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香港问题（1943～1949）
郭又新/刘大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9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7年04期第24-30页
【作者简介】郭又新/刘大平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摘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在美国亚洲战略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美国政府结束在香港问题上拒绝发表任何言论的历史，在后来的几次有关香港问题的转折关头，美国都插手期间，关涉至重。研究1943年至1949年间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揭示美国为何如此“关注”香港问题，则有助于从国际关系视角，深入了解香港问题。
关键词 美国亚洲战略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中英政府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相当谨慎，尽量避而不谈。但二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卷入太平洋战争后，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香港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美国不断调整其全球和亚洲战略，香港问题几经成为美国战略布署中深受关注的筹码。近年来，人们更多地研究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和方针，但对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则涉及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档案文件和相关的历史文献，对1943年至1949年间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香港问题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以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群情激愤，要求美国全力投入对日战争的呼声日趋高涨。但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来考虑，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原则。因此，美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忠实的伙伴，为美国赢得实现战略转移的时间。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大部分兵力的中国成为美国最为青睐的对象。1943年2月，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直至最后打败日本。打败日本的方法是用中国作为行动的基地。”[①]美国还决定在亚太的战后格局中也要处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中国的战后合作，借以帮助美国对付苏联和日本，放心地实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布署。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战时及战后利益，美国需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联络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此，罗斯福总统使用了种种手段，其中不乏表面文章。但为表达美国政府的真诚友好态度，罗斯福总统也曾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942年，面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烈要求，为联络中国政府和人民，罗斯福总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对英国最不满意的敏感禁区——香港问题。美国政府结束对香港问题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的历史，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赞成蒋委员长关于收复失地的愿望[②]。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大大鼓舞和坚定了蒋介石收复香港的决心。在同英国政府进行废约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要求收回九龙，使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甚至有谈判破裂的可能。关键时刻，罗斯福既不能眼看中英双方因香港问题走向分裂，削弱盟军的力量；也不愿对英国单方面施加压力，破坏美英关系。为此，美国故作姿态，对中英双方都施加压力，希望早日打破僵局。不过美国政府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蒋介石政府[③]。
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首次敦促邱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继续对邱吉尔施加压力，要大英帝国战后放弃海外殖民地。邱吉尔反应强烈，声称：英国打算牢牢保持她自己的领土和基地，不通过战争，谁都无法从她手里夺去领土和基地。他特别提到新加坡和香港[④]。
1945年2月，在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声称：他准备瓦解大英帝国，还要将香港归还中国，并阻止法国人返回印度支那[⑤]。
香港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面邱吉尔又声称“英国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由此足见香港问题的敏感和重要程度。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1931年主持撰写的英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草案中，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可以归还中国，而香港绝对不能归还[⑥]。罗斯福决心插手这样敏感的问题，绝非出于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关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阴影，努力成为世界盟主。英法昔日的辉煌还未消失殆尽，保有广阔的殖民地，这严重影响美国对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控制。对美国来讲，反殖民主义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既可以瓦解英法殖民势力，帮助美国控制世界市场，又可骗取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提高美国的声望。作为出色的政治家，“罗斯福当然了解正在亚洲兴起的深刻思潮，他在战争期间不时提出的关于反对继续保持殖民制度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一点……”[⑦]插手香港问题是罗斯福藉反殖民主义以维护美国利益的实践。
邱吉尔和英国政府的其它官员对罗斯福归还香港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决不能容忍“葬送大英帝国”的行为。面对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从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向英国施加压力。相反，为了维护美英联盟，美国政府向英国低头，暗中对英国作出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1943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对英国驻美大使法克斯表示：“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⑧]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归还香港的建议遭到邱吉尔坚决反对后，立即向邱吉尔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状态[⑨]。这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行双重政策：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下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正因如此，此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罗斯福及赫尔等人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情况；而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却满是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的记载。
在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归还香港的过程中，他从未忘记一个附加条件：将香港辟为自由港。1943年初，罗斯福在同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谈话时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其条件是由中国主动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⑩]罗斯福从未要真心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将香港全权交还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推行美国在远东的一项历史性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使美国在香港拥有更加直接深入的影响力。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继续坚持香港应交由国际共管。他向斯大林建议说：他赞成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自由港。不仅大连，而且香港也可如法炮制。[11]这一建议充分暴露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哪管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利益至上。
不可否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因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不可能给予中国实质性的帮助。中国痛失战争期间收复香港的机会。
二
临近二战结束，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美英苏盟友关系，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面前变得岌岌可危，盟国间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争斗中，美国深感英国合作的重要，杜鲁门总统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为了维护美英联盟，曾在罗斯福任期内至少在理论上重视的香港和其它殖民地的回归问题这时变得无足轻重了。英国人深深感觉到：“现政府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强烈想要改变香港和其它帝国殖民地的地位。”[12]
与罗斯福相比，杜鲁门缺乏和中国患难与共的感觉。相反，杜鲁门感到更多的是失望和怀疑。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蒋介石政府损失惨重，严重暴露了其内部的种种弊端。此间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备忘录中记满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无力、不堪一击；同时指出，为了筹备内战，国民党政府把保持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13]。从美国亚太地区基本战略目标出发；杜鲁门不能彻底抛弃蒋介石政府。但他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只好在进退两难之间徘徊、观望。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何接受日本投降成为战后亚太地区当务之急的一件要事。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电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电报内容就是著名的战后第一号命令：“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北纬16°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及附属武装力量向蒋介石司令投降。……”[14]不管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如此，战后第一号命令中没有特别提到香港。为此，中英双方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1945年8月11日，杜鲁门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消息给蒋介石：“麦克阿瑟将军已向日本帝国司令部发出命令，除对抗俄国的日军外，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无条件地向您或您指派的指挥官投降。”[15]根据赫尔利转交的这份电报和随后的战后第一号命令，蒋介石认为香港地区的日军理所当然应向他投降，因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境内。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1945年2月中旬，美国魏德迈将军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1946年初期，中国军队独自攻占华南的两大海港，广州和香港。由于日本军队的变动，1945年6月，魏德迈将军的计划经修改后付诸实施。8月3日，中国军队行进到贝阿德堡（Fort Bayard）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这是攻占广州和香港的前奏。由于投放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个作战计划才被中止[16]。从战时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进攻香港日军的战斗任务是由中国军队承担的。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早在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就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17]。1945年3月3日，英国外交部再次重申武力抢占香港的重要性。中英双方矛盾尖锐，相持不下，竞相向美国寻求有力的支持。这时美国的态度显得十分重要。
自1945年8月16日英国政府通告蒋介石，英国将派必要的军队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理之日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赫尔利频频致电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请求美国敦促英国执行战后第一号命令。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请求置若罔闻。1945年8月18日，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艾德礼发出第4号绝密电报，明确表示：“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将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8]杜鲁门的这一立场，为中英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基调。当艾德礼告知杜鲁门：他担心“驻扎这一地区的日本指挥官可能认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内”时，杜鲁门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寻求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19]。
第4号绝密电报的内容得到证实后，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司令的受降条款”，认为英国应该服从战后第一号命令，不向香港派军接受日军投降。杜鲁门在1945年8月21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国辩护说：“依我之见，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合作事件。这不涉及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你不要急于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又讲到，对他而言，敦促中英军事合作，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是切实可行的事情[20]。蒋介石在得到这样的答复，并获知英国已派海军少将哈考特前往香港受降后，向杜鲁门提出妥协性建议，即他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授权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但这种妥协还没有达到美英可以接受的程度，坚持要在香港恢复往日主权的英国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又急于在可预见的内战中获得美英的援助，于是，蒋介石作出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以中英代表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21]。这是杜鲁门在香港日军投降问题上努力的结果。1945年8月31日，英国海军舰队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1月19日，英国军队完成对香港、九龙的军管。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走上了战后继续保持香港殖民统治的道路。杜鲁门初期的美国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时期在口头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政策，转而支持英国重建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
三
帮助英国重建香港的殖民统治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对香港的密切关注。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的展开，香港在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947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接连失利。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日益增长。就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3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同两位重要的英国官员就殖民地问题进行谈话时，他大胆地建议，英国政府应在中国局势更加稳定时，采取慷慨和宽厚的态度，宣布英国将在某个约定的时候将香港地区全部归还中国[22]。司徒雷登并非是要继承罗斯福的遗志，重提归还香港问题。英国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态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许多民主自由人士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各种反蒋读物，运回内地宣传民主自由。这不是美国政府喜欢见到的局面。同时，还有更不乐观的动向令人担忧。1947年8月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勒登向魏德迈将军报告：“有迹象表明，英国积极支持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策动华南分裂运动。因为一个中国东南沿海的自治政府不会像国民政府那样向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归还香港。”虽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霍珀在8月13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声称，英国支持华南分裂运动多半是一个谣言，但不排除英国因商业原因承认这种运动的可能[23]。因此，司徒雷登建议英国就香港问题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尽管对国民政府有种种不满，美国还是不能轻易放弃以国民政府牵制苏联的战略目标。
1948年初，香港、九龙地区的反英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许多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甚至打出反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标语。美国政府密切注视香港事态的发展。1948年1月6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鲍彻发表声明，先对中国收复租界的行动表示同情，随即指出，中国人民的行动不会伤害英国，只会伤害中国，并声称：“这一事件将会影响美国国会对华的援助项目。”[24]1月19日南京示威群众的标语中，40%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20%是反英的，20%是反美的，20%是既反英又反美的[25]。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这股反政府、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感到恐慌。它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利用这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频频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外国使领馆的义务，并要对任何由于中国政府保护不当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26]。
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展开，美国开始考虑从中国大陆脱身的问题。作为毗邻大陆的外围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战略地位愈加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进入1949年，美国政府开始探讨两个有关香港的问题：（1）美国在武装保卫香港问题上的可行性方案；（2）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自1948年末，英国当局开始考虑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香港的态度问题。由于无法把握香港的前途，英国急于在国际上寻求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它国家政府的支持。1949年5月，英国向美国和英联邦其它国家作出这样的试探。
面对英国的请求和日益迫近的香港防卫问题，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有关部门就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进行可行性论证。1949年7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华南外国殖民地的可能性推断”的NSC55号文件。在文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美国军方提出了立场和看法：（1）向中国共产党人让出香港和澳门将大大削弱包括英国在内的两个西欧殖民大国的声望；（2）这两个殖民地都缺少天然防卫屏障，易于遭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野第15兵团优势兵力的进攻；（3）只有在中国内陆建立军事据点，才能满足香港和澳门防御的实际需要，而守卫这样的军事据点需要将大批的武装力量运进中国；（4）从长远观点看，保持香港和澳门的分离状态，使其掌握在友好政府手中，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军事扩张计划的起始点；（5）从上述观点出发，美国动用武装力量保卫香港和澳门是不明智的，除非愿意去冒全面卷入中国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为了提供多项方案供美国最高决策当局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陆军部作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附件A”一起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附件的结论部分，陆军部列出美国对付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地区的7项可能措施：（1）如果英国请求，同英国联合保卫香港；（2）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对香港提供武装保护；（3）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国共产党军队停止军事行动；（4）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它要么抵抗到底，要么尽可能体面地撤出；（5）与英国领导人一道探讨能否将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交联合国讨论；（6）如果可能的话，依据北大西洋公约采取行动；（7）继续保持消极的观望态度[27]。NSC55号文件只是美国对未来行动的预测，并未规定美国的确定行动。为此，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它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从美国全球战略布署和香港实际防御情况方面考虑，美国军方认为武装介入香港防卫是不明智的选择。美国国务院考虑更多的是巩固美英战略同盟，因此主张美国应对英国的请求作出表示，至少要在舆论上支持英国。1948年8月12日，艾奇逊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指出：香港受到进攻会明显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同时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这一敏感问题美国已同英国有关官方人士协商，虽美国方面明确的支持尚未确定，但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下，美国都会尽全力承担由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义务[28]。
其实，尽管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存在着小小的分歧，但美国在香港防卫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最高标准已基本明确，即拒绝单方面派武装部队增援香港。美国最高决策集团之所以迟迟不将这一标准明确规定下来，是想利用香港防卫问题延缓或阻止英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杜鲁门曾明确表示说：如果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将不会在香港受到攻击时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2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天，英国决定不再等待，准备正式承认这个新政权[30]。美国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第47次会议上正式决定：“美国将不支持英国在军事上防守香港。”[31]这表示了美国政府对英国承认新中国决定的一种报复和惩罚。
美国对香港的关注，除有关军事防卫问题外，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解放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1949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1号文件。这是一份有关与中国贸易政策的文件，探讨了美国对华实行经济遏制问题[32]。香港在中国解放区涉外贸易中的作用令美国担心。1949年3月，美国驻华商务代办欣克尔在一封致国务院的信中警告说：“他相信中国北方当局正在寻求利用香港作为他们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唯一基地。”[33]4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明确表示：“国务院现在必须考虑香港向共产党控制地区供应石油产品问题，德士古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已向中国北方地区运送了3万桶煤油和汽车用汽油。”4月7日，美国国务院石油事务部召开了有德士古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代表参加的会议，重申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北朝鲜严格限制出售石油产品的态度和政策[34]。
美国要对华实行经济遏制政策，需要英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在香港问题上，更需要英国的合作。1949年7月26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史密斯在一封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对华贸易限制必须与英国和其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配合，以防止美国的公司将市场丢给外国竞争者。（举例来说，共产党人当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地购买石油产品，在比利时购买锅炉管材等）”[35]8月9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克康瑙希也向美国政府强调：“广州失守后，要特别注意要求美国加紧对香港的出口限制。”[36]
1949年6月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8号系列文件，重新阐述美国关于亚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承认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方面，需要在远东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的协助[37]。在香港问题上，美国继续对英国施加有效的影响。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其被英国殖民当局霸占期间，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对香港问题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从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政府归还香港，到杜鲁门帮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再到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防范措施的研究，美国在有关香港问题的几次转折关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香港在美国亚洲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已不简单地把香港看作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而是把香港看成自己实现全球及亚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看成对华进行全面遏制与封锁的最前哨阵地。这种战略取向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核心内容。
注释：
① （美）塞缪尔·罗森曼编：《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及演讲集》（Rosenman,Samuel,ed"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纽约1958年版，1943年卷，第79页。
② ⑩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4、232页。
③ ⑥ ⑧ ⑨ [17] 英国外交档案：FO371／35679，F123／1／10；FO31715，F5900／256／10；FO311／35740，F5061／1；FO371／46751，F5066／1147／10；FO371／75839，F13676／1061。
④ 《美国对外关系》（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1943年，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5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页。
⑤ （美）托马斯·G·彼特森：《美国外交政策—1900年以来的历史》（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Since 1900）D.C.希恩1980年版，第412页。
⑦ （美）华·惠·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页。
[11] （美）哈里曼：《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出版社1978年版，第444页。
[12] （美）尼古拉斯编：《华盛顿电讯，1941—1945，英国大使馆每周政策报告》（Washington De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页。
[1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599页。
[14] [15] [18] [19] [20] [21] 《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5年，第7卷，第501、502、504和509、505、509、513页。
[16] （美）邹镋：《美国在华的失败，1941—1950》（Tang Tsou:"Amen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72页。
[22] [23] FRUS，1947年，第7卷，第55、715～721页。
[24] [25] [26] FRUS，1948年，第7卷，第47、48、49、54～55页。
[27] 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NSC Registry），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增补第3部分，第1卷，第00141～00144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28] （美）理查德·斯特宾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1949》（United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9）纽约1950年版，第63～64页。
[29] [33] [34] [35] [36] FRUS，1949年，第9卷，第170、974、1004～1005、954、958页。
[30] （美）戈尔登·尚：《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和苏联，1948—1972》（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Union,1948～197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页。
[31]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7次会议记录，1949年10月20日（Minutes of NSC's 47th Meeting,Oct.20,1949）杜鲁门图书馆，总统秘书档案，第206盒。
[32] 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第1卷，第1025～1049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37] 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第2卷，第0065～0191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9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7年04期第24-30页
【作者简介】郭又新/刘大平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关键词 美国亚洲战略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中英政府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相当谨慎，尽量避而不谈。但二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卷入太平洋战争后，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香港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美国不断调整其全球和亚洲战略，香港问题几经成为美国战略布署中深受关注的筹码。近年来，人们更多地研究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和方针，但对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则涉及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档案文件和相关的历史文献，对1943年至1949年间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香港问题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以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群情激愤，要求美国全力投入对日战争的呼声日趋高涨。但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来考虑，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原则。因此，美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忠实的伙伴，为美国赢得实现战略转移的时间。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大部分兵力的中国成为美国最为青睐的对象。1943年2月，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直至最后打败日本。打败日本的方法是用中国作为行动的基地。”[①]美国还决定在亚太的战后格局中也要处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中国的战后合作，借以帮助美国对付苏联和日本，放心地实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布署。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战时及战后利益，美国需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联络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此，罗斯福总统使用了种种手段，其中不乏表面文章。但为表达美国政府的真诚友好态度，罗斯福总统也曾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942年，面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烈要求，为联络中国政府和人民，罗斯福总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对英国最不满意的敏感禁区——香港问题。美国政府结束对香港问题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的历史，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赞成蒋委员长关于收复失地的愿望[②]。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大大鼓舞和坚定了蒋介石收复香港的决心。在同英国政府进行废约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要求收回九龙，使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甚至有谈判破裂的可能。关键时刻，罗斯福既不能眼看中英双方因香港问题走向分裂，削弱盟军的力量；也不愿对英国单方面施加压力，破坏美英关系。为此，美国故作姿态，对中英双方都施加压力，希望早日打破僵局。不过美国政府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蒋介石政府[③]。
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首次敦促邱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继续对邱吉尔施加压力，要大英帝国战后放弃海外殖民地。邱吉尔反应强烈，声称：英国打算牢牢保持她自己的领土和基地，不通过战争，谁都无法从她手里夺去领土和基地。他特别提到新加坡和香港[④]。
1945年2月，在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声称：他准备瓦解大英帝国，还要将香港归还中国，并阻止法国人返回印度支那[⑤]。
香港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面邱吉尔又声称“英国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由此足见香港问题的敏感和重要程度。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1931年主持撰写的英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草案中，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可以归还中国，而香港绝对不能归还[⑥]。罗斯福决心插手这样敏感的问题，绝非出于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关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阴影，努力成为世界盟主。英法昔日的辉煌还未消失殆尽，保有广阔的殖民地，这严重影响美国对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控制。对美国来讲，反殖民主义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既可以瓦解英法殖民势力，帮助美国控制世界市场，又可骗取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提高美国的声望。作为出色的政治家，“罗斯福当然了解正在亚洲兴起的深刻思潮，他在战争期间不时提出的关于反对继续保持殖民制度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一点……”[⑦]插手香港问题是罗斯福藉反殖民主义以维护美国利益的实践。
邱吉尔和英国政府的其它官员对罗斯福归还香港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决不能容忍“葬送大英帝国”的行为。面对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从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向英国施加压力。相反，为了维护美英联盟，美国政府向英国低头，暗中对英国作出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1943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对英国驻美大使法克斯表示：“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⑧]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归还香港的建议遭到邱吉尔坚决反对后，立即向邱吉尔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状态[⑨]。这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行双重政策：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下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正因如此，此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罗斯福及赫尔等人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情况；而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却满是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的记载。
在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归还香港的过程中，他从未忘记一个附加条件：将香港辟为自由港。1943年初，罗斯福在同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谈话时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其条件是由中国主动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⑩]罗斯福从未要真心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将香港全权交还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推行美国在远东的一项历史性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使美国在香港拥有更加直接深入的影响力。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继续坚持香港应交由国际共管。他向斯大林建议说：他赞成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自由港。不仅大连，而且香港也可如法炮制。[11]这一建议充分暴露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哪管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利益至上。
不可否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因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不可能给予中国实质性的帮助。中国痛失战争期间收复香港的机会。
二
临近二战结束，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美英苏盟友关系，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面前变得岌岌可危，盟国间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争斗中，美国深感英国合作的重要，杜鲁门总统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为了维护美英联盟，曾在罗斯福任期内至少在理论上重视的香港和其它殖民地的回归问题这时变得无足轻重了。英国人深深感觉到：“现政府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强烈想要改变香港和其它帝国殖民地的地位。”[12]
与罗斯福相比，杜鲁门缺乏和中国患难与共的感觉。相反，杜鲁门感到更多的是失望和怀疑。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蒋介石政府损失惨重，严重暴露了其内部的种种弊端。此间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备忘录中记满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无力、不堪一击；同时指出，为了筹备内战，国民党政府把保持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13]。从美国亚太地区基本战略目标出发；杜鲁门不能彻底抛弃蒋介石政府。但他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只好在进退两难之间徘徊、观望。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何接受日本投降成为战后亚太地区当务之急的一件要事。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电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电报内容就是著名的战后第一号命令：“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北纬16°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及附属武装力量向蒋介石司令投降。……”[14]不管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如此，战后第一号命令中没有特别提到香港。为此，中英双方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1945年8月11日，杜鲁门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消息给蒋介石：“麦克阿瑟将军已向日本帝国司令部发出命令，除对抗俄国的日军外，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无条件地向您或您指派的指挥官投降。”[15]根据赫尔利转交的这份电报和随后的战后第一号命令，蒋介石认为香港地区的日军理所当然应向他投降，因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境内。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1945年2月中旬，美国魏德迈将军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1946年初期，中国军队独自攻占华南的两大海港，广州和香港。由于日本军队的变动，1945年6月，魏德迈将军的计划经修改后付诸实施。8月3日，中国军队行进到贝阿德堡（Fort Bayard）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这是攻占广州和香港的前奏。由于投放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个作战计划才被中止[16]。从战时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进攻香港日军的战斗任务是由中国军队承担的。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早在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就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17]。1945年3月3日，英国外交部再次重申武力抢占香港的重要性。中英双方矛盾尖锐，相持不下，竞相向美国寻求有力的支持。这时美国的态度显得十分重要。
自1945年8月16日英国政府通告蒋介石，英国将派必要的军队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理之日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赫尔利频频致电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请求美国敦促英国执行战后第一号命令。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请求置若罔闻。1945年8月18日，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艾德礼发出第4号绝密电报，明确表示：“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将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8]杜鲁门的这一立场，为中英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基调。当艾德礼告知杜鲁门：他担心“驻扎这一地区的日本指挥官可能认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内”时，杜鲁门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寻求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19]。
第4号绝密电报的内容得到证实后，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司令的受降条款”，认为英国应该服从战后第一号命令，不向香港派军接受日军投降。杜鲁门在1945年8月21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国辩护说：“依我之见，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合作事件。这不涉及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你不要急于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又讲到，对他而言，敦促中英军事合作，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是切实可行的事情[20]。蒋介石在得到这样的答复，并获知英国已派海军少将哈考特前往香港受降后，向杜鲁门提出妥协性建议，即他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授权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但这种妥协还没有达到美英可以接受的程度，坚持要在香港恢复往日主权的英国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又急于在可预见的内战中获得美英的援助，于是，蒋介石作出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以中英代表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21]。这是杜鲁门在香港日军投降问题上努力的结果。1945年8月31日，英国海军舰队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1月19日，英国军队完成对香港、九龙的军管。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走上了战后继续保持香港殖民统治的道路。杜鲁门初期的美国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时期在口头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政策，转而支持英国重建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
三
帮助英国重建香港的殖民统治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对香港的密切关注。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的展开，香港在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947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接连失利。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日益增长。就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3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同两位重要的英国官员就殖民地问题进行谈话时，他大胆地建议，英国政府应在中国局势更加稳定时，采取慷慨和宽厚的态度，宣布英国将在某个约定的时候将香港地区全部归还中国[22]。司徒雷登并非是要继承罗斯福的遗志，重提归还香港问题。英国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态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许多民主自由人士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各种反蒋读物，运回内地宣传民主自由。这不是美国政府喜欢见到的局面。同时，还有更不乐观的动向令人担忧。1947年8月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勒登向魏德迈将军报告：“有迹象表明，英国积极支持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策动华南分裂运动。因为一个中国东南沿海的自治政府不会像国民政府那样向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归还香港。”虽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霍珀在8月13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声称，英国支持华南分裂运动多半是一个谣言，但不排除英国因商业原因承认这种运动的可能[23]。因此，司徒雷登建议英国就香港问题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尽管对国民政府有种种不满，美国还是不能轻易放弃以国民政府牵制苏联的战略目标。
1948年初，香港、九龙地区的反英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许多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甚至打出反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标语。美国政府密切注视香港事态的发展。1948年1月6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鲍彻发表声明，先对中国收复租界的行动表示同情，随即指出，中国人民的行动不会伤害英国，只会伤害中国，并声称：“这一事件将会影响美国国会对华的援助项目。”[24]1月19日南京示威群众的标语中，40%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20%是反英的，20%是反美的，20%是既反英又反美的[25]。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这股反政府、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感到恐慌。它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利用这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频频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外国使领馆的义务，并要对任何由于中国政府保护不当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26]。
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展开，美国开始考虑从中国大陆脱身的问题。作为毗邻大陆的外围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战略地位愈加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进入1949年，美国政府开始探讨两个有关香港的问题：（1）美国在武装保卫香港问题上的可行性方案；（2）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自1948年末，英国当局开始考虑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香港的态度问题。由于无法把握香港的前途，英国急于在国际上寻求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它国家政府的支持。1949年5月，英国向美国和英联邦其它国家作出这样的试探。
面对英国的请求和日益迫近的香港防卫问题，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有关部门就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进行可行性论证。1949年7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华南外国殖民地的可能性推断”的NSC55号文件。在文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美国军方提出了立场和看法：（1）向中国共产党人让出香港和澳门将大大削弱包括英国在内的两个西欧殖民大国的声望；（2）这两个殖民地都缺少天然防卫屏障，易于遭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野第15兵团优势兵力的进攻；（3）只有在中国内陆建立军事据点，才能满足香港和澳门防御的实际需要，而守卫这样的军事据点需要将大批的武装力量运进中国；（4）从长远观点看，保持香港和澳门的分离状态，使其掌握在友好政府手中，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军事扩张计划的起始点；（5）从上述观点出发，美国动用武装力量保卫香港和澳门是不明智的，除非愿意去冒全面卷入中国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为了提供多项方案供美国最高决策当局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陆军部作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附件A”一起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附件的结论部分，陆军部列出美国对付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地区的7项可能措施：（1）如果英国请求，同英国联合保卫香港；（2）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对香港提供武装保护；（3）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国共产党军队停止军事行动；（4）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它要么抵抗到底，要么尽可能体面地撤出；（5）与英国领导人一道探讨能否将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交联合国讨论；（6）如果可能的话，依据北大西洋公约采取行动；（7）继续保持消极的观望态度[27]。NSC55号文件只是美国对未来行动的预测，并未规定美国的确定行动。为此，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它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从美国全球战略布署和香港实际防御情况方面考虑，美国军方认为武装介入香港防卫是不明智的选择。美国国务院考虑更多的是巩固美英战略同盟，因此主张美国应对英国的请求作出表示，至少要在舆论上支持英国。1948年8月12日，艾奇逊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指出：香港受到进攻会明显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同时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这一敏感问题美国已同英国有关官方人士协商，虽美国方面明确的支持尚未确定，但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下，美国都会尽全力承担由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义务[28]。
其实，尽管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存在着小小的分歧，但美国在香港防卫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最高标准已基本明确，即拒绝单方面派武装部队增援香港。美国最高决策集团之所以迟迟不将这一标准明确规定下来，是想利用香港防卫问题延缓或阻止英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杜鲁门曾明确表示说：如果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将不会在香港受到攻击时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2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天，英国决定不再等待，准备正式承认这个新政权[30]。美国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第47次会议上正式决定：“美国将不支持英国在军事上防守香港。”[31]这表示了美国政府对英国承认新中国决定的一种报复和惩罚。
美国对香港的关注，除有关军事防卫问题外，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解放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1949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1号文件。这是一份有关与中国贸易政策的文件，探讨了美国对华实行经济遏制问题[32]。香港在中国解放区涉外贸易中的作用令美国担心。1949年3月，美国驻华商务代办欣克尔在一封致国务院的信中警告说：“他相信中国北方当局正在寻求利用香港作为他们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唯一基地。”[33]4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明确表示：“国务院现在必须考虑香港向共产党控制地区供应石油产品问题，德士古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已向中国北方地区运送了3万桶煤油和汽车用汽油。”4月7日，美国国务院石油事务部召开了有德士古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代表参加的会议，重申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北朝鲜严格限制出售石油产品的态度和政策[34]。
美国要对华实行经济遏制政策，需要英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在香港问题上，更需要英国的合作。1949年7月26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史密斯在一封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对华贸易限制必须与英国和其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配合，以防止美国的公司将市场丢给外国竞争者。（举例来说，共产党人当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地购买石油产品，在比利时购买锅炉管材等）”[35]8月9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克康瑙希也向美国政府强调：“广州失守后，要特别注意要求美国加紧对香港的出口限制。”[36]
1949年6月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8号系列文件，重新阐述美国关于亚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承认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方面，需要在远东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的协助[37]。在香港问题上，美国继续对英国施加有效的影响。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其被英国殖民当局霸占期间，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对香港问题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从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政府归还香港，到杜鲁门帮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再到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防范措施的研究，美国在有关香港问题的几次转折关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香港在美国亚洲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已不简单地把香港看作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而是把香港看成自己实现全球及亚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看成对华进行全面遏制与封锁的最前哨阵地。这种战略取向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核心内容。
注释：
① （美）塞缪尔·罗森曼编：《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及演讲集》（Rosenman,Samuel,ed"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纽约1958年版，1943年卷，第79页。
② ⑩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4、232页。
③ ⑥ ⑧ ⑨ [17] 英国外交档案：FO371／35679，F123／1／10；FO31715，F5900／256／10；FO311／35740，F5061／1；FO371／46751，F5066／1147／10；FO371／75839，F13676／1061。
④ 《美国对外关系》（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1943年，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5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页。
⑤ （美）托马斯·G·彼特森：《美国外交政策—1900年以来的历史》（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Since 1900）D.C.希恩1980年版，第412页。
⑦ （美）华·惠·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页。
[11] （美）哈里曼：《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出版社1978年版，第444页。
[12] （美）尼古拉斯编：《华盛顿电讯，1941—1945，英国大使馆每周政策报告》（Washington De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页。
[1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599页。
[14] [15] [18] [19] [20] [21] 《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5年，第7卷，第501、502、504和509、505、509、513页。
[16] （美）邹镋：《美国在华的失败，1941—1950》（Tang Tsou:"Amen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72页。
[22] [23] FRUS，1947年，第7卷，第55、715～721页。
[24] [25] [26] FRUS，1948年，第7卷，第47、48、49、54～55页。
[27] 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NSC Registry），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增补第3部分，第1卷，第00141～00144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28] （美）理查德·斯特宾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1949》（United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9）纽约1950年版，第63～64页。
[29] [33] [34] [35] [36] FRUS，1949年，第9卷，第170、974、1004～1005、954、958页。
[30] （美）戈尔登·尚：《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和苏联，1948—1972》（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Union,1948～197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页。
[31]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7次会议记录，1949年10月20日（Minutes of NSC's 47th Meeting,Oct.20,1949）杜鲁门图书馆，总统秘书档案，第206盒。
[32] 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第1卷，第1025～1049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37] 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第2卷，第0065～0191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