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英国中近东政策的形成
赵军秀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1997年04期第59-64页
【作者简介】赵军秀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00037
【摘 要】 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关于“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中近东政策经历了不明确、初见端倪到形成确立的变化过程。本文分析了这一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根据英国中近东政策的需要，促成1841年《海峡公约》的签订。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 中近东政策 帕麦斯顿 海峡公约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欧洲列强开始了在其中近东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角逐。在这一过程中，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30、40年代，英国逐渐形成了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和独立”为原则的中近东政策。本文拟对这一政策的形成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一
奥斯曼土耳其人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以黑海和黑海海峡为中心，逐渐发展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黑海两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扼守着黑海门户，是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出入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1476年起，土耳其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进入黑海，实行对海峡关闭的政策，使黑海实际上成为“奥斯曼海”。
英国对黑海海峡及海峡毗邻地区的关注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1763年印度成为英国在东方的重要属地，这意味着英国必须保卫通往东方的道路。凭借海上实力，英国能够控制经好望角到东方的海路；而对经由地中海、埃及或叙利亚到东方的两条陆路，英国自己鞭长莫及，因此希望土耳其控制的中近东领地能阻挡其他列强向东方涉足，成为通向印度道路上的“天然卫兵”。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它已不能再起到英国所希望的“天然卫兵”作用。与此同时，俄国对黑海和海峡的野心却在不断膨胀。为了向南寻找出海口和不冻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一直把夺取君士坦丁堡、占领黑海海峡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甚至把君士坦丁堡称为“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1〕18世纪后半叶，俄国通过两次战争， 获得了在黑海北岸的立足点以及商船在黑海航行并自由出入黑海两海峡的权利。俄国势力南下揭开了列强在这一地区角逐的序幕，“东方问题”因之产生。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控制黑海海峡则是东方问题的核心。
俄国在黑海海峡的出现和向地中海的进逼无疑是对英国潜在的威胁，因为英国不可能直接控制黑海海峡，也不希望其他列强染指这一地区、破坏这一地区的现状。但是英国却并未急于采取行动，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俄国在黑海的扩张采取了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
1.英法矛盾制约着英国对俄国的外交决策。17世纪末叶以来，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展开了“第二次百年战争”。英国虽然在“七年战争”后把法国逐出了北美和印度，初步建立了海上霸权，但北美独立时期法国支持北美，并与西班牙、荷兰一起对英宣战，不仅使英国丢失了北美殖民地，而且陷于“外交孤立”。在英国看来，尽管18世纪后半叶俄国已显示出扩张的野心，但其“过失仍然小于法国”。〔2 〕根深蒂固的英法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俄国潜在的威胁，以至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1）中，英国向俄国驻英公使表示：英国将“完全中立”，“但如果法国插手东方纠纷，英国也必须介入”。〔3〕由此可见， 此时英国把法国作为主要对手，根据法国的行动决定自己的行动。
2.英俄贸易关系迫使英国对俄国的南下采取克制和容忍态度。18世纪初以来，英俄贸易迅速增长。英国造船业急需的木材、大麻、亚麻等材料主要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特别是俄国进口。18世纪上半叶，俄国每年出口的大麻三分之二以上、亚麻二分之一以上运往英国。〔4 〕除造船材料外，俄国还向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提供大量谷物，同时也为英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到18世纪80、90年代，英国每年从俄国进口总额达250万英镑，向俄国出口总额也有40万英镑。〔5〕这种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使英国极力避免与俄国直接冲突，担心英俄外交冲突危害英国的贸易利益。
3.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决定了黑海海峡问题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从属地位。自都铎后期以来，英国一直把保持欧洲大国之间实力平衡即“欧洲均势”作为夺取海上霸权的重要基础，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对于英国大多数政治家来说，18世纪后半叶出现的黑海海峡问题乃至整个东方问题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一时还难以看清。最早认识到俄国向黑海扩张“与英帝国利益相左”的是小皮特。〔6〕1791年3月，作为首相的小皮特就此问题发起议会辩论，并在辩论中明确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7〕他认为，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最符合英国利益， 但是“如果英国不对俄国的扩张进行干预，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是没有保证的”。〔8〕针对“俄国不是海上强国”的说法， 小皮特驳斥道：“俄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海上强国，可一旦拥有黑海，它很快就会变成海上强国。”〔9〕小皮特呼吁英国采取行动，支持土耳其，扼制俄国。 议会反对派对小皮特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福斯克大声疾呼：英国“不要因为在大多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黑海沿岸的小城”而与俄国发生战争。〔10〕反对派的观点主要是“土耳其问题不危及欧洲均势”。〔11〕最后议会否决了小皮特的提议。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在东方问题出现初期，英国没有形成明确的中近东及黑海海峡政策，更没有采取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小皮特提出的“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符合英国利益”，为日后英国制定中近东及黑海海峡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处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东方问题在英国外交中继续处于从属地位。但有两点必须提及：
1.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对英国中近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拿破仑远征之前，东方问题主要局限在土耳其的近东属地即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而拿破仑远征使东方问题扩展到土耳其的中东属地即西亚、北非。这不能不引起英国的震惊。因为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意图十分明显：切断英国与东方的联系，进而威胁英国的东方属地——印度。拿破仑远征埃及使英国进一步关注整个中近东地区，并把黑海海峡问题与埃及、叙利亚问题联系起来，作为考虑英国中近东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英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包括曾激烈反对小皮特的福斯克，纷纷开始担心俄法两国对土耳其南北夹击的扩张“将危及英国通向印度之路”，意识到“英国应做维持土耳其完整的事情”。〔12〕在这种背景下，1799年英国与土耳其订立防御同盟条约，第一次承担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义务。同年，英国商船获得自由出入黑海海峡的权利。
2.俄、法对黑海海峡的意图，促使英国与土耳其签订《达达尼尔条约》。拿破仑为拉拢俄国反英，在提尔希特谈判中俄国提出黑海海峡问题时，拿破仑同意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让与俄国，但是要求达达尼尔海峡由法国控制。可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坚持由俄国独占两海峡与君士坦丁堡，不肯让步。尽管提尔希特谈判中两国未能就黑海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但此事却使英国认识到：坚持对所有国家的战舰关闭黑海海峡最符合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也是维持土耳其完整的思想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于是英国外交大臣坎宁抓紧时机在1809年与土耳其签订了《达达尼尔条约》。该条约第11款规定：各国都应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也就是说，和平时期任何国家的战舰均不得进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即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13〕《达达尼尔条约》第一次把1476年土耳其对外国战舰关闭黑海海峡的禁令称为“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并以“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这样堂而皇之的说法表达出英国不能允许黑海海峡主权落入其他大国之手的意愿。《达达尼尔条约》成为1841年《海峡公约》的基础。
以上两点表明：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关于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中近东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所有国家战舰关闭黑海海峡的策略初具雏型。
三
19世纪30年代是英国中近东政策形成的重要年代。其形成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中近东地区作为“天然卫兵”的战略作用日益突出。英国自丢失北美殖民地以后即着手建立以印度为重要基础的第二殖民帝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印度对英国愈来愈具有新的价值，不仅是英国不可缺少的原料产地，还是重要的商品市场。对印度的出口额直线上升。以棉织品为例，181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为80万码，1830年骤增为4500万码，出口量占英国全部棉织品的四分之一；1814年英国对印度的棉布出口值为20.1万英镑，1832年达到323.8万英镑。〔14 〕印度对于英国保持工业领先地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英国政治家们认为，失去印度就意味着英国变成了象荷兰或者比利时那样的二流国家。保卫英属印度关系到大英帝国的生存和发展，而只有使通往印度的中近东地区继续留在土耳其手中，才是保卫印度的最好办法。
2.中近东地区作为英国商品市场的经济价值日渐显著。英国与中近东地区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19世纪以来，由于拿破仑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以及欧洲各国为发展本国工业而纷纷实行保护性关税，致使英国商品进入欧洲大陆受到限制，而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迫切需要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因此二三十年代英国着意于扩大中近东地区的商品销售，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贝鲁特等土耳其重要港口的出口明显增加。1825年英国对土耳其出口额为107.9万英镑，1830年增加到274.5万英镑，〔15〕5年间增长一倍半以上。 中近东地区作为英国商品销售的市场，其重要性日益提高。
3.1833年俄土条约的签订对于英国中近东政策的形成起直接推动作用。1831～1833年发生第一次土埃战争。当时英国正忙于欧洲事务，无暇东顾；法国则支持埃及，企图以此来扩展自己在北非、西亚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被迫向“唯一渴望而且能够给素丹以帮助的俄国求援”。〔16〕1833年2月，俄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阻止了埃及军队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土埃战争结束后，俄国与土耳其于1833年7月签订了《安吉阿尔——凯斯莱西条约》。 条约的公开部分规定：一旦土耳其要求援助，俄国“将从陆上和海上提供必要数量的军队和兵力”。〔17〕俄国虽然没有从条约中得到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所获得的潜在权益却是巨大的。俄国外交事务大臣涅谢尔罗德得意地承认：“根据条约，我们对土耳其事务的干涉有了合法的依据”，〔18〕“如果情况需要，我们的军队将再次首先和强有力地抵达事发现场”。〔19〕这个条约引起英国朝野震动。在英国看来，俄国的“优先干涉权”使它随时“可能再次返回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并实现永久呆在那里的目的”，〔20〕而土耳其则“沦为俄国的奴仆”。〔21〕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称此事给他上了“最重要的一课”，〔22〕对他后来坚定推行“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外交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条约还附有一项秘密条款，主要内容为：“俄国不要求土耳其对俄国的援助给以回报，但根据互惠的原则，土耳其须为俄国的利益关闭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外国战舰以任何借口进入海峡。”〔23〕这一秘密条款亦为西方广泛知晓，而且因其表述不甚清楚，引起英国及其他国家普遍的猜忌和警惕。第一，秘密条款只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而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所有外国战舰关闭在外，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对俄国开放，从而使黑海成为俄国的“内湖”；第二，秘密条款是否意味着黑海海峡成为“吊桥”，〔24〕可以按照俄国的需要吊起或放下，也就是说，当俄国与其他国家交战时，俄国舰队可以通过海峡，可攻可守，而其他国家的战舰却被土耳其封锁在达达尼尔海峡之外，从而使俄国获得一道天然屏障；第三，秘密条款与1809年英土《达达尼尔条约》相违背，实际上等于抛置《达达尼尔条约》，代之以俄国对黑海海峡的特权。
为消除英国等国家对秘密条款的猜忌与担心，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于1833年8月17 日公开表白：秘密条款没有任何“与对战舰关闭海峡原则相矛盾”的内容，它只是“在俄土两国间再次阐述了这一事实”。〔25〕同一天俄国还通过驻英公使向英国单独解释：“海峡没有例外地对所有战舰关闭”，俄国并未从中获得“任何新的特权”。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自然不能使英国相信。帕麦斯顿嘲讽地反问：“如果俄国未获新的利益，谁主张你们签订这样的条约？”〔26〕英国坚信，秘密条款至少为俄国根据需要进行随意解释留下了充分余地。
1833年俄土条约的签订“是英国政治家对待俄国态度的真正转折点”，〔27〕在英国对外政策的天平上，英俄矛盾的尖锐程度第一次超过英法矛盾。帕麦斯顿据此认识到：“维持土耳其完整不仅是扼制俄国扩张的关键，也成为维持欧洲实力平衡的关键。”〔28〕对英国来说，既不能让法国支持埃及独立的意图实现，更不能容忍俄国独占黑海海峡。抑俄与抑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近东海峡地区与中东埃及地区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这一原则实现的两个基本点，中近东政策乃是英国维持“欧洲均势”外交总体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此，英国对中近东地区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已经明朗和确定了。
四
从上述基本方针出发，1833年以后，帕麦斯顿不遗余力地阻止俄土条约生效，并设法以欧洲大国间的协定取而代之。
首先，他通过外交途径， 向土耳其和俄国表明英国政府不承认1833年俄土条约的强硬态度。1833年8月下旬，帕麦斯顿在通过驻土公使庞森比递交的外交函件中明确表示：如果俄国根据条约干涉土耳其事务，英国将保持行动自由，完全无视该条约的存在。〔29〕同时英国也向俄国做了类似通告。1835年以后，英国曾数次做出强硬表示：一旦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将不顾一切“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30〕帕麦斯顿试图以这种不妥协的外交姿态阻止俄国舰队利用1833年条约独占黑海海峡。
其次，动用海上力量，加强对东地中海及俄国舰队动向的监视。帕麦斯顿认为，海上实力比外交抗议更具威慑力。1833～1839年间，英国地中海舰队始终处于特别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开赴黑海海峡，并且经常在东地中海水域游弋，将土耳其士麦那等港口作为舰队常年基地。1834年3月， 帕麦斯顿授予驻土公使庞森比及地中海舰队指挥官在危急情况下对地中海舰队的直接调动权。因当时没有电报通讯设备，帕麦斯顿以这种非常措施防止英国舰队因等待英国政府命令而贻误时机，造成俄国黑海舰队凭借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抢先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局面。在这些年中，英俄之间实际上是处于“武装和平”状态。虽然俄国也在不断扩展其海军力量，但在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威慑下，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再次，联合法国共同扼制俄国。帕麦斯顿认为，在中近东地区“最大的危险是法俄联合”，〔31〕“那样，英国将面对无法打败的联盟”。〔32〕1833年俄土条约也威胁到法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使英法两国有了一致抗俄的要求。帕麦斯顿及时与法国协商共同抗俄的措施。当英国向土、俄递交外交抗议书时，法国也递交了同样指辞的抗议书。在庞森比获得对英国地中海舰队的调动权时，法国政府也给其地中海舰队指挥官下达了相同的命令。英法的积极合作加强了对俄国的威慑力，涅谢尔罗德坦露：俄国不畏惧英国，也不害怕法国。但英法的联合“对俄国最为不利”。〔33〕在扼制俄国的同时，帕麦斯顿又以“不能给俄国重返君士坦丁堡造成可乘之机”为由，约束法国支持埃及独立的行动，从而使英法联合服从于英国“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目的。
最后，以第二次土埃战争为契机，把欧洲各国纳入英国的外交轨道。促成《海峡公约》产生。1838～1839年，土埃战争再度爆发，帕麦斯顿迅速行动。他不仅要阻止“1833年俄国单独干涉的事件重演”。 〔34〕而且要抓住土埃争端之机，废除1833年俄土条约，根据这一宗旨， 1838年6、7月，英国一面照会俄国：“欧洲各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单独干涉”，〔35〕一面又向法国、奥地利等提出在伦敦召开东方问题会议的建议。法、奥及普鲁士等国均赞成英国反对俄国单独干涉、大国共同协商解决东方问题的主张，俄国不敢单独与各大国对抗，被迫让步。于1839年9月派特使前往伦敦。表示俄土条约8年期满之后将不再续订。并同意关闭黑海两海峡。俄国的让步为大国协商解决黑海海峡问题提供了可能。1841年7月，英、俄、奥、普、 法五大国在伦敦与土耳其签订《海峡公约》，其内容为：土耳其素丹决定坚持“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确立的原则，只要土耳其处于和平时期，外国战舰一律不许进入黑海两海峡。签约国尊重素丹这一决定，并遵守素丹所宣布的原则。〔36〕
《海峡公约》使1833年俄土条约在和平中被埋葬，俄国对黑海海峡的独享特权化为乌有。《海峡公约》的内容几乎与1809年英土《达达尼尔条约》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以五大国共同保证的形式代替了英土双方协定，而这正是英国处心积虑追求的。把俄国约束在大国共同协定之中，是扼制俄国向黑海海峡扩张最有效的方式。英国并不期求土耳其领土，也不打算直接占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但是为确保通往其东方属地的陆路安全，英国希望保持土耳其对黑海海峡的主权，坚持黑海海峡对所有国家战舰关闭的原则。《海峡公约》是英国“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和独立”的中近东政策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利益要求。以后，《海峡公约》所确立的原则又在1856年《巴黎和约》、1871年《伦敦条约》及1878年《柏林条约》中多次加以肯定和重申，成为以后数十年中英国中近东政策的主旨。
The Formation of British
Policy to wards Near and Middle East
Zhao Junxiu
Abstract: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ary to 1830 s,British policy on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Ottoman Empirein Near and Middle East had undergone a gradual change. The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change and the causesof the change. It is also stated that Palmerston, who was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at the time, made a greater effortto sign the Straits Convention according the demand ofBritish policy to wards Near and Middle East.
Key Words:ancient rul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olicy towards Near and Middle East, Palmerston, the Straits Convention.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 1965。
〔2〕〔3〕〔5〕〔8〕〔9 〕爱德华·英格拉斯：《革命时期英国与奥斯曼的纠葛》，4、5、22、28、28页，伦敦，1993。
〔4〕M·S·安德森：《不列颠对俄国的发现 1553至1815年》， 125页，伦敦，1958。
〔6〕〔28〕格伦·斯卡格斯：《英国在海峡：1900至1923 年英国对土耳其海峡的外交研究》，98、14页，华盛顿，1977。
〔7〕〔10〕〔11〕〔12〕〔27 〕哈罗德·坦伯利：《英国和近东：克里米亚》，43、44、44、45、73页，美国重印本，1964。
〔13〕〔17〕〔23〕〔36〕J·C·赫尔维茨：《文件汇编：1535至1914年。中近东外交》，83、105、106、123页，多伦多，1956。
〔14〕詹姆斯·E·斯温：《1848年以前争夺地中海的斗争》， 53页，纽约，1933。
〔15〕〔22〕F·E·贝利：《英国的政策和土耳其的改革运动》，74、12页，剑桥哈佛大学，1942。
〔16〕J·A·B ·马尼奥特：《东方问题——欧洲外交的历史研究》，233页，牛津，1947。
〔18〕〔20〕〔21〕〔25〕〔26〕〔33 〕F ·莫斯利：《1838 至1839年俄国外交和东方问题的公开化》，19、21、19、11、14、24页，纽约，1969。
〔19〕M·S·安德森：《东方问题》，85页，伦敦，1966。
〔24〕杰勒德·J·曼根：《世界上的国际海峡》，24页， 波士顿，1987。
〔29〕〔31〕V·J·普里尔：《英国和海峡问题》，50、59～60页，密苏里大学，1925。
〔30〕V·J·普里尔：《近东的国际经济和外交》，32页，加利福尼亚大学，1969。
〔32〕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中译本，75页，商务印书馆，1978。
〔34〕F·S·罗德基：《1832至1841年英、法、俄关系中的土埃问题》，80页，伊利诺斯大学，1924。
〔35〕C·韦伯斯特：《1830至1841年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594页，伦敦，195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1997年04期第59-64页
【作者简介】赵军秀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00037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 中近东政策 帕麦斯顿 海峡公约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欧洲列强开始了在其中近东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角逐。在这一过程中，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30、40年代，英国逐渐形成了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和独立”为原则的中近东政策。本文拟对这一政策的形成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一
奥斯曼土耳其人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以黑海和黑海海峡为中心，逐渐发展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黑海两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扼守着黑海门户，是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出入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1476年起，土耳其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进入黑海，实行对海峡关闭的政策，使黑海实际上成为“奥斯曼海”。
英国对黑海海峡及海峡毗邻地区的关注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1763年印度成为英国在东方的重要属地，这意味着英国必须保卫通往东方的道路。凭借海上实力，英国能够控制经好望角到东方的海路；而对经由地中海、埃及或叙利亚到东方的两条陆路，英国自己鞭长莫及，因此希望土耳其控制的中近东领地能阻挡其他列强向东方涉足，成为通向印度道路上的“天然卫兵”。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它已不能再起到英国所希望的“天然卫兵”作用。与此同时，俄国对黑海和海峡的野心却在不断膨胀。为了向南寻找出海口和不冻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一直把夺取君士坦丁堡、占领黑海海峡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甚至把君士坦丁堡称为“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1〕18世纪后半叶，俄国通过两次战争， 获得了在黑海北岸的立足点以及商船在黑海航行并自由出入黑海两海峡的权利。俄国势力南下揭开了列强在这一地区角逐的序幕，“东方问题”因之产生。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控制黑海海峡则是东方问题的核心。
俄国在黑海海峡的出现和向地中海的进逼无疑是对英国潜在的威胁，因为英国不可能直接控制黑海海峡，也不希望其他列强染指这一地区、破坏这一地区的现状。但是英国却并未急于采取行动，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俄国在黑海的扩张采取了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
1.英法矛盾制约着英国对俄国的外交决策。17世纪末叶以来，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展开了“第二次百年战争”。英国虽然在“七年战争”后把法国逐出了北美和印度，初步建立了海上霸权，但北美独立时期法国支持北美，并与西班牙、荷兰一起对英宣战，不仅使英国丢失了北美殖民地，而且陷于“外交孤立”。在英国看来，尽管18世纪后半叶俄国已显示出扩张的野心，但其“过失仍然小于法国”。〔2 〕根深蒂固的英法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俄国潜在的威胁，以至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1）中，英国向俄国驻英公使表示：英国将“完全中立”，“但如果法国插手东方纠纷，英国也必须介入”。〔3〕由此可见， 此时英国把法国作为主要对手，根据法国的行动决定自己的行动。
2.英俄贸易关系迫使英国对俄国的南下采取克制和容忍态度。18世纪初以来，英俄贸易迅速增长。英国造船业急需的木材、大麻、亚麻等材料主要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特别是俄国进口。18世纪上半叶，俄国每年出口的大麻三分之二以上、亚麻二分之一以上运往英国。〔4 〕除造船材料外，俄国还向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提供大量谷物，同时也为英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到18世纪80、90年代，英国每年从俄国进口总额达250万英镑，向俄国出口总额也有40万英镑。〔5〕这种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使英国极力避免与俄国直接冲突，担心英俄外交冲突危害英国的贸易利益。
3.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决定了黑海海峡问题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从属地位。自都铎后期以来，英国一直把保持欧洲大国之间实力平衡即“欧洲均势”作为夺取海上霸权的重要基础，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对于英国大多数政治家来说，18世纪后半叶出现的黑海海峡问题乃至整个东方问题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一时还难以看清。最早认识到俄国向黑海扩张“与英帝国利益相左”的是小皮特。〔6〕1791年3月，作为首相的小皮特就此问题发起议会辩论，并在辩论中明确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7〕他认为，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最符合英国利益， 但是“如果英国不对俄国的扩张进行干预，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是没有保证的”。〔8〕针对“俄国不是海上强国”的说法， 小皮特驳斥道：“俄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海上强国，可一旦拥有黑海，它很快就会变成海上强国。”〔9〕小皮特呼吁英国采取行动，支持土耳其，扼制俄国。 议会反对派对小皮特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福斯克大声疾呼：英国“不要因为在大多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黑海沿岸的小城”而与俄国发生战争。〔10〕反对派的观点主要是“土耳其问题不危及欧洲均势”。〔11〕最后议会否决了小皮特的提议。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在东方问题出现初期，英国没有形成明确的中近东及黑海海峡政策，更没有采取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小皮特提出的“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符合英国利益”，为日后英国制定中近东及黑海海峡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处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东方问题在英国外交中继续处于从属地位。但有两点必须提及：
1.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对英国中近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拿破仑远征之前，东方问题主要局限在土耳其的近东属地即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而拿破仑远征使东方问题扩展到土耳其的中东属地即西亚、北非。这不能不引起英国的震惊。因为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意图十分明显：切断英国与东方的联系，进而威胁英国的东方属地——印度。拿破仑远征埃及使英国进一步关注整个中近东地区，并把黑海海峡问题与埃及、叙利亚问题联系起来，作为考虑英国中近东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英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包括曾激烈反对小皮特的福斯克，纷纷开始担心俄法两国对土耳其南北夹击的扩张“将危及英国通向印度之路”，意识到“英国应做维持土耳其完整的事情”。〔12〕在这种背景下，1799年英国与土耳其订立防御同盟条约，第一次承担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义务。同年，英国商船获得自由出入黑海海峡的权利。
2.俄、法对黑海海峡的意图，促使英国与土耳其签订《达达尼尔条约》。拿破仑为拉拢俄国反英，在提尔希特谈判中俄国提出黑海海峡问题时，拿破仑同意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让与俄国，但是要求达达尼尔海峡由法国控制。可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坚持由俄国独占两海峡与君士坦丁堡，不肯让步。尽管提尔希特谈判中两国未能就黑海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但此事却使英国认识到：坚持对所有国家的战舰关闭黑海海峡最符合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也是维持土耳其完整的思想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于是英国外交大臣坎宁抓紧时机在1809年与土耳其签订了《达达尼尔条约》。该条约第11款规定：各国都应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也就是说，和平时期任何国家的战舰均不得进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即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13〕《达达尼尔条约》第一次把1476年土耳其对外国战舰关闭黑海海峡的禁令称为“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并以“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这样堂而皇之的说法表达出英国不能允许黑海海峡主权落入其他大国之手的意愿。《达达尼尔条约》成为1841年《海峡公约》的基础。
以上两点表明：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关于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中近东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所有国家战舰关闭黑海海峡的策略初具雏型。
三
19世纪30年代是英国中近东政策形成的重要年代。其形成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中近东地区作为“天然卫兵”的战略作用日益突出。英国自丢失北美殖民地以后即着手建立以印度为重要基础的第二殖民帝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印度对英国愈来愈具有新的价值，不仅是英国不可缺少的原料产地，还是重要的商品市场。对印度的出口额直线上升。以棉织品为例，181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为80万码，1830年骤增为4500万码，出口量占英国全部棉织品的四分之一；1814年英国对印度的棉布出口值为20.1万英镑，1832年达到323.8万英镑。〔14 〕印度对于英国保持工业领先地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英国政治家们认为，失去印度就意味着英国变成了象荷兰或者比利时那样的二流国家。保卫英属印度关系到大英帝国的生存和发展，而只有使通往印度的中近东地区继续留在土耳其手中，才是保卫印度的最好办法。
2.中近东地区作为英国商品市场的经济价值日渐显著。英国与中近东地区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19世纪以来，由于拿破仑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以及欧洲各国为发展本国工业而纷纷实行保护性关税，致使英国商品进入欧洲大陆受到限制，而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迫切需要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因此二三十年代英国着意于扩大中近东地区的商品销售，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贝鲁特等土耳其重要港口的出口明显增加。1825年英国对土耳其出口额为107.9万英镑，1830年增加到274.5万英镑，〔15〕5年间增长一倍半以上。 中近东地区作为英国商品销售的市场，其重要性日益提高。
3.1833年俄土条约的签订对于英国中近东政策的形成起直接推动作用。1831～1833年发生第一次土埃战争。当时英国正忙于欧洲事务，无暇东顾；法国则支持埃及，企图以此来扩展自己在北非、西亚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被迫向“唯一渴望而且能够给素丹以帮助的俄国求援”。〔16〕1833年2月，俄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阻止了埃及军队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土埃战争结束后，俄国与土耳其于1833年7月签订了《安吉阿尔——凯斯莱西条约》。 条约的公开部分规定：一旦土耳其要求援助，俄国“将从陆上和海上提供必要数量的军队和兵力”。〔17〕俄国虽然没有从条约中得到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所获得的潜在权益却是巨大的。俄国外交事务大臣涅谢尔罗德得意地承认：“根据条约，我们对土耳其事务的干涉有了合法的依据”，〔18〕“如果情况需要，我们的军队将再次首先和强有力地抵达事发现场”。〔19〕这个条约引起英国朝野震动。在英国看来，俄国的“优先干涉权”使它随时“可能再次返回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并实现永久呆在那里的目的”，〔20〕而土耳其则“沦为俄国的奴仆”。〔21〕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称此事给他上了“最重要的一课”，〔22〕对他后来坚定推行“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外交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条约还附有一项秘密条款，主要内容为：“俄国不要求土耳其对俄国的援助给以回报，但根据互惠的原则，土耳其须为俄国的利益关闭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外国战舰以任何借口进入海峡。”〔23〕这一秘密条款亦为西方广泛知晓，而且因其表述不甚清楚，引起英国及其他国家普遍的猜忌和警惕。第一，秘密条款只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而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所有外国战舰关闭在外，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对俄国开放，从而使黑海成为俄国的“内湖”；第二，秘密条款是否意味着黑海海峡成为“吊桥”，〔24〕可以按照俄国的需要吊起或放下，也就是说，当俄国与其他国家交战时，俄国舰队可以通过海峡，可攻可守，而其他国家的战舰却被土耳其封锁在达达尼尔海峡之外，从而使俄国获得一道天然屏障；第三，秘密条款与1809年英土《达达尼尔条约》相违背，实际上等于抛置《达达尼尔条约》，代之以俄国对黑海海峡的特权。
为消除英国等国家对秘密条款的猜忌与担心，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于1833年8月17 日公开表白：秘密条款没有任何“与对战舰关闭海峡原则相矛盾”的内容，它只是“在俄土两国间再次阐述了这一事实”。〔25〕同一天俄国还通过驻英公使向英国单独解释：“海峡没有例外地对所有战舰关闭”，俄国并未从中获得“任何新的特权”。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自然不能使英国相信。帕麦斯顿嘲讽地反问：“如果俄国未获新的利益，谁主张你们签订这样的条约？”〔26〕英国坚信，秘密条款至少为俄国根据需要进行随意解释留下了充分余地。
1833年俄土条约的签订“是英国政治家对待俄国态度的真正转折点”，〔27〕在英国对外政策的天平上，英俄矛盾的尖锐程度第一次超过英法矛盾。帕麦斯顿据此认识到：“维持土耳其完整不仅是扼制俄国扩张的关键，也成为维持欧洲实力平衡的关键。”〔28〕对英国来说，既不能让法国支持埃及独立的意图实现，更不能容忍俄国独占黑海海峡。抑俄与抑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近东海峡地区与中东埃及地区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这一原则实现的两个基本点，中近东政策乃是英国维持“欧洲均势”外交总体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此，英国对中近东地区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已经明朗和确定了。
四
从上述基本方针出发，1833年以后，帕麦斯顿不遗余力地阻止俄土条约生效，并设法以欧洲大国间的协定取而代之。
首先，他通过外交途径， 向土耳其和俄国表明英国政府不承认1833年俄土条约的强硬态度。1833年8月下旬，帕麦斯顿在通过驻土公使庞森比递交的外交函件中明确表示：如果俄国根据条约干涉土耳其事务，英国将保持行动自由，完全无视该条约的存在。〔29〕同时英国也向俄国做了类似通告。1835年以后，英国曾数次做出强硬表示：一旦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将不顾一切“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30〕帕麦斯顿试图以这种不妥协的外交姿态阻止俄国舰队利用1833年条约独占黑海海峡。
其次，动用海上力量，加强对东地中海及俄国舰队动向的监视。帕麦斯顿认为，海上实力比外交抗议更具威慑力。1833～1839年间，英国地中海舰队始终处于特别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开赴黑海海峡，并且经常在东地中海水域游弋，将土耳其士麦那等港口作为舰队常年基地。1834年3月， 帕麦斯顿授予驻土公使庞森比及地中海舰队指挥官在危急情况下对地中海舰队的直接调动权。因当时没有电报通讯设备，帕麦斯顿以这种非常措施防止英国舰队因等待英国政府命令而贻误时机，造成俄国黑海舰队凭借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抢先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局面。在这些年中，英俄之间实际上是处于“武装和平”状态。虽然俄国也在不断扩展其海军力量，但在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威慑下，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再次，联合法国共同扼制俄国。帕麦斯顿认为，在中近东地区“最大的危险是法俄联合”，〔31〕“那样，英国将面对无法打败的联盟”。〔32〕1833年俄土条约也威胁到法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使英法两国有了一致抗俄的要求。帕麦斯顿及时与法国协商共同抗俄的措施。当英国向土、俄递交外交抗议书时，法国也递交了同样指辞的抗议书。在庞森比获得对英国地中海舰队的调动权时，法国政府也给其地中海舰队指挥官下达了相同的命令。英法的积极合作加强了对俄国的威慑力，涅谢尔罗德坦露：俄国不畏惧英国，也不害怕法国。但英法的联合“对俄国最为不利”。〔33〕在扼制俄国的同时，帕麦斯顿又以“不能给俄国重返君士坦丁堡造成可乘之机”为由，约束法国支持埃及独立的行动，从而使英法联合服从于英国“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目的。
最后，以第二次土埃战争为契机，把欧洲各国纳入英国的外交轨道。促成《海峡公约》产生。1838～1839年，土埃战争再度爆发，帕麦斯顿迅速行动。他不仅要阻止“1833年俄国单独干涉的事件重演”。 〔34〕而且要抓住土埃争端之机，废除1833年俄土条约，根据这一宗旨， 1838年6、7月，英国一面照会俄国：“欧洲各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单独干涉”，〔35〕一面又向法国、奥地利等提出在伦敦召开东方问题会议的建议。法、奥及普鲁士等国均赞成英国反对俄国单独干涉、大国共同协商解决东方问题的主张，俄国不敢单独与各大国对抗，被迫让步。于1839年9月派特使前往伦敦。表示俄土条约8年期满之后将不再续订。并同意关闭黑海两海峡。俄国的让步为大国协商解决黑海海峡问题提供了可能。1841年7月，英、俄、奥、普、 法五大国在伦敦与土耳其签订《海峡公约》，其内容为：土耳其素丹决定坚持“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确立的原则，只要土耳其处于和平时期，外国战舰一律不许进入黑海两海峡。签约国尊重素丹这一决定，并遵守素丹所宣布的原则。〔36〕
《海峡公约》使1833年俄土条约在和平中被埋葬，俄国对黑海海峡的独享特权化为乌有。《海峡公约》的内容几乎与1809年英土《达达尼尔条约》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以五大国共同保证的形式代替了英土双方协定，而这正是英国处心积虑追求的。把俄国约束在大国共同协定之中，是扼制俄国向黑海海峡扩张最有效的方式。英国并不期求土耳其领土，也不打算直接占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但是为确保通往其东方属地的陆路安全，英国希望保持土耳其对黑海海峡的主权，坚持黑海海峡对所有国家战舰关闭的原则。《海峡公约》是英国“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和独立”的中近东政策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利益要求。以后，《海峡公约》所确立的原则又在1856年《巴黎和约》、1871年《伦敦条约》及1878年《柏林条约》中多次加以肯定和重申，成为以后数十年中英国中近东政策的主旨。
The Formation of British
Policy to wards Near and Middle East
Zhao Junxiu
Abstract: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ary to 1830 s,British policy on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Ottoman Empirein Near and Middle East had undergone a gradual change. The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change and the causesof the change. It is also stated that Palmerston, who was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at the time, made a greater effortto sign the Straits Convention according the demand ofBritish policy to wards Near and Middle East.
Key Words:ancient rul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olicy towards Near and Middle East, Palmerston, the Straits Convention.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 1965。
〔2〕〔3〕〔5〕〔8〕〔9 〕爱德华·英格拉斯：《革命时期英国与奥斯曼的纠葛》，4、5、22、28、28页，伦敦，1993。
〔4〕M·S·安德森：《不列颠对俄国的发现 1553至1815年》， 125页，伦敦，1958。
〔6〕〔28〕格伦·斯卡格斯：《英国在海峡：1900至1923 年英国对土耳其海峡的外交研究》，98、14页，华盛顿，1977。
〔7〕〔10〕〔11〕〔12〕〔27 〕哈罗德·坦伯利：《英国和近东：克里米亚》，43、44、44、45、73页，美国重印本，1964。
〔13〕〔17〕〔23〕〔36〕J·C·赫尔维茨：《文件汇编：1535至1914年。中近东外交》，83、105、106、123页，多伦多，1956。
〔14〕詹姆斯·E·斯温：《1848年以前争夺地中海的斗争》， 53页，纽约，1933。
〔15〕〔22〕F·E·贝利：《英国的政策和土耳其的改革运动》，74、12页，剑桥哈佛大学，1942。
〔16〕J·A·B ·马尼奥特：《东方问题——欧洲外交的历史研究》，233页，牛津，1947。
〔18〕〔20〕〔21〕〔25〕〔26〕〔33 〕F ·莫斯利：《1838 至1839年俄国外交和东方问题的公开化》，19、21、19、11、14、24页，纽约，1969。
〔19〕M·S·安德森：《东方问题》，85页，伦敦，1966。
〔24〕杰勒德·J·曼根：《世界上的国际海峡》，24页， 波士顿，1987。
〔29〕〔31〕V·J·普里尔：《英国和海峡问题》，50、59～60页，密苏里大学，1925。
〔30〕V·J·普里尔：《近东的国际经济和外交》，32页，加利福尼亚大学，1969。
〔32〕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中译本，75页，商务印书馆，1978。
〔34〕F·S·罗德基：《1832至1841年英、法、俄关系中的土埃问题》，80页，伊利诺斯大学，1924。
〔35〕C·韦伯斯特：《1830至1841年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第1卷，594页，伦敦，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