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研究
陈志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7年01期第39-46,59页
内容提要 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政策经历了自主外交、亲土耳其外交和亲西方外交三个阶段的转变，其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和西亚国际政局的变动和晚期拜占廷（12—15世纪）国家的持续衰落，因此该王朝外交活动属于小国外交。由于该王朝未能制订正确的外交政策，未能使用外交武器创造富国强兵的国际条件，在外交事务中屡铸大错，错过多次图强自救的机会，促使形势恶化，加速了拜占廷帝国的灭亡。
关键词 帕列奥列格王朝 外交政策 衰亡。
帕列奥列格王朝是拜占廷国家末代王朝，自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Palaiologos,1259—1282)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权，到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Palaiologos,1449—1453)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时战死沙场为止，其统治时间192年，在位皇帝10人，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但是，在其统治期间皇权和国力却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衰弱的时期。该王朝的内外政策对拜占廷国家最终灭亡起了直接作用。因此，研究其统治政策对于了解拜占廷这个千年帝国灭亡的原因具有关键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拜占廷学界对这一课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几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D.M.尼科尔才在该课题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他的著作较多地涉及这个时期拜占廷内政和王朝政治，特别对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位悲剧式的末代皇帝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他没能对当时十分重要的外交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甚至没有对这个直接导致拜占廷灭亡的因素进行足够的描述。我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依据近年来发现的史料，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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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年8月15日，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入主君士坦丁堡。这一天被人们视为拜占廷帝国“光复”的节日，也被后人看作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拜占廷帝国的开端。但是，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国家已经不是“帝国”，“它已经下降到二等小国的地位，是个处于守势的国家”[2]。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自主外交阶段、亲土耳其外交阶段和亲西方外交阶段。
1261—1341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的自主外交阶段。在这一阶段，先后有四位皇帝主持军国大政，即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Ⅷ,1261—1282)、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含同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Ⅸ,1294—1320】)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kos Ⅲ,1328—1341)。他们在位期间，虽然各自面临的问题有所区别，但是其外交政策却具有共同的特点。
首先，其外交活动表现出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明显的倾向性。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期间，重新夺回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国家面临西方和北方强敌的威胁，特别是刚刚被推翻的拉丁帝国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使立足未稳的拜占廷国家政权感到恐惧。复辟与反复辟是新生政权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斗争。当时，以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I of Anjou,1265—1285)和被废的原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Ⅱ,1240—1261)为领袖，联合对拜占廷抱敌对态度的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残留在希腊的拉丁人势力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结成反拜占廷同盟[3]。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安茹的查理发动的第一次旨在复辟拉丁帝国的十字军，首先夺取了巴尔干半岛西部近海的科浮岛作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前方基地[4]。为了粉碎查理的阴谋，米哈伊尔八世一方面积极主动向教廷派遣使节，提出重新开始关于东西方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表示愿意领导东正教教会服从教皇，以此分化教皇和查理的关系[5]；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26—1270)，主动遣使结好，并投其所好，馈赠许多希腊古代手稿和文物，同时以谦卑的姿态请法王仲裁东西教会之间的争论，赢得路易的好感，促使法王出面阻止了其弟安茹的查理的东侵计划[6]。
1270年路易客死突尼斯使米哈伊尔八世的反复辟计划遭到重大挫折，安茹的查理和鲍尔温进一步扩大其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将被后者废黜的尼西亚皇帝约翰四世(John Ⅳ Laskaris,1258—1261)和遭到后者迫害的威尼斯人拉入同盟。查理和鲍尔温还结成儿女亲家，以政治联姻巩固同盟的基础。1276年初，全力支持东西教会和解并与米哈伊尔八世关系密切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Gregory Ⅹ,1271—1276)突然去世，新当选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1277—1280)和马丁四世(Martin Ⅳ，1281—1285)是查理的亲信，他们撕毁了1274年在法国里昂达成的东西教会和解协议[7]，积极参加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8]。正当“梦想成为世界君主”的查理发动第二次十字军、踌躇满志地实现其“夺取君士坦丁堡，占有朱利乌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王国”[9]的计划时，米哈伊尔八世却在悄悄地与埃及苏丹和西班牙阿拉冈国王进行秘密谈判，推动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Peter,or Pedro Ⅲ,1276—1285)远征西西里，利用“西西里晚祷”[10]事件击败查理，进而解除了拜占廷面临的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欧拉丁人的复辟阴谋[11]。
其次，外交独立性也使这个时期拜占廷外交活动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米哈伊尔八世除了巧妙地周旋在西欧各种政治宗教势力之间，利用其相互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达到巩固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他还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大胆地开展对东方各国的灵活外交活动，为维护拜占廷在亚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蒙古西侵大军横扫亚洲大部分地区，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米哈伊尔八世立即遣使与蒙古军队统帅旭烈兀(Hulegu,1217—1265)主动结好。为了保持这种友好关系，迫使拜占廷东线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米哈伊尔八世对与蒙古人为敌的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8)巧妙周旋，既不对其提出的与拜占廷结盟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以免引起蒙古人的不满，又不断然回绝埃及人经海峡进入黑海地区的贸易请求[12]，以防迅速兴起的马木路克军队对拜占廷用兵。而后，当统治俄罗斯人的金帐汗国汗王别克尔(Berke,1257—1267)急于建立与马木路克王朝的经济和商业联系，对米哈伊尔八世外柔内刚的外交计策十分恼火，派心腹战将诺盖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进攻拜占廷之际，米哈伊尔八世审时度势，确认旭烈兀的蒙古军队忙于内战，一时难以构成对拜占廷的直接威胁，而化解北方的外敌入侵是当务之急，故立即放弃与蒙古人的关系，转而与金帐汗国结好，并将其私生女嫁给诺盖，从而化敌为友，解除了保加利亚军队的进攻。进而，他与马木路克王朝和金帐汗国结成同盟[13]，彻底消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将精力全部用于对付西方的威胁。
1341年以后的50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第二阶段，即亲土耳其人外交阶段，主要指约翰五世(John Ⅴ,1341—1391)在位时期。这个阶段拜占廷外交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从利用向依赖土耳其人的转变。1341年6月15日，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其九岁之子约翰五世即位，由母后安娜摄政。数月后，爆发了争夺宫廷最高权力的斗争，进而演化成为全面的内战，这对拜占廷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约翰之战”进行了七年，在此期间，交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向周围强大的邻国求援。安娜寻求保加利亚军队的帮助，而约翰六世则投靠土耳其人。当时，势力迅速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完全控制了小亚细亚地区，正在寻找进入欧洲的机会，约翰六世的外交政策恰恰为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1345—1356年间，土耳其人在约翰六世的邀请和支持下先后五次对巴尔干半岛大规模增兵。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还将亲生女儿许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乌尔罕(Orkhan,1326—1362)[14]。
约翰五世也是如此。他是在西欧人的帮助下击败约翰六世的，因此，在其恢复帝位的初期，对西方国家充满幻想。1366年和1369年，他前往匈牙利和罗马，企图说服西方君主再次发动援助东方基督徒的十字军，但结果使其大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响应他的求救和呼吁，反而大敲其竹杠。威尼斯人以其赖帐为借口将他扣押在威尼斯，直到其子以大笔赎金将他赎回[15]。1371年，直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巴尔干各国结成反土联盟，在马利卡河右岸与土军进行决战，结果被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击败，这一仗使约翰五世认识到，阻止奥斯曼土耳其人势力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此，他步约翰六世的后尘，改变外交政策，积极主动、低三下四地讨好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甘心情愿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16]。
这个阶段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外交活动丧失了独立性，转变为唯土耳其马首是瞻的小国外交。1354年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扼受海峡的加里伯利要塞城防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人乘机占领该诚。约翰六世深知此城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以大笔赎金和另一座城市交换加里伯利城。但是，苏丹乌尔罕在收取了金钱后宣称他不能放弃真主赐予的东西，并拒绝会见约翰六世，使其岳丈受尽屈辱[17]。约翰五世控制政权后，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令。他不仅通过与土耳其人苏丹订立条约的形式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他们将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进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18]。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它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19]。
自曼努尔二世(Manuel Ⅱ,1391—1425)于1391年成为皇帝，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半个多世纪，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亲西方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拜占廷皇帝不断以各种形式乞求西欧国家的救援。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扫清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一切障碍，完成了灭亡拜占廷的准备工作。新苏丹巴耶札德(Beyezid,1389—1402)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并组建庞大的舰队控制爱琴海，使拜占廷人龟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成为孤岛上的绝望者。在此背景下，曼努尔二世只能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西欧国家。他先是请求威尼斯人向被封锁的首都运送粮食，以缓解城中发生的饥荒[20]，而后，向包括教皇、法、英、阿拉冈、威尼斯在内的西方国家和俄国求援，得到各国口头响应，俄国人支援些许金钱和法国人派来1200人的骑兵对于换救拜占廷危急形势如同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于是，曼努尔二世在法国将军布希考特的陪同和保护下前往西欧进行了为期三年半的游说活动，但是得到的几乎全部是空洞的许诺[21]。
皇帝约翰八世(John Ⅷ,1425—1449)也先后访问了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费时一年。1438年，他率领包括东正教大教长约瑟芬二世在内的希腊教会代表团再赴西欧，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签署“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以图换取教皇尤基尼乌斯(Eugenius Ⅳ,1431—1447)发动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1444年，由匈牙利波兰国王弗拉迪斯夫(Vladislav Ⅲ,Jagello,1434—1444)统率，由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在瓦尔纳战役中遭到重创，全军覆没，弗拉迪斯拉夫阵亡。这是欧洲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扩张、换救拜占廷的最后尝试。此后，约翰八世停止了外交努力，消极等待末日到来。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1449—1453)在位的四年中，尽其所能，进行最后的抵抗，并向西欧各国发出绝望的求救，直到战死沙场。
显然，晚期拜占廷外交政策是随着当时西亚和欧洲、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6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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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注意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演化的外部因素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内在的原因。从拜占廷全部历史发展看，其外交活动的内因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内在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就其主要者分析有以下诸点。
首先是拜占廷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和国力资源的全面枯竭致使国家极度衰弱。可以说，国势衰弱是该王朝外交屡屡受挫的最主要的原因。早期拜占廷经历了长期动荡确立的军区制是成功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地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危机，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自身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军区制使拜占廷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和财政保证，使拜占廷的兵源世代维系，并由于下级官兵自备武器、装备和粮草，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拜占廷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公元9、10世纪的年收入达58.4万金镑[22]，为拜占廷历史上最高水平。但是，10世纪末军区制的解体和以农兵为中心的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和迅速破产，以及11世纪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和12世纪军区制被彻底取消，对晚期拜占廷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的消失使国家丧失了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土地税、人头税和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另一方面，军区制瓦解促使形势恶化，使拜占廷国际贸易迅速萎缩，对国家财政是最后的致命打击。学者们估计，晚期拜占廷年收入只是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年收入的1/40[23]。此时的拜占廷极为衰落，既缺乏从事大国外交的经济实力，又没有维持小国外交的财力，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370年初，约翰五世即因缺少必要的金钱而使其以数年游说西方、千方百计达成的救援君士坦丁堡的协议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并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扣押在威尼斯达一年之久。土耳其人更是借口拜占廷不能按外交协议交纳贡赋而在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1453年，拜占廷人甚至因为不能支付匈牙利火器匠乌尔班足够的报酬，使他投奔土耳其人并帮助他们铸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炮，土耳其军队因此装备了攻陷君士坦丁堡最关键的火器[24]。
其次，军事因素是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拜占廷地处东地中海战略要地，为东西方国家的结合部，长期成为兵家争夺之地。可以说，拜占廷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军队的发展对于其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区制曾使国家军事化，地方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战斗力明显提高。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25]。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军队一蹶不振，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雇佣兵逐步取代了农兵。雇佣兵不仅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是晚期拜占廷动荡衰弱的重要因素。正因为缺乏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外交活动的后盾，拜占廷的许多外交成果不能得到巩固。例如，1396年，巴尔干各国组成反土同盟，联合反击土军的扩张，并将粉碎土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之一，但是，曼努尔二世却未能提供一兵一卒配合这次行动，使土军获得大胜。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巴尔干国家反土同盟再次遭到同样的失败，而拜占廷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为自救作出任何贡献，错失了最后的机会[26]。当数十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围住拜占廷都城时，他们面对的只是数千拜占廷的乌合之众[27]。
再者，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具有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在晚期拜占廷，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构成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13世纪以后，拉丁帝国时期引进的西欧封建制加剧了地方势力武装割剧的混乱局面，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兵临首都城下，推翻当朝皇帝，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坎塔库震努斯自立为皇帝即是其中典型代表[28]。各地的军事贵族拥兵自重，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为了保全自己，极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之能事，使朝廷的军机要务和外交政策无法施行。
与世俗贵族起着同样恶劣作用的教会贵族，一方面搜刮财富，将国家仅存的金钱变为教产；另一方面对国家政务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稍不满意，便煽动骚乱，制造社会动荡。当国家危亡在即之时，教会上层仍然不顾民族利益，反对东西教会和解；在土军破城之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们宁可将金银埋在地下也不肯支援政府用于购买武器；作为约翰八世外交重要成果的“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就是由于教会反对而流产的，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意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统治”[29]。
最后，在考察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之后，还应注意到包括拜占廷皇帝在内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家们的短视。在晚期拜占廷，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历代皇帝，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外交政策忽左忽右。首先，他们不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不是把外交确立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以该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为例，他的外交活动可谓活跃，但是其活动大多出于权宜之计。其次，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例如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的反感情绪和西欧各国因内部动荡而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精明的”约翰六世就是在对自己外交失误的悔恨和世人的唾骂中病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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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拜占廷国力持续下降，衰落之势不可阻挡，特别是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其灭亡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对形势的发展起了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加剧了外敌入侵的边关危机。主要表现有三：其一，由于帕列奥列格王朝历代皇帝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错误，国家的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在该王朝统治的近二百年期间，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推行的军事和土地改革也被废止了[30]。相反，从米哈伊尔八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历代君主仅仅利用外交活动阻止外敌入侵或引进雇佣兵，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解决边防问题的可能性。其二，该王朝一度推行的亲土耳其人政策使新兴的土耳其人顺利发展，其外交政策之养虺成蛇、养虎贻患的错误非常明显。早在13世纪时，拜占廷完全有能力清除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31]。嗣后拜占廷朝野贵族便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极为迅速。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象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相互牵制而难于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其三，该王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延误了解除边防危机和自救的时间。帕列奥列格王朝君主对西欧国家的游说和对教皇的争取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约翰五世、曼努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先后访问西欧国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32]。正是在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一度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发展起来成为强大的帝国。
其次，它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危机，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危机始于12世纪军区制彻底瓦解的时期，至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阶段，国家的税收几乎不能保证，国库所存无几，政治分裂造成的中央直属领地的迅速缩小使国家财源和人力资源趋于枯竭。该王朝推行的外交政策非但无助于国内形势的改善，反而促使财政经济进一步恶化。其一，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动辄割让土地，使国土资源急剧萎缩，如1298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后，割让大片被占领土给国王米鲁廷(Stefan UrosⅡ Milutin,1282—1321)[33]；1302、1308、1331、和1355年拜占廷人多次割让土地，以换取与土耳其人的暂时和平；特别是拜占廷人割让色雷斯、加拉大等对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导致国家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以至到1423年帕列奥列格王朝将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后，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首都城内少许工商税收勉强度日[34]。其二，该王朝不仅由于割地减少了资源，还通过出让经济权利断绝了最后一点经济来源。早在11世纪末，拜占廷人即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特权换取威尼斯舰队对诺曼人的海上打击。这对具有天然优势的拜占廷国际贸易是沉重的冲击。1267年米哈伊尔八世许可热纳亚人在首都近郊的加拉大建立商业特区，次年又出让该区全部商业特权，使拜占廷国际贸易的优势尽失[35]。1402年土军在安卡拉战役中遭到蒙古军队致命打击曾给了拜占廷自救的机会，但苟且偷生的拜占廷人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却在同年将整个东方贸易的交通权拱手让于威尼斯，以换取其外交上的支持[36]。其三，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的巨额开支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例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原打算在热纳亚和威尼斯战争中坐收渔人之利，计划落空后，不得不向双方支付大笔赔偿。约翰五世和曼努尔二世在游说西欧国家援助的旅途中开销庞大，他们与威尼斯人订立的协议几乎是用钱买下的，而这笔巨额钱款完全超出了王朝的经济能力。雇佣兵的军费也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1351年约翰六世因使用土军作战耗尽国库最后的金钱，不得不以没收教产的方法支付军饷。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八世统治期间，拜占廷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大多包括纳贡的内容，从而使土耳其人榨干了对手最后的油水。
再者，它加剧了朝野上下的政治分裂。晚期拜占廷王朝政治极为动荡，几次大规模内战几乎都与外交政策的争论有关。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忽而亲西忽而亲土的外交是加剧其政治分裂的重要原因，此其一。米哈伊八世时，为取得朝野贵族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推行政治高压措施，监禁和流放反对派贵族，没收其财产，开启了该王朝政治斗争的序幕。其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统一派分子”则大开杀戒，甚至连其兄弟君士坦丁也不放过，只是由于朝臣说情，才改处没收家产，流放边疆[37]。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直接造成朝野上下的分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和米哈伊尔九世对西班牙雇佣兵的政策分歧曾导致雇佣兵哗变，造成希腊地区巨大的灾难。1342年宣布独立的萨洛尼卡共和国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不满[38]，1374年约翰五世废长立次，掀起激烈宫廷斗争的原因之一也是外交政见分歧[39]。该王朝外交失误还为外部敌对势力的入侵制造了借口，此其二。威尼斯和热纳亚都曾利用约翰五世和其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之间关于投靠西方还是投靠土耳其人的斗争左右王朝政治，从中渔利，获得巨大的商业特权。1383—1387年，土军利用拜占廷外交失误夺取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40]。此后，土耳其人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了对整个拜占廷陆海领地的征服占领，包围和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最后，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解体。晚期拜占廷政治上的分裂是以其社会全面解体为背景的，其明显的表现在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教会的动荡。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于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标志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这一分裂在拜占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支持东正教的立场，特别是罗马教会支持的拉丁帝国统治被推翻后，东西教会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初期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统一教会”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剧烈反应，1273年“里昂教会和解令”一公布，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轩然大波，大教长约瑟芬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而支持“统一”的拜库斯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教会上层的对立两派[41]。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活动将教会上层的分裂推广到教会基层，并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宗教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敏感和微妙的问题，如今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更成为晚期拜占廷社会解不开的“结”。加之中央政府政策摇摆不定，社会分裂更趋严重。1312—1323年，由于“统一教会”问题造成的分裂使教会五易大教长，其中还有两年空缺。1342年，对被西欧人洗劫记忆犹新并因此对“统一”极端不满的教派发动民众起义，占领了马其顿重镇萨洛尼卡。1369年和1433年约翰五世和约翰八世亲赴意大利订立和签署“教会统一令”都引发了教会更深刻的分裂和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皇帝的镇压措施也没能解决问题。
当土耳其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准备发动最后攻击时，教士们还在圣索菲亚教堂里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一些教主甚至公开宣扬宁可欢迎伊斯兰教也不要天主教，社会解体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晚期拜占廷国家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国的威风和实力，在其最后近二百年期间，维持着小国的地位，其外交活动充分反映了其实力地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统治者未能正确地使用外交武器为重振国威创造国际条件，未能有效地利用西亚、欧洲和国际环境图强自救，而是单纯地乞求和等待国际援助，在外交事务中坐失良机，一错再错，促使形势更加恶化。事实上，该王朝统治期间有多次救亡的机会，也存在重新发展壮大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决策错误，使每次机遇失之交臂，以至最终走向灭亡。这对后人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注释：
[1] 参见[英]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剑桥1993年版，前言。另见《流芳百世的皇帝》，剑桥1992年版；《拜占廷晚期历史和人物研究》，剑桥1985年版。
[2] [法]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牛津1977年版，第287页。
[3] [拜占廷]帕色梅利：《米哈伊尔八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传》，波恩1835年版，第1卷，第384页。
[4] [美]瓦西列夫：《拜占廷帝国史》，维斯康辛1952年版，第594—595页。
[5] [德]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柏林1903年版，第468页。
[6] [法]拉维塞：《从最早到大革命的法国史》，巴黎1990—1911年版，第3卷，第101—102页。
[7] [法]劳伦特：《第八次里昂会议和米哈伊尔八世的宗教政策》，巴黎1938年版，第250—268页。
[8] 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第604页。
[9] [拜占廷]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波恩1840年版，卷1，第123页。
[10] 西西里人民不堪忍受安茹的查理的残暴统治，1282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巴勒莫城郊教堂举行晚祷时，当地人民杀死侮辱他们的法国士兵，从而导致西西里全境大规模人民起义。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以恢复被查理推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在西西里的统治为借口，乘机进军该岛，从而引发了长达13年的战争。
[11] 参见《米哈伊尔八世自传》，由格利高里整理，引自《拜占廷研究》，1959—1960年，第29—30期，第447—476页。
[12] 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卷1，第101页。
[13] [德]施密特：《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之间的政治外交》，慕尼黑1956年版，第120页。
[14] [希]阿尔纳基斯：《早期奥斯曼史》，雅典1947年版，第162—197页。另见[俄]弗罗林斯基：《十四世纪后半期南斯拉夫和拜占廷人》，圣彼得堡1882年版，第2卷，第192—193页。
[15] [美]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新泽西1969年版，第1—83页。
[16] 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卷2，第842页。
[17] 阿尔纳基斯：《早期奥斯曼史》，第80—187页。
[18] 在此期间土耳其人逐个灭亡了波西尼亚、瓦兰吉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的国家。
[19] 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第18—36页。
[20] [拜占廷]杜卡斯：《拜占廷城的历史》，波恩1850年版，第50页。
[21] [英]亚当·乌斯克：《编年史》，汤普逊译注，伦敦1904年版，第220页。
[22] [英]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96页。
[23] 同上，第96页。另见[拜占廷]格利高里：《罗马史》，由索篷译注，波恩1829年版，卷1，第317页。另见[英]仁西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剑桥1965年版，第83—91页。
[24] [德]施兰德尔：《君士坦丁堡的火器》，见《拜占廷研究》，1941年，第411期，第182—189页。
[25]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第86页。
[26] 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第332、356页。
[27] 杜卡斯：《历史》，第331—357节。
[28] [英]尼科尔：《拜占廷的坎塔震努斯家族》，华盛顿特区1968年版，第35—103页。
[29] 杜卡斯：《历史》，卷37。
[30] [英]安格尔德：《流亡中的拜占廷政府》，牛津1975年版，第3—6章。
[31] [拜占廷]格利高拉斯：《信集》，巴黎1972年版，卷1，第277页。
[32]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09页。
[33] 参见尼科尔，前引书，第120页。[拜占廷]帕西麦利斯：《历史》，引自《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巴黎1985年版，卷2，第278—286页。
[34]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33—334页。
[35] [英]君纳句布鲁斯：《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剑桥1959年版，第213—216页。
[36]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18—320页。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第218—238页。
[37] 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第289页。
[38][39][40][41]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194—199页、第275—276页、第288页、第61—6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7年01期第39-46,59页
关键词 帕列奥列格王朝 外交政策 衰亡。
帕列奥列格王朝是拜占廷国家末代王朝，自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Palaiologos,1259—1282)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权，到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Palaiologos,1449—1453)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时战死沙场为止，其统治时间192年，在位皇帝10人，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但是，在其统治期间皇权和国力却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衰弱的时期。该王朝的内外政策对拜占廷国家最终灭亡起了直接作用。因此，研究其统治政策对于了解拜占廷这个千年帝国灭亡的原因具有关键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拜占廷学界对这一课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几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D.M.尼科尔才在该课题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他的著作较多地涉及这个时期拜占廷内政和王朝政治，特别对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位悲剧式的末代皇帝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他没能对当时十分重要的外交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甚至没有对这个直接导致拜占廷灭亡的因素进行足够的描述。我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依据近年来发现的史料，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1
1261年8月15日，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入主君士坦丁堡。这一天被人们视为拜占廷帝国“光复”的节日，也被后人看作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拜占廷帝国的开端。但是，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国家已经不是“帝国”，“它已经下降到二等小国的地位，是个处于守势的国家”[2]。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自主外交阶段、亲土耳其外交阶段和亲西方外交阶段。
1261—1341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的自主外交阶段。在这一阶段，先后有四位皇帝主持军国大政，即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Ⅷ,1261—1282)、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含同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Ⅸ,1294—1320】)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kos Ⅲ,1328—1341)。他们在位期间，虽然各自面临的问题有所区别，但是其外交政策却具有共同的特点。
首先，其外交活动表现出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明显的倾向性。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期间，重新夺回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国家面临西方和北方强敌的威胁，特别是刚刚被推翻的拉丁帝国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使立足未稳的拜占廷国家政权感到恐惧。复辟与反复辟是新生政权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斗争。当时，以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I of Anjou,1265—1285)和被废的原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Ⅱ,1240—1261)为领袖，联合对拜占廷抱敌对态度的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残留在希腊的拉丁人势力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结成反拜占廷同盟[3]。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安茹的查理发动的第一次旨在复辟拉丁帝国的十字军，首先夺取了巴尔干半岛西部近海的科浮岛作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前方基地[4]。为了粉碎查理的阴谋，米哈伊尔八世一方面积极主动向教廷派遣使节，提出重新开始关于东西方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表示愿意领导东正教教会服从教皇，以此分化教皇和查理的关系[5]；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26—1270)，主动遣使结好，并投其所好，馈赠许多希腊古代手稿和文物，同时以谦卑的姿态请法王仲裁东西教会之间的争论，赢得路易的好感，促使法王出面阻止了其弟安茹的查理的东侵计划[6]。
1270年路易客死突尼斯使米哈伊尔八世的反复辟计划遭到重大挫折，安茹的查理和鲍尔温进一步扩大其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将被后者废黜的尼西亚皇帝约翰四世(John Ⅳ Laskaris,1258—1261)和遭到后者迫害的威尼斯人拉入同盟。查理和鲍尔温还结成儿女亲家，以政治联姻巩固同盟的基础。1276年初，全力支持东西教会和解并与米哈伊尔八世关系密切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Gregory Ⅹ,1271—1276)突然去世，新当选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1277—1280)和马丁四世(Martin Ⅳ，1281—1285)是查理的亲信，他们撕毁了1274年在法国里昂达成的东西教会和解协议[7]，积极参加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8]。正当“梦想成为世界君主”的查理发动第二次十字军、踌躇满志地实现其“夺取君士坦丁堡，占有朱利乌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王国”[9]的计划时，米哈伊尔八世却在悄悄地与埃及苏丹和西班牙阿拉冈国王进行秘密谈判，推动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Peter,or Pedro Ⅲ,1276—1285)远征西西里，利用“西西里晚祷”[10]事件击败查理，进而解除了拜占廷面临的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欧拉丁人的复辟阴谋[11]。
其次，外交独立性也使这个时期拜占廷外交活动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米哈伊尔八世除了巧妙地周旋在西欧各种政治宗教势力之间，利用其相互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达到巩固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他还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大胆地开展对东方各国的灵活外交活动，为维护拜占廷在亚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蒙古西侵大军横扫亚洲大部分地区，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米哈伊尔八世立即遣使与蒙古军队统帅旭烈兀(Hulegu,1217—1265)主动结好。为了保持这种友好关系，迫使拜占廷东线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米哈伊尔八世对与蒙古人为敌的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8)巧妙周旋，既不对其提出的与拜占廷结盟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以免引起蒙古人的不满，又不断然回绝埃及人经海峡进入黑海地区的贸易请求[12]，以防迅速兴起的马木路克军队对拜占廷用兵。而后，当统治俄罗斯人的金帐汗国汗王别克尔(Berke,1257—1267)急于建立与马木路克王朝的经济和商业联系，对米哈伊尔八世外柔内刚的外交计策十分恼火，派心腹战将诺盖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进攻拜占廷之际，米哈伊尔八世审时度势，确认旭烈兀的蒙古军队忙于内战，一时难以构成对拜占廷的直接威胁，而化解北方的外敌入侵是当务之急，故立即放弃与蒙古人的关系，转而与金帐汗国结好，并将其私生女嫁给诺盖，从而化敌为友，解除了保加利亚军队的进攻。进而，他与马木路克王朝和金帐汗国结成同盟[13]，彻底消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将精力全部用于对付西方的威胁。
1341年以后的50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第二阶段，即亲土耳其人外交阶段，主要指约翰五世(John Ⅴ,1341—1391)在位时期。这个阶段拜占廷外交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从利用向依赖土耳其人的转变。1341年6月15日，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其九岁之子约翰五世即位，由母后安娜摄政。数月后，爆发了争夺宫廷最高权力的斗争，进而演化成为全面的内战，这对拜占廷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约翰之战”进行了七年，在此期间，交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向周围强大的邻国求援。安娜寻求保加利亚军队的帮助，而约翰六世则投靠土耳其人。当时，势力迅速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完全控制了小亚细亚地区，正在寻找进入欧洲的机会，约翰六世的外交政策恰恰为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1345—1356年间，土耳其人在约翰六世的邀请和支持下先后五次对巴尔干半岛大规模增兵。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还将亲生女儿许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乌尔罕(Orkhan,1326—1362)[14]。
约翰五世也是如此。他是在西欧人的帮助下击败约翰六世的，因此，在其恢复帝位的初期，对西方国家充满幻想。1366年和1369年，他前往匈牙利和罗马，企图说服西方君主再次发动援助东方基督徒的十字军，但结果使其大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响应他的求救和呼吁，反而大敲其竹杠。威尼斯人以其赖帐为借口将他扣押在威尼斯，直到其子以大笔赎金将他赎回[15]。1371年，直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巴尔干各国结成反土联盟，在马利卡河右岸与土军进行决战，结果被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击败，这一仗使约翰五世认识到，阻止奥斯曼土耳其人势力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此，他步约翰六世的后尘，改变外交政策，积极主动、低三下四地讨好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甘心情愿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16]。
这个阶段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外交活动丧失了独立性，转变为唯土耳其马首是瞻的小国外交。1354年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扼受海峡的加里伯利要塞城防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人乘机占领该诚。约翰六世深知此城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以大笔赎金和另一座城市交换加里伯利城。但是，苏丹乌尔罕在收取了金钱后宣称他不能放弃真主赐予的东西，并拒绝会见约翰六世，使其岳丈受尽屈辱[17]。约翰五世控制政权后，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令。他不仅通过与土耳其人苏丹订立条约的形式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他们将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进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18]。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它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19]。
自曼努尔二世(Manuel Ⅱ,1391—1425)于1391年成为皇帝，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半个多世纪，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亲西方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拜占廷皇帝不断以各种形式乞求西欧国家的救援。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扫清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一切障碍，完成了灭亡拜占廷的准备工作。新苏丹巴耶札德(Beyezid,1389—1402)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并组建庞大的舰队控制爱琴海，使拜占廷人龟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成为孤岛上的绝望者。在此背景下，曼努尔二世只能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西欧国家。他先是请求威尼斯人向被封锁的首都运送粮食，以缓解城中发生的饥荒[20]，而后，向包括教皇、法、英、阿拉冈、威尼斯在内的西方国家和俄国求援，得到各国口头响应，俄国人支援些许金钱和法国人派来1200人的骑兵对于换救拜占廷危急形势如同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于是，曼努尔二世在法国将军布希考特的陪同和保护下前往西欧进行了为期三年半的游说活动，但是得到的几乎全部是空洞的许诺[21]。
皇帝约翰八世(John Ⅷ,1425—1449)也先后访问了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费时一年。1438年，他率领包括东正教大教长约瑟芬二世在内的希腊教会代表团再赴西欧，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签署“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以图换取教皇尤基尼乌斯(Eugenius Ⅳ,1431—1447)发动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1444年，由匈牙利波兰国王弗拉迪斯夫(Vladislav Ⅲ,Jagello,1434—1444)统率，由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在瓦尔纳战役中遭到重创，全军覆没，弗拉迪斯拉夫阵亡。这是欧洲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扩张、换救拜占廷的最后尝试。此后，约翰八世停止了外交努力，消极等待末日到来。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1449—1453)在位的四年中，尽其所能，进行最后的抵抗，并向西欧各国发出绝望的求救，直到战死沙场。
显然，晚期拜占廷外交政策是随着当时西亚和欧洲、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6结果。
2
在充分注意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演化的外部因素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内在的原因。从拜占廷全部历史发展看，其外交活动的内因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内在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就其主要者分析有以下诸点。
首先是拜占廷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和国力资源的全面枯竭致使国家极度衰弱。可以说，国势衰弱是该王朝外交屡屡受挫的最主要的原因。早期拜占廷经历了长期动荡确立的军区制是成功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地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危机，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自身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军区制使拜占廷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和财政保证，使拜占廷的兵源世代维系，并由于下级官兵自备武器、装备和粮草，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拜占廷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公元9、10世纪的年收入达58.4万金镑[22]，为拜占廷历史上最高水平。但是，10世纪末军区制的解体和以农兵为中心的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和迅速破产，以及11世纪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和12世纪军区制被彻底取消，对晚期拜占廷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的消失使国家丧失了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土地税、人头税和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另一方面，军区制瓦解促使形势恶化，使拜占廷国际贸易迅速萎缩，对国家财政是最后的致命打击。学者们估计，晚期拜占廷年收入只是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年收入的1/40[23]。此时的拜占廷极为衰落，既缺乏从事大国外交的经济实力，又没有维持小国外交的财力，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370年初，约翰五世即因缺少必要的金钱而使其以数年游说西方、千方百计达成的救援君士坦丁堡的协议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并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扣押在威尼斯达一年之久。土耳其人更是借口拜占廷不能按外交协议交纳贡赋而在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1453年，拜占廷人甚至因为不能支付匈牙利火器匠乌尔班足够的报酬，使他投奔土耳其人并帮助他们铸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炮，土耳其军队因此装备了攻陷君士坦丁堡最关键的火器[24]。
其次，军事因素是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拜占廷地处东地中海战略要地，为东西方国家的结合部，长期成为兵家争夺之地。可以说，拜占廷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军队的发展对于其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区制曾使国家军事化，地方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战斗力明显提高。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25]。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军队一蹶不振，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雇佣兵逐步取代了农兵。雇佣兵不仅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是晚期拜占廷动荡衰弱的重要因素。正因为缺乏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外交活动的后盾，拜占廷的许多外交成果不能得到巩固。例如，1396年，巴尔干各国组成反土同盟，联合反击土军的扩张，并将粉碎土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之一，但是，曼努尔二世却未能提供一兵一卒配合这次行动，使土军获得大胜。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巴尔干国家反土同盟再次遭到同样的失败，而拜占廷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为自救作出任何贡献，错失了最后的机会[26]。当数十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围住拜占廷都城时，他们面对的只是数千拜占廷的乌合之众[27]。
再者，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具有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在晚期拜占廷，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构成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13世纪以后，拉丁帝国时期引进的西欧封建制加剧了地方势力武装割剧的混乱局面，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兵临首都城下，推翻当朝皇帝，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坎塔库震努斯自立为皇帝即是其中典型代表[28]。各地的军事贵族拥兵自重，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为了保全自己，极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之能事，使朝廷的军机要务和外交政策无法施行。
与世俗贵族起着同样恶劣作用的教会贵族，一方面搜刮财富，将国家仅存的金钱变为教产；另一方面对国家政务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稍不满意，便煽动骚乱，制造社会动荡。当国家危亡在即之时，教会上层仍然不顾民族利益，反对东西教会和解；在土军破城之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们宁可将金银埋在地下也不肯支援政府用于购买武器；作为约翰八世外交重要成果的“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就是由于教会反对而流产的，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意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统治”[29]。
最后，在考察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之后，还应注意到包括拜占廷皇帝在内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家们的短视。在晚期拜占廷，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历代皇帝，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外交政策忽左忽右。首先，他们不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不是把外交确立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以该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为例，他的外交活动可谓活跃，但是其活动大多出于权宜之计。其次，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例如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的反感情绪和西欧各国因内部动荡而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精明的”约翰六世就是在对自己外交失误的悔恨和世人的唾骂中病逝的。
3
晚期拜占廷国力持续下降，衰落之势不可阻挡，特别是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其灭亡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对形势的发展起了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加剧了外敌入侵的边关危机。主要表现有三：其一，由于帕列奥列格王朝历代皇帝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错误，国家的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在该王朝统治的近二百年期间，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推行的军事和土地改革也被废止了[30]。相反，从米哈伊尔八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历代君主仅仅利用外交活动阻止外敌入侵或引进雇佣兵，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解决边防问题的可能性。其二，该王朝一度推行的亲土耳其人政策使新兴的土耳其人顺利发展，其外交政策之养虺成蛇、养虎贻患的错误非常明显。早在13世纪时，拜占廷完全有能力清除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31]。嗣后拜占廷朝野贵族便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极为迅速。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象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相互牵制而难于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其三，该王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延误了解除边防危机和自救的时间。帕列奥列格王朝君主对西欧国家的游说和对教皇的争取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约翰五世、曼努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先后访问西欧国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32]。正是在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一度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发展起来成为强大的帝国。
其次，它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危机，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危机始于12世纪军区制彻底瓦解的时期，至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阶段，国家的税收几乎不能保证，国库所存无几，政治分裂造成的中央直属领地的迅速缩小使国家财源和人力资源趋于枯竭。该王朝推行的外交政策非但无助于国内形势的改善，反而促使财政经济进一步恶化。其一，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动辄割让土地，使国土资源急剧萎缩，如1298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后，割让大片被占领土给国王米鲁廷(Stefan UrosⅡ Milutin,1282—1321)[33]；1302、1308、1331、和1355年拜占廷人多次割让土地，以换取与土耳其人的暂时和平；特别是拜占廷人割让色雷斯、加拉大等对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导致国家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以至到1423年帕列奥列格王朝将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后，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首都城内少许工商税收勉强度日[34]。其二，该王朝不仅由于割地减少了资源，还通过出让经济权利断绝了最后一点经济来源。早在11世纪末，拜占廷人即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特权换取威尼斯舰队对诺曼人的海上打击。这对具有天然优势的拜占廷国际贸易是沉重的冲击。1267年米哈伊尔八世许可热纳亚人在首都近郊的加拉大建立商业特区，次年又出让该区全部商业特权，使拜占廷国际贸易的优势尽失[35]。1402年土军在安卡拉战役中遭到蒙古军队致命打击曾给了拜占廷自救的机会，但苟且偷生的拜占廷人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却在同年将整个东方贸易的交通权拱手让于威尼斯，以换取其外交上的支持[36]。其三，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的巨额开支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例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原打算在热纳亚和威尼斯战争中坐收渔人之利，计划落空后，不得不向双方支付大笔赔偿。约翰五世和曼努尔二世在游说西欧国家援助的旅途中开销庞大，他们与威尼斯人订立的协议几乎是用钱买下的，而这笔巨额钱款完全超出了王朝的经济能力。雇佣兵的军费也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1351年约翰六世因使用土军作战耗尽国库最后的金钱，不得不以没收教产的方法支付军饷。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八世统治期间，拜占廷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大多包括纳贡的内容，从而使土耳其人榨干了对手最后的油水。
再者，它加剧了朝野上下的政治分裂。晚期拜占廷王朝政治极为动荡，几次大规模内战几乎都与外交政策的争论有关。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忽而亲西忽而亲土的外交是加剧其政治分裂的重要原因，此其一。米哈伊八世时，为取得朝野贵族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推行政治高压措施，监禁和流放反对派贵族，没收其财产，开启了该王朝政治斗争的序幕。其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统一派分子”则大开杀戒，甚至连其兄弟君士坦丁也不放过，只是由于朝臣说情，才改处没收家产，流放边疆[37]。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直接造成朝野上下的分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和米哈伊尔九世对西班牙雇佣兵的政策分歧曾导致雇佣兵哗变，造成希腊地区巨大的灾难。1342年宣布独立的萨洛尼卡共和国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不满[38]，1374年约翰五世废长立次，掀起激烈宫廷斗争的原因之一也是外交政见分歧[39]。该王朝外交失误还为外部敌对势力的入侵制造了借口，此其二。威尼斯和热纳亚都曾利用约翰五世和其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之间关于投靠西方还是投靠土耳其人的斗争左右王朝政治，从中渔利，获得巨大的商业特权。1383—1387年，土军利用拜占廷外交失误夺取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40]。此后，土耳其人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了对整个拜占廷陆海领地的征服占领，包围和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最后，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解体。晚期拜占廷政治上的分裂是以其社会全面解体为背景的，其明显的表现在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教会的动荡。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于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标志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这一分裂在拜占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支持东正教的立场，特别是罗马教会支持的拉丁帝国统治被推翻后，东西教会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初期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统一教会”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剧烈反应，1273年“里昂教会和解令”一公布，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轩然大波，大教长约瑟芬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而支持“统一”的拜库斯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教会上层的对立两派[41]。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活动将教会上层的分裂推广到教会基层，并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宗教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敏感和微妙的问题，如今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更成为晚期拜占廷社会解不开的“结”。加之中央政府政策摇摆不定，社会分裂更趋严重。1312—1323年，由于“统一教会”问题造成的分裂使教会五易大教长，其中还有两年空缺。1342年，对被西欧人洗劫记忆犹新并因此对“统一”极端不满的教派发动民众起义，占领了马其顿重镇萨洛尼卡。1369年和1433年约翰五世和约翰八世亲赴意大利订立和签署“教会统一令”都引发了教会更深刻的分裂和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皇帝的镇压措施也没能解决问题。
当土耳其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准备发动最后攻击时，教士们还在圣索菲亚教堂里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一些教主甚至公开宣扬宁可欢迎伊斯兰教也不要天主教，社会解体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晚期拜占廷国家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国的威风和实力，在其最后近二百年期间，维持着小国的地位，其外交活动充分反映了其实力地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统治者未能正确地使用外交武器为重振国威创造国际条件，未能有效地利用西亚、欧洲和国际环境图强自救，而是单纯地乞求和等待国际援助，在外交事务中坐失良机，一错再错，促使形势更加恶化。事实上，该王朝统治期间有多次救亡的机会，也存在重新发展壮大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决策错误，使每次机遇失之交臂，以至最终走向灭亡。这对后人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注释：
[1] 参见[英]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剑桥1993年版，前言。另见《流芳百世的皇帝》，剑桥1992年版；《拜占廷晚期历史和人物研究》，剑桥1985年版。
[2] [法]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牛津1977年版，第287页。
[3] [拜占廷]帕色梅利：《米哈伊尔八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传》，波恩1835年版，第1卷，第384页。
[4] [美]瓦西列夫：《拜占廷帝国史》，维斯康辛1952年版，第594—595页。
[5] [德]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柏林1903年版，第468页。
[6] [法]拉维塞：《从最早到大革命的法国史》，巴黎1990—1911年版，第3卷，第101—102页。
[7] [法]劳伦特：《第八次里昂会议和米哈伊尔八世的宗教政策》，巴黎1938年版，第250—268页。
[8] 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第604页。
[9] [拜占廷]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波恩1840年版，卷1，第123页。
[10] 西西里人民不堪忍受安茹的查理的残暴统治，1282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巴勒莫城郊教堂举行晚祷时，当地人民杀死侮辱他们的法国士兵，从而导致西西里全境大规模人民起义。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以恢复被查理推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在西西里的统治为借口，乘机进军该岛，从而引发了长达13年的战争。
[11] 参见《米哈伊尔八世自传》，由格利高里整理，引自《拜占廷研究》，1959—1960年，第29—30期，第447—476页。
[12] 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卷1，第101页。
[13] [德]施密特：《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之间的政治外交》，慕尼黑1956年版，第120页。
[14] [希]阿尔纳基斯：《早期奥斯曼史》，雅典1947年版，第162—197页。另见[俄]弗罗林斯基：《十四世纪后半期南斯拉夫和拜占廷人》，圣彼得堡1882年版，第2卷，第192—193页。
[15] [美]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新泽西1969年版，第1—83页。
[16] 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卷2，第842页。
[17] 阿尔纳基斯：《早期奥斯曼史》，第80—187页。
[18] 在此期间土耳其人逐个灭亡了波西尼亚、瓦兰吉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的国家。
[19] 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第18—36页。
[20] [拜占廷]杜卡斯：《拜占廷城的历史》，波恩1850年版，第50页。
[21] [英]亚当·乌斯克：《编年史》，汤普逊译注，伦敦1904年版，第220页。
[22] [英]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96页。
[23] 同上，第96页。另见[拜占廷]格利高里：《罗马史》，由索篷译注，波恩1829年版，卷1，第317页。另见[英]仁西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剑桥1965年版，第83—91页。
[24] [德]施兰德尔：《君士坦丁堡的火器》，见《拜占廷研究》，1941年，第411期，第182—189页。
[25]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第86页。
[26] 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第332、356页。
[27] 杜卡斯：《历史》，第331—357节。
[28] [英]尼科尔：《拜占廷的坎塔震努斯家族》，华盛顿特区1968年版，第35—103页。
[29] 杜卡斯：《历史》，卷37。
[30] [英]安格尔德：《流亡中的拜占廷政府》，牛津1975年版，第3—6章。
[31] [拜占廷]格利高拉斯：《信集》，巴黎1972年版，卷1，第277页。
[32]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09页。
[33] 参见尼科尔，前引书，第120页。[拜占廷]帕西麦利斯：《历史》，引自《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巴黎1985年版，卷2，第278—286页。
[34]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33—334页。
[35] [英]君纳句布鲁斯：《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剑桥1959年版，第213—216页。
[36]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18—320页。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第218—238页。
[37] 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第289页。
[38][39][40][41] 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194—199页、第275—276页、第288页、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