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及其外交政策
韩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7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01期第92-98页
【作者简介】韩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00037
【摘要】 本文通过对威尔逊担任公职前的学术著作中的观点的分析，说明：威尔逊在研究美国政治体制发展后，认为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社会加强控制，这样才能使社会有序进步，并保持国家的统一。随着美国实力的强大，他又进一步将这个观点运用于国际事务，这就成为国际联盟的理论基础。威尔逊深受边疆学说的影响，认为西进运动是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美国社会体制的根本原因。在西进运动结束后，他要将开拓边疆的模式向世界推广，从而为美国向外扩张并充当世界领袖提供了理论依据。威尔逊的思想同时也代表了美国的时代思潮。
【关键词】 伍德罗·威尔逊 社会政治观 历史观 美国外交 社会控制 集体安全原则
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公职前是著名学者，在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内多有研究与见解。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但威尔逊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从年青时起就决心致力于政治，并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政治。他的研究兴趣和所选择的题目都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他把自己看作是“政治中的外在力量”，即先不做实际上的政治家，而是先做“理论上的政治家”，为做政治家而积累对世界的认识。[①]当他1908年当选新泽西州州长时，威尔逊认为自己终于成为政治内部的一种力量，将要把他的理论上的见解付之实施。1912—1920年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外交面临着做出重大抉择的转折时刻，他的理论见解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的政府的政策决策。本文试图就威尔逊的社会政治及历史观点做一些分析，以期说明他担任总统期间的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
一、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
威尔逊对政治的研究兴趣开始得很早，并经历了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演进过程。他的第一部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所写的《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这部书出版于1885年，为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也是他参与现时社会政治争论的第一部著作。
这部书的内容是研究以国会为中心的美国联邦体制。在书中威尔逊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美国式的国会立法与政府行政管理分开的体制与英国式的政府对议会负责的体制作为两种类型，进而“对两种类型的政治做出适当比较，形成一个尽可能明确的对联邦行政的实际情况的观点。”[②]
威尔逊之所以要将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做比较并指出美国体制的弊病，并不是真的要在美国实行英国体制，而是象他以前和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样，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到此时已有巨大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日益增多，交通更加便利，人口迅速增长，美国需要一个权力和责任都更明确的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否则国家将不能保持统一。他在书中明确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胜任时代的要求。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威尔逊从回顾和分析美国宪政史及联邦体制发展史入手，他认为，在美国历史的早期，联邦政府的权威并不强大，各州基本上是各行其事，对中央政府很冷漠。“在新生的全国政府的早期，毫无疑问，各州的意愿有着很大的力量；……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能有很重要的职能作用。”“第一届国会成员也一样，很不情愿地走到一起来，而且没有什么共同的和坚定的合作精神，……总统在正式场合要屈尊于纽约州长，当他过问自己部门的事情时，发现自己要处理的主要事情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些与礼节和仪式有关的小事。”[③]但是这只是早期现象，到华盛顿总统离任，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在以后的发展中联邦权威日益增大。在联邦权威增大的过程中，南北战争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与联邦活动同步前进的还有从一开始就有的坚定而正确无误的民族感情的成长。（南北）战争是重新安排州与联邦之间权力平衡的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力量；自战争结束后，很明显地可以看到集中化倾向的突出表现。战争的历史是国家权威这个原则胜利的纪录。因为这个原则的发展，战争才成为不可避免；因为这个原则获胜，战争才因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两种力量的最高和最后的斗争，这两种力量一种是那些仍然存在于团体政治的血液中的分裂的力量，另一种是那些健康的，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正以其朝气和活力逐步建设着这个团体，而它的体制也正在从年青走向成熟，它的宪法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强化和成熟。”[④]这是一个集中化和联邦权威增强的过程。
因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威尔逊认为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宪法制订时所说的政体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形式已是名存实亡，宪法中描述的（政治）形式是精确调整的、符合理想的均衡的形式，而我们现有的政治形式只是一种国会占优势的体制。”[⑤]但是威尔逊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因为这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随着联邦行为的发展，国会的权威也在增强，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时代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而现在，美国已经到了需要加强中央权力以保证统一的时刻：“东部不会永远是国家生活的中心，南部正在迅速增长财富，将会更快地发生影响。西部已经获得没有人能否定的巨大成就，而且储备有无人能估量的未来发展的能力。这些地区能和谐一致还是各自为政几乎完全取决于联邦政府的方法与政策。”[⑥]“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运动，它倾向于由国家控制所有的政策问题，而这些政策要求将行政权力与管理统一，这是分散的、不和谐的州政府行为所不能认识的……。”[⑦]但是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都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因为国会和总统都不是强有力而负责任的领导，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完全分离则是美国体制缺少负责任的领导的原因之一。威尔逊在书中将国会做为联邦权威发展的主要象征。但是美国现行国会是以牺牲行政权力、即总统权力为前提而提高自己的权威的，同时国会自身却没有因此而形成强大而负责的中央权威。国会做为联邦体制中的“中心和支配性力量”本应有权威及明确责任，但是现有的国会是由一些委员会组成的，通过它们来立法既带随意性又缺乏效率。委员会的程序不对公众公开。舆论被漠视。缺少负责任的政策，这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只有一个来自各委员会的法案记录。因为这些委员会是由两党成员组成，甚至没有对政党政策的责任感。这些特征的结果是没有对政策负责的统一的，因而缺少对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他担心，如果现有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很快可能就不能说美国有责任制政府。[⑧]
威尔逊相信美国迫切需要修补他在书中提到的弊病。尽管他在序言中强调：“我所要提供的不是评论，而是说出有可能成为可行性的建议。”[⑨]但他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一个如此大而广泛的国家的政府必须是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它的力量必须与其目标的确定与统一相一致，与民族情绪相一致，与其行动的果断相一致，与其目标的高尚性相一致。”[⑩]而现在的政府一样也不具备：现在的“联邦政府缺乏力量，因为它的权力被分散，缺乏果断，因为它的权威是多重的，缺乏便捷，因为它的程序太繁琐，缺乏效率，因为它的责任不明确，行动没有法定方向。”[(11)]他提倡“无所畏惧地批评”这个体系，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方法简便的、单一的、有无限权力和明确责任的简单明确的政府。”[(12)]
《国会政府》是威尔逊做学者时的早期著作，他在书中提出的应加强联邦权力，以保证美国在新时代有“一个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政府的观点，在他以后的学术乃至政治生涯中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逐步加强。这本书使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头一版在几个星期内便销售一空。虽然不断有后来的学者批评他在写作此书时没有进行严格的研究，对国会缺乏效率的批评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所列举的事例中有些欠准确。[(13)]但是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也是使威尔逊声誉鹊起的真正原因是他代表了相当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担心美国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及政府效率低下，出现了人民党或平民党的激进要求，他们害怕这会毁灭美国制度。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社会体制仍然能为世界做出榜样。而威尔逊在书中提出美国宪法还是有生命力的，美国体制只要进行改革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的观点正符合这些人的愿望。正如威尔逊提到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时所说的：“我们是第一批听到自己同胞询问我们的宪法是否还适用于所寻求的目标的美国人；是第一批严重怀疑我们的体制是否比欧洲优越的美国人；是第一批想到要重铸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及赋予国会新型责任的美国人。”[(14)]因此威尔逊的观点代表了时代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这种加强中央政府控制的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成为进步主义思潮[(15)]的一个内容。而威尔逊做为政治家恰恰是与进步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虽然提出不同的理论及办法，但是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面对挑战或威胁时，应实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保存美国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而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则是要对社会实行控制，要实行有序竞争，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拥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要加强政府的职能，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对社会弊病及不公正现象实行改革。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将社会控制作为讨论的主题，如约翰·杜威的《要求确定》，爱德华·A·罗斯的《社会控制》（190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控制托拉斯》（1901年），沃尔特·李普曼的《放任自流与控制》（1914年），等等。赫伯特·克罗利的《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是美国进步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著作，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本书中，克罗利提出了一个进步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他主张个人目标服从于国家利益。他论证，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美国才能继续向它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保留民主的政治体制。他说：“美国生活的希望将不仅靠检验经济自由的程度而且要靠某种纪律的措施来实现；不仅要大量满足个人的愿望，而且要靠使个人服从及自我否定的有力措施来实现。”[(16)]
在《国会政府》中，威尔逊主要是在讨论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控制，随着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强大，威尔逊逐渐将加强控制的理论应用于国际事务及美国外交政策中，希望美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提供一个世界范围的领导。在美西战争后，威尔逊接受了美国做为新的帝国主义的角色的观点。他开始关注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政治功能。在1900年第15次印刷的《国会政府》的前言中，他对由于卷入外交事务而增长的行政权力表示欢迎。他说：“迅速给予有建树的政治家以权力和机会，授予总统投入国际事务和遥远属地的权力和机会，而这是战争的强烈而重要的后果。”他确认，对美国而言，总统“应该首先表达每个判断，采取每一个行动的第一步，提供信息以便据此采取行动，建议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其执行。”[(17)]为了使美国能控制世界事务，威尔逊这时转而将总统视作加强联邦政府权威的支点。他在《美国宪法政府》（1908）一书中宣称：“总统权力的最伟大之处是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限制地拥有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权，最终是绝对控制外交事务的权力。总统不能未经参议院同意而与外国签订条约，但是他可以指导外交的每一步骤，为保持政府的忠诚和威望而去指导外交，确定什么样的条约应该签订。”[(18)]这是他在《国会政府》一书中最初提出的参议院与总统互相制衡必将造成权力分散，因而使联邦政府缺乏效率的观点的发展。他没有改变过去的应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观点，但是这时他更强调加强总统权威。由于坚持这一立场，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没能获得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批准。他努力通过舆论去影响国会，包括在西部各州的演讲旅行，但还是输掉了争取批准条约的斗争。参议院的独立态度显示出总统控制美国对外关系的权力不象威尔逊希望的那样容易。
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将社会控制的思想应用于国际事务，在国内生活中是要加强联邦权威，在国际事务中则是要建立能对世界做出控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个思想也不是孤立的。1917年，在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学会在年会上专门讨论了将社会控制应用于国际事务的问题。它的领导成员之一，查尔斯·H·库利，在会上宣读了《国际关系的社会控制》一文，他对人类本性表示了充满希望的观点，强调了人类合作的潜力。在指出战争证明国家间关系也有能力相当于人际关系那样有道德的发展后，他建议：“也许国际社会可能得到控制的最有把握的证据是国家已经显示出它自身有能力在一国对另一国发动侵略时，感到无私利的义愤和采取行动。例如比利时的例子。”他认为“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生活”可以超越实力均衡，各国应将其个别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这与威尔逊加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的思想是一致的。[(19)]
二、威尔逊的历史观
从19世纪90年代起，威尔逊的研究重点和兴趣转向美国历史。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他说：“只有努力，一再地努力对我们过去的经验做出有效的分析，我们才能形成我们做为一个民族的恰当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获得在这个关键时刻指导我们的明智目标。”。[(20)]
对威尔逊的历史观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是进步主义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在认识特纳和了解他的边疆学说之前，威尔逊虽然也强调美国民族的独特性，但是他并没有从边疆运动的作用这一角度来理解美国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他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更优越。《国会政府》一书中还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威尔逊在他1885年写的《现代民主国家》、1889年写的《国家》和1891年起多次发表的题为《民主》的演讲中，都还是强调美国从英国民族，或者再向前追溯，从条顿民族继承的特征。他在《国家》一书中说：“英国的政治史，就象德意志民族一样，开始于条顿民族的原始政治。”[(21)]英国移民将这一遗产带到新大陆。“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主要特征方面都是英国的政治体制，英国殖民者在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将其转变为我们自己的，并通过新的发展而形成新的富于特征的形式。”[(22)]同时威尔逊也强调美国的政治具有独特性，他说：“我们的政治不能接受我们的性格，而是我们的性格能解释我们的政治。”[(23)]而造成美国民族政治独特性的原因与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关。他说：“新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给殖民地的民选统治机构以广泛的多样的立法责任；国家的崭新性在各处为社会关系创造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同样崭新的条件；各处，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具有共同利益的民众的很普遍的参与：民主体制带给他们一系列法律的平等和广泛传播的对利益共同体的觉悟。”[(24)]美国宪法是成功地将“英国先例转换为美国的实践。”[(25)]威尔逊还认为民主，特别是美国民主，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美国国家是现代文明的样板。美国的国体和政体借助现代技术和现代教育将传遍世界。尽管威尔逊曾经赞扬英国政治体制，但是现在他认为英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而美国是在民主政府形式上走在最前列的国家，是全世界应效法的国家：“这里，在这个新大陆上，在这个公开而自由的地方，现代世界的力量正在部署、演习、竞赛，赢得胜利甚或归于失败；而其它的一些古老的国家殷切注视着，以便在这个伟大场面变化的动向中寻找自己的命运。”[(26)]威尔逊这时还没有提到边疆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影响。
威尔逊1889年在认识特纳后，开始将研究美国民族特性形成原因的目光从欧洲转向美国内部，转向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1892年特纳将其即将发表的论文《美国历史中的问题》的副本提供给威尔逊。在这篇论文中特纳首次提到西部在形成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威尔逊受到特纳的影响，随后在1893年出版了《分裂与重组：1829—1889》一书。在这本书中，威尔逊第一次认为西进运动“在我们的历史中使民族和民族意识成长。”他还提出，从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起，西进运动开创了“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新的时期。”“……东海岸的沿海各州在决定政治进程中不再总是占有优势地位，一个新国家已经诞生并在西部培育起自我依靠的力量，开始了有特性的进程。”[(27)]他认为，杰克逊总统“完全是开拓边疆的生活的产物”，[(28)]象征着“由新兴民族原始力量产生的极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胜利，在杰克逊时期，强悍的西部开拓者结束了“更象旧大陆政治家的总统的旧路线”，杰克逊总统开始了“粗糙并已准备就绪的民主。”[(29)]
1893年特纳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他的那篇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后几天，就当面向威尔逊读了这篇论文。威尔逊成为支持边疆学说的第一个著名学者。此后不久，1893年12月，威尔逊就在《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美国边疆运动对欧洲遗产的冲击：“渗透进这一大陆的所有旧生活的因素都完全被吸收并变为新生活的因素。正是这种转换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在将旧大陆的社会习俗改变为新大陆的品质的过程中，边疆运动为个人开创了机会，孕育了社会的流动，促进了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法规的形成。同时在当地美国人形成民族观念的同时同化新的移民。威尔逊强调美国民族这种经历的独特性，认为：“因而我们历史中的这一部分，真正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的，是西部的历史。”[(30)]这样威尔逊逐步明确地认为，美国社会政治的独特性是与美国历史中的西进运动这一特点相联系的。这与特纳的边疆学说中的西部对美国历史的影响的观点是一致的。威尔逊与特纳的差别仅在于他更多地从现实政治角度评价西进运动。他将美国历史中开拓边疆的经验应用于当代世界，用开拓边疆的精神为美国的对外扩张辩护。他在1895年5月1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西部在我们的历史中是一个伟大的字眼。西部开拓者是美国生活的典型与主宰者。现在，我们终于失去了边疆……。西部开拓者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要退出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很久以前他们退出旧大陆的生活一样。然后一个新时期将为我们而展开。也许它已经开始。”[(31)]他在190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新时期的来临就象突然看到从未预见过的事情，对此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准备就绪。有一个新的边疆就在这个国家的面前，——这个新边疆通向东方。我们几乎是偶然地得到菲律宾，这使我们处于一种使20世纪的政治明显不同于19世纪政治的力量之中……。”[(32)]同时威尔逊在边疆学说影响下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也强化了他认为美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的观点。
威尔逊因此为美国向海外兼并找到了依据，这就是传播民主。他认为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将向海外发展，而且他认定这会使美国成为“自由和自治政府的倡导者”。在谈到美国兼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时，他说：“事情已经做了，而且不能不做，我们的未来要由此延伸。我们现代生活的过程是迅速变化的，我们不能停下来遗憾。只能是那些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在事件的飞快发展中思考如何驾驭的国家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为自己也为别的国家行动。”而缺乏民主进步的古巴、菲律宾则需要美国的教育：“他们必须首先热爱法律的秩序，并本能地服从它……我们在这方面的学习中已是老资格，因此应成为他们的导师。”[(33)]这种思想成为他后来提出的委任统治的思想基础。他继续相信他在《国家》（1889）一书中所断言的：历史沿着一个方向向民主的胜利前进。他对走向民主的进步主义的信心和他对1890年边疆运动结束的诠释，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在世界大战期间将这些思想结合进了他的新政策。做为总统，威尔逊在1916年宣布：“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进入世界政治之前，仅仅过去了十八年，你们记得，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来临，……如实际情况那样，我们触及了一个纸搭的房子，它崩溃了，而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发现自己成了古巴的保护者，手中拥有了波多黎各，拥有了菲律宾。而且任何人在1890年都不可能再在这个大陆上延伸的边疆越过七千英里的海洋通向菲律宾岛某些地区的森林中去。甚至就是自那时起，我们被不可避免地拉进世界政治的网络中。”[(34)]
威尔逊是一个进化论者，将人类从原始时代至今的发展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历史的清晨时刻至今，政治发展的连贯与持续从未被严重地打断过。”“经过历史的漫长尺度的检验，可以看出（历史）前进的线条是非常笔直的。”[(35)]他认为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也证明进步应是一个直线前进的渐进过程。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国际事务中，就成了他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理论基础。威尔逊相信向自由和民主进步需要秩序，所以他反对革命，认为那是取得进步的错误方式。他在《国家》一书中说：“革命总伴随着反动，伴随着转向比正常的政治运动更慢的速度。政治发展拒绝强迫。社会体制一直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缓慢发展而成长；社会体制的变化不是响应新的思想，而是响应新的环境。”[(36)]美国革命是一个例外，不是革命而是“独立战争”。他还说：“让我们回顾那些造就我国政府的一代伟人，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政治家。”按照威尔逊的理解，“那些形成我们的联邦政府的人不是计划革命：他们不是要发明一个美国政府而是要将英国政府美国化，他们了解英国政府也知道它适合自由的人民在其领导下生活，只要将狭隘的君主制排除并将其精神自由化。”[(37)]威尔逊因此而反对法国革命，认为它充满了混乱，它的激进造成了后来的反动。而温和的美国革命，做为独立战争，在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新政府后，仍然保持着秩序。威尔逊和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用生物界的规律来分析历史，因此得出政治发展是有机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革命的过程。他说：“美国的民主……几乎从最开始，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就真正是在有机地成长。在它的运行中没有任何革命：它没有推翻其它政治；它只是组织自己。它没有创立，而是扩展自治政府。”他说：“自由不是什么可以用文件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也不是什么在创立时可以放进文件中的一项完成了的工作。它是一个有机的原则，一个生命的原则，正在更新和已被更新。民主体制永远不会完成；它们象生命的组织一样，永远是在制造。”[(38)]威尔逊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观点后来出现在国际联盟的观点中，也体现在干涉苏俄、支持德国艾伯特政府的政策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威尔逊认为美国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是最好的，高于落后民族，也好于欧洲国家。这种历史观为他在担任总统后，推行由美国充当世界领袖，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推向世界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使他相信：应将美国加强联邦控制的方法应用于国际事务。威尔逊的这些理论不仅是他的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美国思潮。
Woodrow Wilson and his Social-Political Viewpoint,Historical Viewpoint and his Policy in Diplomacy
Han Li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theory of Woodrow Wilson before his taking part into public office.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social control thesis which became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this essay tries to explain why Wilson sought todominate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protect American influnce in other contries.Wilson was the first prominent scholar to endorse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pplied it into foreign policies to defend America's policy of expending beginning in 1890s,as wellas the lead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ffairs.
Key Words:Woodrow Wilson,Social-political viewpoint,historical viewpoint,American diplomacy,social Control,principl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注释：
① (13) (20) (26) (33)艾利斯·杜勒伯姆：《我们时代的挑战：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克罗利、伦道夫·伯恩及现代美国的形成》阿姆斯丹—亚特兰大，1991年版，第23、30、57、40、59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4) (17) 伍德罗·威尔逊：《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波士顿及纽约，1900年第15版序言第15页、第18～19页、31～32、6、316～317、54～55、44、117～118页、序言第16页、第317、318、333页、第15版序言第5、9页。
(15) 进步主义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是19世纪末起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思潮，曲折地反映了一般民众对工业化后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改革的要求。
(16) 赫伯特·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纽约，1963年版，第22页。
(18) (31) (32) 奥古斯特·海克谢尔编选：《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他的演讲及著作选录》，纽约，1956年版，第23、28～29、49页。
(19) (30) (37) (38) 劳依德·阿姆勃洛依斯：《威尔逊主义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纽约，1991年版，第2、4、8、9页。
(21) (22) (23) (24) (25) (35) (36) 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历史与现实中的政府要素》，波士顿，1898年版，第364、438、40、452、460、555～556、355页。
(27) (28) (29) 伍德罗·威尔逊：《分裂与重组，1829—1889》，格罗斯特，马萨诸塞，1974年版，第21、39、27页。
(34) 瑞·斯坦纳德·贝克、威廉·E·多德编：《伍德罗·威尔逊的已发表文件》，纽约，1925—1927年版，第4卷第344～34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7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01期第92-98页
【作者简介】韩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00037
【关键词】 伍德罗·威尔逊 社会政治观 历史观 美国外交 社会控制 集体安全原则
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公职前是著名学者，在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内多有研究与见解。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但威尔逊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从年青时起就决心致力于政治，并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政治。他的研究兴趣和所选择的题目都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他把自己看作是“政治中的外在力量”，即先不做实际上的政治家，而是先做“理论上的政治家”，为做政治家而积累对世界的认识。[①]当他1908年当选新泽西州州长时，威尔逊认为自己终于成为政治内部的一种力量，将要把他的理论上的见解付之实施。1912—1920年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外交面临着做出重大抉择的转折时刻，他的理论见解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的政府的政策决策。本文试图就威尔逊的社会政治及历史观点做一些分析，以期说明他担任总统期间的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
一、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
威尔逊对政治的研究兴趣开始得很早，并经历了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演进过程。他的第一部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所写的《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这部书出版于1885年，为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也是他参与现时社会政治争论的第一部著作。
这部书的内容是研究以国会为中心的美国联邦体制。在书中威尔逊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美国式的国会立法与政府行政管理分开的体制与英国式的政府对议会负责的体制作为两种类型，进而“对两种类型的政治做出适当比较，形成一个尽可能明确的对联邦行政的实际情况的观点。”[②]
威尔逊之所以要将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做比较并指出美国体制的弊病，并不是真的要在美国实行英国体制，而是象他以前和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样，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到此时已有巨大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日益增多，交通更加便利，人口迅速增长，美国需要一个权力和责任都更明确的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否则国家将不能保持统一。他在书中明确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胜任时代的要求。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威尔逊从回顾和分析美国宪政史及联邦体制发展史入手，他认为，在美国历史的早期，联邦政府的权威并不强大，各州基本上是各行其事，对中央政府很冷漠。“在新生的全国政府的早期，毫无疑问，各州的意愿有着很大的力量；……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能有很重要的职能作用。”“第一届国会成员也一样，很不情愿地走到一起来，而且没有什么共同的和坚定的合作精神，……总统在正式场合要屈尊于纽约州长，当他过问自己部门的事情时，发现自己要处理的主要事情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些与礼节和仪式有关的小事。”[③]但是这只是早期现象，到华盛顿总统离任，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在以后的发展中联邦权威日益增大。在联邦权威增大的过程中，南北战争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与联邦活动同步前进的还有从一开始就有的坚定而正确无误的民族感情的成长。（南北）战争是重新安排州与联邦之间权力平衡的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力量；自战争结束后，很明显地可以看到集中化倾向的突出表现。战争的历史是国家权威这个原则胜利的纪录。因为这个原则的发展，战争才成为不可避免；因为这个原则获胜，战争才因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两种力量的最高和最后的斗争，这两种力量一种是那些仍然存在于团体政治的血液中的分裂的力量，另一种是那些健康的，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正以其朝气和活力逐步建设着这个团体，而它的体制也正在从年青走向成熟，它的宪法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强化和成熟。”[④]这是一个集中化和联邦权威增强的过程。
因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威尔逊认为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宪法制订时所说的政体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形式已是名存实亡，宪法中描述的（政治）形式是精确调整的、符合理想的均衡的形式，而我们现有的政治形式只是一种国会占优势的体制。”[⑤]但是威尔逊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因为这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随着联邦行为的发展，国会的权威也在增强，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时代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而现在，美国已经到了需要加强中央权力以保证统一的时刻：“东部不会永远是国家生活的中心，南部正在迅速增长财富，将会更快地发生影响。西部已经获得没有人能否定的巨大成就，而且储备有无人能估量的未来发展的能力。这些地区能和谐一致还是各自为政几乎完全取决于联邦政府的方法与政策。”[⑥]“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运动，它倾向于由国家控制所有的政策问题，而这些政策要求将行政权力与管理统一，这是分散的、不和谐的州政府行为所不能认识的……。”[⑦]但是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都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因为国会和总统都不是强有力而负责任的领导，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完全分离则是美国体制缺少负责任的领导的原因之一。威尔逊在书中将国会做为联邦权威发展的主要象征。但是美国现行国会是以牺牲行政权力、即总统权力为前提而提高自己的权威的，同时国会自身却没有因此而形成强大而负责的中央权威。国会做为联邦体制中的“中心和支配性力量”本应有权威及明确责任，但是现有的国会是由一些委员会组成的，通过它们来立法既带随意性又缺乏效率。委员会的程序不对公众公开。舆论被漠视。缺少负责任的政策，这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只有一个来自各委员会的法案记录。因为这些委员会是由两党成员组成，甚至没有对政党政策的责任感。这些特征的结果是没有对政策负责的统一的，因而缺少对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他担心，如果现有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很快可能就不能说美国有责任制政府。[⑧]
威尔逊相信美国迫切需要修补他在书中提到的弊病。尽管他在序言中强调：“我所要提供的不是评论，而是说出有可能成为可行性的建议。”[⑨]但他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一个如此大而广泛的国家的政府必须是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它的力量必须与其目标的确定与统一相一致，与民族情绪相一致，与其行动的果断相一致，与其目标的高尚性相一致。”[⑩]而现在的政府一样也不具备：现在的“联邦政府缺乏力量，因为它的权力被分散，缺乏果断，因为它的权威是多重的，缺乏便捷，因为它的程序太繁琐，缺乏效率，因为它的责任不明确，行动没有法定方向。”[(11)]他提倡“无所畏惧地批评”这个体系，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方法简便的、单一的、有无限权力和明确责任的简单明确的政府。”[(12)]
《国会政府》是威尔逊做学者时的早期著作，他在书中提出的应加强联邦权力，以保证美国在新时代有“一个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政府的观点，在他以后的学术乃至政治生涯中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逐步加强。这本书使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头一版在几个星期内便销售一空。虽然不断有后来的学者批评他在写作此书时没有进行严格的研究，对国会缺乏效率的批评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所列举的事例中有些欠准确。[(13)]但是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也是使威尔逊声誉鹊起的真正原因是他代表了相当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担心美国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及政府效率低下，出现了人民党或平民党的激进要求，他们害怕这会毁灭美国制度。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社会体制仍然能为世界做出榜样。而威尔逊在书中提出美国宪法还是有生命力的，美国体制只要进行改革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的观点正符合这些人的愿望。正如威尔逊提到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时所说的：“我们是第一批听到自己同胞询问我们的宪法是否还适用于所寻求的目标的美国人；是第一批严重怀疑我们的体制是否比欧洲优越的美国人；是第一批想到要重铸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及赋予国会新型责任的美国人。”[(14)]因此威尔逊的观点代表了时代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这种加强中央政府控制的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成为进步主义思潮[(15)]的一个内容。而威尔逊做为政治家恰恰是与进步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虽然提出不同的理论及办法，但是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面对挑战或威胁时，应实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保存美国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而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则是要对社会实行控制，要实行有序竞争，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拥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要加强政府的职能，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对社会弊病及不公正现象实行改革。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将社会控制作为讨论的主题，如约翰·杜威的《要求确定》，爱德华·A·罗斯的《社会控制》（190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控制托拉斯》（1901年），沃尔特·李普曼的《放任自流与控制》（1914年），等等。赫伯特·克罗利的《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是美国进步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著作，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本书中，克罗利提出了一个进步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他主张个人目标服从于国家利益。他论证，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美国才能继续向它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保留民主的政治体制。他说：“美国生活的希望将不仅靠检验经济自由的程度而且要靠某种纪律的措施来实现；不仅要大量满足个人的愿望，而且要靠使个人服从及自我否定的有力措施来实现。”[(16)]
在《国会政府》中，威尔逊主要是在讨论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控制，随着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强大，威尔逊逐渐将加强控制的理论应用于国际事务及美国外交政策中，希望美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提供一个世界范围的领导。在美西战争后，威尔逊接受了美国做为新的帝国主义的角色的观点。他开始关注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政治功能。在1900年第15次印刷的《国会政府》的前言中，他对由于卷入外交事务而增长的行政权力表示欢迎。他说：“迅速给予有建树的政治家以权力和机会，授予总统投入国际事务和遥远属地的权力和机会，而这是战争的强烈而重要的后果。”他确认，对美国而言，总统“应该首先表达每个判断，采取每一个行动的第一步，提供信息以便据此采取行动，建议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其执行。”[(17)]为了使美国能控制世界事务，威尔逊这时转而将总统视作加强联邦政府权威的支点。他在《美国宪法政府》（1908）一书中宣称：“总统权力的最伟大之处是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限制地拥有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权，最终是绝对控制外交事务的权力。总统不能未经参议院同意而与外国签订条约，但是他可以指导外交的每一步骤，为保持政府的忠诚和威望而去指导外交，确定什么样的条约应该签订。”[(18)]这是他在《国会政府》一书中最初提出的参议院与总统互相制衡必将造成权力分散，因而使联邦政府缺乏效率的观点的发展。他没有改变过去的应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观点，但是这时他更强调加强总统权威。由于坚持这一立场，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没能获得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批准。他努力通过舆论去影响国会，包括在西部各州的演讲旅行，但还是输掉了争取批准条约的斗争。参议院的独立态度显示出总统控制美国对外关系的权力不象威尔逊希望的那样容易。
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将社会控制的思想应用于国际事务，在国内生活中是要加强联邦权威，在国际事务中则是要建立能对世界做出控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个思想也不是孤立的。1917年，在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学会在年会上专门讨论了将社会控制应用于国际事务的问题。它的领导成员之一，查尔斯·H·库利，在会上宣读了《国际关系的社会控制》一文，他对人类本性表示了充满希望的观点，强调了人类合作的潜力。在指出战争证明国家间关系也有能力相当于人际关系那样有道德的发展后，他建议：“也许国际社会可能得到控制的最有把握的证据是国家已经显示出它自身有能力在一国对另一国发动侵略时，感到无私利的义愤和采取行动。例如比利时的例子。”他认为“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生活”可以超越实力均衡，各国应将其个别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这与威尔逊加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的思想是一致的。[(19)]
二、威尔逊的历史观
从19世纪90年代起，威尔逊的研究重点和兴趣转向美国历史。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他说：“只有努力，一再地努力对我们过去的经验做出有效的分析，我们才能形成我们做为一个民族的恰当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获得在这个关键时刻指导我们的明智目标。”。[(20)]
对威尔逊的历史观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是进步主义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在认识特纳和了解他的边疆学说之前，威尔逊虽然也强调美国民族的独特性，但是他并没有从边疆运动的作用这一角度来理解美国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他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更优越。《国会政府》一书中还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威尔逊在他1885年写的《现代民主国家》、1889年写的《国家》和1891年起多次发表的题为《民主》的演讲中，都还是强调美国从英国民族，或者再向前追溯，从条顿民族继承的特征。他在《国家》一书中说：“英国的政治史，就象德意志民族一样，开始于条顿民族的原始政治。”[(21)]英国移民将这一遗产带到新大陆。“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主要特征方面都是英国的政治体制，英国殖民者在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将其转变为我们自己的，并通过新的发展而形成新的富于特征的形式。”[(22)]同时威尔逊也强调美国的政治具有独特性，他说：“我们的政治不能接受我们的性格，而是我们的性格能解释我们的政治。”[(23)]而造成美国民族政治独特性的原因与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关。他说：“新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给殖民地的民选统治机构以广泛的多样的立法责任；国家的崭新性在各处为社会关系创造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同样崭新的条件；各处，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具有共同利益的民众的很普遍的参与：民主体制带给他们一系列法律的平等和广泛传播的对利益共同体的觉悟。”[(24)]美国宪法是成功地将“英国先例转换为美国的实践。”[(25)]威尔逊还认为民主，特别是美国民主，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美国国家是现代文明的样板。美国的国体和政体借助现代技术和现代教育将传遍世界。尽管威尔逊曾经赞扬英国政治体制，但是现在他认为英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而美国是在民主政府形式上走在最前列的国家，是全世界应效法的国家：“这里，在这个新大陆上，在这个公开而自由的地方，现代世界的力量正在部署、演习、竞赛，赢得胜利甚或归于失败；而其它的一些古老的国家殷切注视着，以便在这个伟大场面变化的动向中寻找自己的命运。”[(26)]威尔逊这时还没有提到边疆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影响。
威尔逊1889年在认识特纳后，开始将研究美国民族特性形成原因的目光从欧洲转向美国内部，转向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1892年特纳将其即将发表的论文《美国历史中的问题》的副本提供给威尔逊。在这篇论文中特纳首次提到西部在形成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威尔逊受到特纳的影响，随后在1893年出版了《分裂与重组：1829—1889》一书。在这本书中，威尔逊第一次认为西进运动“在我们的历史中使民族和民族意识成长。”他还提出，从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起，西进运动开创了“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新的时期。”“……东海岸的沿海各州在决定政治进程中不再总是占有优势地位，一个新国家已经诞生并在西部培育起自我依靠的力量，开始了有特性的进程。”[(27)]他认为，杰克逊总统“完全是开拓边疆的生活的产物”，[(28)]象征着“由新兴民族原始力量产生的极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胜利，在杰克逊时期，强悍的西部开拓者结束了“更象旧大陆政治家的总统的旧路线”，杰克逊总统开始了“粗糙并已准备就绪的民主。”[(29)]
1893年特纳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他的那篇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后几天，就当面向威尔逊读了这篇论文。威尔逊成为支持边疆学说的第一个著名学者。此后不久，1893年12月，威尔逊就在《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美国边疆运动对欧洲遗产的冲击：“渗透进这一大陆的所有旧生活的因素都完全被吸收并变为新生活的因素。正是这种转换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在将旧大陆的社会习俗改变为新大陆的品质的过程中，边疆运动为个人开创了机会，孕育了社会的流动，促进了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法规的形成。同时在当地美国人形成民族观念的同时同化新的移民。威尔逊强调美国民族这种经历的独特性，认为：“因而我们历史中的这一部分，真正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的，是西部的历史。”[(30)]这样威尔逊逐步明确地认为，美国社会政治的独特性是与美国历史中的西进运动这一特点相联系的。这与特纳的边疆学说中的西部对美国历史的影响的观点是一致的。威尔逊与特纳的差别仅在于他更多地从现实政治角度评价西进运动。他将美国历史中开拓边疆的经验应用于当代世界，用开拓边疆的精神为美国的对外扩张辩护。他在1895年5月1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西部在我们的历史中是一个伟大的字眼。西部开拓者是美国生活的典型与主宰者。现在，我们终于失去了边疆……。西部开拓者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要退出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很久以前他们退出旧大陆的生活一样。然后一个新时期将为我们而展开。也许它已经开始。”[(31)]他在190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新时期的来临就象突然看到从未预见过的事情，对此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准备就绪。有一个新的边疆就在这个国家的面前，——这个新边疆通向东方。我们几乎是偶然地得到菲律宾，这使我们处于一种使20世纪的政治明显不同于19世纪政治的力量之中……。”[(32)]同时威尔逊在边疆学说影响下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也强化了他认为美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的观点。
威尔逊因此为美国向海外兼并找到了依据，这就是传播民主。他认为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将向海外发展，而且他认定这会使美国成为“自由和自治政府的倡导者”。在谈到美国兼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时，他说：“事情已经做了，而且不能不做，我们的未来要由此延伸。我们现代生活的过程是迅速变化的，我们不能停下来遗憾。只能是那些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在事件的飞快发展中思考如何驾驭的国家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为自己也为别的国家行动。”而缺乏民主进步的古巴、菲律宾则需要美国的教育：“他们必须首先热爱法律的秩序，并本能地服从它……我们在这方面的学习中已是老资格，因此应成为他们的导师。”[(33)]这种思想成为他后来提出的委任统治的思想基础。他继续相信他在《国家》（1889）一书中所断言的：历史沿着一个方向向民主的胜利前进。他对走向民主的进步主义的信心和他对1890年边疆运动结束的诠释，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在世界大战期间将这些思想结合进了他的新政策。做为总统，威尔逊在1916年宣布：“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进入世界政治之前，仅仅过去了十八年，你们记得，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来临，……如实际情况那样，我们触及了一个纸搭的房子，它崩溃了，而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发现自己成了古巴的保护者，手中拥有了波多黎各，拥有了菲律宾。而且任何人在1890年都不可能再在这个大陆上延伸的边疆越过七千英里的海洋通向菲律宾岛某些地区的森林中去。甚至就是自那时起，我们被不可避免地拉进世界政治的网络中。”[(34)]
威尔逊是一个进化论者，将人类从原始时代至今的发展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历史的清晨时刻至今，政治发展的连贯与持续从未被严重地打断过。”“经过历史的漫长尺度的检验，可以看出（历史）前进的线条是非常笔直的。”[(35)]他认为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也证明进步应是一个直线前进的渐进过程。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国际事务中，就成了他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理论基础。威尔逊相信向自由和民主进步需要秩序，所以他反对革命，认为那是取得进步的错误方式。他在《国家》一书中说：“革命总伴随着反动，伴随着转向比正常的政治运动更慢的速度。政治发展拒绝强迫。社会体制一直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缓慢发展而成长；社会体制的变化不是响应新的思想，而是响应新的环境。”[(36)]美国革命是一个例外，不是革命而是“独立战争”。他还说：“让我们回顾那些造就我国政府的一代伟人，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政治家。”按照威尔逊的理解，“那些形成我们的联邦政府的人不是计划革命：他们不是要发明一个美国政府而是要将英国政府美国化，他们了解英国政府也知道它适合自由的人民在其领导下生活，只要将狭隘的君主制排除并将其精神自由化。”[(37)]威尔逊因此而反对法国革命，认为它充满了混乱，它的激进造成了后来的反动。而温和的美国革命，做为独立战争，在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新政府后，仍然保持着秩序。威尔逊和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用生物界的规律来分析历史，因此得出政治发展是有机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革命的过程。他说：“美国的民主……几乎从最开始，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就真正是在有机地成长。在它的运行中没有任何革命：它没有推翻其它政治；它只是组织自己。它没有创立，而是扩展自治政府。”他说：“自由不是什么可以用文件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也不是什么在创立时可以放进文件中的一项完成了的工作。它是一个有机的原则，一个生命的原则，正在更新和已被更新。民主体制永远不会完成；它们象生命的组织一样，永远是在制造。”[(38)]威尔逊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观点后来出现在国际联盟的观点中，也体现在干涉苏俄、支持德国艾伯特政府的政策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威尔逊认为美国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是最好的，高于落后民族，也好于欧洲国家。这种历史观为他在担任总统后，推行由美国充当世界领袖，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推向世界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使他相信：应将美国加强联邦控制的方法应用于国际事务。威尔逊的这些理论不仅是他的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美国思潮。
Woodrow Wilson and his Social-Political Viewpoint,Historical Viewpoint and his Policy in Diplomacy
Han Li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theory of Woodrow Wilson before his taking part into public office.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social control thesis which became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this essay tries to explain why Wilson sought todominate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protect American influnce in other contries.Wilson was the first prominent scholar to endorse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pplied it into foreign policies to defend America's policy of expending beginning in 1890s,as wellas the lead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ffairs.
Key Words:Woodrow Wilson,Social-political viewpoint,historical viewpoint,American diplomacy,social Control,principl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注释：
① (13) (20) (26) (33)艾利斯·杜勒伯姆：《我们时代的挑战：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克罗利、伦道夫·伯恩及现代美国的形成》阿姆斯丹—亚特兰大，1991年版，第23、30、57、40、59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4) (17) 伍德罗·威尔逊：《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波士顿及纽约，1900年第15版序言第15页、第18～19页、31～32、6、316～317、54～55、44、117～118页、序言第16页、第317、318、333页、第15版序言第5、9页。
(15) 进步主义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是19世纪末起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思潮，曲折地反映了一般民众对工业化后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改革的要求。
(16) 赫伯特·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纽约，1963年版，第22页。
(18) (31) (32) 奥古斯特·海克谢尔编选：《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他的演讲及著作选录》，纽约，1956年版，第23、28～29、49页。
(19) (30) (37) (38) 劳依德·阿姆勃洛依斯：《威尔逊主义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纽约，1991年版，第2、4、8、9页。
(21) (22) (23) (24) (25) (35) (36) 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历史与现实中的政府要素》，波士顿，1898年版，第364、438、40、452、460、555～556、355页。
(27) (28) (29) 伍德罗·威尔逊：《分裂与重组，1829—1889》，格罗斯特，马萨诸塞，1974年版，第21、39、27页。
(34) 瑞·斯坦纳德·贝克、威廉·E·多德编：《伍德罗·威尔逊的已发表文件》，纽约，1925—1927年版，第4卷第344～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