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三国干涉还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外交转折
张富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7年02期第225-231页
【作者简介】张富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一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结束，日本达到了对华战争的目的。然而日本企图一举占有辽东半岛的行径，直接触犯了沙俄南侵的目标。于是，这个老牌侵略扩张主义国家就联合德、法两国，演就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沙俄对于远东地区早就怀有觊觎之心，它所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旨在随时可以“饮马于黑龙江”，“并指向朝鲜或印度境界而先开事端”。[1]这固然同日本“攻取朝鲜，以制辽东”的战略方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沙俄在亚洲争夺霸权的主要对手是英国，所以沙俄在朝鲜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是：利用日本削弱中国，进而牵制英国。在“中国愈弱，对俄国愈有利”[2] 并乘中国削弱之际“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3]的这样一种复杂心理的支配下，沙俄政府或多或少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起了纵容日本对华侵略的作用。中日战争结束后，沙俄政府为中国的惨败而感到高兴，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曾进言俄皇道：“中华帝国在今日被破坏的情况下，即使北京政府会进行一些必需的内政改革，亦很难即刻复原，以致‘威胁’俄国，吾人不能希望有更合适的邻居”。[4]他认为，俄国应乘机在太平洋取得一个不冻港，这个港口——按俄皇的话来说“应在中国大陆上（朝鲜东南部），而且应有一条土地把他与俄国本土连接起来”——合并便于西伯利亚铁路通过的一部分满洲土地。[5]在马关议和期间，俄国政府首脑的心理状态十分矛盾，既企图承认日本的勒索，以便换取其在华的更多特权，又恐怕日本勒索过奢，损害其在满洲的利益，因而多次表示：“俄已与英、法订约，明告日本不可过于得意，现已侯阅看日本需索条款，如所索过奢，三国必能设法调停”。“如日要索太过，必立即出来约英、法劝其退让”。[6]“倭若妄勒索地，当邀英法调处”。[7]及日本在马关提出议和条件，俄国为日本企图一举割占辽东半岛的野心而感到恼火。若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并独霸朝鲜，不仅将使俄国的远东政策化为泡影，而且需要调动数十万军队来保护俄国边境和西伯利亚铁路。因此罗拔诺夫不无愤怒地指出：“这些被日本硬塞进条约的苛刻条件，尤其是要求割让辽东半岛，俄国甚至比中国更感到厌恶。”[8] 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顺利完成，并维持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进出，沙俄政府痛感有“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迫使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的必要[9]。但俄国又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日本让步，最佳的办法，就是联合其他国家一道加以干预。
德国在中日战事之初虽持旁观态度，且在中国正式向列强请求调停之时，态度仍不积极；但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极不愿意日本占据中国大陆的土地。何况它早就希冀在中国攫取一岛屿或一港湾，作为在远东的军事和商务基地。而中日议和不啻提供了实现此种目标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德国很希望把俄国的势力引向东方，“在亚洲事件上与俄国合作，必定会影响俄国在欧洲事务上对我们的态度，这种影响是无可估量的”。[10]因此，早在1895年3月8日，德国政府就通过该国驻日公使屈米德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劝告日本政府不要有割让中国土地的企图，[11]并于此时开始考虑对日加以武装干涉的问题。[12]及日本提出媾和草约，德国态度更为积极，外交大臣马沙尔认为：若日本割占旅顺，“会使日本控制直隶海湾，因此事实上降中国为日本之保护国”，这样“足以危害欧洲的和平”。[13]原驻华公使巴兰德认为：“如德国能成功地减轻日本的条件……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最有利的结果”。为此，他上书德皇，陈述若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和约，不仅可以获得俄英法的同情，离间俄法同盟，且可为将来占领中国港湾辅平道路。[14]
法国的态度原来相当暧昧，而此后对中日和约的关切，其主要的目的是希冀从中国获得一种补偿——即占有台湾和澎湖列岛。法国政府曾试图与英国联合行动，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后因英国反映冷淡作罢。[15]中日媾和草约公布后，法国有意与俄国采取一致行动，“法绝不任日本占华土地，与俄见解相同，故俄若有举动，法必携手同行”。[16]这样做，既可改变长期受德国排挤的孤立状态，又可藉以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
德国既然反对日本占领大陆土地，于是在3月23日首先向俄国表示了干涉中日和议之意。至1895年4月8日，更是向俄国政府接洽联合干涉还辽之事。[17]这与俄国一拍即合。4月11日，俄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财政大臣维特指出：“照目前形势，倘俄国采取行动，当属有利……吾人不能任日本占领南满，倘要求不获实现，不得已惟有采取必要之行动，谅不致引起对日战争……吾人但派遣军舰开始对日本海军作敌对之示威，并轰击日本海港，但不可占领任何土地。这样，吾人将变成中国之救命恩人，中国必然会看重俄国之功绩，将来会同意以和平方式修改两国边界条约。”[18]会议决定：“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若日本拒绝劝告，则俄将保留行动自由……”[19]不久，俄国政府正式决定联合德、法，共同实行对日干涉。4月17日，罗拔诺夫召见德国驻俄代办齐尔绪基，发表以下声明：“英国的背弃，将担任维持俄国东亚利益——即欧洲利益的义务，单独加于俄国身上。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希望德、法两国加入此一行动，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目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其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其陷于孤立。”[20]德国获知俄国决心后，遂下令遣舰队东来，准备与俄国远东舰队采取一致行动。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公使联袂前往日本外务省，代表本国政府对日本割占辽东提出异议。沙俄公使希特罗渥在口述备忘录中谈到：“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媾和条件，对辽东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永久之和平发生障碍。因此，俄国政府为了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诚实之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21]德、法两国公使的“劝告”内容，大致与俄国相同，但德国公使的措辞显得更加强硬些，其中表示：“日本必须让步，因为与三国抗争是没有希望的。”[22]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听完三国公使的口述备忘录，顿时“显出惊慌之色”，立即询问：“三国对于暂时占据辽东半岛，例如等到赔款交付为止，是否也要抗议？”三国公使声明：“土地问题只是决定性占领”。[23]
二
其实，早在订立《马关条约》前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就预料到：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为此，伊藤在呈交天皇的报告中就表示了这种担忧：“与中国媾和，使之谈判不论成功与否，若一旦明立言媾和条件，即难保不招致第三国之容喙干涉……”他建议：“此种干涉既然迟早不可避免，自应体察时机，以外交手段尽力周旋，使其缓急得宜”。[24]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谅解或支持。例如，鉴于德国首先反对日本对中国大陆土地的占领，日本政府在提出中日议和草约的第二天，特电令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向德国政府通报“日本将要求满洲的部分领土”一事，明确承诺：要使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成为直隶湾的直布罗陀”；并再次表示：“德国完全有权在华南要求一省——此种占领要比我们所有非洲殖民地还有价值”。此外，青木还暗示，日本不会反对俄国为了建造西伯利亚铁路而取得满洲的一部分土地；英国则可以获得舟山等。[25]与此同时，日本亦试图通过在中日和约上的一些让步，来换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例如，在4月10日马关第四次会议上，日本提出的修正案，对通商各条作了略微的修改，对列强颇有微词的赔款额，亦从3万万两减少至2万万两。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二天，陆奥宗光又电令驻德和驻俄公使，将中日订约之事通知德俄两国政府，表示希望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从青木的回电中，陆奥了解到“欧洲各国之强力干涉似乎不可避免”，但考虑到“政府已成骑虎之势”，只能一意孤行，“虽冒如何之危险，除表示维持目前地位一步不让之决心外，别无他策”。[26]4月23日，三国正式加以干预，伊藤写道：“若不接受，将不辞武力干涉之气势，于是迄今醉于战胜而狂欢无度之国民，矜夸发扬国威国权之功，而扬扬得意之政府当局，遇此青天霹雳，突然失色，几乎不知所措。此际若拒绝三国之忠言，必须有和彼等见诸炮火间之决心，而以我国战后疲劳之实力，决不可能应付彼等，然而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则战胜之光荣将突然消逝，对外则贻笑列国，对内则将引起国民之公愤。”[27]4月24日，日本内阁在广岛举行紧急会议，鉴于“当时我国的征华军队都属全国精锐部队，现在完全驻扎在辽东半岛；我大力舰队亦都派往澎湖列岛，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现在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28]，决定不可与三国破裂。次日，复决定，暂对三国分别答复，通过单独交涉，寻找突破口。陆奥又因三国干涉系由俄国所领导，故特命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向俄国外务部再行交涉，以求妥协。该命令大意是：“中日媾和条约现已经我皇上批准，放弃辽东半岛实难办到。希贵公使请俄国政府对此项劝告重加考虑，如俄政府不欲损害日俄两国间一向存在的亲密友好关系的话。”同时还保证：“日本将来虽然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亦不致危及俄国利益。关于朝鲜独立，日本政府一定满足俄国政府的要求”。[29]但“俄国似别怀疑虑，认为日本一旦在辽东半岛占有优良军港，其势力不会局限于该半岛内，将来终必并吞朝鲜全国以及满洲北部的富饶之地，在海陆两方面均将危及俄国领土。”[30]有鉴于此，俄国政府决定断然拒绝日本政府上述的请求。不久，日本政府通过其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三国政府提交照会，内中提出修正方案：只保留对金州的永久占领权；在中国政府全面履行讲和条件的义务之前，以辽东半岛作担保；并敦请重新考虑日本政府所谓的“友谊的劝告”。然而沙俄政府并不接受这种妥协方案，表示不改动当初的“劝告”。与此同时，日本还以英国在华利益最大，与俄国矛盾最深，企图通过离间英俄关系，请英国出面施加压力。此外，“日本政府深恐中国受俄、德、法三国干涉运动之引诱，拒绝批准条约，终于不得不再度限于炮火相见，为尽量能防患于未然，不得不期望美国出面作友谊之协力”，[31]以促成马关条约的实施。
然而日本煞费苦心的外交，三番五次的游说，均未能获得明显的效果。俄国因为日本割占辽东的举措直接损害了它在远东的利益，为此，它发起“三国干涉”，且作好了不惜动用武力的准备，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势。德国虽想“避免露出吾人对日本比俄、法还要不能容忍”，以致过分得罪日本，但它实在不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于膨胀，从而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亦为了“恢复为德国幸福所必需的俄德友谊，以便作为今后的合作的阶梯”[32]，所以德国驻日公使多次表示，希望日本能认清是德国而非俄法掌握着此次干涉的主动权，以示其意志的坚定。法国在这次干涉行动中虽“不象德国那样率先逢迎俄国的意图，而且开始时尚稍有踌躇”[33]，但它长期受德国孤立，好不容易攀上俄国这个强大的盟友，因而在对外政策上，不能不唯俄国的马首是瞻，何况日本又抢先一步占据了它所梦寐以求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当时的英国，与俄法都有矛盾，而对明示不妨害它在长江流域通商利益的日本有所好感。但英国虽然有意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南下，却无意为了日本而加深与沙俄的对立。所以，英国“不过在吞吞吐吐之间”，以“恪守局外中立”为由，拒绝日本关于提供援助的请求[34]。至于美国，虽对日本的“友谊可谓不薄”，因为对中国无领土的野心，又不愿与俄德法三国交恶，但作为一种姿态，它承诺：“在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可以协助日本。关于媾和条约一事，可……劝告中国从速批准”。[35]这样，日本施行的各个击破，拉拢强援，实现其永久侵占辽东半岛的企图落空了。
在国际的舆论压力及三国的武力恫吓下，日本政府只得考虑以让步了事。5月4日，日本内阁在京都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完全接受三国的劝告，放弃辽东半岛的所有权，至于马关条约的批准交换不变。同日，日本向三国宣称：“鉴于俄、德、法三国政府的友谊忠告，约定放弃永远占领辽东半岛。[36]日本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三国“劝告”的，其内心并非真的愿意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政府早就“抱定决心：对于三国纵使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37]在还辽问题上对中国更是“意存要挟，索望其奢”，最初提出赎辽代价为一万万两，企图以如此巨额的偿金，使得中国难以有能力偿付，这样，既对三国有个交待，又达到了其长期占领辽东半岛的目的。但这种阴谋早被俄国所窥破，为了防微杜渐，俄国联合德法两国拟定还辽大纲四端，其中第一端即明确规定：“日本依三国忠告，放弃中国大陆领土，为此可能要求之赔款必须作适度的调整。”[38]中国亦欲借助三国之力，抵制日本苛刻索取。故日本深恐三国反对，遂将赔款减少到五千万两。但俄国仍认为日本索赔过苛，因此会同德法二国，再次向日本施加压力。9月11日，三国驻日公使同至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备忘录，建议辽东半岛的赎款应减少至三千万两，一俟该款付清，日军即行撤出辽东半岛。日本震于声势，决定接受三国的要求：将辽东半岛的赔款减至三千万两，并在中国交清三千万两赔款之后，不以签订中日通商条约为条件，三个月内即行撤兵。10月9日，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正式以三国还辽办法通知中国驻俄德大臣许景澄，并称已得到日本政府承认。[39]10月14日，清政府还辽、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驻华日本公使林董议商还辽事宜。在谈判中，李鸿章多次恳请减低赎辽代价，林董不肯，欲减低纹银成色，亦不允。[40]至11月8日两国签订《日本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六款，及专条一款。[41]
三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于处心积虑地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不啻是当头一棒。马关议和期间，日本政府以战胜者自居，不仅强行索取巨额赔款，而且要求割占领土，其气焰可谓嚣张之极。然而风云突变，三国干涉还辽，打乱了日本实现“东洋盟主”的迷梦。而对于沉浸在对中国战争胜利的狂热之中的日本社会，更“似被一种政治恐怖所袭击，惊愕之余而陷于沉郁，忧心忡忡，好比感到我国的要地即将受到三国炮击一般”。[42]然而这一事件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却更多的是负面的、消极的，乃至是反动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痛定思痛，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放弃侵略政策，共建世界和平。相反，却在军国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日本都推向了邪恶的战争。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者的态度仍然十分嚣张，当时被称为属于对外强硬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在京都面晤伊藤总理谈到三国干涉事件时，伊藤曾说：“现在倾听高见，还不如与大炮商量”。[43]平素反对政府的党派，则把“一切屈辱、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措施失当，对政府的外交大加责难。‘战争胜利、外交失败’这种攻击之声起于四方，这个反响直到目前仍在喧闹不休”。[44]有人甚至在议会上说，这是日本的“千古未有之大辱”。[45]日本很有影响的右翼报纸《日本》更以“卧薪尝胆”为题，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战果丢掉了一半”。山县有朋则提出“战后经营策”，其中强调道：“过去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欲使此次战争之战果不致为乌有，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非谋求利益线之扩张不可”。[46]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每年军费开支维持在预算的40%左右，全部扩军预算约达两亿八千万元，其中约二亿元来自中国的赔款。陆军方面，增设六个师团，现役军人从1893年的七万人增加到十五万人。而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建立的旨在对付俄国或俄法、俄德、俄中联合舰队的“六六舰队”，其总吨位从六万二千余吨增至二十六万四千吨。为了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及其与军事相关的钢铁、机械、造船、煤炭和铁路航运电信事业，从而使军事工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金本位制的建立，又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从三国还辽事件的1895年至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日本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一倍。可以说，这十年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成倍增长时期。不过，由于这种“成倍增长”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基础十分脆弱。一方面，日本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资本输出能力十分薄弱，手工工场及落后的家庭手工业仍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却已出现了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并且积极参与分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正由于这一畸形发展的特点，使日本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俄国的外交在远东有两大目标：“把日本从大陆排斥出去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通过中国领土延伸下去。”[47]而沙俄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正是其为达到这两大目标的一个重要举措。干涉还辽的成功，加速了沙俄远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并加剧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从而使得国际帝国主义在东北亚角逐，从此时起主要表现为日俄间的争夺和冲突。在沙俄加紧利用铁路和银行向中国东北扩展势力的同时，日本也积极利用朝鲜的“独立地位”，在朝鲜排挤亲俄势力。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内阁就派遣内务相井上馨为驻朝公使。井上馨赴朝不久，即向朝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条内政“改革纲领”，通过从朝鲜攫取修筑铁路、开放港口、租借海军要塞以及“保护电讯线路和海关特权”，旨在抢先“去控制朝鲜政府，”[48]即“抢先占领”朝鲜的战略要地，并进而迫使朝鲜逐步殖民地化，以达到独占的目的。但日本公使在1895年10月一手制造的“乙未政变”，引起列强的猜忌和不满。而沙俄则想趁机攫取出兵朝鲜的权利。1896年5月，日俄驻朝公使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韦贝—小村备忘录》，明确规定：俄国有权在朝鲜拥有与日本同样数量的武装警卫队。在朝鲜“秩序恢复”之后，两国军队立即撤退。6月9日，俄日两国再次签订有关朝鲜问题的《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其中规定：日俄在相互同意下，可以对朝鲜财政加以“援助”和“劝告”。[49]1897年俄国加紧对朝鲜的渗透，同时又企图以朝鲜为诱饵，采取“安抚”手段，诱使日本不反对它占领旅顺口；并阻止日本趁机占据朝鲜。日本政府对于俄国连续向朝鲜的渗透及对旅顺口的野心深感“愤懑”，一方面，向俄国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则提出了瓜分“满朝”的建议，即“对朝鲜提供意见和帮助的义务应由日本承担。倘若俄国赞同这一见解，日本政府则认为满洲及其沿海地区在日本利益和关注的范围之外。”[50]但既想占领旅顺又不肯放弃在朝鲜特殊地位的沙俄，自然不会同意的。1900年俄国在“保护”中东铁路的幌子下，强行占据了中国东三省，企图“使满洲变成布哈拉”。[51]沙俄企图一举实现南下的举措，更加剧了与日本的矛盾。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认为，对于沙俄的行动，单靠外交手段已无济于事，而只能以“大和魂”对付之。9月15日，他上奏道：“俄国不仅要吞并满洲，而且要吞并朝鲜的野心，业已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事已至此，以区区外交手段相对之，已属无益”。为此他请求天皇“赐决迅速商议讨俄”。[52]1896—1898年间，日本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先后与俄国政府达成三次协议。但随着日俄争夺东北亚矛盾在加剧，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侵略权益的激化，“日俄协商”终于流产。日俄战争一触即发。
日俄矛盾的日益激化，促使日本逐渐与英国相攀援，并最终缔结了日英同盟条约。日本考虑对外结盟，是从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开始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领导集团深刻地认识到：要推行“大陆政策”，单靠对华战争的胜利，而不同欧美列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是难以维护和保证它的侵略权益的。1895年5月8日，驻俄公使西德就向陆奥建议：“我若有占领辽东半岛之意，并欲在朝鲜巩固我国势力，我国不仅需要有充实之军备，并须尽量乘机结交英国，以期日后得其助力”。[53]1901年，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在组阁时明确指出：“独力担当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相机与欧洲某一国缔结某种协定”。[54]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提出，在俄英两强国之间，“拢络其中一国，使之成为我国的朋友，以打破他们的联合”。[55]为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卧薪尝胆”，准备十年的备战计划，等待时机，另一方面，则通过外交途径与欧洲强国结盟。由于日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以及英国希望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南下的图谋，终于使日本与英国在1902年1月和5月先后签定了第一次同盟条约和军事协定。
日英同盟条约的签定，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日本从此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联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该条约获得德美等多数列强的支持，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而使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得日渐孤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条约的成立，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所说：“英日同盟虽然不是旨在策动日本政府走向极端，但它引起的、而且必然会引起的后果，是使日本感觉到它可以与它在远东的大敌进行较量，而不用担心欧洲会象上次那样进行干涉并夺去它的胜利果实。”[56]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以日俄双方为主的、背后有帝国主义结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演习战。通过日俄战争和此后订立的《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实现了对俄作战的目的：获得了独霸朝鲜的绝对权力；把中国辽东半岛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博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取得了显著的报酬。日本获得了满洲及韩国制驭权，取得了旅大和库页岛南部，又因为击败俄国的海军而自然地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内除了英国之外，造成了任何国家也难以匹敌的优势”。[57]日俄战争后，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更加膨胀，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又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
日俄战争基本上解除了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的主要障碍和敌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目标，此后就集中到如何霸占朝鲜以及如何控制其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上，在逐步完成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后，则是力图独霸满洲进而及于蒙古并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
注释：
[1]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8页—181，197页。
[2][4]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46页，150页。
[3]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2页。
[5]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俄帝侵略满洲史》， 第54—55页。
[6] 《清季外交史料》，第106卷，第1、20页。
[7]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6卷，第6页。
[8] A·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3年版，第221页。
[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59页。
[10] 《德国外交部档案》（ Die grosse politik dereuropaischen kabinette），第9卷，第57章，第2238号。
[11] 《蹇蹇录》，第179—180页。
[12][13][14][17]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27，2232，2238，2237号文件。
[15] 参见施阿兰（Gerard,A.）：《使华记1893—1897》（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第1卷，第3章。
[16] 《甲午中日战辑》三，附裒私议以广公见论。
[18]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56页。
[1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译》，第159页。
[20][22]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43，2252号。
[21] 《蹇蹇录》，第156页。
[23][25]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51，2231号。
[24] 《蹇蹇录》，第120页。
[26][28][29][30] 《蹇蹇录》，第157，160，161，165页。
[27] 《日本帝国议会志》，第3卷，第969页。
[31][32][33][34][35] 《蹇蹇录》，第161、185、 184、162、162页。
[36] 伊藤博文：《秘书类纂》，附件第八十四号，第八十五号。
[37] 《蹇蹇录》第160页。
[38]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75号文件。
[39]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集》，电稿，第10卷。
[4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8卷，第1—5页。
[41]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8卷，第6页。
[42][43][44] 《蹇蹇录》，第188，188，189页。
[45] 参见满川龟太郎：《三国干涉以后》，传统与现代社1977年重印，第17页。
[46]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8—233页。
[47] A.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 第229页。
[48] 藤清道生：《日清战争》，第134页。
[49]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174—176页。
[50] 日本外务省：《日俄交涉史》，上，第291—293页。
[51] 意即变成俄国的领地。见亚尔莫村斯基编：《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83页。
[52] 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199—201页。
[53] 《蹇蹇录》，第178页。
[54]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154页。
[55] 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千仓书房1938年，第307—308页。
[56]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上册，中译本，第231页。
[57] 罗斯福语，引自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25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7年02期第225-231页
【作者简介】张富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结束，日本达到了对华战争的目的。然而日本企图一举占有辽东半岛的行径，直接触犯了沙俄南侵的目标。于是，这个老牌侵略扩张主义国家就联合德、法两国，演就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沙俄对于远东地区早就怀有觊觎之心，它所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旨在随时可以“饮马于黑龙江”，“并指向朝鲜或印度境界而先开事端”。[1]这固然同日本“攻取朝鲜，以制辽东”的战略方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沙俄在亚洲争夺霸权的主要对手是英国，所以沙俄在朝鲜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是：利用日本削弱中国，进而牵制英国。在“中国愈弱，对俄国愈有利”[2] 并乘中国削弱之际“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3]的这样一种复杂心理的支配下，沙俄政府或多或少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起了纵容日本对华侵略的作用。中日战争结束后，沙俄政府为中国的惨败而感到高兴，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曾进言俄皇道：“中华帝国在今日被破坏的情况下，即使北京政府会进行一些必需的内政改革，亦很难即刻复原，以致‘威胁’俄国，吾人不能希望有更合适的邻居”。[4]他认为，俄国应乘机在太平洋取得一个不冻港，这个港口——按俄皇的话来说“应在中国大陆上（朝鲜东南部），而且应有一条土地把他与俄国本土连接起来”——合并便于西伯利亚铁路通过的一部分满洲土地。[5]在马关议和期间，俄国政府首脑的心理状态十分矛盾，既企图承认日本的勒索，以便换取其在华的更多特权，又恐怕日本勒索过奢，损害其在满洲的利益，因而多次表示：“俄已与英、法订约，明告日本不可过于得意，现已侯阅看日本需索条款，如所索过奢，三国必能设法调停”。“如日要索太过，必立即出来约英、法劝其退让”。[6]“倭若妄勒索地，当邀英法调处”。[7]及日本在马关提出议和条件，俄国为日本企图一举割占辽东半岛的野心而感到恼火。若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并独霸朝鲜，不仅将使俄国的远东政策化为泡影，而且需要调动数十万军队来保护俄国边境和西伯利亚铁路。因此罗拔诺夫不无愤怒地指出：“这些被日本硬塞进条约的苛刻条件，尤其是要求割让辽东半岛，俄国甚至比中国更感到厌恶。”[8] 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顺利完成，并维持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进出，沙俄政府痛感有“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迫使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的必要[9]。但俄国又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日本让步，最佳的办法，就是联合其他国家一道加以干预。
德国在中日战事之初虽持旁观态度，且在中国正式向列强请求调停之时，态度仍不积极；但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极不愿意日本占据中国大陆的土地。何况它早就希冀在中国攫取一岛屿或一港湾，作为在远东的军事和商务基地。而中日议和不啻提供了实现此种目标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德国很希望把俄国的势力引向东方，“在亚洲事件上与俄国合作，必定会影响俄国在欧洲事务上对我们的态度，这种影响是无可估量的”。[10]因此，早在1895年3月8日，德国政府就通过该国驻日公使屈米德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劝告日本政府不要有割让中国土地的企图，[11]并于此时开始考虑对日加以武装干涉的问题。[12]及日本提出媾和草约，德国态度更为积极，外交大臣马沙尔认为：若日本割占旅顺，“会使日本控制直隶海湾，因此事实上降中国为日本之保护国”，这样“足以危害欧洲的和平”。[13]原驻华公使巴兰德认为：“如德国能成功地减轻日本的条件……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最有利的结果”。为此，他上书德皇，陈述若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和约，不仅可以获得俄英法的同情，离间俄法同盟，且可为将来占领中国港湾辅平道路。[14]
法国的态度原来相当暧昧，而此后对中日和约的关切，其主要的目的是希冀从中国获得一种补偿——即占有台湾和澎湖列岛。法国政府曾试图与英国联合行动，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后因英国反映冷淡作罢。[15]中日媾和草约公布后，法国有意与俄国采取一致行动，“法绝不任日本占华土地，与俄见解相同，故俄若有举动，法必携手同行”。[16]这样做，既可改变长期受德国排挤的孤立状态，又可藉以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
德国既然反对日本占领大陆土地，于是在3月23日首先向俄国表示了干涉中日和议之意。至1895年4月8日，更是向俄国政府接洽联合干涉还辽之事。[17]这与俄国一拍即合。4月11日，俄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财政大臣维特指出：“照目前形势，倘俄国采取行动，当属有利……吾人不能任日本占领南满，倘要求不获实现，不得已惟有采取必要之行动，谅不致引起对日战争……吾人但派遣军舰开始对日本海军作敌对之示威，并轰击日本海港，但不可占领任何土地。这样，吾人将变成中国之救命恩人，中国必然会看重俄国之功绩，将来会同意以和平方式修改两国边界条约。”[18]会议决定：“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若日本拒绝劝告，则俄将保留行动自由……”[19]不久，俄国政府正式决定联合德、法，共同实行对日干涉。4月17日，罗拔诺夫召见德国驻俄代办齐尔绪基，发表以下声明：“英国的背弃，将担任维持俄国东亚利益——即欧洲利益的义务，单独加于俄国身上。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希望德、法两国加入此一行动，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目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其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其陷于孤立。”[20]德国获知俄国决心后，遂下令遣舰队东来，准备与俄国远东舰队采取一致行动。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公使联袂前往日本外务省，代表本国政府对日本割占辽东提出异议。沙俄公使希特罗渥在口述备忘录中谈到：“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媾和条件，对辽东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永久之和平发生障碍。因此，俄国政府为了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诚实之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21]德、法两国公使的“劝告”内容，大致与俄国相同，但德国公使的措辞显得更加强硬些，其中表示：“日本必须让步，因为与三国抗争是没有希望的。”[22]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听完三国公使的口述备忘录，顿时“显出惊慌之色”，立即询问：“三国对于暂时占据辽东半岛，例如等到赔款交付为止，是否也要抗议？”三国公使声明：“土地问题只是决定性占领”。[23]
二
其实，早在订立《马关条约》前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就预料到：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为此，伊藤在呈交天皇的报告中就表示了这种担忧：“与中国媾和，使之谈判不论成功与否，若一旦明立言媾和条件，即难保不招致第三国之容喙干涉……”他建议：“此种干涉既然迟早不可避免，自应体察时机，以外交手段尽力周旋，使其缓急得宜”。[24]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谅解或支持。例如，鉴于德国首先反对日本对中国大陆土地的占领，日本政府在提出中日议和草约的第二天，特电令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向德国政府通报“日本将要求满洲的部分领土”一事，明确承诺：要使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成为直隶湾的直布罗陀”；并再次表示：“德国完全有权在华南要求一省——此种占领要比我们所有非洲殖民地还有价值”。此外，青木还暗示，日本不会反对俄国为了建造西伯利亚铁路而取得满洲的一部分土地；英国则可以获得舟山等。[25]与此同时，日本亦试图通过在中日和约上的一些让步，来换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例如，在4月10日马关第四次会议上，日本提出的修正案，对通商各条作了略微的修改，对列强颇有微词的赔款额，亦从3万万两减少至2万万两。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二天，陆奥宗光又电令驻德和驻俄公使，将中日订约之事通知德俄两国政府，表示希望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从青木的回电中，陆奥了解到“欧洲各国之强力干涉似乎不可避免”，但考虑到“政府已成骑虎之势”，只能一意孤行，“虽冒如何之危险，除表示维持目前地位一步不让之决心外，别无他策”。[26]4月23日，三国正式加以干预，伊藤写道：“若不接受，将不辞武力干涉之气势，于是迄今醉于战胜而狂欢无度之国民，矜夸发扬国威国权之功，而扬扬得意之政府当局，遇此青天霹雳，突然失色，几乎不知所措。此际若拒绝三国之忠言，必须有和彼等见诸炮火间之决心，而以我国战后疲劳之实力，决不可能应付彼等，然而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则战胜之光荣将突然消逝，对外则贻笑列国，对内则将引起国民之公愤。”[27]4月24日，日本内阁在广岛举行紧急会议，鉴于“当时我国的征华军队都属全国精锐部队，现在完全驻扎在辽东半岛；我大力舰队亦都派往澎湖列岛，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现在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28]，决定不可与三国破裂。次日，复决定，暂对三国分别答复，通过单独交涉，寻找突破口。陆奥又因三国干涉系由俄国所领导，故特命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向俄国外务部再行交涉，以求妥协。该命令大意是：“中日媾和条约现已经我皇上批准，放弃辽东半岛实难办到。希贵公使请俄国政府对此项劝告重加考虑，如俄政府不欲损害日俄两国间一向存在的亲密友好关系的话。”同时还保证：“日本将来虽然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亦不致危及俄国利益。关于朝鲜独立，日本政府一定满足俄国政府的要求”。[29]但“俄国似别怀疑虑，认为日本一旦在辽东半岛占有优良军港，其势力不会局限于该半岛内，将来终必并吞朝鲜全国以及满洲北部的富饶之地，在海陆两方面均将危及俄国领土。”[30]有鉴于此，俄国政府决定断然拒绝日本政府上述的请求。不久，日本政府通过其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三国政府提交照会，内中提出修正方案：只保留对金州的永久占领权；在中国政府全面履行讲和条件的义务之前，以辽东半岛作担保；并敦请重新考虑日本政府所谓的“友谊的劝告”。然而沙俄政府并不接受这种妥协方案，表示不改动当初的“劝告”。与此同时，日本还以英国在华利益最大，与俄国矛盾最深，企图通过离间英俄关系，请英国出面施加压力。此外，“日本政府深恐中国受俄、德、法三国干涉运动之引诱，拒绝批准条约，终于不得不再度限于炮火相见，为尽量能防患于未然，不得不期望美国出面作友谊之协力”，[31]以促成马关条约的实施。
然而日本煞费苦心的外交，三番五次的游说，均未能获得明显的效果。俄国因为日本割占辽东的举措直接损害了它在远东的利益，为此，它发起“三国干涉”，且作好了不惜动用武力的准备，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势。德国虽想“避免露出吾人对日本比俄、法还要不能容忍”，以致过分得罪日本，但它实在不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于膨胀，从而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亦为了“恢复为德国幸福所必需的俄德友谊，以便作为今后的合作的阶梯”[32]，所以德国驻日公使多次表示，希望日本能认清是德国而非俄法掌握着此次干涉的主动权，以示其意志的坚定。法国在这次干涉行动中虽“不象德国那样率先逢迎俄国的意图，而且开始时尚稍有踌躇”[33]，但它长期受德国孤立，好不容易攀上俄国这个强大的盟友，因而在对外政策上，不能不唯俄国的马首是瞻，何况日本又抢先一步占据了它所梦寐以求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当时的英国，与俄法都有矛盾，而对明示不妨害它在长江流域通商利益的日本有所好感。但英国虽然有意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南下，却无意为了日本而加深与沙俄的对立。所以，英国“不过在吞吞吐吐之间”，以“恪守局外中立”为由，拒绝日本关于提供援助的请求[34]。至于美国，虽对日本的“友谊可谓不薄”，因为对中国无领土的野心，又不愿与俄德法三国交恶，但作为一种姿态，它承诺：“在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可以协助日本。关于媾和条约一事，可……劝告中国从速批准”。[35]这样，日本施行的各个击破，拉拢强援，实现其永久侵占辽东半岛的企图落空了。
在国际的舆论压力及三国的武力恫吓下，日本政府只得考虑以让步了事。5月4日，日本内阁在京都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完全接受三国的劝告，放弃辽东半岛的所有权，至于马关条约的批准交换不变。同日，日本向三国宣称：“鉴于俄、德、法三国政府的友谊忠告，约定放弃永远占领辽东半岛。[36]日本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三国“劝告”的，其内心并非真的愿意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政府早就“抱定决心：对于三国纵使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37]在还辽问题上对中国更是“意存要挟，索望其奢”，最初提出赎辽代价为一万万两，企图以如此巨额的偿金，使得中国难以有能力偿付，这样，既对三国有个交待，又达到了其长期占领辽东半岛的目的。但这种阴谋早被俄国所窥破，为了防微杜渐，俄国联合德法两国拟定还辽大纲四端，其中第一端即明确规定：“日本依三国忠告，放弃中国大陆领土，为此可能要求之赔款必须作适度的调整。”[38]中国亦欲借助三国之力，抵制日本苛刻索取。故日本深恐三国反对，遂将赔款减少到五千万两。但俄国仍认为日本索赔过苛，因此会同德法二国，再次向日本施加压力。9月11日，三国驻日公使同至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备忘录，建议辽东半岛的赎款应减少至三千万两，一俟该款付清，日军即行撤出辽东半岛。日本震于声势，决定接受三国的要求：将辽东半岛的赔款减至三千万两，并在中国交清三千万两赔款之后，不以签订中日通商条约为条件，三个月内即行撤兵。10月9日，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正式以三国还辽办法通知中国驻俄德大臣许景澄，并称已得到日本政府承认。[39]10月14日，清政府还辽、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驻华日本公使林董议商还辽事宜。在谈判中，李鸿章多次恳请减低赎辽代价，林董不肯，欲减低纹银成色，亦不允。[40]至11月8日两国签订《日本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六款，及专条一款。[41]
三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于处心积虑地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不啻是当头一棒。马关议和期间，日本政府以战胜者自居，不仅强行索取巨额赔款，而且要求割占领土，其气焰可谓嚣张之极。然而风云突变，三国干涉还辽，打乱了日本实现“东洋盟主”的迷梦。而对于沉浸在对中国战争胜利的狂热之中的日本社会，更“似被一种政治恐怖所袭击，惊愕之余而陷于沉郁，忧心忡忡，好比感到我国的要地即将受到三国炮击一般”。[42]然而这一事件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却更多的是负面的、消极的，乃至是反动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痛定思痛，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放弃侵略政策，共建世界和平。相反，却在军国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日本都推向了邪恶的战争。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者的态度仍然十分嚣张，当时被称为属于对外强硬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在京都面晤伊藤总理谈到三国干涉事件时，伊藤曾说：“现在倾听高见，还不如与大炮商量”。[43]平素反对政府的党派，则把“一切屈辱、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措施失当，对政府的外交大加责难。‘战争胜利、外交失败’这种攻击之声起于四方，这个反响直到目前仍在喧闹不休”。[44]有人甚至在议会上说，这是日本的“千古未有之大辱”。[45]日本很有影响的右翼报纸《日本》更以“卧薪尝胆”为题，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战果丢掉了一半”。山县有朋则提出“战后经营策”，其中强调道：“过去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欲使此次战争之战果不致为乌有，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非谋求利益线之扩张不可”。[46]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每年军费开支维持在预算的40%左右，全部扩军预算约达两亿八千万元，其中约二亿元来自中国的赔款。陆军方面，增设六个师团，现役军人从1893年的七万人增加到十五万人。而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建立的旨在对付俄国或俄法、俄德、俄中联合舰队的“六六舰队”，其总吨位从六万二千余吨增至二十六万四千吨。为了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及其与军事相关的钢铁、机械、造船、煤炭和铁路航运电信事业，从而使军事工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金本位制的建立，又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从三国还辽事件的1895年至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日本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一倍。可以说，这十年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成倍增长时期。不过，由于这种“成倍增长”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基础十分脆弱。一方面，日本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资本输出能力十分薄弱，手工工场及落后的家庭手工业仍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却已出现了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并且积极参与分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正由于这一畸形发展的特点，使日本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俄国的外交在远东有两大目标：“把日本从大陆排斥出去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通过中国领土延伸下去。”[47]而沙俄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正是其为达到这两大目标的一个重要举措。干涉还辽的成功，加速了沙俄远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并加剧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从而使得国际帝国主义在东北亚角逐，从此时起主要表现为日俄间的争夺和冲突。在沙俄加紧利用铁路和银行向中国东北扩展势力的同时，日本也积极利用朝鲜的“独立地位”，在朝鲜排挤亲俄势力。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内阁就派遣内务相井上馨为驻朝公使。井上馨赴朝不久，即向朝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条内政“改革纲领”，通过从朝鲜攫取修筑铁路、开放港口、租借海军要塞以及“保护电讯线路和海关特权”，旨在抢先“去控制朝鲜政府，”[48]即“抢先占领”朝鲜的战略要地，并进而迫使朝鲜逐步殖民地化，以达到独占的目的。但日本公使在1895年10月一手制造的“乙未政变”，引起列强的猜忌和不满。而沙俄则想趁机攫取出兵朝鲜的权利。1896年5月，日俄驻朝公使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韦贝—小村备忘录》，明确规定：俄国有权在朝鲜拥有与日本同样数量的武装警卫队。在朝鲜“秩序恢复”之后，两国军队立即撤退。6月9日，俄日两国再次签订有关朝鲜问题的《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其中规定：日俄在相互同意下，可以对朝鲜财政加以“援助”和“劝告”。[49]1897年俄国加紧对朝鲜的渗透，同时又企图以朝鲜为诱饵，采取“安抚”手段，诱使日本不反对它占领旅顺口；并阻止日本趁机占据朝鲜。日本政府对于俄国连续向朝鲜的渗透及对旅顺口的野心深感“愤懑”，一方面，向俄国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则提出了瓜分“满朝”的建议，即“对朝鲜提供意见和帮助的义务应由日本承担。倘若俄国赞同这一见解，日本政府则认为满洲及其沿海地区在日本利益和关注的范围之外。”[50]但既想占领旅顺又不肯放弃在朝鲜特殊地位的沙俄，自然不会同意的。1900年俄国在“保护”中东铁路的幌子下，强行占据了中国东三省，企图“使满洲变成布哈拉”。[51]沙俄企图一举实现南下的举措，更加剧了与日本的矛盾。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认为，对于沙俄的行动，单靠外交手段已无济于事，而只能以“大和魂”对付之。9月15日，他上奏道：“俄国不仅要吞并满洲，而且要吞并朝鲜的野心，业已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事已至此，以区区外交手段相对之，已属无益”。为此他请求天皇“赐决迅速商议讨俄”。[52]1896—1898年间，日本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先后与俄国政府达成三次协议。但随着日俄争夺东北亚矛盾在加剧，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侵略权益的激化，“日俄协商”终于流产。日俄战争一触即发。
日俄矛盾的日益激化，促使日本逐渐与英国相攀援，并最终缔结了日英同盟条约。日本考虑对外结盟，是从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开始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领导集团深刻地认识到：要推行“大陆政策”，单靠对华战争的胜利，而不同欧美列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是难以维护和保证它的侵略权益的。1895年5月8日，驻俄公使西德就向陆奥建议：“我若有占领辽东半岛之意，并欲在朝鲜巩固我国势力，我国不仅需要有充实之军备，并须尽量乘机结交英国，以期日后得其助力”。[53]1901年，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在组阁时明确指出：“独力担当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相机与欧洲某一国缔结某种协定”。[54]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提出，在俄英两强国之间，“拢络其中一国，使之成为我国的朋友，以打破他们的联合”。[55]为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卧薪尝胆”，准备十年的备战计划，等待时机，另一方面，则通过外交途径与欧洲强国结盟。由于日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以及英国希望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南下的图谋，终于使日本与英国在1902年1月和5月先后签定了第一次同盟条约和军事协定。
日英同盟条约的签定，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日本从此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联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该条约获得德美等多数列强的支持，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而使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得日渐孤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条约的成立，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所说：“英日同盟虽然不是旨在策动日本政府走向极端，但它引起的、而且必然会引起的后果，是使日本感觉到它可以与它在远东的大敌进行较量，而不用担心欧洲会象上次那样进行干涉并夺去它的胜利果实。”[56]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以日俄双方为主的、背后有帝国主义结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演习战。通过日俄战争和此后订立的《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实现了对俄作战的目的：获得了独霸朝鲜的绝对权力；把中国辽东半岛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博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取得了显著的报酬。日本获得了满洲及韩国制驭权，取得了旅大和库页岛南部，又因为击败俄国的海军而自然地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内除了英国之外，造成了任何国家也难以匹敌的优势”。[57]日俄战争后，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更加膨胀，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又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
日俄战争基本上解除了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的主要障碍和敌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目标，此后就集中到如何霸占朝鲜以及如何控制其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上，在逐步完成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后，则是力图独霸满洲进而及于蒙古并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
注释：
[1]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8页—181，197页。
[2][4]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46页，150页。
[3]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2页。
[5]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俄帝侵略满洲史》， 第54—55页。
[6] 《清季外交史料》，第106卷，第1、20页。
[7]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6卷，第6页。
[8] A·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3年版，第221页。
[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59页。
[10] 《德国外交部档案》（ Die grosse politik dereuropaischen kabinette），第9卷，第57章，第2238号。
[11] 《蹇蹇录》，第179—180页。
[12][13][14][17]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27，2232，2238，2237号文件。
[15] 参见施阿兰（Gerard,A.）：《使华记1893—1897》（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第1卷，第3章。
[16] 《甲午中日战辑》三，附裒私议以广公见论。
[18]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56页。
[1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译》，第159页。
[20][22]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43，2252号。
[21] 《蹇蹇录》，第156页。
[23][25]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51，2231号。
[24] 《蹇蹇录》，第120页。
[26][28][29][30] 《蹇蹇录》，第157，160，161，165页。
[27] 《日本帝国议会志》，第3卷，第969页。
[31][32][33][34][35] 《蹇蹇录》，第161、185、 184、162、162页。
[36] 伊藤博文：《秘书类纂》，附件第八十四号，第八十五号。
[37] 《蹇蹇录》第160页。
[38]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9卷，第57章，第2275号文件。
[39]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集》，电稿，第10卷。
[4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8卷，第1—5页。
[41]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8卷，第6页。
[42][43][44] 《蹇蹇录》，第188，188，189页。
[45] 参见满川龟太郎：《三国干涉以后》，传统与现代社1977年重印，第17页。
[46]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8—233页。
[47] A.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 第229页。
[48] 藤清道生：《日清战争》，第134页。
[49]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174—176页。
[50] 日本外务省：《日俄交涉史》，上，第291—293页。
[51] 意即变成俄国的领地。见亚尔莫村斯基编：《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83页。
[52] 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199—201页。
[53] 《蹇蹇录》，第178页。
[54]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154页。
[55] 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千仓书房1938年，第307—308页。
[56]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上册，中译本，第231页。
[57] 罗斯福语，引自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