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年鉴学派的演进
张广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7年05期第26-31页
【作者简介】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的崛起与发展是现代国际史学的重要篇章。如果我们把19世纪的兰克史学称作为上一世纪史学发展主流的话，那么由年鉴派所奠立的史学新范型，无疑应是本世纪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发展的一种主流。
一
年鉴学派是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于1929年创立的，它得名于是年发刊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在它创业的初期，年鉴学派还只是孤零零的几个人，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年鉴学派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应当是二战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暂时中断了年鉴派史学的发展，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法国史学的研究处于低潮。尤使法国史学界蒙受重大损失的是年鉴派的第一代领导人布洛克惨遭德国法西斯的杀害。二战结束，大地重光，法国历史学重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也迎来了年鉴学派的辉煌时期。
1946年《年鉴》杂志易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编者为刊物名称增加了“文明”这一复数名词，不仅进一步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着意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反映了编者认为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不能分隔而必须融合成为“人的科学”的信念，显示出史学力图成为综合学科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年鉴史学派的总体史的研究精神。改名后，杂志篇幅不断增加，1968年起达到1300—1700页。杂志内容更加丰富，作者队伍也越出了法国。《年鉴》杂志在变动的世界、变动的世界历史学面前，以一种更新的面貌向学术界辐射出它的影响。
1947年，费弗尔等人提请法国政府创建了同巴黎大学相抗衡的“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费弗尔任部主任，后由布罗代尔接替。在这里虽然看不到“历史学”一词，但却是在“经济与社会科学”这一名称下，费弗尔等年鉴派史家显示了对历史学的潜力及它综合其他学科能力的信心。自此，在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的领导下，第六部汇聚了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通力合作，有力地促进了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的进展。在第六部，史学始终是它的核心部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如布罗代尔、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菲雷等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1963年，布罗代尔创立“人文科学之家”。1975年，“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成为一个独立实体——“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它的成立充分表明以年鉴学派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体系已经确立。年鉴学派正是依靠这些基地，把他们的史学新范型渗透到高等院校、各种学术组织、出版部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个领域，广泛地扩散它的影响。
如果把1929—1945年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首的年鉴学派作为创建阶段的话，那么从战后至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就是年鉴学派的鼎盛阶段。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型〔1〕大体形成于前一时期， 但年鉴学派在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换言之，以它为代表的史学潮流发展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年鉴史学派的新范型深入学界人心并产生国际影响，则是发生在战后。
二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年）是战后法国新史学的巨擘，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和史学大师。不错，“费弗尔和布洛克的历史观点以及方法论，与后来‘年鉴派’的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观点以及方法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2〕但在布罗代尔那里， 却在继承前人成就与第一代年鉴派史家史学业绩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发展与创造，以至1945—1968年这一阶段被学界称之为“布罗代尔时代”。
布罗代尔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37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归国途中与费弗尔不期而遇，从此与年鉴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二战爆发，即投笔从戎，在被德军囚禁的5年战俘营生涯中， 他开始写作以后的举世名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的初稿。 这篇长达1300多页的国家博士论文于1947年通过答辩，两年后正式出版，布罗代尔自1946年进入《年鉴》杂志编委会，并与费弗尔共同创建了第六部，在费弗尔之后出任部主任。“人文科学之家”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设立也是他的贡献。在那里，荟萃了各门社会科学的人才，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在这里以基础学科自居，担当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角色，大有囊括整个社会科学之势。 自费弗尔逝世后， 布罗代尔于1956—1968年任《年鉴》杂志主编，继承了前辈创业者的事业与全部权力，俨然成为年鉴派第二代众望所归的旗手。正是由于布罗代尔的努力，年鉴学派遂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
从年鉴学派创立的时候起，它就体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实践突出地优先于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包含有重要的理论前提。”〔3 〕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的振兴与发展更重要地在于理论。他们拒绝提出一些关于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规律或体系之类的东西，更不消说用这种规律或体系去服务于某种抽象而玄妙的哲学思辨了。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所倡导的总体史，他们的理论主张主要还是见之于他们的历史著述。布罗代尔继承了年鉴学派的这一传统，写出了体现整个学派思想（总体史研究）的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国史》等。他之所以饮誉国际史坛，是同他这三部不同内容和范围的巨著，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时段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下简称《地中海》）是在费弗尔的启发下完成的。此书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山川、平原、海岸、岛屿、气候、交通、城市等；第二部分为单篇论文，分别研究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状况，如人口、物价、商业、财政等；第三部分是政治史，叙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争霸地中海的过程。《地中海》一书的编纂体系，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个体）时间。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分别表示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并提出了相应的“结构”、“情势”、“事件”的概念。他以这样的史学理论，有层次地、立体地展现了地中海世界的人类生活的全貌，《地中海》一书于是成了总体史研究的经典名著。
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则从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对15—18世纪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活动进行了整体考察。他的这个三层分立模式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列为最基层，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在他看来，没有物质文明作为塔基，市场经济作为塔身，资本主义这个塔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本书颇能体现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它综合利用了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宏富，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年鉴学派史家以历史学综合其他学科的雄心，而又不失历史学的自身地位和特点。这是布罗代尔历史时段理论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揭示出了结构、情势和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全书三卷，既各有主题，又相互联系，构建了一部被学界誉为“本世纪最宏大的历史书籍”。
晚年，布罗代尔着手撰写另一部巨著《法国史》。此书写作计划庞大，共分三大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这无疑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关于法兰西民族的总体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分即与世长逝，其余两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再公开发表〔4〕。
布罗代尔对史学的卓越贡献不仅在于他的上述名著及其他一系列的作品，更在于其作品所体现的史学思想，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历史时段理论。
1958年，布尔代尔在他的《地中海》一书出版将近十周年的时候，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5 〕这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了他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他的这种划分是按时间的延续长度与节奏进行的：
（1）长时段。它以变化极其缓慢、时间跨度很大为其基本特征， 是“一部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的历史”运动。长时段历史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布罗代尔所称的长时段类型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结构。在他那里，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承和阻碍的作用，这种结构有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它支承或阻碍历史。在这种“近乎静止”的历史时段内，人们可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刻的内在运动。
（2）中时段。它以节奏较慢、周期变化为特征。在这里， 他借用经济学家的“情势”（conjuncture，在经济学中为“商情”、 “行情”之意）一词，以表示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如价格升降、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利率波动、工资变化等，中时段揭示了一种较为开阔的时间度量，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也随之产生，即所谓“情势”、“周期”和“循环过程”的叙述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的不是短时段中的几年、一年、几个月或几天，而是10年、25年或50年乃至100 年的较长的时间周期。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跨越了短时段中的事件而包含了更长的时间长度，它构成了短时段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
（3）短时段。它瞬息即变，一掠而过， 指的是传统的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如革命、战争等。这些“事件”如同大海表层的浪花或如“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只能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这种时段的历史运动节奏是短促的、快速的，在布罗代尔看来，它对更深地认识历史无济于事，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方法，去扫除“事件的尘埃”，分析历史的深层运动。
由上可知，布罗代尔的三种历史时段的理论，犹如一座三层楼的大厦，第一层次（基础部分）是由被他称作结构的（诸如地理的、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等）因素组成的，称为“地理时间”；第二层次（中间部分）是指影响人类生活的经济或人口变动的周期性变化，称为“社会时间”；第三层次（最上层部分）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军事与人物的活动，称为“事件时间”（或“个体时间”）。被称作“地理时间”的长时段构成了一切历史的基础，其次才是发生在中时段（“社会时间”）内的“情态的历史”，最表层的是发生在短时段（“事件时间”）中的“事件的历史”。布罗代尔的上述历史时间三分法，所强调的是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尤其是第一层次，这种“结构的历史”在布罗代尔那里被赋予特别重要的地位，他的长时段理论自60年代至80年代，影响了法国整整一代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既是他对历史认识自我深化的结果，也是年鉴学派史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种更新，论者指出：“第一代年鉴派史家从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及文化心态史的研究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批判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实证史学以事件为主的历史研究方式。布罗代尔则更深一步，从历史时间性的层次来揭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本质差异。”〔6〕进而言之， 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史家那里，不仅认为人类社会实在有层次，而且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层次。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再也不是单向度的平面型，而是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立体型了。尽管他的长时段历史观有其片面性，他的历史时间三分法也并未能完全阐明结构、情势与事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7〕， 但他的历史时段理论“是一项独特的创造”〔8〕，是对法国现当代新史学实践的系统总结， 是对战后世界史学进步的一个具体的而又巨大的贡献。
三
年鉴学派在60年代末经历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过渡。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是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把它交给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马克·费罗，年鉴学派于是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随着1975年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成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基地，继续出版《年鉴》杂志，并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他们被称为“年鉴——新史学派”，人们通常以这一名词指称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之后迄于今日的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年鉴学派。
战后法国史学，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的推动下，在第二代、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了一个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的新局面。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地区史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和勒胡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它成了贯彻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
对于心态史（或者精神状态史），年鉴学派史家虽然说法不一，但对其重要性却取得了共识，它在70—80年代的兴盛把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型推向顶点。勒胡瓦拉杜里的《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和《罗马人的狂欢节》充分显示了心态史作品的风貌。
心态史的繁荣有赖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战后法国人口史是在J ·默伏瑞、古贝尔和L·亨利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而获得迅速发展的， 由于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系统进行资料处理，至60年代达于大盛，不仅带动了新史学一系列领域的开创（如心态史），也推动了西欧诸国（如英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发展。
系列史是法国历史学家的一种独创，而且被菲雷认为是史学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影响遍及整个西方史学界。系列史是由计量史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与经济史家所运用的计量经济史有别。年鉴学派史家所说的系列史，重视长时段中的统计的系列与数据分析，这是他们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念的直接产物。 系列史的概念是由肖努夫妇在《1504—1650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一书中提出来的。
战后法国史学领域的开拓与方法的革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如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均领先于国际史学界，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行之有年也发生了流弊，对它的批判日益猛烈，张芝联指出年鉴派史学的主要缺点是：它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所谓“全面的历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化；它鄙视政治史，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年鉴派史学的心目中，人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傀儡。〔9〕
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促使年鉴派史家对自己的史学思想进行反省，它以70年代出版的两部史学著作最为有名，那就是1974年，勒高夫与皮埃尔·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1978年，勒高夫与夏蒂埃、勒韦尔合编《新史学》，两书互为补充，回顾总结，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10〕。
由此，人们可以窥探到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派的演化轨迹，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70年代以来的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继续奉行长时段理论，注重研究各种结构和变化缓慢的但长期起作用的事物。目前他们热衷研究的领域是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他们重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这是对年鉴史学新范型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完善和发展。但是，过去被前辈年鉴派史家忽视的政治史又得到了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青睐，而这些又反映了新一代历史学家与上一代之间的某些区别。
时代在前进，随着年鉴学派的新陈代谢，年鉴学派的学派性在削弱、在淡化，对此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指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希望它继续存在与发展。”〔11〕正是基于这一点，1978年勒高夫倾向用“新史学”来包容这一运动的所有历史研究实践，来概括以年鉴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当代法国的史学主流。
四
年鉴学派的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当代法国史学主潮，既有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动因，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动因。简言之，从法国史学传统来说，年鉴学派实际上是对18世纪伏尔泰学派的一种历史前进的回响，其间米细勒的史学、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直至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论”，都影响过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成长是深深地植根于法国的学术传统，即使它后来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史学流派之后，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法国特色，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12〕。换言之，它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史学派。
但是，年鉴学派又不仅是法国的，而且还是世界的，年鉴史学新范型是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中最有意义、最受人们重视的史学派别，毫不夸张地说，年鉴学派是名符其实的世界性的学派，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论断。
年鉴学派已走向世界，它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年鉴学派的影响首先扩散到欧洲诸国，在意大利，年鉴史学范型促使历史学家逐渐摆脱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在德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通过战后新一代史家的倡导而得到弘扬。在英国，从60年代起，剑桥学派的人口史家与年鉴学派紧密合作，运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在前苏联与东欧诸国，也与年鉴学派史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年鉴学派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当代史家如伊格尔斯、斯托雅诺维奇等人的高度评价，后者称年鉴学派为当今历史研究之“典范”，它“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3〕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更是在美享有盛誉，1976年，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该中心主持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美国历史学家萨姆·金瑟指出：布罗代尔“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又说：“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14〕
此外，年鉴学派相继在拉丁美洲诸国、亚洲诸国等发生影响。在我国新时期，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开始输入我国，在将近20年间，年鉴学派史学在我国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乃至发展成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或许是我国学者在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15〕
当然，年鉴学派是有缺陷的，前文业已指出，对它的批评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去评断这种批评所包含的正确程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批评本身正在不断地产生一种新的机制，它给年鉴学派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推动年鉴史学范型的不断完善与不断更新，年鉴学派将近70年的发展史，实现了对自古希腊史学西方传统史学的超越，终于使它成了当代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概言之，“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16〕
注释：
〔1 〕中国旅法青年学者姚蒙在《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了年鉴史学范型，很可参看，在此不赘。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二章，第二节。
〔2〕（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何兆武、王燕生译：《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8页。
〔3〕同上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4页。
〔4〕在我国新时期引进年鉴学派的历史著作中， 布罗代尔的作品可谓是最为齐全的了，他的三部代表作已出版或即将出版。《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已于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法兰西的特性》已出“空间与历史”、“人和物”（上）两册，商务印书馆1994与1995年版。《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亦即将出版。
〔5〕中文译本，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6〕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页。
〔7〕〔8〕张芝联：《弗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7页。
〔9〕张芝联：《历史学与社会学》， 载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187页。
〔10〕勒高夫等主编：《研究历史》一书，前言中语，转见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姚蒙：《“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采访记实》，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 期。
〔12〕（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何兆武、 王燕生译：《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前引书，第159 页。
〔13〕（美）斯托雅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型》，美国伊大卡1976年版，第235页。
〔14〕见亨特：《年鉴范型盛衰史》，《当代史杂志》1986年4 月号。
〔15〕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16〕（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7年05期第26-31页
【作者简介】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年鉴学派是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于1929年创立的，它得名于是年发刊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在它创业的初期，年鉴学派还只是孤零零的几个人，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年鉴学派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应当是二战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暂时中断了年鉴派史学的发展，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法国史学的研究处于低潮。尤使法国史学界蒙受重大损失的是年鉴派的第一代领导人布洛克惨遭德国法西斯的杀害。二战结束，大地重光，法国历史学重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也迎来了年鉴学派的辉煌时期。
1946年《年鉴》杂志易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编者为刊物名称增加了“文明”这一复数名词，不仅进一步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着意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反映了编者认为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不能分隔而必须融合成为“人的科学”的信念，显示出史学力图成为综合学科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年鉴史学派的总体史的研究精神。改名后，杂志篇幅不断增加，1968年起达到1300—1700页。杂志内容更加丰富，作者队伍也越出了法国。《年鉴》杂志在变动的世界、变动的世界历史学面前，以一种更新的面貌向学术界辐射出它的影响。
1947年，费弗尔等人提请法国政府创建了同巴黎大学相抗衡的“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费弗尔任部主任，后由布罗代尔接替。在这里虽然看不到“历史学”一词，但却是在“经济与社会科学”这一名称下，费弗尔等年鉴派史家显示了对历史学的潜力及它综合其他学科能力的信心。自此，在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的领导下，第六部汇聚了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通力合作，有力地促进了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的进展。在第六部，史学始终是它的核心部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如布罗代尔、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菲雷等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1963年，布罗代尔创立“人文科学之家”。1975年，“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成为一个独立实体——“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它的成立充分表明以年鉴学派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体系已经确立。年鉴学派正是依靠这些基地，把他们的史学新范型渗透到高等院校、各种学术组织、出版部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个领域，广泛地扩散它的影响。
如果把1929—1945年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首的年鉴学派作为创建阶段的话，那么从战后至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就是年鉴学派的鼎盛阶段。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型〔1〕大体形成于前一时期， 但年鉴学派在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换言之，以它为代表的史学潮流发展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年鉴史学派的新范型深入学界人心并产生国际影响，则是发生在战后。
二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年）是战后法国新史学的巨擘，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和史学大师。不错，“费弗尔和布洛克的历史观点以及方法论，与后来‘年鉴派’的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观点以及方法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2〕但在布罗代尔那里， 却在继承前人成就与第一代年鉴派史家史学业绩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发展与创造，以至1945—1968年这一阶段被学界称之为“布罗代尔时代”。
布罗代尔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37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归国途中与费弗尔不期而遇，从此与年鉴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二战爆发，即投笔从戎，在被德军囚禁的5年战俘营生涯中， 他开始写作以后的举世名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的初稿。 这篇长达1300多页的国家博士论文于1947年通过答辩，两年后正式出版，布罗代尔自1946年进入《年鉴》杂志编委会，并与费弗尔共同创建了第六部，在费弗尔之后出任部主任。“人文科学之家”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设立也是他的贡献。在那里，荟萃了各门社会科学的人才，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在这里以基础学科自居，担当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角色，大有囊括整个社会科学之势。 自费弗尔逝世后， 布罗代尔于1956—1968年任《年鉴》杂志主编，继承了前辈创业者的事业与全部权力，俨然成为年鉴派第二代众望所归的旗手。正是由于布罗代尔的努力，年鉴学派遂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
从年鉴学派创立的时候起，它就体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实践突出地优先于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包含有重要的理论前提。”〔3 〕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的振兴与发展更重要地在于理论。他们拒绝提出一些关于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规律或体系之类的东西，更不消说用这种规律或体系去服务于某种抽象而玄妙的哲学思辨了。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所倡导的总体史，他们的理论主张主要还是见之于他们的历史著述。布罗代尔继承了年鉴学派的这一传统，写出了体现整个学派思想（总体史研究）的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国史》等。他之所以饮誉国际史坛，是同他这三部不同内容和范围的巨著，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时段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下简称《地中海》）是在费弗尔的启发下完成的。此书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山川、平原、海岸、岛屿、气候、交通、城市等；第二部分为单篇论文，分别研究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状况，如人口、物价、商业、财政等；第三部分是政治史，叙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争霸地中海的过程。《地中海》一书的编纂体系，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个体）时间。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分别表示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并提出了相应的“结构”、“情势”、“事件”的概念。他以这样的史学理论，有层次地、立体地展现了地中海世界的人类生活的全貌，《地中海》一书于是成了总体史研究的经典名著。
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则从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对15—18世纪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活动进行了整体考察。他的这个三层分立模式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列为最基层，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在他看来，没有物质文明作为塔基，市场经济作为塔身，资本主义这个塔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本书颇能体现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它综合利用了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宏富，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年鉴学派史家以历史学综合其他学科的雄心，而又不失历史学的自身地位和特点。这是布罗代尔历史时段理论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揭示出了结构、情势和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全书三卷，既各有主题，又相互联系，构建了一部被学界誉为“本世纪最宏大的历史书籍”。
晚年，布罗代尔着手撰写另一部巨著《法国史》。此书写作计划庞大，共分三大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这无疑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关于法兰西民族的总体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分即与世长逝，其余两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再公开发表〔4〕。
布罗代尔对史学的卓越贡献不仅在于他的上述名著及其他一系列的作品，更在于其作品所体现的史学思想，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历史时段理论。
1958年，布尔代尔在他的《地中海》一书出版将近十周年的时候，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5 〕这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了他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他的这种划分是按时间的延续长度与节奏进行的：
（1）长时段。它以变化极其缓慢、时间跨度很大为其基本特征， 是“一部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的历史”运动。长时段历史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布罗代尔所称的长时段类型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结构。在他那里，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承和阻碍的作用，这种结构有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它支承或阻碍历史。在这种“近乎静止”的历史时段内，人们可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刻的内在运动。
（2）中时段。它以节奏较慢、周期变化为特征。在这里， 他借用经济学家的“情势”（conjuncture，在经济学中为“商情”、 “行情”之意）一词，以表示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如价格升降、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利率波动、工资变化等，中时段揭示了一种较为开阔的时间度量，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也随之产生，即所谓“情势”、“周期”和“循环过程”的叙述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的不是短时段中的几年、一年、几个月或几天，而是10年、25年或50年乃至100 年的较长的时间周期。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跨越了短时段中的事件而包含了更长的时间长度，它构成了短时段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
（3）短时段。它瞬息即变，一掠而过， 指的是传统的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如革命、战争等。这些“事件”如同大海表层的浪花或如“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只能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这种时段的历史运动节奏是短促的、快速的，在布罗代尔看来，它对更深地认识历史无济于事，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方法，去扫除“事件的尘埃”，分析历史的深层运动。
由上可知，布罗代尔的三种历史时段的理论，犹如一座三层楼的大厦，第一层次（基础部分）是由被他称作结构的（诸如地理的、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等）因素组成的，称为“地理时间”；第二层次（中间部分）是指影响人类生活的经济或人口变动的周期性变化，称为“社会时间”；第三层次（最上层部分）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军事与人物的活动，称为“事件时间”（或“个体时间”）。被称作“地理时间”的长时段构成了一切历史的基础，其次才是发生在中时段（“社会时间”）内的“情态的历史”，最表层的是发生在短时段（“事件时间”）中的“事件的历史”。布罗代尔的上述历史时间三分法，所强调的是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尤其是第一层次，这种“结构的历史”在布罗代尔那里被赋予特别重要的地位，他的长时段理论自60年代至80年代，影响了法国整整一代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既是他对历史认识自我深化的结果，也是年鉴学派史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种更新，论者指出：“第一代年鉴派史家从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及文化心态史的研究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批判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实证史学以事件为主的历史研究方式。布罗代尔则更深一步，从历史时间性的层次来揭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本质差异。”〔6〕进而言之， 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史家那里，不仅认为人类社会实在有层次，而且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层次。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再也不是单向度的平面型，而是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立体型了。尽管他的长时段历史观有其片面性，他的历史时间三分法也并未能完全阐明结构、情势与事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7〕， 但他的历史时段理论“是一项独特的创造”〔8〕，是对法国现当代新史学实践的系统总结， 是对战后世界史学进步的一个具体的而又巨大的贡献。
三
年鉴学派在60年代末经历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过渡。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是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把它交给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马克·费罗，年鉴学派于是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随着1975年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成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基地，继续出版《年鉴》杂志，并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他们被称为“年鉴——新史学派”，人们通常以这一名词指称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之后迄于今日的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年鉴学派。
战后法国史学，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的推动下，在第二代、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了一个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的新局面。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地区史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和勒胡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它成了贯彻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
对于心态史（或者精神状态史），年鉴学派史家虽然说法不一，但对其重要性却取得了共识，它在70—80年代的兴盛把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型推向顶点。勒胡瓦拉杜里的《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和《罗马人的狂欢节》充分显示了心态史作品的风貌。
心态史的繁荣有赖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战后法国人口史是在J ·默伏瑞、古贝尔和L·亨利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而获得迅速发展的， 由于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系统进行资料处理，至60年代达于大盛，不仅带动了新史学一系列领域的开创（如心态史），也推动了西欧诸国（如英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发展。
系列史是法国历史学家的一种独创，而且被菲雷认为是史学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影响遍及整个西方史学界。系列史是由计量史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与经济史家所运用的计量经济史有别。年鉴学派史家所说的系列史，重视长时段中的统计的系列与数据分析，这是他们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念的直接产物。 系列史的概念是由肖努夫妇在《1504—1650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一书中提出来的。
战后法国史学领域的开拓与方法的革新，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如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均领先于国际史学界，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行之有年也发生了流弊，对它的批判日益猛烈，张芝联指出年鉴派史学的主要缺点是：它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所谓“全面的历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化；它鄙视政治史，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年鉴派史学的心目中，人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傀儡。〔9〕
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促使年鉴派史家对自己的史学思想进行反省，它以70年代出版的两部史学著作最为有名，那就是1974年，勒高夫与皮埃尔·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1978年，勒高夫与夏蒂埃、勒韦尔合编《新史学》，两书互为补充，回顾总结，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10〕。
由此，人们可以窥探到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派的演化轨迹，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70年代以来的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继续奉行长时段理论，注重研究各种结构和变化缓慢的但长期起作用的事物。目前他们热衷研究的领域是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他们重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这是对年鉴史学新范型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完善和发展。但是，过去被前辈年鉴派史家忽视的政治史又得到了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青睐，而这些又反映了新一代历史学家与上一代之间的某些区别。
时代在前进，随着年鉴学派的新陈代谢，年鉴学派的学派性在削弱、在淡化，对此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指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希望它继续存在与发展。”〔11〕正是基于这一点，1978年勒高夫倾向用“新史学”来包容这一运动的所有历史研究实践，来概括以年鉴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当代法国的史学主流。
四
年鉴学派的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当代法国史学主潮，既有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动因，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动因。简言之，从法国史学传统来说，年鉴学派实际上是对18世纪伏尔泰学派的一种历史前进的回响，其间米细勒的史学、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直至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论”，都影响过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成长是深深地植根于法国的学术传统，即使它后来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史学流派之后，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法国特色，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12〕。换言之，它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史学派。
但是，年鉴学派又不仅是法国的，而且还是世界的，年鉴史学新范型是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中最有意义、最受人们重视的史学派别，毫不夸张地说，年鉴学派是名符其实的世界性的学派，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论断。
年鉴学派已走向世界，它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年鉴学派的影响首先扩散到欧洲诸国，在意大利，年鉴史学范型促使历史学家逐渐摆脱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在德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通过战后新一代史家的倡导而得到弘扬。在英国，从60年代起，剑桥学派的人口史家与年鉴学派紧密合作，运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在前苏联与东欧诸国，也与年鉴学派史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年鉴学派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当代史家如伊格尔斯、斯托雅诺维奇等人的高度评价，后者称年鉴学派为当今历史研究之“典范”，它“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3〕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更是在美享有盛誉，1976年，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该中心主持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美国历史学家萨姆·金瑟指出：布罗代尔“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又说：“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14〕
此外，年鉴学派相继在拉丁美洲诸国、亚洲诸国等发生影响。在我国新时期，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开始输入我国，在将近20年间，年鉴学派史学在我国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乃至发展成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或许是我国学者在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15〕
当然，年鉴学派是有缺陷的，前文业已指出，对它的批评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去评断这种批评所包含的正确程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批评本身正在不断地产生一种新的机制，它给年鉴学派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推动年鉴史学范型的不断完善与不断更新，年鉴学派将近70年的发展史，实现了对自古希腊史学西方传统史学的超越，终于使它成了当代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概言之，“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16〕
注释：
〔1 〕中国旅法青年学者姚蒙在《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了年鉴史学范型，很可参看，在此不赘。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二章，第二节。
〔2〕（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何兆武、王燕生译：《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8页。
〔3〕同上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4页。
〔4〕在我国新时期引进年鉴学派的历史著作中， 布罗代尔的作品可谓是最为齐全的了，他的三部代表作已出版或即将出版。《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已于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法兰西的特性》已出“空间与历史”、“人和物”（上）两册，商务印书馆1994与1995年版。《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亦即将出版。
〔5〕中文译本，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6〕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页。
〔7〕〔8〕张芝联：《弗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7页。
〔9〕张芝联：《历史学与社会学》， 载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187页。
〔10〕勒高夫等主编：《研究历史》一书，前言中语，转见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姚蒙：《“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采访记实》，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 期。
〔12〕（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何兆武、 王燕生译：《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前引书，第159 页。
〔13〕（美）斯托雅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型》，美国伊大卡1976年版，第235页。
〔14〕见亨特：《年鉴范型盛衰史》，《当代史杂志》1986年4 月号。
〔15〕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16〕（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