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历史学家与情报研究
——情报史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
周桂银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5期第94-101页
【作者简介】周桂银，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博士研究生。
情报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被遗忘的一面”，〔1 〕特别是被军事史家和外交史家所遗忘的一面。1973年之后，随着英美等西方国家情报档案的相继开放，职业历史学家们开始涉足情报史研究。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这一核心领域，建立起情报史研究园地，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填补了史学研究的空白，从而形成了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英国学派形成的背景、代表人物的主要学术成就及其研究特色，指出情报已成为当代国外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该学派的形成有助于推动历史学家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历程。
一
情报史成为“被遗忘的一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本身所怀有的偏见。80年代之前，英国职业历史学家要么是完全忽视情报在历史上的作用，要么是认为情报对外交和战争的影响无足轻重。这种态度影响了一大批史学著作。如大历史学家泰勒的（1914—1945年的英国史》，对情报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仅一笔带过。〔2 〕历史学家这种忽视情报及其作用的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了历史学家完整而又准确地把握历史，如情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进程的影响，在1973年“超级机密”的档案解密之前，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作用有限；二是有的史学著作即使是提到情报，也是语焉不详或错误百出，特别是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组成问题上混淆不清。第二个原因是职业历史学家不想涉足情报研究。长期以来的情报著作大都是谍报小说，人们在心理上已将情报题材的书归于街头文学之列。这使得历史学家对情报研究退避三舍。情报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们缺乏全面而又完整的档案文件。1973年，英美等国公布了一些情报档案，但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材料是极为有限的和片面的，这有碍于历史学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3〕
因此，历史学家涉足情报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主观的，即存在情报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偏见。二是客观的，即缺乏完整而又可靠的档案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并未退缩，而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以罗纳德·列文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利用现有的政府公开文件、公开刊印资料以及情报档案，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开拓性研究，使情报史不再是“被遗忘的一面”。
开拓性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战时期的密码战，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列文等人进行的严肃而又准确的研究。列文是早期英国情报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的《超级机密走向战争》最早运用档案文件对“超级机密”进行研究，细致地描述了“超级机密”影响战争进程的方式和途径；《美国的魔术》则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日之间的密码战，强调美国是如何利用密码战来推动战争进程的。约瑟夫·加林斯基和R.V.琼斯则从英国立场出发，分析了盟国拦截轴心国无线电情报的成功努力。〔4〕二是较为严肃但不太准确的研究， 主要有弗雷德里克·温特鲍瑟姆和安东尼·布朗的著作，他们的书均以描述记事见长，但缺乏必要的和可信的注释与参考书目。〔5 〕三是情报界原“了解内情的人”的回忆录，其立场和观点虽然不完全可信，但还是为后来的情报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如主笔1947—195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而享誉国际关系学界的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将其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经历写成的回忆录就是这样。〔6〕
英国早期的情报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公开材料进行研究，二是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特别是密码战。这两个特点也预示着英国学派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因为正是在列文、布朗和卡尔沃科雷西等人的推动下，英国学派才得以形成。
二
1985年，英国几所名牌大学的历史学家会同德法等国的史学研究人员， 在英国爱塞克大学以战前的情报史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 1987年会议论文集出版。著名国际关系史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指出，爱塞克大会及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英国学派形成的第一个动力来自美国。1980年，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情报学术会议，强调指出情报史是外交史和战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大多数论文出自英国学者之手。其后，英国学者为推动情报史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84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历史学刊》主编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史家戴维·迪尔克斯合编出版了《被遗忘的一面：二十世纪的政府与情报界》，说明情报研究在英国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同年，一些学者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情报史会议，并于1987年出版了论文集。上述四本论文集有一些共同点：一是绝大多数论文来自英国学者，二是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前的情报史，三是主要利用情报档案进行分析。〔7〕同时， 情报研究的专业学术杂志《情报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于1986年在伦敦创刊。这样，一个拥有自身学术阵地和颇具有自身风格的情报史英国学派最终形成。
英国学派的成员在地理分布上不仅包括英国本土的学者，如欣斯利、贝内特、比斯利、安德鲁、瓦特和卡尔沃科雷西等，还有爱尔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如弗里斯、沃克和杰弗里斯·琼斯等。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情报判断、情报机构的演变、情报在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中的地位、重大情报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上，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时期的情报史
英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史研究，集中在战前欧洲国家的情报判断和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两个方面。战争与情报判断的关系，是80年代中期英国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诺曼·斯通、约翰·古奇和小威廉·富勒分别描述了战前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对战争的情报准备工作，而作出杰出贡献的则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对法国情报的研究。安德鲁指出，法国的战争计划表明，法国对德国威胁的战略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它对德军力量、德国未来进攻方向的估计却错误百出，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情报，而是在于法国情报工作本身的种种弊端，因此，战争爆发后法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也就不足为奇了。〔8 〕关于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已故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作出了最好的研究，他的《极为特别的情报》、《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和《40号房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前两书分别叙述了海军情报活动和海军情报部长约翰·戈德弗雷少将的情报生涯，后一本书则专门研究海军情报部密码破译中心——40号房间。比斯利指出，40号房间为英国立下了不朽奇功，它不仅破译了德国的海军作战计划，还破译了大量的德国外交电报，尤其是后者为英国的战时外交出力不少。〔9〕此外， 约翰·费里斯研究了英国陆军的战时通信情报。〔10〕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判断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情报判断一直是英国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题材，因为它涉及和平时期情报与外交决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大战前夕的外交决策问题。安德鲁和彼得·路威分别考察了英国对苏联的情报活动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本的情报判断，迪尔克斯则分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绥靖政策的关系。在最引人注目的英国对德国的情报判断上，主笔1960—196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的国际关系学者瓦特和他的学生韦斯利·沃克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他们指出，张伯伦政策执行着对德绥靖政策，以致战略考虑大都是围绕这一政策的，这与情报失误密不可分，因为情报机构“根据错误的情报、错误的概念并靠怀疑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情报失误造成了英国在战争初期的被动挨打。〔11〕在苏联和法国的对外情报判断上，罗伯特·扬指出，大战前两年的法国情报存在着许多失误和缺点，希特勒攫取奥地利后，法国陆军情报部门已注意到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驻柏林武官连续不断地向巴黎发回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法国秘密情报当局骄横自大，加上法国政府内部的混乱，陆军的情报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约翰·埃里克森则研究了30年代苏联的对外战略情报判断，指出苏联情报部门在德国威胁和战略判断上是正确的，并已为决策当局提供了建议；苏联情报部门对德国的军事思想了如指掌，但未能透视并理解隐匿在这种思想之后的军事行动计划。〔12〕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
英国学派对这一重大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和通信密码战。对战时英国情报活动作出权威解释的是官方历史学家哈里·欣斯利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88年前，欣斯利与其他几位史学家合作，编撰出版了前四卷。前三卷副题为《对战略和战役的影响》，分析了通信情报特别是“超级机密”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着重指出了无线电情报战在大西洋海战、英伦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四卷副题为《安全和反情报》，记述了英国情报机构为战胜德国所进行的秘密活动，包括针对德国的间谋活动和在本土的反情报努力。第五卷由军事史家迈克尔·霍华德撰写，副题为《战略欺骗》，主要研究盟军在中东、北非和诺曼底所进行的战略战役欺骗，指出了英国情报欺骗计划的组织性、周密性和成功性，明确其对战争的深远影响。〔13〕欣斯利等人的英国官方情报史著作现已成为二战史研究特别是二战军事史和外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关于英国的反情报活动，主要是特别行动执行局（SOE）的战时行动。 富特对特别行动执行局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后指出，该机构的任务是在德国和德军占领区进行破坏与颠覆活动，如向法国、卢比荷三国、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空投谍报人员、武器弹药等，向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力量提供金钱和物资，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如暗杀纳粹官员、轰炸德国的重水工厂以阻止德国制造原子弹、破坏道路以瘫痪德军调动。加林斯基和查尔斯·克鲁克桑则分别研究了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波兰和亚洲进行的秘密活动。〔14〕三是关于二战中的通信情报战即“超极机密”，这是关于二战情报史研究的最热门的题材，而在这方面作出最全面、最详细和最深刻研究的是拉尔夫·贝内特。贝内特在战时曾任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战后到剑桥大学任教并成为历史学家，他的三本著作全面分析了通信情报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精确而细致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通信情报战，考察了“超级机密”在北非战役、巴尔干战役、诺曼底战役和太平洋战争各战役中的重大影响，并分析了它的影响方式和途径。〔15〕
四、冷战时期的情报史
关于冷战时期的情报史研究，英国学派主要集中于英国机构内的“鼹鼠”问题以及英美苏情报机构的变化发展两个方面。“菲尔比事件”是由苏联“鼹鼠”引起的，英国学者对此有着持久的兴趣。早期的研究指出，苏联对英国的情报渗透在英国情报界形成之前就已开始，以至形成“菲尔比事件”所暴露的“剑桥五人圈”。那么，菲尔比等人究竟向苏联透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他们在东西方冷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英国情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16〕
最早对菲尔比事件进行严肃研究的是在1979年。安德鲁·波依尔根据已透露的“内幕情况”和大量新闻报道，详细分析了菲尔比等人的活动及其方式，认为有一个职务较高的苏联间谍深居在英国情报部门，他随时向菲尔比等人通风报信。此后，菲利普·奈特利和尼古拉斯·贝特尔则分析了剑桥五人圈向苏联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情报及其对英国安全所造成的危害。贝特利认为，他们向苏联提供的情报虽颇有价值，但对英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危害不大。贝特尔也赞成这种看法，但又指出，他们在战时和战后均向苏联提供了许多绝密情报，如超级机密、英美战时对苏联进行秘密情报活动的意图、战后初期英美对东欧国家的联合秘密行动等，认为1948—1949年英美对阿尔巴尼亚的干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菲尔比等人在传递情报。〔17〕1985年，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季耶夫斯基携带档案文件投靠英国后，对菲尔比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87年，安东尼·格里斯研究后指出，“剑桥五人圈”在大战期间就将英国的绝密情报纷纷报送莫斯科，其中肯定包括原子秘密，因为他们在战时负责盟国情报联系工作，有便利条件将各种情报通报给苏联。也正是由于此，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战时未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秘密活动，坐失了向苏联情报机构渗透的良机。格里斯的最重要的论点是，菲尔比等人的情报活动对英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政策。〔18〕
近年来英国学派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英美苏情报机构的演变和发展。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分析，较早的是内格尔·韦斯特撰写的关于秘密情报局和英国保安局的著作，但对英国情报界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是安德鲁。他的《英国政府的情报机构》总结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从都铎王朝开始直到今天丑闻迭出的英国情报机构。该书虽以叙述史实为主，但其分析颇有见地，议论也堪称透彻，是国际上研究英国情报史的必要参考书。〔19〕英国学者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几个学者对中央情报局作了考察，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是代表之一，他的《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民主》以分析见长，强调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重要性，强调它的公开性是与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的。杰弗里斯·琼斯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中央情报局的公开性，对它的海外秘密行动未能展开充分论述。另外，布朗对美国情报界的奠基人威廉·多诺万进行了研究，考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活动。〔20 〕关于苏联的情报机构，作出主要贡献的也是安德鲁。他与叛逃的克格勃官员戈季耶夫斯基进行合作，分别于1990年、1991年和1993年出版了三本书，叙述了1945—1985年间克格勃对西方国家进行情报渗透的努力及其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动，指出克格勃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得力工具。〔21〕安德鲁的克格勃研究澄清了许多令情报史学家疑惑不解的问题，开拓了情报史研究的新领域，为英国学派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
英国历史学家的情报史研究及其成就表明，英国学派已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色。第一，注重利用档案文件，力求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都是在分析各种档案的基础上有所心得而写成的。安德鲁强调，情报史应广泛而充分地利用情报档案，探索情报史的演变过程，以充实军事史和外交史。瓦特则认为，历史学家还应当利用其他档案而不纯粹是情报档案来进行案例研究，因为结合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史实，历史学家也能在情报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22〕第二，注重多国研究，即不仅研究英国情报史，还研究法、德、美、苏等国的情报史。安德鲁、瓦特F、沃克等情报史家， 往往围绕一国对他国的情报判断进行案例研究，探讨情报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以此为核心展开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因此，英国学派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分析是较为全面的。第三，英国情报史研究的题材独特而又重要，注重现实的借鉴意义。上述著名情报史家都将研究视线瞄向二战前夜及二战期间的情报史，且注重分析情报与外交和战略决策的关系，其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即英国学派既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又试图从中引出可供当今决策者借鉴的经验教训。正如瓦特所说，决策者哪怕是从“诚实而又一丝不苟的”职业历史学家那里借鉴到一丁点儿有益的东西，那也是好的。〔23〕
英国学派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80年代末以来，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相继加盟情报研究，为情报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入的学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情报机构的退休人员，除瓦特、卡尔沃科雷西等人外，近年来较为活跃且作出重要成就的有罗伯特·塞西尔、H.多韦、迈克尔·赫尔曼等。这三人长期在情报部门担任要职，是“了解内情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经常发表有关二战时期情报活动的论述，成为情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一些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如伦敦大学罗马尼亚问题专家丹尼斯·德拉坦、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奥尔德里奇、剑桥大学俄苏问题专家乔纳森·哈斯兰姆等，他们为情报史研究带来了新气息。三是新闻记者转而从事严肃研究的，如布朗、韦斯特和在菲尔比事件上掀起波澜的查普曼·平彻尔。
英国学派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新的研究领域也逐渐形成。近年来，英国情报史研究形成了两个热点。一是战后英美间的情报合作，其开拓者是詹姆斯·班福德，他的《迷宫》一书叙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英国政府通信总局之间的情报合作，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英美联合行动的内幕，如针对苏联的窃听。贝特尔是承上启下者，他的《背叛》一书描述了英美在冷战初期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秘密干涉行动。近年来就英美情报合作进行论述的主要代表是奥尔德里奇等人，他们在研究英美在中东、近东和亚洲等地区的情报合作后指出，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波动，英美情报合作也充满着不和谐之音。〔24〕第二个热点是关于英国情报活动与冷战爆发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英国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这与它的情报活动密不可分。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坦等指出，英国情报活动推动了冷战的爆发和加剧。〔25〕
情报史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表明，它的队伍在逐渐壮大，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目前，英国学派已有了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英国本土的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坦，加拿大的沃克和费里斯。前者是国际关系学者，注重运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案例研究，后者是历史研究人员，显示了比斯利、贝内特和安德鲁等人的研究专长。可以说，新一代的情报史学家既继承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又指明了情报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注释：
〔1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戴维·迪尔克斯：《被遗忘的一面》（Christopher Andrew and David Dilks, eds. The Missing Dimensio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1984年版，第1页。
〔2〕泰勒：《1914—1945年的英国史》（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牛津1979年版。
〔3〕瓦特：《情报和历史学家》（D. C. Watt, Intellengce and the Historian），载美国《外交史》杂志1990年秋季号，第203 页。
〔4 〕罗纳德·列文：《超级机密走向战争》（ Ronald Levin, Ultra Goes to War: The First Account of World War ll's Greatest Secret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伦敦1978年版 ；《美国的魔术》（Ronald Levin,The American Magic:Codes,Ciphers,and the Defeat of Japan），纽约1982年版。 约瑟夫· 加林斯基：《拦截》（Josef Garlinski,Intercept:the Enigma War），伦敦1979年版；R.V.琼斯：《魔术战争》（R. V. Jones, The Wizard War:British Scientific Intelligence,1939—1945），纽约1978年版。
〔5〕弗雷德里克·温特鲍瑟姆：《超级机密》（Frederick W. Winterbotham,The Ultra Secret），伦敦1979年版；安东尼·布朗：《兵不厌诈》（Authony C. Brown,Bodyguard of Lies），多伦多1975年版。
〔6〕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超级机密》（Peter Calvocressi, Top Secret Ultra），伦敦1974年版。 另一部有价值的回忆录是约翰·梅斯特曼的《1939 —1945 年战争中的双十委员会》（Sir John Masterman, The Double—Cross System in the War of 1939 —1945），耶鲁大学1972年版。
〔7〕安德鲁和杰里米·诺克斯编：（1900—1945 年的情报与国际关系》（Christopher Andrew and Jeremy Noakes, ed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00—1945）， 爱塞特大学1987年版；欧内斯特·梅：《了解敌人：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报估计》（Ernest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普林斯顿大学1984年版；安德鲁和迪尔克斯编：《被遗忘的一面》，伦敦1984年版；罗柏特森编：《英美情报方法》（K. J. Robertson, ed.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Intelligence），伦敦1987年版。
〔8〕安德鲁和迪尔克斯：《被遗忘的一面》，第一章； 梅：《了解敌人》，第二、四、五、八章。
〔9〕帕特里克·比斯利：《极为特别的情报》（Patrick Beesly , Very Special Intelligence），伦敦1977年版； 《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Very Special Admiral），伦敦1980年版； 《40 号房间》（Room 40: British Naval Intellgence, 1914—1918），伦敦1982年版。
〔10〕约翰·费里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陆军与通信情报》（John Feris, ed. Men, Money, and Diplomacy: The British Army and Signals Intelligen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多伦多1992年版。
〔11〕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二十年代的英国秘密情报局与英苏关系”（Christopher Andrew, The British Secret Service and Angl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1920s, Part I: From the Trade Negotiations to the Zinoviev Letter/ ）， 载《历史学刊》（Historical Joumal）1977年第3期；梅：《了解敌人》，第十五章；迪尔克斯：《实力的退却》（David Dilks, ed., Retreat from Power: 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vols.），伦敦1981年版；瓦特：《战争来临》（D. C. Watt, HowWar Came: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89年版，梅：《了解敌人》，第九章； 韦斯利·沃克：《死敌》（Wesley Wark, The Ultimate Enemy: British Intellgence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伦敦1985年版。
〔12〕梅：《了解敌人》，第十、十三、十六章。
〔13〕F. 哈里·欣斯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第1—4卷（Sir F. H. Hinsley with E. Thomas, C. F. Ransomand R. C. Knight,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3: Its Influence on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with C. A. Simkins, Vol. 4: Security and Counterintelligence），伦敦英国文书局1979年、1981年、1984年和1988年版；迈克尔·霍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第5 卷（Michael Howard, British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Strategic Deception），伦敦英国文书局1990年版。
〔14〕M. R. D. 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法国》（M. R. D. Foot, SOE in France），伦敦1966年版；《特别行动执行局简史》（SOE: An Outline History），伦敦1984年版； 约瑟夫·加林斯基：《波兰、特别行动执行局和盟国》（Josef Garlinski, Poland, SOEand the Allies），伦敦1969年版；查尔斯·克鲁克桑：《特别行动执行局在远东》（Charles Cruichshand, SOE in the Far East），伦敦1983年版。
〔15〕拉尔夫·贝内特：《超级机密在西线》（Ralph Bennett, Ultra in the West: The Normandy Compaign, 1944—1945）， 伦敦1979年版；《超级机密与地中海战略》（Ultra and Meditterranean Strategy, 1941—1945 ）， 纽约1989 年版； 《战场之后》（Behindthe Battle），纽约1994年版；约翰·费里斯：“拉尔夫·贝内特和超级机密研究”（John Ferris, "Ralph Bennettand the Study ofUltra"），载《情报与国家安全》1992年第2期，第473—486页。
〔16 〕约翰 L. 加迪斯：《美国和冷战的结束》（ John Lewis Gadd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牛津大学1992年版，第96页。
〔17 〕安德鲁·波依尔：《第四个人》（Andrew Boyle, The Fourth Man: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Kim Philby, Guy Burgess, and Donald Maclean and Who Recruited Them to Spy for Russia）， 纽约1979 年版； 菲利普·奈特利等：《菲尔比阴谋》（Philip Knight et al, The Philby Conspiracy），纽约1981年版；尼古拉斯·贝特尔：《背叛》（Nicholas Bethell, Betrayed），纽约1984年版。
〔18〕安东尼·格里斯：《情报秘密：苏联对西方情报机构的渗透史》（Anthony Glees, The Secrets of Service: a Story of Soviet Subversion of Western Intelligence），纽约1987年版。
〔19 〕内格尔·韦斯特：《1901 —1945 年的军情5 局》（Negal West, MI5: British Security Operations, 1901—1945 ）， 伦敦1981年版，《1945—1972年的军情5局》（A Matter of Trust: MI5, 1945—1872），伦敦1982年版，《1909年—1945年的军情6局》（IE.: 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1909—1945 ）， 伦敦1983年版；安德鲁：《英国政府的情报机构》（Christopher Andrew,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纽约1985年版。
〔20 〕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民主》（Rhodri JeffreysJones,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耶鲁大学1989 年版； 安东尼·布朗：《最后的英雄：“野牛”多诺万》（Anthony C.Brown,The Last Hero:Wild Bill Donvan）， 纽约1982 年版。
〔21 〕安德鲁和戈季耶夫斯基：《克格勃内幕》（Christopher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i,KGB:The Inside Story），纽约1990 年版；安德鲁和戈季耶夫斯基编：《中心的指示》（Christopher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i, eds. Instructions From ComradeKryuchkov's Instructions:Top Secrets on KGB Foreign Operations, 1975 —1985 ），伦1991 年版，《克留奇科夫同志的指示》（Comrade Kryuchkov's Instructions:Top Secrets on KGB Foreign Operations,1975—1985），斯坦福1993年版。
〔22 〕瓦特：“情报研究英国学派的出现”（D. C. Watt , "Intelligence Studies: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School"），载英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8年第2期，第338页。
〔23〕瓦特：“情报研究英国学派的出现”，载英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8年第2期，第342页。
〔24〕詹姆斯·班福德：《迷宫》（James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伦敦1882年版；贝特尔：《背叛》，纽约1984年版； 理查德·奥尔德里奇：“1956年的情报、 英美关系和苏伊士运河危机”（Richard Aldrich, "Intelligenc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Suez Crisis, 1956"），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94年第3期；安东尼·戈斯特和司各特·卢卡斯：“另一次勾结：1955—1956年的迷路行动和英美对叙利亚的干涉”（Anthony Gorst and Scott Lucas," The Other Collusion: Opration Straggle and Anglo —AmericanIntervention in Syria,1955—1956"）， 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9年第3期。
〔25〕奥尔德里奇和迈克尔·柯尔曼：“冷战、联合情报委员会和英国的通信情报”（Richard Aldrich and Michael Coleman, " The Cold War, the JIC and British Signals Intelligence, 1948"），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9年第3期； 丹尼斯·德拉坦：“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与警察国家”（Dennis Deletant, "Securitate an Police State in Romania, 1948—1964"）， 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93年第4期和1994年第1期；迈克尔. 霍普金斯：“是英国的一场冷战吗？”（Michael Hopkins, "A British Cold War?"），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92年第4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5期第94-101页
【作者简介】周桂银，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博士研究生。
一
情报史成为“被遗忘的一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本身所怀有的偏见。80年代之前，英国职业历史学家要么是完全忽视情报在历史上的作用，要么是认为情报对外交和战争的影响无足轻重。这种态度影响了一大批史学著作。如大历史学家泰勒的（1914—1945年的英国史》，对情报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仅一笔带过。〔2 〕历史学家这种忽视情报及其作用的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了历史学家完整而又准确地把握历史，如情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进程的影响，在1973年“超级机密”的档案解密之前，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作用有限；二是有的史学著作即使是提到情报，也是语焉不详或错误百出，特别是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组成问题上混淆不清。第二个原因是职业历史学家不想涉足情报研究。长期以来的情报著作大都是谍报小说，人们在心理上已将情报题材的书归于街头文学之列。这使得历史学家对情报研究退避三舍。情报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们缺乏全面而又完整的档案文件。1973年，英美等国公布了一些情报档案，但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材料是极为有限的和片面的，这有碍于历史学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3〕
因此，历史学家涉足情报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主观的，即存在情报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偏见。二是客观的，即缺乏完整而又可靠的档案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并未退缩，而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以罗纳德·列文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利用现有的政府公开文件、公开刊印资料以及情报档案，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开拓性研究，使情报史不再是“被遗忘的一面”。
开拓性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战时期的密码战，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列文等人进行的严肃而又准确的研究。列文是早期英国情报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的《超级机密走向战争》最早运用档案文件对“超级机密”进行研究，细致地描述了“超级机密”影响战争进程的方式和途径；《美国的魔术》则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日之间的密码战，强调美国是如何利用密码战来推动战争进程的。约瑟夫·加林斯基和R.V.琼斯则从英国立场出发，分析了盟国拦截轴心国无线电情报的成功努力。〔4〕二是较为严肃但不太准确的研究， 主要有弗雷德里克·温特鲍瑟姆和安东尼·布朗的著作，他们的书均以描述记事见长，但缺乏必要的和可信的注释与参考书目。〔5 〕三是情报界原“了解内情的人”的回忆录，其立场和观点虽然不完全可信，但还是为后来的情报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如主笔1947—195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而享誉国际关系学界的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将其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经历写成的回忆录就是这样。〔6〕
英国早期的情报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公开材料进行研究，二是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特别是密码战。这两个特点也预示着英国学派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因为正是在列文、布朗和卡尔沃科雷西等人的推动下，英国学派才得以形成。
二
1985年，英国几所名牌大学的历史学家会同德法等国的史学研究人员， 在英国爱塞克大学以战前的情报史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 1987年会议论文集出版。著名国际关系史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指出，爱塞克大会及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英国学派形成的第一个动力来自美国。1980年，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情报学术会议，强调指出情报史是外交史和战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大多数论文出自英国学者之手。其后，英国学者为推动情报史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84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历史学刊》主编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史家戴维·迪尔克斯合编出版了《被遗忘的一面：二十世纪的政府与情报界》，说明情报研究在英国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同年，一些学者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情报史会议，并于1987年出版了论文集。上述四本论文集有一些共同点：一是绝大多数论文来自英国学者，二是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前的情报史，三是主要利用情报档案进行分析。〔7〕同时， 情报研究的专业学术杂志《情报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于1986年在伦敦创刊。这样，一个拥有自身学术阵地和颇具有自身风格的情报史英国学派最终形成。
英国学派的成员在地理分布上不仅包括英国本土的学者，如欣斯利、贝内特、比斯利、安德鲁、瓦特和卡尔沃科雷西等，还有爱尔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如弗里斯、沃克和杰弗里斯·琼斯等。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情报判断、情报机构的演变、情报在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中的地位、重大情报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上，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时期的情报史
英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史研究，集中在战前欧洲国家的情报判断和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两个方面。战争与情报判断的关系，是80年代中期英国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诺曼·斯通、约翰·古奇和小威廉·富勒分别描述了战前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对战争的情报准备工作，而作出杰出贡献的则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对法国情报的研究。安德鲁指出，法国的战争计划表明，法国对德国威胁的战略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它对德军力量、德国未来进攻方向的估计却错误百出，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情报，而是在于法国情报工作本身的种种弊端，因此，战争爆发后法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也就不足为奇了。〔8 〕关于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已故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作出了最好的研究，他的《极为特别的情报》、《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和《40号房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前两书分别叙述了海军情报活动和海军情报部长约翰·戈德弗雷少将的情报生涯，后一本书则专门研究海军情报部密码破译中心——40号房间。比斯利指出，40号房间为英国立下了不朽奇功，它不仅破译了德国的海军作战计划，还破译了大量的德国外交电报，尤其是后者为英国的战时外交出力不少。〔9〕此外， 约翰·费里斯研究了英国陆军的战时通信情报。〔10〕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判断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情报判断一直是英国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题材，因为它涉及和平时期情报与外交决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大战前夕的外交决策问题。安德鲁和彼得·路威分别考察了英国对苏联的情报活动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本的情报判断，迪尔克斯则分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绥靖政策的关系。在最引人注目的英国对德国的情报判断上，主笔1960—196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的国际关系学者瓦特和他的学生韦斯利·沃克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他们指出，张伯伦政策执行着对德绥靖政策，以致战略考虑大都是围绕这一政策的，这与情报失误密不可分，因为情报机构“根据错误的情报、错误的概念并靠怀疑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情报失误造成了英国在战争初期的被动挨打。〔11〕在苏联和法国的对外情报判断上，罗伯特·扬指出，大战前两年的法国情报存在着许多失误和缺点，希特勒攫取奥地利后，法国陆军情报部门已注意到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驻柏林武官连续不断地向巴黎发回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法国秘密情报当局骄横自大，加上法国政府内部的混乱，陆军的情报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约翰·埃里克森则研究了30年代苏联的对外战略情报判断，指出苏联情报部门在德国威胁和战略判断上是正确的，并已为决策当局提供了建议；苏联情报部门对德国的军事思想了如指掌，但未能透视并理解隐匿在这种思想之后的军事行动计划。〔12〕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
英国学派对这一重大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和通信密码战。对战时英国情报活动作出权威解释的是官方历史学家哈里·欣斯利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88年前，欣斯利与其他几位史学家合作，编撰出版了前四卷。前三卷副题为《对战略和战役的影响》，分析了通信情报特别是“超级机密”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着重指出了无线电情报战在大西洋海战、英伦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四卷副题为《安全和反情报》，记述了英国情报机构为战胜德国所进行的秘密活动，包括针对德国的间谋活动和在本土的反情报努力。第五卷由军事史家迈克尔·霍华德撰写，副题为《战略欺骗》，主要研究盟军在中东、北非和诺曼底所进行的战略战役欺骗，指出了英国情报欺骗计划的组织性、周密性和成功性，明确其对战争的深远影响。〔13〕欣斯利等人的英国官方情报史著作现已成为二战史研究特别是二战军事史和外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关于英国的反情报活动，主要是特别行动执行局（SOE）的战时行动。 富特对特别行动执行局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后指出，该机构的任务是在德国和德军占领区进行破坏与颠覆活动，如向法国、卢比荷三国、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空投谍报人员、武器弹药等，向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力量提供金钱和物资，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如暗杀纳粹官员、轰炸德国的重水工厂以阻止德国制造原子弹、破坏道路以瘫痪德军调动。加林斯基和查尔斯·克鲁克桑则分别研究了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波兰和亚洲进行的秘密活动。〔14〕三是关于二战中的通信情报战即“超极机密”，这是关于二战情报史研究的最热门的题材，而在这方面作出最全面、最详细和最深刻研究的是拉尔夫·贝内特。贝内特在战时曾任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战后到剑桥大学任教并成为历史学家，他的三本著作全面分析了通信情报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精确而细致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通信情报战，考察了“超级机密”在北非战役、巴尔干战役、诺曼底战役和太平洋战争各战役中的重大影响，并分析了它的影响方式和途径。〔15〕
四、冷战时期的情报史
关于冷战时期的情报史研究，英国学派主要集中于英国机构内的“鼹鼠”问题以及英美苏情报机构的变化发展两个方面。“菲尔比事件”是由苏联“鼹鼠”引起的，英国学者对此有着持久的兴趣。早期的研究指出，苏联对英国的情报渗透在英国情报界形成之前就已开始，以至形成“菲尔比事件”所暴露的“剑桥五人圈”。那么，菲尔比等人究竟向苏联透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他们在东西方冷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英国情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16〕
最早对菲尔比事件进行严肃研究的是在1979年。安德鲁·波依尔根据已透露的“内幕情况”和大量新闻报道，详细分析了菲尔比等人的活动及其方式，认为有一个职务较高的苏联间谍深居在英国情报部门，他随时向菲尔比等人通风报信。此后，菲利普·奈特利和尼古拉斯·贝特尔则分析了剑桥五人圈向苏联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情报及其对英国安全所造成的危害。贝特利认为，他们向苏联提供的情报虽颇有价值，但对英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危害不大。贝特尔也赞成这种看法，但又指出，他们在战时和战后均向苏联提供了许多绝密情报，如超级机密、英美战时对苏联进行秘密情报活动的意图、战后初期英美对东欧国家的联合秘密行动等，认为1948—1949年英美对阿尔巴尼亚的干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菲尔比等人在传递情报。〔17〕1985年，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季耶夫斯基携带档案文件投靠英国后，对菲尔比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87年，安东尼·格里斯研究后指出，“剑桥五人圈”在大战期间就将英国的绝密情报纷纷报送莫斯科，其中肯定包括原子秘密，因为他们在战时负责盟国情报联系工作，有便利条件将各种情报通报给苏联。也正是由于此，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战时未采取任何针对苏联的秘密活动，坐失了向苏联情报机构渗透的良机。格里斯的最重要的论点是，菲尔比等人的情报活动对英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政策。〔18〕
近年来英国学派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英美苏情报机构的演变和发展。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分析，较早的是内格尔·韦斯特撰写的关于秘密情报局和英国保安局的著作，但对英国情报界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是安德鲁。他的《英国政府的情报机构》总结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从都铎王朝开始直到今天丑闻迭出的英国情报机构。该书虽以叙述史实为主，但其分析颇有见地，议论也堪称透彻，是国际上研究英国情报史的必要参考书。〔19〕英国学者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几个学者对中央情报局作了考察，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是代表之一，他的《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民主》以分析见长，强调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重要性，强调它的公开性是与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的。杰弗里斯·琼斯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中央情报局的公开性，对它的海外秘密行动未能展开充分论述。另外，布朗对美国情报界的奠基人威廉·多诺万进行了研究，考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活动。〔20 〕关于苏联的情报机构，作出主要贡献的也是安德鲁。他与叛逃的克格勃官员戈季耶夫斯基进行合作，分别于1990年、1991年和1993年出版了三本书，叙述了1945—1985年间克格勃对西方国家进行情报渗透的努力及其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动，指出克格勃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得力工具。〔21〕安德鲁的克格勃研究澄清了许多令情报史学家疑惑不解的问题，开拓了情报史研究的新领域，为英国学派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
英国历史学家的情报史研究及其成就表明，英国学派已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色。第一，注重利用档案文件，力求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都是在分析各种档案的基础上有所心得而写成的。安德鲁强调，情报史应广泛而充分地利用情报档案，探索情报史的演变过程，以充实军事史和外交史。瓦特则认为，历史学家还应当利用其他档案而不纯粹是情报档案来进行案例研究，因为结合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史实，历史学家也能在情报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22〕第二，注重多国研究，即不仅研究英国情报史，还研究法、德、美、苏等国的情报史。安德鲁、瓦特F、沃克等情报史家， 往往围绕一国对他国的情报判断进行案例研究，探讨情报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以此为核心展开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因此，英国学派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分析是较为全面的。第三，英国情报史研究的题材独特而又重要，注重现实的借鉴意义。上述著名情报史家都将研究视线瞄向二战前夜及二战期间的情报史，且注重分析情报与外交和战略决策的关系，其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即英国学派既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又试图从中引出可供当今决策者借鉴的经验教训。正如瓦特所说，决策者哪怕是从“诚实而又一丝不苟的”职业历史学家那里借鉴到一丁点儿有益的东西，那也是好的。〔23〕
英国学派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80年代末以来，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相继加盟情报研究，为情报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入的学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情报机构的退休人员，除瓦特、卡尔沃科雷西等人外，近年来较为活跃且作出重要成就的有罗伯特·塞西尔、H.多韦、迈克尔·赫尔曼等。这三人长期在情报部门担任要职，是“了解内情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经常发表有关二战时期情报活动的论述，成为情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一些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如伦敦大学罗马尼亚问题专家丹尼斯·德拉坦、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奥尔德里奇、剑桥大学俄苏问题专家乔纳森·哈斯兰姆等，他们为情报史研究带来了新气息。三是新闻记者转而从事严肃研究的，如布朗、韦斯特和在菲尔比事件上掀起波澜的查普曼·平彻尔。
英国学派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新的研究领域也逐渐形成。近年来，英国情报史研究形成了两个热点。一是战后英美间的情报合作，其开拓者是詹姆斯·班福德，他的《迷宫》一书叙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英国政府通信总局之间的情报合作，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英美联合行动的内幕，如针对苏联的窃听。贝特尔是承上启下者，他的《背叛》一书描述了英美在冷战初期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秘密干涉行动。近年来就英美情报合作进行论述的主要代表是奥尔德里奇等人，他们在研究英美在中东、近东和亚洲等地区的情报合作后指出，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波动，英美情报合作也充满着不和谐之音。〔24〕第二个热点是关于英国情报活动与冷战爆发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英国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这与它的情报活动密不可分。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坦等指出，英国情报活动推动了冷战的爆发和加剧。〔25〕
情报史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表明，它的队伍在逐渐壮大，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目前，英国学派已有了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英国本土的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坦，加拿大的沃克和费里斯。前者是国际关系学者，注重运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案例研究，后者是历史研究人员，显示了比斯利、贝内特和安德鲁等人的研究专长。可以说，新一代的情报史学家既继承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又指明了情报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注释：
〔1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戴维·迪尔克斯：《被遗忘的一面》（Christopher Andrew and David Dilks, eds. The Missing Dimensio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1984年版，第1页。
〔2〕泰勒：《1914—1945年的英国史》（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牛津1979年版。
〔3〕瓦特：《情报和历史学家》（D. C. Watt, Intellengce and the Historian），载美国《外交史》杂志1990年秋季号，第203 页。
〔4 〕罗纳德·列文：《超级机密走向战争》（ Ronald Levin, Ultra Goes to War: The First Account of World War ll's Greatest Secret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伦敦1978年版 ；《美国的魔术》（Ronald Levin,The American Magic:Codes,Ciphers,and the Defeat of Japan），纽约1982年版。 约瑟夫· 加林斯基：《拦截》（Josef Garlinski,Intercept:the Enigma War），伦敦1979年版；R.V.琼斯：《魔术战争》（R. V. Jones, The Wizard War:British Scientific Intelligence,1939—1945），纽约1978年版。
〔5〕弗雷德里克·温特鲍瑟姆：《超级机密》（Frederick W. Winterbotham,The Ultra Secret），伦敦1979年版；安东尼·布朗：《兵不厌诈》（Authony C. Brown,Bodyguard of Lies），多伦多1975年版。
〔6〕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超级机密》（Peter Calvocressi, Top Secret Ultra），伦敦1974年版。 另一部有价值的回忆录是约翰·梅斯特曼的《1939 —1945 年战争中的双十委员会》（Sir John Masterman, The Double—Cross System in the War of 1939 —1945），耶鲁大学1972年版。
〔7〕安德鲁和杰里米·诺克斯编：（1900—1945 年的情报与国际关系》（Christopher Andrew and Jeremy Noakes, ed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00—1945）， 爱塞特大学1987年版；欧内斯特·梅：《了解敌人：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报估计》（Ernest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普林斯顿大学1984年版；安德鲁和迪尔克斯编：《被遗忘的一面》，伦敦1984年版；罗柏特森编：《英美情报方法》（K. J. Robertson, ed.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Intelligence），伦敦1987年版。
〔8〕安德鲁和迪尔克斯：《被遗忘的一面》，第一章； 梅：《了解敌人》，第二、四、五、八章。
〔9〕帕特里克·比斯利：《极为特别的情报》（Patrick Beesly , Very Special Intelligence），伦敦1977年版； 《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Very Special Admiral），伦敦1980年版； 《40 号房间》（Room 40: British Naval Intellgence, 1914—1918），伦敦1982年版。
〔10〕约翰·费里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陆军与通信情报》（John Feris, ed. Men, Money, and Diplomacy: The British Army and Signals Intelligen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多伦多1992年版。
〔11〕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二十年代的英国秘密情报局与英苏关系”（Christopher Andrew, The British Secret Service and Angl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1920s, Part I: From the Trade Negotiations to the Zinoviev Letter/ ）， 载《历史学刊》（Historical Joumal）1977年第3期；梅：《了解敌人》，第十五章；迪尔克斯：《实力的退却》（David Dilks, ed., Retreat from Power: 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vols.），伦敦1981年版；瓦特：《战争来临》（D. C. Watt, HowWar Came: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89年版，梅：《了解敌人》，第九章； 韦斯利·沃克：《死敌》（Wesley Wark, The Ultimate Enemy: British Intellgence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伦敦1985年版。
〔12〕梅：《了解敌人》，第十、十三、十六章。
〔13〕F. 哈里·欣斯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第1—4卷（Sir F. H. Hinsley with E. Thomas, C. F. Ransomand R. C. Knight,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3: Its Influence on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with C. A. Simkins, Vol. 4: Security and Counterintelligence），伦敦英国文书局1979年、1981年、1984年和1988年版；迈克尔·霍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第5 卷（Michael Howard, British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Strategic Deception），伦敦英国文书局1990年版。
〔14〕M. R. D. 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法国》（M. R. D. Foot, SOE in France），伦敦1966年版；《特别行动执行局简史》（SOE: An Outline History），伦敦1984年版； 约瑟夫·加林斯基：《波兰、特别行动执行局和盟国》（Josef Garlinski, Poland, SOEand the Allies），伦敦1969年版；查尔斯·克鲁克桑：《特别行动执行局在远东》（Charles Cruichshand, SOE in the Far East），伦敦1983年版。
〔15〕拉尔夫·贝内特：《超级机密在西线》（Ralph Bennett, Ultra in the West: The Normandy Compaign, 1944—1945）， 伦敦1979年版；《超级机密与地中海战略》（Ultra and Meditterranean Strategy, 1941—1945 ）， 纽约1989 年版； 《战场之后》（Behindthe Battle），纽约1994年版；约翰·费里斯：“拉尔夫·贝内特和超级机密研究”（John Ferris, "Ralph Bennettand the Study ofUltra"），载《情报与国家安全》1992年第2期，第473—486页。
〔16 〕约翰 L. 加迪斯：《美国和冷战的结束》（ John Lewis Gadd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牛津大学1992年版，第96页。
〔17 〕安德鲁·波依尔：《第四个人》（Andrew Boyle, The Fourth Man: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Kim Philby, Guy Burgess, and Donald Maclean and Who Recruited Them to Spy for Russia）， 纽约1979 年版； 菲利普·奈特利等：《菲尔比阴谋》（Philip Knight et al, The Philby Conspiracy），纽约1981年版；尼古拉斯·贝特尔：《背叛》（Nicholas Bethell, Betrayed），纽约1984年版。
〔18〕安东尼·格里斯：《情报秘密：苏联对西方情报机构的渗透史》（Anthony Glees, The Secrets of Service: a Story of Soviet Subversion of Western Intelligence），纽约1987年版。
〔19 〕内格尔·韦斯特：《1901 —1945 年的军情5 局》（Negal West, MI5: British Security Operations, 1901—1945 ）， 伦敦1981年版，《1945—1972年的军情5局》（A Matter of Trust: MI5, 1945—1872），伦敦1982年版，《1909年—1945年的军情6局》（IE.: 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1909—1945 ）， 伦敦1983年版；安德鲁：《英国政府的情报机构》（Christopher Andrew,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纽约1985年版。
〔20 〕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民主》（Rhodri JeffreysJones,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耶鲁大学1989 年版； 安东尼·布朗：《最后的英雄：“野牛”多诺万》（Anthony C.Brown,The Last Hero:Wild Bill Donvan）， 纽约1982 年版。
〔21 〕安德鲁和戈季耶夫斯基：《克格勃内幕》（Christopher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i,KGB:The Inside Story），纽约1990 年版；安德鲁和戈季耶夫斯基编：《中心的指示》（Christopher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i, eds. Instructions From ComradeKryuchkov's Instructions:Top Secrets on KGB Foreign Operations, 1975 —1985 ），伦1991 年版，《克留奇科夫同志的指示》（Comrade Kryuchkov's Instructions:Top Secrets on KGB Foreign Operations,1975—1985），斯坦福1993年版。
〔22 〕瓦特：“情报研究英国学派的出现”（D. C. Watt , "Intelligence Studies: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School"），载英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8年第2期，第338页。
〔23〕瓦特：“情报研究英国学派的出现”，载英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8年第2期，第342页。
〔24〕詹姆斯·班福德：《迷宫》（James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伦敦1882年版；贝特尔：《背叛》，纽约1984年版； 理查德·奥尔德里奇：“1956年的情报、 英美关系和苏伊士运河危机”（Richard Aldrich, "Intelligenc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Suez Crisis, 1956"），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94年第3期；安东尼·戈斯特和司各特·卢卡斯：“另一次勾结：1955—1956年的迷路行动和英美对叙利亚的干涉”（Anthony Gorst and Scott Lucas," The Other Collusion: Opration Straggle and Anglo —AmericanIntervention in Syria,1955—1956"）， 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9年第3期。
〔25〕奥尔德里奇和迈克尔·柯尔曼：“冷战、联合情报委员会和英国的通信情报”（Richard Aldrich and Michael Coleman, " The Cold War, the JIC and British Signals Intelligence, 1948"），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89年第3期； 丹尼斯·德拉坦：“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与警察国家”（Dennis Deletant, "Securitate an Police State in Romania, 1948—1964"）， 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93年第4期和1994年第1期；迈克尔. 霍普金斯：“是英国的一场冷战吗？”（Michael Hopkins, "A British Cold War?"），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