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
——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比较研究（1865—1965年）
李其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8期
【原文出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7-15,6页
【作者简介】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移民是美国民族传统的中心。美国是一个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混合体，共接纳了5000多万移民。著名的史学家约翰·肯尼迪根据这种惊人的数字和多样性宣称，“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最大移民民族历史的深刻含义。”[①]在数字最大、最有影响的移民群体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这两个种族群体。根据1990年美国人口统计，在美国的华人大约165万，是最大的亚洲美国人群体。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同样引人注目。现在美国有1500万意大利移民的后裔。许多美籍意大利人的领导人对这个数字提出疑问，根据他们的调查宣称，美籍意大利人的数量是2000万—2500万之间。意大利人在许多方面成为美国的东欧和南欧移民的典型。比较这两个移民种族集团，他们之间既有相似之点，又有不同之处。显然，美籍华人和美籍意大利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关于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我在访问美国时，接触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了解到国外学者比较重视移民群体的比较分析。但他们在对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时，较多的是选择以下一些移民群体，例如，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较；美国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比较；美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比较；美国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比较。而笔者从接触到的材料中了解到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性和个性。因此，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群体的比较分析中，找出这两个种族集团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异同，探讨移民的整体性和多样性，促进美国移民史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共同性
关于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相似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具有相同的背景。中国曾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在11世纪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18世纪之前都没能赶上。但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许多商业处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由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了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农民已有的沉重的负担，由于清政府被迫向外国政府大量赔款和许多地方工业中外国的竞争而增加了。低水平的国内工业的发展，不能吸引背井离乡的农民和小手工匠，而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到其它地方寻求职业。不平等的政治关系，使得西方国家控制中国劳工的流动成为可能。根据卢西洛·曼加菲克（Luciano Mangiafico）的研究。移民的动因是一种组合的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反叛、革命、战乱和欧洲力量的压力，这些因素都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疾苦：政治不稳定，高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迫使大量的中国人移居海外。[③]美国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工业，开发西部，因而需要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从1850年到1882年，有32.2万中国移民进入美国。这些中国移民是商人、手工匠，但绝大多数是非熟练劳工和农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一位学者写道：“即使到第一次移民浪潮七十年之后的1920年，中国移民的文盲比例在西海岸是高的。”[④]
1880年以后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以来自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大量的农民和穷苦工人为其特征。到1901年，有83%的意大利移民来自南部意大利。[⑤]除了一些政治犯和知识分子以外，移民中大多是未受教育者或文盲。[⑥]这些移民是由于有限的资源带来的人口压力而被驱逐到国外的。
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具有共同的散居（diaspora）特色。几乎移居美国的所有的中国移民的家都在中国南方，他们具有悠久的政治反叛和移民的传统。中国南方被作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中国人的跳板。这些地方如香港和澳门，不仅是外国商品如鸦片输入的港口，也是中国人乘船移往美国的港口。这些中国人首先被带到象古巴、秘鲁这些地方，然后再被带到美国。一个美国领事报告说，19世纪中期中国人被引诱到船上，然后被带到秘鲁的太平洋岛的死鸟粪岛和古巴蔗糖种植园里工作；中国人相信他们被带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许多华人是作为合同工或在“赊单票制度”（credit ticket system）下来到美国的。这种“赊单票制度”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许多借款的中国人必须偿还他们的贷款。[⑦]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只是大批居住在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美和加勒比海的数百万中国人的一小部分。[⑧]
散居的意大利人来自三个地区：北部；中部；南部。移居美国的2600万意大利移民，其中大约40%来自于南部，20%来自于中部，40%来自于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从其它国家而不是从意大利进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大约5000—100000人。[⑨]
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居住模式也具有相似性，即他们都定居在城市。中国移民的大多数不仅是城市居住者，而且是大城市的居住者。例如，在1880年仅大约1/5的中国移民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个百分比随着每次人口调查而增加，到1910年，几乎有一半的中国移民住在这种规模的城市，到1940年这个数字几乎上升到3/4。[⑩]移居美国的中国移民开始主要居住在旧金山，但是到1940年居住地几乎扩大到所有大城市，包括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萨克拉门托、波士顿等。今天，39%的美国籍华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18%的美籍华人居住在纽约，12%的美籍华人居住在夏威夷，31%的美籍华人散居在美国的其它地方。[(11)]
对于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说，目的地港口是纽约。在移民的高峰时期（1901—1910年），97%的意大利人是通过纽约进入美国的。[(12)]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东北部各州的城市，包括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纽约以及东北部的费城和波士顿，中西部的芝加哥，南部的奥尔良和西部的旧金山，都成为意大利移民定居的主要中心。[(13)]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大多数为寄居者（sojourners）。成为华侨的那些人绝大多数移居美国只是尝试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打算来到“金山”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带着几百美元返回故土，这是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特点。1848—1882年，在中国移民能自由地进入美国时期，大约有32.2万中国人到达美国，而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大致比例是47%，大约有15.1万人。[(14)]造成美国中国移民的特殊经历，有三个因素：一是他们的血统；二是他们所到的地区；三是由于他们在美国令人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中国人是第一个被美国政府排斥的移民群体。[(15)]
像中国移民一样，意大利移民也是暂居者。正如一位访问美国后的观察家写道：“他们为了摆脱意大利的贫困，在春天来到美国，与工人们竞争，接受低廉工资，当冬天来临时，他们像候鸟一般离开美国。”琼斯（Jones）引用一位成功的美国意大利人斯蒂芬诺·米涅（Stefanc Miele）的话来说：“如果要我坦白地说，那末我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赚钱。”[(16)]究竟有多少意大利移民从美国倒流到意大利？有的说意大利移民从美国的倒流的比例起伏不定，大致保持在11%到73%之间。有的说回国者占60%左右。[(17)]总之，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回流是巨大的。为什么意大利人以这么大的数量返回意大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到美国，一开始就是临时的，或带有试探性质。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大部分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定居在工业州，从事的工作有修铁路、采矿、渔业贸易。许多意大利人步犹太移民的后尘，进入服装行业，一些意大利人用手推车出售水果和蔬菜，一些意大利人做低贱的工作，如充当街头摇奏手风琴者，叫卖小贩和擦鞋者，有的意大利人开小商店。到20世纪初，尽管意大利移民遭到偏见和歧视，但是他们不仅为美国建立一个新的高水平的工业国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开始了他们攀登成功的阶梯的旅程。[(18)]意大利移民带来了管理的旧传统，带来了种植葡萄和酿酒的生产方法，带来了几个世纪的农业智慧。由于吉诺伊斯和西西里岛人带来了几个世纪的船舶操纵术和捕鱼技术，使加利福尼亚渔业贸易获得巨大成功。
受雇的大多数华工，从事修建铁路和采矿。由于这种工作是危险的、辛劳的，只有少数白人和爱尔兰人愿意干这种艰苦的工作。因此，华工所干的职业属于美国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1862—1869年修筑太平洋中央铁路时，中国移民受雇从事修建铁路有12000至25000人。[(19)]他们作为农场工人的价值，已为人们所公认。他们填平中部加利福尼亚的沼泽，种植植物，耕种土地，收获蔬菜和水果。内战以后，移民工人也在加利福尼亚工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1870年代初期，旧金山的中国移民工人占了所有服装工业人数的2/3，雪茄工人的90%。[(20)]此外与中国移民有联系的职业还有：餐馆，洗衣店，家仆。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南部意大利移民带来了他们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他们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也带来了他们保存了几个世纪的优良传统。[(21)]许多意大利移民很长时间不愿学习英语。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成年移民讲意大利语；只有9%的人讲英语。调查表明，直到1960年代，有92.8%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和52.2%的第二代意大利移民在家里讲意大利语。意大利移民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仍然和在意大利一样。许多意大利移民来自严格的、封闭的、静止的、教阶组织的社会，这就完全限制了他们发展的机会和个人前途。[(22)]因此，意大利移民融合到美国主流社会从一开始就比较复杂、难以捉摸。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同化过程缓慢地开始；许多第二代意大利移民继续同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后裔开始了有力的同化。[(23)]
中国移民有着与意大利移民相同的情形，美国的唐人街保留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几乎一个世纪，广东省台山的语言成为唐人街的主要语言。在1970年代，纽约唐人街有五种主要的中国报纸和两种周报，这些报纸为唐人街的中国人提供每天的新闻和消遣。唐人街的电影剧院上演由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输入的中国电影。华人学校与唐人街的新移民洪流保持一致。一些中国移民的孩子除了正常地在美国学校学习以外，也进华人学校学习，获得传统教育。[(24)]中国移民重视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他们以和在中国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热情来庆祝和纪念这些节日。
乡土主义（Regionalism）是美国的意大利和中国移民的另一个共同特色。当“小意大利”民族区开始形成时，意大利移民按着他们的地方家系聚居。社会交往以意大利人聚居区为基础。菲利普·迪·佛朗哥（Philip di franco）写道：“这些小意大利为意大利移民提供了他们在家乡所熟悉的严密的、安全的社区生活。他们聚集在某个社区，讲相同的方言，持有相同的习惯。在种族区域内，这些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相处在一起的移民，为了寻求外国人世界的保护和安全，与他们不同的美国人隔离开来。因此，许多南部意大利人仍然居住在意大利人的聚居区，他们的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住房破烂不堪，但他们感到安全。”[(25)]
家庭纽带是中国移民生活的一个显著特色。中国移民作为一个扩大的大家族的成员视这个家族为协会，在这个协会中使用“大家族”这个专门名词。一些家族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大家族的双重目的，即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实行娱乐计划和解决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核心家庭成员增加，家庭公司成为中国移民社区企业的普遍形式。除了家庭纽带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
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都遭受偏见、歧视、仇视甚至于暴力的袭击。如：1871年对洛杉矶中国人的大屠杀；1885年怀俄明州岩泉惨案；1887年俄勒冈蛇河的华人矿工惨遭杀害。[(26)]直接的对亚洲移民的全国性的歧视始于1882年。在这一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移民的法案“排华法案”，停止华工入美十年。事实上，1880年代的事件开辟了美国保护政策的时代。[(27)]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了（这时，中国和美国为盟友），但是给中国的只是一个象征，即105个移民配额。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65年。1968年完全生效的“哈特——塞勒法”（The Hart-Cellar Act）最后废除了以种族和出身为基础的歧视移民的配额制度。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自从1882年以来对移民关闭的大门几乎完全敞开。[(28)]
美国意大利移民同样遭受种族歧视，甚至惨遭杀害。在1874年西宾夕法尼亚阿姆斯壮煤矿中的意大利工人被杀；1891年意大利人在西弗吉尼亚和新奥尔良，1895年在南克罗拉多遭私刑。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对入境移民进行文化测验。当这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民潮流的时候，国会又在1921年、1924年通过了法律，对移民实行配额，限制移民。结果，这些法律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移居美国。当时对意大利移民的配额是这样的：1929年建立的配额制度，即允许5802个意大利人进入美国，而英国移民的配额是65721人，德国移民配额25957人（这种歧视的配额制度直到1952年麦加伦·活尔特移民法案通过才有了一点改变）。[(29)]这种配额移民法没有限制移民的配偶和孩子，所以许多意大利男性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比较容易地移居美国。结果意大利人能够以每年三倍的配额比例来到美国。[(30)]然而，这种在美国的新生活没有使已来到美国的意大利农民实现其完全的梦想。
通过对美国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相似性的考察，运用文化同化的原则或结构同化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概念：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都没有迅速或完全将他们自己同化到美国社会。
二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特殊性
在1865—1965年这一世纪中，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不仅有以上背景、散居、定居模式、职业分布、传统文化、乡土主义等共同特色，而且还有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中的一半移民回到了意大利。男性移民多于女性移民，单身移民多于已婚移民。当丈夫在美国找到了职业之后，妻子和孩子随后到美国。
虽然男性移民是意大利人的特色，但在19世纪美国移民群体中没有任何大的种族群体性比例失调的程度超过中国移民。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3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晚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到194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9∶1。[(32)]到1960年，这种性比例仍不协调，即女性人数为100654，男性人数为135430。[(33)]许多移民是被迫离开他们中国妻子的年轻人。因此，到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和村庄有着一种亲密的纽带关系。[(34)]
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几乎都住在“唐人街”内，不像意大利移民的居住区，唐人街的人口几乎差不多都是中国人。与中国人比较，“小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集中程度较低。[(35)]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着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居民区里，意大利裔很少能构成多数。其他的移民种族——爱尔兰人、法国人、犹太人等——通常会和意大利裔共处同一居民区。
家族和家庭生活在意大利移民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36)]扩大了的家庭纽带，不仅帮助新来者找住房和职业，而且也帮助意大利的其他家庭成员参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因此，意大利人以家庭为中心甚于以社区为中心。包工头制度是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具有一些语言、法律、警察知识，与商人和房东有联系。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这些包工头虽然是诚实的，但是寄生的。[(37)]包工头制度是早期移民阶段的一个特色。1900年以后，这种包工头制度不再可靠，因此大大消失。[(38)]
与意大利相比，中国移民建立了另外一种组织，以满足他们在新世界的需要。六合公司（会馆）是最重要的和有名的。建立这些社区组织是为了满足中国移民的一切需要，增进他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绝对地以中国种族为基础，结果中国人自己剥削自己，让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组织没有为集团发展带来预期的社会变化。他们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以改善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
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比中国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早。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比意大利移民的乡土主义浓厚；美国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是在本世纪20年代，而乡土主义在中国移民中直到本世纪60年代还很重要，甚至于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由于当老移民不愿放弃乡土主义，新移民又为唐人街带来了较多的家庭名称和地区来源。
关于职业，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具有鲜明的不同的经历。早在1890年代，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在各种熟练和非熟练职业中找到了工作，例如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他们开始融合到美国劳动力的主流中去。自我雇佣的工人在数量上虽然不可忽视，但只构成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到1930年代，这种融合几乎完成了。但是，从1890年代到1960年代，许多中国移民从事像洗衣、开餐馆这种服务性的职业，这种自我雇佣的人数相当之多。[(39)]职业的不同反映出：经济生活融入整个美国中的意大利人，已经发展成一种直接的与美国社会相联系的关系，而中国移民由于其经济生活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因而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
政治是两个移民集团之间的不同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当他们在1880年代来到美国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对美国政治都表示不感兴趣。但是在二三十年之后，意大利人开始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到1930年代，美国的意大利人总地说来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积极。到1930年后期，在少数几个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新奥尔良，有意大利人出任市长。在许多小城市，特别是在新泽西，意大利人当选为市长。[(40)]约翰O·帕斯托（John O.Pastore）是一个意大利裁缝的儿子，他于1946年当选为罗得岛的州长，然后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帕斯托的当选标志美国意大利人政治新时代的开始。1950年代后期，在城市政府中美国意大利人占有一席之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二十年以后，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美国意大利人在许多北部城市担任市长或市议会成员。[(41)]安东尼·塞利布雷齐（Anthony Celebrezze）成为第一个在总统内阁任职的美国意大利人。1960年代中期，意大利移民美国委员会的130个分会是改变种族主义的美国移民法的有效力量。这些美国意大利人的组织进行鼓动、游说，成功地使1965年移民法通过。[(42)]
相反，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发生兴趣经历了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世纪，唐人街是一个封闭、自我管理的社区。中国移民的后裔没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对任何政治候选人构成一种威胁，华人政治在美国这时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他们对形成美国政策没有产生影响。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正逐渐上升；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是忠诚的。在1960年代，美国华人开始参加美国人的选举过程和抗议政治。成立新组织，以担保政治的权利和资助政治候选人选，并为美国华人的利益进行游说。[(43)]
根据结构同化理论，中国移民的同化进程比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进程缓慢，在职业和政治方面的事例可以得到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维持的时间也比意大利移民长。中国移民的暂居心理状态比意大利移民持续的时间长，他们和故国在感情上的联系比意大利人强烈。总地说来，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过程都比较缓慢。
三 总结与讨论
从以上两个移民集团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国家，外来移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没有外来移民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外来移民和美国的关系是整体和组成部分的关系，整体决定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丁则民教授在考察了美国民族构成及其移民政策的演变后把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巨大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外来移民增加了美国的人口，增强了美国人的活力；（二）他们不仅给美国社会注入了富有朝气的活力，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三）他们扩大了美国的市场，体现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人力投资；（四）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各自群体的传统和文化，从而丰富了美国的文化，使它更加丰富多采。”这种概括是恰当的。
第二，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保持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以维护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成为美国发展中成绩和问题的晴雨表，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移民政策由各种公众惯例和政府实力所决定。当联邦政府急需劳动力的时候，就将移民的大门敞开，内战以前，联邦政府对外来移民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一旦出现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时候，美国便制定限制和排斥移民的政策，内战以后，美国通过多项立法，开始对移民进行限制以至排斥。1882年“排华法案”标志美国自由移民政策向限制移民政策过渡的开端。1917年的“文化测验”法案，部分关闭了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其原因在于，20世纪初美国人口总数已超过一亿，劳动力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了。20世纪20年代国会通过的“配额法”，使欧洲的移民总数减少了，亚洲的移民几乎完全被禁止，而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移民日益增多，这是由于西半球移民不包括在“配额法”之内。二次大战后，美国从自己的实力和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导致了美国移民新高潮的出现。1946—1947年，根据非配额法入境的外籍新娘及子女约有18万人，1945—1965年期间，根据“被迫流亡法”和“难民救济法”入境的“难民”超过百万人，占这一时期全部移民总数的1/5。到了60年代，美国在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过程中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加上受民权运动的冲击，美国不得不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于是，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移民法，即“移民与国籍法”。新移民法的实施，改变了美国移民法的传统格局，主要移民地区欧洲被亚洲取而代之，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大大地增加。
第三，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接受和同化外来移民的过程，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凡试图进入美国社会而受阻的那些种族集团。为了在敌意的环境中经济上有所发展，倾向于依靠本民族社团提供的安全和保护，开始其经营活动。外来移民建立了各种组织，如提供物质的经济协会；满足他们的成员的友谊、娱乐、精神安乐所需要的社会和文化（包括宗教）协会；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捍卫他们的权利的政治协会，等等。外来移民创立了自己的社区或聚居区。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移民及其后裔的社会流动增强了，进而大大加强了移民与土生美国人以及移民聚居区之间的来往交流，为互相融合为一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丁则民教授引用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的话说：“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方言、食物、音乐和文化特征都曾一度具有种族的特色，而今却成为（美利坚民族）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了”。不仅各民族、种族集团移居美国后都已发生变化，而且美国社会在接纳它们之后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四，美利坚民族具有文化多样性。外来移民都出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长久远的影响。外来移民在政治入籍、经济运作、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融入当地社会时，仍然保留对自己民族的认知。如美籍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特性。1890年一项调查表明，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学校里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由于孩子们在两个世界里长大，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是很自然的事。同样，华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这对美国是宝贵财富，是有利无害的。从理论上说，美国的每一个民族（或种族）集团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都有权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这不但有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也符合美国社会的实际。历史表明：美国经过不断同化、融合移民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种族杂居、文化多元的社会。各民族、种族保持各自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加上美国社会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使得美国文化丰富多采，可见，保持与发展移民自身的优秀文化，对于美国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是有益无害的。
总起来说，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串当今的美国社会，也贯串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群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以及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和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和地区的演变。美国各种族的同化过程，并非是一种单行道。
注释：
①Michael D.Innocenzo and Josef P.Sirefman,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Hofstra University,1992,Introduction.
②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p.214.
③Luciano Mangiafico,Contemporary American Immigrants,New York:Pr-aeger,1988,p.112.
④D.Y·Yuan,Chinese-American Population,Hong Kong:UEA Press Ltd,1988,p.14.
⑤Colleen Leahy Johnson,Growing Up and Growing Old in Italian-Ame-rican Families,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5,p.24.
⑥Francesco Cordasco,Dictiona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TheScarecrow Press,Inc.1990,pp.429-430.
⑦Harry H.L.kitano and Roger Daniels,Asian Americans:Emerging Min-orities,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8,p.20-21.
⑧Luciano Mangiafico,Ibid,p.112.
⑨Foerster,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Cambridge,1919,p.21,in Rudolph J.Vecoli and Suzanne M.Sinke,A Century of European Migrations,1830-1930,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1,p.26.
⑩Roger Daniels,"Chinese and Japanese in North America:The Caradi-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Compared"in George E.Pozzetta,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Vol.1,p.96.
(11)Claire Jones,The Chinese in America,Minneapolis:Lea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1972,p.68.
(12)Colleen Leahy Johnson,Ibid,p.25;Valentine J.Belfiglio,"Italians in Small Town and Rural Texas",in Rudolph J.Vecoli,Italian Immigra-nts in Rural and Small Town America,American It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7,p.35.
(13)Philip Di Franco,The Italian American Experience,New 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Inc.,1988,pp.80-82;Vincent N.Parrillo,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0,p.197.
(14)Computed from 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Ho-lt,1909,table,p.498,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
(15)Harry H.L.Kitano and roger Daniels,Ibid,pp.19-20.
(16)S.Dale Mclemore,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Allyn a-nd Bacon,Fourth Edition,1994,p.78.
(17)Dino Cinel,From Italy to San Francisco;The Immigrant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6,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Immigration Reconsider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
(18)Philip Di Franco,Ibid,pp.102-103.
(19)Betty Lee Sung,Mountains of Gold: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1967,p.39.
(20)H.M.Lai,"Chinese"in Handlin,Harvard Encyclopedia,p.291.
(21)Philip Di Franco,Ibid,p.82.
(22)Philip Di Franco,Ibid,p.91.
(23)Philip di Franco,Ibid,p.90.
(24)Jack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80,p.118.
(25)Philip Di Franco,Ibid,p.82.
(26)Shih-Shan Henry Tsai,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1911,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83,pp.86-89;David m.Brpownstone,The Chinese-American Heritage,New York andOxford:Facts on file,1988,p.82;Sucheng Chan,Asian Americans:An Interp-retive History,Boston:Twayne,1991,pp.49-50.
(27)Milton M.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Oxford UniversityPress,1964,p.96.
(28)Herbert R.Barringer,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3,pp.30-31.
(29)Feagin Joe R.,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Third Edition,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89,p.118.
(30)Philip Di Franco,Ibid,pp.83.
(31)Roger Daniels,Coming to America: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Harper Pernnial,1990,p.241.
(32)George E.Pozzetta,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Vol.1,p.97.
(33)Stanford M Lyman,"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to America,"Phylon,29(winter 1968)pp.322-323.
(34)Miller Wayne Charles,"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Minorities",Vol.2,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p.693.
(35)Roger Daniels,Coming to America: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Harper Pernnial,1990,p.242.
(36)Richard D.Alba,Italian American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5,p.56.
(37)Miller Wayne Charles,Ibid,Vol.1,p.424;Thomas J.Archdeacon,Bec-oming American:An Ethnic Histor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p.158.
(38)Humberts.Nellie,From Immigrants to Ethnics,p.81,in Richard D.Alba,Italian Americans,New Jersey:Prentic-Hall,Inc.,1985,p.53.
(39)Joe R.Feagin,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89,p.350.
(40)Joe R.Feagin,Ibid,p.125.
(41)Samuel Lubell,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2ded.N.Y.:Doubl-eolay,Anchor Books,1955,p.70.
(42)Rrickus,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p.92;Sylvia Pellini Macphee,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Italian Americans,Cambridge,Mass:Center forCommunity EconomicDevelopment,1974,pp.10-15,in Joe R.Feagin,Ibid,p.127.
(43)John D.Buenker and Lorman A.Ratner,Multicultu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enwood Press,1992,p.20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8期
【原文出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7-15,6页
【作者简介】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然而，关于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我在访问美国时，接触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了解到国外学者比较重视移民群体的比较分析。但他们在对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时，较多的是选择以下一些移民群体，例如，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较；美国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比较；美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比较；美国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比较。而笔者从接触到的材料中了解到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性和个性。因此，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群体的比较分析中，找出这两个种族集团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异同，探讨移民的整体性和多样性，促进美国移民史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共同性
关于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相似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具有相同的背景。中国曾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在11世纪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18世纪之前都没能赶上。但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许多商业处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由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了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农民已有的沉重的负担，由于清政府被迫向外国政府大量赔款和许多地方工业中外国的竞争而增加了。低水平的国内工业的发展，不能吸引背井离乡的农民和小手工匠，而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到其它地方寻求职业。不平等的政治关系，使得西方国家控制中国劳工的流动成为可能。根据卢西洛·曼加菲克（Luciano Mangiafico）的研究。移民的动因是一种组合的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反叛、革命、战乱和欧洲力量的压力，这些因素都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疾苦：政治不稳定，高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迫使大量的中国人移居海外。[③]美国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工业，开发西部，因而需要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从1850年到1882年，有32.2万中国移民进入美国。这些中国移民是商人、手工匠，但绝大多数是非熟练劳工和农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一位学者写道：“即使到第一次移民浪潮七十年之后的1920年，中国移民的文盲比例在西海岸是高的。”[④]
1880年以后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以来自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大量的农民和穷苦工人为其特征。到1901年，有83%的意大利移民来自南部意大利。[⑤]除了一些政治犯和知识分子以外，移民中大多是未受教育者或文盲。[⑥]这些移民是由于有限的资源带来的人口压力而被驱逐到国外的。
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具有共同的散居（diaspora）特色。几乎移居美国的所有的中国移民的家都在中国南方，他们具有悠久的政治反叛和移民的传统。中国南方被作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中国人的跳板。这些地方如香港和澳门，不仅是外国商品如鸦片输入的港口，也是中国人乘船移往美国的港口。这些中国人首先被带到象古巴、秘鲁这些地方，然后再被带到美国。一个美国领事报告说，19世纪中期中国人被引诱到船上，然后被带到秘鲁的太平洋岛的死鸟粪岛和古巴蔗糖种植园里工作；中国人相信他们被带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许多华人是作为合同工或在“赊单票制度”（credit ticket system）下来到美国的。这种“赊单票制度”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许多借款的中国人必须偿还他们的贷款。[⑦]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只是大批居住在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美和加勒比海的数百万中国人的一小部分。[⑧]
散居的意大利人来自三个地区：北部；中部；南部。移居美国的2600万意大利移民，其中大约40%来自于南部，20%来自于中部，40%来自于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从其它国家而不是从意大利进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大约5000—100000人。[⑨]
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居住模式也具有相似性，即他们都定居在城市。中国移民的大多数不仅是城市居住者，而且是大城市的居住者。例如，在1880年仅大约1/5的中国移民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个百分比随着每次人口调查而增加，到1910年，几乎有一半的中国移民住在这种规模的城市，到1940年这个数字几乎上升到3/4。[⑩]移居美国的中国移民开始主要居住在旧金山，但是到1940年居住地几乎扩大到所有大城市，包括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萨克拉门托、波士顿等。今天，39%的美国籍华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18%的美籍华人居住在纽约，12%的美籍华人居住在夏威夷，31%的美籍华人散居在美国的其它地方。[(11)]
对于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说，目的地港口是纽约。在移民的高峰时期（1901—1910年），97%的意大利人是通过纽约进入美国的。[(12)]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东北部各州的城市，包括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纽约以及东北部的费城和波士顿，中西部的芝加哥，南部的奥尔良和西部的旧金山，都成为意大利移民定居的主要中心。[(13)]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大多数为寄居者（sojourners）。成为华侨的那些人绝大多数移居美国只是尝试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打算来到“金山”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带着几百美元返回故土，这是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特点。1848—1882年，在中国移民能自由地进入美国时期，大约有32.2万中国人到达美国，而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大致比例是47%，大约有15.1万人。[(14)]造成美国中国移民的特殊经历，有三个因素：一是他们的血统；二是他们所到的地区；三是由于他们在美国令人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中国人是第一个被美国政府排斥的移民群体。[(15)]
像中国移民一样，意大利移民也是暂居者。正如一位访问美国后的观察家写道：“他们为了摆脱意大利的贫困，在春天来到美国，与工人们竞争，接受低廉工资，当冬天来临时，他们像候鸟一般离开美国。”琼斯（Jones）引用一位成功的美国意大利人斯蒂芬诺·米涅（Stefanc Miele）的话来说：“如果要我坦白地说，那末我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赚钱。”[(16)]究竟有多少意大利移民从美国倒流到意大利？有的说意大利移民从美国的倒流的比例起伏不定，大致保持在11%到73%之间。有的说回国者占60%左右。[(17)]总之，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回流是巨大的。为什么意大利人以这么大的数量返回意大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到美国，一开始就是临时的，或带有试探性质。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大部分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定居在工业州，从事的工作有修铁路、采矿、渔业贸易。许多意大利人步犹太移民的后尘，进入服装行业，一些意大利人用手推车出售水果和蔬菜，一些意大利人做低贱的工作，如充当街头摇奏手风琴者，叫卖小贩和擦鞋者，有的意大利人开小商店。到20世纪初，尽管意大利移民遭到偏见和歧视，但是他们不仅为美国建立一个新的高水平的工业国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开始了他们攀登成功的阶梯的旅程。[(18)]意大利移民带来了管理的旧传统，带来了种植葡萄和酿酒的生产方法，带来了几个世纪的农业智慧。由于吉诺伊斯和西西里岛人带来了几个世纪的船舶操纵术和捕鱼技术，使加利福尼亚渔业贸易获得巨大成功。
受雇的大多数华工，从事修建铁路和采矿。由于这种工作是危险的、辛劳的，只有少数白人和爱尔兰人愿意干这种艰苦的工作。因此，华工所干的职业属于美国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1862—1869年修筑太平洋中央铁路时，中国移民受雇从事修建铁路有12000至25000人。[(19)]他们作为农场工人的价值，已为人们所公认。他们填平中部加利福尼亚的沼泽，种植植物，耕种土地，收获蔬菜和水果。内战以后，移民工人也在加利福尼亚工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1870年代初期，旧金山的中国移民工人占了所有服装工业人数的2/3，雪茄工人的90%。[(20)]此外与中国移民有联系的职业还有：餐馆，洗衣店，家仆。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南部意大利移民带来了他们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他们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也带来了他们保存了几个世纪的优良传统。[(21)]许多意大利移民很长时间不愿学习英语。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成年移民讲意大利语；只有9%的人讲英语。调查表明，直到1960年代，有92.8%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和52.2%的第二代意大利移民在家里讲意大利语。意大利移民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仍然和在意大利一样。许多意大利移民来自严格的、封闭的、静止的、教阶组织的社会，这就完全限制了他们发展的机会和个人前途。[(22)]因此，意大利移民融合到美国主流社会从一开始就比较复杂、难以捉摸。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同化过程缓慢地开始；许多第二代意大利移民继续同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后裔开始了有力的同化。[(23)]
中国移民有着与意大利移民相同的情形，美国的唐人街保留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几乎一个世纪，广东省台山的语言成为唐人街的主要语言。在1970年代，纽约唐人街有五种主要的中国报纸和两种周报，这些报纸为唐人街的中国人提供每天的新闻和消遣。唐人街的电影剧院上演由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输入的中国电影。华人学校与唐人街的新移民洪流保持一致。一些中国移民的孩子除了正常地在美国学校学习以外，也进华人学校学习，获得传统教育。[(24)]中国移民重视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他们以和在中国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热情来庆祝和纪念这些节日。
乡土主义（Regionalism）是美国的意大利和中国移民的另一个共同特色。当“小意大利”民族区开始形成时，意大利移民按着他们的地方家系聚居。社会交往以意大利人聚居区为基础。菲利普·迪·佛朗哥（Philip di franco）写道：“这些小意大利为意大利移民提供了他们在家乡所熟悉的严密的、安全的社区生活。他们聚集在某个社区，讲相同的方言，持有相同的习惯。在种族区域内，这些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相处在一起的移民，为了寻求外国人世界的保护和安全，与他们不同的美国人隔离开来。因此，许多南部意大利人仍然居住在意大利人的聚居区，他们的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住房破烂不堪，但他们感到安全。”[(25)]
家庭纽带是中国移民生活的一个显著特色。中国移民作为一个扩大的大家族的成员视这个家族为协会，在这个协会中使用“大家族”这个专门名词。一些家族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大家族的双重目的，即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实行娱乐计划和解决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核心家庭成员增加，家庭公司成为中国移民社区企业的普遍形式。除了家庭纽带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
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都遭受偏见、歧视、仇视甚至于暴力的袭击。如：1871年对洛杉矶中国人的大屠杀；1885年怀俄明州岩泉惨案；1887年俄勒冈蛇河的华人矿工惨遭杀害。[(26)]直接的对亚洲移民的全国性的歧视始于1882年。在这一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移民的法案“排华法案”，停止华工入美十年。事实上，1880年代的事件开辟了美国保护政策的时代。[(27)]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了（这时，中国和美国为盟友），但是给中国的只是一个象征，即105个移民配额。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65年。1968年完全生效的“哈特——塞勒法”（The Hart-Cellar Act）最后废除了以种族和出身为基础的歧视移民的配额制度。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自从1882年以来对移民关闭的大门几乎完全敞开。[(28)]
美国意大利移民同样遭受种族歧视，甚至惨遭杀害。在1874年西宾夕法尼亚阿姆斯壮煤矿中的意大利工人被杀；1891年意大利人在西弗吉尼亚和新奥尔良，1895年在南克罗拉多遭私刑。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对入境移民进行文化测验。当这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民潮流的时候，国会又在1921年、1924年通过了法律，对移民实行配额，限制移民。结果，这些法律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移居美国。当时对意大利移民的配额是这样的：1929年建立的配额制度，即允许5802个意大利人进入美国，而英国移民的配额是65721人，德国移民配额25957人（这种歧视的配额制度直到1952年麦加伦·活尔特移民法案通过才有了一点改变）。[(29)]这种配额移民法没有限制移民的配偶和孩子，所以许多意大利男性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比较容易地移居美国。结果意大利人能够以每年三倍的配额比例来到美国。[(30)]然而，这种在美国的新生活没有使已来到美国的意大利农民实现其完全的梦想。
通过对美国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相似性的考察，运用文化同化的原则或结构同化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概念：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都没有迅速或完全将他们自己同化到美国社会。
二 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特殊性
在1865—1965年这一世纪中，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不仅有以上背景、散居、定居模式、职业分布、传统文化、乡土主义等共同特色，而且还有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中的一半移民回到了意大利。男性移民多于女性移民，单身移民多于已婚移民。当丈夫在美国找到了职业之后，妻子和孩子随后到美国。
虽然男性移民是意大利人的特色，但在19世纪美国移民群体中没有任何大的种族群体性比例失调的程度超过中国移民。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3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晚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到194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9∶1。[(32)]到1960年，这种性比例仍不协调，即女性人数为100654，男性人数为135430。[(33)]许多移民是被迫离开他们中国妻子的年轻人。因此，到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和村庄有着一种亲密的纽带关系。[(34)]
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几乎都住在“唐人街”内，不像意大利移民的居住区，唐人街的人口几乎差不多都是中国人。与中国人比较，“小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集中程度较低。[(35)]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着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居民区里，意大利裔很少能构成多数。其他的移民种族——爱尔兰人、法国人、犹太人等——通常会和意大利裔共处同一居民区。
家族和家庭生活在意大利移民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36)]扩大了的家庭纽带，不仅帮助新来者找住房和职业，而且也帮助意大利的其他家庭成员参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因此，意大利人以家庭为中心甚于以社区为中心。包工头制度是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具有一些语言、法律、警察知识，与商人和房东有联系。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这些包工头虽然是诚实的，但是寄生的。[(37)]包工头制度是早期移民阶段的一个特色。1900年以后，这种包工头制度不再可靠，因此大大消失。[(38)]
与意大利相比，中国移民建立了另外一种组织，以满足他们在新世界的需要。六合公司（会馆）是最重要的和有名的。建立这些社区组织是为了满足中国移民的一切需要，增进他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绝对地以中国种族为基础，结果中国人自己剥削自己，让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组织没有为集团发展带来预期的社会变化。他们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以改善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
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比中国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早。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比意大利移民的乡土主义浓厚；美国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是在本世纪20年代，而乡土主义在中国移民中直到本世纪60年代还很重要，甚至于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由于当老移民不愿放弃乡土主义，新移民又为唐人街带来了较多的家庭名称和地区来源。
关于职业，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具有鲜明的不同的经历。早在1890年代，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在各种熟练和非熟练职业中找到了工作，例如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他们开始融合到美国劳动力的主流中去。自我雇佣的工人在数量上虽然不可忽视，但只构成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到1930年代，这种融合几乎完成了。但是，从1890年代到1960年代，许多中国移民从事像洗衣、开餐馆这种服务性的职业，这种自我雇佣的人数相当之多。[(39)]职业的不同反映出：经济生活融入整个美国中的意大利人，已经发展成一种直接的与美国社会相联系的关系，而中国移民由于其经济生活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因而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
政治是两个移民集团之间的不同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当他们在1880年代来到美国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对美国政治都表示不感兴趣。但是在二三十年之后，意大利人开始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到1930年代，美国的意大利人总地说来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积极。到1930年后期，在少数几个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新奥尔良，有意大利人出任市长。在许多小城市，特别是在新泽西，意大利人当选为市长。[(40)]约翰O·帕斯托（John O.Pastore）是一个意大利裁缝的儿子，他于1946年当选为罗得岛的州长，然后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帕斯托的当选标志美国意大利人政治新时代的开始。1950年代后期，在城市政府中美国意大利人占有一席之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二十年以后，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美国意大利人在许多北部城市担任市长或市议会成员。[(41)]安东尼·塞利布雷齐（Anthony Celebrezze）成为第一个在总统内阁任职的美国意大利人。1960年代中期，意大利移民美国委员会的130个分会是改变种族主义的美国移民法的有效力量。这些美国意大利人的组织进行鼓动、游说，成功地使1965年移民法通过。[(42)]
相反，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发生兴趣经历了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世纪，唐人街是一个封闭、自我管理的社区。中国移民的后裔没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对任何政治候选人构成一种威胁，华人政治在美国这时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他们对形成美国政策没有产生影响。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正逐渐上升；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是忠诚的。在1960年代，美国华人开始参加美国人的选举过程和抗议政治。成立新组织，以担保政治的权利和资助政治候选人选，并为美国华人的利益进行游说。[(43)]
根据结构同化理论，中国移民的同化进程比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进程缓慢，在职业和政治方面的事例可以得到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维持的时间也比意大利移民长。中国移民的暂居心理状态比意大利移民持续的时间长，他们和故国在感情上的联系比意大利人强烈。总地说来，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过程都比较缓慢。
三 总结与讨论
从以上两个移民集团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国家，外来移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没有外来移民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外来移民和美国的关系是整体和组成部分的关系，整体决定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丁则民教授在考察了美国民族构成及其移民政策的演变后把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巨大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外来移民增加了美国的人口，增强了美国人的活力；（二）他们不仅给美国社会注入了富有朝气的活力，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三）他们扩大了美国的市场，体现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人力投资；（四）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各自群体的传统和文化，从而丰富了美国的文化，使它更加丰富多采。”这种概括是恰当的。
第二，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保持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以维护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成为美国发展中成绩和问题的晴雨表，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移民政策由各种公众惯例和政府实力所决定。当联邦政府急需劳动力的时候，就将移民的大门敞开，内战以前，联邦政府对外来移民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一旦出现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时候，美国便制定限制和排斥移民的政策，内战以后，美国通过多项立法，开始对移民进行限制以至排斥。1882年“排华法案”标志美国自由移民政策向限制移民政策过渡的开端。1917年的“文化测验”法案，部分关闭了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其原因在于，20世纪初美国人口总数已超过一亿，劳动力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了。20世纪20年代国会通过的“配额法”，使欧洲的移民总数减少了，亚洲的移民几乎完全被禁止，而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移民日益增多，这是由于西半球移民不包括在“配额法”之内。二次大战后，美国从自己的实力和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导致了美国移民新高潮的出现。1946—1947年，根据非配额法入境的外籍新娘及子女约有18万人，1945—1965年期间，根据“被迫流亡法”和“难民救济法”入境的“难民”超过百万人，占这一时期全部移民总数的1/5。到了60年代，美国在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过程中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加上受民权运动的冲击，美国不得不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于是，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移民法，即“移民与国籍法”。新移民法的实施，改变了美国移民法的传统格局，主要移民地区欧洲被亚洲取而代之，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大大地增加。
第三，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接受和同化外来移民的过程，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凡试图进入美国社会而受阻的那些种族集团。为了在敌意的环境中经济上有所发展，倾向于依靠本民族社团提供的安全和保护，开始其经营活动。外来移民建立了各种组织，如提供物质的经济协会；满足他们的成员的友谊、娱乐、精神安乐所需要的社会和文化（包括宗教）协会；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捍卫他们的权利的政治协会，等等。外来移民创立了自己的社区或聚居区。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移民及其后裔的社会流动增强了，进而大大加强了移民与土生美国人以及移民聚居区之间的来往交流，为互相融合为一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丁则民教授引用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的话说：“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方言、食物、音乐和文化特征都曾一度具有种族的特色，而今却成为（美利坚民族）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了”。不仅各民族、种族集团移居美国后都已发生变化，而且美国社会在接纳它们之后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四，美利坚民族具有文化多样性。外来移民都出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长久远的影响。外来移民在政治入籍、经济运作、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融入当地社会时，仍然保留对自己民族的认知。如美籍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特性。1890年一项调查表明，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学校里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由于孩子们在两个世界里长大，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是很自然的事。同样，华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这对美国是宝贵财富，是有利无害的。从理论上说，美国的每一个民族（或种族）集团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都有权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这不但有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也符合美国社会的实际。历史表明：美国经过不断同化、融合移民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种族杂居、文化多元的社会。各民族、种族保持各自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加上美国社会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使得美国文化丰富多采，可见，保持与发展移民自身的优秀文化，对于美国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是有益无害的。
总起来说，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串当今的美国社会，也贯串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群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以及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和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和地区的演变。美国各种族的同化过程，并非是一种单行道。
注释：
①Michael D.Innocenzo and Josef P.Sirefman,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Hofstra University,1992,Introduction.
②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p.214.
③Luciano Mangiafico,Contemporary American Immigrants,New York:Pr-aeger,1988,p.112.
④D.Y·Yuan,Chinese-American Population,Hong Kong:UEA Press Ltd,1988,p.14.
⑤Colleen Leahy Johnson,Growing Up and Growing Old in Italian-Ame-rican Families,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5,p.24.
⑥Francesco Cordasco,Dictiona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TheScarecrow Press,Inc.1990,pp.429-430.
⑦Harry H.L.kitano and Roger Daniels,Asian Americans:Emerging Min-orities,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8,p.20-21.
⑧Luciano Mangiafico,Ibid,p.112.
⑨Foerster,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Cambridge,1919,p.21,in Rudolph J.Vecoli and Suzanne M.Sinke,A Century of European Migrations,1830-1930,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1,p.26.
⑩Roger Daniels,"Chinese and Japanese in North America:The Caradi-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Compared"in George E.Pozzetta,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Vol.1,p.96.
(11)Claire Jones,The Chinese in America,Minneapolis:Lea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1972,p.68.
(12)Colleen Leahy Johnson,Ibid,p.25;Valentine J.Belfiglio,"Italians in Small Town and Rural Texas",in Rudolph J.Vecoli,Italian Immigra-nts in Rural and Small Town America,American It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7,p.35.
(13)Philip Di Franco,The Italian American Experience,New 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Inc.,1988,pp.80-82;Vincent N.Parrillo,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0,p.197.
(14)Computed from 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Ho-lt,1909,table,p.498,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
(15)Harry H.L.Kitano and roger Daniels,Ibid,pp.19-20.
(16)S.Dale Mclemore,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Allyn a-nd Bacon,Fourth Edition,1994,p.78.
(17)Dino Cinel,From Italy to San Francisco;The Immigrant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6,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Immigration Reconsider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
(18)Philip Di Franco,Ibid,pp.102-103.
(19)Betty Lee Sung,Mountains of Gold: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1967,p.39.
(20)H.M.Lai,"Chinese"in Handlin,Harvard Encyclopedia,p.291.
(21)Philip Di Franco,Ibid,p.82.
(22)Philip Di Franco,Ibid,p.91.
(23)Philip di Franco,Ibid,p.90.
(24)Jack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80,p.118.
(25)Philip Di Franco,Ibid,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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