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宗教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
裔昭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03期第76-83页
古希腊人因发现理性而闻名于世。然而，当我们认真阅读古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留给我们的丰富著作时，我们又会深切地感到古希腊社会充满着十分浓厚的宗教气氛。这看来似乎相悖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精神生活的不同侧面。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往往过分夸大理性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宗教对古希腊人的影响。例如，德国哲学史家策勒尔在分析希腊哲学的意义时指出：“由于没有建立在宗教权威基础上的伦理学，实际可行的哲学就填补了这个民族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空白，而在同样的处境中，其它民族则有以天启为基础的信仰，也用以调节他们的实际生活。正是这一点，赋予希腊哲学以普遍性，并使它在古希腊人生活中的地位比现代哲学所曾拥有过的地位远为重要而有意义。”〔1 〕在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看来，西方理性的根源来自希腊，西方宗教的独特性则是由希伯来源泉造成的。希伯来文化的理想的人是信仰的人，希腊文化的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2 〕笔者认为：虽然古希腊的少数贤哲初步发现了人类理性，但以多神教为特征的宗教信仰仍然是当时希腊人重要的精神支柱。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古代居民一样，希腊人头脑中充满着神圣的情感。本文试图通过对宗教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这一问题的探讨，起到抛转引玉的作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
古希腊宗教反映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但又对古希腊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希腊宗教是维系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杜尔凯姆强调说：“宗教是一种把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它帮助人们确定他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生活使命的道德团体。”〔3〕他还指出：“纪念性礼仪提供一种内聚功能， 即它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加强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增进社会团结。”〔4 〕共同的宗教把古希腊的家族、氏族、胞族、部落、城邦和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反复的祭仪使他们产生了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
家族是古代希腊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若干崇拜同一圣火而祭祀同一祖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古希腊每个家宅内都设有祭台，祭台上燃烧着永不熄灭的圣火。婴儿出生的第五天，家人抱着孩子围着圣火跑数圈，使其始见于家中女灶神赫斯提亚（Hestia）。这一天被称为家族的节日—阿姆菲乔米亚（Amphidromia）， 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参加这个祭祀仪式和随后的宴会。〔5〕女子结婚时要举行仪式， 表示脱离父亲家的圣火，转祭夫家的圣火，〔6〕以取得她在丈夫家族中的合法地位。 家族祭祀的另一个中心是家族的坟墓，祭祀祖先是家族成员的神圣职责。古希腊人认为，死去的亲人住在地下世界，享用着亲人提供的祭品。祭祀死者会得到福佑，反之就会遭灾。死者去世的每个周年纪念日，亲人要在坟地举行祭祀仪式。他们把奠酒、奠奶以及盐、蛋糕、水果等祭品放在穿底的碗中，以使食物和饮品能到达死者那里。死者的画像或小雕像被放在家中的祭台旁，每月两次被冠以月桂树叶。〔7 〕即将成为官员的雅典人在接受资格审查时，不仅要报出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而且还要指出家族的坟墓在哪里，〔8〕以证明他们具有完全的公民权。 频繁的祭祀使家族成为一个在神的法力下团结起来的整体。
家族与城邦的中间环节是氏族、胞族和部落。古希腊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血缘纽带日益松驰，各级氏族组织在政治上失去了重要性。但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氏族的保护神是宙斯，在婚丧嫁娶和给孩子取名等重大场合，人们必须按照传统邀请氏族成员参加。〔9〕胞族聚会是重要的祭祀和社交场所， 雅典和大多数伊奥尼亚城邦中的每个胞族都庆祝为期三天的阿帕图利亚（Apaturia）节。在节日的最后一天里，人们将新出生的孩子、刚成年的青年以及新婚妇女登入胞族名册，并为此而向神献祭品。〔10〕部落同样具有全体成员共同的保护神。
希腊城邦兴起之后，宗教因素并未因此而淡化。城邦就是一个公民的祭祀团体，“部落结合成邦时，永远不会忘记燃火及创立共同宗教。”〔11〕雅典把雅典娜女神看作城邦的保护神，并为此而设立了隆重的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庆典。城邦不仅向保护神献祭， 也祭祀各自的保佑者——英雄。雅典居民敬奉忒修斯；科林斯居民崇拜英雄科林托斯；提林斯居民崇拜英雄提林斯；赫尔米奥纳居民尊奉女英雄赫尔米奥涅；拉卡尼亚地方敬奉英雄梅涅拉奥斯，并立庙以祀。〔12〕
古希腊人相信神与邦同在，故当攻打一个城市时，他们先祈请神离开，为动摇敌人军心，常常设法偷取敌人的神像。由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参加的公餐是希腊城邦祭祀的重要仪式。聚餐时，公民身穿祭服，头戴草冠，以讨神的欢心。最能激励古希腊人爱邦敬神热情的莫过于名目繁多的宗教庆节，为了向提供各种保佑的众神表示敬意，希腊各城邦产生了许多宗教节日。有人说雅典全年中只有一天没有节日。〔13〕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可以说明雅典宗教节目的繁多。〔14〕城邦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祭祀、娱乐、竞技和饮宴等活动，使古希腊人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激和作为城邦公民的自豪感，增强了城邦的团体凝聚力。
古希腊民族分裂为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但是，对宙斯诸神的共同崇拜使古希腊人保持了民族的整体感。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波斯将领玛尔多纽斯为分裂希腊民族反波斯的联盟，派人到雅典欲与雅典人缔约，这使斯巴达人十分紧张，于是也派使节到雅典。雅典人对斯巴达使节表示，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他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的仪式是共通的，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所以，只要是有一个雅典人活着，他们就不会和薛西斯缔结协定。〔1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宗教维系着古希腊人的民族情感，是古希腊民族认同和团结的基础。
宗教信仰不仅维系着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的团结，而且还在调节古希腊人的心理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古希腊人抗拒恐怖的避难所，危难时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古希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生存环境艰苦，面对着自然灾害和沉船触礁等不可预测因素的压力，古希腊人企图借助宗教仪式来保证畜群的多产、土地的丰饶、航海经商的安全和战争的胜利，调节因无把握而产生的焦虑心理，树立起坚强的信心。正如克拉克洪所说：“神话与仪式提供了系统的保护，使人免受超自然的危险、疾病和自然环境的威胁。使人对付反社会的张力和某一更强社会的压力。”〔16〕
远古时代，希腊人以狩猎为生。狩猎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因此，古希腊人企图借助神力多捕猎物，这可以从古希腊人对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崇拜表现出来。 全希腊境内约有八十处祭祀她的神庙，堪称希腊众神之首。这种狩猎崇拜的遗迹在整个希腊上古时代一直存在。迄至公元二世纪，亚该亚地区的帕特雷城仍然为阿尔忒弥斯举行庆典。〔17〕荷马时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古希腊人发展了对畜牧之神赫尔墨斯（Hermes）的崇拜。神话中提到，他从奥林匹亚山带下了第一群牛，并把它们送给了人类。〔18〕这种崇拜是对当时实际社会生活的折射，也反映了古希腊人藉神保佑畜牧业兴旺的愿望。
农业是希腊古代尤其是古风和古典时期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受不可支配的天气威胁最大的部门。因此农事崇拜在希腊宗教中占有突出地位。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宗教节日相配合，如田节、耕节、播种节、收获节等等。〔19〕
最著名的丰产和农业女神是得墨忒耳。她的名字Dē—mētēr意为土地的母亲。对古希腊人来说，得墨忒耳是正在成熟的谷物的象征。而她的“女儿”科瑞则象征着下一年谷物将从中萌芽的谷粒。〔20〕闻名遐尔的厄琉西斯秘密祭典就是对这两位女神表示敬意的典仪。祭典在秋收和秋播之间举行，期间有祭祀、洗礼和向大海游行等仪式。除了厄琉西斯地区之外，希腊各地也有纪念得墨忒耳和科瑞的节日。如阿提卡举行立法女神节，西西里举行安忒斯福里亚节等等。〔21〕葡萄种植业在希腊农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在古希腊十分流行。与葡萄的收获以及酒的发酵的各个阶段相对应，雅典每年有好几个祭祀酒神的节日，其中以花月节（Anthesteria ）和庇西特拉图设立的大狄奥尼索斯节（Great Dionysia）最吸引人。〔22〕在酒神节庆典中，人们无拘无束，畅饮狂欢，忘却了生活中的恐惧和苦难，因而受到了普通平民的欢迎。
在古希腊，航海经商是一种不安全的职业，海上沉船和盗匪抢劫的可能对商人造成严重威胁。雅典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曾经提到，商人莱康的船在驶往利比亚的途中，于阿哥斯湾被海盗截获，货物被抢走，他本人也不幸中箭身亡。〔23〕因此，喜爱飘洋过海的古希腊商人在船上设有祭坛，上下船都要进行献祭活动。在他们中间，还发展起了对商业神的崇拜。畜牧神赫尔墨斯也被尊为商业保护之神，人们认为他不仅保护从事大宗贸易的进出口商人的利益，也是零售小贩的庇护者。〔24〕到近现代，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对商业之神赫尔墨斯崇拜的遗迹，他的形象常被作为银行、商行和轮船公司的标志。
比航海经商更加危险的事是战争，因此古希腊人的军事行动就更加频繁地伴随着向神奉献的活动。古希腊军队出征时必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战争期间也常常向神献祭。修昔底德在其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出发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写：号声命令全体肃静，船员们按照习惯举行航行前的祈祷。全军将士在传令官的号令下从金银酒杯中倾酒奠祭。岸上的公民和其他赶来向远征军祝福的人也都参加祈祷。当唱完凯歌奠祭完毕的时候，军队起航。〔25〕斯巴达的两名国王率军前进之时，一名手擎圣火的士兵走在他们的前面，一队用来作牺牲的牲畜跟在后面。每天黎明之前，国王向神献祭，祭祀完毕之后，部队集合接受命令。〔26〕战争期间的献祭活动增强了古希腊人战胜敌人的勇气。事实表明，古希腊宗教调节了受到各种压力的古希腊人的心理，是他们增强自信的滋补剂。
宗教对于古希腊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地联系着。”〔27〕古希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政权与神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宗教为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成为城邦统治者维持权威和统治的重要手段。家族、氏族、胞族和城邦的首领同时也是祭祀的领袖，各自负责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祭祀事务。在古希腊各个神庙虽然设有专门的祭司，但主持全邦公祭则是城邦首领和官员的重要职责。亚里士多德指出，各城邦公祭的祭典不属于祭司的职掌，而由亚尔公（执政）、巴赛勒斯（王）或普吕坦尼（参议员）来担任主祭。〔28〕在斯巴达，国王拥有为宙斯·拉凯戴孟和宙斯·乌拉尼欧斯所设置的两个祭司职位。〔29〕在雅典，执政官监督纪念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等节日的游行队，还管理狄奥尼索斯节和塔格里亚节的竞赛；王者执政官负责秘密祭和雷奈昂的狄奥尼索斯祭，并指挥祖先祭祀；军事执政官奉祀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和战神厄尼阿利乌斯，安排纪念战争死者的丧礼竞技，祭祀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之灵。〔30〕
由于古希腊的政权与祭祀权被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所以失去了祭祀权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丧失。反之，一些篡取国家政权的古希腊僭主，也力图通过宗教来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西西里的僭主基伦和海厄隆宣称，下界各神的祭司是他们家族的世袭职位。为了达到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海厄隆在叙拉古建立一个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即科瑞）的神庙，而且重新整理了雅典娜女神庙。〔31〕
古希腊宗教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联系，深知祭祀权力重要的古希腊平民积极争取参与对祭祀事务的管理。随着雅典平民力量的不断增长，他们在祭祀方面的权力和影响也逐渐加强。民众大会有权以抽签的方式选举十个祭祀官吏，称为赎罪监，他们根据神谕的规定进行祭祀，并和占卜者合作，在需要征兆时，等候吉兆。民众会还以抽签的方式另选十名常年司祭，进行某些祭祀，并管理除泛雅典娜节之外的所有的四周年节。〔32〕雅典为祭祀神而举行的竞技活动的十名裁判官，也是雅典民众以抽签的方式从各部落中选出来的。他们在检查合格之后，供职四年，管理泛雅典娜节的游行和音乐竞赛、体育竞赛、赛马，备办雅典娜法衣，和议事会共同准备瓶子，并将橄榄油分发给竞赛的人。〔33〕
从神庙和神谕所对古希腊人所起的作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古希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希腊不少城邦以神庙作为公民集会和议事会议政的场所，在那里作出许多关于城邦事务的重大决策。神庙还是存放法律文献和城邦条约的“档案库”，一些法律被刻在城市主要神殿的墙上。例如，人们在阿波罗神殿的墙上发现了著名的克里特的哥太恩（Gortyn）法典。〔34〕
古希腊人的政治联盟——“近邻同盟”是以神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埃陀利亚联盟的集中地是位于忒耳摩斯的阿波罗神庙，小亚细亚的十二个伊奥尼亚城市的代表在米卡利的波赛东神庙聚会，多利亚人城市的代表则在克罗多斯的阿波罗神庙会合。最著名的近邻同盟是皮里翁近邻同盟（Pylaen Amphictony）， 它形成于德摩比利的德墨忒耳神庙附近，通过第一次神圣战争，同盟取得了对德尔斐神谕所的控制权，其中心也迁到了德尔斐。〔35〕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对古希腊人的殖民建邦和政治纷争具有重大影响，宣布神谕的女祭司——佩提亚往往成了调停者和仲裁人。殖民城邦的建立者（Oikist）在殖民之前，一般要到阿波罗神谕所请示神谕。在那里，他被授与宗教权力并得到关于殖民地点的启示。〔36〕斯巴达人得到德尔斐神谕的支持，在利翁、阿尔息达和和达马刚三人的率领下建立了殖民地赫拉克里亚。〔37〕深受干旱之苦的铁拉人，根据德尔斐的神谕，在利比亚建立了殖民地。〔38〕据说，吕库古是从德尔斐求得“瑞特拉”神谕后，开始在斯巴达实行政治改革的。德尔斐神谕也为梭伦夺取萨拉米和当选雅典执政官助了一臂之力。〔39〕在德尔斐神谕的促使下，斯巴达人帮助流亡的阿尔克迈欧尼德家族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统治。〔40〕
古希腊宗教还是引发许多政治事件的导火线和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并对民众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和阿那克萨戈拉以及诗人狄亚哥拉斯等希腊知名人士均受到了“不敬神灵”的指控和审判。当时最引人注目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他因被指控为“不信城邦所奉的神，企图引入新神，并以此来败坏青年。”而被定为死罪，〔41〕最终饮鸩而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军事统帅亚西比得因为赫尔墨斯神像被毁坏和神秘祭祀事件，在到达目的地后被传召回国受审，致使他中途逃跑，去向敌对的斯巴达人献计献策。〔42〕失去了统治权的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靠一个装扮成雅典娜女神的女人佩阿的陪伴，顺利地进入雅典城，重新登上了僭主的宝座。这个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居然能够在希腊人中间素称是最聪明的雅典人身上行得通，〔43〕足可以说明神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位置。历史的记载向我们充分显示了古希腊宗教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希腊宗教不仅维系着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的团结，而且调节了古希腊人的焦虑心理，还是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宗教深植于古希腊社会的土壤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古希腊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信仰的人；他们不但靠哲学和理性，同时也靠宗教信仰来调节他们的实际生活。因此，过高估计理性对古希腊人的影响，忽视古希腊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二
为什么在理性初步发展的古希腊，宗教仍然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首先，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生存性农业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经济根源。
约翰·古尔德在《对希腊宗教的理解》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古代世界生活的危险，并考虑到其技术资源的真正贫乏。生活的支持，即使是在当时繁荣而‘先进’的雅典，也几乎完全是建立在采用最低农业技术的生存农业的基础之上的。”〔44〕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古希腊宗教存在的历史背景。
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古希腊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各城邦中，公民的主体是农民。公元前403—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并习惯于生活在土地上。〔45〕当时，希腊公民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进行改革时， 按照人们的土地收入来衡量公民的财富，并据此把他们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偶牲级”和“泰特级”等不同等级。〔46〕在古希腊社会里，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一致的，公民视土地如同生命，有时就是亏本负债，他们也要全力保护土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由于古希腊部分城邦粮食不能完全自给和外邦人、奴隶辛勤劳动等因素，在古风和古典时代，古希腊各城邦的商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科林斯和雅典等雅典城市开始制造自己的钱币。〔47〕商人阶层在古希腊社会中发展起来，希腊语言承认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人；Kapelos指当地商人，Naukleros和Emporos都涉足对外贸易。 〔48〕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一些小的手工业作坊，并产生了一些专门或部分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考古学家在这个时期雅典的陶工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陶器的古典炉子。〔49〕
然而，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工商业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古希腊城市手工业生产规模狭小，对公民公社收入影响不大。哈塞布洛克在对伯利克里、赫尔米普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作品中提到过的有关雅典和比雷尤斯的进出口贸易的详细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没有一个作家在研究可能给公社带来财富的物品时，提到过手工业产品。〔50〕古希腊商人资金匮乏，缺少基本的记帐知识、商业结构简单，信贷业信用得不到保证，银行主大都只向朋友进行偶然性的贷款。〔51〕虽然古希腊各城邦铸造了货币，但即使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不同地区的商业活动，仍然大量地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52〕处于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工商业，当然难以代替农业在古希腊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古希腊人的文化和精神风貌。主要从事的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的古希腊人对似乎主宰一切的超自然力量抱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企图用宗教建立起抵御无秩序的屏障，以祭祀奉献来换取风调雨顺，这就是古希腊人虔诚信神的经济原因。
其次，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存在，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社会心理根源。
除了前面所说的自然灾害的危险之外，古希腊人本身的生命也面临着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由于医疗技术和条件及其有限，患病者特别是瘟疫感染者死亡率是很高的。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夺走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就连首席将军伯利克里也未能幸免。依照据说是希波克拉特斯所写的瘟疫病例记录的说法，他治疗的42名患者中，有25名不幸死亡。〔53〕显然，古希腊人面临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自然压力，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十分艰难的。
社会的不平等是摆在古希腊人面前又一严峻的事实。雅典的平民一直受贵族的压迫，为此他们进行了反对贵族的长期斗争。梭伦改革前，“富人和穷人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54〕雅典的繁荣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有两万多名奴隶逃到斯巴达。〔55〕受到斯巴达人残酷压榨的希洛人不断起来反抗，因而斯巴达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希洛人起义。〔56〕
古希腊社会不仅存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且男女的社会地位也极不平等。以公正而自许的梭伦废除了各种形式的自卖为奴和把子女卖为奴隶的行为，只有一个例外，即男性保护人有权出卖已丧失了贞操的未婚妇女。他对公民妇女的行走、服丧、嫁妆、饮食等都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据说，他还建立了国有妓院，以吸引外邦人。〔57〕公元前四世纪伪德摩斯提尼的名言——“我们拥有情妇供我们享乐，拥有侍妾为我们服务，而我们的妻子则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58〕充分反映了古希腊妇女所处的从属男性统治的地位。
受到自然和社会压迫的古希腊人必然感到痛苦和困惑。宗教能够向人们提供减轻困惑和试图解释不公正的世界观。〔59〕贝格尔指出：遭受疾病折磨或同类压迫的个人，切盼摆脱这些不幸。但是他同样也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些不幸竟会落到他的头上。神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它们对于社会力量与权益的普遍不平等的解释。正是靠这个功能，神正论直接论证了特定的制度秩序的合理性。〔60〕
古希腊宗教就具有这种提供解释的神正论功能，它使古希腊人把自己的苦难及死亡移位到具有慰藉作用的宇宙意义的层面上，令平民、奴隶和妇女感到不那么难以忍受，也为贵族、奴隶主和男性享有的特权作出了辩护，从而维系了各城邦的社会秩序。古希腊宗教的这种社会心理功能，无疑是它能够吸引众多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古希腊人认识能力的局限，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认识根源。
以理性思维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与宗教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在观察事实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生，因而与感性直观的宗教世界观有着根本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哲学是从宗教神话中分离出来的，它与宗教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仍保留着非常多的宗教甚至神话题材。〔61〕
由于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低下，成长中的哲学和理性还远远不能回答有关宇宙和人生的全部问题，这就使得古希腊人往往从宗教中寻找答案。不但是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大众笃信神灵，就是当时走在理性思维前列的古希腊哲学家，也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世界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神。〔62〕把数看成事物本性的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种宗教，主要的教义是灵魂轮回和吃豆子的罪恶性。”〔63〕因宗教信仰受到指控的苏格拉底并不否定神的存在。以理念建构其哲学体系的柏拉图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灵魂说，他的思想对基督教哲学和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因为受到知识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广大古希腊人都受到了敬畏神灵观念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信仰与理性难以分开地纠缠在一起。
古希腊宗教是了解希腊乃至西方文化的一把钥匙。笼罩西欧上千年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归结于希伯来文化，古希腊宗教与哲学也有其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古希腊宗教提供的丰富材料，从中探寻古希腊人心智发展的轨迹，以便更好地理解宗教依然存在的当今世界。
注释：
〔1〕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参见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艾平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9—91页。
〔3〕〔59〕K·A·罗伯特：《社会学视域中的宗教》（Keith A·Robcrts,Relig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多西出版社，芝加哥，1984年，第60；66页。
〔4〕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尹今黎、张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5〕〔9〕〔18〕〔20〕〔22〕〔24〕泰丢斯·齐林斯基：《古希腊的宗教》（Thaddeus Zielinski,The 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阿雷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75年，第92—93；100；43；46； 48—49；52—53页。
〔6〕〔11〕〔19〕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 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7；100；130页。
〔7〕〔41 〕罗伯特·弗拉塞列雷：《伯利克里时代希腊的日常生活》（Robert Flace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Time Of Pericles）英译本，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74 年， 第196—197；193页。
〔8〕〔30〕〔32〕〔3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LV;LⅥ—LⅧ;LⅣ;LX；见《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151；154—161；149；163页。
〔10〕〔40 〕《牛津古典辞书》（The Oxford ClassicalDictionary），牛津，1949年版，第66；199页。
〔12〕〔17〕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38—439；442—449页。
〔13〕〔26〕〔31〕〔34〕〔35〕华尔特·伯克特：《希腊宗教》（Walter Burket, Greek Religion）英译本， 巴塞尔·布莱克威尔公司，牛津，1990年，第256—258页。
〔14〕关于雅典宗教节日的数目，此外还有全年七十天和一百多天的说法。
〔15〕〔29〕〔38〕〔43〕希罗多德：《历史》，Ⅷ，144；Ⅵ，56；Ⅳ，151；I，60；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0—621；423；324；28页。
〔16〕克拉克洪：《神话和仪式：一般的理论》，载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65页。
〔21〕M·H·鲍特文尼克等编著：《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6页。
〔23〕德摩斯提尼：《反对卡里普斯》（Demosthenes,Against C-allippus），LⅡ，3—5，见《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8年，第75—77页。
〔25〕〔37〕〔42〕〔5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XXXⅡ；Ⅲ，XCⅡ；Ⅵ，LⅪ；Ⅶ，XXⅦ；见《罗叶布古典丛书》，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9—240；162—165；288—293；49页。
〔27〕池田大作和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梁鸿飞、王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2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Ⅵ，8，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6—337页。
〔36〕马尔金：《古希腊的宗教和殖民》（Irad 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来登，1987年，第2页。
〔39〕〔46〕〔5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3—180；185；178页。
〔44〕〔53〕约翰·古尔德：《对古希腊宗教的理解》（John G-ould,On Making Sense of Greek Religion），载伊斯特林、缪尔主编：《希腊宗教与社会》（P·E·Eastering and J·V·Muir,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45〕〔48〕〔50〕〔51〕〔52〕哈塞布洛克：《古代希腊的贸易和政治》（Johannes Hasebroek,Trade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1933年版英译本，芝加哥，第96；1—3；93；87；71页。
〔47〕克鲁格利科瓦：《古希腊的经济》，甄修钰译，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合编：《世界古代史译文集》， 1987年，第105页。
〔49〕约翰·理奇和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和乡村》，（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伦敦和纽约，1991年，第39 页。
〔56〕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69页。
〔57〕〔58〕波梅罗伊：《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Sarah B·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and Slaves），斯科肯书社， 纽约，1975年，第57；8页。
〔60〕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70页。
〔6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第130页。
〔6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
〔63〕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03期第76-83页
一
古希腊宗教反映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但又对古希腊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希腊宗教是维系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杜尔凯姆强调说：“宗教是一种把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它帮助人们确定他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生活使命的道德团体。”〔3〕他还指出：“纪念性礼仪提供一种内聚功能， 即它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加强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增进社会团结。”〔4 〕共同的宗教把古希腊的家族、氏族、胞族、部落、城邦和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反复的祭仪使他们产生了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
家族是古代希腊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若干崇拜同一圣火而祭祀同一祖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古希腊每个家宅内都设有祭台，祭台上燃烧着永不熄灭的圣火。婴儿出生的第五天，家人抱着孩子围着圣火跑数圈，使其始见于家中女灶神赫斯提亚（Hestia）。这一天被称为家族的节日—阿姆菲乔米亚（Amphidromia）， 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参加这个祭祀仪式和随后的宴会。〔5〕女子结婚时要举行仪式， 表示脱离父亲家的圣火，转祭夫家的圣火，〔6〕以取得她在丈夫家族中的合法地位。 家族祭祀的另一个中心是家族的坟墓，祭祀祖先是家族成员的神圣职责。古希腊人认为，死去的亲人住在地下世界，享用着亲人提供的祭品。祭祀死者会得到福佑，反之就会遭灾。死者去世的每个周年纪念日，亲人要在坟地举行祭祀仪式。他们把奠酒、奠奶以及盐、蛋糕、水果等祭品放在穿底的碗中，以使食物和饮品能到达死者那里。死者的画像或小雕像被放在家中的祭台旁，每月两次被冠以月桂树叶。〔7 〕即将成为官员的雅典人在接受资格审查时，不仅要报出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而且还要指出家族的坟墓在哪里，〔8〕以证明他们具有完全的公民权。 频繁的祭祀使家族成为一个在神的法力下团结起来的整体。
家族与城邦的中间环节是氏族、胞族和部落。古希腊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血缘纽带日益松驰，各级氏族组织在政治上失去了重要性。但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氏族的保护神是宙斯，在婚丧嫁娶和给孩子取名等重大场合，人们必须按照传统邀请氏族成员参加。〔9〕胞族聚会是重要的祭祀和社交场所， 雅典和大多数伊奥尼亚城邦中的每个胞族都庆祝为期三天的阿帕图利亚（Apaturia）节。在节日的最后一天里，人们将新出生的孩子、刚成年的青年以及新婚妇女登入胞族名册，并为此而向神献祭品。〔10〕部落同样具有全体成员共同的保护神。
希腊城邦兴起之后，宗教因素并未因此而淡化。城邦就是一个公民的祭祀团体，“部落结合成邦时，永远不会忘记燃火及创立共同宗教。”〔11〕雅典把雅典娜女神看作城邦的保护神，并为此而设立了隆重的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庆典。城邦不仅向保护神献祭， 也祭祀各自的保佑者——英雄。雅典居民敬奉忒修斯；科林斯居民崇拜英雄科林托斯；提林斯居民崇拜英雄提林斯；赫尔米奥纳居民尊奉女英雄赫尔米奥涅；拉卡尼亚地方敬奉英雄梅涅拉奥斯，并立庙以祀。〔12〕
古希腊人相信神与邦同在，故当攻打一个城市时，他们先祈请神离开，为动摇敌人军心，常常设法偷取敌人的神像。由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参加的公餐是希腊城邦祭祀的重要仪式。聚餐时，公民身穿祭服，头戴草冠，以讨神的欢心。最能激励古希腊人爱邦敬神热情的莫过于名目繁多的宗教庆节，为了向提供各种保佑的众神表示敬意，希腊各城邦产生了许多宗教节日。有人说雅典全年中只有一天没有节日。〔13〕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可以说明雅典宗教节目的繁多。〔14〕城邦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祭祀、娱乐、竞技和饮宴等活动，使古希腊人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激和作为城邦公民的自豪感，增强了城邦的团体凝聚力。
古希腊民族分裂为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但是，对宙斯诸神的共同崇拜使古希腊人保持了民族的整体感。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波斯将领玛尔多纽斯为分裂希腊民族反波斯的联盟，派人到雅典欲与雅典人缔约，这使斯巴达人十分紧张，于是也派使节到雅典。雅典人对斯巴达使节表示，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他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的仪式是共通的，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所以，只要是有一个雅典人活着，他们就不会和薛西斯缔结协定。〔1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宗教维系着古希腊人的民族情感，是古希腊民族认同和团结的基础。
宗教信仰不仅维系着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的团结，而且还在调节古希腊人的心理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古希腊人抗拒恐怖的避难所，危难时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古希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生存环境艰苦，面对着自然灾害和沉船触礁等不可预测因素的压力，古希腊人企图借助宗教仪式来保证畜群的多产、土地的丰饶、航海经商的安全和战争的胜利，调节因无把握而产生的焦虑心理，树立起坚强的信心。正如克拉克洪所说：“神话与仪式提供了系统的保护，使人免受超自然的危险、疾病和自然环境的威胁。使人对付反社会的张力和某一更强社会的压力。”〔16〕
远古时代，希腊人以狩猎为生。狩猎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因此，古希腊人企图借助神力多捕猎物，这可以从古希腊人对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崇拜表现出来。 全希腊境内约有八十处祭祀她的神庙，堪称希腊众神之首。这种狩猎崇拜的遗迹在整个希腊上古时代一直存在。迄至公元二世纪，亚该亚地区的帕特雷城仍然为阿尔忒弥斯举行庆典。〔17〕荷马时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古希腊人发展了对畜牧之神赫尔墨斯（Hermes）的崇拜。神话中提到，他从奥林匹亚山带下了第一群牛，并把它们送给了人类。〔18〕这种崇拜是对当时实际社会生活的折射，也反映了古希腊人藉神保佑畜牧业兴旺的愿望。
农业是希腊古代尤其是古风和古典时期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受不可支配的天气威胁最大的部门。因此农事崇拜在希腊宗教中占有突出地位。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宗教节日相配合，如田节、耕节、播种节、收获节等等。〔19〕
最著名的丰产和农业女神是得墨忒耳。她的名字Dē—mētēr意为土地的母亲。对古希腊人来说，得墨忒耳是正在成熟的谷物的象征。而她的“女儿”科瑞则象征着下一年谷物将从中萌芽的谷粒。〔20〕闻名遐尔的厄琉西斯秘密祭典就是对这两位女神表示敬意的典仪。祭典在秋收和秋播之间举行，期间有祭祀、洗礼和向大海游行等仪式。除了厄琉西斯地区之外，希腊各地也有纪念得墨忒耳和科瑞的节日。如阿提卡举行立法女神节，西西里举行安忒斯福里亚节等等。〔21〕葡萄种植业在希腊农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在古希腊十分流行。与葡萄的收获以及酒的发酵的各个阶段相对应，雅典每年有好几个祭祀酒神的节日，其中以花月节（Anthesteria ）和庇西特拉图设立的大狄奥尼索斯节（Great Dionysia）最吸引人。〔22〕在酒神节庆典中，人们无拘无束，畅饮狂欢，忘却了生活中的恐惧和苦难，因而受到了普通平民的欢迎。
在古希腊，航海经商是一种不安全的职业，海上沉船和盗匪抢劫的可能对商人造成严重威胁。雅典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曾经提到，商人莱康的船在驶往利比亚的途中，于阿哥斯湾被海盗截获，货物被抢走，他本人也不幸中箭身亡。〔23〕因此，喜爱飘洋过海的古希腊商人在船上设有祭坛，上下船都要进行献祭活动。在他们中间，还发展起了对商业神的崇拜。畜牧神赫尔墨斯也被尊为商业保护之神，人们认为他不仅保护从事大宗贸易的进出口商人的利益，也是零售小贩的庇护者。〔24〕到近现代，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对商业之神赫尔墨斯崇拜的遗迹，他的形象常被作为银行、商行和轮船公司的标志。
比航海经商更加危险的事是战争，因此古希腊人的军事行动就更加频繁地伴随着向神奉献的活动。古希腊军队出征时必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战争期间也常常向神献祭。修昔底德在其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出发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写：号声命令全体肃静，船员们按照习惯举行航行前的祈祷。全军将士在传令官的号令下从金银酒杯中倾酒奠祭。岸上的公民和其他赶来向远征军祝福的人也都参加祈祷。当唱完凯歌奠祭完毕的时候，军队起航。〔25〕斯巴达的两名国王率军前进之时，一名手擎圣火的士兵走在他们的前面，一队用来作牺牲的牲畜跟在后面。每天黎明之前，国王向神献祭，祭祀完毕之后，部队集合接受命令。〔26〕战争期间的献祭活动增强了古希腊人战胜敌人的勇气。事实表明，古希腊宗教调节了受到各种压力的古希腊人的心理，是他们增强自信的滋补剂。
宗教对于古希腊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地联系着。”〔27〕古希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政权与神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宗教为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成为城邦统治者维持权威和统治的重要手段。家族、氏族、胞族和城邦的首领同时也是祭祀的领袖，各自负责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祭祀事务。在古希腊各个神庙虽然设有专门的祭司，但主持全邦公祭则是城邦首领和官员的重要职责。亚里士多德指出，各城邦公祭的祭典不属于祭司的职掌，而由亚尔公（执政）、巴赛勒斯（王）或普吕坦尼（参议员）来担任主祭。〔28〕在斯巴达，国王拥有为宙斯·拉凯戴孟和宙斯·乌拉尼欧斯所设置的两个祭司职位。〔29〕在雅典，执政官监督纪念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等节日的游行队，还管理狄奥尼索斯节和塔格里亚节的竞赛；王者执政官负责秘密祭和雷奈昂的狄奥尼索斯祭，并指挥祖先祭祀；军事执政官奉祀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和战神厄尼阿利乌斯，安排纪念战争死者的丧礼竞技，祭祀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之灵。〔30〕
由于古希腊的政权与祭祀权被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所以失去了祭祀权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丧失。反之，一些篡取国家政权的古希腊僭主，也力图通过宗教来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西西里的僭主基伦和海厄隆宣称，下界各神的祭司是他们家族的世袭职位。为了达到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海厄隆在叙拉古建立一个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即科瑞）的神庙，而且重新整理了雅典娜女神庙。〔31〕
古希腊宗教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联系，深知祭祀权力重要的古希腊平民积极争取参与对祭祀事务的管理。随着雅典平民力量的不断增长，他们在祭祀方面的权力和影响也逐渐加强。民众大会有权以抽签的方式选举十个祭祀官吏，称为赎罪监，他们根据神谕的规定进行祭祀，并和占卜者合作，在需要征兆时，等候吉兆。民众会还以抽签的方式另选十名常年司祭，进行某些祭祀，并管理除泛雅典娜节之外的所有的四周年节。〔32〕雅典为祭祀神而举行的竞技活动的十名裁判官，也是雅典民众以抽签的方式从各部落中选出来的。他们在检查合格之后，供职四年，管理泛雅典娜节的游行和音乐竞赛、体育竞赛、赛马，备办雅典娜法衣，和议事会共同准备瓶子，并将橄榄油分发给竞赛的人。〔33〕
从神庙和神谕所对古希腊人所起的作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古希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希腊不少城邦以神庙作为公民集会和议事会议政的场所，在那里作出许多关于城邦事务的重大决策。神庙还是存放法律文献和城邦条约的“档案库”，一些法律被刻在城市主要神殿的墙上。例如，人们在阿波罗神殿的墙上发现了著名的克里特的哥太恩（Gortyn）法典。〔34〕
古希腊人的政治联盟——“近邻同盟”是以神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埃陀利亚联盟的集中地是位于忒耳摩斯的阿波罗神庙，小亚细亚的十二个伊奥尼亚城市的代表在米卡利的波赛东神庙聚会，多利亚人城市的代表则在克罗多斯的阿波罗神庙会合。最著名的近邻同盟是皮里翁近邻同盟（Pylaen Amphictony）， 它形成于德摩比利的德墨忒耳神庙附近，通过第一次神圣战争，同盟取得了对德尔斐神谕所的控制权，其中心也迁到了德尔斐。〔35〕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对古希腊人的殖民建邦和政治纷争具有重大影响，宣布神谕的女祭司——佩提亚往往成了调停者和仲裁人。殖民城邦的建立者（Oikist）在殖民之前，一般要到阿波罗神谕所请示神谕。在那里，他被授与宗教权力并得到关于殖民地点的启示。〔36〕斯巴达人得到德尔斐神谕的支持，在利翁、阿尔息达和和达马刚三人的率领下建立了殖民地赫拉克里亚。〔37〕深受干旱之苦的铁拉人，根据德尔斐的神谕，在利比亚建立了殖民地。〔38〕据说，吕库古是从德尔斐求得“瑞特拉”神谕后，开始在斯巴达实行政治改革的。德尔斐神谕也为梭伦夺取萨拉米和当选雅典执政官助了一臂之力。〔39〕在德尔斐神谕的促使下，斯巴达人帮助流亡的阿尔克迈欧尼德家族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统治。〔40〕
古希腊宗教还是引发许多政治事件的导火线和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并对民众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和阿那克萨戈拉以及诗人狄亚哥拉斯等希腊知名人士均受到了“不敬神灵”的指控和审判。当时最引人注目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他因被指控为“不信城邦所奉的神，企图引入新神，并以此来败坏青年。”而被定为死罪，〔41〕最终饮鸩而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军事统帅亚西比得因为赫尔墨斯神像被毁坏和神秘祭祀事件，在到达目的地后被传召回国受审，致使他中途逃跑，去向敌对的斯巴达人献计献策。〔42〕失去了统治权的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靠一个装扮成雅典娜女神的女人佩阿的陪伴，顺利地进入雅典城，重新登上了僭主的宝座。这个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居然能够在希腊人中间素称是最聪明的雅典人身上行得通，〔43〕足可以说明神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位置。历史的记载向我们充分显示了古希腊宗教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希腊宗教不仅维系着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的团结，而且调节了古希腊人的焦虑心理，还是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宗教深植于古希腊社会的土壤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古希腊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信仰的人；他们不但靠哲学和理性，同时也靠宗教信仰来调节他们的实际生活。因此，过高估计理性对古希腊人的影响，忽视古希腊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二
为什么在理性初步发展的古希腊，宗教仍然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首先，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生存性农业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经济根源。
约翰·古尔德在《对希腊宗教的理解》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古代世界生活的危险，并考虑到其技术资源的真正贫乏。生活的支持，即使是在当时繁荣而‘先进’的雅典，也几乎完全是建立在采用最低农业技术的生存农业的基础之上的。”〔44〕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古希腊宗教存在的历史背景。
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古希腊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各城邦中，公民的主体是农民。公元前403—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并习惯于生活在土地上。〔45〕当时，希腊公民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进行改革时， 按照人们的土地收入来衡量公民的财富，并据此把他们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偶牲级”和“泰特级”等不同等级。〔46〕在古希腊社会里，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一致的，公民视土地如同生命，有时就是亏本负债，他们也要全力保护土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由于古希腊部分城邦粮食不能完全自给和外邦人、奴隶辛勤劳动等因素，在古风和古典时代，古希腊各城邦的商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科林斯和雅典等雅典城市开始制造自己的钱币。〔47〕商人阶层在古希腊社会中发展起来，希腊语言承认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人；Kapelos指当地商人，Naukleros和Emporos都涉足对外贸易。 〔48〕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一些小的手工业作坊，并产生了一些专门或部分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考古学家在这个时期雅典的陶工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陶器的古典炉子。〔49〕
然而，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工商业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古希腊城市手工业生产规模狭小，对公民公社收入影响不大。哈塞布洛克在对伯利克里、赫尔米普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作品中提到过的有关雅典和比雷尤斯的进出口贸易的详细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没有一个作家在研究可能给公社带来财富的物品时，提到过手工业产品。〔50〕古希腊商人资金匮乏，缺少基本的记帐知识、商业结构简单，信贷业信用得不到保证，银行主大都只向朋友进行偶然性的贷款。〔51〕虽然古希腊各城邦铸造了货币，但即使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不同地区的商业活动，仍然大量地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52〕处于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工商业，当然难以代替农业在古希腊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古希腊人的文化和精神风貌。主要从事的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的古希腊人对似乎主宰一切的超自然力量抱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企图用宗教建立起抵御无秩序的屏障，以祭祀奉献来换取风调雨顺，这就是古希腊人虔诚信神的经济原因。
其次，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存在，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社会心理根源。
除了前面所说的自然灾害的危险之外，古希腊人本身的生命也面临着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由于医疗技术和条件及其有限，患病者特别是瘟疫感染者死亡率是很高的。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夺走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就连首席将军伯利克里也未能幸免。依照据说是希波克拉特斯所写的瘟疫病例记录的说法，他治疗的42名患者中，有25名不幸死亡。〔53〕显然，古希腊人面临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自然压力，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十分艰难的。
社会的不平等是摆在古希腊人面前又一严峻的事实。雅典的平民一直受贵族的压迫，为此他们进行了反对贵族的长期斗争。梭伦改革前，“富人和穷人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54〕雅典的繁荣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有两万多名奴隶逃到斯巴达。〔55〕受到斯巴达人残酷压榨的希洛人不断起来反抗，因而斯巴达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希洛人起义。〔56〕
古希腊社会不仅存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且男女的社会地位也极不平等。以公正而自许的梭伦废除了各种形式的自卖为奴和把子女卖为奴隶的行为，只有一个例外，即男性保护人有权出卖已丧失了贞操的未婚妇女。他对公民妇女的行走、服丧、嫁妆、饮食等都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据说，他还建立了国有妓院，以吸引外邦人。〔57〕公元前四世纪伪德摩斯提尼的名言——“我们拥有情妇供我们享乐，拥有侍妾为我们服务，而我们的妻子则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58〕充分反映了古希腊妇女所处的从属男性统治的地位。
受到自然和社会压迫的古希腊人必然感到痛苦和困惑。宗教能够向人们提供减轻困惑和试图解释不公正的世界观。〔59〕贝格尔指出：遭受疾病折磨或同类压迫的个人，切盼摆脱这些不幸。但是他同样也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些不幸竟会落到他的头上。神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它们对于社会力量与权益的普遍不平等的解释。正是靠这个功能，神正论直接论证了特定的制度秩序的合理性。〔60〕
古希腊宗教就具有这种提供解释的神正论功能，它使古希腊人把自己的苦难及死亡移位到具有慰藉作用的宇宙意义的层面上，令平民、奴隶和妇女感到不那么难以忍受，也为贵族、奴隶主和男性享有的特权作出了辩护，从而维系了各城邦的社会秩序。古希腊宗教的这种社会心理功能，无疑是它能够吸引众多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古希腊人认识能力的局限，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认识根源。
以理性思维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与宗教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在观察事实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生，因而与感性直观的宗教世界观有着根本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哲学是从宗教神话中分离出来的，它与宗教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仍保留着非常多的宗教甚至神话题材。〔61〕
由于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低下，成长中的哲学和理性还远远不能回答有关宇宙和人生的全部问题，这就使得古希腊人往往从宗教中寻找答案。不但是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大众笃信神灵，就是当时走在理性思维前列的古希腊哲学家，也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世界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神。〔62〕把数看成事物本性的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种宗教，主要的教义是灵魂轮回和吃豆子的罪恶性。”〔63〕因宗教信仰受到指控的苏格拉底并不否定神的存在。以理念建构其哲学体系的柏拉图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灵魂说，他的思想对基督教哲学和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因为受到知识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广大古希腊人都受到了敬畏神灵观念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信仰与理性难以分开地纠缠在一起。
古希腊宗教是了解希腊乃至西方文化的一把钥匙。笼罩西欧上千年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归结于希伯来文化，古希腊宗教与哲学也有其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古希腊宗教提供的丰富材料，从中探寻古希腊人心智发展的轨迹，以便更好地理解宗教依然存在的当今世界。
注释：
〔1〕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参见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艾平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9—91页。
〔3〕〔59〕K·A·罗伯特：《社会学视域中的宗教》（Keith A·Robcrts,Relig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多西出版社，芝加哥，1984年，第60；66页。
〔4〕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尹今黎、张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5〕〔9〕〔18〕〔20〕〔22〕〔24〕泰丢斯·齐林斯基：《古希腊的宗教》（Thaddeus Zielinski,The 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阿雷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75年，第92—93；100；43；46； 48—49；52—53页。
〔6〕〔11〕〔19〕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 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7；100；130页。
〔7〕〔41 〕罗伯特·弗拉塞列雷：《伯利克里时代希腊的日常生活》（Robert Flace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Time Of Pericles）英译本，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74 年， 第196—197；193页。
〔8〕〔30〕〔32〕〔3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LV;LⅥ—LⅧ;LⅣ;LX；见《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151；154—161；149；163页。
〔10〕〔40 〕《牛津古典辞书》（The Oxford ClassicalDictionary），牛津，1949年版，第66；199页。
〔12〕〔17〕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38—439；442—449页。
〔13〕〔26〕〔31〕〔34〕〔35〕华尔特·伯克特：《希腊宗教》（Walter Burket, Greek Religion）英译本， 巴塞尔·布莱克威尔公司，牛津，1990年，第256—258页。
〔14〕关于雅典宗教节日的数目，此外还有全年七十天和一百多天的说法。
〔15〕〔29〕〔38〕〔43〕希罗多德：《历史》，Ⅷ，144；Ⅵ，56；Ⅳ，151；I，60；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0—621；423；324；28页。
〔16〕克拉克洪：《神话和仪式：一般的理论》，载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65页。
〔21〕M·H·鲍特文尼克等编著：《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6页。
〔23〕德摩斯提尼：《反对卡里普斯》（Demosthenes,Against C-allippus），LⅡ，3—5，见《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8年，第75—77页。
〔25〕〔37〕〔42〕〔5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XXXⅡ；Ⅲ，XCⅡ；Ⅵ，LⅪ；Ⅶ，XXⅦ；见《罗叶布古典丛书》，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9—240；162—165；288—293；49页。
〔27〕池田大作和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梁鸿飞、王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2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Ⅵ，8，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6—337页。
〔36〕马尔金：《古希腊的宗教和殖民》（Irad 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来登，1987年，第2页。
〔39〕〔46〕〔5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3—180；185；178页。
〔44〕〔53〕约翰·古尔德：《对古希腊宗教的理解》（John G-ould,On Making Sense of Greek Religion），载伊斯特林、缪尔主编：《希腊宗教与社会》（P·E·Eastering and J·V·Muir,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45〕〔48〕〔50〕〔51〕〔52〕哈塞布洛克：《古代希腊的贸易和政治》（Johannes Hasebroek,Trade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1933年版英译本，芝加哥，第96；1—3；93；87；71页。
〔47〕克鲁格利科瓦：《古希腊的经济》，甄修钰译，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合编：《世界古代史译文集》， 1987年，第105页。
〔49〕约翰·理奇和安德鲁·华莱士·哈德里尔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和乡村》，（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伦敦和纽约，1991年，第39 页。
〔56〕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69页。
〔57〕〔58〕波梅罗伊：《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Sarah B·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and Slaves），斯科肯书社， 纽约，1975年，第57；8页。
〔60〕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70页。
〔6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第130页。
〔6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
〔63〕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