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探析
张艳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7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1997年02期第114-119页
【作者简介】张艳国，男，1964年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武汉 430077）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课题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本文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在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还存留着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阴影，即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考察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得益于创始者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决裂，使18、19世纪的世界历史观成为科学的历史观。
黑格尔历史观是近代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世以前最有影响的历史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前提。不言而喻，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所包含的科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与发展，才产生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革命与继承的关系。既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在历史观领域，就不可能残留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的消极内容，如欧洲中心主义。事实上，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其发展与嬗变，经历了从方法到内容的彻底革命，它是同资产阶级历史理论中一切伪科学、消极的文化因素决裂后的再生物。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校正了历史发展中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他们认为，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相反，是人类的主体活动决定世界历史的面貌和进程。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辩表现”，“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先有人类主体的活动，然后才有历史的记载，任何历史思想，都是关于人们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历史活动是具体的人的活动，只要描绘出这个活动的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在历史活动中，人们在每一历史阶段上都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人们的历史活动由个人的、狭隘的、区域的、民族性的活动变成世界历史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建构世界历史理论大厦时，只是保留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躯壳。在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世界历史进程由“世界精神”所决定，最后归诸超世界历史的力量“上帝”。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正相反，把世界历史进程归诸人类的主体活动，人类主体活动所依存的生产方式，从而为揭示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落脚点所谓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终点，是一种反动的历史理论；资本主义不仅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反而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开端和起点。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实现高级公有制的复归，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在黑格尔世界历史观那里，欧洲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全世界走“西化”的道路，才有世界历史行程的终结。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其重要表现是开辟了人类社会的近代化道路，从而人类历史开始了世界历史行程。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道路，而无产阶级则完成了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世界历史过程的终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在开辟世界历史道路的同时，造就了世界历史过程的实现者与承担者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样，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有了可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中真正的普遍利益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只有它才能“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随着现存的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因此，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也就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基础。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或终点，绝不是世界历史的全部内涵，而它只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全面转变。因而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赋予世界历史以真正的全部的内涵，它才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终点。
再次，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中，其理论核心是欧洲中心主义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一定意义上，两者是一回事），因此，它所宣扬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西化模式。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虽然在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程度有高有低，但绝不存在种族优劣之分，也没有什么欧洲中心论。不过，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任何民族都可以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甚至是居于顶峰地位。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种族优劣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因在于生产力与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世界性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而消灭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形成了民族国家，出现了世界历史进程。从横向上看，建立在生产力与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之外；从纵向上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把历史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注定要使每一民族的历史发展冲破国界，走向世界。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所有民族，不论大小，都参与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都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发展同世界历史进程不是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是构成部分与体系间不可分割的存在，因而其中不会存在什么欧洲中心论。当然，也不能否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大小之分，甚至某一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民族重要一些。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作家把世界分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和“非工业发达的国家”两大部分[（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世界分为“机器生产中心区”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5）]。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这是由种族优劣造成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的结果。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它将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示。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既对各民族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说明，又消除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优劣论的消极影响。
总之，虽然黑格尔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但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历史观进行革命性改造后，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已经没有任何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旧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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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旨趣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高度一致的：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必然要经由阶级、国家、私有制社会的发展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在高级公有制阶段的复归。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阐发，是循着单线性的历史逻辑向前推进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又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只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世界历史过程，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在高级公有制阶段的复归。
根据对社会历史全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历史的必然现象，是受生产力与社会交往支配而几种所有制交替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6）]。而在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交替性演进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7）]。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行程，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样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创始者所确立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市场”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创始者关于社会主义在现代资产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185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9）]。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70年代以前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予殷切希望：世界革命由“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10）]。
其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虽然人类社会历史格局中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但是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必然会消灭，从而沿着“世界历史”路径前行：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使民族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然后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说，世界历史具有普遍的价值尺度，适用于西方或东方的历史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论证共产主义是普遍的。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者，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会或先或后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资本论》以缜密的逻辑更加深刻地解析道，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拓展，一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关系，都必将让度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由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而社会历史特殊性也将为普遍性所磨灭。以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历史发展的一条分界线，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循着两条路线前进：西方社会的演进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沿着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的道路缓慢发展，从原始社会直到19世纪，仍然保留着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某些特征[（12）]。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出现，东方社会注定要纳入世界历史轨道。这就意味着，从19世纪开始，东西方两条道路汇合，人类走着共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创造现实条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过程对于具有社会历史特性的东方社会，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所以马克思分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论述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3）]
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后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民族和国家，伴随着一定历史时期的苦难，但又是必然的；只有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共产主义才会把这种苦难转化为甜浆。马克思认为，东方农村公社对历史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由于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东方社会变化很小，发展很慢。印度农村公社就是典型的例证，它“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14）]。据此，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是相违背的，因而世界历史必然要把东方社会纳入自己的轨道。在马克思看来，亚洲需要有一次社会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革命，人类社会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由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东方社会，首先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革命呢？需要用资本主义式的革命摧毁农村公社。“英国的干涉……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15）]这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由英国殖民主义来充当的。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轨道，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入侵的血与火的，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是灾难。在道德尺度上，应予痛斥：但是站在历史尺度上讲，这则是应予肯定的，因为它也带来了历史的进步。马克思说道：“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16）]当然，东方社会加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完成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促成历史实现阶段性的飞跃发展，这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而这种社会革命，只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资产阶级式的革命的苦难，东方社会才能进入资本主义，从而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将东方社会导入世界历史进程。这时，人们才能收到“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17）]。
作为单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的阶梯，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必须经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的发展存在差异，但自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后，东西方历史发展便步入了共同的历史轨道，特殊性为共同性所消解了；东方社会被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过程伴随着灾难和苦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这个历史代价只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到补偿。
3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受到了历史发展的挑战：一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在欧洲取得革命的胜利，而随后在德、美两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没有引爆世界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表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社会调适能力，历史还在为其发展提供时空条件。二是原先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重视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据此，马克思改变了他关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革命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判断。1881年4月29日，他在致燕妮的信中说，在西方，对于人类未曾经历的最革命的时期，“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18）]；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断东方社会革命马上来临。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致信弗·阿·左格尔时说：“俄国——我曾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前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早已成熟了。……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说能够活到这个胜利的日了吧！”[（19）]1880年1月10日，恩格斯致信威廉·李卜克内西时乐观地说：“俄国革命可能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20）]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既然未曾经历资本主义典型发展时期的俄国，在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民族的、国家的、区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那么，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如西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这条道路就不是唯一的，也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存在着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的差别，即这种转变既可以是欧洲资本主义类型的，也可以是东方社会类型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向前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前后阶段上的对立和矛盾，而是合乎社会实践发展逻辑地向前推进，是对科学学说的丰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单线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必然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科学说明；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社会发展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科学解说，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前后两阶段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在解剖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基础上所得出的共产主义结论，只适合于西方社会。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结论，那就变成了伪科学的超历史哲学。
1877年11月，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康·尼·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文章中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俄国只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后才能获得社会的新生。对此，马克思在信中指出：第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1）]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与他在1853年6月《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不同的思想：先前他认为，历史转入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必将付出巨大代价；而在信中他则认为，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用最小的代价甚至是避免付出代价来换取历史的巨大进步，即可以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第二，他对把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的分析作为普遍的历史解说的作法，表现了极大的反感和愤怒。他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2）]马克思表明了他的理论立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方；东方社会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有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能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东方社会。后来，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说，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更替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3）]。
其二，东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途径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社会，譬如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与阶段同西方不一样。它设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必从资本主义开始，然后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4）]。东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由其历史的规范性与社会特点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天然朋友，在农村公社的土壤上，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大厦。“‘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发展方向的”[（25）]，从它的内部结构来看，它可以通向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制度也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成集体耕作；俄国土地天然地适用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把它们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合作经济。因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6）]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还“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27）]。
其三，由于东方社会在向世界历史转变中，走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而东方社会则是在古代类型的公有制形式内直接进入到高级公有制，因此，必须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样，农村公社就可以不必通过解除它的外壳，然后再建立一种新的高级的公有制形式，即“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8）]。
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状况、社会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获得了新的生长点：第一，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西方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而东方社会则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共产主义。第二，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而东方社会并不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它是以农村公社为起点，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开始的。第三，世界历史进程分列为东西方两条线索，它们各自的进程，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都适合其历史进程，是它们所展开的世界历史运动的终结点。
4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观尤其是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成果，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成果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世界历史体系进行科学变革的伟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丝毫没有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旧痕。
2.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单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在西方资本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科学分析；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表现为多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是横括人类社会，包容东西方历史，对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历史状况、不同历史发展模式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解说。
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之一，是在世界历史层面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的论证，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对人类历史行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揭示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世界性意义，从横向上包容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性和规律性，它是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对社会形态理论的阐发。
4.我们既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部内涵；同样，也不能把70年代以后的解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前者着眼于西方社会，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后者着眼于东方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解析。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时，要把前后两阶段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动态分析和整体研究，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予以科学地把握。我们还应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社会在当代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当代世界发展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注释：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6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41页。
（7）（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2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6页。
（12）参见张奎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3）（1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72、73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9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413—414页。
（2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451页。
（22）（23）（24）（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268、439、326、269、43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7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1997年02期第114-119页
【作者简介】张艳国，男，1964年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武汉 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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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还存留着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阴影，即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考察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得益于创始者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决裂，使18、19世纪的世界历史观成为科学的历史观。
黑格尔历史观是近代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世以前最有影响的历史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前提。不言而喻，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所包含的科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与发展，才产生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革命与继承的关系。既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在历史观领域，就不可能残留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的消极内容，如欧洲中心主义。事实上，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其发展与嬗变，经历了从方法到内容的彻底革命，它是同资产阶级历史理论中一切伪科学、消极的文化因素决裂后的再生物。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校正了历史发展中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他们认为，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相反，是人类的主体活动决定世界历史的面貌和进程。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辩表现”，“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先有人类主体的活动，然后才有历史的记载，任何历史思想，都是关于人们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历史活动是具体的人的活动，只要描绘出这个活动的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在历史活动中，人们在每一历史阶段上都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人们的历史活动由个人的、狭隘的、区域的、民族性的活动变成世界历史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建构世界历史理论大厦时，只是保留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躯壳。在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世界历史进程由“世界精神”所决定，最后归诸超世界历史的力量“上帝”。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正相反，把世界历史进程归诸人类的主体活动，人类主体活动所依存的生产方式，从而为揭示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落脚点所谓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终点，是一种反动的历史理论；资本主义不仅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反而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开端和起点。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实现高级公有制的复归，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在黑格尔世界历史观那里，欧洲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全世界走“西化”的道路，才有世界历史行程的终结。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其重要表现是开辟了人类社会的近代化道路，从而人类历史开始了世界历史行程。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道路，而无产阶级则完成了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世界历史过程的终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在开辟世界历史道路的同时，造就了世界历史过程的实现者与承担者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样，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有了可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中真正的普遍利益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只有它才能“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随着现存的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因此，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也就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基础。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或终点，绝不是世界历史的全部内涵，而它只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全面转变。因而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赋予世界历史以真正的全部的内涵，它才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终点。
再次，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中，其理论核心是欧洲中心主义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一定意义上，两者是一回事），因此，它所宣扬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西化模式。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虽然在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程度有高有低，但绝不存在种族优劣之分，也没有什么欧洲中心论。不过，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任何民族都可以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甚至是居于顶峰地位。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种族优劣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因在于生产力与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世界性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而消灭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形成了民族国家，出现了世界历史进程。从横向上看，建立在生产力与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之外；从纵向上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把历史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注定要使每一民族的历史发展冲破国界，走向世界。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所有民族，不论大小，都参与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都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发展同世界历史进程不是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是构成部分与体系间不可分割的存在，因而其中不会存在什么欧洲中心论。当然，也不能否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大小之分，甚至某一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民族重要一些。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作家把世界分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和“非工业发达的国家”两大部分[（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世界分为“机器生产中心区”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5）]。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这是由种族优劣造成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的结果。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它将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示。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既对各民族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说明，又消除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优劣论的消极影响。
总之，虽然黑格尔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但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历史观进行革命性改造后，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已经没有任何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旧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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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旨趣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高度一致的：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必然要经由阶级、国家、私有制社会的发展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在高级公有制阶段的复归。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阐发，是循着单线性的历史逻辑向前推进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又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只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世界历史过程，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在高级公有制阶段的复归。
根据对社会历史全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历史的必然现象，是受生产力与社会交往支配而几种所有制交替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6）]。而在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交替性演进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7）]。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行程，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样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创始者所确立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市场”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创始者关于社会主义在现代资产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185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9）]。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70年代以前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予殷切希望：世界革命由“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10）]。
其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虽然人类社会历史格局中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但是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必然会消灭，从而沿着“世界历史”路径前行：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使民族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然后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说，世界历史具有普遍的价值尺度，适用于西方或东方的历史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论证共产主义是普遍的。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者，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会或先或后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资本论》以缜密的逻辑更加深刻地解析道，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拓展，一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关系，都必将让度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由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而社会历史特殊性也将为普遍性所磨灭。以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历史发展的一条分界线，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循着两条路线前进：西方社会的演进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沿着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的道路缓慢发展，从原始社会直到19世纪，仍然保留着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某些特征[（12）]。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出现，东方社会注定要纳入世界历史轨道。这就意味着，从19世纪开始，东西方两条道路汇合，人类走着共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创造现实条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过程对于具有社会历史特性的东方社会，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所以马克思分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论述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3）]
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后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民族和国家，伴随着一定历史时期的苦难，但又是必然的；只有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共产主义才会把这种苦难转化为甜浆。马克思认为，东方农村公社对历史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由于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东方社会变化很小，发展很慢。印度农村公社就是典型的例证，它“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14）]。据此，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是相违背的，因而世界历史必然要把东方社会纳入自己的轨道。在马克思看来，亚洲需要有一次社会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革命，人类社会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由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东方社会，首先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革命呢？需要用资本主义式的革命摧毁农村公社。“英国的干涉……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15）]这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由英国殖民主义来充当的。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轨道，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入侵的血与火的，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是灾难。在道德尺度上，应予痛斥：但是站在历史尺度上讲，这则是应予肯定的，因为它也带来了历史的进步。马克思说道：“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16）]当然，东方社会加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完成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促成历史实现阶段性的飞跃发展，这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而这种社会革命，只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资产阶级式的革命的苦难，东方社会才能进入资本主义，从而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将东方社会导入世界历史进程。这时，人们才能收到“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17）]。
作为单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的阶梯，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必须经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的发展存在差异，但自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后，东西方历史发展便步入了共同的历史轨道，特殊性为共同性所消解了；东方社会被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过程伴随着灾难和苦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这个历史代价只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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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受到了历史发展的挑战：一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在欧洲取得革命的胜利，而随后在德、美两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没有引爆世界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表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社会调适能力，历史还在为其发展提供时空条件。二是原先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重视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据此，马克思改变了他关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革命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判断。1881年4月29日，他在致燕妮的信中说，在西方，对于人类未曾经历的最革命的时期，“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18）]；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断东方社会革命马上来临。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致信弗·阿·左格尔时说：“俄国——我曾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前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早已成熟了。……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说能够活到这个胜利的日了吧！”[（19）]1880年1月10日，恩格斯致信威廉·李卜克内西时乐观地说：“俄国革命可能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20）]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既然未曾经历资本主义典型发展时期的俄国，在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民族的、国家的、区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那么，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如西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这条道路就不是唯一的，也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存在着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的差别，即这种转变既可以是欧洲资本主义类型的，也可以是东方社会类型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向前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前后阶段上的对立和矛盾，而是合乎社会实践发展逻辑地向前推进，是对科学学说的丰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单线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必然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科学说明；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社会发展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科学解说，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前后两阶段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在解剖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基础上所得出的共产主义结论，只适合于西方社会。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结论，那就变成了伪科学的超历史哲学。
1877年11月，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康·尼·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文章中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俄国只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后才能获得社会的新生。对此，马克思在信中指出：第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1）]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与他在1853年6月《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不同的思想：先前他认为，历史转入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必将付出巨大代价；而在信中他则认为，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用最小的代价甚至是避免付出代价来换取历史的巨大进步，即可以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第二，他对把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的分析作为普遍的历史解说的作法，表现了极大的反感和愤怒。他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2）]马克思表明了他的理论立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方；东方社会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有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能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东方社会。后来，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说，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更替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3）]。
其二，东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途径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社会，譬如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与阶段同西方不一样。它设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必从资本主义开始，然后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4）]。东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由其历史的规范性与社会特点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天然朋友，在农村公社的土壤上，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大厦。“‘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发展方向的”[（25）]，从它的内部结构来看，它可以通向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制度也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成集体耕作；俄国土地天然地适用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把它们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合作经济。因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6）]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还“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27）]。
其三，由于东方社会在向世界历史转变中，走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而东方社会则是在古代类型的公有制形式内直接进入到高级公有制，因此，必须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样，农村公社就可以不必通过解除它的外壳，然后再建立一种新的高级的公有制形式，即“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8）]。
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状况、社会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获得了新的生长点：第一，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西方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而东方社会则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共产主义。第二，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而东方社会并不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它是以农村公社为起点，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开始的。第三，世界历史进程分列为东西方两条线索，它们各自的进程，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都适合其历史进程，是它们所展开的世界历史运动的终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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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观尤其是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成果，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成果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世界历史体系进行科学变革的伟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丝毫没有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旧痕。
2.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单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在西方资本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科学分析；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表现为多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是横括人类社会，包容东西方历史，对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历史状况、不同历史发展模式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解说。
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之一，是在世界历史层面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的论证，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对人类历史行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揭示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世界性意义，从横向上包容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性和规律性，它是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对社会形态理论的阐发。
4.我们既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部内涵；同样，也不能把70年代以后的解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前者着眼于西方社会，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后者着眼于东方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解析。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时，要把前后两阶段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动态分析和整体研究，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予以科学地把握。我们还应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社会在当代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当代世界发展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注释：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6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41页。
（7）（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2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6页。
（12）参见张奎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3）（1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72、73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9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413—414页。
（2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451页。
（22）（23）（24）（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268、439、326、269、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