究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我们在下面的文章中还会提到。
斯蒂尔特认为，地区方法在加拿大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地区性非常强的国家。他说，人们通常把1867年建立联邦解释为几个具有各自同一性的地区走到一起。这种情况有点与制宪以前的美国的几个州联盟的情况相似，不是人民享有主权，而是人民处于君主统治下的特殊社会。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英裔法裔的二元社会，但另外几个讲英语的地区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人们习惯于把加拿大人做为集团和社区看待，而不是个人和公民看待，这正反映了各地区不同的种族混合。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他认为加拿大地区主义的本质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而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物产资源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个地区有什么样的物产，就决定了它的经济类型。腹地具有资源，城区和城镇直接介入物产的加工和出口。即由物产来组织这一地区的经济。
安大略省是以小麦生产地区为开端，以后发展成广泛的小城市和城镇系统。这一系统先是由蒙特利尔控制，后由多伦多取代。由农产品资源奠定了消费品生产的基础，到19世纪后期成为国家工业的心脏地区。魁北克省城市系统的发展基于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没有中等城市。从17世纪开始，魁北克就形成了这种向心式的城市系统，具有高度集中的行政、宗教和军事设施，并有一到二种物产资源的出口。自从被英国征服以后，法裔与英裔的二元主义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主义并存。直到近年，蒙特利尔成为国家级的都市。大西洋地区的城市直到19世纪中期始终是以物产出口和横跨大西洋的运输为其主要经济，以此与其他地区抗衡。在这以后，地方企业阶级的失策，交通系统结构的改变以及地区资源基础的管理不善，特别是加拿大中部的兴起使这一地区衰落了。这一地区的种族同一性极强。因为20世纪的非英裔移民没到这里来，所以使这一地区保持了老不列颠的特色。加拿大西部的发展是由于交通运输技术（铁路）的发展和资源生产。温尼伯和温哥华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城市。这一地区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受到美国加州的影响，具有太平洋沿岸的特色。以上是斯蒂尔特对加拿大国内几个地区的划分。我们看到，他是把物产、经济和种族做为主要区分的标志。〔18〕
除了按地区进行划分，他还把加拿大各地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商业时期。此时，殖民地的城市是母国城市的代理机构，是货物集散地。第二时期是19世纪，即商业／工业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地区的发展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此时，前一阶段的殖民城镇变成商业和工业的中心，周围是林业、农业和渔业的腹地。运输系统得到改善，各城市人口的密度由它在国家中的等级地位而定。此时，加拿大的城市开始取代海外帝国的职能，成为本国政治文化中心，但这时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少数。第三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工厂生产是主要特征，由于工业发展，多伦多在城市等级地位中跃居最主要的城市。从职能上说，都市把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扩展到疆界以外的广大区域。以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为首的城市系统出现了，尽管依然依赖境外更大的都市，如纽约。此时，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城市意识成了大多数人，包括居住在小地方的人的意识。在第四个时期，一些传统的称谓如城市（unban）、城区（city ）都成了问题，因为城市性（urbanity）已经不是城市居民独有的属性。在加拿大，新的形式似乎正在形成，但是，城区做为文化、经济和交通等联系的枢纽似乎还有前途。〔19〕
以上是斯蒂尔特对加拿大地区发展历史时期的大致划分。说它大致是因为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一个宏大的框架不可能对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概括得准确无误。
斯蒂尔特对地区理论的另一个发现是，他认为这一理论方法并不像有些加拿大人（包括他过去——笔者）所说是加拿大独有的理论。他指出这一方法在美国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并有很好的运用。而且，这一方法在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也普遍适用。
他研究了美国一些学者的情况，发现，在美国，地区的概念是有伸缩性的，依情况而定。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根据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对地区提出这样的定义：地区是国家以下的一个部分，在地理和社会的涵义上充分一致：具有自己统一的意识，居民为自己的思想和习惯感到自豪，他们具有与国家其他部分不同的感觉。〔20〕大卫·戈德菲尔德（David Goldfield ）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南方的城市。他认为很难从地理和统计的角度把美国南方看成是一个统一体。但是，由于它独特的文化，它成为一个地区。这就是乡村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21〕显然，在美国的一部分学者中，划分地区是以文化类型为标准的。尽管斯蒂尔特结合加拿大的情况觉得这种划分并不全面，但是，他还是把这种方法归纳为一种方法。
斯蒂尔特认为地区方法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普遍适用。他研究了巴西的情况，认为巴西学者关注地区主义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巴西各地区的同一性也是在扩张中形成的。经济学家马丁·凯兹曼（MartinKatzmam）在对边疆主义、地区主义和城市化的研究中， 勾划出巴西不同的地区，并生动地描绘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繁荣的中南部地区是咖啡边疆，并成为工业城市如圣保罗的农产品供应地。自从1930年以来，这个边疆（腹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联邦政府以重要城市戈亚尼亚（Goiania）和巴西利亚为先导，鼓励人们在这一地区定居。 至于东北部，尽管有地区发展规划，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萧条地区。加工工业集中在圣保罗，尽管政府进行干预，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22〕
在阿根庭，也是一种地区性研究。詹姆斯·斯科比（James Scobie）把阿根庭分为沿海地区、东北部低地地区、西北部山地、大草原地区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五个地区，但是他又说，实际上只有两个地区，这就是最大的占全国人口1／3的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内地。甚至全国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Rosaria）也仅有1／10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小。一部分沿海地区也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控制。〔23〕可见大城市在阿根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地区的划分。
在澳大利亚，尽管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像北美和拉丁美洲那样普遍采用地区方法，但斯蒂尔特认为澳大利亚也许是最应该运用这一方法的典型之一，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分成几个大的功能地区，而每一个地区都以一个沿海的重要城市为首。新西兰的情况也与澳大利亚大致相同。那里19世纪中期建立的沿海城镇，发展成英国旧式的基于耕种业的经济地区的中心。
城市和腹地关系问题是采用地区方法的深化。斯蒂尔特介绍美国学者的情况说，乔考布斯（Jocobs）用“城市（city）地区”这个词来说明乡村人口稠密的腹地和某些城区周围的工业和商业工作区域。在她看来，那些能产生城市地区的城市的特性是：这个城市具有一种充分不断地替换其多种重要职能的能力。她举波士顿为例，认为它造就了覆盖麻萨诸塞州东部绝大部分的城市地区，而这一地区又向新汉普夏南部和罗德岛全州扩展。〔24〕
城市和腹地相互依赖的理论也被马丁·卡兹曼有效地用来分析圣保罗。他认为，正是咖啡，使圣保罗的工业发展。1940年以后，工业人口的急剧上升，为各种农产品建立了广泛的新市场，这就刺激了周围的农业，使之更扩大、多样化和现代化。按照他的观点，圣保罗是几乎遍及所有巴西中南部腹地发展的引擎。〔25〕
赫斯特（J. B. Hirst ）对澳大利亚的城市及农业腹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经济力量都在城市，主要城市占了殖民地人口的1／3到1／2，矿产、牧场和农业的所有者都住在城市，进出口商也居住在城市；投资通常是双向关系：城里的商人和专业人员投资于采矿和畜牧业；乡村的牧羊人和牧场主投资于银行业和城市财产业。他还研究了城市—地区的政治方面，从1870到1917年，遵照殖民地立法的代议制，权力重心在城市和乡村来回摆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城市始终控制着乡村、因为基于城市行政机构的官僚统治始终控制着教育、政策制定、救济和公共医疗。〔26〕
城市—腹地关系的研究也是美国城市史的推动力。罗伯塔、米勒（Roberta Miller）指出，美国城市—地区关系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沿海经济向西部的扩张，地区的发展伴随着地区间的联系。她发现：第一，地区城市的发展是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三者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第二，地区间的交通改善对于以后地区经济形成有重要作用。第三，城市（Urban）的发展并不是对城区（city ）和腹地的所有部分同样有利。〔27〕
总之，斯蒂尔特举了许多国家的实例，意在说明无论是以经济标准还是以文化标准划分，地区方法以及城市—腹地关系的研究都是各国至今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斯蒂尔特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这就是城市—地区理论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在“城市和它的腹地”这样的小标题下，斯蒂尔特列举了弗雷德·丹姆斯（Fred Dahms）对安大略省休伦（Huron）、布鲁斯（Bruce）和威灵顿（Wellington）三个县所进行的研究。说“丹姆斯虽然没有把这三个小的、偏远的社区置于任何特殊都市中心的氛围中，但他探讨了这三个县在总的城市化进程中变动着的功能。他的结论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些小地方也卷入了城市化进程，从最初的农业服务中心，发展到现在每个县都承担了一个到两个特殊的如旅游、批发或粮食加工等城市的职能。这说明，以前体现在大城市的那些城市因素，现在可以在分散的小城镇或村庄找到——这就是乡村城市化进程的产物。”〔28〕
在上文中，斯蒂尔特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城市化与城市—腹地理论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列举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也就是说，在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许多国家都把全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时，地区方法是否还有效？笔者认为，斯蒂尔特的上述议论无疑间接地向人们示意，乡村的城市化仍然是在城市—腹地的范围中进行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 笔者想举美国史学家萨谬尔·黑斯（Samuel Hays）的文章，《从城市史到城市化社会的历史》〔29 〕一文来说明。在文章中，黑斯把美国分为东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几个地区，然后分别从经济发展、全国大选、生活方式和城乡环境几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全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或者说从城市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各地区发展的历史。〔30〕这就说明，在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90年代，在美国和许多国家，地区研究方法，仍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它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研究。
以上，本文从地区方法是怎样提出？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在今天的状况如何几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理论是从历史研究实践中产生，并得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史学家不断运用、不断丰富发展的一种理论方法。同时，只要各国内部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可能还会继续采用下去。
经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再来看多纳尔德·戴维斯的观点。笔者反对他要人们放弃都市主义理论的作法。笔者认为，与都市主义相关的地区方法，或者说城市—腹地等方法是许多国家许多学者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戴维斯的文章并不是全无价值，他所总结出的与都市方法相关的五种其他方法说明，这一理论的发现不是凯尔莱斯一个人的创造，因此不应该把他神化。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应该放弃的不是这一理论，而是把这一理论看成是加拿大人独有创造的狭隘意识。同时，笔者还认为，都市—地区方法不是呆板的教条，它只是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各国的史学家应该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断吸收各学科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它不断丰富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理论方法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
注释：
〔1〕Donald F. Davis, The Metropolitan Thesis and thewriting of Canadian Urban History, in Urban History Review,Vol ⅩⅣ, No. 2 (October 1985) PP. 95—113.
〔2〕Ibid., pp.95—96.
〔3〕Ibid., p.96.
〔4〕参见J. M. S. Careless, Frontierism, Metropolitanism, and Canadian History, i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5. 1954. pp. 3—5.
〔5〕D. G. Creighton,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t. Lawrence, 1938.
〔6〕D. G. Creighton, Dominion of the North, 1944.
〔7〕D. C. Master, The Rise of Toronto, 1850—1890, Toronto, 1947.
〔8〕J. M. S. Careless, Aspects of Metropolitanism in Atlantic Canada, in Mason Wade ed, Regionalism in the Canadian Community, 1867—1967, Toronto 1969 pp.117—129.
〔9〕J. M. S. Careless Some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Ontario, in F. H. Armstrong, H. A. Stevenson and J. D. Wilson eds. , Aspects of Nineteenth Ceutury Ontario: Essays Presented to J. J. Talman, Toronto 1974. pp. 65—79.
〔10〕J. M. S. Careless, Metropolis and Regi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City and Region in Canada History before 1914, in Urban History Review, Apr. 1979. No. 3.
〔11〕参见J. M. S. Careless, Op. cit., p. 116—117.
〔12〕Ibid., p. 114.
〔13〕Gilbert A. Stelte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Urban History, in Urban History Review, Vol. ⅩⅢ, No3. February 1985.
〔14〕A Conversation with Giibert A. Stelter: Urban History in Canada, in Journal of Urbon History, Vol. 6, Num. 2. February, 1980.
〔15〕Ibid.
〔16〕Ibid., p. 203.
〔17〕Stelte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Urban History p. 201.
〔18〕Ibid., pp. 197—198.
〔19〕Ibid., pp. 200—201.
〔20〕Quoted from McCarty, "Australian Regional History", p. 91. see Stelte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Urban History. p. 196.
〔21〕D. Goldfield,"The Urban South: A Regional Framework",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1981): pp. 1009—1034, See G. Stelter, Op. cit., p.196.
〔22〕M. Katzman, Cities and Frontiers in Brazil: Region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1977), Quoted from G. Stelter, Op. cit., p. 198.
〔23〕James Scobie, Argentina, A City and A Nation ( NewYork 1971), See G. Stelter, Op. cit., p.198.
〔24〕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984). p. 47.
〔25〕Martin Katzman, "Sao Paulo and its Hinterland: Evolv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Rise of an Industrial Power," in Manchester and Sao Paulo, ed., by Wirth and Jones. p. 125.
〔26〕J. B. Hirst, Adelaide and the Country, 1870—1917: Their Social and Politial Relationship (1973).
〔27〕Roberta M. Miller, City and Hinterland, A Case study of Urban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mt, ( westport, conn.,1979).
〔28〕Fred Dahm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 study of Huron and Bruce Counties, Ontario 1891—1981" in Urbun History Review, Ⅻ (February 1984) pp. 1—18.
〔29〕Samuel P. Hay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to theHistory of Urbanized Society, i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19. No. 4. August 1993.
〔30 〕参见拙文：《西方城市史学初探》， 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