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
韩洪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0期
【原文出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2期第83-88页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对抗”，也是美苏双方发生的唯一的一次直接对峙。事件伊始，西方学者多数称颂肯尼迪实施的“强硬”政策，普遍对赫鲁晓夫实行“一退再退”的政策不屑一顾；苏联及东欧学者大都赞扬赫鲁晓夫的政策，即保护了古巴，又避免了一场核屠杀；中国学者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一方面指责美帝国主义的“海盗行为”，一方面又批评赫鲁晓夫开始实行冒险主义政策，继而又犯投降主义错误。本文企图通过对该事件的缘起、升级以及“和平”解决的剖析，力求对这场危机作出符合史实的评判，旨在说明美苏双方在避免核战争的前提下，实行的政策互有攻守，都在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
一
1959年1月卡斯特罗进军哈瓦那，古巴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古巴革命的不断深入，古美关系迅速紧张起来，双方先是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冲突，尔后升级为武装对抗。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古巴新政权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时，加紧发展对苏关系。1962年9月苏联从其全球利益出发，大胆地将导弹运到古巴。10月16日肯尼迪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集其心腹组成“执委”，商量对策。经过近一个星期的研究分析，肯尼迪政府决定采取攻守兼备的“隔离”政策。
实行“隔离”以前，美国外交家在美洲国家组织、北约以及联合国内的亚非集团中积极开展活动，企求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22日早晨，国务院与西方各国的驻美大使联系，安排与西方主要国家召开特别会议，并拟定召开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计划。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德温·马丁联络拉美各国外长，准备次日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在安理会上的发言稿，迪安·艾奇逊乘专机赴欧向法国总统戴高乐、西德总理阿登纳解释美国的决定。他途中先驻足伦敦向美驻英大使大卫·布鲁斯传达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由大办使转告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亲自与华盛顿联系，主动为美国游说。[①]
美国在实施一切外交手段的同时，也着手武装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国防部作出“隔离”计划以及“隔离”失败后实行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补救措施。陆海空同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入侵古巴。导弹发射系统已瞄准目标；两万多名武装士兵调集佛罗里达待命；第一装甲师开始从得克萨斯州向佐治亚州移动；140艘战舰正在加勒比海地区游弋；战略空军司令部下令疏散佛罗里达和南部其他各州机场上的B—52型轰炸机，14000多名飞行员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驾机升空。美国还特别加强了关塔那摩基地的兵力和装备。这些军事部署既为美国迅速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创造条件，又成为迫使苏联尽快作出让步的威慑力量。
二
“隔离”令颁布以前，肯尼迪主持了一系列会议。他先与前任总统胡佛、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交换意见；接着召开执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和内阁会议。各类会议的与会者一致同意总统的决定。但是下午5时，肯尼迪会见20名国会议员时却出现异议，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大叫“隔离”政策过于缓和。阿肯萨斯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争辩道，封锁不如入侵，提出封锁与导弹无关，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可能导致与俄国船只的武装对抗。因此封锁比入侵古巴更有可能挑起核战争”。[②]肯尼迪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吹毛求疵。事后，他对施莱辛格说：“当你同一些参议员开会时，麻烦的是，谁主张强硬的路线，大家就跟着谁跑。拉塞尔发言之后，竟没有人起来反对他”。[③]这次会见使肯尼迪“憋了一肚子火”，但要坚定了他实行“隔离”政策的决心。他曾对白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说，宁愿不做总统也要走好关键的这一步[④]。
10月22日下午7时（被定为P时），肯尼迪在白宫办公桌前向全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美国已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筑进攻性核导弹基地。基地上的中远程导弹对美国及整个西半球构成威胁。为此，肯尼迪宣布立即实施以下七项初步措施：第一，严密封锁正在向古巴运送一切进攻性军事设施的船只，不计其国别与港口。第二，“继续加紧对古巴严密监视和军事集结”，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三，美国的政策是“把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导弹看作苏联对美国的进攻，因而需要对苏联作出全面报复性的反应”。第四，“加强关塔那摩基地的军事防御力量，疏散文职人员”。第五，美国将提议立即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并与其他“同盟国家取得联系，使之支持一切必要的行动。”第六，“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紧急行动”遏制苏联的威胁行为，要求“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迅速撤除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然后，“封锁才能解除”。第七，警告赫鲁晓夫停止其威胁行为，停止军备竞赛，“把世界从毁灭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最后，肯尼迪提醒美国人民，他选择的道路充满艰难，但“符合美国的性质、勇气和义务”，为了在西半球和全世界赢得“和平与自由，美国不会屈服，更不会投降”。[⑤]
肯尼迪的演讲无疑像一颗炸弹，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苏联及东欧强烈谴责“隔离”政策是一种“海盗行为”，苏联决不受它的束缚。[⑥]中国也谴责肯尼迪的政策是在进行“新的战争挑衅”。[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致电肯尼迪说：“您的行动是铤而走险……没有半点可以相信的理由”。[⑧]肯尼迪的政策却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次日全票支持肯尼迪的决定。西方国家的支持增强了肯尼迪的信心，但为了不过分激怒赫鲁晓夫，他决定采取婉转和谨慎的态度，甚至在词语的选用上也特别小心，最后选择了“隔离”这个字眼。因为“隔离”比“封锁”火药味轻一些。
三
“隔离”令颁布后，肯尼迪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与苏联进行正面较量。
第一，美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和美苏外交上的初步接触。23日上午，在腊斯克和马丁的精心安排下召开了美洲国家组织会议。腊斯克吸取2月埃斯特角城会议的教训，[⑨]在这次会议上大造舆论，大肆渲染古巴导弹对西半球的威胁。这种声势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他们的支持对美国全力迫使苏联撤除导弹基地的作用甚大，美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对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⑩]
25日安理会预期召开。史蒂文森经过几天的充分准备，一改几天前在讨论应付措施时的“软弱”形象，[11]会议伊始就对安理会主席佐林提出质问，要他回答在古巴是否有导弹。佐林拒绝回答，他只说“我现在不是在美国的法庭上”。史蒂文森反驳说，“可是，你正好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你否认那些武器的存在。我想问一句，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话？”不等佐林回答，他接着说，“我准备等待你的回答，直到地狱冰封地冻为止。如果你还要让我等下去，我就给你拿出证据来——现在就拿出来”。[12]说着，他向大会展示一套U—2飞机拍摄的放大照片。这一举动使支持同情苏联的亚非集团改变主意。苏联代表在安理会上陷入孤立。
同时，肯尼迪开始与赫鲁晓夫正面接触以求和平解决危机。他23日致函赫鲁晓夫说由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海上“隔离”取得“合法”地位。他希望对方予以重视，以避免美国战舰向苏联船只开炮。他还要求对方作出明智的反应，切忌“让事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信的末尾，肯尼迪表现出一种求和的语调。
当天，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受总统之托会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他要求大使认识到苏联在古巴的活动是导致美国军事反应的唯一原因。他希望大使转告本国政府，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撤除导弹。
第二，美苏在海上的较量。从24日到26日上午，双方都谨慎从事，避免军事冲突。白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认为“隔离”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它能给赫鲁晓夫观察、思考的时间，使其最终改变主意撤除古巴导弹基地。[13]“隔离”措施实施以后，肯尼迪亲自与海军驱逐舰联系，直接掌握海军的行动，他十分重视每一艘苏船靠近封锁线的情况，亲自决定海军拦截、检查或允许哪些船只通过“隔离”线。[14]
白宫在实施“隔离”措施后的第一刻钟内便处于紧张焦虑状态。24日上午10时15分，两艘苏船“加格伦”号和“科米勒斯”号即将抵达“隔离”线。肯尼迪及其同僚焦急地等着结果。这是双方的首次较量。这时，一艘苏联潜艇驶到两舰之间的位置。这个消息加重了白宫的忧虑。肯尼迪几乎失去信心：“你们这些认为封锁是最有效地维持和平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15]10分钟后，白宫获知苏船已停航。尔后，14艘苏船都在“隔离”线之外停航或返航。至此，白宫才松了口气，事实上苏联并不敢冒险越过“隔离”线。
苏联虽在“隔离”线前退却，但不承认此线。它更加谴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加紧古巴导弹基地的建筑进程，企图使之成为既成事实。为了迫使苏联接受“隔离”线，肯尼迪决定拦截并登船检查苏船，以示言行一致。但在决定登什么样的船只问题上却十分谨慎。他不愿直接拦截苏船，希望选择一艘苏租用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以免激化与苏联的矛盾。26日上午7时，机会终于来了，一般美造苏租在黎巴嫩注册的巴拿马货船抵达“隔离”线，船员都是希腊人。这些条件正符合肯尼迪的心意。于是，这艘船被拦阻。美国非武装人员登船检查，发现所载全是卡车及零件。该船被允许通过“隔离”线。肯尼迪曾担心海军会与苏潜艇发生冲突，事实上美国海军除强迫几艘苏潜艇露出水面以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16]美苏的海上较量基本上以苏联的让步而告终。
第三，赫鲁晓夫的初步退却。虽然国际形势的发展开始有利于美国，苏联对撤除导弹基地问题却不正面答复。相反，U—2飞机拍摄的照片证明导弹基地的建筑正在加速进行，这说明“隔离”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执委开始考虑军事行动的升级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的再次迟缓就等于纵容导弹基地的交付使用，到那时再入侵古巴，会比22日以前付出更大的代价，受到的反击也许是不可估量的。肯尼迪迫于军界压力也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升级问题看来已成定局。
26日中午，莫斯科首先表现出和解的征兆。两天前苏联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给索伦森，告诉他一些不被国务院注意的细节。他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寻求和解的途径：他先是接受罗素提出的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接着与美国商人威诺克斯会谈，并公开接见在莫斯科举办音乐会的美国歌唱家罗姆·海因斯。把这些情况与苏联不越过“隔离”线联系起来，可以推断赫鲁晓夫并不想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
下午，肯尼迪收到两份关于赫鲁晓夫可能撤除导弹的情报。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约翰·斯卡利从苏联驻美大使参赞亚历山大·福明那里得到口信说，下午1点半许，福明电话约他到西方饭店午餐。见面后，福明说他害怕会爆发战争，并问斯卡利如果赫鲁晓夫撤除导弹，美国是否会作出不入侵古巴的许诺。他希望斯卡利能与国务院取得联系，摸清美国对该问题的态度，临别时以仓促留下电话号码并严肃地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饭后，斯卡利迅速与国务院取得联系。腊斯克得到情报后立即上报白宫。肯尼迪与顾问们讨论研究之后，决定给予肯定答复。腊斯克让斯卡利转告福明说美国方面认为这个建议具有可行性，只是“时间非常紧迫”，苏联必须在两天内作出决定。福明得到这个消息后向斯卡利保证，他将迅速转告莫斯科。[17]
不久，福明的建议得到证实。国务院收到赫鲁晓夫转来的长达10页的信函。他在信中富有感情的描绘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死亡、毁灭和混乱，“战争一旦爆发，我们无力制止。这就是战争的逻辑……如果总统和美国政府作出保证，美国本身不参与对古巴的进攻并制止别国的如此行为，如果你们能够撤回军舰，一切会很快发生变化……古巴政府很显然会遣散其武装力量……因为不存在威胁，武装力量会成为每个人的负担。”[18]
执委研究了这封信，对苏联的态度表示满意。把它同福明的建议联系起来，认为这两方面“关系密切”，不是巧合。看来赫鲁晓夫是在观望、期待而不是在加紧武装对抗。腊斯克对斯卡利说，你已尽了力，报道此事时请记住：“眼睛对眼睛，他们先眨了眼”。[19]此后，腊斯克将信上报肯尼迪。
赫鲁晓夫的信暂缓了白宫和国务院的紧张气氛。美国认为只要自己许诺不入侵古巴，苏联就可能撤除导弹，危机就可得以解决，曙光就在眼前。可是次日，事态突变，危机再次被推到核战争的边缘。[20]
第四，危机达到高峰。27日星期六，这是美国最容易动感情的一天。人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六”。上午10时17分，白宫收到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其风格和语调明显异于前一封，除外交辞令增多而富有感情色彩的言语减少外，提出美国不但许诺不入侵古巴，尚需撤除土耳其导弹基地。对于新增条件，肯尼迪不想予以肯定答复。尽管土耳其基地对于美国战略威慑计划并无“巨大的军事价值”，对“盟国”也只具有“象征性的重大意义”，但是，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导弹“代表着美国对北约的许诺”。[21]
赫鲁晓夫的信像一团乌云笼罩在星期六的执委会上，如何答复，执委们一时难定。无独有偶，白宫又收到鲁道夫·安德烈上校驾驶的U—2飞机在古巴上空遭萨姆袭击，机毁人亡的消息和卡斯特罗决心“击落一切入侵古巴领空的飞机”的声明。[22]这些迹象似乎预示着苏联企图使用欺骗手段，达到在古巴导弹可以使用之前阻止美国实行进一步军事行动的目的。接二连三的情况无疑给焦燥不安的执委们火上浇油，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苏联军事行动的开始，理智的丧失和狂热的战争情绪使他们无暇去澄清事实——U—2飞机的击落只是古巴防御政策的表现，是当地指挥官的决定，而非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执委成员都主张立即空袭或入侵古巴，以免遭到更大的袭击。在这紧要关头，肯尼迪表现出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所具备的风度，决定在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决不盲从9月声明的规定。[23]他耐心说服执委成员要沉着谨慎，克制好战情绪，从大局出发，争取和平解决事端。肯尼迪沉稳的心情和冷静的态度稳定了执委成员的情绪。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肯尼迪决定接受罗伯特的建议，暂时放弃空袭古巴，给赫鲁晓夫写一封回信，同意作出不入侵古巴的许诺。他要求赫鲁晓夫珍惜这次最后的机会。并表示苏联应立即作出答复，否则，美国在一两天内会采取行动拆除古巴导弹基地。[24]肯尼迪还保证，苏联一旦停建并撤除导弹基地，美国将停止“隔离”行动。同时他派罗伯特面见多勃雷宁转达美国的意图。罗伯特带给多勃雷宁一份总统给赫鲁晓夫信的副本，声称苏联加紧建筑古巴导弹基地，只会引起美国的迅速反应，美国不会长时间地等待苏联的回信。罗伯特还许诺美国不会入侵古巴，但也不会在此形势下撤除土耳其基地。他私下向多勃雷宁透露，如果苏联撤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美国过些时候也会撤除在土耳其的基地。罗伯特临别时特别警告说，赫鲁晓夫必须在第二天对肯尼迪的信作出答复。[25]整个星期六，美苏双方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度过的。
第五，赫鲁晓夫再次退却与危机的和平解决。赫鲁晓夫接到回信后，就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战略优势，苏联的既得利益以及继续拖延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等方面权衡再三，决定接受肯尼迪的建议。28日上午9时，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了这条新闻。11时许，腊斯克收到正式声明。赫鲁晓夫说苏联同意停建导弹基地，并在联合国监督下“拆除”、“包装并运回”，“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我对您（肯尼迪）1962年10月27日信中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既然总统阁下声明不会入侵古巴，那么，促使我们对给予古巴这种援助的动机就不存在了。鉴于此，我们已经指令我方的军官停止上述项目的施工，拆除这些项目并将它们运回苏联。”[26]
然而，赫鲁晓夫的决定却遭到卡斯特罗的强烈反对。他指责美苏双方在其国土上的交易，拒绝联合国检查员进入古巴。美国只好做出让步，放弃使用检查员的要求，继续用U—2飞机监督苏联撤除导弹工程情况，然后在运回苏联的船只上，由苏联海军在甲板上移去覆盖导弹的油布，接受美国海军检查员的检查。11月11日海军报告说，在苏船上已数到42枚中程导弹。20日，肯尼迪宣称，美国已于当天下午宣布停止海上“隔离”行动。12月6日苏联撤走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27]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四
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是世界和平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机，堪称20世纪国际格局趋向缓和的开端。在危机的各个紧要关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皆以“政治家的风度”用理智而非鲁莽的态度对待危机。如果美国发现在古巴拥有“进攻性武器”之后采纳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提出的空袭古巴的建议；如果美国获悉U—2飞机被古巴萨姆导弹击落，像执委成员坚持的那样实践以前许下的入侵古巴的诺言，那么，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苏船无视“隔离”线的存在，强行越过“封锁线”；如果赫鲁晓夫仍然坚持第二封信的观点，继续要求美国撤除土耳其导弹，以此拖延时间期待古巴导弹基地的交付使用，导致美国认为“隔离”政策不起作用而果真强硬起来，那么，人类史上的首次核大屠杀或许在劫难逃，人类可能会在自相戕杀中毁灭。可幸的是，核战争毕竟没有爆发，其中美苏双方决策者的理智起了作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均认识到核战争一旦爆发，不可能只在苏美之间进行，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他们懂得和平的真正价值。因此，双方都在不失其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积极而又谨慎地解决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退却之处都作出让步，避免了这场迫在眉睫的核战争，在客观上为人类和平做出了贡献。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除，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大国政治家对自身及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古巴导弹危机成为美苏冷战的转折点。它虽不是导致冷战结束的唯一因素，却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此之前，美苏曾多次利用核武器威胁对方。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以“核选择”威胁北朝鲜。[28]在以后的半年里，美国又多次暗示，如不达成停战协议，它将动用核武器。苏联也毫不示弱，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也声称要使用核武器。但是，双方长期威胁的结果不但没有威慑住对方，反而导致了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他们不会忘记危机期间那紧张、焦虑和充满危险的日日夜夜。危机不啻于一副清醒剂，使他们从冷战及至核威胁的混沌中清醒过来。危机之后，双方不再试图使用核武器威胁对方以获取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利益。双方都清楚，动用核武器无异玩火自焚，不只是两败俱伤，还会危及整个人类。
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后果导致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军备竞赛。苏联在危机事件中受到的挫折反而坚定了它调整战略平衡的决心。苏联领导人看到，战略优势才使美国能够运用“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自己退却，美国的“胜利”也证明苏联关于战略力量决定政治影响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核战略计划，弥补不足以求得战略均衡。苏联就是抱着这个强烈的愿望从古巴饮恨而归的。危机之后，苏联加速SS—7型洲际导弹的部署，集中力量研制SS—9型和SS—11型“硬性”洲际导弹，进一步改进北极星式导弹和套鞋式反弹道导弹。赫鲁晓夫反对大规模进行昂贵的导弹部署计划，他执政时期的发展核战略计划还有点掩人耳目。如果说他的做法是为了赢得时间，暗暗用劲以期在最大限度避免另一次核对抗的前提下实现战略均衡的话，那么，他的继任者则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军事力量，增加军费开支，大刀阔斧地执行导弹建设和部署计划。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拥有200多枚洲际导弹，据估计苏联仅有40枚，战略轰炸力量也十分薄弱。[29]经过几年的发展，苏联1964年底拥有近200枚“软性”洲际导弹，1966年增到340枚，1967年猛增到730枚，次年苏联的“硬性”洲际导弹数量基本与美国相等。[30]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维护其战略优势地位也作出强烈反应。1965年，美国决定发展第三代民兵式导弹和海神式导弹以及分导式弹头导弹。在防御方面，1967年美国决定部署“瘦子”哨兵式反弹道导弹系统。到60年代末，激烈的战备竞赛又有脱离和平轨道重踏数年前覆辙的趋势，一种新的危险即将来临的恐惧感缠绕在美苏领导人的心头，促使双方就战略军备限制问题进行会谈。1972年5月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约”。协约严格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但没有限制洲际导弹和潜艇导弹数目，未限制多弹头导弹、轰炸机及中程核传递装置。实际上，“协约”只是让世人观看的幌子，双方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到80年代末，双方各具有可毁灭人类生存数十次的核武器力量，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
古巴导弹危机对欧洲、东南亚特别是拉丁美洲产生深刻影响。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后遗症。危机爆发之前法国就决心生产没有美国插手、不受美国控制的核武器，并成功实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核国家。危机之后，戴高乐更坚定地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多次顶住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坚持防务独立。1967年3月迫使美军撤出法国。许多拉美国家更加关心核武器在拉丁美洲出现的问题。危机后不久，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向联合国递交一份建议使拉美成为无核区的决议案。经过三年的磋商谈判，签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967年2月，15个拉美国家在条约上签字。各签约国承担义务，只为和平目的使用核材料和核设施，禁止在各自领土上设置或储存核武器。
最后，从表面上看，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是一种退却。但是，危机的和平解决表明，苏联还是具备相当实力的，致使战略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不敢冒然入侵古巴，遏制了美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使古巴从美国的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独立和自由。危机之后美国不再对古巴表示干涉和武力威胁，古巴在和平的环境里走上了社会主义新式道路，这是导弹危机的一个积极的直接后果。
注释：
①Frank Gostigliola《失败的设计：肯尼迪、戴高乐与欧洲斗争》(The Failed Design:Kennedy、DeGaudlle and the struggle for Europe)Diplonatic History,Summer 1984,P243-244。
②（美）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1版，P167。
③Arther Schlesinger.Jr《一千天》(The Thousand Days)New York Honghton Mifflin 1965 P167。
④ ⑧ [13] [15]Theodore Sorenson：《肯尼迪》(kennedy)London 1965 P812、P794、P708、P710。
⑤John F.Kennedy《肯尼迪总统1962年的政府文件》(Public Papers of the Prdsidents John F.Kennedy 1962)Washington DC P.O 1963 P814-816
⑥《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6日。
⑦《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
⑨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曾鼓动美洲国家组织终止与新古巴的关系，但遭到墨、智、巴和阿根廷等6个主要国家的反对。
⑩F.Parkinso《拉美，冷战与世界列强》(Latin America,the Cold War and the World Powers 1945-1973)Beverly Hills C.A.Sage 1974 P150。
[11]John Martin《阿德莱·史蒂文森与世界》(Adlai Stevenson and the World)Garden City New York,1972,P702。
[12]Walter Johson《阿德莱·史蒂文森言论集》(Papers of Adlai Stevenson)Boston,Litlle Brown,1972-1979,Vol.Ⅲ,P331
[14]Dan Caldwell《关于1962年10月古巴隔离研究》(A Research Note on the Quarantine of Cuba October 1962)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2（Dec.1978）P625-633
[16]George Anderson《海军与外交危机中作出决定的过程》(The Navy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plomatic Crisis)Annapolis MD:US Naval Acaderny 1973 P217-220
[17]Roger Hilsman《古巴危机：我们站在战争边缘上》(The Cuban Grisis:How Close we were to war)Look 28 P17-21
[18]John Scherer《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的行为的再解释》(Reinterpreting Soviet Behavior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orld Affairs 144(Fall 1981)P110-125
[19]Roger Hilsman《推动一个国家》(To Move a Natio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7,P219
[20]Barton Bernstern《古巴导弹危机：撤除土耳其丘庇特导弹吗？》(The Cuban Missile Crisis:Trading the Jupiters in Turkey?》Political Science Quaterly 95(Spring 1980) P97-125
[21] [22]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Nov.6,1962
[23]肯尼迪在9月发表两个声明，指出如果苏联将进攻性武器运到古巴，美国将立即“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保护盟国及其自身的安全。”
[24]Robert kennedy《十三天》(Thirteen Days:A Memoir of the Cuban Crisis)Nwe York:Norton 1969 P106
[25]Arther Schlesinger Jr.《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Robert F·Kennedy and His Times)Boston:Honghton Mifflin 1978 P547
[26]《人民日报》1962年10月30日。
[27]Lester H.Brune《1962年10月导弹危机》(The Missile Crisis October,1962)California,1985 P72
[28] [30]Henry Kissinger:《白宫岁月》(Years of White House)Boston:Little Brown 1979,P181,P537
[29]Phyllis Schlafly and Chester Ward《睡椅上的基辛格》(Kissinger on the Couch),New York 1975.P106
[31]Herbert Dinerstin《导弹危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Missile Crisi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P21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10期
【原文出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2期第83-88页
一
1959年1月卡斯特罗进军哈瓦那，古巴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古巴革命的不断深入，古美关系迅速紧张起来，双方先是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冲突，尔后升级为武装对抗。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古巴新政权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时，加紧发展对苏关系。1962年9月苏联从其全球利益出发，大胆地将导弹运到古巴。10月16日肯尼迪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集其心腹组成“执委”，商量对策。经过近一个星期的研究分析，肯尼迪政府决定采取攻守兼备的“隔离”政策。
实行“隔离”以前，美国外交家在美洲国家组织、北约以及联合国内的亚非集团中积极开展活动，企求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22日早晨，国务院与西方各国的驻美大使联系，安排与西方主要国家召开特别会议，并拟定召开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计划。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德温·马丁联络拉美各国外长，准备次日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在安理会上的发言稿，迪安·艾奇逊乘专机赴欧向法国总统戴高乐、西德总理阿登纳解释美国的决定。他途中先驻足伦敦向美驻英大使大卫·布鲁斯传达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由大办使转告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亲自与华盛顿联系，主动为美国游说。[①]
美国在实施一切外交手段的同时，也着手武装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国防部作出“隔离”计划以及“隔离”失败后实行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补救措施。陆海空同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入侵古巴。导弹发射系统已瞄准目标；两万多名武装士兵调集佛罗里达待命；第一装甲师开始从得克萨斯州向佐治亚州移动；140艘战舰正在加勒比海地区游弋；战略空军司令部下令疏散佛罗里达和南部其他各州机场上的B—52型轰炸机，14000多名飞行员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驾机升空。美国还特别加强了关塔那摩基地的兵力和装备。这些军事部署既为美国迅速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创造条件，又成为迫使苏联尽快作出让步的威慑力量。
二
“隔离”令颁布以前，肯尼迪主持了一系列会议。他先与前任总统胡佛、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交换意见；接着召开执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和内阁会议。各类会议的与会者一致同意总统的决定。但是下午5时，肯尼迪会见20名国会议员时却出现异议，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大叫“隔离”政策过于缓和。阿肯萨斯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争辩道，封锁不如入侵，提出封锁与导弹无关，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可能导致与俄国船只的武装对抗。因此封锁比入侵古巴更有可能挑起核战争”。[②]肯尼迪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吹毛求疵。事后，他对施莱辛格说：“当你同一些参议员开会时，麻烦的是，谁主张强硬的路线，大家就跟着谁跑。拉塞尔发言之后，竟没有人起来反对他”。[③]这次会见使肯尼迪“憋了一肚子火”，但要坚定了他实行“隔离”政策的决心。他曾对白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说，宁愿不做总统也要走好关键的这一步[④]。
10月22日下午7时（被定为P时），肯尼迪在白宫办公桌前向全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美国已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筑进攻性核导弹基地。基地上的中远程导弹对美国及整个西半球构成威胁。为此，肯尼迪宣布立即实施以下七项初步措施：第一，严密封锁正在向古巴运送一切进攻性军事设施的船只，不计其国别与港口。第二，“继续加紧对古巴严密监视和军事集结”，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三，美国的政策是“把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导弹看作苏联对美国的进攻，因而需要对苏联作出全面报复性的反应”。第四，“加强关塔那摩基地的军事防御力量，疏散文职人员”。第五，美国将提议立即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并与其他“同盟国家取得联系，使之支持一切必要的行动。”第六，“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紧急行动”遏制苏联的威胁行为，要求“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迅速撤除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然后，“封锁才能解除”。第七，警告赫鲁晓夫停止其威胁行为，停止军备竞赛，“把世界从毁灭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最后，肯尼迪提醒美国人民，他选择的道路充满艰难，但“符合美国的性质、勇气和义务”，为了在西半球和全世界赢得“和平与自由，美国不会屈服，更不会投降”。[⑤]
肯尼迪的演讲无疑像一颗炸弹，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苏联及东欧强烈谴责“隔离”政策是一种“海盗行为”，苏联决不受它的束缚。[⑥]中国也谴责肯尼迪的政策是在进行“新的战争挑衅”。[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致电肯尼迪说：“您的行动是铤而走险……没有半点可以相信的理由”。[⑧]肯尼迪的政策却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次日全票支持肯尼迪的决定。西方国家的支持增强了肯尼迪的信心，但为了不过分激怒赫鲁晓夫，他决定采取婉转和谨慎的态度，甚至在词语的选用上也特别小心，最后选择了“隔离”这个字眼。因为“隔离”比“封锁”火药味轻一些。
三
“隔离”令颁布后，肯尼迪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与苏联进行正面较量。
第一，美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和美苏外交上的初步接触。23日上午，在腊斯克和马丁的精心安排下召开了美洲国家组织会议。腊斯克吸取2月埃斯特角城会议的教训，[⑨]在这次会议上大造舆论，大肆渲染古巴导弹对西半球的威胁。这种声势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他们的支持对美国全力迫使苏联撤除导弹基地的作用甚大，美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对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⑩]
25日安理会预期召开。史蒂文森经过几天的充分准备，一改几天前在讨论应付措施时的“软弱”形象，[11]会议伊始就对安理会主席佐林提出质问，要他回答在古巴是否有导弹。佐林拒绝回答，他只说“我现在不是在美国的法庭上”。史蒂文森反驳说，“可是，你正好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你否认那些武器的存在。我想问一句，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话？”不等佐林回答，他接着说，“我准备等待你的回答，直到地狱冰封地冻为止。如果你还要让我等下去，我就给你拿出证据来——现在就拿出来”。[12]说着，他向大会展示一套U—2飞机拍摄的放大照片。这一举动使支持同情苏联的亚非集团改变主意。苏联代表在安理会上陷入孤立。
同时，肯尼迪开始与赫鲁晓夫正面接触以求和平解决危机。他23日致函赫鲁晓夫说由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海上“隔离”取得“合法”地位。他希望对方予以重视，以避免美国战舰向苏联船只开炮。他还要求对方作出明智的反应，切忌“让事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信的末尾，肯尼迪表现出一种求和的语调。
当天，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受总统之托会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他要求大使认识到苏联在古巴的活动是导致美国军事反应的唯一原因。他希望大使转告本国政府，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撤除导弹。
第二，美苏在海上的较量。从24日到26日上午，双方都谨慎从事，避免军事冲突。白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认为“隔离”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它能给赫鲁晓夫观察、思考的时间，使其最终改变主意撤除古巴导弹基地。[13]“隔离”措施实施以后，肯尼迪亲自与海军驱逐舰联系，直接掌握海军的行动，他十分重视每一艘苏船靠近封锁线的情况，亲自决定海军拦截、检查或允许哪些船只通过“隔离”线。[14]
白宫在实施“隔离”措施后的第一刻钟内便处于紧张焦虑状态。24日上午10时15分，两艘苏船“加格伦”号和“科米勒斯”号即将抵达“隔离”线。肯尼迪及其同僚焦急地等着结果。这是双方的首次较量。这时，一艘苏联潜艇驶到两舰之间的位置。这个消息加重了白宫的忧虑。肯尼迪几乎失去信心：“你们这些认为封锁是最有效地维持和平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15]10分钟后，白宫获知苏船已停航。尔后，14艘苏船都在“隔离”线之外停航或返航。至此，白宫才松了口气，事实上苏联并不敢冒险越过“隔离”线。
苏联虽在“隔离”线前退却，但不承认此线。它更加谴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加紧古巴导弹基地的建筑进程，企图使之成为既成事实。为了迫使苏联接受“隔离”线，肯尼迪决定拦截并登船检查苏船，以示言行一致。但在决定登什么样的船只问题上却十分谨慎。他不愿直接拦截苏船，希望选择一艘苏租用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以免激化与苏联的矛盾。26日上午7时，机会终于来了，一般美造苏租在黎巴嫩注册的巴拿马货船抵达“隔离”线，船员都是希腊人。这些条件正符合肯尼迪的心意。于是，这艘船被拦阻。美国非武装人员登船检查，发现所载全是卡车及零件。该船被允许通过“隔离”线。肯尼迪曾担心海军会与苏潜艇发生冲突，事实上美国海军除强迫几艘苏潜艇露出水面以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16]美苏的海上较量基本上以苏联的让步而告终。
第三，赫鲁晓夫的初步退却。虽然国际形势的发展开始有利于美国，苏联对撤除导弹基地问题却不正面答复。相反，U—2飞机拍摄的照片证明导弹基地的建筑正在加速进行，这说明“隔离”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执委开始考虑军事行动的升级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的再次迟缓就等于纵容导弹基地的交付使用，到那时再入侵古巴，会比22日以前付出更大的代价，受到的反击也许是不可估量的。肯尼迪迫于军界压力也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升级问题看来已成定局。
26日中午，莫斯科首先表现出和解的征兆。两天前苏联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给索伦森，告诉他一些不被国务院注意的细节。他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寻求和解的途径：他先是接受罗素提出的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接着与美国商人威诺克斯会谈，并公开接见在莫斯科举办音乐会的美国歌唱家罗姆·海因斯。把这些情况与苏联不越过“隔离”线联系起来，可以推断赫鲁晓夫并不想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
下午，肯尼迪收到两份关于赫鲁晓夫可能撤除导弹的情报。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约翰·斯卡利从苏联驻美大使参赞亚历山大·福明那里得到口信说，下午1点半许，福明电话约他到西方饭店午餐。见面后，福明说他害怕会爆发战争，并问斯卡利如果赫鲁晓夫撤除导弹，美国是否会作出不入侵古巴的许诺。他希望斯卡利能与国务院取得联系，摸清美国对该问题的态度，临别时以仓促留下电话号码并严肃地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饭后，斯卡利迅速与国务院取得联系。腊斯克得到情报后立即上报白宫。肯尼迪与顾问们讨论研究之后，决定给予肯定答复。腊斯克让斯卡利转告福明说美国方面认为这个建议具有可行性，只是“时间非常紧迫”，苏联必须在两天内作出决定。福明得到这个消息后向斯卡利保证，他将迅速转告莫斯科。[17]
不久，福明的建议得到证实。国务院收到赫鲁晓夫转来的长达10页的信函。他在信中富有感情的描绘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死亡、毁灭和混乱，“战争一旦爆发，我们无力制止。这就是战争的逻辑……如果总统和美国政府作出保证，美国本身不参与对古巴的进攻并制止别国的如此行为，如果你们能够撤回军舰，一切会很快发生变化……古巴政府很显然会遣散其武装力量……因为不存在威胁，武装力量会成为每个人的负担。”[18]
执委研究了这封信，对苏联的态度表示满意。把它同福明的建议联系起来，认为这两方面“关系密切”，不是巧合。看来赫鲁晓夫是在观望、期待而不是在加紧武装对抗。腊斯克对斯卡利说，你已尽了力，报道此事时请记住：“眼睛对眼睛，他们先眨了眼”。[19]此后，腊斯克将信上报肯尼迪。
赫鲁晓夫的信暂缓了白宫和国务院的紧张气氛。美国认为只要自己许诺不入侵古巴，苏联就可能撤除导弹，危机就可得以解决，曙光就在眼前。可是次日，事态突变，危机再次被推到核战争的边缘。[20]
第四，危机达到高峰。27日星期六，这是美国最容易动感情的一天。人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六”。上午10时17分，白宫收到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其风格和语调明显异于前一封，除外交辞令增多而富有感情色彩的言语减少外，提出美国不但许诺不入侵古巴，尚需撤除土耳其导弹基地。对于新增条件，肯尼迪不想予以肯定答复。尽管土耳其基地对于美国战略威慑计划并无“巨大的军事价值”，对“盟国”也只具有“象征性的重大意义”，但是，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导弹“代表着美国对北约的许诺”。[21]
赫鲁晓夫的信像一团乌云笼罩在星期六的执委会上，如何答复，执委们一时难定。无独有偶，白宫又收到鲁道夫·安德烈上校驾驶的U—2飞机在古巴上空遭萨姆袭击，机毁人亡的消息和卡斯特罗决心“击落一切入侵古巴领空的飞机”的声明。[22]这些迹象似乎预示着苏联企图使用欺骗手段，达到在古巴导弹可以使用之前阻止美国实行进一步军事行动的目的。接二连三的情况无疑给焦燥不安的执委们火上浇油，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苏联军事行动的开始，理智的丧失和狂热的战争情绪使他们无暇去澄清事实——U—2飞机的击落只是古巴防御政策的表现，是当地指挥官的决定，而非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执委成员都主张立即空袭或入侵古巴，以免遭到更大的袭击。在这紧要关头，肯尼迪表现出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所具备的风度，决定在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决不盲从9月声明的规定。[23]他耐心说服执委成员要沉着谨慎，克制好战情绪，从大局出发，争取和平解决事端。肯尼迪沉稳的心情和冷静的态度稳定了执委成员的情绪。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肯尼迪决定接受罗伯特的建议，暂时放弃空袭古巴，给赫鲁晓夫写一封回信，同意作出不入侵古巴的许诺。他要求赫鲁晓夫珍惜这次最后的机会。并表示苏联应立即作出答复，否则，美国在一两天内会采取行动拆除古巴导弹基地。[24]肯尼迪还保证，苏联一旦停建并撤除导弹基地，美国将停止“隔离”行动。同时他派罗伯特面见多勃雷宁转达美国的意图。罗伯特带给多勃雷宁一份总统给赫鲁晓夫信的副本，声称苏联加紧建筑古巴导弹基地，只会引起美国的迅速反应，美国不会长时间地等待苏联的回信。罗伯特还许诺美国不会入侵古巴，但也不会在此形势下撤除土耳其基地。他私下向多勃雷宁透露，如果苏联撤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美国过些时候也会撤除在土耳其的基地。罗伯特临别时特别警告说，赫鲁晓夫必须在第二天对肯尼迪的信作出答复。[25]整个星期六，美苏双方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度过的。
第五，赫鲁晓夫再次退却与危机的和平解决。赫鲁晓夫接到回信后，就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战略优势，苏联的既得利益以及继续拖延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等方面权衡再三，决定接受肯尼迪的建议。28日上午9时，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了这条新闻。11时许，腊斯克收到正式声明。赫鲁晓夫说苏联同意停建导弹基地，并在联合国监督下“拆除”、“包装并运回”，“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我对您（肯尼迪）1962年10月27日信中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既然总统阁下声明不会入侵古巴，那么，促使我们对给予古巴这种援助的动机就不存在了。鉴于此，我们已经指令我方的军官停止上述项目的施工，拆除这些项目并将它们运回苏联。”[26]
然而，赫鲁晓夫的决定却遭到卡斯特罗的强烈反对。他指责美苏双方在其国土上的交易，拒绝联合国检查员进入古巴。美国只好做出让步，放弃使用检查员的要求，继续用U—2飞机监督苏联撤除导弹工程情况，然后在运回苏联的船只上，由苏联海军在甲板上移去覆盖导弹的油布，接受美国海军检查员的检查。11月11日海军报告说，在苏船上已数到42枚中程导弹。20日，肯尼迪宣称，美国已于当天下午宣布停止海上“隔离”行动。12月6日苏联撤走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27]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四
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是世界和平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机，堪称20世纪国际格局趋向缓和的开端。在危机的各个紧要关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皆以“政治家的风度”用理智而非鲁莽的态度对待危机。如果美国发现在古巴拥有“进攻性武器”之后采纳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提出的空袭古巴的建议；如果美国获悉U—2飞机被古巴萨姆导弹击落，像执委成员坚持的那样实践以前许下的入侵古巴的诺言，那么，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苏船无视“隔离”线的存在，强行越过“封锁线”；如果赫鲁晓夫仍然坚持第二封信的观点，继续要求美国撤除土耳其导弹，以此拖延时间期待古巴导弹基地的交付使用，导致美国认为“隔离”政策不起作用而果真强硬起来，那么，人类史上的首次核大屠杀或许在劫难逃，人类可能会在自相戕杀中毁灭。可幸的是，核战争毕竟没有爆发，其中美苏双方决策者的理智起了作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均认识到核战争一旦爆发，不可能只在苏美之间进行，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他们懂得和平的真正价值。因此，双方都在不失其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积极而又谨慎地解决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退却之处都作出让步，避免了这场迫在眉睫的核战争，在客观上为人类和平做出了贡献。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除，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大国政治家对自身及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古巴导弹危机成为美苏冷战的转折点。它虽不是导致冷战结束的唯一因素，却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此之前，美苏曾多次利用核武器威胁对方。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以“核选择”威胁北朝鲜。[28]在以后的半年里，美国又多次暗示，如不达成停战协议，它将动用核武器。苏联也毫不示弱，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也声称要使用核武器。但是，双方长期威胁的结果不但没有威慑住对方，反而导致了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他们不会忘记危机期间那紧张、焦虑和充满危险的日日夜夜。危机不啻于一副清醒剂，使他们从冷战及至核威胁的混沌中清醒过来。危机之后，双方不再试图使用核武器威胁对方以获取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利益。双方都清楚，动用核武器无异玩火自焚，不只是两败俱伤，还会危及整个人类。
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后果导致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军备竞赛。苏联在危机事件中受到的挫折反而坚定了它调整战略平衡的决心。苏联领导人看到，战略优势才使美国能够运用“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自己退却，美国的“胜利”也证明苏联关于战略力量决定政治影响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核战略计划，弥补不足以求得战略均衡。苏联就是抱着这个强烈的愿望从古巴饮恨而归的。危机之后，苏联加速SS—7型洲际导弹的部署，集中力量研制SS—9型和SS—11型“硬性”洲际导弹，进一步改进北极星式导弹和套鞋式反弹道导弹。赫鲁晓夫反对大规模进行昂贵的导弹部署计划，他执政时期的发展核战略计划还有点掩人耳目。如果说他的做法是为了赢得时间，暗暗用劲以期在最大限度避免另一次核对抗的前提下实现战略均衡的话，那么，他的继任者则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军事力量，增加军费开支，大刀阔斧地执行导弹建设和部署计划。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拥有200多枚洲际导弹，据估计苏联仅有40枚，战略轰炸力量也十分薄弱。[29]经过几年的发展，苏联1964年底拥有近200枚“软性”洲际导弹，1966年增到340枚，1967年猛增到730枚，次年苏联的“硬性”洲际导弹数量基本与美国相等。[30]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维护其战略优势地位也作出强烈反应。1965年，美国决定发展第三代民兵式导弹和海神式导弹以及分导式弹头导弹。在防御方面，1967年美国决定部署“瘦子”哨兵式反弹道导弹系统。到60年代末，激烈的战备竞赛又有脱离和平轨道重踏数年前覆辙的趋势，一种新的危险即将来临的恐惧感缠绕在美苏领导人的心头，促使双方就战略军备限制问题进行会谈。1972年5月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约”。协约严格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但没有限制洲际导弹和潜艇导弹数目，未限制多弹头导弹、轰炸机及中程核传递装置。实际上，“协约”只是让世人观看的幌子，双方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到80年代末，双方各具有可毁灭人类生存数十次的核武器力量，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
古巴导弹危机对欧洲、东南亚特别是拉丁美洲产生深刻影响。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后遗症。危机爆发之前法国就决心生产没有美国插手、不受美国控制的核武器，并成功实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核国家。危机之后，戴高乐更坚定地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多次顶住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坚持防务独立。1967年3月迫使美军撤出法国。许多拉美国家更加关心核武器在拉丁美洲出现的问题。危机后不久，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向联合国递交一份建议使拉美成为无核区的决议案。经过三年的磋商谈判，签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967年2月，15个拉美国家在条约上签字。各签约国承担义务，只为和平目的使用核材料和核设施，禁止在各自领土上设置或储存核武器。
最后，从表面上看，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是一种退却。但是，危机的和平解决表明，苏联还是具备相当实力的，致使战略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不敢冒然入侵古巴，遏制了美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使古巴从美国的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独立和自由。危机之后美国不再对古巴表示干涉和武力威胁，古巴在和平的环境里走上了社会主义新式道路，这是导弹危机的一个积极的直接后果。
注释：
①Frank Gostigliola《失败的设计：肯尼迪、戴高乐与欧洲斗争》(The Failed Design:Kennedy、DeGaudlle and the struggle for Europe)Diplonatic History,Summer 1984,P243-244。
②（美）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1版，P167。
③Arther Schlesinger.Jr《一千天》(The Thousand Days)New York Honghton Mifflin 1965 P167。
④ ⑧ [13] [15]Theodore Sorenson：《肯尼迪》(kennedy)London 1965 P812、P794、P708、P710。
⑤John F.Kennedy《肯尼迪总统1962年的政府文件》(Public Papers of the Prdsidents John F.Kennedy 1962)Washington DC P.O 1963 P814-816
⑥《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6日。
⑦《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
⑨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曾鼓动美洲国家组织终止与新古巴的关系，但遭到墨、智、巴和阿根廷等6个主要国家的反对。
⑩F.Parkinso《拉美，冷战与世界列强》(Latin America,the Cold War and the World Powers 1945-1973)Beverly Hills C.A.Sage 1974 P150。
[11]John Martin《阿德莱·史蒂文森与世界》(Adlai Stevenson and the World)Garden City New York,1972,P702。
[12]Walter Johson《阿德莱·史蒂文森言论集》(Papers of Adlai Stevenson)Boston,Litlle Brown,1972-1979,Vol.Ⅲ,P331
[14]Dan Caldwell《关于1962年10月古巴隔离研究》(A Research Note on the Quarantine of Cuba October 1962)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2（Dec.1978）P625-633
[16]George Anderson《海军与外交危机中作出决定的过程》(The Navy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plomatic Crisis)Annapolis MD:US Naval Acaderny 1973 P217-220
[17]Roger Hilsman《古巴危机：我们站在战争边缘上》(The Cuban Grisis:How Close we were to war)Look 28 P17-21
[18]John Scherer《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的行为的再解释》(Reinterpreting Soviet Behavior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orld Affairs 144(Fall 1981)P110-125
[19]Roger Hilsman《推动一个国家》(To Move a Natio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7,P219
[20]Barton Bernstern《古巴导弹危机：撤除土耳其丘庇特导弹吗？》(The Cuban Missile Crisis:Trading the Jupiters in Turkey?》Political Science Quaterly 95(Spring 1980) P97-125
[21] [22]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Nov.6,1962
[23]肯尼迪在9月发表两个声明，指出如果苏联将进攻性武器运到古巴，美国将立即“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保护盟国及其自身的安全。”
[24]Robert kennedy《十三天》(Thirteen Days:A Memoir of the Cuban Crisis)Nwe York:Norton 1969 P106
[25]Arther Schlesinger Jr.《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Robert F·Kennedy and His Times)Boston:Honghton Mifflin 1978 P547
[26]《人民日报》1962年10月30日。
[27]Lester H.Brune《1962年10月导弹危机》(The Missile Crisis October,1962)California,1985 P72
[28] [30]Henry Kissinger:《白宫岁月》(Years of White House)Boston:Little Brown 1979,P181,P537
[29]Phyllis Schlafly and Chester Ward《睡椅上的基辛格》(Kissinger on the Couch),New York 1975.P106
[31]Herbert Dinerstin《导弹危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Missile Crisi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