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自由RQ收稿日期：1996年9月24日
孙有中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97年02期第68-71页
【作者简介】孙有中，男，1963年生，（武汉）湖北大学（邮编430062）外语系讲师，复旦大学世界文化史方向博士生。
【关 键 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思想自由/古典文明/中世纪
一
作为思想运动的文艺复兴是从重视知识开始的，这与中世纪将信仰奉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人生目的恰成对照。被尊为“人文主义者之父”的彼特拉克在1362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无论是劝人为善的主张，还是生命苦短的哀叹，都不应使我们离开学问；因为在一颗善良的心灵里，它可以激发对美德的爱，驱除或至少缓解对死亡的恐惧。[1]
彼特拉克尚不敢完全同宗教决裂，因此在信中他承认通往“幸福”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无知”的“虔诚”之路，它可能安全平坦，但却会助长懒惰；其二是“明智的虔诚”（the enlightened devoutness）之路。两条路虽然都能达到共同的目的，但前者缓慢、昏暗，后者欢快、明朗；前者为“低”路，后者为“高”路。这里，彼特拉克已决定性地将知识推向人生的前台。
稍后的人文义者彼得·保罗·维吉里奥（Peter Paul Vergerio， 1370—1444）开始更广义地界定“人文科学”，并将它同教育联系起来，从而导致学校课程与学制的变革。在其论著《论人文科学》中，他对中世纪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大加挞伐。在其给卡拉斯家族的鸟伯提勒斯的信中，维吉里奥明确提出父母对子女的三大职责：第一是给孩子取一个“他们不必为之害羞”的好名字；第二是让孩子在一个“优秀的城市”里长大；第三就是让他们“受到良好的知识薰陶。”[2] 其实，第二条是为第三条服务的，也就是说，除名字以外，知识便是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条件。维吉里奥所谓的知识包括历史、道德哲学与雄辩术。他认为，判断力、辩术与忠诚乃是自由人格的根本特征。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知识的高度与普遍重视从房龙的生动描述中可见一斑：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行、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着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个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3]
这里我们更关心的不是人文主义者对知识如何重视，而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知识的交流方式。一般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充满迷信和权威崇拜，中世纪的个人匍匐于上帝和教会脚下；文艺复兴时期则不同，人文主义者的个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彼特拉克自己就曾写下“我不想变成上帝”的豪言壮语。
恩格斯对于这一时期人才辈出的巨人景象也曾热情讴歌：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但不应忘记，人文主义者首先是好古者、崇古者。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终日忙碌于发掘地下古董与搜索修道院里的残宗破卷。他们把西塞罗、塔西陀、卢克莱修以及其他拉丁作家的作品一篇篇拼集起来。1453年前后他们还通过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收集古希腊手稿。事实上，到1500年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全部古希腊作品，差不多都已到达西方。为了保存、编纂和研究这些古典作品，人文主义者推动了现代图书馆的建立。柯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起了三座图书馆，并专门雇佣了45名抄写员。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的梵蒂冈图书馆就是在这时建立的[4]。
当然，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推崇可能如一些论者所言，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教会统治及其播撒的迷信与愚昧——如此强大，如此无孔不入，他们不得不有所依托，不得不“托古改制”。但若以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都是自觉地在为某种全新的理想而奋斗，那就高估他们了。
任何社会思想运动都不可能像诗人的灵感那样突如其来。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的怀抱里一天天成长壮大的，人文主义者不是天外来客。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不重视科学（达·芬奇及另外少数几个人除外），这一时期依然充满迷信，如占星术便大行其道。因此，罗素对人文主义者的一个评价是基本可信的：
他们当中不少的人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一样崇敬权威，不过他们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这自然是向解放前进了一步，因为古代人彼此见解分歧，要决定信奉哪一家需要有个人判断。但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中间，恐怕没几个敢持有从古代，从教会教义都找不出根据的意见。[5]
人文主义者同教会的妥协便是明证。上文曾提到彼特拉克给友人博卡西奥的一封信，信中彼特拉克意在强调求知的重要，但却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它们在“虔诚”的引导下都可以通向“幸福”，只不过前者更便利而矣。
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才多艺的“巨人”的典型代表。但在他去世前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迫近，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圣经》中的教义[6]。
其实，只要看一看这一时期的绘画与雕塑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便知道人文主义者宗教情结之深厚了，最宏伟的建筑是奉献给上帝的教堂，如由布拉曼、拉斐尔、帕鲁齐、小莎迦洛及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前赴后继地设计建造的圣彼得大教堂。最优秀的绘画与雕塑主要是描写宗教题材的，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画》，提香的《哀悼基督》，等等。
固然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习，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世俗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宗教情结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虽然世俗化，却不失崇高与庄严，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艺术典范。
由此看来，诚如西方当代文化史家马文·佩利（Marvin Perry）所肯定指出的，人文主义者们“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7]。
但人文主义者们又真实地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冲动，他们不愿欺骗自己的感觉，又不愿或不敢向宗教宣战，他们便注定了要在矛盾中挣扎，他们的内心深处远不如我们今天想像的那样明朗。
柏雷也许是最早洞见到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尴尬处境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人文主义者“并不觉得自己转入一个新文明的时代”，他们“并不以敌意向着神学的权威及宗教的信条，只是发现了一种对于实际世界的好奇心，把自己的兴趣一起任他吸收去了”。这样，他们便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宗教与现实。柏雷认为，一般的思想家在当时“都是把这两方面分得清清楚楚：在表面仍然遵从宗教仪式，而在里面却不屈服真正的思想自由。”[8] 人文主义者的这种两难处境对我们并不陌生。一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虽然已千疮百孔，甚至荒谬绝伦，但只要它尚未失去现实的制度支撑，它就会迫使人们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直到它寿终正寝。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人文主义者的这种自觉是否真如柏雷所说的那样一清二白，是颇值得怀疑的。但丁便不能说只是表面地遵从着宗教仪式而矣，他的《神曲》中洋溢着对上帝和天堂的真诚的向往。米兰多拉在为人的尊严辩护时，是以上帝为前提的，人为上帝所造，因为上帝同意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塑造自己，所以人们应不负重望，努力向上，进入上帝的神圣境界[9]。 米兰多拉在这里所运用的还是中世纪的语言与逻辑。
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现实的个人以及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个人，都尚未臻于全面的、理性的、自由自觉的思想境界，他们的思想尚游移于古典文明传统与中世纪宗教传统之间，当然更多偏向前者。人文主义者所发现的个人更多地是一个感性的、行动的个人，而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个人，后一任务尚有待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完成。西方当代史家温克斯（Robin W.Winks）等人认为：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与艺术家们从其中世纪先行者那里多有借重，而且他们常常同其先辈们一样虔信宗教，一样轻信、一样有等级意识、一样“封建”。但他们同时又是实利主义的、怀疑论的与个人主义的，其程度之深，在中世纪几闻所未闻。[10]
这样将人文主义者看作一种矛盾组合，似更符合一个纷纭变幻的过渡时代的历史实情。
二
这样评价人文主义者，并不必否认他们所实践的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洛伦佐·瓦拉以其严密的论证，毫不留情地揭露作为教皇世俗权力之依据的“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历史文件的欺骗性。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批评了西塞罗的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作品，指责托马斯·阿奎那不懂希腊文，挑剔《圣经》译本中的错误。人们常指责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虚伪与不道德，但从思想家的品质看，他却是一个忠于事实，不为时势左右的自由的思想家。罗素称他是以“思想上的诚实”表现“政治中的不诚实”[11]。达·芬奇曾被当时同行们指责为纯粹的经验主义者，他的回答是：“假如我的确不能像他们那样引经据典（可见这是当时的潮流——引者注），必须承认引用经验——他们导师的情人——更了不起，更有价值。”达·芬奇进而指出：“引用权威作论证的人并未使用理智，而是使用记忆。”[12]可以说，达·芬奇在这里预见到近代实验科学的根本价值。因此，一般地说，人文主义者虽然一方面折服于遥远的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另一方面又与躺在身边的老态龙钟的中世纪宗教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在各自具体的领域中都能自由地探索、发现。 其奥秘很可能就是当代意大利史家查波德（Federico Chabod）所揭示的，人文主义者们奉行“为艺术而艺术，为政治而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崭新的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世俗化信条[13]。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政局更迭频繁，各国处于相互竞争与敌对状态，教会控制又很松弛，人们不仅可以非常自由地思想，而且能够自由地表达。瓦拉在发表了著名的驳斥“君士坦丁的赠与”的论文后，并未受到惩罚，反而名声大振，被教皇委任去翻译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著作[14]。由此足见当时学术交流之自由。这种自由甚至发展为无边无际、永无休止的争辩、讽刺与诽谤。当时一般的文化培养出一批“恶毒又无能的机智的嘲讽者”，如靠阿谀奉承、挖苦讽刺为生的当时罗马最著名的讽刺家皮埃特罗·阿雷提诺。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又造就了一大批鲜明独特的政治家、教士、发明家和发现者以及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成为天然的嘲讽对象。此外，人文主义者之间也不乏相互攻击。这一切便使意大利“成为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15]。当然，15世纪的艺术家之间也表现了真诚合作与友好竞争的一面。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发现的个人，已实现了基本的思想自由。这首先意味着没有人为的思想禁区，个人可以自由探讨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当然，人文主义者尚未考虑上帝的存在问题，但那是认识能力本身的客观局限。其次这也意味着个人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智识，去独立地观察、分析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被动地或被迫地屈从于外在的约束与压力。最后，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交流畅通无阻。以上三点构成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传统的基本要素，为后继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当然更应大大归功于此。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思想自由并不是天马行空地驰骋。人文主义者所思想的对象、方法，他们赖以创造的思想素材，以及他们思想的结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典文化和中世纪传统的制约。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创新与守旧并存，尘世与天堂交汇。古典——中世——现实，“正”——“反”——“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创造了文化史上“三位一体”的奇迹。
注释：
[1] [2] Dennis Sherman: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Renaissaince to the Present,McGraw-Hill,Inc. 1991，p6；p7。
[3]房龙著：迮卫等译《宽容》，三联书店，1985年版， 第167页。
[4][9][10][14]Robin W,Wink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Volume I,7th ed,Prentice Hall,1995，P92；p293；p 185；p293.
[5][1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7——8、18页。
[6][12]J.Kelley Sowards:Maker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Volume1,5th ed.,St. Martin's Press,1991，p183；p184.
[7]Marvin Perry: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umel, 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90，p208.
[8][美]柏雷著，罗家伦译《思想自由史》，岳麓书社， 1988年版，第63页。
[13]Federico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trans.David Moore,New York:Harper ＆ Row,1971,P184.
[15][意]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15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97年02期第68-71页
【作者简介】孙有中，男，1963年生，（武汉）湖北大学（邮编430062）外语系讲师，复旦大学世界文化史方向博士生。
| 【内容提要】 | 人文主义者实现了基本的思想自由：（1）没有人为的思想禁区；（2）个人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去独立地观察、分析；（3）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应该看到，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创新与守旧并存，尘世与天堂交汇。古典——中世——现实，“正”、“反”、“合”，人文主义者创造了文化史上“三位一体”的奇迹。 |
作为思想运动的文艺复兴是从重视知识开始的，这与中世纪将信仰奉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人生目的恰成对照。被尊为“人文主义者之父”的彼特拉克在1362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无论是劝人为善的主张，还是生命苦短的哀叹，都不应使我们离开学问；因为在一颗善良的心灵里，它可以激发对美德的爱，驱除或至少缓解对死亡的恐惧。[1]
彼特拉克尚不敢完全同宗教决裂，因此在信中他承认通往“幸福”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无知”的“虔诚”之路，它可能安全平坦，但却会助长懒惰；其二是“明智的虔诚”（the enlightened devoutness）之路。两条路虽然都能达到共同的目的，但前者缓慢、昏暗，后者欢快、明朗；前者为“低”路，后者为“高”路。这里，彼特拉克已决定性地将知识推向人生的前台。
稍后的人文义者彼得·保罗·维吉里奥（Peter Paul Vergerio， 1370—1444）开始更广义地界定“人文科学”，并将它同教育联系起来，从而导致学校课程与学制的变革。在其论著《论人文科学》中，他对中世纪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大加挞伐。在其给卡拉斯家族的鸟伯提勒斯的信中，维吉里奥明确提出父母对子女的三大职责：第一是给孩子取一个“他们不必为之害羞”的好名字；第二是让孩子在一个“优秀的城市”里长大；第三就是让他们“受到良好的知识薰陶。”[2] 其实，第二条是为第三条服务的，也就是说，除名字以外，知识便是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条件。维吉里奥所谓的知识包括历史、道德哲学与雄辩术。他认为，判断力、辩术与忠诚乃是自由人格的根本特征。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知识的高度与普遍重视从房龙的生动描述中可见一斑：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行、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着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个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3]
这里我们更关心的不是人文主义者对知识如何重视，而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知识的交流方式。一般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充满迷信和权威崇拜，中世纪的个人匍匐于上帝和教会脚下；文艺复兴时期则不同，人文主义者的个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彼特拉克自己就曾写下“我不想变成上帝”的豪言壮语。
恩格斯对于这一时期人才辈出的巨人景象也曾热情讴歌：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但不应忘记，人文主义者首先是好古者、崇古者。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终日忙碌于发掘地下古董与搜索修道院里的残宗破卷。他们把西塞罗、塔西陀、卢克莱修以及其他拉丁作家的作品一篇篇拼集起来。1453年前后他们还通过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收集古希腊手稿。事实上，到1500年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全部古希腊作品，差不多都已到达西方。为了保存、编纂和研究这些古典作品，人文主义者推动了现代图书馆的建立。柯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起了三座图书馆，并专门雇佣了45名抄写员。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的梵蒂冈图书馆就是在这时建立的[4]。
当然，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推崇可能如一些论者所言，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教会统治及其播撒的迷信与愚昧——如此强大，如此无孔不入，他们不得不有所依托，不得不“托古改制”。但若以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都是自觉地在为某种全新的理想而奋斗，那就高估他们了。
任何社会思想运动都不可能像诗人的灵感那样突如其来。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的怀抱里一天天成长壮大的，人文主义者不是天外来客。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不重视科学（达·芬奇及另外少数几个人除外），这一时期依然充满迷信，如占星术便大行其道。因此，罗素对人文主义者的一个评价是基本可信的：
他们当中不少的人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一样崇敬权威，不过他们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这自然是向解放前进了一步，因为古代人彼此见解分歧，要决定信奉哪一家需要有个人判断。但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中间，恐怕没几个敢持有从古代，从教会教义都找不出根据的意见。[5]
人文主义者同教会的妥协便是明证。上文曾提到彼特拉克给友人博卡西奥的一封信，信中彼特拉克意在强调求知的重要，但却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它们在“虔诚”的引导下都可以通向“幸福”，只不过前者更便利而矣。
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才多艺的“巨人”的典型代表。但在他去世前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迫近，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圣经》中的教义[6]。
其实，只要看一看这一时期的绘画与雕塑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便知道人文主义者宗教情结之深厚了，最宏伟的建筑是奉献给上帝的教堂，如由布拉曼、拉斐尔、帕鲁齐、小莎迦洛及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前赴后继地设计建造的圣彼得大教堂。最优秀的绘画与雕塑主要是描写宗教题材的，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画》，提香的《哀悼基督》，等等。
固然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习，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世俗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宗教情结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虽然世俗化，却不失崇高与庄严，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艺术典范。
由此看来，诚如西方当代文化史家马文·佩利（Marvin Perry）所肯定指出的，人文主义者们“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7]。
但人文主义者们又真实地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冲动，他们不愿欺骗自己的感觉，又不愿或不敢向宗教宣战，他们便注定了要在矛盾中挣扎，他们的内心深处远不如我们今天想像的那样明朗。
柏雷也许是最早洞见到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尴尬处境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人文主义者“并不觉得自己转入一个新文明的时代”，他们“并不以敌意向着神学的权威及宗教的信条，只是发现了一种对于实际世界的好奇心，把自己的兴趣一起任他吸收去了”。这样，他们便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宗教与现实。柏雷认为，一般的思想家在当时“都是把这两方面分得清清楚楚：在表面仍然遵从宗教仪式，而在里面却不屈服真正的思想自由。”[8] 人文主义者的这种两难处境对我们并不陌生。一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虽然已千疮百孔，甚至荒谬绝伦，但只要它尚未失去现实的制度支撑，它就会迫使人们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直到它寿终正寝。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人文主义者的这种自觉是否真如柏雷所说的那样一清二白，是颇值得怀疑的。但丁便不能说只是表面地遵从着宗教仪式而矣，他的《神曲》中洋溢着对上帝和天堂的真诚的向往。米兰多拉在为人的尊严辩护时，是以上帝为前提的，人为上帝所造，因为上帝同意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塑造自己，所以人们应不负重望，努力向上，进入上帝的神圣境界[9]。 米兰多拉在这里所运用的还是中世纪的语言与逻辑。
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现实的个人以及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个人，都尚未臻于全面的、理性的、自由自觉的思想境界，他们的思想尚游移于古典文明传统与中世纪宗教传统之间，当然更多偏向前者。人文主义者所发现的个人更多地是一个感性的、行动的个人，而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个人，后一任务尚有待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完成。西方当代史家温克斯（Robin W.Winks）等人认为：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与艺术家们从其中世纪先行者那里多有借重，而且他们常常同其先辈们一样虔信宗教，一样轻信、一样有等级意识、一样“封建”。但他们同时又是实利主义的、怀疑论的与个人主义的，其程度之深，在中世纪几闻所未闻。[10]
这样将人文主义者看作一种矛盾组合，似更符合一个纷纭变幻的过渡时代的历史实情。
二
这样评价人文主义者，并不必否认他们所实践的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洛伦佐·瓦拉以其严密的论证，毫不留情地揭露作为教皇世俗权力之依据的“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历史文件的欺骗性。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批评了西塞罗的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作品，指责托马斯·阿奎那不懂希腊文，挑剔《圣经》译本中的错误。人们常指责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虚伪与不道德，但从思想家的品质看，他却是一个忠于事实，不为时势左右的自由的思想家。罗素称他是以“思想上的诚实”表现“政治中的不诚实”[11]。达·芬奇曾被当时同行们指责为纯粹的经验主义者，他的回答是：“假如我的确不能像他们那样引经据典（可见这是当时的潮流——引者注），必须承认引用经验——他们导师的情人——更了不起，更有价值。”达·芬奇进而指出：“引用权威作论证的人并未使用理智，而是使用记忆。”[12]可以说，达·芬奇在这里预见到近代实验科学的根本价值。因此，一般地说，人文主义者虽然一方面折服于遥远的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另一方面又与躺在身边的老态龙钟的中世纪宗教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在各自具体的领域中都能自由地探索、发现。 其奥秘很可能就是当代意大利史家查波德（Federico Chabod）所揭示的，人文主义者们奉行“为艺术而艺术，为政治而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崭新的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世俗化信条[13]。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政局更迭频繁，各国处于相互竞争与敌对状态，教会控制又很松弛，人们不仅可以非常自由地思想，而且能够自由地表达。瓦拉在发表了著名的驳斥“君士坦丁的赠与”的论文后，并未受到惩罚，反而名声大振，被教皇委任去翻译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著作[14]。由此足见当时学术交流之自由。这种自由甚至发展为无边无际、永无休止的争辩、讽刺与诽谤。当时一般的文化培养出一批“恶毒又无能的机智的嘲讽者”，如靠阿谀奉承、挖苦讽刺为生的当时罗马最著名的讽刺家皮埃特罗·阿雷提诺。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又造就了一大批鲜明独特的政治家、教士、发明家和发现者以及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成为天然的嘲讽对象。此外，人文主义者之间也不乏相互攻击。这一切便使意大利“成为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15]。当然，15世纪的艺术家之间也表现了真诚合作与友好竞争的一面。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发现的个人，已实现了基本的思想自由。这首先意味着没有人为的思想禁区，个人可以自由探讨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当然，人文主义者尚未考虑上帝的存在问题，但那是认识能力本身的客观局限。其次这也意味着个人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智识，去独立地观察、分析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被动地或被迫地屈从于外在的约束与压力。最后，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交流畅通无阻。以上三点构成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传统的基本要素，为后继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当然更应大大归功于此。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思想自由并不是天马行空地驰骋。人文主义者所思想的对象、方法，他们赖以创造的思想素材，以及他们思想的结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典文化和中世纪传统的制约。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创新与守旧并存，尘世与天堂交汇。古典——中世——现实，“正”——“反”——“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创造了文化史上“三位一体”的奇迹。
注释：
[1] [2] Dennis Sherman: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Renaissaince to the Present,McGraw-Hill,Inc. 1991，p6；p7。
[3]房龙著：迮卫等译《宽容》，三联书店，1985年版， 第167页。
[4][9][10][14]Robin W,Wink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Volume I,7th ed,Prentice Hall,1995，P92；p293；p 185；p293.
[5][1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7——8、18页。
[6][12]J.Kelley Sowards:Maker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Volume1,5th ed.,St. Martin's Press,1991，p183；p184.
[7]Marvin Perry: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umel, 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90，p208.
[8][美]柏雷著，罗家伦译《思想自由史》，岳麓书社， 1988年版，第63页。
[13]Federico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trans.David Moore,New York:Harper ＆ Row,1971,P184.
[15][意]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