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必须辩证地对待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学习《论十大关系》的一点体会
周新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997年02期第50-55页
【作者简介】周新城，1934年生，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关 键 词】苏联/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从这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应该承认，总有优点和缺点”。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2]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待外国经验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任何时候，对待任何国家都应该坚持这一原则。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苏联的经验而言的。他在另一处曾说过：“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学苏联。”[3]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我们作为后来者，“以俄为师”是十分自然的事。对待苏联的经验，在建国初期曾经有过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论十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这一倾向提出的，“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此同时，针对苏共20大以后出现的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特点的国际范围内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又充分肯定了苏联经验的基本方面，强调苏联经验中“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上一片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之声的今天，毛泽东同志这种对苏联经验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全面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问题
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这是对待苏联经验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那么就应该否定苏联的经验，主要把它当作“反面教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就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那么就应该主要学习苏联成功的经验（当然也要结合中国实际来学习），同时从苏联失败的经验（这是局部的）中汲取教训。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化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倾向，好像“一搞社会主义就一点缺点也没有了。”1956年以后一段时间，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影响下，一些人跟着风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出现了一股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潮，仿佛苏联一无是处了。这两种想法，显然都是错误的。
针对这两种片面性，尤其是针对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5]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分清主流和支流，肯定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曾有力地抗击了国际上的反共反苏浪潮，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意义不可低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又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分析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敌对势力，包括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为出发点，制造动乱，进而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新修正主义分子，继承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衣钵，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提出，共产党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制度，是“历史的错误”。可以说，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是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而为自我垮台创造了条件。可见，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总起来看，应该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完全予以肯定，从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错误的，这种倾向过去曾经有过，但今天已经没有了；完全予以否定，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这也是错误的，而这种倾向今天却是极为普遍存在的。后者的危害，在苏东剧变中已充分显示出来了。
不能不看到，在苏联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形势下，国内有人在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时，也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态度。例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苏联之所以发生演变，就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或者扩而大之，认为是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且不论这一论断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决不能笼统地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也决不能笼统地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论断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因为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演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苏联发生演变负有历史责任的，不是搞“和平演变”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是党内搞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之流，而要由斯大林，甚至列宁承担；既然如此，苏联演变是“摆脱了历史性错误”的“进步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学者在分析苏联演变问题时惯用的逻辑和常见的结论，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
这里，我们要顺便简单分析一下苏联演变的原因。我们赞成以下的论断：“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这些论断科学地回答了苏联演变的原因：造成苏联演变的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其中的错误和弊病），而是共产党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提出并贯彻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他们不搞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所导致的。这也是我们应该从苏联演变中汲取的最根本的教训。
二、必须区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
在苏联经验中，哪些是我们不仅应该学习而且必须坚持的经验，哪些是我们应该作具体分析，决不能照搬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他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从方法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区分开来，前者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后者则属于这些共性东西的具体实现形式，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再论》指出：“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6]
那么，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再论》概括为五条，即：(1)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应该承认，不管形势发生多大变化，《再论》对苏联基本经验概括的五条，是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根本原则。10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的现实表明，一切修正主义所集中攻击的正是这些基本的东西，矛头所向，都是这些基本经验。很明显，苏东剧变并不是由于这些基本经验不灵了、过时了，而恰恰是否定和抛弃了这些基本经验的结果。苏东剧变这一世纪性的悲剧正好说明了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泛滥会造成什么样的惨痛后果。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道路只是反映了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的方面。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以及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差异，它们实现共同规律的形式必然会有不同。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有特殊性。所有国家在进行革命和建设时都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十月革命这一共同的道路，又要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寻找实现这一共同规律的具体形式。正如《再论》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不了解十月革命道路这一共同规律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他们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成功。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证明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我国从50年代中期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最好的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体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繁荣兴旺景象，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把十月革命这一共同道路与我国具体国情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办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在对待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上经常出现两种倾向：或者强调本国的特殊国情或特殊历史条件，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则会导致资本主义化；或者强调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方面，否定不同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该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特殊的方法和形式，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实践上则是照搬苏联模式，或固守原有模式不思改革。这两种倾向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从苏东剧变及以后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当前尤其应该看到前一种倾向的危害，因为否定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已经使得苏联东欧国家改变了颜色，使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
三、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模式”
现在，人们一谈起“斯大林模式”，大多数是持否定的和谴责的态度，甚至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仿佛有这样一种公式：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只要同斯大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就是错误的，无需加以论证。“斯大林”已成为贬义形容词，一旦扣上这个形容词，理所当然就应该否定。其实，这种思维定式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制造和渲染出来的，经过40年的不断的宣传，似乎就变成“真理”了。这也应该算作是一种迷信。谈到苏联问题，思想也应该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还历史以真面目。
关于斯大林本人的功过是非，毛泽东同志在40年前针对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由此掀起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恶浪，明确指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而且强调“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7]尽管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众说纷纭，贬之者居多，彻底否定者也不乏其人，但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内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国际国内学者使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时赋予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一是这些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我们分别从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来评价“斯大林模式”。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他们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用我们常用的话来说，也就是他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符合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决不能否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8]《再论》一再强调，“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也是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容否定和动摇的。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国情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不能“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9]更何况苏联自己犯过不少错误。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建国初期一度出现的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努力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论十大关系》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晶。应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讨是以此为开端的。
需要补充一点。更多的情况是，苏联的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则必须改革。我们举经济体制为例。大家知道，苏联从20年代末以来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用行政办法自上而下地靠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的体制，这种体制往往被人们当作“斯大林模式”的代表，备受批判和指责。但是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20年代末以至50年代初是完全必要的，有它的历史的由来，而且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把这种体制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去具体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它基本上是正确的。说它是“主观选择的失误”是毫无根据的。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在新的科技革命形势下，面对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这种体制已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大失误就是在经济体制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或者至多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的措施，因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引起人民的不满。苏联的教训表明，在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不进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既然“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有关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有对有错，而基本制度又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体制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从属的、第二位的，那么，把这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评价，我们认为，对“斯大林模式”应该采取基本肯定、局部否定的态度。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着重分析问题、弊病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整个模式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全面地分析，分清主流支流，不能以偏概全。显然，全盘否定、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再论》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有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把这种分析方法用到“斯大林模式”上来，我们也可以说，首先，它是社会主义的，它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的有关具体体制和机制的内容存在许多弊病，需要改革，不能照搬。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40年了。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面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思潮，尤其是面对泛滥一时的新修正主义——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我们重读这一文献以及后来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有关对苏联经验的分析，感到十分亲切，仿佛他是针对当前现实来讲的。这一文献以及随后的讲话，为我们正确总结苏联东欧演变的惨痛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时间越久，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芒越是明亮。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文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6]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997年02期第50-55页
【作者简介】周新城，1934年生，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关 键 词】苏联/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苏联的经验而言的。他在另一处曾说过：“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学苏联。”[3]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我们作为后来者，“以俄为师”是十分自然的事。对待苏联的经验，在建国初期曾经有过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论十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这一倾向提出的，“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此同时，针对苏共20大以后出现的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特点的国际范围内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又充分肯定了苏联经验的基本方面，强调苏联经验中“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上一片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之声的今天，毛泽东同志这种对苏联经验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全面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问题
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这是对待苏联经验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那么就应该否定苏联的经验，主要把它当作“反面教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就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那么就应该主要学习苏联成功的经验（当然也要结合中国实际来学习），同时从苏联失败的经验（这是局部的）中汲取教训。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化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倾向，好像“一搞社会主义就一点缺点也没有了。”1956年以后一段时间，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影响下，一些人跟着风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出现了一股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潮，仿佛苏联一无是处了。这两种想法，显然都是错误的。
针对这两种片面性，尤其是针对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5]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分清主流和支流，肯定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曾有力地抗击了国际上的反共反苏浪潮，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意义不可低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又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分析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敌对势力，包括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为出发点，制造动乱，进而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新修正主义分子，继承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衣钵，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提出，共产党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制度，是“历史的错误”。可以说，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是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而为自我垮台创造了条件。可见，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总起来看，应该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完全予以肯定，从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错误的，这种倾向过去曾经有过，但今天已经没有了；完全予以否定，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这也是错误的，而这种倾向今天却是极为普遍存在的。后者的危害，在苏东剧变中已充分显示出来了。
不能不看到，在苏联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形势下，国内有人在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时，也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态度。例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苏联之所以发生演变，就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或者扩而大之，认为是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且不论这一论断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决不能笼统地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也决不能笼统地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论断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因为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演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苏联发生演变负有历史责任的，不是搞“和平演变”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是党内搞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之流，而要由斯大林，甚至列宁承担；既然如此，苏联演变是“摆脱了历史性错误”的“进步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学者在分析苏联演变问题时惯用的逻辑和常见的结论，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
这里，我们要顺便简单分析一下苏联演变的原因。我们赞成以下的论断：“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这些论断科学地回答了苏联演变的原因：造成苏联演变的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其中的错误和弊病），而是共产党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提出并贯彻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他们不搞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所导致的。这也是我们应该从苏联演变中汲取的最根本的教训。
二、必须区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
在苏联经验中，哪些是我们不仅应该学习而且必须坚持的经验，哪些是我们应该作具体分析，决不能照搬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他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从方法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区分开来，前者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后者则属于这些共性东西的具体实现形式，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再论》指出：“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6]
那么，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再论》概括为五条，即：(1)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应该承认，不管形势发生多大变化，《再论》对苏联基本经验概括的五条，是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根本原则。10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的现实表明，一切修正主义所集中攻击的正是这些基本的东西，矛头所向，都是这些基本经验。很明显，苏东剧变并不是由于这些基本经验不灵了、过时了，而恰恰是否定和抛弃了这些基本经验的结果。苏东剧变这一世纪性的悲剧正好说明了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泛滥会造成什么样的惨痛后果。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道路只是反映了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的方面。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以及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差异，它们实现共同规律的形式必然会有不同。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有特殊性。所有国家在进行革命和建设时都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十月革命这一共同的道路，又要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寻找实现这一共同规律的具体形式。正如《再论》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不了解十月革命道路这一共同规律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他们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成功。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证明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我国从50年代中期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最好的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体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繁荣兴旺景象，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把十月革命这一共同道路与我国具体国情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办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在对待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上经常出现两种倾向：或者强调本国的特殊国情或特殊历史条件，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则会导致资本主义化；或者强调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方面，否定不同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该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特殊的方法和形式，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实践上则是照搬苏联模式，或固守原有模式不思改革。这两种倾向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从苏东剧变及以后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当前尤其应该看到前一种倾向的危害，因为否定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已经使得苏联东欧国家改变了颜色，使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
三、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模式”
现在，人们一谈起“斯大林模式”，大多数是持否定的和谴责的态度，甚至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仿佛有这样一种公式：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只要同斯大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就是错误的，无需加以论证。“斯大林”已成为贬义形容词，一旦扣上这个形容词，理所当然就应该否定。其实，这种思维定式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制造和渲染出来的，经过40年的不断的宣传，似乎就变成“真理”了。这也应该算作是一种迷信。谈到苏联问题，思想也应该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还历史以真面目。
关于斯大林本人的功过是非，毛泽东同志在40年前针对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由此掀起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恶浪，明确指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而且强调“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7]尽管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众说纷纭，贬之者居多，彻底否定者也不乏其人，但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内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国际国内学者使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时赋予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一是这些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我们分别从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来评价“斯大林模式”。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他们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用我们常用的话来说，也就是他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符合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决不能否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8]《再论》一再强调，“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也是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容否定和动摇的。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国情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不能“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9]更何况苏联自己犯过不少错误。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建国初期一度出现的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努力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论十大关系》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晶。应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讨是以此为开端的。
需要补充一点。更多的情况是，苏联的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则必须改革。我们举经济体制为例。大家知道，苏联从20年代末以来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用行政办法自上而下地靠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的体制，这种体制往往被人们当作“斯大林模式”的代表，备受批判和指责。但是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20年代末以至50年代初是完全必要的，有它的历史的由来，而且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把这种体制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去具体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它基本上是正确的。说它是“主观选择的失误”是毫无根据的。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在新的科技革命形势下，面对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这种体制已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大失误就是在经济体制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或者至多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的措施，因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引起人民的不满。苏联的教训表明，在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不进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既然“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有关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有对有错，而基本制度又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体制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从属的、第二位的，那么，把这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评价，我们认为，对“斯大林模式”应该采取基本肯定、局部否定的态度。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着重分析问题、弊病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整个模式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全面地分析，分清主流支流，不能以偏概全。显然，全盘否定、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再论》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有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把这种分析方法用到“斯大林模式”上来，我们也可以说，首先，它是社会主义的，它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的有关具体体制和机制的内容存在许多弊病，需要改革，不能照搬。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40年了。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面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思潮，尤其是面对泛滥一时的新修正主义——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我们重读这一文献以及后来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有关对苏联经验的分析，感到十分亲切，仿佛他是针对当前现实来讲的。这一文献以及随后的讲话，为我们正确总结苏联东欧演变的惨痛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时间越久，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芒越是明亮。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文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6]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5页、287页、401页、286页、298页、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