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吉备真备
刘明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1997年01期第29-35页
【作者简介】刘明翰 100081 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教授
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曾是中日历史上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盛世。据日本史书记载：“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①]中国史学界对朝衡（晁衡，即阿倍仲麻吕）的生平以及同时代的鉴真、空海等人的事迹，叙述较多，但系统地评价“大臣”吉备真备的传记极少，论文更是阙如。
吉备真备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既是“博学、艺众”的学者，又是坚持政治、司法改革的政治家和精谙兵法的军事家。他向日本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对加速日本的封建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根据吉备真备的主要事迹，略陈管见。
一
吉备真备（キヒノマキヒ，695—775年），原姓下道朝臣，世居吉备国（今冈山县）下道郡。传说他的先祖是孝灵天皇的皇子稚武彦命。吉备真备之父下道朝臣国胜，是一名没落小贵族出身的下级军官。其母是大和国宇智郡大泽村中有移民血统的八木氏出身。他的家庭是属于同把持中央政权的大奴隶主阶级有区别的中小奴隶主阶级。
关于吉备真备的生年，说法不一。有的辞典、书籍中记述为生于公元694年[②]，显然没有史料根据。在日本史料和中国学者著的日本通史中，主要有两种说法，即生于693年说[③]和生于695年说[④]。日本权威专家宫田俊彦教授根据吉备真备本人在宝龟元年（即770年）向光仁天皇的《上启文》中的自叙：“在天平宝字八年（764年）正月时，从真备生年计来已达七十岁”，证明他生于持统天皇九年（695年）是准确的，而在日本有的史书中称吉备真备逝世时（宝龟六年，775年）年达八十三岁，是错误的[⑤]。
吉备真备约15岁时自愿进入设在平城京的大学寮学习，经过六七年的学习和严格的省试，他被授予从八位下的官位。716年（日灵龟二年）吉备真备22岁时被选拔为赴唐留学生，次年3月9日跟随以遣唐押使、从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大使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及副使藤原朝臣马养率领的第九次遣唐使团出发，前往中国唐都长安，全团乘四艘船共557人[⑥]。
这次遣唐使团从难波（大阪）的三津浦出发，沿着前往中国海的南路航行，经扬子江口，在同年10月1日抵达长安。翌日唐玄宗颁敕令，10月16日在唐中书省被宴请款待，19日往谒孔庙[⑦]。这次与吉备真备同行来唐的留学生还有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及留学僧玄昉等人。
吉备真备等留学生在长安被安排由鸿胪寺供应各种费用。他拜中国的四门馆助教赵玄默为授业师。吉备真备的留学生活共历19年，实际在唐停留的时间为17年整[⑧]。他“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赅涉众艺”[⑨]。除了学五经、三史之外，还研修兵法、法律、教育、天文、历法、音乐、礼仪以及建筑等。真备在日本遣唐的留学生中以孜孜不倦、特别刻苦钻研而著称。他时刻没忘报效祖国。日常他一方面省吃俭用，注意积攒钱搜购典籍，吸收唐朝先进的科技仪器，以及工具和武器等；另一方面，他把所得“皆购文籍。”[⑩]他的目的是将这些东西带回日本提高国内的生产水平和提供政治上的需要。
日本的第十次遣唐使团在大使多治比广成和副使中臣名代率领下，在长安完成了朝贡和其它外交任务而准备回国时，照例要带回已学习期满的上次随遣唐使团同来的留学生、僧。故吉备真备、玄昉等便随第一艘船循南路于734年11月返抵日本，从而结束了留学生活。
735年4月26日（日天平七年四月辛亥），吉备真备向日本朝廷献上了带回的极其重要而珍贵的礼物。据《续日本纪》中正式记载为[(11)]：
“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一个年轻的留学生在国外专心搜集自己的祖国最急需的书籍、文物、武器等，又带回这么众多的种类和数量，这在吉备真备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唐礼》主要是唐高宗时的“永徽礼”，日本朝廷的礼仪即以其为据进行了改革。当时日本正是“大学释奠，其仪未备”之际（释奠指设酒席祭奠孔子），《唐礼》甚有影响。《太衍历》中包含了中国六艺（礼、乐、射）的内容，这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创制的新历法。测影铁尺是观测天文的重要用具[(12)]。尤其是《乐书要录》本是唐武则天时选编的音乐书籍。礼品中的仪器、乐器、兵器等都是吉备真备精心挑选后带回国的。日本史学家对吉备真备的留学之行，曾评之为“虚往盈归”。
吉备真备回日本后，735年被晋升为正六位下并被委担任大学助（大学寮中主管人大学头之助手）。他亲自执教，开设明法、五经、文章、算学、音韵、书法等六科，协助组织安排并参与指导400名学生的学习。讲授内容中，因补述许多盛唐的知识而十分生动和充实。《史记》、《汉书》、《后汉书》在日本的讲授，始于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在737年（天平九年）2月晋升为从五位下官位，并从大学寮调任皇太后的正宫次官。当时圣武天皇的生母宫子皇太后患神经衰弱病，真备找到同他一直有密切往来并懂医术的玄昉帮助治疗和照料皇太后，结果宫子皇太后很快痊愈复原。玄昉被重用为宫中佛殿内道场的大法师，真备在同年12月丙寅（27日）升为从五位上，很快担任了中宫亮并兼右卫士督的要职，负责宫廷防卫等事宜[（13）]。此职对真备的一生至关重要。
738年（天平十年）正月壬午（13日）阿倍内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吉备真备在东宫内为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女帝）讲授《礼记》、《汉书》等，受到孝谦之赏识和恩宠。当时因日本近畿一带瘟疫流行，掌握朝政的藤原氏四个儿子相继因染天花丧命。廷臣桔诸兄进升为大纳言执政。留唐归来的真备和玄昉等深得桔诸兄的欢心而成为其亲信。
740年8月，光明皇后内侄藤原广嗣为夺权而发动“广嗣之乱”时，曾以除吉备真备和玄昉为借口，在致朝廷的表文中称：“天下灾异横生，其源盖出于政治昏昧；而症结所在，皆为真备与玄昉。宜速除彼等，勿得拖延。”[(14)]广嗣之乱迅被平息，其矛头指向真备，说明真备在朝中之得势。真备在743年（天平十五年）5月，由从五位上提升为从四位下，并被任命为春宫大夫、东宫学士。746年10月19日，天皇颁敕令“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为吉备朝臣”[(15)]。此后在史料中才正式出现吉备真备之名。
749年夏，女帝孝谦天皇受禅即位，吉备真备升任从四位上官位，但因朝中藤原仲麻吕势大，任大纳言兼紫薇中台令操朝廷实权，乃将孝谦天皇身边的吉备真备调离中央，连续左迁为筑前守（福冈县长官）和肥后守（熊本县长宫）。这时，朝廷正酝酿派出遣唐使团，已委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吕为副使，由于真备向奈良朝廷上书坚决要求乘遣唐船去中国，又兼考虑到真备熟悉唐朝事务，还与被唐重用的阿倍仲麻吕（晁衡）为挚友，便任命真备亦为副使。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于752年抵长安，受到阿倍仲麻吕的接待和唐玄宗的接见。唐玄宗赠吉备真备以“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及卫尉卿”的称号。日本使团受到唐朝的优厚礼遇。这次遣唐使团在归国途中，10月经扬州时专门访问并邀唐高僧鉴真一同东渡赴日。11月，由扬子江口黄泗浦出发，取南路驶往日本。
吉备真备返日后，升叙为正四位，先后任九州太宰少贰、太宰大贰达9年（754—763年），虽然真备仍受到在都城奈良的中央掌权的藤原氏豪族的排挤，但他加紧了结合日本实际仿效唐制的各项改革。
二
吉备真备留学回日本以后，他所进行的改革活动是多方面的，发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真备对大学寮的教育制度和释奠进行了重大改革。日本早在676年已正式设有大学寮（又译太学）。在710年（元明女皇和铜三年）仿唐制于奈良扩建大学寮。这时，唐高宗早在653年已颁布的《五经正义》传至日本。养老五年（721年）日本在甲戎诏中规定大学寮设明经、文章、明法和算学四科。本来大学寮学生中贫穷官吏的子弟占多数，但是从神龟五年（728年）起，入大学寮的学生改变为必须从出身五位以上的贵族门第的家族中选拔。真备回国以后，他不仅扩充了大学寮的教学内容，增设音韵、书法课程，更重要的改革是：（1）在739年8月决定，入大学寮学习的条件，不再按出身是否贵族和等级的高低去考虑，凡年龄在13—16岁之内的官吏子弟者，只凭学识如何而选定（庶民子弟不得入学，并未改变）；（2）传授儒家思想作为振兴大学的根本[]16)]。在真备提倡和主持下，这两项措施对于扩大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础，加速封建化有重要意义。
真备在748年（天平二十年）还对学校中祭孔（先圣文宣王）的服装、仪式、祭奠的三牲、稻谷和器皿等均仿唐制加以改定。
吉备真备最突出的业绩是在军事、政治和司法上的改革。真备是日本国最早研究和传播中国《孙子》兵法的军事家，他在平叛，解决“惠美押胜之变”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以后他被擢用，担任要职，他的才能得到表现，推行了各项改革。
吉备真备受藤原仲麻吕的压抑和排斥，远离奈良而在九州太宰府任职的9年间，精心于军政事务占去他的大部分精力，其余时间，他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项是写作《道璇和上传纂》一书。道璇是来自中国洛阳大福先寺的僧人，于736年抵日本，传播佛教律宗，同真备往来密切。另一项便是钻研兵法。“夫孙子十三篇兵法，由吉备公自中华携归，始向本朝传播，因此与本朝的神武融合，号称龙圆备，是为兵法、军事之奥义。”
这时，在都城奈良，藤原氏豪族挤掉桔氏和大伴氏势力以后，藤原仲麻吕从孝谦女皇处得到了惠美押胜的名号。他的职务也从“太保”（右大臣）升为“太师”（太政大臣）。756年因病为僧的圣武上皇驾崩，孝谦女皇受逼于758年8月1日让位给淳仁天皇，自称上皇。因惠美押胜准备对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动西征，加上中国安史之乱扩大，奈良政权恐“狂胡安禄山东掠日本”，乃下令真备在九州加紧军事准备。759年3月24日，吉备真备呈上“四不安”的奏章，即：一、船舶不足；二、边戎荒废；三、忽略战备，训练松弛；四、百姓贫饥，兵源困竭[(17)]。真备的见解中肯，朝廷准奏乃加强了军备措施。朝廷尤其对真备关于造船、筑城和士兵训练各对策均予采用，从而对真备起用[(18)]。761年11月，真备被任命为西海道节度使。真备按中国兵法行事，他采取军队“且耕且战”，用50天作战训练，10天投入筑城劳役的办法。他讲解中国诸葛亮的“八阵图”和《孙子》的九地篇，以及结营法，还使战士粗通五行阵法。真备任西海道节度使时，为筹划出征新罗，由他直接统率的兵士12500人，船只121艘，水手4920人。他手下的战士家中全免交3年田租以购弓马，战士的甲胄均仿唐式[(19)]。经过真备对军队的改革和培训，战斗力大为提高。
这时日本奈良朝廷上层内讧加剧。760年惠美押胜升太师后权势更大，受其摆布的淳仁天皇在762年2月又授予惠美押胜以最高爵位正一位，藤原氏实际把持了朝廷实权。退位的孝谦上皇在僧侣道镜及反藤原派的支持下，为了抑制藤原氏，在762年6月宣布，日常祭祀等具体事务由淳仁天皇奉行外，国家大政和赏罚大事仍由孝谦上皇她本人决断。这样一来，许多矛盾逐渐更加公开和尖锐化。惠美押胜担心吉备真备在九州兵权在握，声势日显，在764年正月把真备调回京城，令他担任建造东大寺的长官这样一个闲职，真备本人回到京师，但称病并未去就任。深得孝谦上皇信任的吉备真备暗中被上皇委以统率军队之实权[(20)]。
惠美押胜（藤原仲麻吕）及其三个握有兵权的儿子在764年9月终于发动了军事叛乱（即“惠美押胜之变”）。上皇诏令废除藤原之姓和官位及一切特权，并号召全国征讨，同时委派深通军事的吉备真备制订平叛的部署和统筹用兵，仅用17天，经过激战便使藤原家族全军覆没。真备因指挥平叛，功勋卓著，被升为从三位，勋二等，并担任了朝政参议，兼中卫大将要职。
766年（天平神护二年，吉备真备72岁）3月，真备由中纳言升为大纳言（太政官次官）、正三位，同年10月，他又高升为右大臣，达到真备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这段时间里，吉备真备在大纳言和右大臣任内的5年间（766—770年），有过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一）积极支持废除“垦田永世私有令”。日本为增加耕地，自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即奖励开垦生荒地可传三代之后再归公，垦熟荒地者，可一生私有，死后将地交公[(21)]。743年，为防土地复荒，又颁“垦田永世私有令”[(22)]，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奈良朝廷采取应急措施，765年3月5日颁布禁止垦田令，即废除“垦田永世私有”之令。这时吉备真备已正式就任参议之职，参与了政权的重要决策。
（二）奖励种麦，以备灾荒。大纳言吉备真备呈请称德天皇在766年9月15日颁布敕令，奖励种植大小麦，而且作为对国司、郡司考核业绩的重要内容。这是真备从实际出发，安定民生，济贫备荒的措施。
（三）励行司法改革，鼓励百姓上诉。吉备真备在766年3月任大纳言后，5月4日上午下令在壬生门（后改称为“美福门”）西边，树立起两根大柱。一边写道：“凡受官吏欺凌虐待者，可到这里来申诉。”，另一边写为：“百姓身遭冤枉而无辜受罪者，可来此上告”，统由弹正台受理申诉[(23)]。真备采取这一措施，实际是他在中国唐朝留学时期接受了儒家思想政治的影响之故。
（四）改革立法，删定《养老律令》[(24)]。吉备真备在右大臣任上，同他留唐时的同窗好友大和国造正四位下官位的刑法学者大和长冈一道，对《养老律令》加以删削修订，加强了法制观念并重视人的诉讼权力。新律令在光仁天皇时期并未实行，直到桓武天皇的延历十年（791年）3月6日才宣布实施。但至嵯峨天皇的弘仁三年（812年）又废止了。真备立法上的改革，是对日本律令制的推进，推动了日本的封建化。
770年8月4日，称德天皇逝世。为皇嗣问题，吉备真备同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弁藤原百川和内大臣等意见矛盾。吉备真备等拟立天武天皇之孙文室净三，而左大臣等主张按称德天皇遗诏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结果藤原永手的意见获胜，白壁王在10月1日即位为光仁天皇。原在中央受宠握权并有野心的道镜和尚，被贬到下野国（枥木县）的药师寺中任“别当”（掌管寺务的憎官），道镜之弟（弓削净人）、侄等亦均被流放去土佐国。
改元之前，在9月7日，吉备真备便上表奏请辞官。他奏道：“力不胜任而勉强为之必废，心不逮而极者必惛。真备自忖所奏均属实情。盖天平宝字八年，真备已七十岁整矣。该年正月，任职于太宰府时，奉调我因任筑造东大寺长官而入京。时军事叛乱突起，紧急中执掌军务，事毕因微功而屡被擢提，多辞未果。今年迈多病急待医治。国家要务不可空缺。病身必将贻误工作而有损于端揆。何况我身兼数职，实令人汗颜无地自容。今启奏让贤，望皇恩允准以遂心愿。……”
光仁天皇最初只将真备的中卫大将兼职免除，仍保留他的右大臣。翌年（宝龟二年，771年）3月，才由大纳言大中臣朝臣清麻吕接任右大臣。吉备真备虚77岁时卸任，直到775年10月2日，以81岁高龄与世长辞[(25)]。
三
综观日本奈良时代政治改革家吉备真备的一生，可概括为五个时期。他本人的思想观点在真备晚年的著作《私教类聚》里，曾有集中的反映和表述，通过对吉备真备同阿倍仲麻吕等人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评析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生平的第一个时期（695—716年）是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出身于下级武官之家，自幼异常勤奋，是大学寮中的优秀生，直到22岁被选定为遣唐留学生。
第二个时期（717—735年）是真备留学生的阶段。自23岁至41岁，留学共历19年，实际在唐是17年。此间，他钻研的领域甚广，从儒学、法律、礼仪、祭祀，直到军事、建筑，无所不包，对汉学从内容到数量领会极深，特别重视。他是日本在唐留学生之冠。
第三个时期（735—749年）是真备41—55岁阶段。这段时间，真备曾任大学助，进行了教育和释奠的改革。他经历了广嗣之乱、宫廷的再三迁移，迁至恭仁京（京都府）、近江（滋贺县）的紫香乐以及难波（大阪府），最后在745年，辗转6年之后又迁回平城京（奈良）。期间，吉备真备同桔诸兄等始终陪伴圣武天皇。真备的官阶升晋虽有限，但还算进展较为顺利，受到天皇信任，着手进行了改革活动。
第四个时期（749—764年1月）是吉备真备在九州任地方官和第二度遣唐活动时间，以及在太宰府任职的时代。这时他从55岁至70岁。这15年期间，真备一方面在受压的逆境中善于应付，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另一方面，他自修筑怡土城起，在制订西征新罗计划和防御安史之乱可能危及日本等许多方面，充分显示了真备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九州对军队的培训和整顿方面多有建树。
第五个时期（764—771年）真备从70岁至77岁，这时是任参议、右大臣的政治上最高峰阶段，也是他广泛深入推行政治改革的时期。真备被调回都城奈良后称病并未任督造东大寺的长官，他在迅速粉碎惠美押胜叛乱的斗争中有突出功勋。他奖励种麦、改革司法、删定律令，以及撰写《私教类聚》一书，均有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五个时期，可以看出吉备真备的生平，从青少年时代起，毕生都是辛勤、刻苦努力，充满爱国情感的。（一）他并非出身于藤原氏等豪门，也无显贵的姻亲关系，他凭的是个人的博学、才智和善于审时度势。他在九州处逆境时不灰心，对工作一丝不苟；平叛后不断擢升得意时不忘形，更坚持改革，不像法王道镜那样后来野心膨胀而遭贬。（二）他的一生无例外地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政治上的浮沉，是靠机遇，靠天皇的赏识和器重。因为圣武天皇、孝谦女皇（后为称德天皇）对吉备真备的依靠和重用，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关键时刻，玄昉、大和长冈等人都曾与真备志同道合，相辅相成地工作。真备的成就同一些人的辅助分不开。（三）真备是中国盛唐文化向日本传播交流的重要使者，他第一次从日来华留学共历19年，第二次任遣唐副使又历4年之久，前后20余载，他带回日本的许多典籍、文物和器具，尤其是儒学、佛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深远，加速了封建化和社会的发展。
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的《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和测影铁尺等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唐朝的新历法——“太衍历”，在真备留学返日的28年后（763年）为日本政府所采用。690年（持统天皇四年），日本废掉通用的“仪风历”（即麟德历）[(26)]。
中国隋唐时代的音乐对日本影响较大。中国《兰陵王破阵乐》传日后，其乐曲及舞蹈时用的假面等在日本长期留存。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存有许多伎乐面（假面）和笛、琴、筝、阮咸（类似月琴）、唐琵琶等古乐器。真备带回的乐书、乐器扩大了唐乐在日的盛行和传播，尤其是他带回的武则天时的一本《乐书要录》，在中国久已失传，只有在日本保存下来这一珍本。
此外，因为真备在唐留学时是围棋高手，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中国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不过，此说尚有争议。吉备真备在任大学助时期，在大学中增设了音韵学新课。他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中国江浙流行）而学用汉音（中国洛阳、长安一带的语音），则是事实。还有他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27)]起过重要作用，许多著述都论证过此事。
吉备真备的子女共三人，即：长子泉、女儿由利和末子枚雄。767年时，泉为从五位下，由利是正四位上，末子枚雄升至从五位下，都分别仕于奈良政权。真备为了培养和训诫自己的子孙，而精心著述的《私教类聚》，集中地反映了吉备真备的思想观点。从真备在《私教类聚》中所引述的“今余已七十有六岁”来判断，此书是770年，即他已上奏请辞任职之后完成的。在洞院公贤著的《拾芥抄》中，载有《私教类聚》的目录，此书共有三十八项[(28)]，分项指出了子孙在一生中言行必遵的准则和要点。如：
第一项：略示内外事，包括：“内外五戒”，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外教五常”，即一仁不杀、二义不盗、三礼不邪、四智不妄、五信不乱。这里提倡的“五戒”，显然是佛教中之诫；而“五常”正是儒教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内容。
第十一至十三项中，强调的忠孝，相信佛法，是真备将儒学和佛学观点的糅合。
第三十五至三十八项，提出的要重视医学、书算、学文和弓射习武，都是真备一贯提倡应用，尊重实学，强调文武兼备的思想。
经过考证，《私教类聚》确属吉备真备本人的原作。其理由是：在《拾芥抄》中所见的目录与《私教类聚》的目录及内容份量完全一致，本书中表现出的思想正是奈良时代社会思潮的反映，本书著者通晓法律又熟谙当时的学制和教育，这一点非吉备真备所莫及，最重要之处还在于此书是以真备两度留唐期间在中国盛行的《颜氏家训》为范本而写作的。这本书尊儒学重佛法，强调忠孝、修身和务实，反对奢侈和贩鬻（卖官鬻爵）等，很受统治者赏识，是一本为封建主阶级培养人材很有价值和实用的书。综观吉备真备的一生，他在儒学、佛学、法律、礼仪、祭奠、筑城、军事等多方面颇有特长，在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史上的贡献是显著的。把真备同阿倍仲麻吕等人的异同点加以比较，更能深入地了解政治改革家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同阿倍仲麻吕两人都是播名中日、翘楚奈良的政治家。他俩赴唐留学前的情况类同，都是出身于下级官吏之家的青年，“性聪敏、好读书”[(29)]，到中国后均勤奋地“研覃经史，赅涉众艺。”[(30)]他们两个人都是爱国心切，牢记祖国的。如：真备在唐留学17年，一贯省吃俭用，尽心竭力去搜购祖国需要的文物、工具等，而阿倍仲麻吕虽在唐官职不断擢升，却多次要求返日回报国恩。他们俩人均因能干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真备受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称德天皇）的重用，成为宠臣，最后指挥平叛，官居右大臣高位；阿倍仲麻吕侍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业绩显著，他以异国之人能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从三品）直到担任掌实权的安南节度使要职，甚至死后还被追赠为潞州大都督，这都是常人所无的殊遇。把他俩和与他们同时赴唐的留学僧玄昉及大和长冈对比一下，更能说明问题。玄昉僧734年离唐回日时，也是“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31)]他带回的经卷共5000余卷，而且因为他治愈圣武天皇的生母宫子皇太后的病，深得皇室的信任。但玄昉僧因发迹太快，与光明皇后关系过于密切，为人又锋芒太露，遭“时人恶之”，以致在745年被徙离中枢。他们的另一老同窗大和长冈，出身比真备高得多，其父曾任刑部少辅，又袭为国造，长冈留唐学习时成绩优秀，对日本皇室也忠心耿耿，但因他本人总忘不了出身于非凡的“国造”之家，“为政苛刻，吏民患之”，加上没有过硬的后台，也不如真备刻苦努力，故而直到80高龄，才晋升到正四位下，同真备的仕途官位相比，晚约20载[(32)]。
就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之不同点而论，真备在被贬西陲，处于逆境时，他胸有城府和韬略，能屈能伸不外露。真备虽在政治改革的建树等方面有其专长，但在文采、诗文方面则比阿倍仲麻吕相差较大。在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怀凤藻》和《万叶集》中，真备既无诗，也无赋载入。而政治家兼文人阿倍仲麻吕则交游极广。他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包佶等均有密切交往，相互赠诗题词。
阿倍仲麻吕（晁衡）入唐54载，业绩卓著，文采夺目，史料亦丰。我国史学界对他论述较多。但因关于吉备真备的史料奇缺，在《续日本纪》和《正仓院文书》中都没有列传、详叙过他。真备又从未写过自传[(33)]。所以尽管他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迄今我国从未发表过专门研究吉备真备的论文。本文只能算是对吉备真备初论的一篇，谫陋和论析不当之处，有待今后深化和匡正。
注释：
①《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四）直木孝次郎等译注，载于《东洋文库》548，日本平凡社1992年版，第56页。
②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7页；《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朱锡强等编《外国历史大事纪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等。
③见：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汪向荣：《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载于杨正光主编《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④史料见《扶桑略记》，宫田俊彦：《吉备真备》，日本吉川弘文馆，昭和六十三年增订版，第3—4页；吴杰主编《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344页；武安隆：《博学多才的留学生——吉备真备》，载于伊文成等主编：《日本历史名人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⑤⑧(16)(19)(23)(26)(28)宫田俊彦著：《吉备真备》，日本吉川弘文馆，昭和63年（1988年）增订版，第3—4页，第45页，第90—91页，第146—147页，第199—200页，第36页，第222—224页。
⑥《扶桑略记》卷六。
⑦《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卷九七四。
⑨《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天宗高绍天皇》。
⑩《旧唐书》卷一九九、《列传》第一四九《东夷·日本》；《新唐书》卷二二○《东夷列传·日本》。
(11)(13)《续日本纪》卷十二，（二）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3，青木和夫等校注，日本岩被书店1990年第1版。
(12)参见东野沿之著：《遣唐使与正仓院》，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32—33页。
(14)《续日本纪》卷十三。
(15)《续日本纪》（三），青木和夫等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4》，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35页。
(18)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1995年2月号（第561号），日本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25页。
(20)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4卷古代3，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21)(22)《续日本纪》卷九、卷十五。
(24)公元700年，文武天皇任命刑部亲王及藤原不比（659—720年）等为首的19人，以“以净御原朝廷（令）为准正”，增纂律令。701年（大宝元年）8月，编纂完毕，共制成律六卷，令十一卷，称为《大宝律令》。元正天皇时，718年（养老二年），藤原不比等又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作了部分修改之后，加以颁布，称之为《养老律令》。见：（日）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王金林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92页。
(25)在日本正史中，宝龟六年（775年）冬十月壬戌（二日），曾按年代记叙了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真备的生平，其中专门提到了由于真备的改革才确立了大学的释奠仪礼。遗憾的是日本的史籍中查不到有关吉备真备的传记。详见《续日本纪》（四），日本平凡社1992年版，第56—57页。
(27)山田孝雄博士著：《五十音图之历史》，耕云散人明魏：《倭片仮字反切义解》（《群书类丛》卷四九五）……等均持此说。详见宫田俊彦《吉备真备》一书的余录“反切法”，原书第239—242页。
(29)(30)《大日本史》卷116、卷123。
(31)《旧唐书·东夷传》日本国条。
(32)参见汪向荣：《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载于杨正光主编《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
(33)宫田俊彦：《吉备真备》，本书著者所写的序言（原书第1—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1997年01期第29-35页
【作者简介】刘明翰 100081 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教授
吉备真备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既是“博学、艺众”的学者，又是坚持政治、司法改革的政治家和精谙兵法的军事家。他向日本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对加速日本的封建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根据吉备真备的主要事迹，略陈管见。
一
吉备真备（キヒノマキヒ，695—775年），原姓下道朝臣，世居吉备国（今冈山县）下道郡。传说他的先祖是孝灵天皇的皇子稚武彦命。吉备真备之父下道朝臣国胜，是一名没落小贵族出身的下级军官。其母是大和国宇智郡大泽村中有移民血统的八木氏出身。他的家庭是属于同把持中央政权的大奴隶主阶级有区别的中小奴隶主阶级。
关于吉备真备的生年，说法不一。有的辞典、书籍中记述为生于公元694年[②]，显然没有史料根据。在日本史料和中国学者著的日本通史中，主要有两种说法，即生于693年说[③]和生于695年说[④]。日本权威专家宫田俊彦教授根据吉备真备本人在宝龟元年（即770年）向光仁天皇的《上启文》中的自叙：“在天平宝字八年（764年）正月时，从真备生年计来已达七十岁”，证明他生于持统天皇九年（695年）是准确的，而在日本有的史书中称吉备真备逝世时（宝龟六年，775年）年达八十三岁，是错误的[⑤]。
吉备真备约15岁时自愿进入设在平城京的大学寮学习，经过六七年的学习和严格的省试，他被授予从八位下的官位。716年（日灵龟二年）吉备真备22岁时被选拔为赴唐留学生，次年3月9日跟随以遣唐押使、从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大使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及副使藤原朝臣马养率领的第九次遣唐使团出发，前往中国唐都长安，全团乘四艘船共557人[⑥]。
这次遣唐使团从难波（大阪）的三津浦出发，沿着前往中国海的南路航行，经扬子江口，在同年10月1日抵达长安。翌日唐玄宗颁敕令，10月16日在唐中书省被宴请款待，19日往谒孔庙[⑦]。这次与吉备真备同行来唐的留学生还有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及留学僧玄昉等人。
吉备真备等留学生在长安被安排由鸿胪寺供应各种费用。他拜中国的四门馆助教赵玄默为授业师。吉备真备的留学生活共历19年，实际在唐停留的时间为17年整[⑧]。他“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赅涉众艺”[⑨]。除了学五经、三史之外，还研修兵法、法律、教育、天文、历法、音乐、礼仪以及建筑等。真备在日本遣唐的留学生中以孜孜不倦、特别刻苦钻研而著称。他时刻没忘报效祖国。日常他一方面省吃俭用，注意积攒钱搜购典籍，吸收唐朝先进的科技仪器，以及工具和武器等；另一方面，他把所得“皆购文籍。”[⑩]他的目的是将这些东西带回日本提高国内的生产水平和提供政治上的需要。
日本的第十次遣唐使团在大使多治比广成和副使中臣名代率领下，在长安完成了朝贡和其它外交任务而准备回国时，照例要带回已学习期满的上次随遣唐使团同来的留学生、僧。故吉备真备、玄昉等便随第一艘船循南路于734年11月返抵日本，从而结束了留学生活。
735年4月26日（日天平七年四月辛亥），吉备真备向日本朝廷献上了带回的极其重要而珍贵的礼物。据《续日本纪》中正式记载为[(11)]：
“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一个年轻的留学生在国外专心搜集自己的祖国最急需的书籍、文物、武器等，又带回这么众多的种类和数量，这在吉备真备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唐礼》主要是唐高宗时的“永徽礼”，日本朝廷的礼仪即以其为据进行了改革。当时日本正是“大学释奠，其仪未备”之际（释奠指设酒席祭奠孔子），《唐礼》甚有影响。《太衍历》中包含了中国六艺（礼、乐、射）的内容，这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创制的新历法。测影铁尺是观测天文的重要用具[(12)]。尤其是《乐书要录》本是唐武则天时选编的音乐书籍。礼品中的仪器、乐器、兵器等都是吉备真备精心挑选后带回国的。日本史学家对吉备真备的留学之行，曾评之为“虚往盈归”。
吉备真备回日本后，735年被晋升为正六位下并被委担任大学助（大学寮中主管人大学头之助手）。他亲自执教，开设明法、五经、文章、算学、音韵、书法等六科，协助组织安排并参与指导400名学生的学习。讲授内容中，因补述许多盛唐的知识而十分生动和充实。《史记》、《汉书》、《后汉书》在日本的讲授，始于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在737年（天平九年）2月晋升为从五位下官位，并从大学寮调任皇太后的正宫次官。当时圣武天皇的生母宫子皇太后患神经衰弱病，真备找到同他一直有密切往来并懂医术的玄昉帮助治疗和照料皇太后，结果宫子皇太后很快痊愈复原。玄昉被重用为宫中佛殿内道场的大法师，真备在同年12月丙寅（27日）升为从五位上，很快担任了中宫亮并兼右卫士督的要职，负责宫廷防卫等事宜[（13）]。此职对真备的一生至关重要。
738年（天平十年）正月壬午（13日）阿倍内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吉备真备在东宫内为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女帝）讲授《礼记》、《汉书》等，受到孝谦之赏识和恩宠。当时因日本近畿一带瘟疫流行，掌握朝政的藤原氏四个儿子相继因染天花丧命。廷臣桔诸兄进升为大纳言执政。留唐归来的真备和玄昉等深得桔诸兄的欢心而成为其亲信。
740年8月，光明皇后内侄藤原广嗣为夺权而发动“广嗣之乱”时，曾以除吉备真备和玄昉为借口，在致朝廷的表文中称：“天下灾异横生，其源盖出于政治昏昧；而症结所在，皆为真备与玄昉。宜速除彼等，勿得拖延。”[(14)]广嗣之乱迅被平息，其矛头指向真备，说明真备在朝中之得势。真备在743年（天平十五年）5月，由从五位上提升为从四位下，并被任命为春宫大夫、东宫学士。746年10月19日，天皇颁敕令“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为吉备朝臣”[(15)]。此后在史料中才正式出现吉备真备之名。
749年夏，女帝孝谦天皇受禅即位，吉备真备升任从四位上官位，但因朝中藤原仲麻吕势大，任大纳言兼紫薇中台令操朝廷实权，乃将孝谦天皇身边的吉备真备调离中央，连续左迁为筑前守（福冈县长官）和肥后守（熊本县长宫）。这时，朝廷正酝酿派出遣唐使团，已委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吕为副使，由于真备向奈良朝廷上书坚决要求乘遣唐船去中国，又兼考虑到真备熟悉唐朝事务，还与被唐重用的阿倍仲麻吕（晁衡）为挚友，便任命真备亦为副使。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于752年抵长安，受到阿倍仲麻吕的接待和唐玄宗的接见。唐玄宗赠吉备真备以“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及卫尉卿”的称号。日本使团受到唐朝的优厚礼遇。这次遣唐使团在归国途中，10月经扬州时专门访问并邀唐高僧鉴真一同东渡赴日。11月，由扬子江口黄泗浦出发，取南路驶往日本。
吉备真备返日后，升叙为正四位，先后任九州太宰少贰、太宰大贰达9年（754—763年），虽然真备仍受到在都城奈良的中央掌权的藤原氏豪族的排挤，但他加紧了结合日本实际仿效唐制的各项改革。
二
吉备真备留学回日本以后，他所进行的改革活动是多方面的，发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真备对大学寮的教育制度和释奠进行了重大改革。日本早在676年已正式设有大学寮（又译太学）。在710年（元明女皇和铜三年）仿唐制于奈良扩建大学寮。这时，唐高宗早在653年已颁布的《五经正义》传至日本。养老五年（721年）日本在甲戎诏中规定大学寮设明经、文章、明法和算学四科。本来大学寮学生中贫穷官吏的子弟占多数，但是从神龟五年（728年）起，入大学寮的学生改变为必须从出身五位以上的贵族门第的家族中选拔。真备回国以后，他不仅扩充了大学寮的教学内容，增设音韵、书法课程，更重要的改革是：（1）在739年8月决定，入大学寮学习的条件，不再按出身是否贵族和等级的高低去考虑，凡年龄在13—16岁之内的官吏子弟者，只凭学识如何而选定（庶民子弟不得入学，并未改变）；（2）传授儒家思想作为振兴大学的根本[]16)]。在真备提倡和主持下，这两项措施对于扩大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础，加速封建化有重要意义。
真备在748年（天平二十年）还对学校中祭孔（先圣文宣王）的服装、仪式、祭奠的三牲、稻谷和器皿等均仿唐制加以改定。
吉备真备最突出的业绩是在军事、政治和司法上的改革。真备是日本国最早研究和传播中国《孙子》兵法的军事家，他在平叛，解决“惠美押胜之变”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以后他被擢用，担任要职，他的才能得到表现，推行了各项改革。
吉备真备受藤原仲麻吕的压抑和排斥，远离奈良而在九州太宰府任职的9年间，精心于军政事务占去他的大部分精力，其余时间，他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项是写作《道璇和上传纂》一书。道璇是来自中国洛阳大福先寺的僧人，于736年抵日本，传播佛教律宗，同真备往来密切。另一项便是钻研兵法。“夫孙子十三篇兵法，由吉备公自中华携归，始向本朝传播，因此与本朝的神武融合，号称龙圆备，是为兵法、军事之奥义。”
这时，在都城奈良，藤原氏豪族挤掉桔氏和大伴氏势力以后，藤原仲麻吕从孝谦女皇处得到了惠美押胜的名号。他的职务也从“太保”（右大臣）升为“太师”（太政大臣）。756年因病为僧的圣武上皇驾崩，孝谦女皇受逼于758年8月1日让位给淳仁天皇，自称上皇。因惠美押胜准备对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动西征，加上中国安史之乱扩大，奈良政权恐“狂胡安禄山东掠日本”，乃下令真备在九州加紧军事准备。759年3月24日，吉备真备呈上“四不安”的奏章，即：一、船舶不足；二、边戎荒废；三、忽略战备，训练松弛；四、百姓贫饥，兵源困竭[(17)]。真备的见解中肯，朝廷准奏乃加强了军备措施。朝廷尤其对真备关于造船、筑城和士兵训练各对策均予采用，从而对真备起用[(18)]。761年11月，真备被任命为西海道节度使。真备按中国兵法行事，他采取军队“且耕且战”，用50天作战训练，10天投入筑城劳役的办法。他讲解中国诸葛亮的“八阵图”和《孙子》的九地篇，以及结营法，还使战士粗通五行阵法。真备任西海道节度使时，为筹划出征新罗，由他直接统率的兵士12500人，船只121艘，水手4920人。他手下的战士家中全免交3年田租以购弓马，战士的甲胄均仿唐式[(19)]。经过真备对军队的改革和培训，战斗力大为提高。
这时日本奈良朝廷上层内讧加剧。760年惠美押胜升太师后权势更大，受其摆布的淳仁天皇在762年2月又授予惠美押胜以最高爵位正一位，藤原氏实际把持了朝廷实权。退位的孝谦上皇在僧侣道镜及反藤原派的支持下，为了抑制藤原氏，在762年6月宣布，日常祭祀等具体事务由淳仁天皇奉行外，国家大政和赏罚大事仍由孝谦上皇她本人决断。这样一来，许多矛盾逐渐更加公开和尖锐化。惠美押胜担心吉备真备在九州兵权在握，声势日显，在764年正月把真备调回京城，令他担任建造东大寺的长官这样一个闲职，真备本人回到京师，但称病并未去就任。深得孝谦上皇信任的吉备真备暗中被上皇委以统率军队之实权[(20)]。
惠美押胜（藤原仲麻吕）及其三个握有兵权的儿子在764年9月终于发动了军事叛乱（即“惠美押胜之变”）。上皇诏令废除藤原之姓和官位及一切特权，并号召全国征讨，同时委派深通军事的吉备真备制订平叛的部署和统筹用兵，仅用17天，经过激战便使藤原家族全军覆没。真备因指挥平叛，功勋卓著，被升为从三位，勋二等，并担任了朝政参议，兼中卫大将要职。
766年（天平神护二年，吉备真备72岁）3月，真备由中纳言升为大纳言（太政官次官）、正三位，同年10月，他又高升为右大臣，达到真备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这段时间里，吉备真备在大纳言和右大臣任内的5年间（766—770年），有过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一）积极支持废除“垦田永世私有令”。日本为增加耕地，自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即奖励开垦生荒地可传三代之后再归公，垦熟荒地者，可一生私有，死后将地交公[(21)]。743年，为防土地复荒，又颁“垦田永世私有令”[(22)]，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奈良朝廷采取应急措施，765年3月5日颁布禁止垦田令，即废除“垦田永世私有”之令。这时吉备真备已正式就任参议之职，参与了政权的重要决策。
（二）奖励种麦，以备灾荒。大纳言吉备真备呈请称德天皇在766年9月15日颁布敕令，奖励种植大小麦，而且作为对国司、郡司考核业绩的重要内容。这是真备从实际出发，安定民生，济贫备荒的措施。
（三）励行司法改革，鼓励百姓上诉。吉备真备在766年3月任大纳言后，5月4日上午下令在壬生门（后改称为“美福门”）西边，树立起两根大柱。一边写道：“凡受官吏欺凌虐待者，可到这里来申诉。”，另一边写为：“百姓身遭冤枉而无辜受罪者，可来此上告”，统由弹正台受理申诉[(23)]。真备采取这一措施，实际是他在中国唐朝留学时期接受了儒家思想政治的影响之故。
（四）改革立法，删定《养老律令》[(24)]。吉备真备在右大臣任上，同他留唐时的同窗好友大和国造正四位下官位的刑法学者大和长冈一道，对《养老律令》加以删削修订，加强了法制观念并重视人的诉讼权力。新律令在光仁天皇时期并未实行，直到桓武天皇的延历十年（791年）3月6日才宣布实施。但至嵯峨天皇的弘仁三年（812年）又废止了。真备立法上的改革，是对日本律令制的推进，推动了日本的封建化。
770年8月4日，称德天皇逝世。为皇嗣问题，吉备真备同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弁藤原百川和内大臣等意见矛盾。吉备真备等拟立天武天皇之孙文室净三，而左大臣等主张按称德天皇遗诏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结果藤原永手的意见获胜，白壁王在10月1日即位为光仁天皇。原在中央受宠握权并有野心的道镜和尚，被贬到下野国（枥木县）的药师寺中任“别当”（掌管寺务的憎官），道镜之弟（弓削净人）、侄等亦均被流放去土佐国。
改元之前，在9月7日，吉备真备便上表奏请辞官。他奏道：“力不胜任而勉强为之必废，心不逮而极者必惛。真备自忖所奏均属实情。盖天平宝字八年，真备已七十岁整矣。该年正月，任职于太宰府时，奉调我因任筑造东大寺长官而入京。时军事叛乱突起，紧急中执掌军务，事毕因微功而屡被擢提，多辞未果。今年迈多病急待医治。国家要务不可空缺。病身必将贻误工作而有损于端揆。何况我身兼数职，实令人汗颜无地自容。今启奏让贤，望皇恩允准以遂心愿。……”
光仁天皇最初只将真备的中卫大将兼职免除，仍保留他的右大臣。翌年（宝龟二年，771年）3月，才由大纳言大中臣朝臣清麻吕接任右大臣。吉备真备虚77岁时卸任，直到775年10月2日，以81岁高龄与世长辞[(25)]。
三
综观日本奈良时代政治改革家吉备真备的一生，可概括为五个时期。他本人的思想观点在真备晚年的著作《私教类聚》里，曾有集中的反映和表述，通过对吉备真备同阿倍仲麻吕等人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评析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生平的第一个时期（695—716年）是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出身于下级武官之家，自幼异常勤奋，是大学寮中的优秀生，直到22岁被选定为遣唐留学生。
第二个时期（717—735年）是真备留学生的阶段。自23岁至41岁，留学共历19年，实际在唐是17年。此间，他钻研的领域甚广，从儒学、法律、礼仪、祭祀，直到军事、建筑，无所不包，对汉学从内容到数量领会极深，特别重视。他是日本在唐留学生之冠。
第三个时期（735—749年）是真备41—55岁阶段。这段时间，真备曾任大学助，进行了教育和释奠的改革。他经历了广嗣之乱、宫廷的再三迁移，迁至恭仁京（京都府）、近江（滋贺县）的紫香乐以及难波（大阪府），最后在745年，辗转6年之后又迁回平城京（奈良）。期间，吉备真备同桔诸兄等始终陪伴圣武天皇。真备的官阶升晋虽有限，但还算进展较为顺利，受到天皇信任，着手进行了改革活动。
第四个时期（749—764年1月）是吉备真备在九州任地方官和第二度遣唐活动时间，以及在太宰府任职的时代。这时他从55岁至70岁。这15年期间，真备一方面在受压的逆境中善于应付，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另一方面，他自修筑怡土城起，在制订西征新罗计划和防御安史之乱可能危及日本等许多方面，充分显示了真备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九州对军队的培训和整顿方面多有建树。
第五个时期（764—771年）真备从70岁至77岁，这时是任参议、右大臣的政治上最高峰阶段，也是他广泛深入推行政治改革的时期。真备被调回都城奈良后称病并未任督造东大寺的长官，他在迅速粉碎惠美押胜叛乱的斗争中有突出功勋。他奖励种麦、改革司法、删定律令，以及撰写《私教类聚》一书，均有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五个时期，可以看出吉备真备的生平，从青少年时代起，毕生都是辛勤、刻苦努力，充满爱国情感的。（一）他并非出身于藤原氏等豪门，也无显贵的姻亲关系，他凭的是个人的博学、才智和善于审时度势。他在九州处逆境时不灰心，对工作一丝不苟；平叛后不断擢升得意时不忘形，更坚持改革，不像法王道镜那样后来野心膨胀而遭贬。（二）他的一生无例外地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政治上的浮沉，是靠机遇，靠天皇的赏识和器重。因为圣武天皇、孝谦女皇（后为称德天皇）对吉备真备的依靠和重用，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关键时刻，玄昉、大和长冈等人都曾与真备志同道合，相辅相成地工作。真备的成就同一些人的辅助分不开。（三）真备是中国盛唐文化向日本传播交流的重要使者，他第一次从日来华留学共历19年，第二次任遣唐副使又历4年之久，前后20余载，他带回日本的许多典籍、文物和器具，尤其是儒学、佛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深远，加速了封建化和社会的发展。
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的《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和测影铁尺等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唐朝的新历法——“太衍历”，在真备留学返日的28年后（763年）为日本政府所采用。690年（持统天皇四年），日本废掉通用的“仪风历”（即麟德历）[(26)]。
中国隋唐时代的音乐对日本影响较大。中国《兰陵王破阵乐》传日后，其乐曲及舞蹈时用的假面等在日本长期留存。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存有许多伎乐面（假面）和笛、琴、筝、阮咸（类似月琴）、唐琵琶等古乐器。真备带回的乐书、乐器扩大了唐乐在日的盛行和传播，尤其是他带回的武则天时的一本《乐书要录》，在中国久已失传，只有在日本保存下来这一珍本。
此外，因为真备在唐留学时是围棋高手，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中国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不过，此说尚有争议。吉备真备在任大学助时期，在大学中增设了音韵学新课。他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中国江浙流行）而学用汉音（中国洛阳、长安一带的语音），则是事实。还有他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27)]起过重要作用，许多著述都论证过此事。
吉备真备的子女共三人，即：长子泉、女儿由利和末子枚雄。767年时，泉为从五位下，由利是正四位上，末子枚雄升至从五位下，都分别仕于奈良政权。真备为了培养和训诫自己的子孙，而精心著述的《私教类聚》，集中地反映了吉备真备的思想观点。从真备在《私教类聚》中所引述的“今余已七十有六岁”来判断，此书是770年，即他已上奏请辞任职之后完成的。在洞院公贤著的《拾芥抄》中，载有《私教类聚》的目录，此书共有三十八项[(28)]，分项指出了子孙在一生中言行必遵的准则和要点。如：
第一项：略示内外事，包括：“内外五戒”，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外教五常”，即一仁不杀、二义不盗、三礼不邪、四智不妄、五信不乱。这里提倡的“五戒”，显然是佛教中之诫；而“五常”正是儒教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内容。
第十一至十三项中，强调的忠孝，相信佛法，是真备将儒学和佛学观点的糅合。
第三十五至三十八项，提出的要重视医学、书算、学文和弓射习武，都是真备一贯提倡应用，尊重实学，强调文武兼备的思想。
经过考证，《私教类聚》确属吉备真备本人的原作。其理由是：在《拾芥抄》中所见的目录与《私教类聚》的目录及内容份量完全一致，本书中表现出的思想正是奈良时代社会思潮的反映，本书著者通晓法律又熟谙当时的学制和教育，这一点非吉备真备所莫及，最重要之处还在于此书是以真备两度留唐期间在中国盛行的《颜氏家训》为范本而写作的。这本书尊儒学重佛法，强调忠孝、修身和务实，反对奢侈和贩鬻（卖官鬻爵）等，很受统治者赏识，是一本为封建主阶级培养人材很有价值和实用的书。综观吉备真备的一生，他在儒学、佛学、法律、礼仪、祭奠、筑城、军事等多方面颇有特长，在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史上的贡献是显著的。把真备同阿倍仲麻吕等人的异同点加以比较，更能深入地了解政治改革家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同阿倍仲麻吕两人都是播名中日、翘楚奈良的政治家。他俩赴唐留学前的情况类同，都是出身于下级官吏之家的青年，“性聪敏、好读书”[(29)]，到中国后均勤奋地“研覃经史，赅涉众艺。”[(30)]他们两个人都是爱国心切，牢记祖国的。如：真备在唐留学17年，一贯省吃俭用，尽心竭力去搜购祖国需要的文物、工具等，而阿倍仲麻吕虽在唐官职不断擢升，却多次要求返日回报国恩。他们俩人均因能干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真备受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称德天皇）的重用，成为宠臣，最后指挥平叛，官居右大臣高位；阿倍仲麻吕侍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业绩显著，他以异国之人能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从三品）直到担任掌实权的安南节度使要职，甚至死后还被追赠为潞州大都督，这都是常人所无的殊遇。把他俩和与他们同时赴唐的留学僧玄昉及大和长冈对比一下，更能说明问题。玄昉僧734年离唐回日时，也是“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31)]他带回的经卷共5000余卷，而且因为他治愈圣武天皇的生母宫子皇太后的病，深得皇室的信任。但玄昉僧因发迹太快，与光明皇后关系过于密切，为人又锋芒太露，遭“时人恶之”，以致在745年被徙离中枢。他们的另一老同窗大和长冈，出身比真备高得多，其父曾任刑部少辅，又袭为国造，长冈留唐学习时成绩优秀，对日本皇室也忠心耿耿，但因他本人总忘不了出身于非凡的“国造”之家，“为政苛刻，吏民患之”，加上没有过硬的后台，也不如真备刻苦努力，故而直到80高龄，才晋升到正四位下，同真备的仕途官位相比，晚约20载[(32)]。
就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之不同点而论，真备在被贬西陲，处于逆境时，他胸有城府和韬略，能屈能伸不外露。真备虽在政治改革的建树等方面有其专长，但在文采、诗文方面则比阿倍仲麻吕相差较大。在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怀凤藻》和《万叶集》中，真备既无诗，也无赋载入。而政治家兼文人阿倍仲麻吕则交游极广。他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包佶等均有密切交往，相互赠诗题词。
阿倍仲麻吕（晁衡）入唐54载，业绩卓著，文采夺目，史料亦丰。我国史学界对他论述较多。但因关于吉备真备的史料奇缺，在《续日本纪》和《正仓院文书》中都没有列传、详叙过他。真备又从未写过自传[(33)]。所以尽管他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迄今我国从未发表过专门研究吉备真备的论文。本文只能算是对吉备真备初论的一篇，谫陋和论析不当之处，有待今后深化和匡正。
注释：
①《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四）直木孝次郎等译注，载于《东洋文库》548，日本平凡社1992年版，第56页。
②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7页；《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朱锡强等编《外国历史大事纪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等。
③见：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汪向荣：《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载于杨正光主编《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④史料见《扶桑略记》，宫田俊彦：《吉备真备》，日本吉川弘文馆，昭和六十三年增订版，第3—4页；吴杰主编《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344页；武安隆：《博学多才的留学生——吉备真备》，载于伊文成等主编：《日本历史名人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⑤⑧(16)(19)(23)(26)(28)宫田俊彦著：《吉备真备》，日本吉川弘文馆，昭和63年（1988年）增订版，第3—4页，第45页，第90—91页，第146—147页，第199—200页，第36页，第222—224页。
⑥《扶桑略记》卷六。
⑦《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卷九七四。
⑨《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天宗高绍天皇》。
⑩《旧唐书》卷一九九、《列传》第一四九《东夷·日本》；《新唐书》卷二二○《东夷列传·日本》。
(11)(13)《续日本纪》卷十二，（二）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3，青木和夫等校注，日本岩被书店1990年第1版。
(12)参见东野沿之著：《遣唐使与正仓院》，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32—33页。
(14)《续日本纪》卷十三。
(15)《续日本纪》（三），青木和夫等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4》，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35页。
(18)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1995年2月号（第561号），日本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25页。
(20)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4卷古代3，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21)(22)《续日本纪》卷九、卷十五。
(24)公元700年，文武天皇任命刑部亲王及藤原不比（659—720年）等为首的19人，以“以净御原朝廷（令）为准正”，增纂律令。701年（大宝元年）8月，编纂完毕，共制成律六卷，令十一卷，称为《大宝律令》。元正天皇时，718年（养老二年），藤原不比等又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作了部分修改之后，加以颁布，称之为《养老律令》。见：（日）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王金林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92页。
(25)在日本正史中，宝龟六年（775年）冬十月壬戌（二日），曾按年代记叙了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真备的生平，其中专门提到了由于真备的改革才确立了大学的释奠仪礼。遗憾的是日本的史籍中查不到有关吉备真备的传记。详见《续日本纪》（四），日本平凡社1992年版，第56—57页。
(27)山田孝雄博士著：《五十音图之历史》，耕云散人明魏：《倭片仮字反切义解》（《群书类丛》卷四九五）……等均持此说。详见宫田俊彦《吉备真备》一书的余录“反切法”，原书第239—242页。
(29)(30)《大日本史》卷116、卷123。
(31)《旧唐书·东夷传》日本国条。
(32)参见汪向荣：《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载于杨正光主编《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
(33)宫田俊彦：《吉备真备》，本书著者所写的序言（原书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