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治维新对东北亚区域的影响
李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1997年01期第61-64页
【作者简介】李朋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东北亚区域”，无论是作为地理、经济概念，还是作为政治、社会概念，其大规模地出现在传媒上和研究领域，都是近些年的事。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该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地位日益显要，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不过，该区域内的国际关系与区域交往的历程却是由来已久。而且，一些事物的发端也是渊远流长。所以，关于“东北亚区域”的某些研究，表面上是在探讨新问题，实则是对历史的再认识。“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进步、发展方式的选择和认识。“东北亚”与“现代化”两个概念的结合，意味着该区域的人民与国家以新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亮相，是对世界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由于“现代化”问题，特别是由于该区域内举足轻重的国家发展态势，东北亚研究更是令举世瞩目。
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现代化”对于东北亚地域来说，从形式以内容，都是“泊来品”。因此，现代化之于东北亚及“第三世界”有着与其在欧洲发源地截然不同的意义。
一般来讲，现代化是指自人类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这种方式再造人类生活各方面的过程和结果，以及人们追寻这一方式及过程的努力和效果。现代化所概括的这个历史进程迄今还在延续，并且早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在过去也是如此，只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不如此称呼罢了。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这样概括了这一过程：在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伟大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新历史进程。200多年来，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在众多内外因素影响下，以各种方式被卷入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大浪潮之中。第一次大潮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现代化的中心区域在西欧；第二次大潮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现代化漫延到北美、东欧，拉美和东亚地区也受到明显影响；第三次大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现代化扩大到亚、非、拉广大地区，此时的中心则转移到东亚了。[1]所以，东北亚区域接触到现代化并被纳入现代化进程，是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开始的。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与现代化在其发端时，由欧亚大陆的最西侧翼向中心漫延相对应，现代化在东亚的这一次漫延是从欧亚大陆的最东侧翼——日本列岛开始，而后西向，冲击着古老的东方传统社会。日本成为了“最早的后来者”。[2]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因此，可以把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体现出所谓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问题。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这一过程日本人在文字上表述为“近代化”；同时代的中国人称之为“洋务”、“欧化”或“西化”。[3]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区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
二
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疑是“后来者”，对于这些东方国家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可谓是较早予以关注的卓越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用“世界历史”的思想解释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提出：整个世界，其中包括东方落后国家，都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上，才能跨进“世界历史”，走向未来，并且只能如此。但是，东方落后国家如何纳入世界历史，如何实现现代化，由于资料的缺乏，马克思最初并未给予肯定的解答。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化的漫延，东西方的接触增多，包括频繁深入的文化交流，也包括愈演愈烈的火并冲突，马克思开始深入地研究东方问题。但此时他所依据的资料远未能如其研究西欧资本主义那样来自第一手资料，而是依据欧洲传教士、昌险家、官员、商人等与东方接触过的人的传记、游等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用以概括东方国家的传统社会形态。他认定，在古代亚细亚原始公社末期，东西方就已分道扬镳了。在西方，公社解体，相继进入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形态；而东方社会却以不同形式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保持了下来。但是他仍然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过程都是前后相继，大体一致的；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东方的未来，全世界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走向理想的大同之路。[4]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又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落后的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进入另一现代化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哪种现代化方式为东方落后社会所选择，这种方式一定是建立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化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这是不可否认的。
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必须阶段和生活方式，是因为现代化拥有如下独特之处：（一）它能驱使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与尚未现代化的社会相互交往，使世界不可能被传统模式所隔离，现代化力量会寻找一切空隙发展自己努力，而无论它的阻力有多大和来自何方；（二）现代化内在的动力将现代化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地更新、发展，逐渐趋向自身逻辑的完美和更高级阶段；（三）现代化的逻辑阶段性进展恰恰与人类天然本性中的基本生存意义相契合，这就是，在主观支配下尽最大可能和努力摆脱“适应顺从自然、受控于自然的动物性”，而逐渐地以自身不断强大的力量抗对自然、控制自然，体现出主宰世界的人性。回顾历史，人类文明的任何一种进步，都是以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自然为标志和基本内容的，都是人在同自然对抗中胜利的成果。而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正是这种成果的凝聚和突出表现。
三
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北亚第一个现代化了的国家和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段现代国家，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5]
19世纪中叶，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华文明，在西来的新兴力量的撞击面前，虽用尽了浑身节术，然而仍无力抗衡和取胜。在对抗过程中，传统力量非但力不从心，反而越战越弱，内忧外患，不可自拔。古老的中华传统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虽然已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在东亚社会亦有绝对强大的影响力，并将传统社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由于传统社会对现代化因素的排斥与泯灭，使中华文明圈内的传统社会无法渐进现代化轨道。因此，在西方现代化的利爪扣击东亚城门时，东方传统文明便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生死悠关的抉择。
对此，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了与当时中国相反的选择：率先打破了旧的藩篱束缚，主动地接受了西方相对强大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文明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社会，看上去与中国社会十分相似，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差异，它在两国最后分道扬镳的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差异就是在与东方传统文明的关系上的差异：在总体上，中国是这一文明的创造者，居于“中心”地位；而日本则始终是这一文明的学习接受者，居于“外围”地位。所以，尽管双方同属于中华文明圈，拥有相似的传统社会，但是，双方在对外关系的态度取向上却截然相反：日本的传统适于学习和接受外部先进文明，尽管日本自启蒙以来，所能接触到的外部先进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但正是由于这种“移柏文化”使日本人在19世纪接受另一种先进文明时，并不感到太痛苦、或不能接受[6]；而中国由于所能够接触到的“外界”皆是蒙味与落后，既使到了19世纪西欧明显先进的文明来袭，也由于“华夷秩序”观念早已形成，大一统范围内的文化“单性繁殖”，使中国对外部先进文明既缺乏敏感，又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蔑视。
当一直尊奉的“师傅”在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被击得晕头转向时，作为“徒弟”的日本，因循其“师以强者”的传统，迅速地改换了门庭，摆脱了中华文化中旧的物质与精神束缚，拜到现代化的先行者欧洲师傅的门下，搞起了维新运动。虽然初学欧法，不免有些跌跌撞撞，但是在明治天皇及其维新近臣的推动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东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之路。并且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进而压迫其它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对此，感到最为震惊的是当时的清王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流两千年，而且几乎一直是中国单方地影响着日本社会文明的发展，最著名的便是“遣唐使”和“大化改新运动”了。可是与日本人热心于学习先进中国的情况相反，在同一时期内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微乎其微。一种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的“天朝大国”意识控制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影响着他们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面对东西方文明在19世纪中叶的对抗，同属中华文明圈，具有儒文化特征的日本，明晰地意识到东西文明此时较量的强弱之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跳出了传统社会的藩篱而“脱亚入欧”；以学习欧文化为核心，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以欧洲的生产方式开始“殖产兴业”；参考欧洲的与现代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进“废藩置县”、“开设议会”等政治改革。日本从此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的国际舞台上，并将在各个方面发挥不同以往的作用。
四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促动了中国社会以及其它亚洲落后区域的社会形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不过，这种促动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代价很高的过程。
最初，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然已落后于日本的中国，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几近于荒唐可笑。1974年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首次对明治维新给予评论。他与当时的江苏安察使应宝时是这样认为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他们竟然以为幕府将军是日本的国王，而天皇是“篡位”者；而非正统的篡国行为——明治维新应予以反对，并据此提出乘明治政府尚未巩固之机，派兵征日，复辟幕府政权。可见当时人们对日本国情的了解是何其寡也。当然，也有少数人能够理智准确地认识和分析明治维新，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明治维新可与中国的赵武灵王变法相比，是进步之举。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对日本的变化警觉起来，开始认真研究明治维新。清政府于1877年向日本派出了首任公使团，并在此后不断地派出专使访日，了解日本变法后的政治经济情况。中国的官僚士绅逐渐地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深刻意义和内容。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现代化设施等“长技”得到了肯定，并当学而习之；但是，对日本在维新中的政治改革则出现了岐意。保守派认为：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将导致“乱必在二十年间”。以黄遵宪20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日本原也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直至西方坚船利炮环伺子门，乃始如梦方醒；但日本能够举国上下，发奋图强，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不但保持了独立的地位，而且甚与世界列强竞争，此乃很值中国的爱国志士们深思。他认为日本能做到，中国因何不能做呢？日本“只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率能定国是而固国本”，中国的有志之士，亦应向其学习。[7]
其它中国维新派人物：郑观应、王韬、梁启超、康有为等，也深受明治维新的鼓舞。他们也竭力提倡学习日本，用自上而上而下的方式实施维新变法。其中康有为几乎每次上书时，都要鼓吹一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变法。他曾慨叹：“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是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8]经过了维新的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甲午战争，清军一败涂地，充分地显示了东方社会维新变法之后具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力量。康有为等人更加体会到变法之效和变法之必要，认为不妨以强敌为师，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中国。康有为还编写了《日本变法记》，向光绪皇帝阐述明治维新的详细经验。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是旨在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日本之所以能自强，“皆因日皇能采纳维新志士之言，排守旧诸臣之议。因此，他希望光绪皇帝能象明治天皇一样，雷厉风行、维新变法；坚信“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9]
尽管中国变法，历经“百日”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的变法志士与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将中国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上推进了一步。中国运行了数千年并切实显示了其完善与强大的封建传统社会“列车”，在此开始“出轨”、“颠履”，进入转轨的震荡过程，中华文明在痛苦的“阵痛”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注释：
[1]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
[2][美]M·J·列维著《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页。
[3]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5]《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2页。
[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360页。
[7]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参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5期，王晓秋文《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
[8]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戊戌变法》（二），第129页。
[9]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参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晓秋文《康有为的一部未刊印的重要著作——〈日本变政考〉评价》。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1997年01期第61-64页
【作者简介】李朋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现代化”对于东北亚地域来说，从形式以内容，都是“泊来品”。因此，现代化之于东北亚及“第三世界”有着与其在欧洲发源地截然不同的意义。
一般来讲，现代化是指自人类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这种方式再造人类生活各方面的过程和结果，以及人们追寻这一方式及过程的努力和效果。现代化所概括的这个历史进程迄今还在延续，并且早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在过去也是如此，只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不如此称呼罢了。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这样概括了这一过程：在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伟大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新历史进程。200多年来，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在众多内外因素影响下，以各种方式被卷入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大浪潮之中。第一次大潮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现代化的中心区域在西欧；第二次大潮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现代化漫延到北美、东欧，拉美和东亚地区也受到明显影响；第三次大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现代化扩大到亚、非、拉广大地区，此时的中心则转移到东亚了。[1]所以，东北亚区域接触到现代化并被纳入现代化进程，是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开始的。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与现代化在其发端时，由欧亚大陆的最西侧翼向中心漫延相对应，现代化在东亚的这一次漫延是从欧亚大陆的最东侧翼——日本列岛开始，而后西向，冲击着古老的东方传统社会。日本成为了“最早的后来者”。[2]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因此，可以把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体现出所谓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问题。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这一过程日本人在文字上表述为“近代化”；同时代的中国人称之为“洋务”、“欧化”或“西化”。[3]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区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
二
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疑是“后来者”，对于这些东方国家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可谓是较早予以关注的卓越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用“世界历史”的思想解释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提出：整个世界，其中包括东方落后国家，都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上，才能跨进“世界历史”，走向未来，并且只能如此。但是，东方落后国家如何纳入世界历史，如何实现现代化，由于资料的缺乏，马克思最初并未给予肯定的解答。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化的漫延，东西方的接触增多，包括频繁深入的文化交流，也包括愈演愈烈的火并冲突，马克思开始深入地研究东方问题。但此时他所依据的资料远未能如其研究西欧资本主义那样来自第一手资料，而是依据欧洲传教士、昌险家、官员、商人等与东方接触过的人的传记、游等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用以概括东方国家的传统社会形态。他认定，在古代亚细亚原始公社末期，东西方就已分道扬镳了。在西方，公社解体，相继进入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形态；而东方社会却以不同形式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保持了下来。但是他仍然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过程都是前后相继，大体一致的；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东方的未来，全世界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走向理想的大同之路。[4]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又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落后的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进入另一现代化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哪种现代化方式为东方落后社会所选择，这种方式一定是建立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化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这是不可否认的。
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必须阶段和生活方式，是因为现代化拥有如下独特之处：（一）它能驱使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与尚未现代化的社会相互交往，使世界不可能被传统模式所隔离，现代化力量会寻找一切空隙发展自己努力，而无论它的阻力有多大和来自何方；（二）现代化内在的动力将现代化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地更新、发展，逐渐趋向自身逻辑的完美和更高级阶段；（三）现代化的逻辑阶段性进展恰恰与人类天然本性中的基本生存意义相契合，这就是，在主观支配下尽最大可能和努力摆脱“适应顺从自然、受控于自然的动物性”，而逐渐地以自身不断强大的力量抗对自然、控制自然，体现出主宰世界的人性。回顾历史，人类文明的任何一种进步，都是以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自然为标志和基本内容的，都是人在同自然对抗中胜利的成果。而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正是这种成果的凝聚和突出表现。
三
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北亚第一个现代化了的国家和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段现代国家，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5]
19世纪中叶，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华文明，在西来的新兴力量的撞击面前，虽用尽了浑身节术，然而仍无力抗衡和取胜。在对抗过程中，传统力量非但力不从心，反而越战越弱，内忧外患，不可自拔。古老的中华传统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虽然已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在东亚社会亦有绝对强大的影响力，并将传统社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由于传统社会对现代化因素的排斥与泯灭，使中华文明圈内的传统社会无法渐进现代化轨道。因此，在西方现代化的利爪扣击东亚城门时，东方传统文明便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生死悠关的抉择。
对此，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了与当时中国相反的选择：率先打破了旧的藩篱束缚，主动地接受了西方相对强大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文明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社会，看上去与中国社会十分相似，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差异，它在两国最后分道扬镳的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差异就是在与东方传统文明的关系上的差异：在总体上，中国是这一文明的创造者，居于“中心”地位；而日本则始终是这一文明的学习接受者，居于“外围”地位。所以，尽管双方同属于中华文明圈，拥有相似的传统社会，但是，双方在对外关系的态度取向上却截然相反：日本的传统适于学习和接受外部先进文明，尽管日本自启蒙以来，所能接触到的外部先进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但正是由于这种“移柏文化”使日本人在19世纪接受另一种先进文明时，并不感到太痛苦、或不能接受[6]；而中国由于所能够接触到的“外界”皆是蒙味与落后，既使到了19世纪西欧明显先进的文明来袭，也由于“华夷秩序”观念早已形成，大一统范围内的文化“单性繁殖”，使中国对外部先进文明既缺乏敏感，又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蔑视。
当一直尊奉的“师傅”在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被击得晕头转向时，作为“徒弟”的日本，因循其“师以强者”的传统，迅速地改换了门庭，摆脱了中华文化中旧的物质与精神束缚，拜到现代化的先行者欧洲师傅的门下，搞起了维新运动。虽然初学欧法，不免有些跌跌撞撞，但是在明治天皇及其维新近臣的推动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东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之路。并且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进而压迫其它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对此，感到最为震惊的是当时的清王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流两千年，而且几乎一直是中国单方地影响着日本社会文明的发展，最著名的便是“遣唐使”和“大化改新运动”了。可是与日本人热心于学习先进中国的情况相反，在同一时期内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微乎其微。一种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的“天朝大国”意识控制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影响着他们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面对东西方文明在19世纪中叶的对抗，同属中华文明圈，具有儒文化特征的日本，明晰地意识到东西文明此时较量的强弱之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跳出了传统社会的藩篱而“脱亚入欧”；以学习欧文化为核心，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以欧洲的生产方式开始“殖产兴业”；参考欧洲的与现代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进“废藩置县”、“开设议会”等政治改革。日本从此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的国际舞台上，并将在各个方面发挥不同以往的作用。
四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促动了中国社会以及其它亚洲落后区域的社会形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不过，这种促动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代价很高的过程。
最初，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然已落后于日本的中国，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几近于荒唐可笑。1974年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首次对明治维新给予评论。他与当时的江苏安察使应宝时是这样认为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他们竟然以为幕府将军是日本的国王，而天皇是“篡位”者；而非正统的篡国行为——明治维新应予以反对，并据此提出乘明治政府尚未巩固之机，派兵征日，复辟幕府政权。可见当时人们对日本国情的了解是何其寡也。当然，也有少数人能够理智准确地认识和分析明治维新，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明治维新可与中国的赵武灵王变法相比，是进步之举。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对日本的变化警觉起来，开始认真研究明治维新。清政府于1877年向日本派出了首任公使团，并在此后不断地派出专使访日，了解日本变法后的政治经济情况。中国的官僚士绅逐渐地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深刻意义和内容。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现代化设施等“长技”得到了肯定，并当学而习之；但是，对日本在维新中的政治改革则出现了岐意。保守派认为：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将导致“乱必在二十年间”。以黄遵宪20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日本原也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直至西方坚船利炮环伺子门，乃始如梦方醒；但日本能够举国上下，发奋图强，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不但保持了独立的地位，而且甚与世界列强竞争，此乃很值中国的爱国志士们深思。他认为日本能做到，中国因何不能做呢？日本“只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率能定国是而固国本”，中国的有志之士，亦应向其学习。[7]
其它中国维新派人物：郑观应、王韬、梁启超、康有为等，也深受明治维新的鼓舞。他们也竭力提倡学习日本，用自上而上而下的方式实施维新变法。其中康有为几乎每次上书时，都要鼓吹一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变法。他曾慨叹：“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是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8]经过了维新的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甲午战争，清军一败涂地，充分地显示了东方社会维新变法之后具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力量。康有为等人更加体会到变法之效和变法之必要，认为不妨以强敌为师，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中国。康有为还编写了《日本变法记》，向光绪皇帝阐述明治维新的详细经验。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是旨在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日本之所以能自强，“皆因日皇能采纳维新志士之言，排守旧诸臣之议。因此，他希望光绪皇帝能象明治天皇一样，雷厉风行、维新变法；坚信“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9]
尽管中国变法，历经“百日”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的变法志士与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将中国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上推进了一步。中国运行了数千年并切实显示了其完善与强大的封建传统社会“列车”，在此开始“出轨”、“颠履”，进入转轨的震荡过程，中华文明在痛苦的“阵痛”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注释：
[1]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
[2][美]M·J·列维著《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页。
[3]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5]《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2页。
[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360页。
[7]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参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5期，王晓秋文《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
[8]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戊戌变法》（二），第129页。
[9]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参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晓秋文《康有为的一部未刊印的重要著作——〈日本变政考〉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