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
张广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7年04期第21-25页
【作者简介】张广智 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当代国际范围内，历史学的发展令人瞩目，成果累累，流派纷呈。为了拓展视野，了解、借鉴及吸收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本刊特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开设专栏，对有关信息给予系统的介绍与阐述，以飨广大读者。
现代社会是学术变革的温床，也是催发学术变革的动力。时代的变化与学术的革新，促使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不绝如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世界〔1〕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叶。本文仅就战后西方史学变化的动因、新史学范型的特征及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史学情况略作评述。
一
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遽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变革，也有其自身演进的规律与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此，考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还应归诸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结果。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二战前西方史学的情况稍说一二。
就大势而言，20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但在20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仍有雄厚的实力，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在这一世纪的前期出版，它说明了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学界所具有的影响。在西方有些国家（如联邦德国），直至50年代，仍有很雄厚的实力。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大变革中，西方的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一书中，归纳了西方传统史学自古希腊史学迄至兰克史学的共同点，这就是：
（1）历史叙述是描写真实存在过的人、真实发生过的行为， 它必须符合这种真实性，也就是说要符合真实。
（2）它以对时性（diachnonisch）的顺序跟踪这些行为， 换言之，它只了解一定变量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后来的事件紧随先前的事件，并且通过它而为人所理解。
（3）它以人的行为反映行为者的意思为其前提假设。〔2〕
伊格尔斯在谈到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变化时指出：“真实性、流驶的时间和有图的行为，这三种前提假设决定了从修昔底德到兰克、从凯撒到丘吉尔的历史叙述的特点，而正是这些前提假设在20世纪的大变革的过程中却逐渐地成了问题。”〔3〕
在时代变革的大浪潮中，西方的乃至整个世界的传统史学确实遇到了问题，以至它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步伐，由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冲击而在战后更加快了它的步伐。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主持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阐明了“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作者所论，大抵反映了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我们充分注意到，巴勒克拉夫在释论当代史学时，是以本世纪50年代中叶为界标的。总之，“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4〕把50 年代中叶作为战后西方史学发生转折的界标，也兼顾到世界其他地区（如苏联、东欧等）的情况，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云：“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描绘为在西方对历史主义的论点和在东方对教条主义和程式化进行批判地再检讨的时期。”〔5〕的确，国际史学， 至少就西方史学而言，从50年代中叶开始，发生了一次新的“路标转换”，这也就是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要揭示的主题：“重新定向”。
二
战后西方史学所发生的转折，曾被巴勒克拉夫称之为：“这个转折点，正像人们有时提到的那样，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6〕不管怎么说， 这种转折，比之这之前西方史学的历次路标转换及其对史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发展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总之，战后西方史学的变化是一种根本的转变。
在这里，我们借用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概念，以说明战后西方史学的变革，最基本的就是史学范型的变化，是从传统史学范型向新史学范型的进一步的转变。所谓“范型”（Paradigm）〔7 〕，在库恩那里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是指为某一“科学共同体”所拥护、并在进行研究时所应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范型”的更替。
关于史学范型，尤其对西方史学范型的界定与分类，学界意见不尽相同，但南斯拉夫裔的美籍历史学家斯托亚诺维奇把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分为三种范型说较为流行，这就是：鉴诫史学（指的是从古希腊至近代初期的西方史学）、叙述性范型即兰克式范型和“结构·功能”范型即年鉴学派范型。我们在这里则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亦即从史学观念、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和方法等方面把西方史学分为两大史学范型：传统史学范型与新史学范型。自然，兰克史学是前者的代表，而年鉴史学派则就是后者的圭臬了。
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范型，摄其要旨，不外乎有如下一些特征：
（1）撰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兰克在1824 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种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己。”〔8〕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亦表示希望在书中要“消灭自我”，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总之，要历史学家在写史过程中，不夹带任何个人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这就排斥了解释与概括，客观地中立地叙述事件的经过，因而兰克史学亦被学人称之为叙事史。
（2）重视搜集第一手史料，舍此便无从构建客观主义的殿堂。 西方传统史学家笃信“史料本身会说话”，历史学家只能也必须要依赖它，因为“在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在他们那里，所谓史料，限于文字的、而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历史学庶几等同于史料学，用中国的“兰克”、现代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话来说，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3）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 以及致力于描述这些事件中杰出人物的活动。兰克撰史，几乎都以政治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而他所谓的政治史，也多是统治阶级政治人物的行动史。总之，是那些“精英人物”的行动史。至于普通民众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那是无足轻重的，很难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
关于这种史学范型，吴于廑曾说过：“朗克（兰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又说兰克的书，“揆之实际，却往往是从内阁官房的窗口，按照官方提供的示意图，认真观察而又不能尽得其实的滔滔政治人物行动的历史。”〔10〕这些论断，似可看作对兰克史学范型亦即西方传统史学范型的一种较为严谨与简练的概括。
新史学范型与上述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范型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比照传统史学范型，借以揭示西方新史学范型的特点。
其一，从史学观念来看。
要更深刻地认识新史学范型，首先要涉及史学观念的问题，因为任何史学的变革，首先是史学观念的变革，这如同其他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也要以观念的变革为前导一样。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历史学家）与客体（研究对象）关系的认识等。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马克·布洛赫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这一新史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最清楚不过地点明了在史学观念上与兰克学派的差异，明显的一点是，它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重要作用，而与那种试图通过文本考订描绘历史真相的传统史学家的认识不同。对此陈启能指出：“传统史学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新史学把历史学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是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样通过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现在和过去在认识的链条上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1〕
其二，从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看。
现代西方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充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扩充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战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正如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所指出：“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如以战后美国史坛而论，且看：现代美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促进了与区域流动、移民、公共教育、城市文化等主题相关的作品纷纷出版；战后美国蓬勃兴起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运动、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顿使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70年代出现的“性解放运动”，于是“性”的研究及“同性恋史”竟也成了历史学家趋之若鹜的“热门课题”；再如在70年代兴起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那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更是从政府决策与咨询、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到婚嫁、饮食、衣着、娱乐等飣餖琐细之事。史学简直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
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宽，这里有两点史学上自身的原因需要强调：第一，由于战后“全球历史观”的确立与影响，这就进一步疏离了欧洲中心论的陈说，而当代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正急切地呼唤着历史学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12〕。于是，历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也就日益丰润与宽广了。
第二，战后尤其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E·P·汤普逊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努力下，“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亦即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的风气日浓，这就进一步疏离了传统史学所信奉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亦即只关注“精英人物”与政治史传统，在多元化的旗号下，西方历史学家的视野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
其三，从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看。
战后西方史学向纵深的开掘，一般说来是以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如天文学的新发现则往往要依赖于新研制出来的功率更大的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借鉴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与方法，在战后蔚为风尚，形成气候，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方法的多彩，导致史学研究新领域的不断扩展，诸如：计量方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计量革命”被视作“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心理方法，它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现象的深层了解；比较方法，它为进一步揭示历史（包括历史学）发展模式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作出综合的分析提供门径；口述方法，它成了沟通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之间的桥梁，并有望为前者提供更多的独创性观点与真实生动的历史创造条件；此外，还有系统方法、模糊方法、符号方法、影视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离，注重跨学科的研究。
在当今时代，史学的改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的道路。由于上述这些方法的运用，传统史学那种内容狭隘、领域偏窄的界线被打破了，什么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乃至影视史学等都竞相登台，各领风骚。事实证明，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史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融合，可以使史学的潜在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了解过去、认识当代与预测未来的过程中，使历史学发挥出了更大的功用。
由此，也带动与引发了历史研究的手段与组织形式方面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是，使历史学家从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方式改为运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象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这乃是时代之使然。至于史著形式，由于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描述，从传统史学的那种描述性的历史转为分析性历史，而大量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致使史学成果的数理模式化（如史著中充满大量的图表数据与曲线），这与传统史学著作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
战后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并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前面所说的史学观念的更新和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展相关联的，尤其是与前者息息相关的，也总是与一定的史学思想体系相联系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西方史学方法的变化，不只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的变革，而带有方法论的意义。
三
战后十年间，西方各国史学界普遍地进行了对战前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拨乱反正，从50年代中叶起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在“重新定向”的旗帜下，西方各主要国家，史家辈出，出版的史学著作卷帙浩繁，诸多史学流派此消彼长，各种史学思潮交替出现，呈现出了一种纷繁杂沓与斑驳陆离的史学景观。这里仅就欧美几个主要国家战后史学的进展，略作点陈。
美国：
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也成了西方史界的史学大国，当代美国史家之多，居世界之首。在50年代初，适应“冷战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史学派曾风靡一时，该派以全面批判20世纪前期的进步学派为己任，强调美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和谐与利益一致。6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史学派日渐式微，新左派史学崛起。进入70年代，新左派史学也开始衰落。在蕃衍不绝的当代美国史坛，社会科学史学派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鼎足而立的新史学流派。
战后美国史学以其实用性、多元性与国际性的特征享誉学界。在当前，呼唤对历史作出一种新的综合，这是当代美国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法国：
在战后西方各国史学中，法国史学显得生机蓬勃，独树一帜，由年鉴学第一代创始人所开创的史学新范型，不仅成了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成了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种“典范”，对国际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布罗代尔为代表，战后法国史学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出现了全面的革新，尤以历史时段理论、问题史学、跨学科研究等最为瞩目。此外，拉布卢斯学派、马迪厄学派、勒努万学派以及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在战后的法国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英国：
战后的英国史学是一个杂陈与转型的变革时期。新史学在不断萌发，自不待言。但学派纷争，保守派史学与工党派史学都在一段时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前六卷的缩写本的出版，顿使这位文化形态史家声名大振。不过，最能体现英国史学新方向，并且有英国特点的，一是它的历史人口学，另一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1964年英国剑桥大学成立的“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组”，在西方历史人口学的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以其研究的新取向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德国：
这里所泛称的德国史学，指的是联邦德国（西德）的史学发展简况。德国是西方传统史学的营垒，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迄至本世纪50年代中叶，那里的一些历史学家仍囿于兰克史学的老传统，它较之于西方其他各国，其新史学的发展总是慢了半拍。战后最初的15年间，历史研究虽然也出现了部分变化，但就总体看来，保守主义史学仍是占据当时史坛的主要力量。从5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迈纳克的逝世，保守派史学日暮途穷，新自由派史学应运而生。60年代初的“菲舍尔大辨论”标志着战后德国史学的转折，促成了史学的转向，转向对德国近现代史的批判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史的批判学派”。
意大利：
战前，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史学思想雄霸史坛。战后，意大利史学日渐突破克罗齐史学中的消极因素，开始从“克罗齐文化”转向“葛兰西文化”，这是鼓舞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沿着新史学方向前进的重要驱动力。战后意大利史学在民族复兴运动史、法西斯主义史以及工人运动史等方面都是卓有建树的。
注释：
〔1 〕世界历史编年史上的“现代史”与“当代史”似乎还没有一条很明确的界线，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导论》中指出，自1918年以来，关于“当代史”的概念，引起了长期各执一端而没完没了的令人厌烦的论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6页）。对此，本文作者难以详尽申论。为了本栏目的写作，我们大体沿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家的见解，把1945年即二战后作为“当代史”的上限，如王斯德、钱洪主编的《世界当代史》（1945—1991修订本）即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3〕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论》，何兆武等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第140页。
〔4〕〔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147页。
〔5〕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势》，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242页。
〔7〕范型：Paradigm，还可译为“模式”、“范式”、 “范例”、“规约”等。
〔8〕斯特恩选编：《史学集锦——从伏尔泰到现代》， 纽约1973年版，第57页。
〔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册。
〔10〕吴于廑：《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11〕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1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 1955年英文版，第2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7年04期第21-25页
【作者简介】张广智 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代社会是学术变革的温床，也是催发学术变革的动力。时代的变化与学术的革新，促使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不绝如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世界〔1〕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叶。本文仅就战后西方史学变化的动因、新史学范型的特征及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史学情况略作评述。
一
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遽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变革，也有其自身演进的规律与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此，考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还应归诸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结果。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二战前西方史学的情况稍说一二。
就大势而言，20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但在20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仍有雄厚的实力，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在这一世纪的前期出版，它说明了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学界所具有的影响。在西方有些国家（如联邦德国），直至50年代，仍有很雄厚的实力。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大变革中，西方的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一书中，归纳了西方传统史学自古希腊史学迄至兰克史学的共同点，这就是：
（1）历史叙述是描写真实存在过的人、真实发生过的行为， 它必须符合这种真实性，也就是说要符合真实。
（2）它以对时性（diachnonisch）的顺序跟踪这些行为， 换言之，它只了解一定变量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后来的事件紧随先前的事件，并且通过它而为人所理解。
（3）它以人的行为反映行为者的意思为其前提假设。〔2〕
伊格尔斯在谈到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变化时指出：“真实性、流驶的时间和有图的行为，这三种前提假设决定了从修昔底德到兰克、从凯撒到丘吉尔的历史叙述的特点，而正是这些前提假设在20世纪的大变革的过程中却逐渐地成了问题。”〔3〕
在时代变革的大浪潮中，西方的乃至整个世界的传统史学确实遇到了问题，以至它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步伐，由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冲击而在战后更加快了它的步伐。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主持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阐明了“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作者所论，大抵反映了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我们充分注意到，巴勒克拉夫在释论当代史学时，是以本世纪50年代中叶为界标的。总之，“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4〕把50 年代中叶作为战后西方史学发生转折的界标，也兼顾到世界其他地区（如苏联、东欧等）的情况，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云：“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描绘为在西方对历史主义的论点和在东方对教条主义和程式化进行批判地再检讨的时期。”〔5〕的确，国际史学， 至少就西方史学而言，从50年代中叶开始，发生了一次新的“路标转换”，这也就是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要揭示的主题：“重新定向”。
二
战后西方史学所发生的转折，曾被巴勒克拉夫称之为：“这个转折点，正像人们有时提到的那样，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6〕不管怎么说， 这种转折，比之这之前西方史学的历次路标转换及其对史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发展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总之，战后西方史学的变化是一种根本的转变。
在这里，我们借用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概念，以说明战后西方史学的变革，最基本的就是史学范型的变化，是从传统史学范型向新史学范型的进一步的转变。所谓“范型”（Paradigm）〔7 〕，在库恩那里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是指为某一“科学共同体”所拥护、并在进行研究时所应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范型”的更替。
关于史学范型，尤其对西方史学范型的界定与分类，学界意见不尽相同，但南斯拉夫裔的美籍历史学家斯托亚诺维奇把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分为三种范型说较为流行，这就是：鉴诫史学（指的是从古希腊至近代初期的西方史学）、叙述性范型即兰克式范型和“结构·功能”范型即年鉴学派范型。我们在这里则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亦即从史学观念、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和方法等方面把西方史学分为两大史学范型：传统史学范型与新史学范型。自然，兰克史学是前者的代表，而年鉴史学派则就是后者的圭臬了。
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范型，摄其要旨，不外乎有如下一些特征：
（1）撰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兰克在1824 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种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己。”〔8〕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亦表示希望在书中要“消灭自我”，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总之，要历史学家在写史过程中，不夹带任何个人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这就排斥了解释与概括，客观地中立地叙述事件的经过，因而兰克史学亦被学人称之为叙事史。
（2）重视搜集第一手史料，舍此便无从构建客观主义的殿堂。 西方传统史学家笃信“史料本身会说话”，历史学家只能也必须要依赖它，因为“在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在他们那里，所谓史料，限于文字的、而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历史学庶几等同于史料学，用中国的“兰克”、现代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话来说，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3）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 以及致力于描述这些事件中杰出人物的活动。兰克撰史，几乎都以政治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而他所谓的政治史，也多是统治阶级政治人物的行动史。总之，是那些“精英人物”的行动史。至于普通民众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那是无足轻重的，很难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
关于这种史学范型，吴于廑曾说过：“朗克（兰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又说兰克的书，“揆之实际，却往往是从内阁官房的窗口，按照官方提供的示意图，认真观察而又不能尽得其实的滔滔政治人物行动的历史。”〔10〕这些论断，似可看作对兰克史学范型亦即西方传统史学范型的一种较为严谨与简练的概括。
新史学范型与上述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范型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比照传统史学范型，借以揭示西方新史学范型的特点。
其一，从史学观念来看。
要更深刻地认识新史学范型，首先要涉及史学观念的问题，因为任何史学的变革，首先是史学观念的变革，这如同其他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也要以观念的变革为前导一样。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历史学家）与客体（研究对象）关系的认识等。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马克·布洛赫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这一新史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最清楚不过地点明了在史学观念上与兰克学派的差异，明显的一点是，它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重要作用，而与那种试图通过文本考订描绘历史真相的传统史学家的认识不同。对此陈启能指出：“传统史学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新史学把历史学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是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样通过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现在和过去在认识的链条上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1〕
其二，从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看。
现代西方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充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扩充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战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正如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所指出：“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如以战后美国史坛而论，且看：现代美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促进了与区域流动、移民、公共教育、城市文化等主题相关的作品纷纷出版；战后美国蓬勃兴起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运动、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顿使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70年代出现的“性解放运动”，于是“性”的研究及“同性恋史”竟也成了历史学家趋之若鹜的“热门课题”；再如在70年代兴起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那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更是从政府决策与咨询、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到婚嫁、饮食、衣着、娱乐等飣餖琐细之事。史学简直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
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宽，这里有两点史学上自身的原因需要强调：第一，由于战后“全球历史观”的确立与影响，这就进一步疏离了欧洲中心论的陈说，而当代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正急切地呼唤着历史学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12〕。于是，历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也就日益丰润与宽广了。
第二，战后尤其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E·P·汤普逊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努力下，“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亦即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的风气日浓，这就进一步疏离了传统史学所信奉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亦即只关注“精英人物”与政治史传统，在多元化的旗号下，西方历史学家的视野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
其三，从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看。
战后西方史学向纵深的开掘，一般说来是以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如天文学的新发现则往往要依赖于新研制出来的功率更大的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借鉴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与方法，在战后蔚为风尚，形成气候，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方法的多彩，导致史学研究新领域的不断扩展，诸如：计量方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计量革命”被视作“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心理方法，它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现象的深层了解；比较方法，它为进一步揭示历史（包括历史学）发展模式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作出综合的分析提供门径；口述方法，它成了沟通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之间的桥梁，并有望为前者提供更多的独创性观点与真实生动的历史创造条件；此外，还有系统方法、模糊方法、符号方法、影视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离，注重跨学科的研究。
在当今时代，史学的改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的道路。由于上述这些方法的运用，传统史学那种内容狭隘、领域偏窄的界线被打破了，什么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乃至影视史学等都竞相登台，各领风骚。事实证明，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史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融合，可以使史学的潜在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了解过去、认识当代与预测未来的过程中，使历史学发挥出了更大的功用。
由此，也带动与引发了历史研究的手段与组织形式方面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是，使历史学家从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方式改为运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象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这乃是时代之使然。至于史著形式，由于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描述，从传统史学的那种描述性的历史转为分析性历史，而大量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致使史学成果的数理模式化（如史著中充满大量的图表数据与曲线），这与传统史学著作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
战后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并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前面所说的史学观念的更新和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展相关联的，尤其是与前者息息相关的，也总是与一定的史学思想体系相联系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西方史学方法的变化，不只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的变革，而带有方法论的意义。
三
战后十年间，西方各国史学界普遍地进行了对战前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拨乱反正，从50年代中叶起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在“重新定向”的旗帜下，西方各主要国家，史家辈出，出版的史学著作卷帙浩繁，诸多史学流派此消彼长，各种史学思潮交替出现，呈现出了一种纷繁杂沓与斑驳陆离的史学景观。这里仅就欧美几个主要国家战后史学的进展，略作点陈。
美国：
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也成了西方史界的史学大国，当代美国史家之多，居世界之首。在50年代初，适应“冷战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史学派曾风靡一时，该派以全面批判20世纪前期的进步学派为己任，强调美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和谐与利益一致。6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史学派日渐式微，新左派史学崛起。进入70年代，新左派史学也开始衰落。在蕃衍不绝的当代美国史坛，社会科学史学派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鼎足而立的新史学流派。
战后美国史学以其实用性、多元性与国际性的特征享誉学界。在当前，呼唤对历史作出一种新的综合，这是当代美国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法国：
在战后西方各国史学中，法国史学显得生机蓬勃，独树一帜，由年鉴学第一代创始人所开创的史学新范型，不仅成了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成了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种“典范”，对国际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布罗代尔为代表，战后法国史学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出现了全面的革新，尤以历史时段理论、问题史学、跨学科研究等最为瞩目。此外，拉布卢斯学派、马迪厄学派、勒努万学派以及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在战后的法国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英国：
战后的英国史学是一个杂陈与转型的变革时期。新史学在不断萌发，自不待言。但学派纷争，保守派史学与工党派史学都在一段时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前六卷的缩写本的出版，顿使这位文化形态史家声名大振。不过，最能体现英国史学新方向，并且有英国特点的，一是它的历史人口学，另一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1964年英国剑桥大学成立的“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组”，在西方历史人口学的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以其研究的新取向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德国：
这里所泛称的德国史学，指的是联邦德国（西德）的史学发展简况。德国是西方传统史学的营垒，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迄至本世纪50年代中叶，那里的一些历史学家仍囿于兰克史学的老传统，它较之于西方其他各国，其新史学的发展总是慢了半拍。战后最初的15年间，历史研究虽然也出现了部分变化，但就总体看来，保守主义史学仍是占据当时史坛的主要力量。从5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迈纳克的逝世，保守派史学日暮途穷，新自由派史学应运而生。60年代初的“菲舍尔大辨论”标志着战后德国史学的转折，促成了史学的转向，转向对德国近现代史的批判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史的批判学派”。
意大利：
战前，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史学思想雄霸史坛。战后，意大利史学日渐突破克罗齐史学中的消极因素，开始从“克罗齐文化”转向“葛兰西文化”，这是鼓舞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沿着新史学方向前进的重要驱动力。战后意大利史学在民族复兴运动史、法西斯主义史以及工人运动史等方面都是卓有建树的。
注释：
〔1 〕世界历史编年史上的“现代史”与“当代史”似乎还没有一条很明确的界线，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导论》中指出，自1918年以来，关于“当代史”的概念，引起了长期各执一端而没完没了的令人厌烦的论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6页）。对此，本文作者难以详尽申论。为了本栏目的写作，我们大体沿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家的见解，把1945年即二战后作为“当代史”的上限，如王斯德、钱洪主编的《世界当代史》（1945—1991修订本）即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3〕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论》，何兆武等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第140页。
〔4〕〔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147页。
〔5〕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势》，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242页。
〔7〕范型：Paradigm，还可译为“模式”、“范式”、 “范例”、“规约”等。
〔8〕斯特恩选编：《史学集锦——从伏尔泰到现代》， 纽约1973年版，第57页。
〔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册。
〔10〕吴于廑：《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11〕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1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 1955年英文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