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古代军事后勤思想说要
武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1997年02期第109-112页
【作者简介】武文 辽宁教育学院师训部 讲师 邮编 110032
【关 键 词】维该提阿斯/考底利耶/徙民实边/坚壁清野
在大举兴兵之前，首先要准备好粮草。即使在和平时期后勤工作也不能停顿。这是国家大事，存亡之道。因此，古代的著名军事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多论述，以下略作评议。
一、耕战合一思想 耕战合一或兵农合一的思想，主要产生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国家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军事思想中，这种耕战合一的思想最为浓厚。就中国来说，从姜太公到管仲、商鞅，无不赞赏并推行耕战合一的政策。他们把行政区划与兵役制统一起来[1]，战时则吾农即吾兵；平时则吾兵即吾农。管仲还进而提出工具与战具通用的思想。例如把“铫耨”当作“剑戟”，把“被蓑”当作“铠鑐”，把“菹笠”当作“盾橹”。（《管子·禁藏》）这种工具与战具一致的思想具有中国的特色。古代希腊的军事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色诺芬[2]在他的《经济论》中，盛赞波斯的耕战合一、耕战并重政策。在这里他通过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勒斯的对话形式写道：管理农民与军队的职责分别交由两种官吏负责：一种官吏掌管农民；另一种官吏指挥军队。如果指挥军队的官吏没有保卫好国家，则农业管理人就谴责指挥官说，“居民由于缺乏保护不能耕种土地。”反之，如果农业管理人使土地荒芜而人口稀少，指挥官就谴责他们，“如果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维持军队的开支，也不能交纳贡物。”在有总督的地方，总督同时抓这两项工作。在这里，表露了色诺芬的耕战并重思想，两者互为利用，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反之，“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人也无法生活。”农业不仅可为军队提供大量的税收和贡物，而且能为军队训练出“身体灵活”、善于跑步、投掷和跳高的战士。
古罗马的军事思想家维该提阿斯也同样重视农民出身的战士。他认为“农民更适于军事”。因此他说：在招募新兵时，宁取来自于农村的人民，也不要市民。因为农民吃苦耐劳。如果兵源不足必须从市民中招募新兵，则应教他们劳动、跑步或搬运重物；使他们习惯于日晒、风吹以及粗茶淡饭的生活，并能在露天或简陋的帐幕下宿营。维该提阿斯特别重视士兵的劳动习惯和严格的训练。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军队因劳动而兴旺，因游手好闲而衰弱”。
二、“国家七要素”说 “国家七要素”说的是古代印度政治军事家考底利耶的治国安邦策。考氏在其《政事论》[3]中，把国家概括为由君主、大臣、农村、卫城、国库、军队和同盟七要素构成的统一体。(6·1)这七要素，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都与后勤有关。国库是军费的来源；农村是生产、税收和兵的源泉；卫城是国防的据点，因此，农村、卫城、国库和军队这四者都直接与军事后勤有关，并在国王及其助手大臣的指挥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依赖。“军队植根于国库，如果国库匮乏，军队则倒向敌人或杀害国王。”(8·1)这就是说，没有国库也就没有军队。反之，考氏说：“如果缺乏军队，则国库肯定丧失。”(8·1)卫城、国库和军队这三要素都依赖农村，没有农村的生产、税收和人力，就没有国库的财富、军队的来源和给养以及卫城的供应。所以说，这三要素都“在农村中有它们的源泉。”(8·1)卫城是国库的所在地、军队的防卫中心，也是农村人民的“避难所”(8·1)。因此，卫城对国库、军队和农村也是不可缺少的。七要素中的同盟要素，也与后勤有关。同盟的支援（包括人力和物力）是国家后勤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同盟后勤”。在考氏的“国家七要素”说中，把政治、经济和国防后勤融合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表现了古代印度军事思想的特点。
在考氏的“国家七要素”说中，虽然也提到农村和军队的密切关系，但没有提出耕战合一的理论。这与古代印度的等级制（种姓制）有关。在古代印度有一个专门从事军事的武士等级，有关战事主要由他们承担。考氏在讲到军队时也说，军队“大多为刹帝利出身”。(6·1)农民等级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参与战事。对此，阿里安有如下的报道：“农民是印度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他们不使用武器，不打仗，只管种地……往往有这样的情景：一边有些人正在打仗，正在砍杀前来的对手；而他们身边的农民却在平平安安地耕地、摘菜、摇果树或收庄稼。”[4]阿里安的记载反映了古代印度军事制度的特点。
三、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是国防后勤的重大决策。中国秦代就实行过这种政策。迁徙到边区的移民，开荒垦田，使边防驻军有了可靠的补给来源，从而对巩固国防起了重大作用。在考底利耶的《政事论》(2·1)中所提出的建立移民村的构想，很像是一种“徙民实边”政策。据记载，这种移民村建立在中心区以外的人烟稀少的边区，或新建，或在旧的村落废墟上重建。新的移民，按他的设想，应有首陀罗农民组成，每村不少于一百家，不多于五百家。这里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耕种者向国家纳税。在十个这样村落的中心设立一个小堡垒，在二百个、四百个和八百个村落的中心，分别设立规模依次增大的堡垒。这些大大小小的堡垒，既是防御的要塞，又是征税机构所在地，形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征税网。就整个移民村来说，它是一种生产、税收和国防一体化的新村。考氏所提出的这种移民村的构想，可能和汉代晁错所主张的徙民实边的构想一样，是纸上谈兵。但这种思想或建议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
四、广积粮、高筑墙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明代朱升向朱元璋献策时所说的三句箴言。前两句作为军事后勤建设和保障，是自古兵家所最关注的问题。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在战争期间，军队没有粮食是无法作战的，因此，必需广积粮。古罗马的共和派首领喀西约说：“粮食的供应是人数众多的军队里的主要困难。”[5]无论是进攻和防守，都需要足够的粮食。古罗马的军事思想家维该提阿斯全面地列举了城堡驻军所应贮备的各种给养（包括粮食和水）和作战器材。军需贮备除了粮食物质而外，还需要足够的军费，没有钱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喀西约在向士兵的演说中说：“金钱是战争的命脉”[6]。这句话讲到了问题的本质。有钱就有了一切，它可以转化为粮，也可以转化为其他各种军事物资。
高筑墙是战争的重要军事工程。古罗马的维该提阿斯和古印度的考底利耶都很重视城防工事的构筑，并有很多论述。维氏设计的特点是多棱堡和塔楼，加强对围攻敌人的侧射力量，甚至可从凸出的棱堡和塔楼上向攀城敌人的后背射击。考氏构想的防卫设施，给人以阴森可怕的印象。例如在护城河内放有鳄鱼，在表面还飘浮着美丽的莲花。
五、军队装备和辎重 军队装备的好坏和辎重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因此，古代兵家无不重视这一重大问题。罗马的维该提阿斯甚至建议，假若一个联队的士兵不仅有训练，而且“当出发时都穿着整洁的服装并带着精良武器的话”，应给予该联队长官以奖赏，以表彰他对部下的关怀和卓越的本领。(2·12)
古罗马小西庇阿（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关于军队装备和辎重的改革，很有意义。他鉴于当时罗马军队的腐化，首先清除军中的商贩、妓女、预言者和占卜者等闲杂人员；还下令砍掉所有多余的车辆、驮兽和货物，使部队灵活化。其次，他统一了军队的食具装备，规定每个士兵只能携带一个烤肉铁叉、一把铜壶和一个杯子，使部队轻装化。第三，他要求士兵吃苦耐劳，训练从严。士兵行军时不能乘驴，他说：“一个连路也不能走的人，在战争中你们能够希望他做什么呢？”士兵洗澡、涂油都要自理，不许别人帮助，他讽刺地说：“只有没有手的驴子才要别人替他们洗刷。”小西庇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马略继承了小西庇阿的整军思想，对罗马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就士兵装备的改革方面来说，他统一了背囊，增加了工兵作业的工具，这有助于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帝国时代的维该提阿斯认为，“军团应自己携带一切用以应付任何种战争所需要的东西。”(2·25)他还主张部队应有各种匠人以及制造武器的作坊。按照他的思想，在罗马军团中实际存在着一支后勤队伍。
维该提阿斯在军事装备上的一个新的创见，是他第一个提出了海军服装和舰船的保护色的问题。他说，侦察舰的表面应涂以海波色；水手和海军战士的服装也应是海波色的。看来，现代海军服的保护色是有很古的起源的。
六、以饱待饥、因粮于敌 孙子说：“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治力者也。”（《军争篇》）孙子的“以饱待饥”的思想，在考底利耶的思想中也有，不过是从相反的情况提出的。他说：当军队为饥饿所折磨时，国王应保护自己的军队，即应避免与敌人战斗；相反，如果敌人遭此处境，则应立即歼灭之。以饱待饥，这是普遍适用的战术原则。但对饥饿之敌是采用拖延战术继续消耗其粮秣，还是打速决战立即歼灭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庞培与凯撒的法萨卢战役中，前者饱而后者饥。庞培企图“利用粮食的缺乏以削弱敌人”，因而他“决定拖延战争，迫使敌军由饥饿而发生瘟疫。”这本来是正确的决策，但他的正确方针却被好战的部下所破坏，反而采取了敌人所渴望的速决战，结果惨败。后来，在共和派的喀西约与布鲁图同后三头的内战中，由于前者饱而后者饥，共和派也是“希望以军粮缺乏继续消耗敌人（指后三头）”，打消耗战。但他们重蹈庞培错误的覆辙，最后导致共和派的灭亡。饱与饥只是胜与败的条件，但如果统帅的战略正确，饥者也有可能战胜饱者，战史不乏其例。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这是孙子的又一重要后勤思想。“取用于国”，就是靠本国供应给养；“因粮于敌”，就是从敌人那里掠夺粮食。特别是域外作战，更多的补给要靠“因粮于敌”，正如孙子所说：“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九地篇》）波斯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谷物收成的季节，因为选择这个季节进军，“在任何地方也不会遇到饥馑”[7]；另外，他又想到他所要进攻的民族是务农的民族。薛西斯的这些考虑，就是要靠被占领区的粮食来弥补自备给养的不足。他是一方面靠自备粮秣，一方面靠掠之于敌。在历史上有些名将，常常把自己的给养寄托在“因粮于敌”上。凯撒向希腊进军追击庞培时就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敌人丰富的资源对抗我们军需的缺乏。”[8]庞培本来想以饱待饥利用拖延战术把凯撒饥饿的军队拖垮。但犹豫不决的庞培为部僚所左右，终于没有拖迟时间而同凯撒交战。凯撒是渴望通过战争取得两个收成：一是粮食，一是胜利。这次战斗（法萨卢战役），凯撒采取了焚舟破釜的办法，毁营拔寨，同庞培决一死战。结果，陷之死地然后生，获得了最后胜利。凯撒直捣庞培的营垒，在那里吃了庞培的晚餐。亚历山大东征，只带30日的军粮，他也是把自己的给养寄托在“因粮于敌”的后勤战略上。
七、探察敌人后勤的虚实、知彼知己 在战争中，对敌人前线的军力容易了解，但对其后方的人力和物力则难以估计。因此，探察敌人后勤的虚实，知彼知己，对争取战争的胜利是很重要的。《孙子兵法》强调“用间”探察虚实，了解敌人。古代印度考底利耶在用间方面，可以说在古代世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想尽一切办法探察敌人的虚实，而且利用密探进行种种破坏。例如他说：应该利用敌人在狭道单行行军的有利时机，探察敌人的数量、粮草、行装、炊具、旗帜和武器，掌握其虚实。但对我方的实际情况，则应竭力保密(10·2)考底利耶把大量的密探派到外国去，扮演各种身份的人进行侦察破坏活动。例如他说：隐蔽在森林中的密探，应在只能单行进军的狭路上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袭击通过这里的运送部队、援军、粮草、牲畜以及饲料的载重车队。总之，他们无所不为：破坏储备、扰乱军心、切断交通等等。
八、坚壁清野 坚壁清野，一般是在强敌锐不可挡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它可以断绝敌人的给养供应，致使其失败；但这种办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波斯大流士远征西徐亚时，游牧的西徐亚人就实行了坚壁清野。当大流士深入西徐亚的荒漠草原后，发现中计，急速撤归，遂免于难。中国古代有不少兵家和谋臣（包括孙子在内）提出过坚壁清野的思想，但波及的范围较小。大规模的坚壁清野的战略，是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的希腊雇佣兵将领迈农提出来的。他是希腊人，深知亚历山大的锐气，力主坚壁清野。他在军事会议上说：“波斯方面最好把部队转移；用骑兵践踏粮草，全部毁掉；放火焚烧地里庄稼，甚至连城市也别留下。这样，到处没粮没草，亚历山大就无法在这一带立足”。[9]在军事会议上，意见发生分歧。波斯将领阿西提斯反对说：“他决不允许自己的房子有一间被烧。”[10]出席会议的将领支持了他的意见。战斗的结果，波斯失败，阿西提斯败逃自杀。他之所以自杀，据阿里安的评论，“因为波斯的失败似乎要归咎于他。”[11]这一看法表明，迈农的坚壁清野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历史上的成败虽然已成往事，但它却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历史的启示，可以开拓现实社会人们的视野。
注释：
[1]例如《管子》记载：“方六里命之曰暴（即村落），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方六里为一乘（即兵车）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使甲（即甲士）七，其蔽（即盾手）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即民夫）三十奉车辆。器制也。”（《管子·乘马第五》）
[2]色诺芬（约生于公元前430年）是希腊的著名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他曾作为希腊雇佣兵的领袖帮助波斯王小居鲁士争夺王位。
[3]考底利耶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开国功臣（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是当时的大政治军事家。传统观点认为《政事论》一书出自他的手笔，是他的治国安邦策。但在该书流传过程中，经后人改写也加入了一些晚期的东西。
[4]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译本），商务，1979年，第270页。
[5]阿庇安：《罗马史》下卷（中译本），商务，1976年，第391页。
[6]阿庇安：《罗马史》上卷（中译本）第二版，商务，1979年，第133页。
[7]希罗多德：《历史》，第655页。
[8]希罗多德：《历史》，第655页。
[9]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9页；第33页。
[10]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9页；第33页。
[11]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9页；第3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1997年02期第109-112页
【作者简介】武文 辽宁教育学院师训部 讲师 邮编 110032
【关 键 词】维该提阿斯/考底利耶/徙民实边/坚壁清野
一、耕战合一思想 耕战合一或兵农合一的思想，主要产生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国家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军事思想中，这种耕战合一的思想最为浓厚。就中国来说，从姜太公到管仲、商鞅，无不赞赏并推行耕战合一的政策。他们把行政区划与兵役制统一起来[1]，战时则吾农即吾兵；平时则吾兵即吾农。管仲还进而提出工具与战具通用的思想。例如把“铫耨”当作“剑戟”，把“被蓑”当作“铠鑐”，把“菹笠”当作“盾橹”。（《管子·禁藏》）这种工具与战具一致的思想具有中国的特色。古代希腊的军事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色诺芬[2]在他的《经济论》中，盛赞波斯的耕战合一、耕战并重政策。在这里他通过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勒斯的对话形式写道：管理农民与军队的职责分别交由两种官吏负责：一种官吏掌管农民；另一种官吏指挥军队。如果指挥军队的官吏没有保卫好国家，则农业管理人就谴责指挥官说，“居民由于缺乏保护不能耕种土地。”反之，如果农业管理人使土地荒芜而人口稀少，指挥官就谴责他们，“如果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维持军队的开支，也不能交纳贡物。”在有总督的地方，总督同时抓这两项工作。在这里，表露了色诺芬的耕战并重思想，两者互为利用，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反之，“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人也无法生活。”农业不仅可为军队提供大量的税收和贡物，而且能为军队训练出“身体灵活”、善于跑步、投掷和跳高的战士。
古罗马的军事思想家维该提阿斯也同样重视农民出身的战士。他认为“农民更适于军事”。因此他说：在招募新兵时，宁取来自于农村的人民，也不要市民。因为农民吃苦耐劳。如果兵源不足必须从市民中招募新兵，则应教他们劳动、跑步或搬运重物；使他们习惯于日晒、风吹以及粗茶淡饭的生活，并能在露天或简陋的帐幕下宿营。维该提阿斯特别重视士兵的劳动习惯和严格的训练。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军队因劳动而兴旺，因游手好闲而衰弱”。
二、“国家七要素”说 “国家七要素”说的是古代印度政治军事家考底利耶的治国安邦策。考氏在其《政事论》[3]中，把国家概括为由君主、大臣、农村、卫城、国库、军队和同盟七要素构成的统一体。(6·1)这七要素，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都与后勤有关。国库是军费的来源；农村是生产、税收和兵的源泉；卫城是国防的据点，因此，农村、卫城、国库和军队这四者都直接与军事后勤有关，并在国王及其助手大臣的指挥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依赖。“军队植根于国库，如果国库匮乏，军队则倒向敌人或杀害国王。”(8·1)这就是说，没有国库也就没有军队。反之，考氏说：“如果缺乏军队，则国库肯定丧失。”(8·1)卫城、国库和军队这三要素都依赖农村，没有农村的生产、税收和人力，就没有国库的财富、军队的来源和给养以及卫城的供应。所以说，这三要素都“在农村中有它们的源泉。”(8·1)卫城是国库的所在地、军队的防卫中心，也是农村人民的“避难所”(8·1)。因此，卫城对国库、军队和农村也是不可缺少的。七要素中的同盟要素，也与后勤有关。同盟的支援（包括人力和物力）是国家后勤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同盟后勤”。在考氏的“国家七要素”说中，把政治、经济和国防后勤融合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表现了古代印度军事思想的特点。
在考氏的“国家七要素”说中，虽然也提到农村和军队的密切关系，但没有提出耕战合一的理论。这与古代印度的等级制（种姓制）有关。在古代印度有一个专门从事军事的武士等级，有关战事主要由他们承担。考氏在讲到军队时也说，军队“大多为刹帝利出身”。(6·1)农民等级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参与战事。对此，阿里安有如下的报道：“农民是印度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他们不使用武器，不打仗，只管种地……往往有这样的情景：一边有些人正在打仗，正在砍杀前来的对手；而他们身边的农民却在平平安安地耕地、摘菜、摇果树或收庄稼。”[4]阿里安的记载反映了古代印度军事制度的特点。
三、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是国防后勤的重大决策。中国秦代就实行过这种政策。迁徙到边区的移民，开荒垦田，使边防驻军有了可靠的补给来源，从而对巩固国防起了重大作用。在考底利耶的《政事论》(2·1)中所提出的建立移民村的构想，很像是一种“徙民实边”政策。据记载，这种移民村建立在中心区以外的人烟稀少的边区，或新建，或在旧的村落废墟上重建。新的移民，按他的设想，应有首陀罗农民组成，每村不少于一百家，不多于五百家。这里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耕种者向国家纳税。在十个这样村落的中心设立一个小堡垒，在二百个、四百个和八百个村落的中心，分别设立规模依次增大的堡垒。这些大大小小的堡垒，既是防御的要塞，又是征税机构所在地，形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征税网。就整个移民村来说，它是一种生产、税收和国防一体化的新村。考氏所提出的这种移民村的构想，可能和汉代晁错所主张的徙民实边的构想一样，是纸上谈兵。但这种思想或建议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
四、广积粮、高筑墙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明代朱升向朱元璋献策时所说的三句箴言。前两句作为军事后勤建设和保障，是自古兵家所最关注的问题。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在战争期间，军队没有粮食是无法作战的，因此，必需广积粮。古罗马的共和派首领喀西约说：“粮食的供应是人数众多的军队里的主要困难。”[5]无论是进攻和防守，都需要足够的粮食。古罗马的军事思想家维该提阿斯全面地列举了城堡驻军所应贮备的各种给养（包括粮食和水）和作战器材。军需贮备除了粮食物质而外，还需要足够的军费，没有钱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喀西约在向士兵的演说中说：“金钱是战争的命脉”[6]。这句话讲到了问题的本质。有钱就有了一切，它可以转化为粮，也可以转化为其他各种军事物资。
高筑墙是战争的重要军事工程。古罗马的维该提阿斯和古印度的考底利耶都很重视城防工事的构筑，并有很多论述。维氏设计的特点是多棱堡和塔楼，加强对围攻敌人的侧射力量，甚至可从凸出的棱堡和塔楼上向攀城敌人的后背射击。考氏构想的防卫设施，给人以阴森可怕的印象。例如在护城河内放有鳄鱼，在表面还飘浮着美丽的莲花。
五、军队装备和辎重 军队装备的好坏和辎重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因此，古代兵家无不重视这一重大问题。罗马的维该提阿斯甚至建议，假若一个联队的士兵不仅有训练，而且“当出发时都穿着整洁的服装并带着精良武器的话”，应给予该联队长官以奖赏，以表彰他对部下的关怀和卓越的本领。(2·12)
古罗马小西庇阿（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关于军队装备和辎重的改革，很有意义。他鉴于当时罗马军队的腐化，首先清除军中的商贩、妓女、预言者和占卜者等闲杂人员；还下令砍掉所有多余的车辆、驮兽和货物，使部队灵活化。其次，他统一了军队的食具装备，规定每个士兵只能携带一个烤肉铁叉、一把铜壶和一个杯子，使部队轻装化。第三，他要求士兵吃苦耐劳，训练从严。士兵行军时不能乘驴，他说：“一个连路也不能走的人，在战争中你们能够希望他做什么呢？”士兵洗澡、涂油都要自理，不许别人帮助，他讽刺地说：“只有没有手的驴子才要别人替他们洗刷。”小西庇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马略继承了小西庇阿的整军思想，对罗马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就士兵装备的改革方面来说，他统一了背囊，增加了工兵作业的工具，这有助于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帝国时代的维该提阿斯认为，“军团应自己携带一切用以应付任何种战争所需要的东西。”(2·25)他还主张部队应有各种匠人以及制造武器的作坊。按照他的思想，在罗马军团中实际存在着一支后勤队伍。
维该提阿斯在军事装备上的一个新的创见，是他第一个提出了海军服装和舰船的保护色的问题。他说，侦察舰的表面应涂以海波色；水手和海军战士的服装也应是海波色的。看来，现代海军服的保护色是有很古的起源的。
六、以饱待饥、因粮于敌 孙子说：“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治力者也。”（《军争篇》）孙子的“以饱待饥”的思想，在考底利耶的思想中也有，不过是从相反的情况提出的。他说：当军队为饥饿所折磨时，国王应保护自己的军队，即应避免与敌人战斗；相反，如果敌人遭此处境，则应立即歼灭之。以饱待饥，这是普遍适用的战术原则。但对饥饿之敌是采用拖延战术继续消耗其粮秣，还是打速决战立即歼灭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庞培与凯撒的法萨卢战役中，前者饱而后者饥。庞培企图“利用粮食的缺乏以削弱敌人”，因而他“决定拖延战争，迫使敌军由饥饿而发生瘟疫。”这本来是正确的决策，但他的正确方针却被好战的部下所破坏，反而采取了敌人所渴望的速决战，结果惨败。后来，在共和派的喀西约与布鲁图同后三头的内战中，由于前者饱而后者饥，共和派也是“希望以军粮缺乏继续消耗敌人（指后三头）”，打消耗战。但他们重蹈庞培错误的覆辙，最后导致共和派的灭亡。饱与饥只是胜与败的条件，但如果统帅的战略正确，饥者也有可能战胜饱者，战史不乏其例。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这是孙子的又一重要后勤思想。“取用于国”，就是靠本国供应给养；“因粮于敌”，就是从敌人那里掠夺粮食。特别是域外作战，更多的补给要靠“因粮于敌”，正如孙子所说：“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九地篇》）波斯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谷物收成的季节，因为选择这个季节进军，“在任何地方也不会遇到饥馑”[7]；另外，他又想到他所要进攻的民族是务农的民族。薛西斯的这些考虑，就是要靠被占领区的粮食来弥补自备给养的不足。他是一方面靠自备粮秣，一方面靠掠之于敌。在历史上有些名将，常常把自己的给养寄托在“因粮于敌”上。凯撒向希腊进军追击庞培时就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敌人丰富的资源对抗我们军需的缺乏。”[8]庞培本来想以饱待饥利用拖延战术把凯撒饥饿的军队拖垮。但犹豫不决的庞培为部僚所左右，终于没有拖迟时间而同凯撒交战。凯撒是渴望通过战争取得两个收成：一是粮食，一是胜利。这次战斗（法萨卢战役），凯撒采取了焚舟破釜的办法，毁营拔寨，同庞培决一死战。结果，陷之死地然后生，获得了最后胜利。凯撒直捣庞培的营垒，在那里吃了庞培的晚餐。亚历山大东征，只带30日的军粮，他也是把自己的给养寄托在“因粮于敌”的后勤战略上。
七、探察敌人后勤的虚实、知彼知己 在战争中，对敌人前线的军力容易了解，但对其后方的人力和物力则难以估计。因此，探察敌人后勤的虚实，知彼知己，对争取战争的胜利是很重要的。《孙子兵法》强调“用间”探察虚实，了解敌人。古代印度考底利耶在用间方面，可以说在古代世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想尽一切办法探察敌人的虚实，而且利用密探进行种种破坏。例如他说：应该利用敌人在狭道单行行军的有利时机，探察敌人的数量、粮草、行装、炊具、旗帜和武器，掌握其虚实。但对我方的实际情况，则应竭力保密(10·2)考底利耶把大量的密探派到外国去，扮演各种身份的人进行侦察破坏活动。例如他说：隐蔽在森林中的密探，应在只能单行进军的狭路上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袭击通过这里的运送部队、援军、粮草、牲畜以及饲料的载重车队。总之，他们无所不为：破坏储备、扰乱军心、切断交通等等。
八、坚壁清野 坚壁清野，一般是在强敌锐不可挡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它可以断绝敌人的给养供应，致使其失败；但这种办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波斯大流士远征西徐亚时，游牧的西徐亚人就实行了坚壁清野。当大流士深入西徐亚的荒漠草原后，发现中计，急速撤归，遂免于难。中国古代有不少兵家和谋臣（包括孙子在内）提出过坚壁清野的思想，但波及的范围较小。大规模的坚壁清野的战略，是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的希腊雇佣兵将领迈农提出来的。他是希腊人，深知亚历山大的锐气，力主坚壁清野。他在军事会议上说：“波斯方面最好把部队转移；用骑兵践踏粮草，全部毁掉；放火焚烧地里庄稼，甚至连城市也别留下。这样，到处没粮没草，亚历山大就无法在这一带立足”。[9]在军事会议上，意见发生分歧。波斯将领阿西提斯反对说：“他决不允许自己的房子有一间被烧。”[10]出席会议的将领支持了他的意见。战斗的结果，波斯失败，阿西提斯败逃自杀。他之所以自杀，据阿里安的评论，“因为波斯的失败似乎要归咎于他。”[11]这一看法表明，迈农的坚壁清野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历史上的成败虽然已成往事，但它却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历史的启示，可以开拓现实社会人们的视野。
注释：
[1]例如《管子》记载：“方六里命之曰暴（即村落），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方六里为一乘（即兵车）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使甲（即甲士）七，其蔽（即盾手）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即民夫）三十奉车辆。器制也。”（《管子·乘马第五》）
[2]色诺芬（约生于公元前430年）是希腊的著名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他曾作为希腊雇佣兵的领袖帮助波斯王小居鲁士争夺王位。
[3]考底利耶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开国功臣（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是当时的大政治军事家。传统观点认为《政事论》一书出自他的手笔，是他的治国安邦策。但在该书流传过程中，经后人改写也加入了一些晚期的东西。
[4]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译本），商务，1979年，第270页。
[5]阿庇安：《罗马史》下卷（中译本），商务，1976年，第391页。
[6]阿庇安：《罗马史》上卷（中译本）第二版，商务，1979年，第133页。
[7]希罗多德：《历史》，第655页。
[8]希罗多德：《历史》，第655页。
[9]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9页；第33页。
[10]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9页；第33页。
[11]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9页；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