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活动
张文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1996年02期第73-77页
【作者简介】张文红 北京大学国政系
1956年3月17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立裴多菲俱乐部，让它作为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下属的一个组织合法存在，并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监督领导机构，20名委员中有17名是党员，其中包括中央委员索洛伊·贝拉、安迪奇·伊丽莎白、党报总编霍尔瓦特·马通、党中央宣传局局长诺格拉迪·山道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霍洛什·埃尔文和科学文化局副局长奥尔班·拉斯洛等。
裴多菲俱乐部在成立当天就举行了大学生和老学联（1944～1948年期间的青年组织）成员的聚会，出席者有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赫格居斯及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霍洛什、几个部长、局长，还有《自由人民报》的编辑、记者、工程师、教师等。
接着，裴多菲俱乐部举行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会场多设在大学校园内，争先贴出通告，说明讨论的主题和时间、地点，欢迎人们自由参加。讨论的议题都经过认真选择并得到党的批准，还有党的代表参加。由于不同书刊对各次讨论的时间、名称说法不尽相同，本文的归纳整理难免有遗漏和不尽准确之处。
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讨论会有以下几次：
1.关于学生组织问题的讨论会，约在3月下旬举行。过去，匈牙利高等院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等。1947年以后这些组织被并入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相当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团）。1949年底以后，国内只有劳动青年联盟是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讨论中，学生们认为现在应当重建大学生的组织，要求给学生们以更多的自由权利。
2.经济学家讨论会，又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会，5月16日召开，约400人参加，后来在22日继续讨论，约600人参加。讨论主题是陷于困境的国家经济问题，由马克思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纳吉·多纳什、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以及绍博·卡尔曼主持。
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4年）的首要任务是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农业和轻工业资金不足，产量下降，致使城市生活和居民消费品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纳吉实行“新方针”初步改变了农轻重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他下台后，情况又有变化，1955年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勉强与上年持平。这时又提出了新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并交付公众讨论。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这次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直率地指出，新的五年计划和“一五”计划一样脱离实际、不顾国家资源和利益。有人说：“我们曾经指出前一个五年计划的所有不足，却被斥为‘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后来，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被迫做了自我批评。现在，我们只能重复说这个‘二五’计划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希望在上亿福林被白白浪费掉以前，及时说服当政者。”[1]人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使中央主管经济的部长弗里什·伊斯特万等到会的党的代表无法答复。因此，党中央另外组织了一次关于五年计划的讨论会，弗里什作主要发言，为新的计划草案辩护，但这个计划草案后来未能得到批准。
3.历史学家讨论会，又称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讨论会。6月1日召开时有600多人参加，由于到午夜时仍有20多人要求发言，讨论在第二天继续进行，3日休会一天，4日仍继续，参加人主要是大学生和青年历史学者，主持人、党的代表安迪奇·伊丽莎白原是布达佩斯大学历史教授，当时在党中央主管文化领域的工作。她发言时承认“关于匈牙利历史，我们在过去10年中犯了很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错误。”[2]人们在讨论中指出了党史和匈牙利历史编纂中的歪曲与伪造现象。有人举例说，最近苏联《真理报》已经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库恩·贝拉平反。由于他1939年在苏联被当作托洛茨基的代理人而遭杀害，在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中就把他说成是一个“工人阶级腐化变质的敌人”，直到现在，“在匈牙利甚至不允许提到库恩·贝拉的名字。”[3]历史学者们被迫去学、去教：匈牙利革命最伟大的人物是拉科西·马加什。
4.教育问题讨论会，6月8日召开，是由过去的人民学院运动成员发起的。匈牙利人民学院运动起源于30年代，繁荣于二战期间，曾与匈共地下组织有过秘密联系，主要活动是帮助工农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使大学具有“人民性”。在此之前，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很少的。匈牙利党的不少领导人都曾得益于这一运动，赫格居斯还曾担任人民学院校友会主席。1949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审判拉伊克后把人民学院运动当作铁托主义的代表予以解散，认为这一运动“不是起源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源泉”，[4]领导者是“民粹主义”的作家而不是共产党人。此后，其成员就不断遭到迫害，有些人还被投入监狱。许多人由于档案上记载着毕业于“人民学院”而不被信任。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解散人民学院是令人遗憾的”，要求党中央废除1949年的决议，并重新组织这一受人欢迎的有益运动。
5.哲学家讨论会，又称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会，6月14日召开，约1000人参加。主持人是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卢卡奇·久尔吉。
讨论会上，有的哲学家逐条驳斥文化部长雷瓦伊·约瑟夫禁止卢卡奇哲学学说的所有论断。卢卡奇作了《当代哲学问题》的发言，批判斯大林和拉科西的文化政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匈牙利遭到歪曲和破坏，告诫人们要坚持“独立思考”，希望“苏共‘二十大’后不要产生象联共（布）‘十七大’后所经历的那种令人失望的局面”。[5]提出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必须学习柏拉图、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哲学，认为在哲学教学中只讲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适得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并没有征服匈牙利青年的思想。”[6]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西盖蒂·约瑟夫曾激烈地反对过他的老师卢卡奇，在这次会上，他说自己“背叛了老师而支持雷瓦伊对卢卡奇学说的批评是一种深深的耻辱，[7]并承认卢卡奇是正确的。还有一些人也作了自我批评。
接着，裴多菲俱乐部于6月15日举行了教师讨论会，17日举行了过去的大学职员讨论会。
6.党的老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讨论会，6月18日举行，约有2000人参加，主持人是政治局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基什·卡罗伊。会议原定由党的一些老战士即从前的地下党员向青年知识分子讲述自己的斗争经历。但由于过去10年中，许多地下党员被清洗出党，驱逐出公共社会生活，有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人被迫害致死，因而与会的老战士发言时强烈谴责拉科西等“国外派”对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采取排斥和打击政策。这样，司法问题转而成为讨论的主题，所以这次会也被称作司法问题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含义。
当拉伊克·拉斯洛的遗孀拉伊克·尤莉亚发言时，讨论会达到了高潮。她的发言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审判员和律师》，历数了种种违反法制的情况和她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她说：“在狱中，我食不果腹，不允许被探望，甚至不允许接受邮件，得不到一点外界的消息，生活在绝望中。我被捕时，我的儿子还在襁褓中，5年里，我没有得到他的任可音讯。”认为解放后的匈牙利存在这种监狱“是人民民主的一种耻辱”。她对主席台上的党的代表说：“你们不仅杀害了拉伊克，而且在所有方面践踏了我们国家的公正与庄严，破坏了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最后，她说：“我将坚持不懈，直到那些破坏了我们的国家、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使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8]讲话结束时，2000多名听众向她报以热烈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7.6月21日的法官和律师讨论会，是由匈苏友好协会和匈牙利法律与政治科学协会联合邀请布达佩斯的律师和司法部门的领导人举行的。与会者提出了诸如为社会民主党人恢复名誉过于迟缓，违反宪法规定，不断任命干部而不是由选举产生，国家征用土地不给予足够的补偿等等问题。接着又召开了音乐家讨论会和6月22日的自然资源专家讨论会。
6月24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发表一篇题为《精神的阳光》的社论，对这些讨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裴多菲俱乐部是“有价值的讲坛”，建议党的领导干部参加讨论。
8.6月27日的新闻和报纸问题讨论会是裴多菲俱乐部系列讨论的最后一次，参加者多达6000人，其中除大学生、职工、知识分子、军官和干部外，还有南斯拉夫、瑞士和英国的记者。
党报总编霍尔瓦特在开场白中说这次会的目的是作“自我批评”，他将这样做，以便大家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
首先发言的党员作家德里·蒂博尔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组织和结构的改革，仅仅更换党的某个领导人是不够的，“只要我们直接地反对、批评某个人，而不去调查这些错误是否产生于这种体制……结果只能是以小错代替大错……必须找出那些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错误……”。[9]
《自由人民报》青年记者塔尔多什·蒂博尔说：“在我们这个‘卫星国’匈牙利，没有任何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希望回到霍尔蒂时代，……但却有许多人认为教条主义的领导方式、官僚主义、缺乏信息和蒙昧主义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理想不适应。这就需要领导阶层……改变这种路线、理论和过去的做法。”[10]这才“真正代表了党的思想和原则”。
青年诗人库奇卡·彼得指出，一个好的记者“必须写真话”，“但在我们国家，真话又决不能同党的路线相抵触。1949年拉科西说拉伊克是一名‘铁托主义分子’，1955年说他是一个‘内奸’，今年又称他为‘同志’。群众已经失去信心，不是对党，而是对党的领导人……有自由的地方才能讲真话，我们要实现宪法保证的出版自由。”[11]
作家迈劳伊·蒂博尔认为，过去10年破坏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与此相联的必然是真理被歪曲，指出讲真话是作家的第一内心需求，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自己、面对人民。”
三名党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讨论，他们是宣传部长诺格拉迪·山道尔、党报总编霍尔瓦特·马通和外贸部副部长沃什·佐尔坦。他们的发言多次被听众打断。当沃什说“罢免拉科西将是这个工人阶级运动的老战士的悲剧”时，听众有人说：“比起全民族的悲剧，我们更喜欢一个人的悲剧。”[12]会场秩序有些混乱。
最后发言的是洛松齐·格佐。他曾担任新闻部副部长，1951年入狱，1955年获释后成了纳吉的朋友。他说：“是同一个人把无罪的人们投进监狱，现在又给他们恢复名誉；也是这个人，曾经杀害了无辜的人们，现在却又大谈‘社会主义法制’。”他讲述了“纳吉事件”的经过，对一方面讲党内民主，一方面“报纸、刊物日复一日地责难优秀的匈牙利人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纳吉·伊姆雷，却不给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13]表示不满。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起立，随之不停的欢呼，要求他“回到党内来！”
6月28日，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拉科西认为裴多菲俱乐部起着十分危险的作用，因此，6月30日党中央作出决议，暂时停止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并把德里和塔尔多什开除出党。
7月1日，内务部下令停止裴多菲俱乐部活动。3日，《自由人民报》发表社论《捍卫民主和党的路线》，斥责裴多菲俱乐部“走得太远了。”
7月18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中途不请自来。拉科西说到裴多菲俱乐部时，认为必须使用暴力，否则敌人将有恃无恐，因为“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有组织的敌对的反党运动……是由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对此，米高扬说：“我们在莫斯科得到的消息说，在裴多菲俱乐部的集会上，当会议结束时听众都高呼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一个奇怪的反党运动，我还第一次听说反革命分子会唱这支歌。”[14]就在这次会上，经米高扬建议，拉科西由于“健康原因”及在“个人崇拜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错误”而辞去的党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格罗·埃尔诺继任第一书记。格罗在会上谈到裴多菲俱乐部时说其中“有很多诚实的人们，忠于党、忠于我们的人民民主”，同时又说“在裴多菲俱乐部及其周围开始形成第二个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是与国家唯一的真正政治中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相对抗的……”。[15]
格罗上台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局势，面对陷入困境的国内经济，党的领导层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扭转。群众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
在这种情况下，裴多菲俱乐部于9月份重新开始活动。被迫停止活动后，它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不再组织讨论会，但一些成员却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团体中活动，有的人还同一些大工厂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工人们通过6月30日决议对裴多菲俱乐部产生了兴趣，进而邀请一些曾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人到工厂的集会上讲话。裴多菲俱乐部与作家协会、科普学会、《文学报》、《自由青年报》等都有联系，后来《自由人民报》也登载文章反映裴多菲俱乐部的主张，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以前的方针政策，对执行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追究责任。许多大学和德布勒森、久尔、塞格德等城市都建立起类似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小组和俱乐部，并组织一些报告会和晚间讨论会。
这期间，裴多菲俱乐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与作家协会、记者协会、高校学生代表及切佩尔钢铁厂的工人统一行动，广泛动员群众，要求为拉伊克彻底平反并重新安葬，最后迫使党中央同意为拉伊克等4人举行国葬。
10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布达佩斯，广大人民深受鼓舞，希望在匈牙利也出现类似的变化。
10月22日晚，布达佩斯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在工业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声援波兰的游行，并向政府提出要求，开始拟定了10点，逐渐增至14点、16点。另外还决定请求裴多菲俱乐部予以支援。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人于当天深夜开会，讨论学生的请求，决定参加学生组织的游行，并通过了自己的10点要求，内容如下：
“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鉴于目前匈牙利的形势，建议在最短期间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纳吉·伊姆雷同志应当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
(2)党和政府必须坦率地说明我国情况，修改“二五”计划的原则并草拟一个符合匈牙利国情的具体的建设纲领。
(3)党和政府应该通过确定人民阵线的真正作用，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当政治要求，推行工人民主和工厂自治等各种方法，竭尽全力保证匈牙利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4)为确保党和国家统治的威信，建议纳吉·伊姆雷及其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和列宁主义思想奋斗的同志应该在党和政府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5)建议把拉科西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并撤销他在国民议会和主席团中的职务。要恢复国内的平静，中央委员会必须阻止目前存在的要使斯大林和拉科西派再上台的尝试。
(6)依据社会主义法制对法尔卡什·米哈伊进行公审。
(7)修改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宗派主义的前一时期的决议，首先是1955年的3月决议，1955年12月关于文学的决议和1956年6月30日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决议。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取消它的决议并从中得出关系到个人的结论。
(8)向公众说明哪怕是最微妙的问题：我们对外贸易协定的情况和有关匈牙利铀矿的计划。
(9)在完全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苏联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巩固匈苏友谊。
(10)我们要求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在10月23日的会议上对这个决议的各点表明态度，同时作出有关匈牙利青年运动民主化的决定。”[16]
10月23日的《自由人民报》发表社论《新春的检阅》，对学生的行动表示支持，并登载了裴多菲俱乐部的10点要求。上午，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自由人民报》的高级工作人员和技术大学的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党中央，希望党中央认真考虑群众要求，尽快采取行动。刚从南斯拉夫回国的格罗拒绝代表团的请求，接着党中央宣布禁止示威游行。这种态度无异于火上浇油。学生仍按计划于下午在布达佩斯市区游行，沿途工人、市民也进入了游行队伍。形势急转直下，匈牙利事件由此开始，经历了13天的悲剧性动乱。
在动乱中，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各自行动，作为独立组织的裴多菲俱乐部不再有统一的活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随着形势的发展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史。
注释：
[1]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2]拉斯基·梅尔文：《匈牙利的革命》纽约普雷格1957年版 第29页，第31页，第33页。
[3]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4]费伦茨·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反叛》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9页，第230页，第230页。
[5]费伦茨·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反叛》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9页，第230页，第230页。
[6]费伦茨·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反叛》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9页，第230页，第230页。
[7]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8]《匈牙利的革命》第30页
《思想的反抗》第402页
比尔·洛迈克斯：《匈牙利：1956年》伦敦1976年版 第33页。
[9]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0]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1]拉斯基·梅尔文：《匈牙利的革命》纽约普雷格1957年版 第29页，第31页，第33页。
[12]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3]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4]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5]拉斯基·梅尔文：《匈牙利的革命》纽约普雷格1957年版 第29页，第31页，第33页。
[16]保尔·E·津纳《匈牙利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0—23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1996年02期第73-77页
【作者简介】张文红 北京大学国政系
裴多菲俱乐部在成立当天就举行了大学生和老学联（1944～1948年期间的青年组织）成员的聚会，出席者有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赫格居斯及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霍洛什、几个部长、局长，还有《自由人民报》的编辑、记者、工程师、教师等。
接着，裴多菲俱乐部举行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会场多设在大学校园内，争先贴出通告，说明讨论的主题和时间、地点，欢迎人们自由参加。讨论的议题都经过认真选择并得到党的批准，还有党的代表参加。由于不同书刊对各次讨论的时间、名称说法不尽相同，本文的归纳整理难免有遗漏和不尽准确之处。
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讨论会有以下几次：
1.关于学生组织问题的讨论会，约在3月下旬举行。过去，匈牙利高等院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等。1947年以后这些组织被并入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相当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团）。1949年底以后，国内只有劳动青年联盟是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讨论中，学生们认为现在应当重建大学生的组织，要求给学生们以更多的自由权利。
2.经济学家讨论会，又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会，5月16日召开，约400人参加，后来在22日继续讨论，约600人参加。讨论主题是陷于困境的国家经济问题，由马克思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纳吉·多纳什、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以及绍博·卡尔曼主持。
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4年）的首要任务是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农业和轻工业资金不足，产量下降，致使城市生活和居民消费品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纳吉实行“新方针”初步改变了农轻重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他下台后，情况又有变化，1955年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勉强与上年持平。这时又提出了新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并交付公众讨论。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这次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直率地指出，新的五年计划和“一五”计划一样脱离实际、不顾国家资源和利益。有人说：“我们曾经指出前一个五年计划的所有不足，却被斥为‘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后来，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被迫做了自我批评。现在，我们只能重复说这个‘二五’计划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希望在上亿福林被白白浪费掉以前，及时说服当政者。”[1]人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使中央主管经济的部长弗里什·伊斯特万等到会的党的代表无法答复。因此，党中央另外组织了一次关于五年计划的讨论会，弗里什作主要发言，为新的计划草案辩护，但这个计划草案后来未能得到批准。
3.历史学家讨论会，又称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讨论会。6月1日召开时有600多人参加，由于到午夜时仍有20多人要求发言，讨论在第二天继续进行，3日休会一天，4日仍继续，参加人主要是大学生和青年历史学者，主持人、党的代表安迪奇·伊丽莎白原是布达佩斯大学历史教授，当时在党中央主管文化领域的工作。她发言时承认“关于匈牙利历史，我们在过去10年中犯了很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错误。”[2]人们在讨论中指出了党史和匈牙利历史编纂中的歪曲与伪造现象。有人举例说，最近苏联《真理报》已经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库恩·贝拉平反。由于他1939年在苏联被当作托洛茨基的代理人而遭杀害，在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中就把他说成是一个“工人阶级腐化变质的敌人”，直到现在，“在匈牙利甚至不允许提到库恩·贝拉的名字。”[3]历史学者们被迫去学、去教：匈牙利革命最伟大的人物是拉科西·马加什。
4.教育问题讨论会，6月8日召开，是由过去的人民学院运动成员发起的。匈牙利人民学院运动起源于30年代，繁荣于二战期间，曾与匈共地下组织有过秘密联系，主要活动是帮助工农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使大学具有“人民性”。在此之前，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很少的。匈牙利党的不少领导人都曾得益于这一运动，赫格居斯还曾担任人民学院校友会主席。1949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审判拉伊克后把人民学院运动当作铁托主义的代表予以解散，认为这一运动“不是起源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源泉”，[4]领导者是“民粹主义”的作家而不是共产党人。此后，其成员就不断遭到迫害，有些人还被投入监狱。许多人由于档案上记载着毕业于“人民学院”而不被信任。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解散人民学院是令人遗憾的”，要求党中央废除1949年的决议，并重新组织这一受人欢迎的有益运动。
5.哲学家讨论会，又称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会，6月14日召开，约1000人参加。主持人是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卢卡奇·久尔吉。
讨论会上，有的哲学家逐条驳斥文化部长雷瓦伊·约瑟夫禁止卢卡奇哲学学说的所有论断。卢卡奇作了《当代哲学问题》的发言，批判斯大林和拉科西的文化政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匈牙利遭到歪曲和破坏，告诫人们要坚持“独立思考”，希望“苏共‘二十大’后不要产生象联共（布）‘十七大’后所经历的那种令人失望的局面”。[5]提出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必须学习柏拉图、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哲学，认为在哲学教学中只讲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适得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并没有征服匈牙利青年的思想。”[6]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西盖蒂·约瑟夫曾激烈地反对过他的老师卢卡奇，在这次会上，他说自己“背叛了老师而支持雷瓦伊对卢卡奇学说的批评是一种深深的耻辱，[7]并承认卢卡奇是正确的。还有一些人也作了自我批评。
接着，裴多菲俱乐部于6月15日举行了教师讨论会，17日举行了过去的大学职员讨论会。
6.党的老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讨论会，6月18日举行，约有2000人参加，主持人是政治局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基什·卡罗伊。会议原定由党的一些老战士即从前的地下党员向青年知识分子讲述自己的斗争经历。但由于过去10年中，许多地下党员被清洗出党，驱逐出公共社会生活，有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人被迫害致死，因而与会的老战士发言时强烈谴责拉科西等“国外派”对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采取排斥和打击政策。这样，司法问题转而成为讨论的主题，所以这次会也被称作司法问题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含义。
当拉伊克·拉斯洛的遗孀拉伊克·尤莉亚发言时，讨论会达到了高潮。她的发言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审判员和律师》，历数了种种违反法制的情况和她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她说：“在狱中，我食不果腹，不允许被探望，甚至不允许接受邮件，得不到一点外界的消息，生活在绝望中。我被捕时，我的儿子还在襁褓中，5年里，我没有得到他的任可音讯。”认为解放后的匈牙利存在这种监狱“是人民民主的一种耻辱”。她对主席台上的党的代表说：“你们不仅杀害了拉伊克，而且在所有方面践踏了我们国家的公正与庄严，破坏了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最后，她说：“我将坚持不懈，直到那些破坏了我们的国家、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使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8]讲话结束时，2000多名听众向她报以热烈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7.6月21日的法官和律师讨论会，是由匈苏友好协会和匈牙利法律与政治科学协会联合邀请布达佩斯的律师和司法部门的领导人举行的。与会者提出了诸如为社会民主党人恢复名誉过于迟缓，违反宪法规定，不断任命干部而不是由选举产生，国家征用土地不给予足够的补偿等等问题。接着又召开了音乐家讨论会和6月22日的自然资源专家讨论会。
6月24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发表一篇题为《精神的阳光》的社论，对这些讨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裴多菲俱乐部是“有价值的讲坛”，建议党的领导干部参加讨论。
8.6月27日的新闻和报纸问题讨论会是裴多菲俱乐部系列讨论的最后一次，参加者多达6000人，其中除大学生、职工、知识分子、军官和干部外，还有南斯拉夫、瑞士和英国的记者。
党报总编霍尔瓦特在开场白中说这次会的目的是作“自我批评”，他将这样做，以便大家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
首先发言的党员作家德里·蒂博尔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组织和结构的改革，仅仅更换党的某个领导人是不够的，“只要我们直接地反对、批评某个人，而不去调查这些错误是否产生于这种体制……结果只能是以小错代替大错……必须找出那些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错误……”。[9]
《自由人民报》青年记者塔尔多什·蒂博尔说：“在我们这个‘卫星国’匈牙利，没有任何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希望回到霍尔蒂时代，……但却有许多人认为教条主义的领导方式、官僚主义、缺乏信息和蒙昧主义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理想不适应。这就需要领导阶层……改变这种路线、理论和过去的做法。”[10]这才“真正代表了党的思想和原则”。
青年诗人库奇卡·彼得指出，一个好的记者“必须写真话”，“但在我们国家，真话又决不能同党的路线相抵触。1949年拉科西说拉伊克是一名‘铁托主义分子’，1955年说他是一个‘内奸’，今年又称他为‘同志’。群众已经失去信心，不是对党，而是对党的领导人……有自由的地方才能讲真话，我们要实现宪法保证的出版自由。”[11]
作家迈劳伊·蒂博尔认为，过去10年破坏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与此相联的必然是真理被歪曲，指出讲真话是作家的第一内心需求，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自己、面对人民。”
三名党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讨论，他们是宣传部长诺格拉迪·山道尔、党报总编霍尔瓦特·马通和外贸部副部长沃什·佐尔坦。他们的发言多次被听众打断。当沃什说“罢免拉科西将是这个工人阶级运动的老战士的悲剧”时，听众有人说：“比起全民族的悲剧，我们更喜欢一个人的悲剧。”[12]会场秩序有些混乱。
最后发言的是洛松齐·格佐。他曾担任新闻部副部长，1951年入狱，1955年获释后成了纳吉的朋友。他说：“是同一个人把无罪的人们投进监狱，现在又给他们恢复名誉；也是这个人，曾经杀害了无辜的人们，现在却又大谈‘社会主义法制’。”他讲述了“纳吉事件”的经过，对一方面讲党内民主，一方面“报纸、刊物日复一日地责难优秀的匈牙利人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纳吉·伊姆雷，却不给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13]表示不满。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起立，随之不停的欢呼，要求他“回到党内来！”
6月28日，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拉科西认为裴多菲俱乐部起着十分危险的作用，因此，6月30日党中央作出决议，暂时停止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并把德里和塔尔多什开除出党。
7月1日，内务部下令停止裴多菲俱乐部活动。3日，《自由人民报》发表社论《捍卫民主和党的路线》，斥责裴多菲俱乐部“走得太远了。”
7月18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中途不请自来。拉科西说到裴多菲俱乐部时，认为必须使用暴力，否则敌人将有恃无恐，因为“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有组织的敌对的反党运动……是由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对此，米高扬说：“我们在莫斯科得到的消息说，在裴多菲俱乐部的集会上，当会议结束时听众都高呼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一个奇怪的反党运动，我还第一次听说反革命分子会唱这支歌。”[14]就在这次会上，经米高扬建议，拉科西由于“健康原因”及在“个人崇拜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错误”而辞去的党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格罗·埃尔诺继任第一书记。格罗在会上谈到裴多菲俱乐部时说其中“有很多诚实的人们，忠于党、忠于我们的人民民主”，同时又说“在裴多菲俱乐部及其周围开始形成第二个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是与国家唯一的真正政治中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相对抗的……”。[15]
格罗上台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局势，面对陷入困境的国内经济，党的领导层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扭转。群众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
在这种情况下，裴多菲俱乐部于9月份重新开始活动。被迫停止活动后，它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不再组织讨论会，但一些成员却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团体中活动，有的人还同一些大工厂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工人们通过6月30日决议对裴多菲俱乐部产生了兴趣，进而邀请一些曾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人到工厂的集会上讲话。裴多菲俱乐部与作家协会、科普学会、《文学报》、《自由青年报》等都有联系，后来《自由人民报》也登载文章反映裴多菲俱乐部的主张，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以前的方针政策，对执行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追究责任。许多大学和德布勒森、久尔、塞格德等城市都建立起类似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小组和俱乐部，并组织一些报告会和晚间讨论会。
这期间，裴多菲俱乐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与作家协会、记者协会、高校学生代表及切佩尔钢铁厂的工人统一行动，广泛动员群众，要求为拉伊克彻底平反并重新安葬，最后迫使党中央同意为拉伊克等4人举行国葬。
10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布达佩斯，广大人民深受鼓舞，希望在匈牙利也出现类似的变化。
10月22日晚，布达佩斯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在工业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声援波兰的游行，并向政府提出要求，开始拟定了10点，逐渐增至14点、16点。另外还决定请求裴多菲俱乐部予以支援。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人于当天深夜开会，讨论学生的请求，决定参加学生组织的游行，并通过了自己的10点要求，内容如下：
“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鉴于目前匈牙利的形势，建议在最短期间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纳吉·伊姆雷同志应当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
(2)党和政府必须坦率地说明我国情况，修改“二五”计划的原则并草拟一个符合匈牙利国情的具体的建设纲领。
(3)党和政府应该通过确定人民阵线的真正作用，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当政治要求，推行工人民主和工厂自治等各种方法，竭尽全力保证匈牙利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4)为确保党和国家统治的威信，建议纳吉·伊姆雷及其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和列宁主义思想奋斗的同志应该在党和政府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5)建议把拉科西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并撤销他在国民议会和主席团中的职务。要恢复国内的平静，中央委员会必须阻止目前存在的要使斯大林和拉科西派再上台的尝试。
(6)依据社会主义法制对法尔卡什·米哈伊进行公审。
(7)修改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宗派主义的前一时期的决议，首先是1955年的3月决议，1955年12月关于文学的决议和1956年6月30日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决议。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取消它的决议并从中得出关系到个人的结论。
(8)向公众说明哪怕是最微妙的问题：我们对外贸易协定的情况和有关匈牙利铀矿的计划。
(9)在完全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苏联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巩固匈苏友谊。
(10)我们要求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在10月23日的会议上对这个决议的各点表明态度，同时作出有关匈牙利青年运动民主化的决定。”[16]
10月23日的《自由人民报》发表社论《新春的检阅》，对学生的行动表示支持，并登载了裴多菲俱乐部的10点要求。上午，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自由人民报》的高级工作人员和技术大学的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党中央，希望党中央认真考虑群众要求，尽快采取行动。刚从南斯拉夫回国的格罗拒绝代表团的请求，接着党中央宣布禁止示威游行。这种态度无异于火上浇油。学生仍按计划于下午在布达佩斯市区游行，沿途工人、市民也进入了游行队伍。形势急转直下，匈牙利事件由此开始，经历了13天的悲剧性动乱。
在动乱中，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各自行动，作为独立组织的裴多菲俱乐部不再有统一的活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随着形势的发展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史。
注释：
[1]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2]拉斯基·梅尔文：《匈牙利的革命》纽约普雷格1957年版 第29页，第31页，第33页。
[3]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4]费伦茨·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反叛》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9页，第230页，第230页。
[5]费伦茨·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反叛》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9页，第230页，第230页。
[6]费伦茨·A·瓦利：《匈牙利的分裂和反叛》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第229页，第230页，第230页。
[7]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8]《匈牙利的革命》第30页
《思想的反抗》第402页
比尔·洛迈克斯：《匈牙利：1956年》伦敦1976年版 第33页。
[9]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0]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1]拉斯基·梅尔文：《匈牙利的革命》纽约普雷格1957年版 第29页，第31页，第33页。
[12]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3]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4]阿泽尔·塔马什、迈劳伊·蒂博尔：《思想的反抗》纽约普雷格1959年版 第400页，第400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11页，第415页。
[15]拉斯基·梅尔文：《匈牙利的革命》纽约普雷格1957年版 第29页，第31页，第33页。
[16]保尔·E·津纳《匈牙利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0—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