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
默父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7期
【原文出处】《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第22-27页
【作者简介】默父 历史学博士 湛江师院历史系 湛江 524048
摘要 本文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首次探讨了印度现代史上两位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揭示了尼赫鲁与甘地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差异的根源，从而深化了尼赫鲁与甘地研究。
关键词 尼赫鲁 甘地 思想特征 政治风格 出身环境 早期经历
尼赫鲁与甘地是印度现代史上两位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1919年—1947年的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与甘地一方面合作共事，并肩战斗；一方面却分歧重重，冲突迭起。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导源于他们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上的差异。本文试就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作一初步探讨。
1
尼赫鲁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甘地则是“披着政治外衣但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活动家”，[①]他们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思想体系和甘地思想体系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其一，甘地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尼赫鲁思想则具有明显的科学世俗色彩。宗教道德是甘地思想的典型特征，甘地曾指出，“我的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精神，我的政治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②]甘地所说的宗教并不是指某一派别的宗教，而是指源于并超越于一切宗教的本质东西，即统治宇宙的道德法则，[③]它改变人性、纯净身心、教人解脱、减轻痛苦。宗教的本质是道德，宗教和道德二而为一。甘地宗教道德的核心和基石是真理和非暴力。甘地将真理等同于上帝，他说真理不仅指相对真理，而且指绝对真理即上帝。上帝是甘地信仰力量的根源，对他来说，上帝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神秘的力量，它超越了言语和理性，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万物合一，人类同一，人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的言行由上帝操纵，每当陷入困境，甘地便虔诚地冥想祷告，与心中的上帝交流，倾听它的声音，祈求它的指引。甘地宣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非暴力。他将非暴力等同于爱，他指出，非暴力的消极意义是不伤害，积极意义是爱，非暴力的原则也就是爱的原则。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兽类的法则一样。非暴力法则要求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既要爱朋友也要爱仇敌，既要爱人类也要爱生物，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自苦感化别人，以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甘地将非暴力绝对化，将非暴力看作是同真理和上帝一样伟大的法则，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适应于一切方面，一切时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对这个信条的违背就是对真理和上帝的犯罪。
尼赫鲁对人生和社会问题则持科学和世俗的态度。他反对一切非科学的宗教人生观，他认为虽然宗教满足了某些人类深刻的内心需要，树立了一些指导人类生活的原则、价值和标准，但宗教产生偏狭和偏执、轻信和迷信、感情用事和愚妄悖理、维护剥削和既得利益，它倾向于禁锢和限制人类的思想，并产生一种不能自主和无自由的人的性格，它是对超自然力的信赖和盲从，其中隐藏的理解人生问题的方法无疑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因而，尼赫鲁反对将宗教用于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以及政治非宗教化。在他看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是最危险的结合，因为它导致教派政治。[④]尼赫鲁不信仰人格神上帝，他说，“即使上帝果真存在，我们最好不去瞻仰他或是依靠他。过分地依靠这些超自然的因素可能导致，并且曾经时常导致人们丧失自信，并减弱了他们的智能和创造力。”[⑤]尼赫鲁追求真理，但并不将真理等同于上帝，而是视为能动的客观实在。他追求真理的手段是科学、理性、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教条的非暴力。他接受非暴力为争取印度自由的手段，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实际考虑。他认为，根据印度的背景传统以及当时的条件，非暴力是唯一可行和有效的方法。印度人民被解除了武装，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既缺乏从事有组织的暴力的物力也缺乏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方法反抗英国是愚蠢的，会遭到英印当局轻而易举的镇压，而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则是政治不成熟和破产者绝望情绪的表现，不可能动摇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⑥]尼赫鲁出于实际考虑，接受非暴力为反抗英国政府的武器，但他反对将非暴力教条化和绝对化，反对将非暴力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反对把这个原则应用到防御外来侵略和未来社会中去，不排除在社会变革中使用强制方法。
其二，甘地思想渗透着狭隘的复古色彩，尼赫鲁思想则具有开阔的现代气息。甘地重视精神价值，否定物质享受，他将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精神进步对立起来，主张“过简朴生活，有高尚思想。”[⑦]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不在于增加需求，而在于有意和自愿地限制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因此，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尼赫鲁重视物质利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物质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人们才能过真正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对现代文明持积极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现代文明固然充满了邪恶，但也充满了善，现代文明有能力克服这些邪恶，把文明连根铲除就是剥夺文明的这种能力。[⑧]因此，他主张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用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克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固有弊端，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社会。
由于这种思想特征上的差异，尼赫鲁与甘地在政治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其一，甘地强调手段，尼赫鲁重视目的。在政治行动中，甘地奉行“注意手段，目的自明”的政治哲学，他将手段比作种子，目的比作树木，手段和目的之间有着“姻亲”关系，但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人们能够控制手段，却不能控制目的，手段不仅是实现目的的途径，而且本身包含着目的，目的源于手段。甘地指出，“有人说：‘手段毕竟是手段’，而我则说‘手段决定一切’，从手段可以看出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并无间隔的墙……目的的实现与我们所运用的手段是严格成正比的，它们是毫无例外的一致关系。”[⑨]“我最关心的乃是手段和它的不断应用。我知道，只要我们重视手段，则目的肯定能达到。”[⑩]因此，在政治活动中，甘地从不明确阐释政治斗争的目的，对目标问题含糊其辞，而是不厌其烦的强调手段，维护手段的纯洁与道德。
尼赫鲁接受甘地坚持正当手段争取正当目的的原则，认为这个原则不仅在伦理上是正确的，而且从实际观点看也是有益的，因为不好的手段往往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带来新的问题。[(11)]但是，尼赫鲁并不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更不把手段绝对化、教条化，而是强调目的。他写道，“我认为甘地强调手段的重要，对我们是有很大益处的。但是，我确信更应该强调的是目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点，显然我们就要漂泊不定，浪费我们的精力在无关重要的枝节问题上”，[(12)]“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的目标。”[(13)]他认为，如果不能采取好的手段，就必须对手段作出妥协，否则就会消极无为和屈从于更大的邪恶。[(14)]在政治斗争中，尼赫鲁并不注重手段，而是更多的强调目的。在他看来，目的居于首位，手段处于从属地位，目的支配手段。[(15)]明确阐述民族民主运动的目标并不懈地坚持该目标是民族民主运动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当民众知道他们为何而战，才能充分唤起他们的斗争热情。
其二，甘地奉行“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而尼赫鲁则信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甘地信仰人类同一，他指出，“我信仰‘上帝’的绝对同一性，亦即信仰人类的绝对同一性，虽然我们有许多躯体，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有一个灵魂。太阳光线通过折射也有许多，但它们具有同一光源。因而，我不能使自己与最邪恶的灵魂分离，也不能与最美善的灵魂不保持同一。”[(16)]基于这一信念，甘地致力于“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所有人”不是指整体的群众，而是指作为群体一员的每个人。甘地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学说，它意味着为了51%的人的利益，而牺牲49%的人的利益。“唯一真正的尊严的人类学说是所有人的最大幸福。”[(17)]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不仅致力于穷人的福利，而且维护富人的利益。
尼赫鲁则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将社会不仅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且看成是由团体组成的，是阶级和群众，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以及其他各种力量的组合，它们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运行，其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学说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它只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一再强调改善印度广大无权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限制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特权阶层。
其三，甘地先个人后制度，尼赫鲁先制度后个人。甘地认为人是一个善恶混合物：“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连上帝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是上帝的人，并非因为他们完美无缺，而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并时刻准备纠正这些错误。”[(18)]他坚信罪恶和错误不是人的本性，人能够训练和铸造自己，即使最坏的人也能够转变，人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意志来改变自己向善。因此，在自由斗争中，他潜心于改变人心，而不是变革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尼赫鲁曾说，“甘地不主张改革社会或社会的结构，而专门致力于消除个人的罪恶。他曾经写道：‘参加独立运动的人决不从事于试图改造世界这种徒劳无益的任务，因为他相信世界是按照而且永远按照上帝的法则运转的。”[(19)]甘地关心改善个人先于取代制度，他力图使个人思想发生转变，树立道德品格，弃恶从善，他“打算从内心，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个人，由此再来改变外在的环境。他要大家抛弃恶习和放纵，成为纯洁的人。他强调节制性欲、戒酒、戒烟等等。”[(20)]他更感兴趣于个人而不是社会制度，在他看来。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人，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民主派还是极权主义者，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应施以感化。不但呼吁剥削者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而且同时向罗斯福和希特勒呼吁，要求他们停止战争，并打算赴日本要求日本人放弃他们的错误做法。
尼赫鲁则更感兴趣于取代制度以造福于社会和个人。在他看来，对社会有益的，也就对个人有益。只有变革现存的社会结构，才能改善个人的处境。尼赫鲁写道，“我要说我们的争论是关于制度而不是关于个人。一个制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和团体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个人和团体必须加以感化或斗争。但如果一个制度已经没有价值而变成了赘疣，那就必须废除，依附于这个制度的阶级和团体也必须进行改造。”[(21)]“摆在我们面前和全世界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印度走上进步之路，终止我国的进一步退化。”[(22)]他注重社会制度，而不是抽象的人性，在他看来，罗斯福和希特勒决不能划等号，他们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制度——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
其四，甘地重直觉，尼赫鲁重理性。甘地处事往往凭主观意志，凭本能，凭直觉，凭所谓的“内心声音”，很少诉诸理性，缺乏客观性和逻辑性。甘地的直觉依赖于他的上帝观，他说，上帝“超越言辞和理性”，“我要让你放弃一切合理解释，开始象单纯的小孩一样信仰上帝。”[(23)]尼赫鲁写道，“甘地在处理问题时，从来不重视从理智方面去考虑问题，而只是强调品格和诚心”。[(24)]尼赫鲁处事则从客观实际出发，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对甘地来说，直觉是灯塔，对尼赫鲁来说，理性是向导。甘地感兴趣于该做什么而不是将做什么，尼赫鲁则感兴趣于将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对于甘地来说，一个计划或行动因为它是对的所以是合理的，而对尼赫鲁来说，因为它是合理的所以是对的。[(25)]甘地奉行“一时一步”，“一步即够”的政治哲学，以在他看来植根于现实的眼前目标为满足，他“不是用逻辑和慎密的计划看待未来。他只是对现在作出回答。对他来说，未来只是由一个尚未给他提出问题的现在构成。”[(26)]尼赫鲁则依据将来的可能和需要判断现在，根据长期的行动计划思考。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往往在重要关头采取突然而难以预料的决定，尼赫鲁认为这不是政治态度或科学态度，或许连伦理态度也不是，它完全不符合现代的心理经验和方法。[(27)]尼赫鲁通过内心斗争和痛苦思考，给甘地的决定以合理的解释，使其理性化，赋与甘地主观思想以客观色彩。
其五，甘地奉行超党权政治，尼赫鲁奉行党权政治。甘地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理，认识上帝，实现精神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增加物质财富，追逐权力。在他看来，司瓦拉吉不仅是政治自主，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他认为，英国之所以统治印度，原因在于印度人自己，他们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印度的内部不和与道德沦丧是导致印度政治上臣服、经济上贫穷的根源。[(28)]因此，他认为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立即结束英国统治，而是追求自身精神完善，“除非我们改造了自己，他们（英国统治者）决不会走或改变性质，”，“如果你们只是赶走了英国人，断不能说你们就得到了自治。”[(29)]他将政治不是视为用以表示获取和经营政府权力的行动，而是视为在目前政治形势中改变社会关系的艺术。他将民族自由运动视为通过非暴力方法改变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不公正和不自然的关系的道德努力。他坚持政治运动“不是争取政权的运动，而是争取印度自由的非暴力斗争，……国大党不介意自由确立后 谁将统治印度。”[(30)]他将政府和政党视为精神道德复兴的工具。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多次脱离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将国大党交给尼赫鲁和其他领导人，自己则潜心于旨在争取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的建设纲领；多次提出解散国大党，以“人民之仆会”取而代之；甚至向真纳保证，只要放弃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宁可让他当独立印度的总理。
尼赫鲁则重视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加强政党和国家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以便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去改造政治和经济机构。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始终以国大党为阵地，维护国大党的团结与统一，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强化国家权力，甚至不惜以分治为代价接过政府权力。
2
尼赫鲁与甘地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的差异，其根源可追溯到他们的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
尼赫鲁与甘地的出身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出生于印度北部大城市阿拉哈巴德。印度北部处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混合文化区，并且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尼赫鲁曾对一位外国记者谈到，“我在北印度长大，这里，是一个在语言、生活方式、饮食等方面有时被称为穆斯林文化的混合区。因此，我习惯了这种混合型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个空泛的词，但却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也进入其中。”[(31)]甘地出生于印度西部卡提亚华半岛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海滨小镇波尔班达。这里，远离古道，远离欧洲影响，[(32)]传统宗教影响很大，印度教的毗湿奴派很有势力，耆那教比印度任何地方都流行。甘地在自传中写道，“古吉拉特盛行耆那教，其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古吉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湿奴信徒反对和厌恶肉食的情况，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的地方所没有的。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生长的”。[(33)]尼赫鲁也写道，“古吉拉特人本质上就是爱好和平的生意人和大商贾的团体，深受着耆那教非暴力主义的影响。印度其他地区所受到的这种影响要少得多，而有些地区根本就未受到过。”[(34)]
尼赫鲁祖籍克什米尔，属婆罗门高级种姓，尼赫鲁的祖先在莫卧儿皇帝的垂青和邀请下，率全家迁居京城德里。尼赫鲁家族地位显赫，世代为官。尼赫鲁的曾祖父曾任萨克尔公司驻德里皇帝宫庭的首席代表，祖父曾任首都德里市市长，大伯父在英国政府司法部任职，二伯父在印度一个邦政府中当大官，父亲曾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工作，后任国大党主席。甘地家庭属于下级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原为零售商人，从甘地的祖父开始，连续三代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然而，虽然是官僚世家，但由于甘地的种姓低下，在小学仍被督学歧视。[(35)]
尼赫鲁家庭过的是富有的贵族生活，他们住的是全城最豪华的第一座装上电灯的别墅，配有大花园和游泳池。[(36)]他们随意举家游历世界各国，由最豪华的轿车接送，住最气派的饭店。社会上甚至流传：尼赫鲁家穿脏了的西装也要专程送往巴黎浆洗。甘地家庭则很不殷实，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甘地写道，他父亲向来没有发财致富的雄心，所以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产业。甘地的婚礼是和他二哥及堂哥的婚礼同时举行的，为的是节省开销。甘地赴英求学时的旅费也是东借西凑来的。[(37)]
尼赫鲁家庭世俗西化气氛非常浓厚。尼赫鲁父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的婆罗门律师，也是一位世俗倾向强烈、具有反叛精神并崇尚西方文化的民族主义者。他蔑视印度教的正统习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他是搬到阿拉哈巴德欧洲居民区的第一个印度人，是第一个与非婆罗门一起吃饭的婆罗门律师。在一次赴欧旅行后，他将西方生活方式引入了家庭，并且规定家里只许说英语。[(38)]他在欧洲旅行回国后拒绝举行涤罪仪式，结果在婆罗门中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尼赫鲁家庭中，宗教受到蔑视，被当作是娘儿们的事。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我对于宗教的认识相当模糊。我认为这是娘儿们的事。父亲跟堂兄总不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老是采取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家中的妇女不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对这些事情也学家中成年男子那种不在乎的态度。”[(39)]甘地家庭则是典型的印度教家庭，宗教气氛颇为浓厚。甘地写道，“我们甘地这一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所宗”。[(40)]甘地的父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甚至不懂史地，但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廉洁的人，并且因为在家庭内外极为公正而闻名；他没有受过多少宗教训练，但却有一种宗教文化，这种文化是许多印度教徒由于经常到寺庙里去听人讲解经文而获得的，到了晚年，他开始对《簿伽梵歌》发生兴趣。甘地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她给甘地的突出印象是“圣洁”和“笃信宗教”。他每天都要去庙宇参拜，不祷告绝不进食，长期绝食在她已习以为常，有时每日只进一餐，有时每隔两日绝食一天，有时不见太阳不进食。[(41)]
尼赫鲁与甘地的早期经历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尼赫鲁没有上印度的幼稚园和初级小学，而是由欧洲籍家庭教师负责他的启蒙教育。15岁以前，尼赫鲁一直是在欧洲家庭教师的陪伴下度过的。在欧洲家庭教师的影响下，他不仅阅读了许多西方作者的书，接触了西方思想，而且布置小小的实验室，津津有味地作物理和化学试验，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甘地则象千千万万印度普通孩童一样，在印度的小学和中学度过了他的童年。用手指在沙土上写字，吃力地听英语讲座，接受的是与尼赫鲁完全不同的熏陶。在小学和中学时代，甘地对自己的才能并不怎么自豪，但对于操行，他却小心维护，唯恐不周，只要一点小小的过失，便会使他流泪，他非常重视和遵守道德原则，特别是诚实与正直，自传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42)]
尼赫鲁15岁赴英求学，在英国接受了长达7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先入哈罗公学，两年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自然科学，获学位后又入伦敦内殿攻读法律。在英国的7年，尼赫鲁不仅阅读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而且广泛涉猎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希腊诗歌，研究尼采，肖伯纳、罗素、斐德、王尔德、边沁等人的思想。这个时期，有两种社会思潮对尼赫鲁产生了终生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二是费边社会主义，在此期间，尼赫鲁不仅致力于学业，而且关心政治运动，对印度自由斗争表现出浓厚兴趣，尼赫鲁后来回顾他在剑桥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就政治问题而言，我是一个渴望印度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在印度政治中颇倾向于当时以提拉克先生为代表的极端派。”[(43)]甘地19岁赴英求学，在内殿和伦敦大学攻法律，历时2年8个月，甘地在英国经历的是与尼赫鲁完全不同的体验。他潜心于宗教经典，极力抵制“美酒、女人和大肉”的不时诱惑。[(44)]在此期间，甘地的体验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饮食实验。甘地搜罗并阅读了许多有关素食的书，参加了素食者协会，成立素食者俱乐部，开始他自己关于饮食方法的体验，严格奉行素食。二是宗教体验，甘地与基督教徒、通神学者及其他宗教人士进行广泛接触，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和宗教书籍，试图把印度教的戒杀生、佛教的慈悲说和基督教的博爱调和在一起，贯穿起来，探索宗教真理。
尼赫鲁22岁取得律师证书回到印度。回国后，他进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从事律师工作，并立即加入国大党，参加政治运动。然而，尼赫鲁在英国7年中间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和思想及所受的西方教育，跟他所看到的各种事情不调和；尤其令他失望的是，当时印度的政局很沉闷，国大党只限于空谈、集会，没有进行他积极的群众性反抗斗争，这与他所想象的自由事业相去甚远。在尼赫鲁的心目中，“所谓的政治就是积极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活动”，他写道，“我们不应该服服贴贴地顺从现状。必须有所作为，从民族的观点而言，成功的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为了个人和民族的荣誉，都非对外族统治者进行更积极的斗争不可。”[(45)]因此，他日益对他的律师职业、对印度的政治生活感到厌倦，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渴望投身于民族自由斗争的洪流之中。甘地22岁取得律师资格回国，遂于1893—1914年在南非为提高印侨地位、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了21年。在此期间，甘地广泛接触了印度侨民，亲身体验了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将政治斗争与探索宗教真理结合起来，将理论讨诸实践。他建立“凤凰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进行道德实验；创办《印度舆论》周刊，撰写《向南非的英国人呼呼》、《印度人的选举权》、《印度自治》等，阐述自己的思想；组织政治团体“纳塔尔人大会”等，领导印侨从事“萨提亚格拉哈”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7年之久，最终迫使南非当局让步，废除了种族歧视规定，1915年初，甘地回到印度，但他并未立即投身印度政治，而是用一年多时间，在全国各地旅行考察，了解民意，洞察国情，熟悉环境，并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准备将他在南非实践过的理论和斗争方法应用于印度，1917年的三巴朗靛蓝种植园调查，1918年的阿默达巴德纺织工人罢工和凯达农民抗税运动，是甘地非暴力抵抗理论和方法在印度的小规模实践。
1919年的罗拉特法案及阿姆利泽惨案，将甘地推上了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使尼赫鲁与甘地这两位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如此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在印度自由事业中并肩战斗，同时也埋下了他们分歧的种子。
总之，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是导致尼赫鲁与甘地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差异如此之大的主要因素，而他们之间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的差异则是他们在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目标问题和民族民主运动方法问题，以及未来印度设想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在原因。
收稿日期：1996-06-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7期
【原文出处】《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第22-27页
【作者简介】默父 历史学博士 湛江师院历史系 湛江 524048
关键词 尼赫鲁 甘地 思想特征 政治风格 出身环境 早期经历
尼赫鲁与甘地是印度现代史上两位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1919年—1947年的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与甘地一方面合作共事，并肩战斗；一方面却分歧重重，冲突迭起。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导源于他们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上的差异。本文试就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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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甘地则是“披着政治外衣但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活动家”，[①]他们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思想体系和甘地思想体系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其一，甘地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尼赫鲁思想则具有明显的科学世俗色彩。宗教道德是甘地思想的典型特征，甘地曾指出，“我的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精神，我的政治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②]甘地所说的宗教并不是指某一派别的宗教，而是指源于并超越于一切宗教的本质东西，即统治宇宙的道德法则，[③]它改变人性、纯净身心、教人解脱、减轻痛苦。宗教的本质是道德，宗教和道德二而为一。甘地宗教道德的核心和基石是真理和非暴力。甘地将真理等同于上帝，他说真理不仅指相对真理，而且指绝对真理即上帝。上帝是甘地信仰力量的根源，对他来说，上帝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神秘的力量，它超越了言语和理性，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万物合一，人类同一，人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的言行由上帝操纵，每当陷入困境，甘地便虔诚地冥想祷告，与心中的上帝交流，倾听它的声音，祈求它的指引。甘地宣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非暴力。他将非暴力等同于爱，他指出，非暴力的消极意义是不伤害，积极意义是爱，非暴力的原则也就是爱的原则。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兽类的法则一样。非暴力法则要求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既要爱朋友也要爱仇敌，既要爱人类也要爱生物，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自苦感化别人，以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甘地将非暴力绝对化，将非暴力看作是同真理和上帝一样伟大的法则，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适应于一切方面，一切时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对这个信条的违背就是对真理和上帝的犯罪。
尼赫鲁对人生和社会问题则持科学和世俗的态度。他反对一切非科学的宗教人生观，他认为虽然宗教满足了某些人类深刻的内心需要，树立了一些指导人类生活的原则、价值和标准，但宗教产生偏狭和偏执、轻信和迷信、感情用事和愚妄悖理、维护剥削和既得利益，它倾向于禁锢和限制人类的思想，并产生一种不能自主和无自由的人的性格，它是对超自然力的信赖和盲从，其中隐藏的理解人生问题的方法无疑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因而，尼赫鲁反对将宗教用于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以及政治非宗教化。在他看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是最危险的结合，因为它导致教派政治。[④]尼赫鲁不信仰人格神上帝，他说，“即使上帝果真存在，我们最好不去瞻仰他或是依靠他。过分地依靠这些超自然的因素可能导致，并且曾经时常导致人们丧失自信，并减弱了他们的智能和创造力。”[⑤]尼赫鲁追求真理，但并不将真理等同于上帝，而是视为能动的客观实在。他追求真理的手段是科学、理性、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教条的非暴力。他接受非暴力为争取印度自由的手段，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实际考虑。他认为，根据印度的背景传统以及当时的条件，非暴力是唯一可行和有效的方法。印度人民被解除了武装，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既缺乏从事有组织的暴力的物力也缺乏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方法反抗英国是愚蠢的，会遭到英印当局轻而易举的镇压，而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则是政治不成熟和破产者绝望情绪的表现，不可能动摇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⑥]尼赫鲁出于实际考虑，接受非暴力为反抗英国政府的武器，但他反对将非暴力教条化和绝对化，反对将非暴力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反对把这个原则应用到防御外来侵略和未来社会中去，不排除在社会变革中使用强制方法。
其二，甘地思想渗透着狭隘的复古色彩，尼赫鲁思想则具有开阔的现代气息。甘地重视精神价值，否定物质享受，他将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精神进步对立起来，主张“过简朴生活，有高尚思想。”[⑦]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不在于增加需求，而在于有意和自愿地限制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因此，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尼赫鲁重视物质利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物质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人们才能过真正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对现代文明持积极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现代文明固然充满了邪恶，但也充满了善，现代文明有能力克服这些邪恶，把文明连根铲除就是剥夺文明的这种能力。[⑧]因此，他主张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用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克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固有弊端，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社会。
由于这种思想特征上的差异，尼赫鲁与甘地在政治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其一，甘地强调手段，尼赫鲁重视目的。在政治行动中，甘地奉行“注意手段，目的自明”的政治哲学，他将手段比作种子，目的比作树木，手段和目的之间有着“姻亲”关系，但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人们能够控制手段，却不能控制目的，手段不仅是实现目的的途径，而且本身包含着目的，目的源于手段。甘地指出，“有人说：‘手段毕竟是手段’，而我则说‘手段决定一切’，从手段可以看出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并无间隔的墙……目的的实现与我们所运用的手段是严格成正比的，它们是毫无例外的一致关系。”[⑨]“我最关心的乃是手段和它的不断应用。我知道，只要我们重视手段，则目的肯定能达到。”[⑩]因此，在政治活动中，甘地从不明确阐释政治斗争的目的，对目标问题含糊其辞，而是不厌其烦的强调手段，维护手段的纯洁与道德。
尼赫鲁接受甘地坚持正当手段争取正当目的的原则，认为这个原则不仅在伦理上是正确的，而且从实际观点看也是有益的，因为不好的手段往往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带来新的问题。[(11)]但是，尼赫鲁并不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更不把手段绝对化、教条化，而是强调目的。他写道，“我认为甘地强调手段的重要，对我们是有很大益处的。但是，我确信更应该强调的是目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点，显然我们就要漂泊不定，浪费我们的精力在无关重要的枝节问题上”，[(12)]“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的目标。”[(13)]他认为，如果不能采取好的手段，就必须对手段作出妥协，否则就会消极无为和屈从于更大的邪恶。[(14)]在政治斗争中，尼赫鲁并不注重手段，而是更多的强调目的。在他看来，目的居于首位，手段处于从属地位，目的支配手段。[(15)]明确阐述民族民主运动的目标并不懈地坚持该目标是民族民主运动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当民众知道他们为何而战，才能充分唤起他们的斗争热情。
其二，甘地奉行“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而尼赫鲁则信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甘地信仰人类同一，他指出，“我信仰‘上帝’的绝对同一性，亦即信仰人类的绝对同一性，虽然我们有许多躯体，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有一个灵魂。太阳光线通过折射也有许多，但它们具有同一光源。因而，我不能使自己与最邪恶的灵魂分离，也不能与最美善的灵魂不保持同一。”[(16)]基于这一信念，甘地致力于“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所有人”不是指整体的群众，而是指作为群体一员的每个人。甘地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学说，它意味着为了51%的人的利益，而牺牲49%的人的利益。“唯一真正的尊严的人类学说是所有人的最大幸福。”[(17)]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不仅致力于穷人的福利，而且维护富人的利益。
尼赫鲁则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将社会不仅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且看成是由团体组成的，是阶级和群众，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以及其他各种力量的组合，它们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运行，其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学说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它只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一再强调改善印度广大无权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限制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特权阶层。
其三，甘地先个人后制度，尼赫鲁先制度后个人。甘地认为人是一个善恶混合物：“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连上帝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是上帝的人，并非因为他们完美无缺，而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并时刻准备纠正这些错误。”[(18)]他坚信罪恶和错误不是人的本性，人能够训练和铸造自己，即使最坏的人也能够转变，人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意志来改变自己向善。因此，在自由斗争中，他潜心于改变人心，而不是变革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尼赫鲁曾说，“甘地不主张改革社会或社会的结构，而专门致力于消除个人的罪恶。他曾经写道：‘参加独立运动的人决不从事于试图改造世界这种徒劳无益的任务，因为他相信世界是按照而且永远按照上帝的法则运转的。”[(19)]甘地关心改善个人先于取代制度，他力图使个人思想发生转变，树立道德品格，弃恶从善，他“打算从内心，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个人，由此再来改变外在的环境。他要大家抛弃恶习和放纵，成为纯洁的人。他强调节制性欲、戒酒、戒烟等等。”[(20)]他更感兴趣于个人而不是社会制度，在他看来。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人，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民主派还是极权主义者，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应施以感化。不但呼吁剥削者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而且同时向罗斯福和希特勒呼吁，要求他们停止战争，并打算赴日本要求日本人放弃他们的错误做法。
尼赫鲁则更感兴趣于取代制度以造福于社会和个人。在他看来，对社会有益的，也就对个人有益。只有变革现存的社会结构，才能改善个人的处境。尼赫鲁写道，“我要说我们的争论是关于制度而不是关于个人。一个制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和团体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个人和团体必须加以感化或斗争。但如果一个制度已经没有价值而变成了赘疣，那就必须废除，依附于这个制度的阶级和团体也必须进行改造。”[(21)]“摆在我们面前和全世界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印度走上进步之路，终止我国的进一步退化。”[(22)]他注重社会制度，而不是抽象的人性，在他看来，罗斯福和希特勒决不能划等号，他们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制度——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
其四，甘地重直觉，尼赫鲁重理性。甘地处事往往凭主观意志，凭本能，凭直觉，凭所谓的“内心声音”，很少诉诸理性，缺乏客观性和逻辑性。甘地的直觉依赖于他的上帝观，他说，上帝“超越言辞和理性”，“我要让你放弃一切合理解释，开始象单纯的小孩一样信仰上帝。”[(23)]尼赫鲁写道，“甘地在处理问题时，从来不重视从理智方面去考虑问题，而只是强调品格和诚心”。[(24)]尼赫鲁处事则从客观实际出发，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对甘地来说，直觉是灯塔，对尼赫鲁来说，理性是向导。甘地感兴趣于该做什么而不是将做什么，尼赫鲁则感兴趣于将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对于甘地来说，一个计划或行动因为它是对的所以是合理的，而对尼赫鲁来说，因为它是合理的所以是对的。[(25)]甘地奉行“一时一步”，“一步即够”的政治哲学，以在他看来植根于现实的眼前目标为满足，他“不是用逻辑和慎密的计划看待未来。他只是对现在作出回答。对他来说，未来只是由一个尚未给他提出问题的现在构成。”[(26)]尼赫鲁则依据将来的可能和需要判断现在，根据长期的行动计划思考。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往往在重要关头采取突然而难以预料的决定，尼赫鲁认为这不是政治态度或科学态度，或许连伦理态度也不是，它完全不符合现代的心理经验和方法。[(27)]尼赫鲁通过内心斗争和痛苦思考，给甘地的决定以合理的解释，使其理性化，赋与甘地主观思想以客观色彩。
其五，甘地奉行超党权政治，尼赫鲁奉行党权政治。甘地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理，认识上帝，实现精神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增加物质财富，追逐权力。在他看来，司瓦拉吉不仅是政治自主，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他认为，英国之所以统治印度，原因在于印度人自己，他们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印度的内部不和与道德沦丧是导致印度政治上臣服、经济上贫穷的根源。[(28)]因此，他认为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立即结束英国统治，而是追求自身精神完善，“除非我们改造了自己，他们（英国统治者）决不会走或改变性质，”，“如果你们只是赶走了英国人，断不能说你们就得到了自治。”[(29)]他将政治不是视为用以表示获取和经营政府权力的行动，而是视为在目前政治形势中改变社会关系的艺术。他将民族自由运动视为通过非暴力方法改变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不公正和不自然的关系的道德努力。他坚持政治运动“不是争取政权的运动，而是争取印度自由的非暴力斗争，……国大党不介意自由确立后 谁将统治印度。”[(30)]他将政府和政党视为精神道德复兴的工具。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多次脱离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将国大党交给尼赫鲁和其他领导人，自己则潜心于旨在争取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的建设纲领；多次提出解散国大党，以“人民之仆会”取而代之；甚至向真纳保证，只要放弃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宁可让他当独立印度的总理。
尼赫鲁则重视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加强政党和国家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以便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去改造政治和经济机构。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始终以国大党为阵地，维护国大党的团结与统一，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强化国家权力，甚至不惜以分治为代价接过政府权力。
2
尼赫鲁与甘地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的差异，其根源可追溯到他们的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
尼赫鲁与甘地的出身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出生于印度北部大城市阿拉哈巴德。印度北部处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混合文化区，并且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尼赫鲁曾对一位外国记者谈到，“我在北印度长大，这里，是一个在语言、生活方式、饮食等方面有时被称为穆斯林文化的混合区。因此，我习惯了这种混合型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个空泛的词，但却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也进入其中。”[(31)]甘地出生于印度西部卡提亚华半岛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海滨小镇波尔班达。这里，远离古道，远离欧洲影响，[(32)]传统宗教影响很大，印度教的毗湿奴派很有势力，耆那教比印度任何地方都流行。甘地在自传中写道，“古吉拉特盛行耆那教，其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古吉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湿奴信徒反对和厌恶肉食的情况，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的地方所没有的。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生长的”。[(33)]尼赫鲁也写道，“古吉拉特人本质上就是爱好和平的生意人和大商贾的团体，深受着耆那教非暴力主义的影响。印度其他地区所受到的这种影响要少得多，而有些地区根本就未受到过。”[(34)]
尼赫鲁祖籍克什米尔，属婆罗门高级种姓，尼赫鲁的祖先在莫卧儿皇帝的垂青和邀请下，率全家迁居京城德里。尼赫鲁家族地位显赫，世代为官。尼赫鲁的曾祖父曾任萨克尔公司驻德里皇帝宫庭的首席代表，祖父曾任首都德里市市长，大伯父在英国政府司法部任职，二伯父在印度一个邦政府中当大官，父亲曾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工作，后任国大党主席。甘地家庭属于下级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原为零售商人，从甘地的祖父开始，连续三代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然而，虽然是官僚世家，但由于甘地的种姓低下，在小学仍被督学歧视。[(35)]
尼赫鲁家庭过的是富有的贵族生活，他们住的是全城最豪华的第一座装上电灯的别墅，配有大花园和游泳池。[(36)]他们随意举家游历世界各国，由最豪华的轿车接送，住最气派的饭店。社会上甚至流传：尼赫鲁家穿脏了的西装也要专程送往巴黎浆洗。甘地家庭则很不殷实，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甘地写道，他父亲向来没有发财致富的雄心，所以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产业。甘地的婚礼是和他二哥及堂哥的婚礼同时举行的，为的是节省开销。甘地赴英求学时的旅费也是东借西凑来的。[(37)]
尼赫鲁家庭世俗西化气氛非常浓厚。尼赫鲁父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的婆罗门律师，也是一位世俗倾向强烈、具有反叛精神并崇尚西方文化的民族主义者。他蔑视印度教的正统习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他是搬到阿拉哈巴德欧洲居民区的第一个印度人，是第一个与非婆罗门一起吃饭的婆罗门律师。在一次赴欧旅行后，他将西方生活方式引入了家庭，并且规定家里只许说英语。[(38)]他在欧洲旅行回国后拒绝举行涤罪仪式，结果在婆罗门中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尼赫鲁家庭中，宗教受到蔑视，被当作是娘儿们的事。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我对于宗教的认识相当模糊。我认为这是娘儿们的事。父亲跟堂兄总不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老是采取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家中的妇女不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对这些事情也学家中成年男子那种不在乎的态度。”[(39)]甘地家庭则是典型的印度教家庭，宗教气氛颇为浓厚。甘地写道，“我们甘地这一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所宗”。[(40)]甘地的父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甚至不懂史地，但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廉洁的人，并且因为在家庭内外极为公正而闻名；他没有受过多少宗教训练，但却有一种宗教文化，这种文化是许多印度教徒由于经常到寺庙里去听人讲解经文而获得的，到了晚年，他开始对《簿伽梵歌》发生兴趣。甘地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她给甘地的突出印象是“圣洁”和“笃信宗教”。他每天都要去庙宇参拜，不祷告绝不进食，长期绝食在她已习以为常，有时每日只进一餐，有时每隔两日绝食一天，有时不见太阳不进食。[(41)]
尼赫鲁与甘地的早期经历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尼赫鲁没有上印度的幼稚园和初级小学，而是由欧洲籍家庭教师负责他的启蒙教育。15岁以前，尼赫鲁一直是在欧洲家庭教师的陪伴下度过的。在欧洲家庭教师的影响下，他不仅阅读了许多西方作者的书，接触了西方思想，而且布置小小的实验室，津津有味地作物理和化学试验，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甘地则象千千万万印度普通孩童一样，在印度的小学和中学度过了他的童年。用手指在沙土上写字，吃力地听英语讲座，接受的是与尼赫鲁完全不同的熏陶。在小学和中学时代，甘地对自己的才能并不怎么自豪，但对于操行，他却小心维护，唯恐不周，只要一点小小的过失，便会使他流泪，他非常重视和遵守道德原则，特别是诚实与正直，自传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42)]
尼赫鲁15岁赴英求学，在英国接受了长达7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先入哈罗公学，两年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自然科学，获学位后又入伦敦内殿攻读法律。在英国的7年，尼赫鲁不仅阅读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而且广泛涉猎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希腊诗歌，研究尼采，肖伯纳、罗素、斐德、王尔德、边沁等人的思想。这个时期，有两种社会思潮对尼赫鲁产生了终生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二是费边社会主义，在此期间，尼赫鲁不仅致力于学业，而且关心政治运动，对印度自由斗争表现出浓厚兴趣，尼赫鲁后来回顾他在剑桥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就政治问题而言，我是一个渴望印度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在印度政治中颇倾向于当时以提拉克先生为代表的极端派。”[(43)]甘地19岁赴英求学，在内殿和伦敦大学攻法律，历时2年8个月，甘地在英国经历的是与尼赫鲁完全不同的体验。他潜心于宗教经典，极力抵制“美酒、女人和大肉”的不时诱惑。[(44)]在此期间，甘地的体验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饮食实验。甘地搜罗并阅读了许多有关素食的书，参加了素食者协会，成立素食者俱乐部，开始他自己关于饮食方法的体验，严格奉行素食。二是宗教体验，甘地与基督教徒、通神学者及其他宗教人士进行广泛接触，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和宗教书籍，试图把印度教的戒杀生、佛教的慈悲说和基督教的博爱调和在一起，贯穿起来，探索宗教真理。
尼赫鲁22岁取得律师证书回到印度。回国后，他进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从事律师工作，并立即加入国大党，参加政治运动。然而，尼赫鲁在英国7年中间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和思想及所受的西方教育，跟他所看到的各种事情不调和；尤其令他失望的是，当时印度的政局很沉闷，国大党只限于空谈、集会，没有进行他积极的群众性反抗斗争，这与他所想象的自由事业相去甚远。在尼赫鲁的心目中，“所谓的政治就是积极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活动”，他写道，“我们不应该服服贴贴地顺从现状。必须有所作为，从民族的观点而言，成功的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为了个人和民族的荣誉，都非对外族统治者进行更积极的斗争不可。”[(45)]因此，他日益对他的律师职业、对印度的政治生活感到厌倦，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渴望投身于民族自由斗争的洪流之中。甘地22岁取得律师资格回国，遂于1893—1914年在南非为提高印侨地位、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了21年。在此期间，甘地广泛接触了印度侨民，亲身体验了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将政治斗争与探索宗教真理结合起来，将理论讨诸实践。他建立“凤凰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进行道德实验；创办《印度舆论》周刊，撰写《向南非的英国人呼呼》、《印度人的选举权》、《印度自治》等，阐述自己的思想；组织政治团体“纳塔尔人大会”等，领导印侨从事“萨提亚格拉哈”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7年之久，最终迫使南非当局让步，废除了种族歧视规定，1915年初，甘地回到印度，但他并未立即投身印度政治，而是用一年多时间，在全国各地旅行考察，了解民意，洞察国情，熟悉环境，并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准备将他在南非实践过的理论和斗争方法应用于印度，1917年的三巴朗靛蓝种植园调查，1918年的阿默达巴德纺织工人罢工和凯达农民抗税运动，是甘地非暴力抵抗理论和方法在印度的小规模实践。
1919年的罗拉特法案及阿姆利泽惨案，将甘地推上了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使尼赫鲁与甘地这两位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如此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在印度自由事业中并肩战斗，同时也埋下了他们分歧的种子。
总之，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是导致尼赫鲁与甘地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差异如此之大的主要因素，而他们之间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方面的差异则是他们在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目标问题和民族民主运动方法问题，以及未来印度设想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在原因。
收稿日期：199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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