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一次大战后丘吉尔外交思想略论
金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7年02期第36-41页
丘吉尔作为英国现代的重要政治家，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实践受到各国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出版了大量论著。这些论著主要集中于二次大战前后——即从反对绥靖政策起直至冷战时期——的这段时间内。可是，如果我们综观丘吉尔一生的外交活动，就可以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早在一战后就已初步形成，经过三十年代，二次大战和战后初期的逐步完善发展，最终形成其完整体系的。因此，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三十年代初丘吉尔的外交思想，对研究丘吉尔的一生乃至整个英国现当代外交史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但是，作为旧世界格局中的世界霸主的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在一次大战所形成的新格局中如何维护英国的霸主地位，成了一次大战后英国政治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英国当前或潜在的最大对手是谁？在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各种利益之间，何种利益处于最关键的位置；英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英国的对外政策和力量配置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认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面临的形势。英国在一次大战中损失惨重。军队阵亡74.7万人，伤169.3万人。物质损失据凯恩斯估计为5.7亿英镑，海外投资损失1/4。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国的资本输出额从1914年的180亿美元降至1919年的134亿美元，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的地位。[①]但英国在大战中也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外战略要点；获取了许多原德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国家实力走向衰落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在它扩张的历史上已达到了极限。现在英国所急需的，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让它慢慢消化战利品的和平国际环境。正如丘吉尔1929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发表的演说中所指出的：“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比大英帝国对世界和平更感兴趣，它已经拥有了它所想要的一切领土和资源，需要的只是一个在和平条件下发展它们的机会”。[②]既然确定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战争胜利果实为主要战略目标，那么，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策略呢？1921年9月24日丘吉尔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如果我们要摆脱战后时期的困难的话，必须在主要的国家之间进行和平的相互合作。这儿有两个大的国家集团，它们中的每一个对恢复世界安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英法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重建欧洲的繁荣。其次是美英日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防止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并维护太平洋的和平。我们的国家在造就这些融洽的合作中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你也许可以说没有英国的援助和领导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产生”。[③]
在丘吉尔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集团有主次之分。由于美国力图以国联为工具积极干涉世界事务的政策遭到失败，日本主要关心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两大非欧洲强国对欧洲的世界领袖地位暂时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欧洲仍然是世界外交舞台的重心，丘吉尔心目中的战略重点，所以，丘吉尔将欧洲作为英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其注意力偏重于第一个国家集团。下面就英国对欧洲政策，对俄国政策，二方面来论析丘吉尔是如何运用上述外交战略思想的。
一
欧洲是丘吉尔外交视野中关注的重点。丘吉尔以为，要实现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保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使欧洲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为此，必须在英国领导下实现欧洲各国合作尤其是“英法德三国合作”。
一次大战后，欧洲问题非常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处理战胜国间的关系和战胜国与战败国间的关系。
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德国。德国地处欧陆中心，位于西欧国家和苏俄之间，它的偏向直接影响到双方势力的消长，能否控制德国，直接关系到欧洲局势的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一股敌视德国，希望严惩德国的思潮，主张以最苛刻的条件给德国以致命打击，使其一蹶不振。战争刚刚结束时丘吉尔也持同样观点，主张对德皇及其僚属进行严厉的审判；德国应为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德国武装。但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丘吉尔毕竟想得更深远些。他认识到德国是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将在中欧造成权力真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这一地区的混乱而破坏欧洲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会给俄国提供输出革命的机会。而一战后德国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战争使德国的整个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推翻了德皇的统治，而且革命有可能发展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凡尔寒和约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极度不满，极右翼势力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迅速集结并疯狂活动，力图恢复军事独裁统治。
本已十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处于左右反对势力的夹攻之下，岌岌可危。如果协约国再采取对德强硬政策，无疑是给魏玛共和政府雪上加霜，使它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丘吉尔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极右势力取而掌权，都将把凡尔赛条约作为攻击的对象，推行敌视协约国的政策，危及欧洲的稳定，而当时的魏玛政府奉行“迂回政策”，即尽力履行和约，获取战胜国的宽容，为德国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25年德国外交部长卡斯特莱泽曼在给前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德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可以忍受的条件下解决赔款问题，并且保障和平。和平是恢复我们力量的基本前提。”[④]这一政策无疑对丘吉尔稳定欧洲的战略目标是有利的。所以丘吉尔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主张不要过分削弱德国。1922年3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指出：“实际上，德国的局势使我们最为担心。许多年以来，德国的力量是欧洲最大的危险。而在过去15个月中，德国的软弱构成了欧洲的危险。1月里我曾冒昧地说德国的共和国政府，准社会主义政府，值得协约国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阴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暴乱。……英国的政策应该是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使这个温和的德国政府作为一个活跃的实体维持下去，并且在它统治的时期内把德国人民的生产能力组织起来，从而使繁荣得以恢复。”[⑤]
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丘吉尔就已经把消除德国的怨气作为解决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关系问题的主要方针了。但是，如果说在对待战败国问题上，丘吉尔和当时执政的政府还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在处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就更明显了。
处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处理英法间的关系。法国是一次大战的另一个主要战胜国，也是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得益者和维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俄国爆发革命，法国就成了欧洲大陆上唯一有实力左右欧洲事务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作为一个在界各地都有利益的国家，不可能完全陷入欧洲事务的纠缠中去。所以，它必须借助其它国家的力量帮助它稳定欧洲局势，使自己能腾出手来处理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这样，在英国外交政策中英法关系就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自普法战争以来，英国为了对付大陆上新出现的强国德国，也一直采取和法国合作的政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已被战败，迫在眉捷的威胁已经消除，英国政府对法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当时的领导人教条地奉行“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均势政策的传统，实行“扶德抑法”政策，丝毫不顾及法国由于地理位置、国家潜力等实际情况而对德国抱有的恐惧心理，进而为消除德国的怨恨，竟不惜牺牲法国的利益。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劳合·乔治就认为“将来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唯一国家就是法国。”为了不过分削弱德国的力量以对抗法国，他在《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前对和平会议的几点意见》中说：“战胜国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其武装直至仅仅保留警察力量，并使其海军列入大国中第五流的地位。但如果它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约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它同样最终会以胜利者身上找到进行严厉报复的手段。……在胜利时刻表现出来的不公正和盛气凌人的作法，是永远不会被忘记或受到宽恕的。”所以，他“强烈反对把更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交由某个其它国家统治。”并认为“对德国武装施加永久性的限制是无效的”，“应允许德国在规定的若干年内逐步达到每年规定的（赔款）数额的能力”。[⑥]英国当局的抑法方针引起法国强烈不满，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抱怨说：“这样，就使我们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局面，这种局面有可能使我们担当风险，即担当留给我战后协约国之间关系的坏影响比留给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坏影响要来得更大的风险。”克里蒙梭不幸而言中了。无论是在鲁尔危机、赔款问题还是在裁军会议上，英国处处和法国反其道而行之。用W·N·麦德里克特的话来说，这“使英国政府经常处于和法国发生摩擦的地位，弄得法国发现自己巩固在欧洲胜利成果的企图一直无法实现。”[⑦]
如何对待法国？丘吉尔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在战略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和利益，必须加强英法的伙伴关系。1925年曾指出：“我倾向接受这种说法，我们的命运和法国密切相关”。丘吉尔认识到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已经获得了在其力量所及范围内能够得到的一切，现在所需要的同样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的和平秩序。丘吉尔强调：“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而德国就不同了。作为一个战败国，它在凡尔赛和约中蒙受了深重的耻辱，殖民地和军备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本国领土也不得不割让出去，因此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土壤，加上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一旦经济发展，就必然要求重新获得它以前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所以在丘吉尔看来，在维护凡尔赛体系上，法国才是和英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朋友。二十年代，丘吉尔一直强调英法合作的重要性。甚至在鲁尔危机期间，英国舆论纷纷谴责法国出兵鲁尔区的行动时，丘吉尔仍然声称：“我们一定不能因为法国政策的某一特定阶段而疏远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我们也不能背弃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过去。”[⑧]在裁军问题上丘吉尔更是极力反对削弱法国的力量。他说：“严重削弱法国陆军并不是欧洲和平当前的利益所在。而通过无理的裁军要求导致和法国以及和法国合作的所有小国的关系恶化也不是英国的利益所在。……我必须说现今的法国陆军是保持稳定最强大的因素之一。……法国毫无疑问的军事力量优势一旦削弱或消失，将为欧洲的无穷灾难敞开大门，将摧毁安全的堤坝并‘使远方的城市在歌舞升平和睡梦之中被淹没。’”[⑨]
上述表明，丘吉尔的主张和英国当政者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有两个本质的区别。其一，他反对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来缓和德国的怨恨。他认为“欧洲困难的总解决依赖于德法之间的和解，”而不是支一方，压一方。丘吉尔指出：“如果法国要被逐步地导向与德国合作的道路，它必须首先获得并保证在未来可以不受德国侵略的有效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只有英国才能提供。……我国在欧洲外交政策的关键是要造成德法两国之间的友好谅解，同时给法国以保证，使它相信在它又一次成为德国侵略的对象时不会是孤立无援的。”[⑩]为此，丘吉尔对《洛迦诺公约》大为赞赏。1925年10月19日他在金福德说：“我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欢迎这一公约——首先，因为它结束了可怕而悲惨的过去；其次，因为它为维护未来的和平提供了一个伟大、稳定、而且我相信，是唯一可能的安全保障。……在这儿，欧洲的四个大国在力量和安全的四边形金字塔中携起手来，坚定而又稳固，为了互相保护和防止它们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而携手合作。我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道路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不卷入战争。”[(11)]
可见，丘吉尔所强调的是在英国的主导下通过缓和法德两国的仇恨而不是使二者形成对立性的互相牵制来实现欧洲局势的稳定。“如果你想完全保证英法共同获取的胜利果实的话，相信我，你必须作出安排，不仅要保证英法间的相互合作，还得保证英法德三国在重建和平中的合作。就英国而言，它并不面临法国所面临的那种危险，也不具备可能潜伏在德国人心中的那种仇恨。它应该在公平对待法国的同时不要不公正地对待德国，要努力缓和德法人民之间流行的仇恨，给法国以可以使它放心的安全感，给德国以可以使它控制人民中暴力因素的公平感。”[(12)]
其二，丘吉尔主张对德国的宽大政策要遵守原则和限度，那就是在军备方面不作让步，坚决维护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裁军的条款，反对德法军备平等的主张。在这一问题上丘吉尔提出的原则是“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德国）冤气消除之前，就使（战败国和战胜国）军备平等的话，很高兴我们还没有这么做，那就会看到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到来。”[(13)]
对于喧嚣一时的裁军浪潮，丘吉尔一再提出忠告：“如果你希望裁军，你就得必须考虑到在维持陆海军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原因。”[(14)]在丘吉尔看来，裁军只有作为一个总的政治解决的结果，而不是第一步时才是明智的。“没有人保持军备是为了寻开心，他们保持军备是出于恐惧。”所以丘吉尔力主将德法两国之间达成和解作为世界裁军的前提条件。
二
“俄国问题”是丘吉尔欧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考虑对德政策时丘吉尔常常与俄国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丘吉尔的欧洲总政策也深刻影响到其对俄政策的变化。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革命的阴影成为使资本主义各国惊恐不安的恶梦。丘吉尔认为苏俄是它所希望建立的欧洲稳定秩序的严重障碍，苏俄“输出革命”的政策是对大英帝国生存的致命威胁。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那些由布尔什维克金钱喂养的邪恶势力……不停地努力宣传共产主义的纪律，鼓吹暴力革命，煽动不满情绪，以此来传播他们的瘟疫。……实际上这已发展成一个世界范围的阴谋，想要剥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夺取我们的胜利成果。”[(15)]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早在苏俄成立之初，丘吉尔就发出了臭名昭著的叫嚣，要把苏俄“扼杀在摇篮中”。在此前后的几年内，丘吉尔不遗余力地支持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他在巴黎和会上建议协约国组建军事委员会指挥对苏俄作战，尔后又阻挠驻俄英军士兵复员返英并力主继续向俄国增兵，支持苏俄境内的各支白卫武装发动叛乱等。对此，列宁曾怒责丘吉尔是“苏俄的最大仇敌。”
值得指出的是，丘吉尔鼓吹武装干涉苏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害怕德国和俄国这两大对现状不满的势力联合起来打破现有的欧陆均势，使力量天平发生对英国不利的变化。早在1919年5月4日敦提选区大会上他就曾指出：“我们的政策必须要防止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联合起来。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些暴君和残暴的政府将会沉重地打击位于它们之间的弱小国家，然后形成一个从中国延伸到莱茵河的联盟。这一联盟对英国，美国和法国，以及所有那些自由民主国家都会极不友好。”[(16)]
丘吉尔的这一忧虑倒不是凭空的主观臆造。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初，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曾把德国作为最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国家。在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尝试遭到魏玛政府的镇压以后，列宁又强调要充分利用德国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分化资本主义阵营，使苏俄摆脱被封锁孤立的困境。1920年12月21日，列宁指出：“当我们孤立而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我们必须利用分歧。战胜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这固然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决定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决定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大多数德国人不能生活下去。凡尔赛和约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德国想喘息一下，想不遭到抢劫，生活资料不遭到掠夺，居民不遭到饥饿和死亡，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唯一自救的办法，自然是只有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把自己的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促使它违背自己的愿望而同苏维埃俄国讲和。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础。它向那些意识到资产阶级压迫的人民证明，只有苏维埃俄国才能拯救他们。”[(17)]
对列宁的这一演说，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西蒙斯立刻作出反应。1921年1月21日他在国会关于德俄关系的长篇讲话中说道：“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与苏维埃政府合作的理由。”他表示“衷心希望尽快实现与俄国的合作。”[(18)]实际上，战败的德国和被孤立的苏俄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早在战后不久就开始谋求接近了。在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的推动下，1919年秋苏德两国军方开始接触，并在1920年开始了小规模的军事合作。1921年5月6日两国签定的临时通商协定表明德国在事实上已经承认苏俄，并为两国继续谈判打开了通道。[(19)]而1922年4月16日的《拉巴洛条约》则标志两国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此，丘吉尔忧心如焚，惊呼必须千方百计设法“防止俄国落入德国之手并和德国达成某种安排。就我们所知，如果这种安排生效将使我们的后代，甚至我们自己，再次面临一个罪恶的大国集团的竞争，面临在1914年8月曾把世界卷入灾难深渊的那种可怕的危险。”[(20)]为了阻挠俄德的联合，丘吉尔提出了一条扶德反苏的毒计，他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公然提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争斗”。[(21)]
二十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激烈的武装对抗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俄之间出现了某种“相对的均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武装冲突转为和平共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一方面，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已遭失败，经济危机的困扰日益严重，使资本主义各国迫切需要苏俄的市场，产生了和苏俄改善关系的要求。这样，资本主义各国统治集团对苏俄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顽固派仍坚持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武装干涉的旧政策，但相当一部分当权者却被迫正视现实，希望和苏联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苏俄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联系，全力推行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的对苏态度和策略也发生的明显的变化。他认识到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已难奏效，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强经济联系套住苏俄，遏制其“有害”影响。1924年9月26日丘吉尔曾声言：“关于俄国我认为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就不应该在和俄国进行贸易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它取决于俄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中创造的发展贸易和商业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他们可以和包围他们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利可图的讨价还价。我相信这一过程将通过实际的商业影响让俄国人放弃他们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和侵略性的立场”。[(22)]
当然，值得指出，丘吉尔对苏政策的转变，仅仅是策略性的，根本立场不可能改变。他一再强调：“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安排并使一系列的协定和建议使之仅仅对苏联政府有利。我们不能降低自己的政治经济概念去迎合俄国人的观点。1926年英国爆发煤矿工人大罢工，苏联人民对罢工斗争表示强烈的声援之后，丘吉尔的反苏立场又充分暴露出来，声称“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把俄国的代表团、贸易机构和外交使节赶出我国更合乎民心的了。”[(23)]不过丘吉尔再也没有转回到原来那种绝对排斥苏俄的立场上去。他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大加赞赏：“我经常认为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做法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们和俄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几乎多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而他们却不在作为美国社会体系的原则的完整性问题上向俄国人作出任何让步”。[(24)]
丘吉尔的对苏政策在一战结束后的10年，虽然随着形势变化，前后发生重大变化，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从策划武装干涉的急先锋转变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的积极倡导者，但是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方面却是坚定不移的。他在论述1927年英国处理英苏关系危机时曾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一行动（指将苏联代理机构赶出英国），这是因为我们要对整件事进行最为仔细慎重的考虑，除了本国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全面发展外我们没有其它的目标。”[(25)]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丘吉尔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策略却是灵活的。他在对苏关系上的政策主张，最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外交立场和风格。随三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丘吉尔对苏政策的进一步发生重大转变。
综上所述，丘吉尔从一次大战后英国的战略地位出发，认为，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稳定，防止新的世界动乱的发生。据此，丘吉尔提出的主张是：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苏联为头号潜在敌人，调整对外政策；以英法德三国合作来保证欧洲地区的稳定，以英美日合作来保证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使英国成为世界稳定的纽带，保证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实质上，这是英国古老的均势政策在一次大战后世界新形势下的应用和发展。
由于当时丘吉尔并不担任重要官职，所以，实际上他无法左右国家的对外政策，他的外交思想也得不到付诸实施的机会而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在这段时期中，丘吉尔外交思想体系的主要原则已基本确定下来，到30年代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二次大战爆发不久，遂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
注释：
①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文献与要论选编，1900—1988》，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110～111页。
② ⑨ (13) (14)Roberf Rhodes James编：《丘吉尔言论全集》第五卷，N.Y.CRelsea.House,PuB.1974年版，4668，5173，5204，4169页。
③ ⑤ (12) (15) (16) (20)Robert Jlodes James编：《丘吉尔言论全集》第三卷，3139—3142，2982，3091，3024—3025，2783，2872—2873页。
④ ⑥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88，35页。
⑦W.N.麦德里克特：《Britisk Foreign Palicy Since Versallies,1919～1963》，Methuen & Co.Ltd,1968年版，1页。
⑧ ⑩ (11) (22) (23) (24) (25)Robert Rlides James编：《丘吉尔言论全集》第四卷；3786，3301，3767，3420，3473，3474，4149页。
(17)《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31页。
(18)（瑞士）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07页。
(19)协定规定德国承认驻柏林的苏维埃代表机构为俄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机构；缔约双方放弃反对对方的敌对行动或措施；恢复两国间贸易关系等。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90页。
(22)（苏）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17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7年02期第36-41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但是，作为旧世界格局中的世界霸主的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在一次大战所形成的新格局中如何维护英国的霸主地位，成了一次大战后英国政治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英国当前或潜在的最大对手是谁？在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各种利益之间，何种利益处于最关键的位置；英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英国的对外政策和力量配置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认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面临的形势。英国在一次大战中损失惨重。军队阵亡74.7万人，伤169.3万人。物质损失据凯恩斯估计为5.7亿英镑，海外投资损失1/4。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国的资本输出额从1914年的180亿美元降至1919年的134亿美元，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的地位。[①]但英国在大战中也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外战略要点；获取了许多原德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国家实力走向衰落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在它扩张的历史上已达到了极限。现在英国所急需的，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让它慢慢消化战利品的和平国际环境。正如丘吉尔1929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发表的演说中所指出的：“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比大英帝国对世界和平更感兴趣，它已经拥有了它所想要的一切领土和资源，需要的只是一个在和平条件下发展它们的机会”。[②]既然确定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战争胜利果实为主要战略目标，那么，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策略呢？1921年9月24日丘吉尔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如果我们要摆脱战后时期的困难的话，必须在主要的国家之间进行和平的相互合作。这儿有两个大的国家集团，它们中的每一个对恢复世界安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英法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重建欧洲的繁荣。其次是美英日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防止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并维护太平洋的和平。我们的国家在造就这些融洽的合作中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你也许可以说没有英国的援助和领导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产生”。[③]
在丘吉尔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集团有主次之分。由于美国力图以国联为工具积极干涉世界事务的政策遭到失败，日本主要关心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两大非欧洲强国对欧洲的世界领袖地位暂时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欧洲仍然是世界外交舞台的重心，丘吉尔心目中的战略重点，所以，丘吉尔将欧洲作为英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其注意力偏重于第一个国家集团。下面就英国对欧洲政策，对俄国政策，二方面来论析丘吉尔是如何运用上述外交战略思想的。
一
欧洲是丘吉尔外交视野中关注的重点。丘吉尔以为，要实现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保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使欧洲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为此，必须在英国领导下实现欧洲各国合作尤其是“英法德三国合作”。
一次大战后，欧洲问题非常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处理战胜国间的关系和战胜国与战败国间的关系。
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德国。德国地处欧陆中心，位于西欧国家和苏俄之间，它的偏向直接影响到双方势力的消长，能否控制德国，直接关系到欧洲局势的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一股敌视德国，希望严惩德国的思潮，主张以最苛刻的条件给德国以致命打击，使其一蹶不振。战争刚刚结束时丘吉尔也持同样观点，主张对德皇及其僚属进行严厉的审判；德国应为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德国武装。但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丘吉尔毕竟想得更深远些。他认识到德国是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将在中欧造成权力真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这一地区的混乱而破坏欧洲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会给俄国提供输出革命的机会。而一战后德国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战争使德国的整个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推翻了德皇的统治，而且革命有可能发展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凡尔寒和约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极度不满，极右翼势力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迅速集结并疯狂活动，力图恢复军事独裁统治。
本已十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处于左右反对势力的夹攻之下，岌岌可危。如果协约国再采取对德强硬政策，无疑是给魏玛共和政府雪上加霜，使它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丘吉尔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极右势力取而掌权，都将把凡尔赛条约作为攻击的对象，推行敌视协约国的政策，危及欧洲的稳定，而当时的魏玛政府奉行“迂回政策”，即尽力履行和约，获取战胜国的宽容，为德国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25年德国外交部长卡斯特莱泽曼在给前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德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可以忍受的条件下解决赔款问题，并且保障和平。和平是恢复我们力量的基本前提。”[④]这一政策无疑对丘吉尔稳定欧洲的战略目标是有利的。所以丘吉尔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主张不要过分削弱德国。1922年3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指出：“实际上，德国的局势使我们最为担心。许多年以来，德国的力量是欧洲最大的危险。而在过去15个月中，德国的软弱构成了欧洲的危险。1月里我曾冒昧地说德国的共和国政府，准社会主义政府，值得协约国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阴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暴乱。……英国的政策应该是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使这个温和的德国政府作为一个活跃的实体维持下去，并且在它统治的时期内把德国人民的生产能力组织起来，从而使繁荣得以恢复。”[⑤]
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丘吉尔就已经把消除德国的怨气作为解决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关系问题的主要方针了。但是，如果说在对待战败国问题上，丘吉尔和当时执政的政府还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在处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就更明显了。
处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处理英法间的关系。法国是一次大战的另一个主要战胜国，也是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得益者和维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俄国爆发革命，法国就成了欧洲大陆上唯一有实力左右欧洲事务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作为一个在界各地都有利益的国家，不可能完全陷入欧洲事务的纠缠中去。所以，它必须借助其它国家的力量帮助它稳定欧洲局势，使自己能腾出手来处理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这样，在英国外交政策中英法关系就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自普法战争以来，英国为了对付大陆上新出现的强国德国，也一直采取和法国合作的政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已被战败，迫在眉捷的威胁已经消除，英国政府对法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当时的领导人教条地奉行“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均势政策的传统，实行“扶德抑法”政策，丝毫不顾及法国由于地理位置、国家潜力等实际情况而对德国抱有的恐惧心理，进而为消除德国的怨恨，竟不惜牺牲法国的利益。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劳合·乔治就认为“将来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唯一国家就是法国。”为了不过分削弱德国的力量以对抗法国，他在《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前对和平会议的几点意见》中说：“战胜国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其武装直至仅仅保留警察力量，并使其海军列入大国中第五流的地位。但如果它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约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它同样最终会以胜利者身上找到进行严厉报复的手段。……在胜利时刻表现出来的不公正和盛气凌人的作法，是永远不会被忘记或受到宽恕的。”所以，他“强烈反对把更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交由某个其它国家统治。”并认为“对德国武装施加永久性的限制是无效的”，“应允许德国在规定的若干年内逐步达到每年规定的（赔款）数额的能力”。[⑥]英国当局的抑法方针引起法国强烈不满，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抱怨说：“这样，就使我们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局面，这种局面有可能使我们担当风险，即担当留给我战后协约国之间关系的坏影响比留给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坏影响要来得更大的风险。”克里蒙梭不幸而言中了。无论是在鲁尔危机、赔款问题还是在裁军会议上，英国处处和法国反其道而行之。用W·N·麦德里克特的话来说，这“使英国政府经常处于和法国发生摩擦的地位，弄得法国发现自己巩固在欧洲胜利成果的企图一直无法实现。”[⑦]
如何对待法国？丘吉尔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在战略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和利益，必须加强英法的伙伴关系。1925年曾指出：“我倾向接受这种说法，我们的命运和法国密切相关”。丘吉尔认识到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已经获得了在其力量所及范围内能够得到的一切，现在所需要的同样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的和平秩序。丘吉尔强调：“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而德国就不同了。作为一个战败国，它在凡尔赛和约中蒙受了深重的耻辱，殖民地和军备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本国领土也不得不割让出去，因此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土壤，加上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一旦经济发展，就必然要求重新获得它以前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所以在丘吉尔看来，在维护凡尔赛体系上，法国才是和英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朋友。二十年代，丘吉尔一直强调英法合作的重要性。甚至在鲁尔危机期间，英国舆论纷纷谴责法国出兵鲁尔区的行动时，丘吉尔仍然声称：“我们一定不能因为法国政策的某一特定阶段而疏远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我们也不能背弃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过去。”[⑧]在裁军问题上丘吉尔更是极力反对削弱法国的力量。他说：“严重削弱法国陆军并不是欧洲和平当前的利益所在。而通过无理的裁军要求导致和法国以及和法国合作的所有小国的关系恶化也不是英国的利益所在。……我必须说现今的法国陆军是保持稳定最强大的因素之一。……法国毫无疑问的军事力量优势一旦削弱或消失，将为欧洲的无穷灾难敞开大门，将摧毁安全的堤坝并‘使远方的城市在歌舞升平和睡梦之中被淹没。’”[⑨]
上述表明，丘吉尔的主张和英国当政者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有两个本质的区别。其一，他反对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来缓和德国的怨恨。他认为“欧洲困难的总解决依赖于德法之间的和解，”而不是支一方，压一方。丘吉尔指出：“如果法国要被逐步地导向与德国合作的道路，它必须首先获得并保证在未来可以不受德国侵略的有效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只有英国才能提供。……我国在欧洲外交政策的关键是要造成德法两国之间的友好谅解，同时给法国以保证，使它相信在它又一次成为德国侵略的对象时不会是孤立无援的。”[⑩]为此，丘吉尔对《洛迦诺公约》大为赞赏。1925年10月19日他在金福德说：“我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欢迎这一公约——首先，因为它结束了可怕而悲惨的过去；其次，因为它为维护未来的和平提供了一个伟大、稳定、而且我相信，是唯一可能的安全保障。……在这儿，欧洲的四个大国在力量和安全的四边形金字塔中携起手来，坚定而又稳固，为了互相保护和防止它们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而携手合作。我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道路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不卷入战争。”[(11)]
可见，丘吉尔所强调的是在英国的主导下通过缓和法德两国的仇恨而不是使二者形成对立性的互相牵制来实现欧洲局势的稳定。“如果你想完全保证英法共同获取的胜利果实的话，相信我，你必须作出安排，不仅要保证英法间的相互合作，还得保证英法德三国在重建和平中的合作。就英国而言，它并不面临法国所面临的那种危险，也不具备可能潜伏在德国人心中的那种仇恨。它应该在公平对待法国的同时不要不公正地对待德国，要努力缓和德法人民之间流行的仇恨，给法国以可以使它放心的安全感，给德国以可以使它控制人民中暴力因素的公平感。”[(12)]
其二，丘吉尔主张对德国的宽大政策要遵守原则和限度，那就是在军备方面不作让步，坚决维护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裁军的条款，反对德法军备平等的主张。在这一问题上丘吉尔提出的原则是“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德国）冤气消除之前，就使（战败国和战胜国）军备平等的话，很高兴我们还没有这么做，那就会看到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到来。”[(13)]
对于喧嚣一时的裁军浪潮，丘吉尔一再提出忠告：“如果你希望裁军，你就得必须考虑到在维持陆海军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原因。”[(14)]在丘吉尔看来，裁军只有作为一个总的政治解决的结果，而不是第一步时才是明智的。“没有人保持军备是为了寻开心，他们保持军备是出于恐惧。”所以丘吉尔力主将德法两国之间达成和解作为世界裁军的前提条件。
二
“俄国问题”是丘吉尔欧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考虑对德政策时丘吉尔常常与俄国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丘吉尔的欧洲总政策也深刻影响到其对俄政策的变化。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革命的阴影成为使资本主义各国惊恐不安的恶梦。丘吉尔认为苏俄是它所希望建立的欧洲稳定秩序的严重障碍，苏俄“输出革命”的政策是对大英帝国生存的致命威胁。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那些由布尔什维克金钱喂养的邪恶势力……不停地努力宣传共产主义的纪律，鼓吹暴力革命，煽动不满情绪，以此来传播他们的瘟疫。……实际上这已发展成一个世界范围的阴谋，想要剥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夺取我们的胜利成果。”[(15)]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早在苏俄成立之初，丘吉尔就发出了臭名昭著的叫嚣，要把苏俄“扼杀在摇篮中”。在此前后的几年内，丘吉尔不遗余力地支持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他在巴黎和会上建议协约国组建军事委员会指挥对苏俄作战，尔后又阻挠驻俄英军士兵复员返英并力主继续向俄国增兵，支持苏俄境内的各支白卫武装发动叛乱等。对此，列宁曾怒责丘吉尔是“苏俄的最大仇敌。”
值得指出的是，丘吉尔鼓吹武装干涉苏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害怕德国和俄国这两大对现状不满的势力联合起来打破现有的欧陆均势，使力量天平发生对英国不利的变化。早在1919年5月4日敦提选区大会上他就曾指出：“我们的政策必须要防止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联合起来。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些暴君和残暴的政府将会沉重地打击位于它们之间的弱小国家，然后形成一个从中国延伸到莱茵河的联盟。这一联盟对英国，美国和法国，以及所有那些自由民主国家都会极不友好。”[(16)]
丘吉尔的这一忧虑倒不是凭空的主观臆造。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初，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曾把德国作为最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国家。在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尝试遭到魏玛政府的镇压以后，列宁又强调要充分利用德国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分化资本主义阵营，使苏俄摆脱被封锁孤立的困境。1920年12月21日，列宁指出：“当我们孤立而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我们必须利用分歧。战胜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这固然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决定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决定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大多数德国人不能生活下去。凡尔赛和约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德国想喘息一下，想不遭到抢劫，生活资料不遭到掠夺，居民不遭到饥饿和死亡，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唯一自救的办法，自然是只有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把自己的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促使它违背自己的愿望而同苏维埃俄国讲和。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础。它向那些意识到资产阶级压迫的人民证明，只有苏维埃俄国才能拯救他们。”[(17)]
对列宁的这一演说，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西蒙斯立刻作出反应。1921年1月21日他在国会关于德俄关系的长篇讲话中说道：“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与苏维埃政府合作的理由。”他表示“衷心希望尽快实现与俄国的合作。”[(18)]实际上，战败的德国和被孤立的苏俄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早在战后不久就开始谋求接近了。在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的推动下，1919年秋苏德两国军方开始接触，并在1920年开始了小规模的军事合作。1921年5月6日两国签定的临时通商协定表明德国在事实上已经承认苏俄，并为两国继续谈判打开了通道。[(19)]而1922年4月16日的《拉巴洛条约》则标志两国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此，丘吉尔忧心如焚，惊呼必须千方百计设法“防止俄国落入德国之手并和德国达成某种安排。就我们所知，如果这种安排生效将使我们的后代，甚至我们自己，再次面临一个罪恶的大国集团的竞争，面临在1914年8月曾把世界卷入灾难深渊的那种可怕的危险。”[(20)]为了阻挠俄德的联合，丘吉尔提出了一条扶德反苏的毒计，他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公然提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争斗”。[(21)]
二十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激烈的武装对抗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俄之间出现了某种“相对的均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武装冲突转为和平共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一方面，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已遭失败，经济危机的困扰日益严重，使资本主义各国迫切需要苏俄的市场，产生了和苏俄改善关系的要求。这样，资本主义各国统治集团对苏俄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顽固派仍坚持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武装干涉的旧政策，但相当一部分当权者却被迫正视现实，希望和苏联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苏俄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联系，全力推行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的对苏态度和策略也发生的明显的变化。他认识到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已难奏效，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强经济联系套住苏俄，遏制其“有害”影响。1924年9月26日丘吉尔曾声言：“关于俄国我认为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就不应该在和俄国进行贸易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它取决于俄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中创造的发展贸易和商业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他们可以和包围他们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利可图的讨价还价。我相信这一过程将通过实际的商业影响让俄国人放弃他们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和侵略性的立场”。[(22)]
当然，值得指出，丘吉尔对苏政策的转变，仅仅是策略性的，根本立场不可能改变。他一再强调：“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安排并使一系列的协定和建议使之仅仅对苏联政府有利。我们不能降低自己的政治经济概念去迎合俄国人的观点。1926年英国爆发煤矿工人大罢工，苏联人民对罢工斗争表示强烈的声援之后，丘吉尔的反苏立场又充分暴露出来，声称“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把俄国的代表团、贸易机构和外交使节赶出我国更合乎民心的了。”[(23)]不过丘吉尔再也没有转回到原来那种绝对排斥苏俄的立场上去。他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大加赞赏：“我经常认为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做法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们和俄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几乎多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而他们却不在作为美国社会体系的原则的完整性问题上向俄国人作出任何让步”。[(24)]
丘吉尔的对苏政策在一战结束后的10年，虽然随着形势变化，前后发生重大变化，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从策划武装干涉的急先锋转变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的积极倡导者，但是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方面却是坚定不移的。他在论述1927年英国处理英苏关系危机时曾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一行动（指将苏联代理机构赶出英国），这是因为我们要对整件事进行最为仔细慎重的考虑，除了本国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全面发展外我们没有其它的目标。”[(25)]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丘吉尔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策略却是灵活的。他在对苏关系上的政策主张，最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外交立场和风格。随三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丘吉尔对苏政策的进一步发生重大转变。
综上所述，丘吉尔从一次大战后英国的战略地位出发，认为，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稳定，防止新的世界动乱的发生。据此，丘吉尔提出的主张是：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苏联为头号潜在敌人，调整对外政策；以英法德三国合作来保证欧洲地区的稳定，以英美日合作来保证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使英国成为世界稳定的纽带，保证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实质上，这是英国古老的均势政策在一次大战后世界新形势下的应用和发展。
由于当时丘吉尔并不担任重要官职，所以，实际上他无法左右国家的对外政策，他的外交思想也得不到付诸实施的机会而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在这段时期中，丘吉尔外交思想体系的主要原则已基本确定下来，到30年代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二次大战爆发不久，遂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
注释：
①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文献与要论选编，1900—1988》，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110～111页。
② ⑨ (13) (14)Roberf Rhodes James编：《丘吉尔言论全集》第五卷，N.Y.CRelsea.House,PuB.1974年版，4668，5173，5204，4169页。
③ ⑤ (12) (15) (16) (20)Robert Jlodes James编：《丘吉尔言论全集》第三卷，3139—3142，2982，3091，3024—3025，2783，2872—2873页。
④ ⑥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88，35页。
⑦W.N.麦德里克特：《Britisk Foreign Palicy Since Versallies,1919～1963》，Methuen & Co.Ltd,1968年版，1页。
⑧ ⑩ (11) (22) (23) (24) (25)Robert Rlides James编：《丘吉尔言论全集》第四卷；3786，3301，3767，3420，3473，3474，4149页。
(17)《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31页。
(18)（瑞士）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07页。
(19)协定规定德国承认驻柏林的苏维埃代表机构为俄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机构；缔约双方放弃反对对方的敌对行动或措施；恢复两国间贸易关系等。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90页。
(22)（苏）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