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
周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7年01期第125-130页
【作者简介】周军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芜湖，241000
【关 键 词】奠边府战役/日内瓦会议/越南大选/联合行动/孤立主义/吴庭艳
（中图法分类号 K153）
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是指美国对这一地区直接、主动的战略性进攻态势。其渗透目标在于取代法国对印支濒临崩溃的殖民统治，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其渗透方式则突出表现为以国际联合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为此，在处理奠边府战役、日内瓦会议和越南大选这些重大事件上，美国打出反对共产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两面旗帜，玩弄国际主义与孤立行动两种策略，使用军事恐吓和政治讹诈两套手法。其渗透的结果是把美国的安全利益拓展到东南亚，为未来发动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一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肇始于奠边府战役期间对介入印支战争行为方式的重新选择，即改变以往印支战争中提供军援，支持法国重返印支的间接参与方式，确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合行动计划，取法国在印支的地位。
在1946—1953年为时7年的印支战争中，法国一再声称其战争的反共性质，得到美国的支持与援助，但战事并不乐观。1953年11月，法国发动奠边府战役，旨在夺取越北战场主动权，然而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下，越南人民军攻势不减，奠边府形势日趋恶化。为此，次年3月，法国又向美方提出增加空中战略援助的请求，但此举不但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反而引发政府及军方对其原有的援法政策的重新评估，并导致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联合行动政策的出台。
美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首先缘于其对越南战略地位认识的变化。朝鲜战争期间，着眼于牵制中国实力，美国加强了对法国的军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国把遏制中国的重点转向东南亚。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便强调印度支那“在外交决策中有头等重要的优先权，在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要高于朝鲜，因为那里丢失的影响不是地区性的，将波及亚洲和欧洲。”[①]次年，美国政府推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进一步指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险。”[②]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共产党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将在短期内严重危及，在长期内致命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③]越南在美国远东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左右美国印支政策的因素决非仅限于此，对印支战争期间法美合作的反思也同样牵制着美国决策层。据美国参议院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6月至1954年5月，美国为印度支那战争提供约36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当于法国全部印支战争费用的80%。”[④]但战场形势并不好，7年战事，法国“伤亡近15万人，消耗50亿美元后，只控制了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越南中部的一块地区以及一些城市，越南的大部分国土已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控制。”[⑤]美国把这归因于法国仍维持着一场“旧殖民主义战争”，认为“要使普通越南农民认识到统治越南人将近80年的法国人是在为自由的事业而战，而属于本民族血统的越盟却是在为奴役而战，几乎是不可能的。”[⑥]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强调要把印支战争由“家庭争吵”扩大为“国际行动”。然而，美国的主张遭到法国明确反对，总统奥里奥尔称：“他们（指美国）给我们用于印支的援助是有限的，不过是使他们显得没有抛弃我们而已，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要使我们追随他们（使南越）完全独立。”[⑦]一些法国官员“甚至怀疑美国真实目的不在于帮助他们，而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排挤法国。”[⑧]故在不断向美国提出增加援助的同时，法国坚持不让美国军事顾问参与法军指挥机构工作及取得军事指挥权，对美国种种指责也置若罔闻，因而法美在印支军事行动上时有分歧，并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另有所思。
艾森豪威尔军事及外交战略“新面貌”的出现，为美国印支政策变更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新面貌”把核威慑战略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大规模报复”的核打击思想。为配合这一战略，美国在外交上提倡战略包围网和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依据前者建立反共军事和政治同盟，利用后者争夺处于中间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核威慑、军事同盟、心理战、秘密特工活动，以及谈判”构成新面貌的5个要点[⑨]。在印支问题上，美国公开扬言投入战略空军甚至原子弹进行战争恐吓的同时，并看重国际联合行动，力图在美国领导下，借助集团力量，通过战争边缘，慑止对方。简言之，新面貌为美国印支新政策的面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这样，作为对法国请求的正式回答，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强调印度支那具有“重大战略价值”，西方世界“不应该消极接受而应联合采取行动。”[⑩]他还在私下里进一步解释道：联合行动要使“所有有关各方面表现出团结和决心”，“这种表现不是支持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威慑以防止磐石般的共产党敌人对东南亚的进一步侵略。”[(11)]为使这一政策具体化，美国政府随之确立了军事介入的3个先决条件：必须有其它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真正”获得独立；法国同意在美军介入时不从战争中撤出其兵力。无疑，联合行动的提出，表明美国要反客为主，从提供军援的间接参与，一变而为直接操纵和战略渗透。
联合行动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即加速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这因奠边政府战役而起，但政策设计的着眼点决不拘泥于此，而是放在整个越南问题的解决上。其立足点虽不反对美国军事卷入，但又慑于侵朝战争的教训，对派出地面部队顾虑重重，实际上寄希望于战争边缘的威慑效应，注重寻找一条“既不使我们卷入战争又不丢失领土的途径。”[(12)]这一政策决非法国希望的单纯的军事援助，而是涵盖美国利益在内的集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威慑方案。它看似精明，实则有其致命的弱点，即必须有英法的协同配合，甚至牺牲其局部利益，而这恰恰是其盟国所无法接受的。这样，美国也无法以体面方式争取由他领导的联合行动。在此形势下，放弃奠边府成为美国推行新政策的现实的选择。
为推行联合行动，在奠边府即将陷落之际，面对法国和美国好战分子扩大战争规模的一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4月下旬，杜勒斯称，“没有军事上或者逻辑上的理由能说明奠边府的陷落会导致法国对印度支那和欧洲防务集团信心的崩溃。”[(13)]艾森豪威尔也拐弯抹角地暗示：“对印支‘整个反共防御的瓦解’不能接受，但基于‘越盟正在取得胜利’，‘你能做到的最好情况是找出互相共处的实际办法。’”[(14)]对奠边府的丢失采取默允态度。通过放弃奠边府，美国一方面把战败责任推向英国，在英法关系上制造裂痕，以法压英。法国政府重申：“如果我们失陷了三角洲地区，……就会在法国极其强烈地爆发一股反结盟的浪潮，因为盟国听任我们垮台，英国人在这种进攻面前肯定会首当其冲。”[(15)]另一方面把放弃奠边府与反殖民主义挂勾，借机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艾森豪威尔煞有介事地强调，“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美国是唯一有着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的道德地位比之东京三角洲，事实上比整个印度支那，都更需要保卫。”[(16)]
综上所述，围绕着奠边府战役，美国政府不仅出台了直接渗透的新政策构思，且通过放弃奠边府为其新政策推行寻求合适的条件。早在1954年初，杜勒斯就喜忧参半地强调：“我们曾亲眼目睹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垮台了，一个大问题是：谁该填补法国垮台的真空，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该是共产主义？还应该是美国？”[(17)]透过奠边府的硝烟，美国的战略意图一目了然。
二
联合行动计划作为对越南进行军事与外交渗透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能被推行，主要是日内瓦会议期间，华盛顿追求双重路线的结果：即会上以孤立行动争取“会后南越大门向反共行为的美国化敞开”的有利局面[(18)]；会下则积极展开外交活动，筹组东南亚条约组织，直接与南越各反共集团打交道。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在苏中英法的坚持下，把解决印支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对会议采取若即若离的孤立主义方式。一方面，美国以观察员而非正式代表的身份不卷入会议纠纷，但在会外则施以武力恫吓，对会议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达到目的后，美国又以不卷入的方式，拒绝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使协定成为对其行为不构成约束的一纸空文。
美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玩弄孤立主义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其目的仍在于配合联合行动政策的贯彻。从其渗透战略考虑，美国坚决反对会议讨论印支问题，尤其是在法国屡战屡败的情形下，他更感到“会议只对共产党国家有利，加强它们在印支的地位，而对西方不会有什么好处。”[(19)]但英法从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考虑，反对美国过多插手，希望印支出现缓和局面，特别是在奠边府战役之后，英法更是寄希望于政治解决。美国与英法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是冷战开始以后所罕见的。这种分歧既不利于在印支阻止共产主义发展，也有违于杜勒斯所津津乐道的西方团结与联合一致的主张。在此不利形势下美国需要以孤立行动，坚定自己的原则立场，表达对其盟国最低限度的谅解，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显示西方的团结一致。
此外，采取若即若离的不卷入方式，并不碍于美国的战略渗透。不卷入纠缠不清的外交磨擦，是早期美国在形势不利时的政策选择，也是孤立主义的重要形式。但不卷入并不意味着不利用，尤其在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时，它更不可能简单地推行有悖于全球霸权的孤立主义。战后新孤立主义的出现，只能被视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补充，通过吸纳孤立主义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和破坏日内瓦会议，这实质上是美国战略进攻的一种态势。
借助孤立行动，美国以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出现在会议上，一则竭力协助法国在谈判桌上得到最佳筹码，会议期间美国不时发出军事恫吓，甚至撇开英国单独就建立军事集团与法秘密磋商，造成日内瓦会议大有流产之势，为其西方盟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擂鼓助威。二则通过默允会议讨论印支议题来换取英国在联合行动问题上的让步。在美国恩威并举的压力下，4月30日，英国同意美英两国军事参谋人员会晤，为未来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组建作准备。到6月下旬，美英签定“七点共同立场”备忘录，协调了在印支问题上的看法，双方还设立一研究小组，筹组东南亚条约组织。三则利用日内瓦协定，排挤法国，加紧渗透。7月21日，印支停战协定在日内瓦签字，协定确定了越南南北分治原则，迫使法国承认印支三国的独立。对此，美国政府在声称“共产主义在日内瓦得到的是‘有限的’”[(20)]，同时明确表示美国“不是日内瓦会议上作出决议的一方，也不受会议决议的约束”[(21)]，为美国在越南自由行动寻找借口。7月23日，杜勒斯发表讲话：“从今以后，重要的不是为过去悲哀，……要抓住时机防止因越北丢失所导致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扩张。”[(22)]8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5429号文件，宣称“过去美国对法国在印支的援助，意味着最近法国在那里的失败已破坏了美国的威信，并引发‘人们对美国领导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能力的怀疑’，‘美国必须通过在东南亚的主动参与，维护其地位，恢复其威望，那里的形势必须尽可能快地得到稳定，通过逐步的渗透和颠覆，及公开的干预阻止它进一步丢失给共产主义。’”[(23)]
在利用孤立主义为其联合行动廓清障碍的同时，美国加紧了国际主义行动步伐，积极组建东南亚区域联盟，直接插手对南越领导人的甄别、扶植和利用。
依靠区域集团，加强反共联合行动，是美国对越南渗透的重要方针。在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在给北约盟军司令格伦瑟的信中，就设想“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在东南亚创立一个各国协调组织。”[(24)]4月29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越南分治后建立“太平洋联盟”的建议，强调“美国今后努力的方向将是组织一个区域性的联盟，取得英国的支持，并迫使法国给与越南独立。”[(25)]6月下旬，美英发表声明，强调双方将加紧进行集体防务计划。7月21日，在拒绝日内瓦协定签字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正派大使去老挝和柬埔寨，“积极进行讨论，以便迅速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御。”[(26)]9月，经过一再努力，美国一手炮制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区域组织正式组建。这个由美、英、法，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组成的军事集团，尽管没有将印支三国包括在内，但明确宣布把条约保护范围扩大到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这样南越就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这不仅破坏了日内瓦协定的有关规定，也“实现了美国把越南南北分治的17度线转变成另一个38度线。”[(27)]杜勒斯宣称，通过这一条约，“美国事实上已经宣布，‘任何对东南亚的入侵都将严重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对此，美国将不惜一战。”[(28)]
在加紧联合行动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对南越政治领导人的甄选，培植亲美的“第三种力量”来“帮助越南民族主义者防止‘共产殖民主义’代替‘法国殖民主义’”[(29)]。但在政策操作之初，美国对法国扶植的保大皇帝仍采取了有限利用的方式，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另外寻找代理人，要充分利用保大之所能，”[(30)]力图以保大牵制法国。一旦目的达到，美国又以反殖民主义为幌子，强调“对保大的任何依赖都是‘愚蠢和不道德的’”，转向对吴庭艳的扶持[(31)]。
作为极端的反共斗士，吴庭艳排法亲美的履历得到美国一批政要的亲睐。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政府代表便与吴庭艳频繁接触，杜勒斯向吴氏表示：美国要“援助每一地区从事于维护自由事业，反击邪恶的共产主义威胁。”并保证“援助勇敢的越南人民，创造业绩，反击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32)]美国还向法国施加压力，日内瓦协定签字时，杜勒斯除表示赞成法国完全撤出印支地区外，明确强调“美国直接与这一地区民族主义领袖打交道。”[(33)]8月19日，杜勒斯致函法国总统：“美国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将直接交给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美国军事人员将直接训练南越部队”，[(34)]完全把法国凉在一边，开始了取代法国殖民统治者加紧对越南直接战略渗透的步伐。
简言之，美国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外交努力，联合行动计划得到推行。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言：对美国来讲，“日内瓦会议既标志着一场战争的终结，又为另一场冲突和更具破坏力的磨擦撒下了种子。”[(35)]美国佬乐此不疲，对越南的政治走势继续觊觎着。
三
左右南越政治发展，既是联合行动计划内容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实现对越南进行军事与外交渗透的重要方式。为此，从日内瓦协定签字到1956年越南大选，美国通过确立吴庭艳政权的过程，一方面继续排挤法国，铲除其残余的殖民势力；另一方面也不断修正自己对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支持吴氏建立个人独裁，并排除越南统一的可能性，最终把南越纳入其远东反共遏制网的战略框架内。
为加速对南越的控制，美国建立了以劳顿·柯林斯为首的顾问团。作为前陆军参谋长和艾森豪威尔的密友，柯林斯刚刚上任便遭到法国政府和新闻媒体的非议，法军驻南越司令埃利直言：“这样一位老资格将领委派到西贡，将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美国准备接管越南。”[(36)]法国报纸更是把柯林斯“作为美国侵占越南和法国利益的标志。”[(37)]的确，柯林斯赴任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挫败由法国人暗中支持的阮文惠将军针对吴庭艳的军事政变图谋。接着按照美国政府旨意，确立包括军事改革在内的7项改革政策，其中军事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军队国家化，铲掉地方宗派势力，健全吴庭艳政府机制，防止法国对南越军事的干预。在美国的压力下，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减少对反吴武装的资助，1954年12月，法美签署备忘录，宣布“南越政府军的所有单位皆由越南人担任军官和进行指挥；援助南越改组和训练陆军事宜则由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负责”[(38)]，这就架空了法国殖民残余势力对南越军队的控制。次年，以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为首的“训练教导团”又接管了南越部队的改组和训练，从军事上巩固了吴庭艳政权。
但吴庭艳对美国倡导的南越政治改革则立场相左，这不仅造成了双方矛盾，甚至导致美国对吴支持的动摇，最终出于战略渗透考虑，几经摇摆，美国还是采取了怂恿吴庭艳建立独裁专制的政策。
实行土地改革与接纳各种反共派别，是美国推行的南越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柯林斯倡议的南越政治民主化的主题，其目的在于巩固美国对南越的政治渗透。但吴庭艳从加强新生政权考虑，主张家族政治和个人独裁，极力排斥异己，对柯林斯倡议置若罔闻。此举不仅使他与柯林斯矛盾公开化，也加剧了南越政局动荡。柯林斯电告美国政府，“吴庭艳没有能力承担民族重任和施政所需的政党联合，而这种联合对阻止越南落入共产党之手是至关重要的”。[(39)]据此又强调，“在探讨保大回越南的可能性之前，避免给吴庭艳任何新的承诺，乃至把美国战略保护网收缩到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一线。”[(40)]但美国政府从战略需要出发，一则强调吴庭艳排法反共立场，称赞吴庭艳对远东“自由世界”领导的艺术；再则告诫柯林斯要警惕法国插手，暗示“埃利及法国上层实际上已取消对吴庭艳的支持，”[(41)]因此美国不能放弃对一个“真正民族主义领袖”的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仅使柯林斯提议的南越政治改革无法推行，而且加剧了吴庭艳肆无忌惮地剪除异党、镇压反对派的进程。这反过来又导致南越各政党之间、军队之间及吴庭艳与美国顾问团之间矛盾的加剧，并引发美国政府对吴庭艳支持的动摇。艾森豪威尔同意“取代吴庭艳”，却又指出：“新总理不能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工具。”[(42)]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也告诫：防止把“法国与美国的标签合在一起贴在新的药剂和注射液上。”[(43)]这样，如何取代吴庭艳，美国政府仍顾虑重重。
正当美国政府考虑黜除吴庭艳之际，1955年4月下旬，忠于吴的军队与法国间接支持的平川派军队发生军事冲突。法国的间接介入，使美国把防止法国势力回流看得更为重要。国务院迅速收回取代吴庭艳的两份电文。美国右翼势力频繁登场，为吴庭艳独裁政权辩护，曼斯菲尔德称：吴庭艳“代表了真正、诚实、忠诚的民族主义独立力量”，如果吴庭艳下台，“亚洲人类自由事业将毫无结果。”[(44)]在此形势下，杜勒斯电告柯林斯：“无论正确与否，吴庭艳都是越南民族主义抗击法国殖民主义和腐朽势力的活生生的样板”，推翻吴庭艳“在美国行不通”，并“对我们在亚洲的形象极其不利。”[(45)]在美国支持下，吴庭艳迅速平定军事叛乱。之后，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讲话：“不管美国过去的看法怎样，现在必须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指吴庭艳），决不允许他成为又一个被推翻的克伦斯基。”[(46)]美国不仅重新肯定了吴庭艳的独裁政权，也完全改变了美国对南越政治改革的要求。杜勒斯对此辩解道：“在世界的那一地区，除了独裁政府之外，没有联合模式。”[(47)]平川派军队被镇压，也有利于扫荡法国残余势力。万般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向美国表示，“鉴于美法分歧和吴的反法态度，法军将尽早撤离南越。”[(48)]这样，美国取代法国在这一地区统治指日可待了。
美国在肯定吴庭艳独裁统治的同时，加紧了对其政权的扶持，支持吴氏加强个人专权，破坏民主选举。5月19日，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称：“在东方通过一个独裁政府进行统治，远比用一个联合政府有必要。”[(49)]费歇尔撰文，敦促美国政府对吴庭艳“个人民主统治”要有“更明确”的认识[(50)]。10月，杜勒斯就南越制宪会议选举做出原则性规定：“为了对付共产党人，应当把强有力的行政权置于首位，民主和宪政进程必须以不削弱吴氏中央权力为限。”[(51)]在美国怂恿下，吴庭艳大搞虚假投票，以致其所得票数比参加投票的人数还要多。美国还公开支持吴庭艳破坏日内瓦会议确定的普选原则，想方设法阻止越南重新统一。1956年通过自由选举实现越南统一，这是日内瓦协定明确规定的。但美国从取代法国在印支统治地位和建立远东反共遏制网出发，对统一采取抵制态度。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强调：美国政策的底线是，“如果非共武装力量不能赢得整个越南选举，也要寻机把南越从共产党控制下拯救出来。”[(52)]否定自由选举的可行性。但为了欺骗国际舆论，美国在策略上又采取“既不反对自由选举，又不允许共产党接管南越”的方式[(53)]，再次怂恿吴庭艳与国际协定相抗衡。7月16日，吴庭艳发表声明，在阐述支持越南重新统一主张的同时，强调其政权没有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因而不受条约束缚。8月9日，吴庭艳又发表讲话：“只要共产党在北越不允许每个越南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任何积极性建议都是徒劳的。”[(54)]竭力阻挠越南大选的进行。至此，南越基本上成为美国远东反共的基地，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告一段落。
总之，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体现了冷战高涨阶段，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对广大第三世界扩张的政策风格。这种新殖民主义外交，历史上推动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今天在冷战后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我们也并不陌生。
注释：
①⑩(17)(18)(20)(22)(23)(27)(29)(30)(31) (32)(33)(34)(35)(36)(37)(39)(40)(41)(43)(44)(45)(47)(49)(50)(52)(53)(54)David L.Anderson,Trapped By Success: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ctnam 1953-1961,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1年，第17、29、27、42、40、66、68、73、45、45、61、61、92、93、41、94、94、105、96、106、107、107、114、115、117、119、133、123、123、126页。
②⑤(21)(38)(46)(48)(51)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79、512、286、509、509页。
⑨(12)(19)陈开益：《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美国的印支政策》，《美国研究》1988年第2期，第34、52、42页。
③(11)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362页。
④张锡昌等：《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⑥⑦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7页。
⑧Stanley Karnow:Victnam,Ahistory,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3年，第180页。
(13)(14)(16)(24)(25)(26)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4、185、211页。
(15)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28)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7年01期第125-130页
【作者简介】周军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芜湖，241000
【关 键 词】奠边府战役/日内瓦会议/越南大选/联合行动/孤立主义/吴庭艳
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是指美国对这一地区直接、主动的战略性进攻态势。其渗透目标在于取代法国对印支濒临崩溃的殖民统治，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其渗透方式则突出表现为以国际联合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为此，在处理奠边府战役、日内瓦会议和越南大选这些重大事件上，美国打出反对共产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两面旗帜，玩弄国际主义与孤立行动两种策略，使用军事恐吓和政治讹诈两套手法。其渗透的结果是把美国的安全利益拓展到东南亚，为未来发动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一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肇始于奠边府战役期间对介入印支战争行为方式的重新选择，即改变以往印支战争中提供军援，支持法国重返印支的间接参与方式，确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合行动计划，取法国在印支的地位。
在1946—1953年为时7年的印支战争中，法国一再声称其战争的反共性质，得到美国的支持与援助，但战事并不乐观。1953年11月，法国发动奠边府战役，旨在夺取越北战场主动权，然而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下，越南人民军攻势不减，奠边府形势日趋恶化。为此，次年3月，法国又向美方提出增加空中战略援助的请求，但此举不但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反而引发政府及军方对其原有的援法政策的重新评估，并导致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联合行动政策的出台。
美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首先缘于其对越南战略地位认识的变化。朝鲜战争期间，着眼于牵制中国实力，美国加强了对法国的军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国把遏制中国的重点转向东南亚。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便强调印度支那“在外交决策中有头等重要的优先权，在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要高于朝鲜，因为那里丢失的影响不是地区性的，将波及亚洲和欧洲。”[①]次年，美国政府推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进一步指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险。”[②]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共产党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将在短期内严重危及，在长期内致命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③]越南在美国远东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左右美国印支政策的因素决非仅限于此，对印支战争期间法美合作的反思也同样牵制着美国决策层。据美国参议院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6月至1954年5月，美国为印度支那战争提供约36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当于法国全部印支战争费用的80%。”[④]但战场形势并不好，7年战事，法国“伤亡近15万人，消耗50亿美元后，只控制了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越南中部的一块地区以及一些城市，越南的大部分国土已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控制。”[⑤]美国把这归因于法国仍维持着一场“旧殖民主义战争”，认为“要使普通越南农民认识到统治越南人将近80年的法国人是在为自由的事业而战，而属于本民族血统的越盟却是在为奴役而战，几乎是不可能的。”[⑥]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强调要把印支战争由“家庭争吵”扩大为“国际行动”。然而，美国的主张遭到法国明确反对，总统奥里奥尔称：“他们（指美国）给我们用于印支的援助是有限的，不过是使他们显得没有抛弃我们而已，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要使我们追随他们（使南越）完全独立。”[⑦]一些法国官员“甚至怀疑美国真实目的不在于帮助他们，而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排挤法国。”[⑧]故在不断向美国提出增加援助的同时，法国坚持不让美国军事顾问参与法军指挥机构工作及取得军事指挥权，对美国种种指责也置若罔闻，因而法美在印支军事行动上时有分歧，并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另有所思。
艾森豪威尔军事及外交战略“新面貌”的出现，为美国印支政策变更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新面貌”把核威慑战略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大规模报复”的核打击思想。为配合这一战略，美国在外交上提倡战略包围网和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依据前者建立反共军事和政治同盟，利用后者争夺处于中间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核威慑、军事同盟、心理战、秘密特工活动，以及谈判”构成新面貌的5个要点[⑨]。在印支问题上，美国公开扬言投入战略空军甚至原子弹进行战争恐吓的同时，并看重国际联合行动，力图在美国领导下，借助集团力量，通过战争边缘，慑止对方。简言之，新面貌为美国印支新政策的面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这样，作为对法国请求的正式回答，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强调印度支那具有“重大战略价值”，西方世界“不应该消极接受而应联合采取行动。”[⑩]他还在私下里进一步解释道：联合行动要使“所有有关各方面表现出团结和决心”，“这种表现不是支持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威慑以防止磐石般的共产党敌人对东南亚的进一步侵略。”[(11)]为使这一政策具体化，美国政府随之确立了军事介入的3个先决条件：必须有其它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真正”获得独立；法国同意在美军介入时不从战争中撤出其兵力。无疑，联合行动的提出，表明美国要反客为主，从提供军援的间接参与，一变而为直接操纵和战略渗透。
联合行动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即加速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这因奠边政府战役而起，但政策设计的着眼点决不拘泥于此，而是放在整个越南问题的解决上。其立足点虽不反对美国军事卷入，但又慑于侵朝战争的教训，对派出地面部队顾虑重重，实际上寄希望于战争边缘的威慑效应，注重寻找一条“既不使我们卷入战争又不丢失领土的途径。”[(12)]这一政策决非法国希望的单纯的军事援助，而是涵盖美国利益在内的集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威慑方案。它看似精明，实则有其致命的弱点，即必须有英法的协同配合，甚至牺牲其局部利益，而这恰恰是其盟国所无法接受的。这样，美国也无法以体面方式争取由他领导的联合行动。在此形势下，放弃奠边府成为美国推行新政策的现实的选择。
为推行联合行动，在奠边府即将陷落之际，面对法国和美国好战分子扩大战争规模的一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4月下旬，杜勒斯称，“没有军事上或者逻辑上的理由能说明奠边府的陷落会导致法国对印度支那和欧洲防务集团信心的崩溃。”[(13)]艾森豪威尔也拐弯抹角地暗示：“对印支‘整个反共防御的瓦解’不能接受，但基于‘越盟正在取得胜利’，‘你能做到的最好情况是找出互相共处的实际办法。’”[(14)]对奠边府的丢失采取默允态度。通过放弃奠边府，美国一方面把战败责任推向英国，在英法关系上制造裂痕，以法压英。法国政府重申：“如果我们失陷了三角洲地区，……就会在法国极其强烈地爆发一股反结盟的浪潮，因为盟国听任我们垮台，英国人在这种进攻面前肯定会首当其冲。”[(15)]另一方面把放弃奠边府与反殖民主义挂勾，借机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艾森豪威尔煞有介事地强调，“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美国是唯一有着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的道德地位比之东京三角洲，事实上比整个印度支那，都更需要保卫。”[(16)]
综上所述，围绕着奠边府战役，美国政府不仅出台了直接渗透的新政策构思，且通过放弃奠边府为其新政策推行寻求合适的条件。早在1954年初，杜勒斯就喜忧参半地强调：“我们曾亲眼目睹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垮台了，一个大问题是：谁该填补法国垮台的真空，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该是共产主义？还应该是美国？”[(17)]透过奠边府的硝烟，美国的战略意图一目了然。
二
联合行动计划作为对越南进行军事与外交渗透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能被推行，主要是日内瓦会议期间，华盛顿追求双重路线的结果：即会上以孤立行动争取“会后南越大门向反共行为的美国化敞开”的有利局面[(18)]；会下则积极展开外交活动，筹组东南亚条约组织，直接与南越各反共集团打交道。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在苏中英法的坚持下，把解决印支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对会议采取若即若离的孤立主义方式。一方面，美国以观察员而非正式代表的身份不卷入会议纠纷，但在会外则施以武力恫吓，对会议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达到目的后，美国又以不卷入的方式，拒绝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使协定成为对其行为不构成约束的一纸空文。
美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玩弄孤立主义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其目的仍在于配合联合行动政策的贯彻。从其渗透战略考虑，美国坚决反对会议讨论印支问题，尤其是在法国屡战屡败的情形下，他更感到“会议只对共产党国家有利，加强它们在印支的地位，而对西方不会有什么好处。”[(19)]但英法从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考虑，反对美国过多插手，希望印支出现缓和局面，特别是在奠边府战役之后，英法更是寄希望于政治解决。美国与英法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是冷战开始以后所罕见的。这种分歧既不利于在印支阻止共产主义发展，也有违于杜勒斯所津津乐道的西方团结与联合一致的主张。在此不利形势下美国需要以孤立行动，坚定自己的原则立场，表达对其盟国最低限度的谅解，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显示西方的团结一致。
此外，采取若即若离的不卷入方式，并不碍于美国的战略渗透。不卷入纠缠不清的外交磨擦，是早期美国在形势不利时的政策选择，也是孤立主义的重要形式。但不卷入并不意味着不利用，尤其在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时，它更不可能简单地推行有悖于全球霸权的孤立主义。战后新孤立主义的出现，只能被视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补充，通过吸纳孤立主义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和破坏日内瓦会议，这实质上是美国战略进攻的一种态势。
借助孤立行动，美国以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出现在会议上，一则竭力协助法国在谈判桌上得到最佳筹码，会议期间美国不时发出军事恫吓，甚至撇开英国单独就建立军事集团与法秘密磋商，造成日内瓦会议大有流产之势，为其西方盟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擂鼓助威。二则通过默允会议讨论印支议题来换取英国在联合行动问题上的让步。在美国恩威并举的压力下，4月30日，英国同意美英两国军事参谋人员会晤，为未来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组建作准备。到6月下旬，美英签定“七点共同立场”备忘录，协调了在印支问题上的看法，双方还设立一研究小组，筹组东南亚条约组织。三则利用日内瓦协定，排挤法国，加紧渗透。7月21日，印支停战协定在日内瓦签字，协定确定了越南南北分治原则，迫使法国承认印支三国的独立。对此，美国政府在声称“共产主义在日内瓦得到的是‘有限的’”[(20)]，同时明确表示美国“不是日内瓦会议上作出决议的一方，也不受会议决议的约束”[(21)]，为美国在越南自由行动寻找借口。7月23日，杜勒斯发表讲话：“从今以后，重要的不是为过去悲哀，……要抓住时机防止因越北丢失所导致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扩张。”[(22)]8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5429号文件，宣称“过去美国对法国在印支的援助，意味着最近法国在那里的失败已破坏了美国的威信，并引发‘人们对美国领导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能力的怀疑’，‘美国必须通过在东南亚的主动参与，维护其地位，恢复其威望，那里的形势必须尽可能快地得到稳定，通过逐步的渗透和颠覆，及公开的干预阻止它进一步丢失给共产主义。’”[(23)]
在利用孤立主义为其联合行动廓清障碍的同时，美国加紧了国际主义行动步伐，积极组建东南亚区域联盟，直接插手对南越领导人的甄别、扶植和利用。
依靠区域集团，加强反共联合行动，是美国对越南渗透的重要方针。在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在给北约盟军司令格伦瑟的信中，就设想“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在东南亚创立一个各国协调组织。”[(24)]4月29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越南分治后建立“太平洋联盟”的建议，强调“美国今后努力的方向将是组织一个区域性的联盟，取得英国的支持，并迫使法国给与越南独立。”[(25)]6月下旬，美英发表声明，强调双方将加紧进行集体防务计划。7月21日，在拒绝日内瓦协定签字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正派大使去老挝和柬埔寨，“积极进行讨论，以便迅速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御。”[(26)]9月，经过一再努力，美国一手炮制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区域组织正式组建。这个由美、英、法，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组成的军事集团，尽管没有将印支三国包括在内，但明确宣布把条约保护范围扩大到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这样南越就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这不仅破坏了日内瓦协定的有关规定，也“实现了美国把越南南北分治的17度线转变成另一个38度线。”[(27)]杜勒斯宣称，通过这一条约，“美国事实上已经宣布，‘任何对东南亚的入侵都将严重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对此，美国将不惜一战。”[(28)]
在加紧联合行动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对南越政治领导人的甄选，培植亲美的“第三种力量”来“帮助越南民族主义者防止‘共产殖民主义’代替‘法国殖民主义’”[(29)]。但在政策操作之初，美国对法国扶植的保大皇帝仍采取了有限利用的方式，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另外寻找代理人，要充分利用保大之所能，”[(30)]力图以保大牵制法国。一旦目的达到，美国又以反殖民主义为幌子，强调“对保大的任何依赖都是‘愚蠢和不道德的’”，转向对吴庭艳的扶持[(31)]。
作为极端的反共斗士，吴庭艳排法亲美的履历得到美国一批政要的亲睐。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政府代表便与吴庭艳频繁接触，杜勒斯向吴氏表示：美国要“援助每一地区从事于维护自由事业，反击邪恶的共产主义威胁。”并保证“援助勇敢的越南人民，创造业绩，反击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32)]美国还向法国施加压力，日内瓦协定签字时，杜勒斯除表示赞成法国完全撤出印支地区外，明确强调“美国直接与这一地区民族主义领袖打交道。”[(33)]8月19日，杜勒斯致函法国总统：“美国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将直接交给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美国军事人员将直接训练南越部队”，[(34)]完全把法国凉在一边，开始了取代法国殖民统治者加紧对越南直接战略渗透的步伐。
简言之，美国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外交努力，联合行动计划得到推行。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言：对美国来讲，“日内瓦会议既标志着一场战争的终结，又为另一场冲突和更具破坏力的磨擦撒下了种子。”[(35)]美国佬乐此不疲，对越南的政治走势继续觊觎着。
三
左右南越政治发展，既是联合行动计划内容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实现对越南进行军事与外交渗透的重要方式。为此，从日内瓦协定签字到1956年越南大选，美国通过确立吴庭艳政权的过程，一方面继续排挤法国，铲除其残余的殖民势力；另一方面也不断修正自己对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支持吴氏建立个人独裁，并排除越南统一的可能性，最终把南越纳入其远东反共遏制网的战略框架内。
为加速对南越的控制，美国建立了以劳顿·柯林斯为首的顾问团。作为前陆军参谋长和艾森豪威尔的密友，柯林斯刚刚上任便遭到法国政府和新闻媒体的非议，法军驻南越司令埃利直言：“这样一位老资格将领委派到西贡，将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美国准备接管越南。”[(36)]法国报纸更是把柯林斯“作为美国侵占越南和法国利益的标志。”[(37)]的确，柯林斯赴任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挫败由法国人暗中支持的阮文惠将军针对吴庭艳的军事政变图谋。接着按照美国政府旨意，确立包括军事改革在内的7项改革政策，其中军事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军队国家化，铲掉地方宗派势力，健全吴庭艳政府机制，防止法国对南越军事的干预。在美国的压力下，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减少对反吴武装的资助，1954年12月，法美签署备忘录，宣布“南越政府军的所有单位皆由越南人担任军官和进行指挥；援助南越改组和训练陆军事宜则由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负责”[(38)]，这就架空了法国殖民残余势力对南越军队的控制。次年，以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为首的“训练教导团”又接管了南越部队的改组和训练，从军事上巩固了吴庭艳政权。
但吴庭艳对美国倡导的南越政治改革则立场相左，这不仅造成了双方矛盾，甚至导致美国对吴支持的动摇，最终出于战略渗透考虑，几经摇摆，美国还是采取了怂恿吴庭艳建立独裁专制的政策。
实行土地改革与接纳各种反共派别，是美国推行的南越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柯林斯倡议的南越政治民主化的主题，其目的在于巩固美国对南越的政治渗透。但吴庭艳从加强新生政权考虑，主张家族政治和个人独裁，极力排斥异己，对柯林斯倡议置若罔闻。此举不仅使他与柯林斯矛盾公开化，也加剧了南越政局动荡。柯林斯电告美国政府，“吴庭艳没有能力承担民族重任和施政所需的政党联合，而这种联合对阻止越南落入共产党之手是至关重要的”。[(39)]据此又强调，“在探讨保大回越南的可能性之前，避免给吴庭艳任何新的承诺，乃至把美国战略保护网收缩到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一线。”[(40)]但美国政府从战略需要出发，一则强调吴庭艳排法反共立场，称赞吴庭艳对远东“自由世界”领导的艺术；再则告诫柯林斯要警惕法国插手，暗示“埃利及法国上层实际上已取消对吴庭艳的支持，”[(41)]因此美国不能放弃对一个“真正民族主义领袖”的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仅使柯林斯提议的南越政治改革无法推行，而且加剧了吴庭艳肆无忌惮地剪除异党、镇压反对派的进程。这反过来又导致南越各政党之间、军队之间及吴庭艳与美国顾问团之间矛盾的加剧，并引发美国政府对吴庭艳支持的动摇。艾森豪威尔同意“取代吴庭艳”，却又指出：“新总理不能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工具。”[(42)]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也告诫：防止把“法国与美国的标签合在一起贴在新的药剂和注射液上。”[(43)]这样，如何取代吴庭艳，美国政府仍顾虑重重。
正当美国政府考虑黜除吴庭艳之际，1955年4月下旬，忠于吴的军队与法国间接支持的平川派军队发生军事冲突。法国的间接介入，使美国把防止法国势力回流看得更为重要。国务院迅速收回取代吴庭艳的两份电文。美国右翼势力频繁登场，为吴庭艳独裁政权辩护，曼斯菲尔德称：吴庭艳“代表了真正、诚实、忠诚的民族主义独立力量”，如果吴庭艳下台，“亚洲人类自由事业将毫无结果。”[(44)]在此形势下，杜勒斯电告柯林斯：“无论正确与否，吴庭艳都是越南民族主义抗击法国殖民主义和腐朽势力的活生生的样板”，推翻吴庭艳“在美国行不通”，并“对我们在亚洲的形象极其不利。”[(45)]在美国支持下，吴庭艳迅速平定军事叛乱。之后，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讲话：“不管美国过去的看法怎样，现在必须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指吴庭艳），决不允许他成为又一个被推翻的克伦斯基。”[(46)]美国不仅重新肯定了吴庭艳的独裁政权，也完全改变了美国对南越政治改革的要求。杜勒斯对此辩解道：“在世界的那一地区，除了独裁政府之外，没有联合模式。”[(47)]平川派军队被镇压，也有利于扫荡法国残余势力。万般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向美国表示，“鉴于美法分歧和吴的反法态度，法军将尽早撤离南越。”[(48)]这样，美国取代法国在这一地区统治指日可待了。
美国在肯定吴庭艳独裁统治的同时，加紧了对其政权的扶持，支持吴氏加强个人专权，破坏民主选举。5月19日，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称：“在东方通过一个独裁政府进行统治，远比用一个联合政府有必要。”[(49)]费歇尔撰文，敦促美国政府对吴庭艳“个人民主统治”要有“更明确”的认识[(50)]。10月，杜勒斯就南越制宪会议选举做出原则性规定：“为了对付共产党人，应当把强有力的行政权置于首位，民主和宪政进程必须以不削弱吴氏中央权力为限。”[(51)]在美国怂恿下，吴庭艳大搞虚假投票，以致其所得票数比参加投票的人数还要多。美国还公开支持吴庭艳破坏日内瓦会议确定的普选原则，想方设法阻止越南重新统一。1956年通过自由选举实现越南统一，这是日内瓦协定明确规定的。但美国从取代法国在印支统治地位和建立远东反共遏制网出发，对统一采取抵制态度。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强调：美国政策的底线是，“如果非共武装力量不能赢得整个越南选举，也要寻机把南越从共产党控制下拯救出来。”[(52)]否定自由选举的可行性。但为了欺骗国际舆论，美国在策略上又采取“既不反对自由选举，又不允许共产党接管南越”的方式[(53)]，再次怂恿吴庭艳与国际协定相抗衡。7月16日，吴庭艳发表声明，在阐述支持越南重新统一主张的同时，强调其政权没有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因而不受条约束缚。8月9日，吴庭艳又发表讲话：“只要共产党在北越不允许每个越南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任何积极性建议都是徒劳的。”[(54)]竭力阻挠越南大选的进行。至此，南越基本上成为美国远东反共的基地，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告一段落。
总之，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体现了冷战高涨阶段，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对广大第三世界扩张的政策风格。这种新殖民主义外交，历史上推动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今天在冷战后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我们也并不陌生。
注释：
①⑩(17)(18)(20)(22)(23)(27)(29)(30)(31) (32)(33)(34)(35)(36)(37)(39)(40)(41)(43)(44)(45)(47)(49)(50)(52)(53)(54)David L.Anderson,Trapped By Success: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ctnam 1953-1961,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1年，第17、29、27、42、40、66、68、73、45、45、61、61、92、93、41、94、94、105、96、106、107、107、114、115、117、119、133、123、123、126页。
②⑤(21)(38)(46)(48)(51)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79、512、286、509、509页。
⑨(12)(19)陈开益：《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美国的印支政策》，《美国研究》1988年第2期，第34、52、42页。
③(11)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362页。
④张锡昌等：《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⑥⑦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7页。
⑧Stanley Karnow:Victnam,Ahistory,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3年，第180页。
(13)(14)(16)(24)(25)(26)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4、185、211页。
(15)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28)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