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塞尔维亚的独立与大国外交
林绍玲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2期第49-57页
【作者简介】林绍玲，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北京100083
大国干预和影响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这是在巴尔干乃至整个东欧地区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就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进程的三个重要环节（1804—1813年和1815—1816年的两次起义；1830年的自治；1878年的独立）中的塞尔维亚与欧洲大国的关系，阐述19世纪的大国外交对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探究东南欧弱小民族在复杂的大国外交中追求独立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
一、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两次民族起义和大国外交
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是通往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欧洲国家多次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是在塞尔维亚土地上进行。如1683—1699年“神圣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7—1791年的三次俄奥对土战争。塞尔维亚人民在战争的岁月里锤炼成了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积累了作战经验，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18世纪下半叶东方问题出现以后，塞尔维亚更成为欧洲大国争夺的重点。东方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1] 的问题，也即“填补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退却所造成的真空的问题”。[2]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经过15和16世纪的鼎盛时期以后， 在苏里曼一世（1520—1566）去世后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列强迫不及待地谋求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巴尔干是列强争夺焦点，也是东方问题的核心。
参与东方问题角逐的有俄、奥、英、法等国，而以俄国的出台为最早。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企图侵占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在列强中野心最大。通过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和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国第一次获得了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保护权”。自此，俄国就打着“保护”基督教兄弟的旗号干预土耳其内政。俄国争夺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毗邻巴尔干，并且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对巴尔干早就有领土野心。在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俄奥两国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奥地利特别担心俄国确立在巴尔干地区的优势，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地区，将危及奥地利南侧的安全。再者，奥地利境内还有许多斯拉夫人，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对奥地利都是不利的。1797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威胁到巴尔干的安全，法国成了俄奥在巴尔干强有力的竞争者。拿破仑在欧洲的纵横捭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塞尔维亚与大国的关系。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爆发的。
塞尔维亚民族在中世纪建立过强大的独立国家，有着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惨败于土耳其，1459年初土耳其灭亡，沦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摆脱残暴的军事封建统治，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成为每一代塞尔维亚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共同愿望。
1804年2月，土耳其近卫步兵首领“达希亚”大肆逮捕和屠杀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领导人“克奈兹”的暴行，点燃了塞尔维亚民族起义的战火。起义的领导者是卡拉乔尔杰·佩特罗维奇（1768—1817），他是1787—1791年奥土战争中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军官，农民商贩出身。起义的初衷是反抗近卫步兵的暴政，起义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舒马迪亚、鲁德尼克、克拉古耶瓦茨等“纳希”[3]。随着起义范围的扩大和战场上的胜利，起义逐渐转变为争取政治自治的解放战争。前南斯拉夫史学家彼得罗维奇认为：“从起义一开始，许多塞尔维亚人就为一种希望所驱使，这种希望就是卡拉乔尔杰所说的‘摆脱自科索沃以来套在塞尔维亚人头上的枷锁’”[4]。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君主面临拿破仑的战争威胁，塞尔维亚的起义没有象后来的希腊起义那样成为国际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但也同样引起了俄、奥、法等国的密切注视。
卡拉乔尔杰深知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要争取民族独立，若没有大国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起义开始后，卡拉乔尔杰就向俄奥两国求援。由于忙于对付拿破仑，俄奥两大国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只是秘密地给起义者以金钱和武器。尽管得不到大国的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民仍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战。到1806年初，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大部分领土，起义取得了很大胜利。
1805年底，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变化。这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奥地利退出战争。此时俄国处境很遭，不仅孤军对抗拿破仑，与土耳其关系也由于拿破仑挑唆而日益恶化。为了与拿破仑争夺巴尔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秘密会议成员查尔托雷斯基制定计划，企图在巴尔干建立一些受俄国“保护”的小邦，作为防止拿破仑向东南欧推进的屏障。[5] 支持塞尔维亚起义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点。
1806年夏，起义军重挫土耳其驻军，并于同年12月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地区。面临一触即发的俄土战争，土耳其政府急欲国内和平，希望尽快和已取得军事胜利的塞尔维亚人达成和平协议，并阻止塞俄联盟。而俄国则鼓励塞尔维亚人继续对土作战，因为起义军控制的地区正是俄国的防卫空白，还可以防止拿破仑从达尔马提亚的进攻。一边是俄国的支持，一边是土耳其当局的让步，“塞尔维亚人处于最佳的讨价还价的位置”[6]。土耳其政府接受了塞尔维亚谈判代表佩塔尔·伊奇科提出的条件，即近卫步兵等不受欢迎的土耳其人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夏辖区，塞尔维亚享有某种自治权，明确规定国库税收等。12月塞土的双方准备签订伊奇科和约，看来起义将以塞尔维亚获得自治权而结束。然而12月底俄土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起义的进程。
俄土战争爆发后，卡拉乔尔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俄国全面合作，1807年7月俄塞签订了泡鲁奇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塞尔维亚继续与俄国联合对土作战，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金钱、武器、军官、医生等，并帮助东正教兄弟摆脱穆斯林统治，以及由沙皇派遣总督，以沙皇名义任命官员，为塞尔维亚制定宪法，各要塞由俄军进驻。这一协议事实上并未生效，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以提尔西特和约全盘否定了这一协议。尽管如此，这一协议毕竟是塞尔维亚起义过程中的转折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安诺斯说：“塞尔维亚人拒绝了给予的自治而和俄国结成同盟，使得起义由开始的反抗近卫步兵转变为成熟的独立战争。”[7] 然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的轻信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不幸。大国外交愚弄了塞尔维亚人，使这次起义遭受失败。
根据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于1807年7月在提尔西特签订的和约，俄国承担了同土耳其媾和的义务。随后，俄国从塞尔维亚撤军，并于8月24日在斯洛博齐亚和土耳其政府缔结停战协议。这样，塞尔维亚被留下单独面对土耳其人，而土耳其的大军已经从对俄战场上摆脱了出来。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宣告了俄塞同盟的破产。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外交中，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巴拉·杰拉维奇所道：“此时塞尔维亚革命的最后命运依赖于国际事态的发展以及当时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8] 而那时塞尔维亚人却蒙在鼓里。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援助是从其大国利益出发的。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俄国已不再需要塞尔维亚，普罗佐罗斯基上将在1809年否认了他的前任米赫尔基上将所应允的给予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承诺。俄国“解放基督教斯拉夫兄弟”的虚伪嘴脸暴露无遗。
在依靠俄国的计划失败后，塞尔维亚领导人又转向奥地利。奥地利幸灾乐祸地看到俄塞同盟的失败，开始秘密与卡拉乔尔杰联系。1808年4月，卡拉乔尔杰与斯洛文尼亚的奥地利上将辛布斯成男爵会面。两人达成口头协议：卡氏同意奥地利在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条件下合并塞尔维亚，辛布斯成男爵则保证奥地利的保护和援助。奥地利政府还督促辛布斯成男爵把口头协议文字化，并指示他，若贝尔格莱德受到俄国占领的威胁，可以在没得到命令前占领这个城市。[9]可见，奥地利早就想趁俄国之危，借帮助塞尔维亚之名，从中大捞一把。塞奥联盟的消息使罗多菲尼金万分紧张。迫于俄国的压力，奥地利终止了与塞尔维亚的接触。然而，这一段小插曲不仅使俄国不再给予塞尔维亚更多的援助，并且恶化了卡拉乔尔杰和亲俄的起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可见，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起义领导层内部的团结。美国史学家乔治斯·卡斯特拉精辟地指出：“个人竞争的背后是俄奥之间的对立”。[10]
卡拉乔尔杰不仅向俄奥两国求助，也向法国求援。1809年，面临土军的进攻，卡氏派拉德·武契尼奇到法国请求“伟大的拿破仑强有力的保护”。[11]拿破仑担心塞尔维亚获得独立会引起希腊起义及俄国在巴尔干努力的扩大。起义爆发之初，拿破仑就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照会，要它注意“允许塞尔维亚暴动继续下去的严重危险，因为这会助长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12]因此，拿破仑对卡拉乔尔杰的求助不予理睬。正象美国历史学家卡斯特拉所说：“在欧洲的棋盘上，塞尔维亚只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13]
外交上的失败，领导层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塞尔维亚革命从危机走向失败。俄法战争的爆发最终导致了起义失败。俄法战争爆发之际，1812年3月28日，俄国抢在法国之前同土耳其缔结了布加勒斯特和约。该条约第八款规定赦免塞尔维亚起义者，并给予内部自治，但必须在各城市接受土耳其的驻军以及同土耳其政府达成关于缴纳一定税款的协议。条约既没有给塞尔维亚独立或自治，也没有提到俄国将保证土耳其履行条约。条约签订时塞尔维亚人一无所知。土耳其拒绝履行条约，趁俄法战争之机，于1813年7月中旬，派军队全面出击。10月3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卡拉乔尔杰和数千名起义者逃离塞尔维亚，坚持了9年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失败了。
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为独立而战。这次起义发生在欧洲大国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的旧秩序的国际背景下。起义领导人是上次起义的参加者，卡拉乔尔杰的反对者——灵活机智的农民猪商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1780—1860）。起义爆发后，苏丹派波斯尼亚大臣库尔希德帕夏和鲁梅利亚大臣马拉什利帕夏率领两支土耳其军队，夹击塞尔维亚起义军。米洛什立即向俄、奥两国求援。俄国大使在土耳其首都进行外交干涉，要求土耳其停止进攻，建议双方谈判，并以战争相威胁。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虽然痛恨革命，但为了保持在塞尔维亚的势力，也敦促苏丹让步。米洛什非常机智地利用大国的干预，同土耳其政府谈判。他写信给苏丹的官员，使他们确信“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君主的忠诚”，[14]之所以举行起义，只是由于贝尔格莱德大臣苏利曼帕夏过于残暴。苏丹下令停止进攻，并解除了苏利曼帕夏的职务，由马拉什利帕夏接任贝尔格莱德大臣，并同米洛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米洛什坚持武装斗争。在几个月时间内，起义军重新解放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城市。米洛什并不一味依靠大国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欧洲大国已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旧秩序，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成立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尤其是反对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希望大国帮助实现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1812年被俄国抛弃的惨痛教训也使米洛什更小心谨慎。
1815年12月，土耳其政府宣布承认米洛什为塞尔维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与塞尔维亚达成的协议中还规定，塞尔维亚人将保留自己的武装，组织自己的国民议会，同时帕夏、斯巴希和土耳其的驻军也将继续保留在塞尔维亚，贡税由塞尔维亚领导人征集，定期向君士坦丁堡缴纳。这一协议给予塞尔维亚人的权利并不比1806年的伊奇科和约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少，但是协议毕竟使塞尔维亚走上了初步自治的道路。第二次民族起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两次起义中可以看出：第一，两次起义的成果都是塞尔维亚人民用武装斗争取得的。第二，两次起义都受到了欧洲大国外交的影响。俄国和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争夺阻碍了起义的进程。拿破仑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俄、奥、英等欧洲大国用全力对付，塞尔维亚起义成为无足轻重的外交筹码。1812年俄法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第一次起义的失败。而欧洲联军对拿破仑的胜利使米洛什得以顺利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取得民族解放的初步胜利。第三，起义领导者的外交策略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卡拉乔尔杰把塞尔维亚的命运绑在俄国的战车上，放弃了同苏丹进行谈判的努力，从而丧失了自治的机会。米洛什在外交上表现出远比卡拉乔尔杰灵活和成熟。他深知土耳其惧怕俄国，但也认清俄国“天然保护者”的面目，因此，在打俄国牌时，避免使自己卷入俄国的反土计谋，而是巧妙地利用俄国对土耳其的压力，从土耳其政府手中取得塞尔维亚的自治权利。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使米洛什采取了渐进的而不是鲁莽的急于求成的方式争取民族的自治。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差异是第一次起义遭受失败和第二次起义取得成功的秘诀。塞尔维亚起义的历史经验给人们以启迪：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道路布满荆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大国身上，而是要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开展多边外交，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希腊革命中的大国外交与塞尔维亚自治地位的获得
1821年春的希腊起义使欧洲大国再一次卷入东方问题的漩涡，塞尔维亚问题和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问题也随之被提上日程。
希腊起义之初，神圣同盟正在莱巴赫召开会议，讨论镇压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起义的问题。俄国本想利用希腊起义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扩大势力范围，但也担心支持希腊起义会导致神圣同盟的分裂。奥地利惧怕希腊起义会引起本国境内的民族运动，力主镇压，并劝告俄国决不能支持希腊，但1823年英国的插手改变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初衷。英国的考虑是保护东方航路以及和奥斯曼帝国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对抗俄国的南下攻势。从对抗俄国的立场出发，英国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持不支持态度。但由于希腊在英国东方航路中的重要作用，1821年的希腊起义得到英法两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出于对俄国单独解决希腊问题的担心，1823年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坎宁宣布希腊为交战一方。1824年又给希腊起义军一笔财政援助。英国的举动促使俄国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
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尼古拉一世即位。外交大臣理谢尔罗迭伯爵建议沙皇支持希腊，借希腊起义之机，敦促土耳其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问题。俄国把军队集结于摩尔多瓦，并向土耳其发出六周时间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所有问题的最后通牒。1826年10月7日，土耳其被迫接受了俄国提出的阿克尔曼协定。该协定的第五条规定，土耳其答应履行布加勒斯特和约中有关“塞尔维亚国家”的条款。
土耳其还未来得及在阿克尔曼协定基础上与米洛什达成协议，希腊事态的发展改变了土耳其的态度。1827年10月，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在纳瓦林诺一举消灭了土耳其—埃及舰队，这在君士坦丁堡产生了强烈的反欧洲大国的情绪。12月10日，苏丹废除了阿克尔曼协定，同时宣布对俄国的“圣战”。1828年4月，俄国在取得英、法等大国的默许后开始动武，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告终。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了亚德里亚堡条约，重申阿克尔曼协定的内容，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权利，并规定俄国是塞尔维亚的保护国。1830年8月28日，苏丹宣布米洛什是塞尔维亚公国的世袭大公，承认塞尔维亚人有实行内部自治和建立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利。1832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脱离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1833年5月25日，在俄国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将1813年占领的六个“纳希”归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获得了制定国旗以及委派领事等权利。1834年，又解决了塞尔维亚的边界问题。塞尔维亚成为一个拥有37400平方公里和明确边界的自治公国。
塞尔维亚人民在两次民族起义中浴血奋战10年，只获得部分自治权，而20年代希腊革命引起的大国外交以及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却导致塞尔维亚自治公国地位的确认。这说明大国外交在塞尔维亚建立自治公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希腊问题使欧洲诸大国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英国率先支援希腊，促使俄国与英国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开始了亚历山大一世与坎宁的友好接触。之后，尼古拉一世更明确地采取亲近英国，疏远奥地利的政策。英国的坎宁也力图从英俄协议来取代梅特涅在欧洲的协调作用，并希望通过同俄国的合作来避免俄土战争及阻止土耳其在希腊的取胜。但适得其反，英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却增强了俄国对土耳其的优势，使俄国获得了对付土耳其的大好时机。俄土战争中俄国的胜利迫使苏丹接受了亚德里亚堡条约，塞尔维亚得到了俄国保护下的完全自治。从大国外交的角度看，亚德里亚堡条约是建立在英俄两国达成一致的基础上的。当时，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矛盾最大的正是英国，马克思说：“英国是不可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据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15]1830年2月英法俄三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宣布希腊独立，由三国共同保护，但希腊实际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公国的保护也得到了英国等大国的默许。前南斯拉夫史学家扬科维奇指出：塞尔维亚的自治得到国际承认，“一方面说明巴尔干人民的解放运动不可忽视，另方面表明他们所获得的将永远从属于大国根据他们本身在巴尔干发展中的利益而达成的一致意见”。[16]
三、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与塞尔维亚的独立
塞尔维亚虽然获得了自治，但宗主权仍属于苏丹，在许多方面还受到保护国俄国的控制，民族独立远未实现。直到1875年在巴尔干民族大起义的浪潮中塞尔维亚人民才实现了独立。
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首先起义。8月，起义波及波斯尼亚。次年4月，保加利亚人民揭竿而起。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订立军事同盟，决定对土宣战。7月，波斯尼亚起义者宣布波斯尼亚同塞尔维亚合并。起义席卷了从亚德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区，这是巴尔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土民族起义。
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进一步激发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几天内有2000人的志愿队伍在贝尔格莱德组成。[17]从维也纳访问回国的米兰大公在萨瓦车站不仅受到教士、军人和群众的欢迎，还有一队全副战斗装束的志愿军小分队，围着他呼喊：“塞尔维亚国王万岁！战斗！反对土耳其人！让我们战斗！”[18]1876年4月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切尔尼亚耶夫的到来使塞尔维亚人民更加跃跃欲战，而塞尔维亚政府则以为切尔尼亚耶夫的到来是俄国暗中鼓励他们向土耳其进攻。6月30日，米兰大公仓促对土宣战。由于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塞军在摩拉瓦前线遭到惨败。在俄国的干预下，土耳其停止了进攻。1877年3月，塞尔维亚退出战争。
塞尔维亚在对土战争中的败北以及保加利亚四月起义的失败都表明，奥斯曼帝国衰而不亡，它还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帝国内部的民族起义。同时也说明，巴尔干人民单靠自身力量还难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利用大国外交来削弱土耳其。塞尔维亚的过早参战与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国外交的复杂性有关。当时里斯蒂奇等主战派都认为俄国会参战，但却没考虑到俄国参战须征得其他大国的同意，也没有想到俄国会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割让给奥匈，而塞尔维亚参战就是为了得到波斯尼亚。这次失败再次说明审时度势，利用大国外交，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各大国都密切注视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俄国通过60年代的改革，到70年代已经从克里木战争和波兰起义中喘过气来，准备在巴尔干大干一场。而奥匈帝国早有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之意。在1875年1月29日的帝国会议上，弗兰兹·约瑟夫皇帝说：“决不允许这两个省份落入除我国以外的别的人手里”。[19]起义爆发后，俄奥德三国积极调停，但均遭失败。
1876年7月，俄奥两国达成了瓜分巴尔干的口头协议——莱希斯塔特协议，俄国夺取比萨拉比亚南部和亚洲的巴统，奥匈将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部分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新帕扎尔，并约定不得在巴尔干成立大斯拉夫国家。对于俄奥的合作，英国很恼火。英国之所以拒绝1876年5月俄奥德三国的《柏林备忘录》，不仅是因为厌恶三皇同盟，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不愿见到俄国在争夺巴尔干中处于优势地位。英国原设想在同俄国争夺巴尔干时借助奥匈和土耳其的力量，而柏林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俄奥矛盾。因此，英国不但怂恿和支持土耳其与俄国作对，还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派遣军舰停泊在贝西加湾，以防止俄国在海峡立足。英俄双方都在公开场合以战争相威胁。俄国军队实行局部动员，英国在马其顿集中一定数量的军队。英俄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
由于英俄的激烈冲突，1876年12月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失败告终。巴尔干局势危急，俄土战争一触即发。1877年1月15日俄国与奥匈在布达佩斯签订了秘密公约，奥匈将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善意的中立，同意塞尔维亚和黑山参加俄方作战，其交换条件是奥匈有权出兵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约还重申了莱希斯塔特协定关于不得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规定。布达佩斯公约的签订为俄国发动对土战争清除了障碍。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对土宣战。
俄土战争的爆发为巴尔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机遇。战争爆发之初，俄国并不希望塞尔维亚参战，一是担心塞军不堪一击而影响俄国的推进，二是因为70年代保加利亚已取代塞尔维亚同俄国的亲密关系，塞尔维亚在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中退居次要位置，俄国不愿因塞尔维亚的参战而须向后者作出承诺。但俄国在普列文战役失败后，转而要求塞尔维亚立即参战。1877年12月13日，塞尔维亚再次对土作战。然而，在塞尔维亚参战前三天俄军已在罗马尼亚军队的协助下攻下普列文要塞，塞尔维亚的参战对于俄国的意义并不大了，塞尔维亚在俄国外交天平上也不再占份量了。
在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帮助下，俄军节节取胜，攻占了索菲亚、菲利普波尔、亚德里亚堡等要塞，直逼君士坦丁堡。1878年1月31日，在英国干预下，俄土在亚德里亚堡签署了停战协定。3月3日，签订了圣斯特芬诺初步和约。根据和约，将在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由俄国保护的庞大的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公国。和约承认塞尔维亚独立，但它的东部领土却被划入保加利亚版图，塞尔维亚人对此很不满。“大保加利亚”的建立将使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随时处于俄国的控制下，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和约没有提到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交给奥匈，并且违反了俄奥莱希斯塔特协定和布达佩斯公约关于不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协议。圣斯特芬诺和约破坏了巴尔干的均势，遭到其他大国的一致反对。英奥两国以战争相威胁。俄国不得不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会议审查。
1878年6月13日，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由德国宰相俾斯麦主持。7月13日会议闭幕，签署了柏林条约。条约全文共64条，全面修正了圣斯特芬诺条约。保加利亚的版图被大大缩小，它的本部成为一个自治公国，东鲁米利亚置于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总督的统治之下，具有半自治的性质，马其顿地区归还土耳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帝国占领和管理。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完全摆脱土耳其而独立，领土略为扩大。俄国获得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英国获得塞浦路斯。
柏林会议不仅没有解决东方问题，还造成无穷的后患。从大国外交角度看，柏林会议恶化了俄国同德国、奥匈的关系，为日后三皇同盟的破裂和德奥同盟、俄法结盟埋下种子，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对巴尔干各族人民而言，柏林条约违背了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利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占领，塞尔维亚人要求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正当愿望无法实现。保加利亚被肢解了，保加利亚人要求统一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希腊的领土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因此，长期以来建立南部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崇高理想遭到破灭，巴尔干半岛的各个部分被分别纳入各个大国的势力范围。人为的划分领土种下了日后民族不和的祸根。
柏林条约为塞尔维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划上了句号。在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激励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塞尔维亚人民获得了独立，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仍未能摆脱列强的干涉和影响。正如前南斯拉夫历史历史学家伊万·博士日奇所说，塞尔维亚人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抛弃了充当‘南斯拉夫人的皮埃蒙特’的思想”。[20]这是塞尔维亚人的悲剧，也是全南部斯拉夫人的悲剧。大国外交客观上促进了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也给这些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四、结束语
塞尔维亚的独立是在依靠自己力量（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基础上，在俄土战争和大国外交干预的背景下获得的。它的独立进程反映出东欧弱小民族独立和发展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
（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主要通过自身斗争和努力。没有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和持久不懈的努力，独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仅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如此。
（二）东欧弱小民族在近代史上处于几个欧洲大国——俄国、奥地利（奥匈）、德国、法国、英国的包围中，它们的独立和发展必然受到这些大国的影响。大国的干预，特别是俄国在俄土战争中对土耳其的打击，客观上有利于巴尔干人民的解放事业。但这种从各大国利益出发的干预也给巴尔干民族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柏林条约后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和兼并。
（三）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解放，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反对共同的敌人。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在1875—187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高举联合团结的大旗，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向高潮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也应注意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内部的团结。塞尔维亚第一次民族起义的失败与内部不和有关，而后来米洛什派人暗杀卡拉乔尔杰更是给塞尔维亚造成了严重的祸患。
（四）在强权政治的时代，弱小民族很难仅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也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必须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不能一味仰仗某个大国而应开展多边外交，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卡拉乔尔杰的失败与米洛什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后者比前者更会处理塞尔维亚与大国的关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2] 马里奥特：《东方问题，欧洲外交史研究》（Marriott,J.A.R.,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Diplomacy），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2页。
[3] “纳希”，土耳其语，相当于区或县。
[4] 米哈伊尔·博罗·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 1804—1918》（Petrovich, M.B.,A History of Modern Serbia,1804—1918），纽约1976年版，第37页。
[5] 多斯强：《俄国和巴尔干问题》（Doctяи,и.C.,PoDDияц вa.iкaискиǔвоирос），莫斯科1972年版， 第56—58页。
[6]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40页。
[7] 斯塔夫里安诺斯：《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Starrianos, L.S., The Balkans Since 1453,）.纽约1958年版，第247页。
[8] 巴巴拉·杰拉维奇：《巴尔干史》（两卷本）（ Jelavich,Barbara., History of the Balkans），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9]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59页。
[10] 乔治斯·卡斯特拉：《巴尔干史》（ Georges, Castella,History of the Balkan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0页。
[11] 斯塔夫里安诺斯：《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第248页。
[12] 保罗·肖伯：《欧洲大国与近东问题》（Paul.F.Shupp,TheEuropean Powers and the Near Eastern Question 1806—1807），纽约1966年版，第74页。
[13] 杰拉维奇：《巴尔干史》，第241页。
[14]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95页。
[15] 同上，第9卷，第14页。
[16] 布拉尼米尔·杨科维奇：《国际关系中的巴尔干》（Jankovic, Branimir M., The Balka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麦克 米兰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7]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381页。
[18]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381—382页。
[19] 戴维·马肯齐：《塞尔维亚人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1875—1878》（Mackenzie, David, The Serbs and RussianPanSlavism, 1875—1878），纽约1967年版，第30页。
[20] 伊万·博士日奇等：《南斯拉夫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7年02期第49-57页
【作者简介】林绍玲，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北京100083
一、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两次民族起义和大国外交
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是通往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欧洲国家多次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是在塞尔维亚土地上进行。如1683—1699年“神圣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7—1791年的三次俄奥对土战争。塞尔维亚人民在战争的岁月里锤炼成了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积累了作战经验，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18世纪下半叶东方问题出现以后，塞尔维亚更成为欧洲大国争夺的重点。东方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1] 的问题，也即“填补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退却所造成的真空的问题”。[2]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经过15和16世纪的鼎盛时期以后， 在苏里曼一世（1520—1566）去世后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列强迫不及待地谋求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巴尔干是列强争夺焦点，也是东方问题的核心。
参与东方问题角逐的有俄、奥、英、法等国，而以俄国的出台为最早。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企图侵占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在列强中野心最大。通过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和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国第一次获得了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保护权”。自此，俄国就打着“保护”基督教兄弟的旗号干预土耳其内政。俄国争夺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毗邻巴尔干，并且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对巴尔干早就有领土野心。在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俄奥两国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奥地利特别担心俄国确立在巴尔干地区的优势，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地区，将危及奥地利南侧的安全。再者，奥地利境内还有许多斯拉夫人，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对奥地利都是不利的。1797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威胁到巴尔干的安全，法国成了俄奥在巴尔干强有力的竞争者。拿破仑在欧洲的纵横捭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塞尔维亚与大国的关系。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爆发的。
塞尔维亚民族在中世纪建立过强大的独立国家，有着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惨败于土耳其，1459年初土耳其灭亡，沦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摆脱残暴的军事封建统治，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成为每一代塞尔维亚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共同愿望。
1804年2月，土耳其近卫步兵首领“达希亚”大肆逮捕和屠杀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领导人“克奈兹”的暴行，点燃了塞尔维亚民族起义的战火。起义的领导者是卡拉乔尔杰·佩特罗维奇（1768—1817），他是1787—1791年奥土战争中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军官，农民商贩出身。起义的初衷是反抗近卫步兵的暴政，起义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舒马迪亚、鲁德尼克、克拉古耶瓦茨等“纳希”[3]。随着起义范围的扩大和战场上的胜利，起义逐渐转变为争取政治自治的解放战争。前南斯拉夫史学家彼得罗维奇认为：“从起义一开始，许多塞尔维亚人就为一种希望所驱使，这种希望就是卡拉乔尔杰所说的‘摆脱自科索沃以来套在塞尔维亚人头上的枷锁’”[4]。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君主面临拿破仑的战争威胁，塞尔维亚的起义没有象后来的希腊起义那样成为国际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但也同样引起了俄、奥、法等国的密切注视。
卡拉乔尔杰深知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要争取民族独立，若没有大国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起义开始后，卡拉乔尔杰就向俄奥两国求援。由于忙于对付拿破仑，俄奥两大国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只是秘密地给起义者以金钱和武器。尽管得不到大国的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民仍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战。到1806年初，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大部分领土，起义取得了很大胜利。
1805年底，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变化。这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奥地利退出战争。此时俄国处境很遭，不仅孤军对抗拿破仑，与土耳其关系也由于拿破仑挑唆而日益恶化。为了与拿破仑争夺巴尔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秘密会议成员查尔托雷斯基制定计划，企图在巴尔干建立一些受俄国“保护”的小邦，作为防止拿破仑向东南欧推进的屏障。[5] 支持塞尔维亚起义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点。
1806年夏，起义军重挫土耳其驻军，并于同年12月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地区。面临一触即发的俄土战争，土耳其政府急欲国内和平，希望尽快和已取得军事胜利的塞尔维亚人达成和平协议，并阻止塞俄联盟。而俄国则鼓励塞尔维亚人继续对土作战，因为起义军控制的地区正是俄国的防卫空白，还可以防止拿破仑从达尔马提亚的进攻。一边是俄国的支持，一边是土耳其当局的让步，“塞尔维亚人处于最佳的讨价还价的位置”[6]。土耳其政府接受了塞尔维亚谈判代表佩塔尔·伊奇科提出的条件，即近卫步兵等不受欢迎的土耳其人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夏辖区，塞尔维亚享有某种自治权，明确规定国库税收等。12月塞土的双方准备签订伊奇科和约，看来起义将以塞尔维亚获得自治权而结束。然而12月底俄土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起义的进程。
俄土战争爆发后，卡拉乔尔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俄国全面合作，1807年7月俄塞签订了泡鲁奇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塞尔维亚继续与俄国联合对土作战，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金钱、武器、军官、医生等，并帮助东正教兄弟摆脱穆斯林统治，以及由沙皇派遣总督，以沙皇名义任命官员，为塞尔维亚制定宪法，各要塞由俄军进驻。这一协议事实上并未生效，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以提尔西特和约全盘否定了这一协议。尽管如此，这一协议毕竟是塞尔维亚起义过程中的转折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安诺斯说：“塞尔维亚人拒绝了给予的自治而和俄国结成同盟，使得起义由开始的反抗近卫步兵转变为成熟的独立战争。”[7] 然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的轻信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不幸。大国外交愚弄了塞尔维亚人，使这次起义遭受失败。
根据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于1807年7月在提尔西特签订的和约，俄国承担了同土耳其媾和的义务。随后，俄国从塞尔维亚撤军，并于8月24日在斯洛博齐亚和土耳其政府缔结停战协议。这样，塞尔维亚被留下单独面对土耳其人，而土耳其的大军已经从对俄战场上摆脱了出来。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宣告了俄塞同盟的破产。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外交中，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巴拉·杰拉维奇所道：“此时塞尔维亚革命的最后命运依赖于国际事态的发展以及当时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8] 而那时塞尔维亚人却蒙在鼓里。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援助是从其大国利益出发的。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俄国已不再需要塞尔维亚，普罗佐罗斯基上将在1809年否认了他的前任米赫尔基上将所应允的给予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承诺。俄国“解放基督教斯拉夫兄弟”的虚伪嘴脸暴露无遗。
在依靠俄国的计划失败后，塞尔维亚领导人又转向奥地利。奥地利幸灾乐祸地看到俄塞同盟的失败，开始秘密与卡拉乔尔杰联系。1808年4月，卡拉乔尔杰与斯洛文尼亚的奥地利上将辛布斯成男爵会面。两人达成口头协议：卡氏同意奥地利在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条件下合并塞尔维亚，辛布斯成男爵则保证奥地利的保护和援助。奥地利政府还督促辛布斯成男爵把口头协议文字化，并指示他，若贝尔格莱德受到俄国占领的威胁，可以在没得到命令前占领这个城市。[9]可见，奥地利早就想趁俄国之危，借帮助塞尔维亚之名，从中大捞一把。塞奥联盟的消息使罗多菲尼金万分紧张。迫于俄国的压力，奥地利终止了与塞尔维亚的接触。然而，这一段小插曲不仅使俄国不再给予塞尔维亚更多的援助，并且恶化了卡拉乔尔杰和亲俄的起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可见，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起义领导层内部的团结。美国史学家乔治斯·卡斯特拉精辟地指出：“个人竞争的背后是俄奥之间的对立”。[10]
卡拉乔尔杰不仅向俄奥两国求助，也向法国求援。1809年，面临土军的进攻，卡氏派拉德·武契尼奇到法国请求“伟大的拿破仑强有力的保护”。[11]拿破仑担心塞尔维亚获得独立会引起希腊起义及俄国在巴尔干努力的扩大。起义爆发之初，拿破仑就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照会，要它注意“允许塞尔维亚暴动继续下去的严重危险，因为这会助长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12]因此，拿破仑对卡拉乔尔杰的求助不予理睬。正象美国历史学家卡斯特拉所说：“在欧洲的棋盘上，塞尔维亚只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13]
外交上的失败，领导层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塞尔维亚革命从危机走向失败。俄法战争的爆发最终导致了起义失败。俄法战争爆发之际，1812年3月28日，俄国抢在法国之前同土耳其缔结了布加勒斯特和约。该条约第八款规定赦免塞尔维亚起义者，并给予内部自治，但必须在各城市接受土耳其的驻军以及同土耳其政府达成关于缴纳一定税款的协议。条约既没有给塞尔维亚独立或自治，也没有提到俄国将保证土耳其履行条约。条约签订时塞尔维亚人一无所知。土耳其拒绝履行条约，趁俄法战争之机，于1813年7月中旬，派军队全面出击。10月3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卡拉乔尔杰和数千名起义者逃离塞尔维亚，坚持了9年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失败了。
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为独立而战。这次起义发生在欧洲大国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的旧秩序的国际背景下。起义领导人是上次起义的参加者，卡拉乔尔杰的反对者——灵活机智的农民猪商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1780—1860）。起义爆发后，苏丹派波斯尼亚大臣库尔希德帕夏和鲁梅利亚大臣马拉什利帕夏率领两支土耳其军队，夹击塞尔维亚起义军。米洛什立即向俄、奥两国求援。俄国大使在土耳其首都进行外交干涉，要求土耳其停止进攻，建议双方谈判，并以战争相威胁。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虽然痛恨革命，但为了保持在塞尔维亚的势力，也敦促苏丹让步。米洛什非常机智地利用大国的干预，同土耳其政府谈判。他写信给苏丹的官员，使他们确信“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君主的忠诚”，[14]之所以举行起义，只是由于贝尔格莱德大臣苏利曼帕夏过于残暴。苏丹下令停止进攻，并解除了苏利曼帕夏的职务，由马拉什利帕夏接任贝尔格莱德大臣，并同米洛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米洛什坚持武装斗争。在几个月时间内，起义军重新解放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城市。米洛什并不一味依靠大国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欧洲大国已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旧秩序，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成立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尤其是反对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希望大国帮助实现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1812年被俄国抛弃的惨痛教训也使米洛什更小心谨慎。
1815年12月，土耳其政府宣布承认米洛什为塞尔维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与塞尔维亚达成的协议中还规定，塞尔维亚人将保留自己的武装，组织自己的国民议会，同时帕夏、斯巴希和土耳其的驻军也将继续保留在塞尔维亚，贡税由塞尔维亚领导人征集，定期向君士坦丁堡缴纳。这一协议给予塞尔维亚人的权利并不比1806年的伊奇科和约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少，但是协议毕竟使塞尔维亚走上了初步自治的道路。第二次民族起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两次起义中可以看出：第一，两次起义的成果都是塞尔维亚人民用武装斗争取得的。第二，两次起义都受到了欧洲大国外交的影响。俄国和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争夺阻碍了起义的进程。拿破仑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俄、奥、英等欧洲大国用全力对付，塞尔维亚起义成为无足轻重的外交筹码。1812年俄法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第一次起义的失败。而欧洲联军对拿破仑的胜利使米洛什得以顺利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取得民族解放的初步胜利。第三，起义领导者的外交策略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卡拉乔尔杰把塞尔维亚的命运绑在俄国的战车上，放弃了同苏丹进行谈判的努力，从而丧失了自治的机会。米洛什在外交上表现出远比卡拉乔尔杰灵活和成熟。他深知土耳其惧怕俄国，但也认清俄国“天然保护者”的面目，因此，在打俄国牌时，避免使自己卷入俄国的反土计谋，而是巧妙地利用俄国对土耳其的压力，从土耳其政府手中取得塞尔维亚的自治权利。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使米洛什采取了渐进的而不是鲁莽的急于求成的方式争取民族的自治。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差异是第一次起义遭受失败和第二次起义取得成功的秘诀。塞尔维亚起义的历史经验给人们以启迪：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道路布满荆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大国身上，而是要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开展多边外交，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希腊革命中的大国外交与塞尔维亚自治地位的获得
1821年春的希腊起义使欧洲大国再一次卷入东方问题的漩涡，塞尔维亚问题和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问题也随之被提上日程。
希腊起义之初，神圣同盟正在莱巴赫召开会议，讨论镇压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起义的问题。俄国本想利用希腊起义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扩大势力范围，但也担心支持希腊起义会导致神圣同盟的分裂。奥地利惧怕希腊起义会引起本国境内的民族运动，力主镇压，并劝告俄国决不能支持希腊，但1823年英国的插手改变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初衷。英国的考虑是保护东方航路以及和奥斯曼帝国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对抗俄国的南下攻势。从对抗俄国的立场出发，英国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持不支持态度。但由于希腊在英国东方航路中的重要作用，1821年的希腊起义得到英法两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出于对俄国单独解决希腊问题的担心，1823年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坎宁宣布希腊为交战一方。1824年又给希腊起义军一笔财政援助。英国的举动促使俄国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
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尼古拉一世即位。外交大臣理谢尔罗迭伯爵建议沙皇支持希腊，借希腊起义之机，敦促土耳其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问题。俄国把军队集结于摩尔多瓦，并向土耳其发出六周时间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所有问题的最后通牒。1826年10月7日，土耳其被迫接受了俄国提出的阿克尔曼协定。该协定的第五条规定，土耳其答应履行布加勒斯特和约中有关“塞尔维亚国家”的条款。
土耳其还未来得及在阿克尔曼协定基础上与米洛什达成协议，希腊事态的发展改变了土耳其的态度。1827年10月，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在纳瓦林诺一举消灭了土耳其—埃及舰队，这在君士坦丁堡产生了强烈的反欧洲大国的情绪。12月10日，苏丹废除了阿克尔曼协定，同时宣布对俄国的“圣战”。1828年4月，俄国在取得英、法等大国的默许后开始动武，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告终。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了亚德里亚堡条约，重申阿克尔曼协定的内容，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权利，并规定俄国是塞尔维亚的保护国。1830年8月28日，苏丹宣布米洛什是塞尔维亚公国的世袭大公，承认塞尔维亚人有实行内部自治和建立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利。1832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脱离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1833年5月25日，在俄国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将1813年占领的六个“纳希”归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获得了制定国旗以及委派领事等权利。1834年，又解决了塞尔维亚的边界问题。塞尔维亚成为一个拥有37400平方公里和明确边界的自治公国。
塞尔维亚人民在两次民族起义中浴血奋战10年，只获得部分自治权，而20年代希腊革命引起的大国外交以及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却导致塞尔维亚自治公国地位的确认。这说明大国外交在塞尔维亚建立自治公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希腊问题使欧洲诸大国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英国率先支援希腊，促使俄国与英国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开始了亚历山大一世与坎宁的友好接触。之后，尼古拉一世更明确地采取亲近英国，疏远奥地利的政策。英国的坎宁也力图从英俄协议来取代梅特涅在欧洲的协调作用，并希望通过同俄国的合作来避免俄土战争及阻止土耳其在希腊的取胜。但适得其反，英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却增强了俄国对土耳其的优势，使俄国获得了对付土耳其的大好时机。俄土战争中俄国的胜利迫使苏丹接受了亚德里亚堡条约，塞尔维亚得到了俄国保护下的完全自治。从大国外交的角度看，亚德里亚堡条约是建立在英俄两国达成一致的基础上的。当时，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矛盾最大的正是英国，马克思说：“英国是不可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据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15]1830年2月英法俄三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宣布希腊独立，由三国共同保护，但希腊实际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公国的保护也得到了英国等大国的默许。前南斯拉夫史学家扬科维奇指出：塞尔维亚的自治得到国际承认，“一方面说明巴尔干人民的解放运动不可忽视，另方面表明他们所获得的将永远从属于大国根据他们本身在巴尔干发展中的利益而达成的一致意见”。[16]
三、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与塞尔维亚的独立
塞尔维亚虽然获得了自治，但宗主权仍属于苏丹，在许多方面还受到保护国俄国的控制，民族独立远未实现。直到1875年在巴尔干民族大起义的浪潮中塞尔维亚人民才实现了独立。
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首先起义。8月，起义波及波斯尼亚。次年4月，保加利亚人民揭竿而起。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订立军事同盟，决定对土宣战。7月，波斯尼亚起义者宣布波斯尼亚同塞尔维亚合并。起义席卷了从亚德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区，这是巴尔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土民族起义。
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进一步激发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几天内有2000人的志愿队伍在贝尔格莱德组成。[17]从维也纳访问回国的米兰大公在萨瓦车站不仅受到教士、军人和群众的欢迎，还有一队全副战斗装束的志愿军小分队，围着他呼喊：“塞尔维亚国王万岁！战斗！反对土耳其人！让我们战斗！”[18]1876年4月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切尔尼亚耶夫的到来使塞尔维亚人民更加跃跃欲战，而塞尔维亚政府则以为切尔尼亚耶夫的到来是俄国暗中鼓励他们向土耳其进攻。6月30日，米兰大公仓促对土宣战。由于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塞军在摩拉瓦前线遭到惨败。在俄国的干预下，土耳其停止了进攻。1877年3月，塞尔维亚退出战争。
塞尔维亚在对土战争中的败北以及保加利亚四月起义的失败都表明，奥斯曼帝国衰而不亡，它还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帝国内部的民族起义。同时也说明，巴尔干人民单靠自身力量还难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利用大国外交来削弱土耳其。塞尔维亚的过早参战与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国外交的复杂性有关。当时里斯蒂奇等主战派都认为俄国会参战，但却没考虑到俄国参战须征得其他大国的同意，也没有想到俄国会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割让给奥匈，而塞尔维亚参战就是为了得到波斯尼亚。这次失败再次说明审时度势，利用大国外交，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各大国都密切注视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俄国通过60年代的改革，到70年代已经从克里木战争和波兰起义中喘过气来，准备在巴尔干大干一场。而奥匈帝国早有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之意。在1875年1月29日的帝国会议上，弗兰兹·约瑟夫皇帝说：“决不允许这两个省份落入除我国以外的别的人手里”。[19]起义爆发后，俄奥德三国积极调停，但均遭失败。
1876年7月，俄奥两国达成了瓜分巴尔干的口头协议——莱希斯塔特协议，俄国夺取比萨拉比亚南部和亚洲的巴统，奥匈将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部分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新帕扎尔，并约定不得在巴尔干成立大斯拉夫国家。对于俄奥的合作，英国很恼火。英国之所以拒绝1876年5月俄奥德三国的《柏林备忘录》，不仅是因为厌恶三皇同盟，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不愿见到俄国在争夺巴尔干中处于优势地位。英国原设想在同俄国争夺巴尔干时借助奥匈和土耳其的力量，而柏林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俄奥矛盾。因此，英国不但怂恿和支持土耳其与俄国作对，还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派遣军舰停泊在贝西加湾，以防止俄国在海峡立足。英俄双方都在公开场合以战争相威胁。俄国军队实行局部动员，英国在马其顿集中一定数量的军队。英俄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
由于英俄的激烈冲突，1876年12月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失败告终。巴尔干局势危急，俄土战争一触即发。1877年1月15日俄国与奥匈在布达佩斯签订了秘密公约，奥匈将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善意的中立，同意塞尔维亚和黑山参加俄方作战，其交换条件是奥匈有权出兵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约还重申了莱希斯塔特协定关于不得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规定。布达佩斯公约的签订为俄国发动对土战争清除了障碍。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对土宣战。
俄土战争的爆发为巴尔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机遇。战争爆发之初，俄国并不希望塞尔维亚参战，一是担心塞军不堪一击而影响俄国的推进，二是因为70年代保加利亚已取代塞尔维亚同俄国的亲密关系，塞尔维亚在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中退居次要位置，俄国不愿因塞尔维亚的参战而须向后者作出承诺。但俄国在普列文战役失败后，转而要求塞尔维亚立即参战。1877年12月13日，塞尔维亚再次对土作战。然而，在塞尔维亚参战前三天俄军已在罗马尼亚军队的协助下攻下普列文要塞，塞尔维亚的参战对于俄国的意义并不大了，塞尔维亚在俄国外交天平上也不再占份量了。
在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帮助下，俄军节节取胜，攻占了索菲亚、菲利普波尔、亚德里亚堡等要塞，直逼君士坦丁堡。1878年1月31日，在英国干预下，俄土在亚德里亚堡签署了停战协定。3月3日，签订了圣斯特芬诺初步和约。根据和约，将在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由俄国保护的庞大的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公国。和约承认塞尔维亚独立，但它的东部领土却被划入保加利亚版图，塞尔维亚人对此很不满。“大保加利亚”的建立将使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随时处于俄国的控制下，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和约没有提到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交给奥匈，并且违反了俄奥莱希斯塔特协定和布达佩斯公约关于不在巴尔干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协议。圣斯特芬诺和约破坏了巴尔干的均势，遭到其他大国的一致反对。英奥两国以战争相威胁。俄国不得不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会议审查。
1878年6月13日，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由德国宰相俾斯麦主持。7月13日会议闭幕，签署了柏林条约。条约全文共64条，全面修正了圣斯特芬诺条约。保加利亚的版图被大大缩小，它的本部成为一个自治公国，东鲁米利亚置于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总督的统治之下，具有半自治的性质，马其顿地区归还土耳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帝国占领和管理。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完全摆脱土耳其而独立，领土略为扩大。俄国获得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英国获得塞浦路斯。
柏林会议不仅没有解决东方问题，还造成无穷的后患。从大国外交角度看，柏林会议恶化了俄国同德国、奥匈的关系，为日后三皇同盟的破裂和德奥同盟、俄法结盟埋下种子，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对巴尔干各族人民而言，柏林条约违背了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利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占领，塞尔维亚人要求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正当愿望无法实现。保加利亚被肢解了，保加利亚人要求统一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希腊的领土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因此，长期以来建立南部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崇高理想遭到破灭，巴尔干半岛的各个部分被分别纳入各个大国的势力范围。人为的划分领土种下了日后民族不和的祸根。
柏林条约为塞尔维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划上了句号。在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激励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塞尔维亚人民获得了独立，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仍未能摆脱列强的干涉和影响。正如前南斯拉夫历史历史学家伊万·博士日奇所说，塞尔维亚人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抛弃了充当‘南斯拉夫人的皮埃蒙特’的思想”。[20]这是塞尔维亚人的悲剧，也是全南部斯拉夫人的悲剧。大国外交客观上促进了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也给这些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四、结束语
塞尔维亚的独立是在依靠自己力量（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基础上，在俄土战争和大国外交干预的背景下获得的。它的独立进程反映出东欧弱小民族独立和发展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
（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主要通过自身斗争和努力。没有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和持久不懈的努力，独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仅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如此。
（二）东欧弱小民族在近代史上处于几个欧洲大国——俄国、奥地利（奥匈）、德国、法国、英国的包围中，它们的独立和发展必然受到这些大国的影响。大国的干预，特别是俄国在俄土战争中对土耳其的打击，客观上有利于巴尔干人民的解放事业。但这种从各大国利益出发的干预也给巴尔干民族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柏林条约后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和兼并。
（三）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解放，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反对共同的敌人。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在1875—187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高举联合团结的大旗，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向高潮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也应注意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内部的团结。塞尔维亚第一次民族起义的失败与内部不和有关，而后来米洛什派人暗杀卡拉乔尔杰更是给塞尔维亚造成了严重的祸患。
（四）在强权政治的时代，弱小民族很难仅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也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必须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不能一味仰仗某个大国而应开展多边外交，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卡拉乔尔杰的失败与米洛什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后者比前者更会处理塞尔维亚与大国的关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2] 马里奥特：《东方问题，欧洲外交史研究》（Marriott,J.A.R.,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Diplomacy），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2页。
[3] “纳希”，土耳其语，相当于区或县。
[4] 米哈伊尔·博罗·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 1804—1918》（Petrovich, M.B.,A History of Modern Serbia,1804—1918），纽约1976年版，第37页。
[5] 多斯强：《俄国和巴尔干问题》（Doctяи,и.C.,PoDDияц вa.iкaискиǔвоирос），莫斯科1972年版， 第56—58页。
[6]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40页。
[7] 斯塔夫里安诺斯：《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Starrianos, L.S., The Balkans Since 1453,）.纽约1958年版，第247页。
[8] 巴巴拉·杰拉维奇：《巴尔干史》（两卷本）（ Jelavich,Barbara., History of the Balkans），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9]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59页。
[10] 乔治斯·卡斯特拉：《巴尔干史》（ Georges, Castella,History of the Balkan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0页。
[11] 斯塔夫里安诺斯：《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第248页。
[12] 保罗·肖伯：《欧洲大国与近东问题》（Paul.F.Shupp,TheEuropean Powers and the Near Eastern Question 1806—1807），纽约1966年版，第74页。
[13] 杰拉维奇：《巴尔干史》，第241页。
[14]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95页。
[15] 同上，第9卷，第14页。
[16] 布拉尼米尔·杨科维奇：《国际关系中的巴尔干》（Jankovic, Branimir M., The Balka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麦克 米兰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7]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381页。
[18] 彼得罗维奇：《现代塞尔维亚史》，第381—382页。
[19] 戴维·马肯齐：《塞尔维亚人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1875—1878》（Mackenzie, David, The Serbs and RussianPanSlavism, 1875—1878），纽约1967年版，第30页。
[20] 伊万·博士日奇等：《南斯拉夫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