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国关于十月革命研究的新观点
帕·瓦·沃洛布耶夫/弗·普·布尔塔科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1997年05期第68-72页
编者按：今年是伟大的十月革命80周年。苏东剧变后十月革命蒙受一些敌视者的诋毁和攻击。当今俄国学术界如何看待这一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变革，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介绍了目前俄国史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1.关于革命的条件问题。近来，关于革命的条件的最流行的观点是把革命的条件同俄国的现代化困难联系在一起。当然，用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似乎既可以解释19世纪60—80年代的改革，也可以解释维特和斯托雷平的行动以及后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不能不考虑到，上层虽然主观上感觉到，相对于他们的地缘政治欲望而言，俄国太落后了，这种感觉并不比日本对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满程度强烈。然而，“明治维新”却没有破坏性。可见，在保留俄国农业传统方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现代化的社会代价，对群众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就决定了革命和改革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
人们常常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爆发的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原因。的确，布尔什维克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或通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等）是由战争引出来的。不能不承认，客观上是那些企图继续进行战争，而不考虑人民情绪的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党人把布尔什维克直接推上政权的。既然如此，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最恰当的，即旧政权和自由主义反对派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改革只能使基层人民忍无可忍和采取激进行动。
看来，只有当我们不仅把1917年革命，而且把1917—1922年国内战争都作为帝国体制危机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时，才能使研究十月革命的条件问题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然而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十月革命的各种历史比较研究都失去了意义。比如，“上层的”危机、1917年的政治突变、边缘人物的行为、农民的反应都可以同法国大革命的各种事件相比较；农民群众运动也同墨西哥和中国革命有不少相同之处；工人及其领袖们的行为可以同巴黎公社事件相比较。但是，1917年革命还有一些全新的因素：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成为群众意识的主要成分，很多社会冲突“简化”为“上层”和“下层”、“外国”和“本国”、“旧”和“新”的矛盾，民族因素，对苏维埃实行“党的”专政等等。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特征、革命发展的特点及其长期后果，必须反思俄罗斯帝国——独特的、组织复杂的、多民族的社会体系以及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这个国家的极其独特的“色彩斑斓”历史。
2.危机的酝酿与加剧。如果我们注意到，俄国不仅是一个帝国（传统的或最新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且是残余性质的帝国，那么我们就会对革命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帝国形成的基础不是简单的扩张逻辑，而是由其居民的文化、地缘政治和社会家长制观念培育起来的特殊的国家主义政策。这是20世纪尖锐的俄国危机日益加剧的现实的、虽然是难以觉察的因素。俄罗斯帝国的危机是由于在现代化关键阶段欧化的“上层”同传统的“下层”社会文化不相容引起的。
帝国危机的酝酿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但是表现形式却是猛烈的、违反社会常理的、“自发”的。可以把危机划分为几个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危机时期、政治危机时期、组织危机时期、社会危机时期、暴民政治危机时期和危机的理论复兴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指彼得一世时代尝试用独裁的官僚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的政权变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是在欧洲唯理论上层社会形成后出现的。政治危机时期是从上层社会划分为官僚和反对派开始的。出现组织混乱和管理无效率局面是由于反对派不仅在道德和精神上向官僚施加压力，而且着手制定替代性结构——从政党到社会组织，结果使管理职能同自治的嫩芽发生矛盾。帝国的社会危机不单纯是由于群众生活状况恶化，而且还由于群众越来越相信“异己的”统治者是造成他们生活状况恶化的唯一的罪魁祸首。出现暴民政治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精英尚未完全形成，而且由于社会零散力量有能力联合成充满幻想的、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的群体。最后，危机的理论复兴阶段的标志是全帝国的社会精英看到新的革命政权开始把自己的目标强加给人民而“清醒起来”。
无论帝国体制危机的这些组成部分或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在1917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上层人物”的政治冲突，而是基层百姓争取生存的社会斗争。由于最高权力机构无所作为，使边缘人物的暴民政治行为发挥了作用，尤其当大多数群众处于观望状态时，这种暴民政治行为的作用就更为明显。因此，在分析革命事件时，应着重分析群众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个上层政治集团是“被赶下台”还是“保住地位”。我们认为，上层社会是在徒劳地企图稳定局面、恢复“秩序”，他们不懂得激进变革和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是不可逆转的，仍然按照已成为过去的、“平静”时代的理想和欧化的上层社会同人民那种通常的关系行事。温和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尽管有良好的愿望）更是微不足道和徒劳的。他们已落后于左翼群众并在左翼群众对所有“旧式”领袖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还在企图把“合理的”行动方式强加给他们。最后，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时期“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领导群众，鼓励群众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并称这一行动为“革命的首创精神”。
对于群众运动，不应用政治家（左的或右的）的标准，而应该以群众传统的政治文化为背景来评价。同样，对革命时代的政治家，也不能根据他们的相互评价甚至自我评价来进行判断。客观标准只能看他们能否顺应人民的愿望和变化了的心理，能否利用传统的政治文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建设性任务。
3.1917年革命的社会心理解释。对1917年事件进行社会心理分析的焦点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革命，而是“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对那些尚未摆脱家长制政权观念的群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权崩溃的事实，而不是接管政权的人。
同时，二月革命是“公正”思想在群众社会运动中的现实胜利，这个胜利本应立刻在上层“巩固下来”（哪怕是以立宪会议的形式）。然而，思想家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在客观上使混乱局面更加严重。
总之，俄国危机阶段的转折时刻不应是1917年10月，而应是1917年10月到1918年夏季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基本群众实现了土地的要求，但后来他们同强大起来的政权发生了矛盾，因为该政权强迫他们对此进行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政治和边缘人物的暴民政治互相补充和消耗，这有利于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原则，但这次是以人民苏维埃的形式恢复的。
4.阻止危机激化的结构性因素。目前普遍认为，在1917年同时进行着好几种社会革命——士兵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民族革命。这几种革命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平民”革命的面貌。
士兵群众的运动——这些看起来人数最多、最不妥协的边缘人物的运动就其公开的反战性乃至“自私”性来说可能会被说成是纯粹破坏性的运动。但是，首先，应该从根本上划清运动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界线，并考虑到群众意识和群众运动从来都具有的双重性（积极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其次还要考虑，大多数俄国士兵（基本上是从前的农民）并不了解战争的目的；他们把旧政权的崩溃看作期待已久的转向社会公正世界的转折点。军官们承认，有一段时间士兵委员会是遵守纪律的。后来不少士兵（特别是后方新兵）对军队“民主化”感到失望，于是打着反战的政治旗号离开前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产生了放弃政治斗争、返回家乡巩固农民革命成果的想法。一般而言，有觉悟的革命者是水兵。
工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关心保留现代生产和加强国家的调节作用。他们的特点是职业素质高，同其他阶级相比，政治素质也高；更乐于建立工人监督（至少可以把这种监督看作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自己的”政权的一种尝试，是调整横向经济联系的经验）；虽然表面上忠于社会主义理想，但更倾向于民主原则。工人尽管具有社会激进性和罢工积极性的特点，但并不拒绝同企业主和当局妥协。他们比拥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更拥护苏维埃，希望实行代表选举更换制度。
无论如何，农民运动的内容应该归到“村社革命”中去——这是农民自己（得到政府的同意）消灭农村的“不劳而获”分子，同理解他们需要的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公正”关系的一种尝试。农民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主要是社会文化分裂，即现代化的俄国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对立。
城市中等阶层的行动看起来最有政治倾向性。这里主要指的是“新的”中等阶层，即职员和自由职业者。总的说来，他们拥护温和的政党，期望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城市局势得以稳定。同时，职员和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争取“拿着笔和锤子的无产者”联合的运动表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秩序、而不是过去的秩序寄予更多的希望，认为只有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和睦。
“民族革命”好像历来都被指责为搞分立，而实际上它是按照民族领土和文化自治原则（这些原则丝毫也没有背离最高当局的领土和民族联合起来的传统形式）改革帝国的尝试。但同时，民族运动内部的社会因素通常较之文化因素的影响大。至于分立的情绪，在1917年10月以前所占比重是很小的。认为民族革命摧毁了帝国，这是嫁祸于人：少数民族是“逃离”他们认为行将崩溃的中央，而不是“背离”它。
有产阶级的行动在这种背景下看来是对社会下层群众自我组织客观发展进程的盲目反应。有产阶级的社会利己主义妨碍了健全的思维。二月革命以后，企业主和地主雄心勃勃地尝试同“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现象”作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非政府途径克服这些现象。他们内心深处是想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是，1917年的客观现实却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他们也没有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激进改革的方案。由于存在着群众极为蔑视的“资产者”（这个标签是基层社会党人、绝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给他们贴上的）即有产阶级，所以劳动群众关于平均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
关于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性别研究（包括分析参加革命的人的年龄特征和儿童对事件的反映）有助于描绘出1917年群众运动完整的画面，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了解这场革命的长期社会文化后果。虽然二月革命是从妇女的粮食风潮开始的，但是后来妇女运动更多的是起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
通过评价各阶层人民的社会心理变化可以看出，如果少一些感情色彩，多一些对法律的尊重，那么帝国体制危机就不会转变为公开的社会分裂。这种由非政治水平上的群众运动引起的所谓的革命的深入是“改革”性质的，而不是对抗性质的。当时占优势的是社会自我保护力量，而不是阶级利己主义力量。通过从制度上对革命过程进行的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
5.从制度上分析政权同人民的关系的危机。过去通常不把革命进程的发展同“街头”行动联系起来，而总是同政党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最激进的政党促使临时政府同苏维埃的最初对立有了逻辑上的结局。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政党不善于对群众自我组织的过程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逐渐成为这一过程的人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一种情况，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护国主义”基础上的意见一致掩饰了它们在纲领上的分歧，苏维埃中的“妥协”掩饰了阶级不可调和论。
我们认为，对于“两个政权并存”是公民分裂的主要因素的说法需要作认真的说明。首先，两个政权并存的时间很短——仅仅是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第二，可以把两个政权并存解释为政府同反对派的非对抗性模式，两个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俄罗斯帝国的传统观念：让人民讲话，让沙皇掌权。第三，二月革命后，各地几乎没有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后来连正式政权都被“冲掉”了。最后，应该考虑到，两个政权并存的提法是由政治家那里传到学术界的，这些政治家们暗中把实现自己纲领的可能性同全俄权力中心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如果关注一下俄国中部地区的革命运动，就会发现，地方的实际权力没有转到临时政府新任命的委员手中，而是转到擅自创建的社会安全委员会（还有很多其他名称）手中。社会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假革命的、而且是伪公共性的机构，以平等身份参加委员会的有所有政党、各行各业、民族联盟和苏维埃的各种代表。实际上，他们可以撤换那些“异己分子”，任命“自己的”政府委员。相对而言，社会安全委员会之所以有势力，是因为它们在组织上控制了旧的自治机构和社会舆论。社会安全委员会当时比任何其他革命制度更能够稳定局面，当然是在其成员意见一致的情况下。
在地方自治运动极端政治化的过程中，作为稳定体系的集团代表制分裂为“民主”派和“资格”派。地方自治政府主要是由那些没有务实作风、热衷于搞内讧的政党领袖所把持。它们在社会领域的无所作为使苏维埃的作用自然加强起来。但是，由于苏维埃中政治家的幼稚病以及危机时代体制自身的逻辑，苏维埃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激进情绪的中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依靠各阶级的工会和生产（工厂）中心的苏维埃逐渐失去了对俄国恶习——蛊惑性宣传和官僚主义的抵抗力。产生官僚主义是因为苏维埃中教条主义政治家占多数，而且是一些更左和更不务实的政治家。
科尔尼洛夫暴动后，各地现实权力大都从苏维埃转到工厂委员会和兵营——即拥有武装力量、看起来能够组织人民同似乎日益猖獗的反革命进行对抗的地方。正是右派专政的可怕幽灵（这在革命的一定阶段是经常出现的）使极左派领袖能够把群众鼓动起来。
在农村，深入人心并代表一切阶层的地方自治机构本来是能够挽救局面的。但是，有这样机构的地方并不多，各级（从省到乡）自治机构尚未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大会就成了现实的基层权力机构，同其他任何政权相比，它是革命的，但就其在村社事务中的闭关自守作风来说又是保守的。由于神甫的威信动摇了，农民面对最有蛊惑力的人和激进派失去了思想防线。基层农民委员会开始摆脱由日益官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政治家所把持的上级委员会。
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政权体制的平衡，就必须在1917年7 月以前召开立宪会议或使苏维埃“协商”代表大会确定为立宪会议。但是，由于立宪民主党法学家和温和的社会党人领袖忠于形式上的法制，这两个机会都错过了。后来建立的假国民会议性质的机构，像国务会议和民主会议，都已经无法扭转当时的局面了。其实，社会安全委员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都可以成为国家民主改革的有效因素。但是，能够保证这些组织的工作效率及其相互配合的唯理性主义和站在国家高度思维的能力，并不是1917年俄罗斯人的心理素质所能达到的。各政党的教条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断送了民主革命和危机“平稳”发展的机会，而且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克服了群众自发情绪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就不足为奇了。
6.激化社会心理的因素。所有革命如同所有非常局势一样，都会暴露人的本性的极端一面。革命不仅表现人的优秀本质，同时也揭露群众意识中所有的心理病态现象。在反思革命的“人的”根源方面，心理分析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可以从人的角度去分析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所有俄国作品。同时，同时代人（主要指“非政治家”）的回忆也为我们描述了战争是如何使群众变得野蛮的，而且通常是在至高无上的口号的掩盖之下。
使社会情绪出现忍无可忍、以致后来发生暴乱的转折点应该是二月革命。从这时起，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同旧时代有关的一切事物当成耻笑和辱骂的对象；几十年集聚起来的消极情绪可以公开发泄了。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乃至全世界开始以黑白分明的形象呈现出来。由于社会历史色盲症的相互传染，使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过去通常认为是刑事案件的事情，现在则受到赞扬。恐怖手段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刺客成了旧制度的真正牺牲品。
任何一次革命胜利后，提到首位的任务都是镇压反革命“残余势力”。由于革命都不了解建设新社会的方法，需要为自己那些不可避免的失误寻找“罪人”，所以常常夸大反革命的力量。
在俄国革命中，令人惊奇的不是“领袖”，而是一大批“领头人”。大家都知道，领袖通常是不计较金钱、憧憬“美好未来”并为此而不倦地工作，直至对人的痛苦都视而不见的人。相反，“领头人”常常是一群精明的善于操纵人群的人，他们能煽起群众朴素的激情并从群众的无知中汲取力量，迄今为止，对这批革命的“中层”人物的研究是最少的。然而，只有通过研究这些人才能了解到，对人类幸福的美好信念是怎样被“掠夺被掠夺的财物”的思想排挤掉的。
革命口号是“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符号。它们之所以能产生作用，是因为它们迎合了社会偏执情绪和传统的（或“被颠倒的”）行为规范。革命初期的宽容作法（常常出现在愤怒爆发以后）很快重新被渴望复仇的浪潮所取代。然后，复仇的浪潮越演越烈，直至成为“死亡传送带”。这时社会已不再区分杀人和死亡的界限。无论如何，看不到革命的阴暗面，最终就不可能全面认识革命。
7.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思。渴望对俄国进行革命改造，认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陷入绝境，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各种不同历史根源和社会性质的矛盾——新与旧、俄国与世界的矛盾在战争中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已经无法用“通常的”办法来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正确地感觉到，有一个摆脱当时资本主义的办法，即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通过“自上而下地”对俄国社会进行逐步改造，平稳地进入欧洲文明。如果把他们的行动评价为冒险主义，是不正确的。这是在俄国范围内利用人民迸发出来的热情有意识地“超前发展”，是革命的现代化方式。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谜或令人不解之处在于，它寄希望于社会优秀人士的觉悟，而实际上调动的是人民的历史潜意识，这种潜意识通过暴力激发出来并通过承认新独裁主义而得到确立。但是，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在变革社会的道路上试图克服这种“人”的障碍，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项最艰难的任务。
布尔什维主义的任何表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作用。在目前形势下，了解这一局面的悲剧因素是十分困难的。人们常常嘲笑列宁寄希望于“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知”，但同时却忘记了，这个说法的背后所表明的乃是对当时欧洲民主党人的失望，因为他们无力使人类摆脱战争，而且那些议会制政党又蜕化变质，去追求功名利碌。列宁另一个关于“厨娘”也应该学会管理国家的著名说法受到更严重的嘲讽，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基层群众”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和对“上层人物”进行监督，社会才逐渐成为滋生金融寡头政治危险的源泉。
列宁生前没有能够留下一个改造俄国的长期计划。但是，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列宁的“遗嘱”除了最一般的忠告和思考以外，通篇贯穿着对国家最优秀人物集体智慧的“最后”希望。
革命尽管每一页从表面看来似乎都那么肮脏和悲壮，但它同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一样，毕竟是一种富有生气的举动。如今大家都认识到，必须用全新的观点来研究俄国革命，而新观点的立足点应是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客观性本身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
孙凌齐译自俄国《历史问题》杂志1996年第5—6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1997年05期第68-72页
1.关于革命的条件问题。近来，关于革命的条件的最流行的观点是把革命的条件同俄国的现代化困难联系在一起。当然，用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似乎既可以解释19世纪60—80年代的改革，也可以解释维特和斯托雷平的行动以及后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不能不考虑到，上层虽然主观上感觉到，相对于他们的地缘政治欲望而言，俄国太落后了，这种感觉并不比日本对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满程度强烈。然而，“明治维新”却没有破坏性。可见，在保留俄国农业传统方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现代化的社会代价，对群众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就决定了革命和改革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
人们常常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爆发的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原因。的确，布尔什维克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或通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等）是由战争引出来的。不能不承认，客观上是那些企图继续进行战争，而不考虑人民情绪的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党人把布尔什维克直接推上政权的。既然如此，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最恰当的，即旧政权和自由主义反对派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改革只能使基层人民忍无可忍和采取激进行动。
看来，只有当我们不仅把1917年革命，而且把1917—1922年国内战争都作为帝国体制危机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时，才能使研究十月革命的条件问题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然而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十月革命的各种历史比较研究都失去了意义。比如，“上层的”危机、1917年的政治突变、边缘人物的行为、农民的反应都可以同法国大革命的各种事件相比较；农民群众运动也同墨西哥和中国革命有不少相同之处；工人及其领袖们的行为可以同巴黎公社事件相比较。但是，1917年革命还有一些全新的因素：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成为群众意识的主要成分，很多社会冲突“简化”为“上层”和“下层”、“外国”和“本国”、“旧”和“新”的矛盾，民族因素，对苏维埃实行“党的”专政等等。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特征、革命发展的特点及其长期后果，必须反思俄罗斯帝国——独特的、组织复杂的、多民族的社会体系以及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这个国家的极其独特的“色彩斑斓”历史。
2.危机的酝酿与加剧。如果我们注意到，俄国不仅是一个帝国（传统的或最新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且是残余性质的帝国，那么我们就会对革命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帝国形成的基础不是简单的扩张逻辑，而是由其居民的文化、地缘政治和社会家长制观念培育起来的特殊的国家主义政策。这是20世纪尖锐的俄国危机日益加剧的现实的、虽然是难以觉察的因素。俄罗斯帝国的危机是由于在现代化关键阶段欧化的“上层”同传统的“下层”社会文化不相容引起的。
帝国危机的酝酿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但是表现形式却是猛烈的、违反社会常理的、“自发”的。可以把危机划分为几个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危机时期、政治危机时期、组织危机时期、社会危机时期、暴民政治危机时期和危机的理论复兴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指彼得一世时代尝试用独裁的官僚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的政权变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是在欧洲唯理论上层社会形成后出现的。政治危机时期是从上层社会划分为官僚和反对派开始的。出现组织混乱和管理无效率局面是由于反对派不仅在道德和精神上向官僚施加压力，而且着手制定替代性结构——从政党到社会组织，结果使管理职能同自治的嫩芽发生矛盾。帝国的社会危机不单纯是由于群众生活状况恶化，而且还由于群众越来越相信“异己的”统治者是造成他们生活状况恶化的唯一的罪魁祸首。出现暴民政治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精英尚未完全形成，而且由于社会零散力量有能力联合成充满幻想的、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的群体。最后，危机的理论复兴阶段的标志是全帝国的社会精英看到新的革命政权开始把自己的目标强加给人民而“清醒起来”。
无论帝国体制危机的这些组成部分或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在1917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上层人物”的政治冲突，而是基层百姓争取生存的社会斗争。由于最高权力机构无所作为，使边缘人物的暴民政治行为发挥了作用，尤其当大多数群众处于观望状态时，这种暴民政治行为的作用就更为明显。因此，在分析革命事件时，应着重分析群众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个上层政治集团是“被赶下台”还是“保住地位”。我们认为，上层社会是在徒劳地企图稳定局面、恢复“秩序”，他们不懂得激进变革和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是不可逆转的，仍然按照已成为过去的、“平静”时代的理想和欧化的上层社会同人民那种通常的关系行事。温和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尽管有良好的愿望）更是微不足道和徒劳的。他们已落后于左翼群众并在左翼群众对所有“旧式”领袖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还在企图把“合理的”行动方式强加给他们。最后，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时期“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领导群众，鼓励群众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并称这一行动为“革命的首创精神”。
对于群众运动，不应用政治家（左的或右的）的标准，而应该以群众传统的政治文化为背景来评价。同样，对革命时代的政治家，也不能根据他们的相互评价甚至自我评价来进行判断。客观标准只能看他们能否顺应人民的愿望和变化了的心理，能否利用传统的政治文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建设性任务。
3.1917年革命的社会心理解释。对1917年事件进行社会心理分析的焦点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革命，而是“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对那些尚未摆脱家长制政权观念的群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权崩溃的事实，而不是接管政权的人。
同时，二月革命是“公正”思想在群众社会运动中的现实胜利，这个胜利本应立刻在上层“巩固下来”（哪怕是以立宪会议的形式）。然而，思想家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在客观上使混乱局面更加严重。
总之，俄国危机阶段的转折时刻不应是1917年10月，而应是1917年10月到1918年夏季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基本群众实现了土地的要求，但后来他们同强大起来的政权发生了矛盾，因为该政权强迫他们对此进行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政治和边缘人物的暴民政治互相补充和消耗，这有利于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原则，但这次是以人民苏维埃的形式恢复的。
4.阻止危机激化的结构性因素。目前普遍认为，在1917年同时进行着好几种社会革命——士兵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民族革命。这几种革命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平民”革命的面貌。
士兵群众的运动——这些看起来人数最多、最不妥协的边缘人物的运动就其公开的反战性乃至“自私”性来说可能会被说成是纯粹破坏性的运动。但是，首先，应该从根本上划清运动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界线，并考虑到群众意识和群众运动从来都具有的双重性（积极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其次还要考虑，大多数俄国士兵（基本上是从前的农民）并不了解战争的目的；他们把旧政权的崩溃看作期待已久的转向社会公正世界的转折点。军官们承认，有一段时间士兵委员会是遵守纪律的。后来不少士兵（特别是后方新兵）对军队“民主化”感到失望，于是打着反战的政治旗号离开前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产生了放弃政治斗争、返回家乡巩固农民革命成果的想法。一般而言，有觉悟的革命者是水兵。
工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关心保留现代生产和加强国家的调节作用。他们的特点是职业素质高，同其他阶级相比，政治素质也高；更乐于建立工人监督（至少可以把这种监督看作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自己的”政权的一种尝试，是调整横向经济联系的经验）；虽然表面上忠于社会主义理想，但更倾向于民主原则。工人尽管具有社会激进性和罢工积极性的特点，但并不拒绝同企业主和当局妥协。他们比拥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更拥护苏维埃，希望实行代表选举更换制度。
无论如何，农民运动的内容应该归到“村社革命”中去——这是农民自己（得到政府的同意）消灭农村的“不劳而获”分子，同理解他们需要的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公正”关系的一种尝试。农民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主要是社会文化分裂，即现代化的俄国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对立。
城市中等阶层的行动看起来最有政治倾向性。这里主要指的是“新的”中等阶层，即职员和自由职业者。总的说来，他们拥护温和的政党，期望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城市局势得以稳定。同时，职员和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争取“拿着笔和锤子的无产者”联合的运动表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秩序、而不是过去的秩序寄予更多的希望，认为只有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和睦。
“民族革命”好像历来都被指责为搞分立，而实际上它是按照民族领土和文化自治原则（这些原则丝毫也没有背离最高当局的领土和民族联合起来的传统形式）改革帝国的尝试。但同时，民族运动内部的社会因素通常较之文化因素的影响大。至于分立的情绪，在1917年10月以前所占比重是很小的。认为民族革命摧毁了帝国，这是嫁祸于人：少数民族是“逃离”他们认为行将崩溃的中央，而不是“背离”它。
有产阶级的行动在这种背景下看来是对社会下层群众自我组织客观发展进程的盲目反应。有产阶级的社会利己主义妨碍了健全的思维。二月革命以后，企业主和地主雄心勃勃地尝试同“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现象”作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非政府途径克服这些现象。他们内心深处是想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是，1917年的客观现实却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他们也没有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激进改革的方案。由于存在着群众极为蔑视的“资产者”（这个标签是基层社会党人、绝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给他们贴上的）即有产阶级，所以劳动群众关于平均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
关于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性别研究（包括分析参加革命的人的年龄特征和儿童对事件的反映）有助于描绘出1917年群众运动完整的画面，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了解这场革命的长期社会文化后果。虽然二月革命是从妇女的粮食风潮开始的，但是后来妇女运动更多的是起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
通过评价各阶层人民的社会心理变化可以看出，如果少一些感情色彩，多一些对法律的尊重，那么帝国体制危机就不会转变为公开的社会分裂。这种由非政治水平上的群众运动引起的所谓的革命的深入是“改革”性质的，而不是对抗性质的。当时占优势的是社会自我保护力量，而不是阶级利己主义力量。通过从制度上对革命过程进行的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
5.从制度上分析政权同人民的关系的危机。过去通常不把革命进程的发展同“街头”行动联系起来，而总是同政党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最激进的政党促使临时政府同苏维埃的最初对立有了逻辑上的结局。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政党不善于对群众自我组织的过程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逐渐成为这一过程的人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一种情况，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护国主义”基础上的意见一致掩饰了它们在纲领上的分歧，苏维埃中的“妥协”掩饰了阶级不可调和论。
我们认为，对于“两个政权并存”是公民分裂的主要因素的说法需要作认真的说明。首先，两个政权并存的时间很短——仅仅是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第二，可以把两个政权并存解释为政府同反对派的非对抗性模式，两个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俄罗斯帝国的传统观念：让人民讲话，让沙皇掌权。第三，二月革命后，各地几乎没有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后来连正式政权都被“冲掉”了。最后，应该考虑到，两个政权并存的提法是由政治家那里传到学术界的，这些政治家们暗中把实现自己纲领的可能性同全俄权力中心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如果关注一下俄国中部地区的革命运动，就会发现，地方的实际权力没有转到临时政府新任命的委员手中，而是转到擅自创建的社会安全委员会（还有很多其他名称）手中。社会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假革命的、而且是伪公共性的机构，以平等身份参加委员会的有所有政党、各行各业、民族联盟和苏维埃的各种代表。实际上，他们可以撤换那些“异己分子”，任命“自己的”政府委员。相对而言，社会安全委员会之所以有势力，是因为它们在组织上控制了旧的自治机构和社会舆论。社会安全委员会当时比任何其他革命制度更能够稳定局面，当然是在其成员意见一致的情况下。
在地方自治运动极端政治化的过程中，作为稳定体系的集团代表制分裂为“民主”派和“资格”派。地方自治政府主要是由那些没有务实作风、热衷于搞内讧的政党领袖所把持。它们在社会领域的无所作为使苏维埃的作用自然加强起来。但是，由于苏维埃中政治家的幼稚病以及危机时代体制自身的逻辑，苏维埃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激进情绪的中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依靠各阶级的工会和生产（工厂）中心的苏维埃逐渐失去了对俄国恶习——蛊惑性宣传和官僚主义的抵抗力。产生官僚主义是因为苏维埃中教条主义政治家占多数，而且是一些更左和更不务实的政治家。
科尔尼洛夫暴动后，各地现实权力大都从苏维埃转到工厂委员会和兵营——即拥有武装力量、看起来能够组织人民同似乎日益猖獗的反革命进行对抗的地方。正是右派专政的可怕幽灵（这在革命的一定阶段是经常出现的）使极左派领袖能够把群众鼓动起来。
在农村，深入人心并代表一切阶层的地方自治机构本来是能够挽救局面的。但是，有这样机构的地方并不多，各级（从省到乡）自治机构尚未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大会就成了现实的基层权力机构，同其他任何政权相比，它是革命的，但就其在村社事务中的闭关自守作风来说又是保守的。由于神甫的威信动摇了，农民面对最有蛊惑力的人和激进派失去了思想防线。基层农民委员会开始摆脱由日益官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政治家所把持的上级委员会。
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政权体制的平衡，就必须在1917年7 月以前召开立宪会议或使苏维埃“协商”代表大会确定为立宪会议。但是，由于立宪民主党法学家和温和的社会党人领袖忠于形式上的法制，这两个机会都错过了。后来建立的假国民会议性质的机构，像国务会议和民主会议，都已经无法扭转当时的局面了。其实，社会安全委员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都可以成为国家民主改革的有效因素。但是，能够保证这些组织的工作效率及其相互配合的唯理性主义和站在国家高度思维的能力，并不是1917年俄罗斯人的心理素质所能达到的。各政党的教条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断送了民主革命和危机“平稳”发展的机会，而且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克服了群众自发情绪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就不足为奇了。
6.激化社会心理的因素。所有革命如同所有非常局势一样，都会暴露人的本性的极端一面。革命不仅表现人的优秀本质，同时也揭露群众意识中所有的心理病态现象。在反思革命的“人的”根源方面，心理分析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可以从人的角度去分析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所有俄国作品。同时，同时代人（主要指“非政治家”）的回忆也为我们描述了战争是如何使群众变得野蛮的，而且通常是在至高无上的口号的掩盖之下。
使社会情绪出现忍无可忍、以致后来发生暴乱的转折点应该是二月革命。从这时起，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同旧时代有关的一切事物当成耻笑和辱骂的对象；几十年集聚起来的消极情绪可以公开发泄了。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乃至全世界开始以黑白分明的形象呈现出来。由于社会历史色盲症的相互传染，使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过去通常认为是刑事案件的事情，现在则受到赞扬。恐怖手段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刺客成了旧制度的真正牺牲品。
任何一次革命胜利后，提到首位的任务都是镇压反革命“残余势力”。由于革命都不了解建设新社会的方法，需要为自己那些不可避免的失误寻找“罪人”，所以常常夸大反革命的力量。
在俄国革命中，令人惊奇的不是“领袖”，而是一大批“领头人”。大家都知道，领袖通常是不计较金钱、憧憬“美好未来”并为此而不倦地工作，直至对人的痛苦都视而不见的人。相反，“领头人”常常是一群精明的善于操纵人群的人，他们能煽起群众朴素的激情并从群众的无知中汲取力量，迄今为止，对这批革命的“中层”人物的研究是最少的。然而，只有通过研究这些人才能了解到，对人类幸福的美好信念是怎样被“掠夺被掠夺的财物”的思想排挤掉的。
革命口号是“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符号。它们之所以能产生作用，是因为它们迎合了社会偏执情绪和传统的（或“被颠倒的”）行为规范。革命初期的宽容作法（常常出现在愤怒爆发以后）很快重新被渴望复仇的浪潮所取代。然后，复仇的浪潮越演越烈，直至成为“死亡传送带”。这时社会已不再区分杀人和死亡的界限。无论如何，看不到革命的阴暗面，最终就不可能全面认识革命。
7.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思。渴望对俄国进行革命改造，认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陷入绝境，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各种不同历史根源和社会性质的矛盾——新与旧、俄国与世界的矛盾在战争中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已经无法用“通常的”办法来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正确地感觉到，有一个摆脱当时资本主义的办法，即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通过“自上而下地”对俄国社会进行逐步改造，平稳地进入欧洲文明。如果把他们的行动评价为冒险主义，是不正确的。这是在俄国范围内利用人民迸发出来的热情有意识地“超前发展”，是革命的现代化方式。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谜或令人不解之处在于，它寄希望于社会优秀人士的觉悟，而实际上调动的是人民的历史潜意识，这种潜意识通过暴力激发出来并通过承认新独裁主义而得到确立。但是，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在变革社会的道路上试图克服这种“人”的障碍，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项最艰难的任务。
布尔什维主义的任何表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作用。在目前形势下，了解这一局面的悲剧因素是十分困难的。人们常常嘲笑列宁寄希望于“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知”，但同时却忘记了，这个说法的背后所表明的乃是对当时欧洲民主党人的失望，因为他们无力使人类摆脱战争，而且那些议会制政党又蜕化变质，去追求功名利碌。列宁另一个关于“厨娘”也应该学会管理国家的著名说法受到更严重的嘲讽，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基层群众”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和对“上层人物”进行监督，社会才逐渐成为滋生金融寡头政治危险的源泉。
列宁生前没有能够留下一个改造俄国的长期计划。但是，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列宁的“遗嘱”除了最一般的忠告和思考以外，通篇贯穿着对国家最优秀人物集体智慧的“最后”希望。
革命尽管每一页从表面看来似乎都那么肮脏和悲壮，但它同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一样，毕竟是一种富有生气的举动。如今大家都认识到，必须用全新的观点来研究俄国革命，而新观点的立足点应是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客观性本身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
孙凌齐译自俄国《历史问题》杂志1996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