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盛衰
李晓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90-101页
【作者简介】李晓岗，1965年生，讲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
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备受歧视与迫害，但却始终保持着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二次大战后初期，出于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祖国”以色列的支持，促使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然而在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则日趋减弱。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本文试图对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及有关专家。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2/3。这一人间惨剧因其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大使美国犹太人感到震惊，更因为它发生在德国而使犹太人感到激愤。德国在历史上曾是比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宽容、善待犹太人的国家，以致许多德国犹太人曾主张与德国社会融合而成为有“希伯莱信仰的德国人”，美国犹太人也曾因对德国抱有好感并发表亲德言论而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 如果说犹太人对德国的好感所得到的回报是纳粹对他们实行彻底的种族灭绝，那么又怎能使他们安心、平静地与其他民族融合？纳粹的所作所为再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历史上对待犹太人的模式：保护与驱逐、宽忍与屠杀，那么，谁又能担保这种模式不会在美国重演？据战后初期的一项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的美国犹太人对“大屠杀”是否再度发生，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如果你懂一点历史，你就会明白这不是能否发生，而是可能将要发生”；“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2]。在二次大战中，面对纳粹血腥的屠刀，犹太人曾眼巴巴地期盼着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然而，许多国家却对此无动于衷，一批又一批手无寸铁的无辜犹太人束手就戮；近千名侥幸逃离德国的犹太人漂洋过海、投奔被犹太人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结果却又被美国移民局冷漠地拒之门外[3]。对此，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4]
“大屠杀”以及当时一些国家对此事件的反应，激起了美国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强烈不信任感，引起了他们对历史上世界许多地方排犹事件的回忆：“巴比伦之囚”、中世纪西欧的火刑柱、1881年俄国大规模地杀害犹太人、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5]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他们对未来自身命运的担忧：假如下一次的“大屠杀”又在美国发生怎么办？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使美国犹太人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把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视为犹太民族“千年复国梦”的现实，当做自己的“祖国”，当做下一次一旦发生“大屠杀”时的“最后一个避难所”[6]。在他们看来，当下一次发生“大屠杀”时，唯一不会拒绝收容他们的国家，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7]。因此，对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如何站稳脚跟，求得生存与发展，也就成了美国犹太人最关注的问题。以“保卫”以色列、争取以色列的“生存权力”、确保美国支持以色列为主要内容的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成为增强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动力。
为以色列募集资金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直接表现形式。1950—1955年，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捐赠的资金占同期以色列引入资金的28%；1945—1967年，美国犹太人共为以色列募集到了15亿美元[8]；以色列在美国的债券销售额，在1956年中东战争时猛增了27%，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猛增了140%。在这一时期，那些铭刻在犹太人心灵上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无法摆脱的恐惧，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意识[9]。
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最重要的表现是，以其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使之有利于以色列。美国犹太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参与性强，其选民的投票率高，且目标一致。为了加强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各种犹太政治组织纷纷建立。1955年成立的“犹太人组织会长会议”是美国犹太人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其宗旨就是采取更为统一的集体行动来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例如，在美国大选中该组织以美国犹太人代表的身份同候选人打交道。如果候选人想取得犹太人的财力支持，获得选举胜利，他就必须站在以色列一边[10]。
受二次大战中纳粹“大屠杀”的刺激，以支持以色列为目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事业，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犹太教也得到了振兴。战前的世俗化潮流被扭转，已脱俗的大批犹太人重新加入犹太教会，新犹太教堂纷纷建立，犹太教友成倍增长。战前，美国犹太教的三大派别：正统派、保守派、改良派之间分歧很大。战后，一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通过世人努力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正统派和改良派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与保守派达成一致。战后犹太教的振兴，巩固了犹太人的信仰，对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犹太教也就成了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犹太性”的主要内容。
犹太人在历史上流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压力迫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11]。历史上的排犹和纳粹的“大屠杀”，对美国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其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对居住国的不信任感，对以往排犹事件的恐惧，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使美国犹太人于战后初期在美国社会中自我封闭起来，通过强化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和归属来为自己营造一种“集体安全感”。这种建立在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基础之上、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不顾其他民族生存与否）和信仰犹太教（而有别于美国大众）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认同是排他的、狭隘的，是民族意识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历史现象。
二
历史上的悲惨与苦难形成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依靠这种凝聚力，犹太人得以维持民族生存，保持民族特性，实现民族复兴。但是，这种民族凝聚力能经受得住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吗？
在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宽容与否，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弱有重要影响。主体民族的歧视和迫害会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使其产生敌视情绪。犹太人流散了两千年而保持着民族认同感，就与它所处的不利环境密切相关。
二次大战前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也震惊了美国人民，唤起了他们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促使战后美国社会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变化，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37年盖洛普就“如果你支持的那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非常出色，可他偏巧又是犹太人，你还会投他的票吗？”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只有46%的人表示还会投这位候选人的票。而到战后再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时，表示愿意投这位候选人票的人逐年上升：1958年为62%，1961年为68%，1963年为77%，1965年为80%，1967年为82%，1969年为86%[12]。另一项盖洛普调查也说明了美国人对犹太人态度的变化。1950年，43%的美国人赞成与犹太人通婚，1968年上升到59%，1978年则上升到69%。1945年，58%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太大，1962年下降到17%，1964年下降到11%。认为犹太人对美国是个威胁的人，在1944年为24%，1950年为5%，1955年下降到1%[13]。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成见在逐渐减少。美国社会中对犹太人宽容的气氛，使犹太人因“大屠杀”而紧张不安的情绪松弛下来，一度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趋于减弱。
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成为既成事实，也使美国犹太人打消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
在战后中东四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冲出国界，四处侵略扩张，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及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特别是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后，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全面的军事对抗，阿以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当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已失去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头等重要地位时，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犹太人的号召力也失去了效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可靠、巩固的“祖国”，他们追求的“复国梦”亦已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犹太人便失去团结的动力，而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的生活上来。
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也冲淡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意识。
犹太人是美国最富裕的民族集团。60年代中期，57%的犹太家庭人均收入达7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国只有35%的家庭达到这个水平。70年代初，美国犹太家庭平均收入为1.263万美元，比全美家庭平均收入9887美元高出28%。70年代初，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54%，但却占美国国民收入的5%，占中产阶层的7%。1972年，200万个犹太家庭中，90万户为中产阶层以上，而5300万全美家庭中仅有1350万户在中产阶层以上。1972年，43%的犹太人年收入为16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只有25.5%的人其收入达到这一水平[14]。
犹太人的文化水平也比一般美国人高。1991年，3/4的犹太人受过大学教育，是全美受过大学教育者所占比例的两倍；1/4的犹太人受过研究生教育，是全美比例的4倍[15]。犹太人的工作类型既可以反映其受教育的程度，也可以说明其社会地位。1969年，18%的犹太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2%的犹太妇女担任中学教师；而在全美妇女中到1980年才有6%的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的妇女担任中学教师。到1980年，犹太妇女已大批进入律师界工作。1980年，全美大学教授中的10%是犹太人，在名牌大学教授中有20%是犹太人。在医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25%，在法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38%，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中一半是犹太人[16]。
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准和工作类型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美国犹太人已登上了社会的中上层；作为个体，他们也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美国著名的犹太记者艾·斯通炫耀说：“犹太人从来没遇到过如在美国这样的好日子”[17]。犹太人一向认为，“富裕生活是对歧视的最好报复”[18]，犹太人满足于美国的生活而对支持千里之外的以色列的狂热开始消退。年轻的犹太人更认为，“我们不需要避难所，美国就是我们的家”[19]。
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及“犹太性”态度较为冷漠，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又一原因。
到60年代后期，战后出生的一代美国犹太人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年代，没有涉足过其祖先颠沛流离、备受歧视的环境，所以他们也想象不出一个那样的世界：犹太人无家可归，难以找到供犹太难民停泊的港口和接受犹太人避难的城市，整个犹太民族似乎被世界遗弃了。这些年轻人仅仅是以好奇的心态去看待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排犹事件。对他们来说，以往世界上有些人对犹太人的品质、智慧产生偏见，不过是些历史趣闻罢了[20]。因此，尽管他们也相信纳粹的“大屠杀”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还是希望能见到诸如“大屠杀”发生时的某些原始材料，以图予以亲自证实[21]。
老一代美国犹太人即使轻视犹太教，但还是把“犹太性”作为其人格的中心。他们操伊第绪语，与犹太人为邻、与犹太人交往。而年轻一代犹太人讲的是英语，许多人出生于种族混杂的郊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过以前的家庭联系，信奉犹太复国主义[22]。这样一代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在富裕的家庭中生活，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熏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从未把自己视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难民，也从没有把自己视为受美国“保护的”少数民族。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美国就像其他国家移民生活在美国一样自然。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物质享受，希望加入到美国主体社会并与之融合，而对父母终日灌输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说教不以为然。一位大学生说：“在我一生中，父母一直在教导我人人平等，但他们从不让我和非犹太人交往，他们把犹太人生活的目标看得太狭隘了。”[23]因此，年轻人被认为是浅薄地追求富裕生活和被美国同化的急先锋。
对这样一代年轻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与其说是犹太人千年的宗教和民族向往、救世主梦想的实现，还不如说它只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不会像自己父辈那样狂热地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更不会全神贯注于那个千里之外、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即使有的犹太大学生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过是从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如勤工俭学）。例如，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工作，一般的学生1年干10个月可以挣5 000美元，有的学生每小时的报酬高达20美元，还有的学生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是为了得到为期10天的赴以色列考察的机会[24]。对有的学生来说，没有比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的职业更好了。所以，年轻一代的犹太人虽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也谈不上支持[25]。年轻人疏远犹太生活，对支持以色列缺乏热情，是美国犹太人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强烈认同感的老一代美国犹太人陆续离开人世，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犹太人“犹太意识”薄弱，预示着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将会加快。
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不合理因素也挫伤了犹太人团结的积极性。犹太人是美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民族团体，犹太社团内有许多一流学者。这些人知识水平、文化素质高，是美国犹太人中的精英，他们理应领导各种犹太组织。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社团的影响并不大，犹太社团都是由富裕的犹太工商业者领导和控制的。对此，曾担任“世界犹太组织”主席12年之久的纳哈姆·戈德曼说：“犹太人过分看重财产，因此，不可避免出现‘富人统治’，有钱人成为犹太生活中的领导人，而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不够。”有些犹太人曾呼吁知识分子发挥领导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则往往是，“我不是富翁，我能起什么作用？”[26]对知识分子的排挤使美国各种犹太组织变得肤浅且缺乏精神感召力。例如，1975年美国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海达塞”召开的代表大会就充分反映出其水平之浅薄。大会的高潮不是通过决议、纲领或声明，而是以以色列时装表演为其主要内容。表演用的服装是由旧金山的犹太高中学生设计和制作的，并且由职业模特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27]。
富翁能够成为各种犹太组织的领导人，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募集到资金。一位女大学生说：“父母总是不停地给我讲犹太人的伦理道德，但在犹太组织中谁担任最重要的职位？是捐钱最多的人。”[28]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眼里，无教养的富人令人厌恶。富人对犹太组织的控制，使其日益脱离群众。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5000名犹太学生中，只有150人参加校内的犹太人活动[29]。
历史上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各种犹太组织内生活，这些组织是犹太人宗教、生活、社交活动的中心，是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而上述的美国犹太组织内部的不合理因素，削弱了其在犹太人中的感召力，挫伤了犹太人的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以色列感召力的下降是造成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初期，在美国犹太人的价值观中，对以色列的依恋是首要因素。他们曾认为，以色列是犹太民族两千年复国夙愿的实现，新生的以色列国是犹太传统信仰和现代自由生活的完美结合。但现实是，以色列是一个高度“美国化”的国家，以色列人的生活、语言、穿着、追求仅仅是对美国的简单模仿，而远不是新的、犹太式的。例如，沿着特拉维夫迪仁高夫大街漫步，人们感觉不到任何犹太特色[30]。面对美国犹太人的指责，以色列人反倒认为他们过分理想化、不切实际。以色列人的理由是，我们当然“希望面对这些问题，可眼下我们别无选择。为了生存需要，只得牺牲犹太性”[31]。由此，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期盼渐渐消退。
大批以色列人移居美国增加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失望。1948年以来，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约有25—40万[32]。本来，美国犹太人期望来自他们“祖国”的同胞会把正统的犹太文化带到美国。但恰恰相反，这些人离开以色列来到美国并非是为了弘扬犹太文化，而是出于经济动机。特别是这些人来美国后，处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急于追求美国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心情和举动，不惜抛弃犹太人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宗教信仰，而盲目推崇美国的文化风俗和道德规范，急欲同化到美国社会中的畸形心态。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以色列犹太性的莫大嘲讽，也是对美国犹太人心灵情感的沉重打击。他们一心向往并引以自豪的犹太“圣土”——以色列，竟是以色列人纷纷弃之的国家；这些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在其国内竟被视为背离“犹太性的民族败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犹太民族性的信念。
另外，以色列的好战，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也使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影响。1982年9月，在以色列入侵贝鲁特后的数天，盖洛普对犹太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36%的人表示，由于以军的暴行，他们对以色列的同情下降了；54%的人认为以色列应对其暴行负有一定责任；77%的人认为，以军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造成美国人反犹情绪的高涨[33]。可见，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影响了美国犹太人对支持以色列这一共同事业的信心。
三
战后初期，促使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动力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人们基本上是根据对以色列的支持来界定犹太复国主义的[34]。因此，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不仅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衰落的显著表现，也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突出反映。
对捐款热情的减退，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程度高低的直接表现。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款踊跃程度和参与程度大大下降了。1973年，以色列在美国的主要募捐者平克斯·赛波在谈到1973年中东战争后募集到的捐款时说：“大部分钱来自相当少的一部分捐款者或债券购买者，因为他们往往捐赠百万美元以上；而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要么捐得很少，要么就干脆不捐献。”[35]“美国以色列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说：“我认为，对政治关心或愿意捐款的犹太人最多有200万人，其余400万人并未捐款。在捐款的200万人中，多数人除愿出些钱外，别的事不会参加。”[36]1974年，“统一犹太人呼吁”组织从华盛顿5000多犹太学生中只募集到600美元[37]。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捐款的踊跃程度是和以色列的危机程度紧密相关的。战后初期，阿以战争不断，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的“生存”面临威胁，这种形势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危机感，因此他们才会通过慷慨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以色列的存在已为既成事实，很多美国犹太人便不愿因捐款而影响自己的生活。一位犹太组织集资部门负责人的一席话就反映了这一现实。1983年他在向一个犹太社团分析捐款的前景时说，“情况将会很困难”，“不幸的是，今年没有战争”[38]。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还表现在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越来越多。美国犹太组织非常重视保持美国犹太人团结一致地支持以色列，这种团结被视为仅次于以色列军队的又一条重要防线。长期以来，忠心耿耿追随以色列政策的人被视为犹太同胞，反对、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则被视为“叛徒”和“排犹”[39]。因此，“言论自由”在犹太组织内一直是极受限制的，其领导人不敢发表反对以色列的言论，其成员也不敢对中东问题展开任何讨论，只能是一致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内外政策。但是在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以色列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坚持扩张主义，使一些美国犹太人产生了不安和反感情绪。1973年成立的犹太团体“新犹太议程”开始不顾以色列的压力，公开提出“以色列应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和平，成立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家园”[40]。进入80年代后，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进一步多起来，其程度也更加激烈。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美国犹太人记者理查德·科恩就公开提出：“美国政府应让贝京政府知道，他不能无限制地花美国的钱，例如，我们不同意他轰炸无辜平民。”[41]就连以色列的建国元勋、美国犹太人的重要组织者纳哈姆·戈德曼在其晚年也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要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谈判，以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处[42]。1983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多数美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同意以色列的政策和主张，约一半的人赞成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主张以色列停止扩建犹太移民点[43]。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日益增多的批评，说明他们不再盲目、无条件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下降了。
犹太教是维系犹太人的精神纽带，是犹太人不易为其他民族同化的内在因素。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散过程中，它成为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起到了犹太民族“文化疆界”的作用，以致于许多学者根据是否信仰犹太教来判断是否犹太人。因此，对犹太教信仰的动摇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重要体现。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宗教认同感下降。1973年进行的“全国犹太人口研究”发现，全美犹太家庭中，53.1%的家长没有参加犹太教组织；60.2%的人虽然参加宗教活动，但并不积极；只有14.3%的人参加宗教活动“积极”或“很积极”[44]。进入90年代，宗教影响力下降更为明显。1991年，约有110万美国犹太人不信犹太教，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即使在认同犹太教的人中，也只有30%的人自称是犹太教徒。调查还发现，曾在70年代拥有一半以上美国犹太教徒，主张捍卫犹太教传统文化和教规的保守派到1991年仅拥有35%的教徒；而主张改革教规，使之有利于犹太人加入美国主体社会的改革派拥有38%，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派别；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正统派仅拥有6%的教徒[45]。宗教认同感的下降，使美国犹太人统一的道德规范松弛，严重削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与宗教认同感下降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大幅度上升。1991年，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52%，即每两个结婚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是与非犹太人结婚。即使在信奉犹太教的人当中，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也不低。50%的改革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30%的保守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9%的正统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46]。72%的由这种通婚建立的家庭不用犹太人的道德规范教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对犹太人的感情及犹太观念十分淡薄。1987—1992年，这些家庭的子女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90%。而与非犹太人通婚后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女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其犹太性也告终结[47]。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不但造成犹太性的降低，而且造成了犹太人后裔与犹太教的脱离及犹太人口的大量流失。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的通婚是对其民族信仰、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在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中，如果配偶的非犹太教徒一方皈依犹太教，其婚姻就被犹太人认为是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其子女也算做犹太人后裔。皈依犹太教的婚姻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7%。这种婚姻中，夫妻中的一方虽皈依犹太教，起初也随配偶去犹太教堂，但其宗教观念、认同感甚为薄弱。例如，50%的皈依者在家中摆设基督教的圣诞树，他们既不反对子女与非犹太人通婚，也不反对改宗基督教[48]。因此，皈依虽给犹太教带来了新的成员，但对宗教观念的加强并未起什么作用。
历史上，在歧视和迫害下，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意识起到了“精神胜利法”的作用，增加了犹太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致使其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不愿与异族相近，并导致自我封闭，从而起到了加强民族凝聚力，抵制与异族同化的作用。而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通婚不仅是对“特选子民”这一意识的有力冲击，也是对犹太人自我封闭的一大突破。与非犹太人通婚导致犹太人离开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社区，同时又使虽皈依但认同感并不强的非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行列，进一步动摇了犹太人对犹太教的忠诚。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加说明，美国犹太人精神上的“特选子民”意识正在淡漠，其精神上、生活上与外界的隔离正在被打破。
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下降还直接表现在大批犹太人离开犹太聚居区，向外迁移。
居住的相对集中是犹太人保持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它便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便于维护民族认同感。战后美国犹太人集中居住在纽约、新泽西等东北部州的城市里。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开始由聚居向散居发展。许多退休者离开了其中青年时代生活的东北部大城市，迁到阳光灿烂、生活舒适的南部和西南部。例如，沿着迈阿密的柯林斯大道，犹太居民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伊第绪文写的各种“禁止非法闯入”的牌子随处可见[49]。
美国新兴工业的崛起，工业中心的转移也吸引了年轻的犹太家庭离开犹太人聚居的东北部而向南部、西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一些大公司放弃了东北部而迁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税收少的南部和西南部，带动了一部分犹太人为谋求工作机会而随之迁移。另外，南部、西南部优美的环境、质优价廉的住房、完善的服务设施也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南迁。这样，便打破了犹太人过去聚族而居的社区，打破了由于居住与外界隔离而形成的自我封闭。同时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上，也日益失去了过去犹太人由聚居所显示出的“整体优势”。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宗教信仰的淡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多，居住集中的被打破说明，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走向了衰弱。美国犹太人越来越难以维持对本民族的认同，以致于对如何界定犹太人这个概念也出现了问题。过去作为犹太人，信犹太教基本上是有统一规范的。而70年代以后，对于是根据信仰还是血缘来界定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致于有人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有人认为自己是部分犹太人，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有两种信仰的犹太人[50]。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说明，在战后对犹太人较宽容的美国社会中，随着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生活、事业的成功，美国犹太人正逐步融入美国社会。
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由强转弱与外部环境的宽松与否有密切关系。它反映了犹太人由对共同历史的回忆、对共同故乡的向往、对共同遭遇的感受、对共同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变化特点，即每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它就增强起来，而每当外部压力变小时它就减弱下去。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空前高涨，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动力、以犹太教为基础的，其实质是对纳粹“大屠杀”、对历史上受迫害和对本民族命运担忧的强烈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带有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和民族复仇情绪。在战后美国长期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情绪逐渐正常化。随着他们对其他民族不信任感的下降和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消逝，其民族凝聚力亦走向衰弱，并逐渐融入美国的主体社会。这说明，在民族关系上，歧视将导致弱小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主体社会的敌视和自我封闭；而宽容将造成其民族凝聚力的减弱，造成与主体社会的融合。
注释：
[1] 参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5—217页。
[2] 斯戴芬·伊塞克：《犹太人与美国政治》Stephen Isaac,Jews and American Politics, 纽约1974年版，第15页。
[3] 1939年，930名犹太难民乘“圣路易号”客轮逃离欧洲，驶往美国，但美国移民局拒绝其在美国登陆，迫使这批犹太难民乘原船返回欧洲。
[4]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670页。
[5] “德雷福斯案件”，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无端指控把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国以此为借口，掀起反犹运动，并鼓动对德战争。不久真相大白，法国当局却拒绝为德雷福斯平反，此事引起了公愤。
[6] 斯戴芬·伊塞克：《犹太人与美国政治》，第141页。
[7] 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82页。
[8] 参见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 Lenni Brenner, Jewsin America Today,纽约1971年版。
[ 9] 劳伦斯·莫舍尔：《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引起关注》Lawrence Mosher, Zionist Role in the U.S.Raises New Concern,波士顿1970年版，第5页。
[ 10] 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David J ·Schnall, TheJewish Agenda,纽约1987年版，第125页。
[11]参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718页。
[12] 乔治·盖洛普：《政治中的成见一直不深》George Gallup,Prejudice in Politics Is at All—Time Low, 《旧金山编年报》1978年9月25日。
[13]《纽约时报》1981年4月16日。
[14]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15]斯蒂文·贝梅：《变化中的美国犹太人》，《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6页。
[16]查尔斯·西尔伯曼：《一个注定的民族》Charles Silberman, A Certain People,纽约1983年版，第23、99、124页。
[17][18]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第7页。
[19]萨缪尔·德雷斯纳：《美国生活中的犹太人》，转引自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20]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7页。
[21]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7页。
[22]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5页。
[23] 曼海姆·沙佩罗：《年轻犹太人和他们的父母》 ManheimShapiro, Jewish Youth and Their Parents,《妇女先锋》杂志1965年1月，第43页。
[24]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5页。
[25]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6页。
[ 26] 纳哈姆·戈德曼：《戈德曼自传》Nahum Goldman, TheAutobiography of Nahum Goldman, 纽约1980年版，第195—198页。
[27]参见《海达塞》杂志1975年10月，第15页。
[28]曼海姆·沙佩罗：《年轻犹太人和他们的父母》，《妇女先锋》杂志1965年1月，第43页。
[ 29] 弗雷德·马萨利克：《美国犹太人口研究：第一个报告》Fred Massarik,United States 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tudy: A First Report,《美国犹太人年鉴》，纽约1973年版， 第282页。
[30]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0页。
[31]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0页。
[32]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1页。
[33]美国《新闻周刊》1982年10月4日，第23页。
[34]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5页。
[35]转引自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4页。
[36]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0页。
[37]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5页。
[38]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8页。
[39]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3页。
[40]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0页。
[41]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3页。
[42]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7页。
[43] 斯蒂芬·科恩：《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以色列人的态度》Stephen Cohen, Attitudes of American Jews Toward Israel andIsraelis,纽约1984年版，第77页。
[44]《美国犹太人年鉴》，第301页。
[45]《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7页。
[46]《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7页。
[47]《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7页。
[48]《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8页。
[49]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2页。
[50]《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90-101页
【作者简介】李晓岗，1965年生，讲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2/3。这一人间惨剧因其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大使美国犹太人感到震惊，更因为它发生在德国而使犹太人感到激愤。德国在历史上曾是比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宽容、善待犹太人的国家，以致许多德国犹太人曾主张与德国社会融合而成为有“希伯莱信仰的德国人”，美国犹太人也曾因对德国抱有好感并发表亲德言论而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 如果说犹太人对德国的好感所得到的回报是纳粹对他们实行彻底的种族灭绝，那么又怎能使他们安心、平静地与其他民族融合？纳粹的所作所为再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历史上对待犹太人的模式：保护与驱逐、宽忍与屠杀，那么，谁又能担保这种模式不会在美国重演？据战后初期的一项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的美国犹太人对“大屠杀”是否再度发生，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如果你懂一点历史，你就会明白这不是能否发生，而是可能将要发生”；“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2]。在二次大战中，面对纳粹血腥的屠刀，犹太人曾眼巴巴地期盼着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然而，许多国家却对此无动于衷，一批又一批手无寸铁的无辜犹太人束手就戮；近千名侥幸逃离德国的犹太人漂洋过海、投奔被犹太人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结果却又被美国移民局冷漠地拒之门外[3]。对此，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4]
“大屠杀”以及当时一些国家对此事件的反应，激起了美国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强烈不信任感，引起了他们对历史上世界许多地方排犹事件的回忆：“巴比伦之囚”、中世纪西欧的火刑柱、1881年俄国大规模地杀害犹太人、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5]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他们对未来自身命运的担忧：假如下一次的“大屠杀”又在美国发生怎么办？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使美国犹太人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把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视为犹太民族“千年复国梦”的现实，当做自己的“祖国”，当做下一次一旦发生“大屠杀”时的“最后一个避难所”[6]。在他们看来，当下一次发生“大屠杀”时，唯一不会拒绝收容他们的国家，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7]。因此，对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如何站稳脚跟，求得生存与发展，也就成了美国犹太人最关注的问题。以“保卫”以色列、争取以色列的“生存权力”、确保美国支持以色列为主要内容的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成为增强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动力。
为以色列募集资金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直接表现形式。1950—1955年，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捐赠的资金占同期以色列引入资金的28%；1945—1967年，美国犹太人共为以色列募集到了15亿美元[8]；以色列在美国的债券销售额，在1956年中东战争时猛增了27%，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猛增了140%。在这一时期，那些铭刻在犹太人心灵上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无法摆脱的恐惧，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意识[9]。
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最重要的表现是，以其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使之有利于以色列。美国犹太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参与性强，其选民的投票率高，且目标一致。为了加强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各种犹太政治组织纷纷建立。1955年成立的“犹太人组织会长会议”是美国犹太人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其宗旨就是采取更为统一的集体行动来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例如，在美国大选中该组织以美国犹太人代表的身份同候选人打交道。如果候选人想取得犹太人的财力支持，获得选举胜利，他就必须站在以色列一边[10]。
受二次大战中纳粹“大屠杀”的刺激，以支持以色列为目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事业，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犹太教也得到了振兴。战前的世俗化潮流被扭转，已脱俗的大批犹太人重新加入犹太教会，新犹太教堂纷纷建立，犹太教友成倍增长。战前，美国犹太教的三大派别：正统派、保守派、改良派之间分歧很大。战后，一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通过世人努力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正统派和改良派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与保守派达成一致。战后犹太教的振兴，巩固了犹太人的信仰，对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犹太教也就成了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犹太性”的主要内容。
犹太人在历史上流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压力迫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11]。历史上的排犹和纳粹的“大屠杀”，对美国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其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对居住国的不信任感，对以往排犹事件的恐惧，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使美国犹太人于战后初期在美国社会中自我封闭起来，通过强化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和归属来为自己营造一种“集体安全感”。这种建立在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基础之上、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不顾其他民族生存与否）和信仰犹太教（而有别于美国大众）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认同是排他的、狭隘的，是民族意识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历史现象。
二
历史上的悲惨与苦难形成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依靠这种凝聚力，犹太人得以维持民族生存，保持民族特性，实现民族复兴。但是，这种民族凝聚力能经受得住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吗？
在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宽容与否，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弱有重要影响。主体民族的歧视和迫害会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使其产生敌视情绪。犹太人流散了两千年而保持着民族认同感，就与它所处的不利环境密切相关。
二次大战前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也震惊了美国人民，唤起了他们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促使战后美国社会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变化，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37年盖洛普就“如果你支持的那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非常出色，可他偏巧又是犹太人，你还会投他的票吗？”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只有46%的人表示还会投这位候选人的票。而到战后再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时，表示愿意投这位候选人票的人逐年上升：1958年为62%，1961年为68%，1963年为77%，1965年为80%，1967年为82%，1969年为86%[12]。另一项盖洛普调查也说明了美国人对犹太人态度的变化。1950年，43%的美国人赞成与犹太人通婚，1968年上升到59%，1978年则上升到69%。1945年，58%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太大，1962年下降到17%，1964年下降到11%。认为犹太人对美国是个威胁的人，在1944年为24%，1950年为5%，1955年下降到1%[13]。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成见在逐渐减少。美国社会中对犹太人宽容的气氛，使犹太人因“大屠杀”而紧张不安的情绪松弛下来，一度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趋于减弱。
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成为既成事实，也使美国犹太人打消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
在战后中东四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冲出国界，四处侵略扩张，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及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特别是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后，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全面的军事对抗，阿以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当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已失去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头等重要地位时，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犹太人的号召力也失去了效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可靠、巩固的“祖国”，他们追求的“复国梦”亦已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犹太人便失去团结的动力，而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的生活上来。
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也冲淡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意识。
犹太人是美国最富裕的民族集团。60年代中期，57%的犹太家庭人均收入达7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国只有35%的家庭达到这个水平。70年代初，美国犹太家庭平均收入为1.263万美元，比全美家庭平均收入9887美元高出28%。70年代初，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54%，但却占美国国民收入的5%，占中产阶层的7%。1972年，200万个犹太家庭中，90万户为中产阶层以上，而5300万全美家庭中仅有1350万户在中产阶层以上。1972年，43%的犹太人年收入为16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只有25.5%的人其收入达到这一水平[14]。
犹太人的文化水平也比一般美国人高。1991年，3/4的犹太人受过大学教育，是全美受过大学教育者所占比例的两倍；1/4的犹太人受过研究生教育，是全美比例的4倍[15]。犹太人的工作类型既可以反映其受教育的程度，也可以说明其社会地位。1969年，18%的犹太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2%的犹太妇女担任中学教师；而在全美妇女中到1980年才有6%的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的妇女担任中学教师。到1980年，犹太妇女已大批进入律师界工作。1980年，全美大学教授中的10%是犹太人，在名牌大学教授中有20%是犹太人。在医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25%，在法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38%，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中一半是犹太人[16]。
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准和工作类型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美国犹太人已登上了社会的中上层；作为个体，他们也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美国著名的犹太记者艾·斯通炫耀说：“犹太人从来没遇到过如在美国这样的好日子”[17]。犹太人一向认为，“富裕生活是对歧视的最好报复”[18]，犹太人满足于美国的生活而对支持千里之外的以色列的狂热开始消退。年轻的犹太人更认为，“我们不需要避难所，美国就是我们的家”[19]。
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及“犹太性”态度较为冷漠，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又一原因。
到60年代后期，战后出生的一代美国犹太人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年代，没有涉足过其祖先颠沛流离、备受歧视的环境，所以他们也想象不出一个那样的世界：犹太人无家可归，难以找到供犹太难民停泊的港口和接受犹太人避难的城市，整个犹太民族似乎被世界遗弃了。这些年轻人仅仅是以好奇的心态去看待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排犹事件。对他们来说，以往世界上有些人对犹太人的品质、智慧产生偏见，不过是些历史趣闻罢了[20]。因此，尽管他们也相信纳粹的“大屠杀”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还是希望能见到诸如“大屠杀”发生时的某些原始材料，以图予以亲自证实[21]。
老一代美国犹太人即使轻视犹太教，但还是把“犹太性”作为其人格的中心。他们操伊第绪语，与犹太人为邻、与犹太人交往。而年轻一代犹太人讲的是英语，许多人出生于种族混杂的郊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过以前的家庭联系，信奉犹太复国主义[22]。这样一代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在富裕的家庭中生活，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熏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从未把自己视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难民，也从没有把自己视为受美国“保护的”少数民族。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美国就像其他国家移民生活在美国一样自然。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物质享受，希望加入到美国主体社会并与之融合，而对父母终日灌输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说教不以为然。一位大学生说：“在我一生中，父母一直在教导我人人平等，但他们从不让我和非犹太人交往，他们把犹太人生活的目标看得太狭隘了。”[23]因此，年轻人被认为是浅薄地追求富裕生活和被美国同化的急先锋。
对这样一代年轻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与其说是犹太人千年的宗教和民族向往、救世主梦想的实现，还不如说它只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不会像自己父辈那样狂热地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更不会全神贯注于那个千里之外、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即使有的犹太大学生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过是从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如勤工俭学）。例如，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工作，一般的学生1年干10个月可以挣5 000美元，有的学生每小时的报酬高达20美元，还有的学生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是为了得到为期10天的赴以色列考察的机会[24]。对有的学生来说，没有比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的职业更好了。所以，年轻一代的犹太人虽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也谈不上支持[25]。年轻人疏远犹太生活，对支持以色列缺乏热情，是美国犹太人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强烈认同感的老一代美国犹太人陆续离开人世，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犹太人“犹太意识”薄弱，预示着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将会加快。
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不合理因素也挫伤了犹太人团结的积极性。犹太人是美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民族团体，犹太社团内有许多一流学者。这些人知识水平、文化素质高，是美国犹太人中的精英，他们理应领导各种犹太组织。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社团的影响并不大，犹太社团都是由富裕的犹太工商业者领导和控制的。对此，曾担任“世界犹太组织”主席12年之久的纳哈姆·戈德曼说：“犹太人过分看重财产，因此，不可避免出现‘富人统治’，有钱人成为犹太生活中的领导人，而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不够。”有些犹太人曾呼吁知识分子发挥领导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则往往是，“我不是富翁，我能起什么作用？”[26]对知识分子的排挤使美国各种犹太组织变得肤浅且缺乏精神感召力。例如，1975年美国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海达塞”召开的代表大会就充分反映出其水平之浅薄。大会的高潮不是通过决议、纲领或声明，而是以以色列时装表演为其主要内容。表演用的服装是由旧金山的犹太高中学生设计和制作的，并且由职业模特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27]。
富翁能够成为各种犹太组织的领导人，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募集到资金。一位女大学生说：“父母总是不停地给我讲犹太人的伦理道德，但在犹太组织中谁担任最重要的职位？是捐钱最多的人。”[28]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眼里，无教养的富人令人厌恶。富人对犹太组织的控制，使其日益脱离群众。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5000名犹太学生中，只有150人参加校内的犹太人活动[29]。
历史上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各种犹太组织内生活，这些组织是犹太人宗教、生活、社交活动的中心，是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而上述的美国犹太组织内部的不合理因素，削弱了其在犹太人中的感召力，挫伤了犹太人的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以色列感召力的下降是造成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初期，在美国犹太人的价值观中，对以色列的依恋是首要因素。他们曾认为，以色列是犹太民族两千年复国夙愿的实现，新生的以色列国是犹太传统信仰和现代自由生活的完美结合。但现实是，以色列是一个高度“美国化”的国家，以色列人的生活、语言、穿着、追求仅仅是对美国的简单模仿，而远不是新的、犹太式的。例如，沿着特拉维夫迪仁高夫大街漫步，人们感觉不到任何犹太特色[30]。面对美国犹太人的指责，以色列人反倒认为他们过分理想化、不切实际。以色列人的理由是，我们当然“希望面对这些问题，可眼下我们别无选择。为了生存需要，只得牺牲犹太性”[31]。由此，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期盼渐渐消退。
大批以色列人移居美国增加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失望。1948年以来，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约有25—40万[32]。本来，美国犹太人期望来自他们“祖国”的同胞会把正统的犹太文化带到美国。但恰恰相反，这些人离开以色列来到美国并非是为了弘扬犹太文化，而是出于经济动机。特别是这些人来美国后，处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急于追求美国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心情和举动，不惜抛弃犹太人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宗教信仰，而盲目推崇美国的文化风俗和道德规范，急欲同化到美国社会中的畸形心态。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以色列犹太性的莫大嘲讽，也是对美国犹太人心灵情感的沉重打击。他们一心向往并引以自豪的犹太“圣土”——以色列，竟是以色列人纷纷弃之的国家；这些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在其国内竟被视为背离“犹太性的民族败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犹太民族性的信念。
另外，以色列的好战，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也使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影响。1982年9月，在以色列入侵贝鲁特后的数天，盖洛普对犹太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36%的人表示，由于以军的暴行，他们对以色列的同情下降了；54%的人认为以色列应对其暴行负有一定责任；77%的人认为，以军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造成美国人反犹情绪的高涨[33]。可见，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影响了美国犹太人对支持以色列这一共同事业的信心。
三
战后初期，促使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动力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人们基本上是根据对以色列的支持来界定犹太复国主义的[34]。因此，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不仅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衰落的显著表现，也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突出反映。
对捐款热情的减退，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程度高低的直接表现。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款踊跃程度和参与程度大大下降了。1973年，以色列在美国的主要募捐者平克斯·赛波在谈到1973年中东战争后募集到的捐款时说：“大部分钱来自相当少的一部分捐款者或债券购买者，因为他们往往捐赠百万美元以上；而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要么捐得很少，要么就干脆不捐献。”[35]“美国以色列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说：“我认为，对政治关心或愿意捐款的犹太人最多有200万人，其余400万人并未捐款。在捐款的200万人中，多数人除愿出些钱外，别的事不会参加。”[36]1974年，“统一犹太人呼吁”组织从华盛顿5000多犹太学生中只募集到600美元[37]。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捐款的踊跃程度是和以色列的危机程度紧密相关的。战后初期，阿以战争不断，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的“生存”面临威胁，这种形势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危机感，因此他们才会通过慷慨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以色列的存在已为既成事实，很多美国犹太人便不愿因捐款而影响自己的生活。一位犹太组织集资部门负责人的一席话就反映了这一现实。1983年他在向一个犹太社团分析捐款的前景时说，“情况将会很困难”，“不幸的是，今年没有战争”[38]。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还表现在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越来越多。美国犹太组织非常重视保持美国犹太人团结一致地支持以色列，这种团结被视为仅次于以色列军队的又一条重要防线。长期以来，忠心耿耿追随以色列政策的人被视为犹太同胞，反对、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则被视为“叛徒”和“排犹”[39]。因此，“言论自由”在犹太组织内一直是极受限制的，其领导人不敢发表反对以色列的言论，其成员也不敢对中东问题展开任何讨论，只能是一致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内外政策。但是在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以色列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坚持扩张主义，使一些美国犹太人产生了不安和反感情绪。1973年成立的犹太团体“新犹太议程”开始不顾以色列的压力，公开提出“以色列应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和平，成立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家园”[40]。进入80年代后，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进一步多起来，其程度也更加激烈。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美国犹太人记者理查德·科恩就公开提出：“美国政府应让贝京政府知道，他不能无限制地花美国的钱，例如，我们不同意他轰炸无辜平民。”[41]就连以色列的建国元勋、美国犹太人的重要组织者纳哈姆·戈德曼在其晚年也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要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谈判，以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处[42]。1983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多数美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同意以色列的政策和主张，约一半的人赞成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主张以色列停止扩建犹太移民点[43]。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日益增多的批评，说明他们不再盲目、无条件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下降了。
犹太教是维系犹太人的精神纽带，是犹太人不易为其他民族同化的内在因素。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散过程中，它成为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起到了犹太民族“文化疆界”的作用，以致于许多学者根据是否信仰犹太教来判断是否犹太人。因此，对犹太教信仰的动摇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重要体现。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宗教认同感下降。1973年进行的“全国犹太人口研究”发现，全美犹太家庭中，53.1%的家长没有参加犹太教组织；60.2%的人虽然参加宗教活动，但并不积极；只有14.3%的人参加宗教活动“积极”或“很积极”[44]。进入90年代，宗教影响力下降更为明显。1991年，约有110万美国犹太人不信犹太教，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即使在认同犹太教的人中，也只有30%的人自称是犹太教徒。调查还发现，曾在70年代拥有一半以上美国犹太教徒，主张捍卫犹太教传统文化和教规的保守派到1991年仅拥有35%的教徒；而主张改革教规，使之有利于犹太人加入美国主体社会的改革派拥有38%，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派别；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正统派仅拥有6%的教徒[45]。宗教认同感的下降，使美国犹太人统一的道德规范松弛，严重削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与宗教认同感下降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大幅度上升。1991年，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52%，即每两个结婚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是与非犹太人结婚。即使在信奉犹太教的人当中，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也不低。50%的改革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30%的保守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9%的正统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46]。72%的由这种通婚建立的家庭不用犹太人的道德规范教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对犹太人的感情及犹太观念十分淡薄。1987—1992年，这些家庭的子女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90%。而与非犹太人通婚后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女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其犹太性也告终结[47]。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不但造成犹太性的降低，而且造成了犹太人后裔与犹太教的脱离及犹太人口的大量流失。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的通婚是对其民族信仰、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在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中，如果配偶的非犹太教徒一方皈依犹太教，其婚姻就被犹太人认为是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其子女也算做犹太人后裔。皈依犹太教的婚姻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7%。这种婚姻中，夫妻中的一方虽皈依犹太教，起初也随配偶去犹太教堂，但其宗教观念、认同感甚为薄弱。例如，50%的皈依者在家中摆设基督教的圣诞树，他们既不反对子女与非犹太人通婚，也不反对改宗基督教[48]。因此，皈依虽给犹太教带来了新的成员，但对宗教观念的加强并未起什么作用。
历史上，在歧视和迫害下，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意识起到了“精神胜利法”的作用，增加了犹太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致使其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不愿与异族相近，并导致自我封闭，从而起到了加强民族凝聚力，抵制与异族同化的作用。而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通婚不仅是对“特选子民”这一意识的有力冲击，也是对犹太人自我封闭的一大突破。与非犹太人通婚导致犹太人离开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社区，同时又使虽皈依但认同感并不强的非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行列，进一步动摇了犹太人对犹太教的忠诚。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加说明，美国犹太人精神上的“特选子民”意识正在淡漠，其精神上、生活上与外界的隔离正在被打破。
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下降还直接表现在大批犹太人离开犹太聚居区，向外迁移。
居住的相对集中是犹太人保持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它便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便于维护民族认同感。战后美国犹太人集中居住在纽约、新泽西等东北部州的城市里。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开始由聚居向散居发展。许多退休者离开了其中青年时代生活的东北部大城市，迁到阳光灿烂、生活舒适的南部和西南部。例如，沿着迈阿密的柯林斯大道，犹太居民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伊第绪文写的各种“禁止非法闯入”的牌子随处可见[49]。
美国新兴工业的崛起，工业中心的转移也吸引了年轻的犹太家庭离开犹太人聚居的东北部而向南部、西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一些大公司放弃了东北部而迁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税收少的南部和西南部，带动了一部分犹太人为谋求工作机会而随之迁移。另外，南部、西南部优美的环境、质优价廉的住房、完善的服务设施也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南迁。这样，便打破了犹太人过去聚族而居的社区，打破了由于居住与外界隔离而形成的自我封闭。同时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上，也日益失去了过去犹太人由聚居所显示出的“整体优势”。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宗教信仰的淡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多，居住集中的被打破说明，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走向了衰弱。美国犹太人越来越难以维持对本民族的认同，以致于对如何界定犹太人这个概念也出现了问题。过去作为犹太人，信犹太教基本上是有统一规范的。而70年代以后，对于是根据信仰还是血缘来界定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致于有人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有人认为自己是部分犹太人，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有两种信仰的犹太人[50]。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说明，在战后对犹太人较宽容的美国社会中，随着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生活、事业的成功，美国犹太人正逐步融入美国社会。
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由强转弱与外部环境的宽松与否有密切关系。它反映了犹太人由对共同历史的回忆、对共同故乡的向往、对共同遭遇的感受、对共同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变化特点，即每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它就增强起来，而每当外部压力变小时它就减弱下去。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空前高涨，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动力、以犹太教为基础的，其实质是对纳粹“大屠杀”、对历史上受迫害和对本民族命运担忧的强烈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带有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和民族复仇情绪。在战后美国长期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情绪逐渐正常化。随着他们对其他民族不信任感的下降和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消逝，其民族凝聚力亦走向衰弱，并逐渐融入美国的主体社会。这说明，在民族关系上，歧视将导致弱小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主体社会的敌视和自我封闭；而宽容将造成其民族凝聚力的减弱，造成与主体社会的融合。
注释：
[1] 参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5—217页。
[2] 斯戴芬·伊塞克：《犹太人与美国政治》Stephen Isaac,Jews and American Politics, 纽约1974年版，第15页。
[3] 1939年，930名犹太难民乘“圣路易号”客轮逃离欧洲，驶往美国，但美国移民局拒绝其在美国登陆，迫使这批犹太难民乘原船返回欧洲。
[4]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670页。
[5] “德雷福斯案件”，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无端指控把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国以此为借口，掀起反犹运动，并鼓动对德战争。不久真相大白，法国当局却拒绝为德雷福斯平反，此事引起了公愤。
[6] 斯戴芬·伊塞克：《犹太人与美国政治》，第141页。
[7] 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82页。
[8] 参见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 Lenni Brenner, Jewsin America Today,纽约1971年版。
[ 9] 劳伦斯·莫舍尔：《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引起关注》Lawrence Mosher, Zionist Role in the U.S.Raises New Concern,波士顿1970年版，第5页。
[ 10] 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David J ·Schnall, TheJewish Agenda,纽约1987年版，第125页。
[11]参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718页。
[12] 乔治·盖洛普：《政治中的成见一直不深》George Gallup,Prejudice in Politics Is at All—Time Low, 《旧金山编年报》1978年9月25日。
[13]《纽约时报》1981年4月16日。
[14]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15]斯蒂文·贝梅：《变化中的美国犹太人》，《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6页。
[16]查尔斯·西尔伯曼：《一个注定的民族》Charles Silberman, A Certain People,纽约1983年版，第23、99、124页。
[17][18]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第7页。
[19]萨缪尔·德雷斯纳：《美国生活中的犹太人》，转引自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20]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7页。
[21]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7页。
[22]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5页。
[23] 曼海姆·沙佩罗：《年轻犹太人和他们的父母》 ManheimShapiro, Jewish Youth and Their Parents,《妇女先锋》杂志1965年1月，第43页。
[24]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5页。
[25]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6页。
[ 26] 纳哈姆·戈德曼：《戈德曼自传》Nahum Goldman, TheAutobiography of Nahum Goldman, 纽约1980年版，第195—198页。
[27]参见《海达塞》杂志1975年10月，第15页。
[28]曼海姆·沙佩罗：《年轻犹太人和他们的父母》，《妇女先锋》杂志1965年1月，第43页。
[ 29] 弗雷德·马萨利克：《美国犹太人口研究：第一个报告》Fred Massarik,United States 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tudy: A First Report,《美国犹太人年鉴》，纽约1973年版， 第282页。
[30]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0页。
[31]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0页。
[32]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1页。
[33]美国《新闻周刊》1982年10月4日，第23页。
[34]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5页。
[35]转引自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4页。
[36]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0页。
[37]莱尼·布瑞纳：《当代美国犹太人》，第115页。
[38]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28页。
[39]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3页。
[40]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0页。
[41]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3页。
[42]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327页。
[43] 斯蒂芬·科恩：《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以色列人的态度》Stephen Cohen, Attitudes of American Jews Toward Israel andIsraelis,纽约1984年版，第77页。
[44]《美国犹太人年鉴》，第301页。
[45]《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7页。
[46]《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7页。
[47]《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7页。
[48]《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8页。
[49]戴维·施耐尔：《犹太人议程》，第132页。
[50]《今日美国》杂志1992年11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