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政党内阁与日本政治现代化刍议
解晓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外国问题研究》(长春)1996年04期第11-15页
日本战前政治现代化和政党内阁问题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却几乎被现行的世界史教材所遗漏。而我国史学界有关日本民主化的著述亦凤毛麟角，且论说不一，值得讨论的问题颇多。本文据有限资料拟就日本民主进程线索、政党内阁的性质及历史症结作一粗线的阐述。敬请前辈和同仁指教。
曲折的进程
日本政治现代化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始于明治维新，成长于大正时代，昭和初期夭折。道路坎坷，世事多变，是一段曲折的历史进程。
1868～1871年戊辰革命的成功为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可能[1]。“王政复古”后，讨幕派建立了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公议政体”体制，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政体。戊辰战争胜利后，新政府没有采用西方政党政治体制，而是采用太政官古制模式，极有限地吸取西方政治思想，把公议政体体制改建成了资产阶级官僚专政体制。在该体制下，公卿、藩主在政府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讨幕派占据了中央政府各部门要津，成为实权派。四强藩讨幕派领袖形成了一个近代官僚群，垄断了国家政权。1871年12月，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为建设新日本设计蓝图。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令他们“始惊、次醉、终狂”[2]，在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回国后，他们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殖产兴业”政策，着力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符合“天理之本然”[3]，但同时认为本国国情与英美相异，而对德国俾斯麦的强权政治理论和铁血政策情有独钟，声言“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为第一”[4]，在日本应搞“君民共治”[5]。1889年，明治政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出台了精心设计的明治宪法，使官僚专制法制化。正因为如此，行宪后出现了1890～1900十年元老寡头政治体制。该体制以超然主义的非政党内阁原则为旗帜，以枢密院、贵族院等为堡垒，使维新以来的官僚专制体制达到项峰。
如上所述，戊辰革命后的30年是日本建立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的过程，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从1900～1918近20年是日本从官僚专制体制向政党内阁体制过渡的时期，乃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
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日本的确立，即所谓的“明治宪法体制”。就宪法的性质而言，它是一部具有二重性的宪法[6]，其内容的核心是主权在君主义，出发点是搞集权政治；但另一方面，宪法也确认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两院制体制，这就为政党内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行宪后，以自由党、政进党为中心的“民党”[7]，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以众议院为舞台，以预算审议权为武器，同元老专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890～1900年举行的六次大选看，民党始终控制着众议院300议席中的多数[8]，致使元老们在众议院步履难艰，隈板内阁的出现终于攻破了超然主义的堡垒。在此形势下，明治宪法的设计师伊藤博文的立宪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坚持集权政治必须改变方式，超然主义既然已行不通，就必须将政党变为可资利用的工具。他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于1900年9月15日断然排除山县有朋等元老们的反对，亲自创立立宪政友会，并于10月19日以政友会总裁的身分出任首相，组成政友会内阁，若干民党成员进入内阁，从而打破了元老政治下的非政党内阁原则，致使山县有朋哀叹超然主义和“明治政府终于被攻破”[9]，1868年革命以来建立起的政治模式——明治宪法体制倒塌了。
由伊藤博文一手策划出台的1900年体制是对三十年来形成的官僚专制的改革，它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放弃非政党内阁原则而对民党势力的妥协，又是元老内部开明派对专制派的妥协。它不自觉地开放了由官僚专制向政党政治过渡的通道。应该承认这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转折点。但路途是漫长而曲折的。
从1900年起，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西园寺公望和桂太朗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史称桂园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桂园体制应包括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内阁，长达18年。在该体制下，西园寺公望以控制众议院多数的政友会名义组阁，桂太郎则以掌握军部和贵族院的山县有朋为后台组阁。据此，有人认为西园寺内阁搞的是政党政治，桂内阁搞的是官僚专制，事实非如此，二者在执政中都与民党妥协、合作，同时也都不是在搞政党政治。桂园体制的性质是以官僚为主导的官僚政党联合内阁体制，是向政党内阁过渡的第一步。桂、园二种内阁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左右之分，国家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元老们手中[10]。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有二，一是纳税人数量上的增多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工业生产的某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从教育的情况来看，1903年初等教育的入学率超过90%，1912年日本男童的入学率达到98.8%，女童达到97.6%。在初、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大学教育迅速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1918年以100为基数，八年后超过200，在1920年已经达到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11]。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增大与国民参政意识的增强，从而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了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大正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官僚专制势力却日趋没落，“维新三杰”早在行宪前既已谢世，而被天皇封为元老的九人中也有六人相继因自然法则或意外事件作古。其中尤以伊藤博文1909年被暗杀影响最大，1912年明治天皇的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一战结束后，九位元老仅存山县有朋、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三人，而山县与松方都已是80岁以上的高龄，其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西园寺比较开明，向以温和方式过问政事。加之，国际形势骤变，如十月革命引发了全球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浪潮等等，都促进了日本民主势力的发展，加速了桂园体制的解体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1918年8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米骚动，9月，战时超然内阁被迫辞职，元老山县有朋首先推荐西园寺组阁，企图延续桂园体制，但识时务的西园寺固辞不就，而推荐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1918年9月29日，以原敬为首相，除陆、海、外三大臣外均属政友会成员的政党内阁正式成立，人称“平民首相内阁”。显而易见，原敬内阁比桂园体制前进了一大步，它是以政党为主导的政党官僚内阁[12]，是官僚专制体制向政党政治过渡的第二步。
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由高桥是清出任政友会总裁并组阁。原敬死后，政友会内部纷争不已，加之适逢经济不景气，官僚势力乘机反攻，从而再度出现了以官僚为主导的内阁——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内阁、山本权兵卫内阁和山县派的清浦奎吾内阁。面对专制势力的反扑，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掀起强大的“拥护宪政、打倒特权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不计党利，团结一致，终于在大选中获得众议院464个席位中的282个，拥有61%的绝对多数[13]。西园寺公望再次推荐第一大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三派联合内阁，使政党内阁制得以延续和发展。此后，多数党总裁组阁似乎成为西园寺推荐首相的准则，政党交替组阁似成惯例。于是人们称这种政治体制为“宪政之常道”。战前民主进程达到了顶峰。
“常道”不常
日本史学界通称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内阁体制为“宪政之常道”，即实现了多数党交替组阁的政党政治。我们认为，政党内阁制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但尚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是政党与官僚的联合政体，仍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个步骤。它既是民主政治又不是正常的民主政治，故谓“常道”不常。
说它是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党取得了政治主导权。首先，内阁的人事阵容结构与以往不同，首相是议会中多数党的总裁，阁僚除陆、海两大臣外均为政党党员或专业官僚，次官、局长也是多数党党员。执政党在制定国策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地位。例如，政党内阁实行了官僚势力一贯反对实行的男子普选法。新选法取消了纳税额的限制，使全国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到1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8%[14]。进一步扩大了政党内阁的社会基础；改革贵族院，削弱了多年来一直对内阁横加干涉的贵族院的势力，并断然对陆军进行裁减，撤销四个师团的建制，精简2000名军官；由强硬外交走向协调外交等等。
但是，对日本政党内阁制估计过高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民主政治。理由是：其一，政党内阁是政党官僚联合政权，官僚尚在内阁中攫有特殊的权力，明治宪法下的统帅权依然独立存在，陆海两大臣的任免权依然为军部所掌握，首相无权过问，政党组阁之成败依然为军部所掣肘。政党内阁制并没有也不可能冲破明治宪法体制，要想建立真正民主政治原则的政党内阁制，必须修改明治宪法；其二，首相元老推荐制依然存在，不经元老推荐、天皇批准，多数党仍不能组阁，政党内阁制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惯例；其三，官僚们仍旧控制着专制势力的保垒——贵族院、枢密院，从而挟天子令诸侯，左右国策；其四，政党本身软弱无力和不成熟。政党领袖本身民主意识不强，领导艺术低下，惧怕工农革命，在国民中没有树立起威信。故“常道”不长，中途夭亡。
历史的症结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这段话对于我们探讨战前日本政治现代化所经历的曲折进程、以及“常道”不长的原因给予了启示，即必须从现代化前的历史和产生现代化当时的历史当中探索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我们提出三条线索——暂称为三个历史症结——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症结是落后的经济和社会遗产。
开国前，日本是一个亚洲封闭式的封建岛国。封建领主经济占有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生阶段；士农工商身份等级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儒教道德伦理观和神学是规定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社会关系不可违犯的教条；幕藩体制是这个东方岛国的特殊的国家统治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从锁国政策的夹缝中一点一滴地传入的，仅被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等等。这就是创造日本近代历史的人们所必须承继的历史遗产，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
中国鸦片战争惊醒了日本人，他们深感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于是在列岛上兴起各式各样的“救亡图存”运动。“救亡图存”运动中，志士们认为，在西方各国军事压力下开港，有损国家独立，因而主张赶走洋人，排除西方压力，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开放港口。他们认为，西方入侵是最大的威胁，争取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事情；但他们又认为，原封不动的保持幕藩体制，不能对抗西方的强大压力，从而提倡以天皇亲政取代幕府制度。这派人提出的战斗口号叫“尊王攘夷”，后来发展为“尊王倒幕。”总之，尊王是为了攘夷和倒幕。他们提出的救国方略，概括为“东洋道德西洋艺”。在他们看来，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行；不保留日本的传统文化道德也不行。这种充满矛盾的政治哲学一直指导着战前历代日本政治家的行动，左右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进程的曲折、体制的畸形。这种政治哲学是亚洲地区的经济落后、主权不完整的国土上的产物，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历史症结。
第二个症结是儒教、国学、神道等传统文化遗产。
儒学、国学、神道都是尊王论的思想基础、尊王倒幕运动的支柱，在推翻幕藩体制的革命中起过动员群众，孤立幕府的积极作用。明治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专制体制，大力推进天皇亲政，无限鼓吹皇道，说“汉土西洋之学均当为皇道之羽翼”，“皇学与汉学不可偏执”等等。皇道、国学进而发展为国体论，成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理论基础。唯恐不足，又颁布《教育敕语》，定儒学的伦理观为“国体之精华”，令国民树立皇国史观。儒学、国学、皇道成为禁锢国民思想、限制国民行动的教条，连指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民主主义也不去触动国体。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民主进程的阻碍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历史症结。
第三个症结是民族主义。
日本人民曾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这一划时代变革中的一面光辉旗帜，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运动就是“尊王攘夷”。攘夷运动是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萌芽，它是在西方炮舰压力下产生的。“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入侵的内容，并且包含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意义。德富苏峰说：“民族观念产生之日，就是藩的观念灭亡之时；藩的观念灭亡之日，也就是封建社会颠覆之日。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作用。
但是，日本维新志士的民族观来源于国学和洋学的结合，它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要向海外扩张。“失之于俄美、取之于朝鲜、满洲”是他们的信念，这就是潜在的沙文主义基因。
明治政府的领导集团不仅继承了维新志士的民族主义观，而且作为国策推行。他们提出的建国总纲领是“富国强兵”，即实行经济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而忽视政治现代化（民主化）。
民族主义不仅左右统治集团，而且左右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当国际政治舞台上盛行强权政治时，民权论者纷纷蜕化为国权论，连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也由民族民主主义者转为沙文主义者，连篇累牍地发表鼓吹侵略邻国战争的文章。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后，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竟摇身一变成为沙文主义者，发表题为《大日本膨胀论》的文章，煽动侵华战争。这种知识分子转向的现象在日本历史中屡见不鲜。
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过分强调本民族的文化与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合流，与种族优越论合流，进而提出“大亚细亚主义”和“八绂一宇”的攻略。
历史证明，极端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支柱、是战神，从而是扼杀民主政治的一把无形军刀。
讨论战前日本政治现代化，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政治制度特点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亚洲史和世界史相关问题的认识，其必要性十分显在。如果本文能对我国世界史教学有所启示，在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中补上这不应疏漏的一笔，笔者将不胜荣幸。
注释：
[1]本文一律采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不用“近代化”。请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3～8页，北大出版社会，1993年10月版。
[2]小西四郎、远山茂树编《明治国家的权力和思想》，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第158～159页。
[3][5]《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5卷：“关于立宪政体意见书”，第183页、186页。
[4]芳贺彻《明治维新和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版，第226页。
[6]请参见拙文《论明治宪法的二重性》，《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
[7]自由党、改进党等以“民党”自居，以显示其与“吏党”的不同。
[8]民党在历次大选中所得席位数在日文著述中不一致，本文主要依据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和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年表》。
[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15页。
[10][12]汪淼：《论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二）》、《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
[11]麻生磨、天野郁夫《教育与日本现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14]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外国问题研究》(长春)1996年04期第11-15页
曲折的进程
日本政治现代化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始于明治维新，成长于大正时代，昭和初期夭折。道路坎坷，世事多变，是一段曲折的历史进程。
1868～1871年戊辰革命的成功为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可能[1]。“王政复古”后，讨幕派建立了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公议政体”体制，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政体。戊辰战争胜利后，新政府没有采用西方政党政治体制，而是采用太政官古制模式，极有限地吸取西方政治思想，把公议政体体制改建成了资产阶级官僚专政体制。在该体制下，公卿、藩主在政府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讨幕派占据了中央政府各部门要津，成为实权派。四强藩讨幕派领袖形成了一个近代官僚群，垄断了国家政权。1871年12月，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为建设新日本设计蓝图。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令他们“始惊、次醉、终狂”[2]，在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回国后，他们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殖产兴业”政策，着力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符合“天理之本然”[3]，但同时认为本国国情与英美相异，而对德国俾斯麦的强权政治理论和铁血政策情有独钟，声言“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为第一”[4]，在日本应搞“君民共治”[5]。1889年，明治政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出台了精心设计的明治宪法，使官僚专制法制化。正因为如此，行宪后出现了1890～1900十年元老寡头政治体制。该体制以超然主义的非政党内阁原则为旗帜，以枢密院、贵族院等为堡垒，使维新以来的官僚专制体制达到项峰。
如上所述，戊辰革命后的30年是日本建立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的过程，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从1900～1918近20年是日本从官僚专制体制向政党内阁体制过渡的时期，乃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
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日本的确立，即所谓的“明治宪法体制”。就宪法的性质而言，它是一部具有二重性的宪法[6]，其内容的核心是主权在君主义，出发点是搞集权政治；但另一方面，宪法也确认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两院制体制，这就为政党内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行宪后，以自由党、政进党为中心的“民党”[7]，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以众议院为舞台，以预算审议权为武器，同元老专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890～1900年举行的六次大选看，民党始终控制着众议院300议席中的多数[8]，致使元老们在众议院步履难艰，隈板内阁的出现终于攻破了超然主义的堡垒。在此形势下，明治宪法的设计师伊藤博文的立宪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坚持集权政治必须改变方式，超然主义既然已行不通，就必须将政党变为可资利用的工具。他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于1900年9月15日断然排除山县有朋等元老们的反对，亲自创立立宪政友会，并于10月19日以政友会总裁的身分出任首相，组成政友会内阁，若干民党成员进入内阁，从而打破了元老政治下的非政党内阁原则，致使山县有朋哀叹超然主义和“明治政府终于被攻破”[9]，1868年革命以来建立起的政治模式——明治宪法体制倒塌了。
由伊藤博文一手策划出台的1900年体制是对三十年来形成的官僚专制的改革，它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放弃非政党内阁原则而对民党势力的妥协，又是元老内部开明派对专制派的妥协。它不自觉地开放了由官僚专制向政党政治过渡的通道。应该承认这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转折点。但路途是漫长而曲折的。
从1900年起，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西园寺公望和桂太朗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史称桂园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桂园体制应包括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内阁，长达18年。在该体制下，西园寺公望以控制众议院多数的政友会名义组阁，桂太郎则以掌握军部和贵族院的山县有朋为后台组阁。据此，有人认为西园寺内阁搞的是政党政治，桂内阁搞的是官僚专制，事实非如此，二者在执政中都与民党妥协、合作，同时也都不是在搞政党政治。桂园体制的性质是以官僚为主导的官僚政党联合内阁体制，是向政党内阁过渡的第一步。桂、园二种内阁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左右之分，国家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元老们手中[10]。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有二，一是纳税人数量上的增多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工业生产的某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从教育的情况来看，1903年初等教育的入学率超过90%，1912年日本男童的入学率达到98.8%，女童达到97.6%。在初、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大学教育迅速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1918年以100为基数，八年后超过200，在1920年已经达到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11]。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增大与国民参政意识的增强，从而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了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大正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官僚专制势力却日趋没落，“维新三杰”早在行宪前既已谢世，而被天皇封为元老的九人中也有六人相继因自然法则或意外事件作古。其中尤以伊藤博文1909年被暗杀影响最大，1912年明治天皇的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一战结束后，九位元老仅存山县有朋、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三人，而山县与松方都已是80岁以上的高龄，其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西园寺比较开明，向以温和方式过问政事。加之，国际形势骤变，如十月革命引发了全球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浪潮等等，都促进了日本民主势力的发展，加速了桂园体制的解体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1918年8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米骚动，9月，战时超然内阁被迫辞职，元老山县有朋首先推荐西园寺组阁，企图延续桂园体制，但识时务的西园寺固辞不就，而推荐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1918年9月29日，以原敬为首相，除陆、海、外三大臣外均属政友会成员的政党内阁正式成立，人称“平民首相内阁”。显而易见，原敬内阁比桂园体制前进了一大步，它是以政党为主导的政党官僚内阁[12]，是官僚专制体制向政党政治过渡的第二步。
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由高桥是清出任政友会总裁并组阁。原敬死后，政友会内部纷争不已，加之适逢经济不景气，官僚势力乘机反攻，从而再度出现了以官僚为主导的内阁——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内阁、山本权兵卫内阁和山县派的清浦奎吾内阁。面对专制势力的反扑，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掀起强大的“拥护宪政、打倒特权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不计党利，团结一致，终于在大选中获得众议院464个席位中的282个，拥有61%的绝对多数[13]。西园寺公望再次推荐第一大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三派联合内阁，使政党内阁制得以延续和发展。此后，多数党总裁组阁似乎成为西园寺推荐首相的准则，政党交替组阁似成惯例。于是人们称这种政治体制为“宪政之常道”。战前民主进程达到了顶峰。
“常道”不常
日本史学界通称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内阁体制为“宪政之常道”，即实现了多数党交替组阁的政党政治。我们认为，政党内阁制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但尚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是政党与官僚的联合政体，仍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个步骤。它既是民主政治又不是正常的民主政治，故谓“常道”不常。
说它是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党取得了政治主导权。首先，内阁的人事阵容结构与以往不同，首相是议会中多数党的总裁，阁僚除陆、海两大臣外均为政党党员或专业官僚，次官、局长也是多数党党员。执政党在制定国策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地位。例如，政党内阁实行了官僚势力一贯反对实行的男子普选法。新选法取消了纳税额的限制，使全国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到1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8%[14]。进一步扩大了政党内阁的社会基础；改革贵族院，削弱了多年来一直对内阁横加干涉的贵族院的势力，并断然对陆军进行裁减，撤销四个师团的建制，精简2000名军官；由强硬外交走向协调外交等等。
但是，对日本政党内阁制估计过高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民主政治。理由是：其一，政党内阁是政党官僚联合政权，官僚尚在内阁中攫有特殊的权力，明治宪法下的统帅权依然独立存在，陆海两大臣的任免权依然为军部所掌握，首相无权过问，政党组阁之成败依然为军部所掣肘。政党内阁制并没有也不可能冲破明治宪法体制，要想建立真正民主政治原则的政党内阁制，必须修改明治宪法；其二，首相元老推荐制依然存在，不经元老推荐、天皇批准，多数党仍不能组阁，政党内阁制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惯例；其三，官僚们仍旧控制着专制势力的保垒——贵族院、枢密院，从而挟天子令诸侯，左右国策；其四，政党本身软弱无力和不成熟。政党领袖本身民主意识不强，领导艺术低下，惧怕工农革命，在国民中没有树立起威信。故“常道”不长，中途夭亡。
历史的症结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这段话对于我们探讨战前日本政治现代化所经历的曲折进程、以及“常道”不长的原因给予了启示，即必须从现代化前的历史和产生现代化当时的历史当中探索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我们提出三条线索——暂称为三个历史症结——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症结是落后的经济和社会遗产。
开国前，日本是一个亚洲封闭式的封建岛国。封建领主经济占有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生阶段；士农工商身份等级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儒教道德伦理观和神学是规定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社会关系不可违犯的教条；幕藩体制是这个东方岛国的特殊的国家统治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从锁国政策的夹缝中一点一滴地传入的，仅被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等等。这就是创造日本近代历史的人们所必须承继的历史遗产，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
中国鸦片战争惊醒了日本人，他们深感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于是在列岛上兴起各式各样的“救亡图存”运动。“救亡图存”运动中，志士们认为，在西方各国军事压力下开港，有损国家独立，因而主张赶走洋人，排除西方压力，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开放港口。他们认为，西方入侵是最大的威胁，争取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事情；但他们又认为，原封不动的保持幕藩体制，不能对抗西方的强大压力，从而提倡以天皇亲政取代幕府制度。这派人提出的战斗口号叫“尊王攘夷”，后来发展为“尊王倒幕。”总之，尊王是为了攘夷和倒幕。他们提出的救国方略，概括为“东洋道德西洋艺”。在他们看来，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行；不保留日本的传统文化道德也不行。这种充满矛盾的政治哲学一直指导着战前历代日本政治家的行动，左右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进程的曲折、体制的畸形。这种政治哲学是亚洲地区的经济落后、主权不完整的国土上的产物，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历史症结。
第二个症结是儒教、国学、神道等传统文化遗产。
儒学、国学、神道都是尊王论的思想基础、尊王倒幕运动的支柱，在推翻幕藩体制的革命中起过动员群众，孤立幕府的积极作用。明治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专制体制，大力推进天皇亲政，无限鼓吹皇道，说“汉土西洋之学均当为皇道之羽翼”，“皇学与汉学不可偏执”等等。皇道、国学进而发展为国体论，成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理论基础。唯恐不足，又颁布《教育敕语》，定儒学的伦理观为“国体之精华”，令国民树立皇国史观。儒学、国学、皇道成为禁锢国民思想、限制国民行动的教条，连指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民主主义也不去触动国体。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民主进程的阻碍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历史症结。
第三个症结是民族主义。
日本人民曾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这一划时代变革中的一面光辉旗帜，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运动就是“尊王攘夷”。攘夷运动是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萌芽，它是在西方炮舰压力下产生的。“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入侵的内容，并且包含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意义。德富苏峰说：“民族观念产生之日，就是藩的观念灭亡之时；藩的观念灭亡之日，也就是封建社会颠覆之日。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作用。
但是，日本维新志士的民族观来源于国学和洋学的结合，它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要向海外扩张。“失之于俄美、取之于朝鲜、满洲”是他们的信念，这就是潜在的沙文主义基因。
明治政府的领导集团不仅继承了维新志士的民族主义观，而且作为国策推行。他们提出的建国总纲领是“富国强兵”，即实行经济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而忽视政治现代化（民主化）。
民族主义不仅左右统治集团，而且左右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当国际政治舞台上盛行强权政治时，民权论者纷纷蜕化为国权论，连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也由民族民主主义者转为沙文主义者，连篇累牍地发表鼓吹侵略邻国战争的文章。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后，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竟摇身一变成为沙文主义者，发表题为《大日本膨胀论》的文章，煽动侵华战争。这种知识分子转向的现象在日本历史中屡见不鲜。
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过分强调本民族的文化与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合流，与种族优越论合流，进而提出“大亚细亚主义”和“八绂一宇”的攻略。
历史证明，极端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支柱、是战神，从而是扼杀民主政治的一把无形军刀。
讨论战前日本政治现代化，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政治制度特点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亚洲史和世界史相关问题的认识，其必要性十分显在。如果本文能对我国世界史教学有所启示，在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中补上这不应疏漏的一笔，笔者将不胜荣幸。
注释：
[1]本文一律采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不用“近代化”。请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3～8页，北大出版社会，1993年10月版。
[2]小西四郎、远山茂树编《明治国家的权力和思想》，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第158～159页。
[3][5]《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5卷：“关于立宪政体意见书”，第183页、186页。
[4]芳贺彻《明治维新和日本人》，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版，第226页。
[6]请参见拙文《论明治宪法的二重性》，《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
[7]自由党、改进党等以“民党”自居，以显示其与“吏党”的不同。
[8]民党在历次大选中所得席位数在日文著述中不一致，本文主要依据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和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年表》。
[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15页。
[10][12]汪淼：《论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二）》、《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
[11]麻生磨、天野郁夫《教育与日本现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14]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