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辨析
张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4期第39-43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在这些地区中，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工商业中心佛罗伦萨尤为突出，其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发育最为典型。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问题上争论较多。本文试图着重从经济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性质进行探讨。
一、佛罗伦萨的经济及其起飞原因
13、14世纪的佛罗伦萨已有近10万人口，完全是一个工商业城市，主要的经济命脉是毛织业（包括舶来的毛呢加工业）、银行和国际贸易商业。靠毛织业为生的人即达3万，占全城人口将近三分之一，我们称之为毛织城亦不为过。而且和一般封建帝国与封建王国中的城市不同的是，佛罗伦萨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当时所辖农村人口（亦即城郊与辖区人口）仅8万，尚不及城内人口之多，因而，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定范围考察其社会性质，就会看到尽管整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当时尚属封建社会，可是在佛罗伦萨这样一个独立点上，其社会性质却可由其自身发展决定，犹如一片白色区域中的一个红色据点。虽然周围封建社会的存在说明了佛罗伦萨发展的早熟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意大利和欧洲的封建时代就此结束）和曲折性（没有直接由点到面使意大利成为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但在文艺复兴时代，周围封建社会的存在却对佛罗伦萨社会性质没有决定性影响。这是我们讨论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有些研究者正是没有适当评价这种点面关系的实质，而认为佛罗伦萨尚属于封建社会。如果从一个独立的点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还会注意到佛罗伦萨城市政权的建立及其落入市民——资产阶级之手的政治方面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正如最早的佛罗伦萨史学家威兰尼（1276—1348年）在其名著中所一再提及的：城市贵族世家已被迫保证不在佛罗伦萨公社内作乱闹事，其社会地位和权势已大不如前。
佛罗伦萨在13、14世纪能实现其经济起飞，首先有赖于它的经济发展已纳入资本主义萌芽的轨道。一般而言，欧洲封建社会在13世纪已进入中后期，生产力已达到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水平，因此它可见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在这些城市中为何以佛罗伦萨独居榜首，这就和它能够较充分、较迅速地形成资本主义的其本条件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是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所有者必须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即自己劳力的出卖者。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那样，拥有生产资料，他们脱离了生产资料而自由，且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佛罗伦萨的体现，便是城内一方面出现了握有大量金钱的市民、资本家，另一方面则猛增许多从四周农村来城里做工的劳力。而这两方面的发展又主要有赖于银行业、国际贸易和毛织业的兴起，因为这里所说的大量资金，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往往是超出一个城市正常贸易积累所得的局限，必须靠对外掠夺剥削（例如殖民掠夺）来补充，佛罗伦萨的银行业和国际贸易就起着这种对外掠夺剥削的作用。佛罗伦萨本身虽然资源有限，却和罗马教皇、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其市民能积累大量财富的“关键因素”。原来在13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市民中亲教皇的归尔夫党取得全胜，同时意大利各地的归尔夫党也多半占了上风，特别是教皇把那不勒斯王国交给归尔夫一派的法国安茹王朝，使得佛罗伦萨以归尔夫头领的姿态在意大利称雄一时，这既摧毁了本地区的敌手，还从罗马教皇及意大利的同党、同盟者手中取得极有价值的经济特权。
通过信贷、汇款等资本主义的金融业务，佛罗伦萨银行业确实握有当时数额最大的现金资本。如果按封建社会的惯例，这些钱只用于商业经营甚至放高利贷，那并不会引起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佛罗伦萨银行业确实向各地封建主放贷借款，“它们的贷款是许多非常拮据的政府的主要支柱”，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佛罗伦萨两家最大的银行巴尔第、皮鲁齐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多次发放总额达150万佛罗琳的贷款。这类向封建主的贷款虽然可为佛罗伦萨争得一些经济特权和利益，却没有多大积极意义，有时反而由于封建主的赖债而造成祸害。例如上述放与英王之款，由于英王战败拒付债款而导致两家银行倒闲，对佛罗伦萨经济造成极沉重的打击。因此，使其经济真正起飞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找到了将巨额资金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生产的新途径，此即其毛织业的发展。佛罗伦萨本地不产优质羊毛，但它因靠近东方而拥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易于获得珍奇染料，可以利用其遍布全欧的银行商业系统采购羊毛。采购来的羊毛在佛罗伦萨被制成高级毛呢后又返销各地，这样就把它特有的优势利用起来，使其毛呢业在欧洲甚至东方市场上都极有竞争力而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佛罗伦萨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代教廷收取的大量税款汇往罗马时便采取在原地购买优质羊毛，以货运抵佛罗伦萨，再折钱交与教廷的方式，既收取经营汇款的利息，又利用汇款收了一笔买卖，还为佛罗伦萨毛织业解决了原料问题，一举三得，因而利润倍增。但佛罗伦萨毛呢质量的优越也是它获胜的关健，正如有的史书所说的“在刷毛、梳毛、修剪，尤其是在染色方面，佛罗伦萨迅即领导了全欧。当时所知道的最不褪色而又美丽的颜色，是佛罗伦萨染工所染的，为了这项目的，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搜觅稀有的植物和矿物。“许多洗染程序是保密的，染坊中只有一两个人掌握配色的秘方。”与此相配合的是工人技艺的提高（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的相对普及，这从威兰尼所述佛罗伦萨有学童万人可见一斑）和生产管理的改进，因而可以说是靠生产力的提高使它获得了可在三大洲的市场上畅销的“拳头”产品。有了毛织业和由它带动的其他手工业，就为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也就大量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力的出卖者。
这一发展当然和郊区农业的封建农奴制的瓦解有关。自从佛罗伦萨建立城市政权后，便将周围乡村的封建领主逐步制服，摧毁封建主的城堡，强令他们迁入城市，封建主对农奴的特权也逐步丧失，分成制的租佃关系代之而兴。到13世纪后期，封建关系进一步瓦解，分成制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农民遂可自由迁入城市，而城内毛织等行业也迫切需要大量劳力。到1289年，佛罗伦萨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农奴制，不再承认封建主对农民的各项特权，更使农民进城做工形成热潮，城内人口猛增数倍，在劳动力方面为毛织业称霸欧洲奠定基础。据德·鲁维尔按1457年税收资料所作的统计，佛罗伦萨人口中富裕阶级占2%，中等阶级16%，贫民54%，赤贫28%，也就是说，贫苦劳动阶级占全城人口80%以上。有人对佛罗伦萨1427年财产税情况作的统计表明，占佛罗伦萨城内人口1%的豪富阶层却拥有全城财富的四分之一和整个托斯堪尼地区资财的六分之一。佛罗伦萨在托斯堪尼地区所集中的财富，以及意大利在欧洲集中的财富的情况，亦可由下列数字见其一斑：约占托斯堪尼总人口14%的佛罗伦萨却拥有该地区全部财富的67%，并支配着该地区78%的动产；据估计，14～15世纪在欧洲通行的9亿各类货币中，意大利占有5亿，即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各国总额的25%。
在毛织业的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方面，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一方面是作坊主、资本家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剥削雇工下属；另一方面则是名目繁多的雇佣工人，他们分散生产，拥有工具的情况也多少有别，但原料完全归业主占有，生产始终受业主的监督管理并受其剥削则是共同的。正是这种早期手工作坊的分散性、混成性容易使人忽视它在佛罗伦萨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性质。据研究，当时的毛织业从羊毛梳整到织成毛呢一共有26道工序，作坊各道工序都是遵循毛织业行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与交接质量，尤以质量监督最为严格，因为这是保证毛呢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的主要条件。我们还可把这26道工序按分工形式和工种区别分为五大段，即清洗梳毛、纺成毛线、织成毛呢、染成精呢及成品修整等。其中清洗梳毛是整个毛织业中最脏最累之活，也是工资最低之活，因此梳毛工人成为佛罗伦萨劳动阶级中最低层的代名词，又有“褴褛汉”之称。梳毛一般是在作坊内进行，梳毛工又由名叫“十人头”的领班承包管理，按件计工。纺线工作则在作坊外进行，一般由业主派差役将羊毛分发给城内和郊区的家庭女工纺成毛线（毛条），一个作坊往往有数十名专雇女工，按时由专人分发羊毛、收取毛线，计件付与工钱。可见，毛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和经营方式犹未采取集中的手工工场、工厂的形式。如果说上述五道工段是五个或更多的车间，那么这些车间并不在同一作坊之内，有些甚至分散在农民家庭和小作坊中，但实际上毛织作坊或公司在整个生产期间始终保持有对原料和半成品的所有权和对生产的监督管理权，而且拥有必要的较大规模的厂房和生产工具、机器（例如水力磨坊、螺旋压机、长达数十米的伸呢机等）。所以在其控制下作为下属的各类职工是通过承包的方式而受其剥削的雇佣工人，从而体现出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奥国学者多伦就曾对佛罗伦萨毛织业作过充分研究，写有数本专著。他正确估计到佛罗伦萨毛织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称之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最充分发展的形式，但他主要依据行会章程和行会档案之类材料，虽然从资本的集中、劳动的分工、雇佣工人的地位等方面看到了实质问题，却过份强调了当时毛织业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相似之处，有“集中工场”，“巨人般的大企业”等提法。此后许多学者开展了对生产具体过程和经营管理的调查研究，才进一步弄清这些早期混成式手工工场的特点，其中尤以根据企业账册、公司档案等资料而开展的企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毛织业生产的实质与形式皆有更深入的认识。此外，开创这方面研究的著名学者德·鲁维尔也得出了毛织业生产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正确结论。例如，他在研究了美第奇毛织业作坊账册后就明确地指出：“美第奇账册表明了16世纪的企业经营奠基于和今天的企业经营相似的原则。”
二、世界上“资本”一词的最早发祥地
佛罗伦萨的行会组织是我们了解当时经济关系的另一关键问题。这里的大小行会之分非常严格，而且以银行业、毛织业为首的七大行会在性质上已不同于一般的中世纪行会。从历史上看，大行会从一开始就不是通常所谓的手工劳动者的行会组织，它源于商人公会，本是大商人大业主的组织，后来因从事银行、毛织等行业，分类益繁，才由公会而分为各个行会。后来为与一般手工业者的行会相区别，才特加一个“大”字而称大行会。行会的建立是要得到城市政府批准和承认的，大行会还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和法庭，分担了一些政府的职能。七大行会是银行业、毛织业、舶来毛呢加工业、丝织业、医药香料业、皮毛业和律师业等行会。它们正式成立之后，其他行会的建立便不仅需得政府认可，还得征求他们的同意，因而形成大小尊卑之分。到1282年才允许屠宰、制鞋、铁匠、瓦工、估衣等行业组成五个中等行会，1293年续建酒商、油贩等九个小行会，使佛罗伦萨的行会达到21个。大行会的特点就是会员只限于业主行东，各类雇员（包括职员、承包加工的小业主、小作坊主以及广大的雇佣工人）都是下属，由大行会管辖，却无任何权利，即使是较高的职员技师也绝难升为会员。这个特点决定了七大行会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同业公会，它除了代表本行业参加城市管理而外，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处理本行业的劳资纠纷，当然是站在资方立场压制工人，身兼老板及法官的角色。由于七大行会已经成为企业主的垄断组织，对于大行会的控制经济与政治，只能看作是资产阶级专政当权的一种形式，而不能视为某种封建行会的残余。行会的垄断对于企业主和资本家来说只是保护而不限制，因此，佛罗伦萨富裕市民的企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决不如行会规章反映的那样死板和一成不变。他们经商办厂的范围相当广阔，往往同时加入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行会，经营志向兼包商业与银行、毛织作坊与政府公债。因此，对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不仅要看到毛织业之类主要行业自成体系的活动，更要看到各行业通过合资信贷形成的深入到市民中广泛阶层的工商业活动网。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提到他和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共同达成的对资本主义“定义”的认识，其中首先的一条便是“信贷的广泛运用”，亦即“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而这也正是佛罗伦萨发达的银行业对其资本主义经济作出的另一重大贡献。这些银行在吸收闲散资金之后又作投资放贷，是欧洲经营这类银行业务最早的代表。据近人估计，前述巴尔第、皮鲁齐两家最大银行，贷与英王爱德华三世总数达150万佛罗琳的巨款（巴尔第家90万，皮鲁齐家60万）中，两家自有资金只占十分之一，有十分之九都是从佛罗伦萨吸收的存款，此例本身虽属一次失败的冒险，它却说明了银行吸收社会资金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形势下，钱财货币可转化为资本的概念深入人心，引起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也进一步影响于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据考证，“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三词在历史上的出现各有先后，其中“资本主义”一词作为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含义使用，不早于1850年（据说最早这样用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资本家”一词则最早见于1633年（首见于《荷兰商业信使报》）；但“资本”一词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见广泛使用，它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1211年，到1283年已用来确指企业资本、资产，而在乔凡·威兰尼和薄伽丘等人的著作中已属常见。到15世纪时，甚至教会圣徒也善用此词。这种以钱财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更多财富的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当然是因为资本主义活动已畅通无阻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城市政权、法律以至整个社会舆论也为它作了坚强的后盾。因此当时人非常强调要把闲钱用活，要敢于作投资冒险，例如佛罗伦萨商人保罗·塞塔尔多就劝诫说：“假若你有金钱，千万别让它闲着，也别让它呆在家里，你要知道即使投资失利也要比让它闲置为强，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看未获利，却养成做买卖的习惯和经验”。所以，冯·马丁在《文艺复兴社会学》一书中，一再强调金钱与知识在这时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新标准；而知识之所以重要，也在于它是获得金钱和保证利益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最受人尊重的职业是法律、国际贸易、毛织业和银行业；若不置身工商界或与工商界完全脱节，那就很难在佛罗伦萨立足。
三、“布尔乔亚小农场”式的农业经济
在强调资本经营的情况下，对土地和农业的投资也使农村经济关系出现巨大变化。自从1289年明令废除农奴制后，佛罗伦萨农村的封建经济已告瓦解，但农民并未获得土地，原属封建领主的土地大部分转归城市资产阶级。佛罗伦萨银行家、企业主同时在农村广占地产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那些住于城市中并部分进行工商业活动的贵族世家的财产，仍以农村土地为其重要的、甚至首要的组成部分。如大银行家巴尔第、皮鲁齐、美第奇等，都在农村拥有与其资财规模相当的地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农村地产也开始按资本主义的（或近似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前已指出，在废除农奴制后，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是租佃性质的分成制，后来又进一步组成“分成制的小农庄”，这些小农庄便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郊区农业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它一般以能够生产出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户一年所需两倍产品的土地面积为限，组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农场，土地属业主，住在场内的农户即分成制农民，通常以对半分成承租主人的农场，农户在农场内有自己的住房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及牲畜（有时也向主人租用牛、马）。农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和业主的关系有点像毛织作坊主与下属雇工的关系。但对分制意味着产品或产值有提高则双方皆可受益，因此农户生产有较大的积极性，投资于土地的业主也直接关心提高农场的产量。这样做的结果确实有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了精耕细作，因而使佛罗伦萨郊区田野一直是意大利整治得最优秀也最美观的农田。另一方面，则是使这些农场尽量转向生产葡萄、橄榄、蔬菜、果品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单位产值（与此相联系的因素则是佛罗伦萨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经济特权，使它获得大量廉价的西西里谷物，从而得以减少本地的粮食播种面积），遂使对农业和土地的投资所得效益可与向工商业的投资看齐，有些学者称之为“布尔乔亚小农场”，即指经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意大利学者孔第在其所著《佛罗伦萨郊区现代农业结构的形成》一书中，称当时的农业经营是“艺术工作”，并说它同样反映了当时已多方面见之于佛罗伦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法国史学家布劳代尔则认为，如果说它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有点过分的话，却至少可说是那些善于投资、以精打细算而获利的商人们的一大胜利。通过上面的评述，我们应对佛罗伦萨农业已开始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一事有充分的估计，而不能认为商人对土地的投资是兼营封建的农业。
四、七大行会的资本家控制国家政权
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是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这方面，佛罗伦萨的发展也非常典型，其主要特点就是七大行会的资本家完全控制了国家政权。从1282年起，佛罗伦萨政权便归七大行会掌握，行政首脑是6位“长老”，他们组成长老会议，每届任期2个月，全部由七大行会从其会员中推选；行会又自组民兵执行保卫任务，因此军政实权皆归行会。到1293年，又制定名为《正义法规》的宪法，进一步巩固、加强了七大行会对政权的控制，并且限制了相当于城市贵族的“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利。在6位长老外新设1名“正义旗手”，亦由行会会员担任，等于城市最高领导，又新组成7000市民武装，归正义旗手指挥，专门对付犯法作乱的巨家大族。那些被《法规》列为“大族”的人员则受到各种监视：每家须以一人为质，并交巨额押金，若犯法或伤害市民则受严惩。所有“大族”的男性成员都要向政府宣誓效忠，但政治权利大受限制，他们中任何人皆不得担任长老或旗手，不得参加市民武装的队长会议，虽可以加入行会，却不能任行会领导之职。另一方面，从政权只归七大行会专享来看，广大劳动群众也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尤其是雇佣工人受压迫最重，其地位远远低于已受限制但犹属有产阶级的“大族”。因此《正义法规》可说是一把双刃之剑，既针对贵族也压制工人，其实质是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故此后佛罗伦萨的政权可以认为已具有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历经整个14世纪直到15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始终贯彻以长老会议为首的共和体制（以后虽建立了美第奇家族的寡头政治，但共和制仍保留）。由长老会议总理国内政务、指导外交、制定法律，在其下还有12名“贤人”、16名“旗手”辅佐军政财务。其时已有中小行会之设，他们亦在政权上分得少许席位，但大权始终握于七大行会之手。因此，从七大行会牢牢掌握政权，甚至可说是垄断政权的角度看，佛罗伦萨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尤为鲜明。值得一提的是，近30年来，西方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也越来越注意于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为经济决不能脱离政治及其社会环境，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研究，强调经济必须和政治结合才能形成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想。有的学者把这形容为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全牛”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结合为一，肝胆俱全，才算大功告成。这些提法对于我们理解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也很有助益，因为佛罗伦萨资本主义之成功，正在于它的经济与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且在这经济政治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盛开文艺复兴新文化之花。在这一百多年中，佛罗伦萨诞生了但丁、乔托、彼德拉克、薄伽丘、萨琉塔蒂、布鲁尼、阿尔伯蒂等著名的文艺复兴文化和人文主义的代表，成为最光辉的“全牛”的典型。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对但丁的历史地位所作的著名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按照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当会对本文所论述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综上所述，佛罗伦萨是当时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形成，在世界各国可能有各自具体的道路与模式，但从佛罗伦萨的情况看，它无疑是比较完整、比较全面的一个，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取得高度、同步、综合的发展，尽管它在16世纪盛极而衰，使意大利的历史出现曲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前期的辉煌。同样的，对佛罗伦萨所处早期阶段的过渡性和新旧并存的复杂性我们也要认真辨析，不能因此而影响到对其社会性质的认识。那些怀疑佛罗伦萨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或者强调它仍然是一种封建经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4期第39-43页
一、佛罗伦萨的经济及其起飞原因
13、14世纪的佛罗伦萨已有近10万人口，完全是一个工商业城市，主要的经济命脉是毛织业（包括舶来的毛呢加工业）、银行和国际贸易商业。靠毛织业为生的人即达3万，占全城人口将近三分之一，我们称之为毛织城亦不为过。而且和一般封建帝国与封建王国中的城市不同的是，佛罗伦萨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当时所辖农村人口（亦即城郊与辖区人口）仅8万，尚不及城内人口之多，因而，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定范围考察其社会性质，就会看到尽管整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当时尚属封建社会，可是在佛罗伦萨这样一个独立点上，其社会性质却可由其自身发展决定，犹如一片白色区域中的一个红色据点。虽然周围封建社会的存在说明了佛罗伦萨发展的早熟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意大利和欧洲的封建时代就此结束）和曲折性（没有直接由点到面使意大利成为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但在文艺复兴时代，周围封建社会的存在却对佛罗伦萨社会性质没有决定性影响。这是我们讨论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有些研究者正是没有适当评价这种点面关系的实质，而认为佛罗伦萨尚属于封建社会。如果从一个独立的点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还会注意到佛罗伦萨城市政权的建立及其落入市民——资产阶级之手的政治方面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正如最早的佛罗伦萨史学家威兰尼（1276—1348年）在其名著中所一再提及的：城市贵族世家已被迫保证不在佛罗伦萨公社内作乱闹事，其社会地位和权势已大不如前。
佛罗伦萨在13、14世纪能实现其经济起飞，首先有赖于它的经济发展已纳入资本主义萌芽的轨道。一般而言，欧洲封建社会在13世纪已进入中后期，生产力已达到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水平，因此它可见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在这些城市中为何以佛罗伦萨独居榜首，这就和它能够较充分、较迅速地形成资本主义的其本条件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是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所有者必须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即自己劳力的出卖者。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那样，拥有生产资料，他们脱离了生产资料而自由，且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佛罗伦萨的体现，便是城内一方面出现了握有大量金钱的市民、资本家，另一方面则猛增许多从四周农村来城里做工的劳力。而这两方面的发展又主要有赖于银行业、国际贸易和毛织业的兴起，因为这里所说的大量资金，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往往是超出一个城市正常贸易积累所得的局限，必须靠对外掠夺剥削（例如殖民掠夺）来补充，佛罗伦萨的银行业和国际贸易就起着这种对外掠夺剥削的作用。佛罗伦萨本身虽然资源有限，却和罗马教皇、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其市民能积累大量财富的“关键因素”。原来在13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市民中亲教皇的归尔夫党取得全胜，同时意大利各地的归尔夫党也多半占了上风，特别是教皇把那不勒斯王国交给归尔夫一派的法国安茹王朝，使得佛罗伦萨以归尔夫头领的姿态在意大利称雄一时，这既摧毁了本地区的敌手，还从罗马教皇及意大利的同党、同盟者手中取得极有价值的经济特权。
通过信贷、汇款等资本主义的金融业务，佛罗伦萨银行业确实握有当时数额最大的现金资本。如果按封建社会的惯例，这些钱只用于商业经营甚至放高利贷，那并不会引起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佛罗伦萨银行业确实向各地封建主放贷借款，“它们的贷款是许多非常拮据的政府的主要支柱”，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佛罗伦萨两家最大的银行巴尔第、皮鲁齐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多次发放总额达150万佛罗琳的贷款。这类向封建主的贷款虽然可为佛罗伦萨争得一些经济特权和利益，却没有多大积极意义，有时反而由于封建主的赖债而造成祸害。例如上述放与英王之款，由于英王战败拒付债款而导致两家银行倒闲，对佛罗伦萨经济造成极沉重的打击。因此，使其经济真正起飞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找到了将巨额资金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生产的新途径，此即其毛织业的发展。佛罗伦萨本地不产优质羊毛，但它因靠近东方而拥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易于获得珍奇染料，可以利用其遍布全欧的银行商业系统采购羊毛。采购来的羊毛在佛罗伦萨被制成高级毛呢后又返销各地，这样就把它特有的优势利用起来，使其毛呢业在欧洲甚至东方市场上都极有竞争力而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佛罗伦萨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代教廷收取的大量税款汇往罗马时便采取在原地购买优质羊毛，以货运抵佛罗伦萨，再折钱交与教廷的方式，既收取经营汇款的利息，又利用汇款收了一笔买卖，还为佛罗伦萨毛织业解决了原料问题，一举三得，因而利润倍增。但佛罗伦萨毛呢质量的优越也是它获胜的关健，正如有的史书所说的“在刷毛、梳毛、修剪，尤其是在染色方面，佛罗伦萨迅即领导了全欧。当时所知道的最不褪色而又美丽的颜色，是佛罗伦萨染工所染的，为了这项目的，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搜觅稀有的植物和矿物。“许多洗染程序是保密的，染坊中只有一两个人掌握配色的秘方。”与此相配合的是工人技艺的提高（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的相对普及，这从威兰尼所述佛罗伦萨有学童万人可见一斑）和生产管理的改进，因而可以说是靠生产力的提高使它获得了可在三大洲的市场上畅销的“拳头”产品。有了毛织业和由它带动的其他手工业，就为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也就大量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力的出卖者。
这一发展当然和郊区农业的封建农奴制的瓦解有关。自从佛罗伦萨建立城市政权后，便将周围乡村的封建领主逐步制服，摧毁封建主的城堡，强令他们迁入城市，封建主对农奴的特权也逐步丧失，分成制的租佃关系代之而兴。到13世纪后期，封建关系进一步瓦解，分成制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农民遂可自由迁入城市，而城内毛织等行业也迫切需要大量劳力。到1289年，佛罗伦萨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农奴制，不再承认封建主对农民的各项特权，更使农民进城做工形成热潮，城内人口猛增数倍，在劳动力方面为毛织业称霸欧洲奠定基础。据德·鲁维尔按1457年税收资料所作的统计，佛罗伦萨人口中富裕阶级占2%，中等阶级16%，贫民54%，赤贫28%，也就是说，贫苦劳动阶级占全城人口80%以上。有人对佛罗伦萨1427年财产税情况作的统计表明，占佛罗伦萨城内人口1%的豪富阶层却拥有全城财富的四分之一和整个托斯堪尼地区资财的六分之一。佛罗伦萨在托斯堪尼地区所集中的财富，以及意大利在欧洲集中的财富的情况，亦可由下列数字见其一斑：约占托斯堪尼总人口14%的佛罗伦萨却拥有该地区全部财富的67%，并支配着该地区78%的动产；据估计，14～15世纪在欧洲通行的9亿各类货币中，意大利占有5亿，即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各国总额的25%。
在毛织业的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方面，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一方面是作坊主、资本家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剥削雇工下属；另一方面则是名目繁多的雇佣工人，他们分散生产，拥有工具的情况也多少有别，但原料完全归业主占有，生产始终受业主的监督管理并受其剥削则是共同的。正是这种早期手工作坊的分散性、混成性容易使人忽视它在佛罗伦萨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性质。据研究，当时的毛织业从羊毛梳整到织成毛呢一共有26道工序，作坊各道工序都是遵循毛织业行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与交接质量，尤以质量监督最为严格，因为这是保证毛呢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的主要条件。我们还可把这26道工序按分工形式和工种区别分为五大段，即清洗梳毛、纺成毛线、织成毛呢、染成精呢及成品修整等。其中清洗梳毛是整个毛织业中最脏最累之活，也是工资最低之活，因此梳毛工人成为佛罗伦萨劳动阶级中最低层的代名词，又有“褴褛汉”之称。梳毛一般是在作坊内进行，梳毛工又由名叫“十人头”的领班承包管理，按件计工。纺线工作则在作坊外进行，一般由业主派差役将羊毛分发给城内和郊区的家庭女工纺成毛线（毛条），一个作坊往往有数十名专雇女工，按时由专人分发羊毛、收取毛线，计件付与工钱。可见，毛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和经营方式犹未采取集中的手工工场、工厂的形式。如果说上述五道工段是五个或更多的车间，那么这些车间并不在同一作坊之内，有些甚至分散在农民家庭和小作坊中，但实际上毛织作坊或公司在整个生产期间始终保持有对原料和半成品的所有权和对生产的监督管理权，而且拥有必要的较大规模的厂房和生产工具、机器（例如水力磨坊、螺旋压机、长达数十米的伸呢机等）。所以在其控制下作为下属的各类职工是通过承包的方式而受其剥削的雇佣工人，从而体现出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奥国学者多伦就曾对佛罗伦萨毛织业作过充分研究，写有数本专著。他正确估计到佛罗伦萨毛织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称之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最充分发展的形式，但他主要依据行会章程和行会档案之类材料，虽然从资本的集中、劳动的分工、雇佣工人的地位等方面看到了实质问题，却过份强调了当时毛织业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相似之处，有“集中工场”，“巨人般的大企业”等提法。此后许多学者开展了对生产具体过程和经营管理的调查研究，才进一步弄清这些早期混成式手工工场的特点，其中尤以根据企业账册、公司档案等资料而开展的企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毛织业生产的实质与形式皆有更深入的认识。此外，开创这方面研究的著名学者德·鲁维尔也得出了毛织业生产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正确结论。例如，他在研究了美第奇毛织业作坊账册后就明确地指出：“美第奇账册表明了16世纪的企业经营奠基于和今天的企业经营相似的原则。”
二、世界上“资本”一词的最早发祥地
佛罗伦萨的行会组织是我们了解当时经济关系的另一关键问题。这里的大小行会之分非常严格，而且以银行业、毛织业为首的七大行会在性质上已不同于一般的中世纪行会。从历史上看，大行会从一开始就不是通常所谓的手工劳动者的行会组织，它源于商人公会，本是大商人大业主的组织，后来因从事银行、毛织等行业，分类益繁，才由公会而分为各个行会。后来为与一般手工业者的行会相区别，才特加一个“大”字而称大行会。行会的建立是要得到城市政府批准和承认的，大行会还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和法庭，分担了一些政府的职能。七大行会是银行业、毛织业、舶来毛呢加工业、丝织业、医药香料业、皮毛业和律师业等行会。它们正式成立之后，其他行会的建立便不仅需得政府认可，还得征求他们的同意，因而形成大小尊卑之分。到1282年才允许屠宰、制鞋、铁匠、瓦工、估衣等行业组成五个中等行会，1293年续建酒商、油贩等九个小行会，使佛罗伦萨的行会达到21个。大行会的特点就是会员只限于业主行东，各类雇员（包括职员、承包加工的小业主、小作坊主以及广大的雇佣工人）都是下属，由大行会管辖，却无任何权利，即使是较高的职员技师也绝难升为会员。这个特点决定了七大行会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同业公会，它除了代表本行业参加城市管理而外，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处理本行业的劳资纠纷，当然是站在资方立场压制工人，身兼老板及法官的角色。由于七大行会已经成为企业主的垄断组织，对于大行会的控制经济与政治，只能看作是资产阶级专政当权的一种形式，而不能视为某种封建行会的残余。行会的垄断对于企业主和资本家来说只是保护而不限制，因此，佛罗伦萨富裕市民的企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决不如行会规章反映的那样死板和一成不变。他们经商办厂的范围相当广阔，往往同时加入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行会，经营志向兼包商业与银行、毛织作坊与政府公债。因此，对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不仅要看到毛织业之类主要行业自成体系的活动，更要看到各行业通过合资信贷形成的深入到市民中广泛阶层的工商业活动网。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提到他和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共同达成的对资本主义“定义”的认识，其中首先的一条便是“信贷的广泛运用”，亦即“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而这也正是佛罗伦萨发达的银行业对其资本主义经济作出的另一重大贡献。这些银行在吸收闲散资金之后又作投资放贷，是欧洲经营这类银行业务最早的代表。据近人估计，前述巴尔第、皮鲁齐两家最大银行，贷与英王爱德华三世总数达150万佛罗琳的巨款（巴尔第家90万，皮鲁齐家60万）中，两家自有资金只占十分之一，有十分之九都是从佛罗伦萨吸收的存款，此例本身虽属一次失败的冒险，它却说明了银行吸收社会资金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形势下，钱财货币可转化为资本的概念深入人心，引起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也进一步影响于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据考证，“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三词在历史上的出现各有先后，其中“资本主义”一词作为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含义使用，不早于1850年（据说最早这样用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资本家”一词则最早见于1633年（首见于《荷兰商业信使报》）；但“资本”一词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见广泛使用，它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1211年，到1283年已用来确指企业资本、资产，而在乔凡·威兰尼和薄伽丘等人的著作中已属常见。到15世纪时，甚至教会圣徒也善用此词。这种以钱财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更多财富的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当然是因为资本主义活动已畅通无阻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城市政权、法律以至整个社会舆论也为它作了坚强的后盾。因此当时人非常强调要把闲钱用活，要敢于作投资冒险，例如佛罗伦萨商人保罗·塞塔尔多就劝诫说：“假若你有金钱，千万别让它闲着，也别让它呆在家里，你要知道即使投资失利也要比让它闲置为强，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看未获利，却养成做买卖的习惯和经验”。所以，冯·马丁在《文艺复兴社会学》一书中，一再强调金钱与知识在这时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新标准；而知识之所以重要，也在于它是获得金钱和保证利益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最受人尊重的职业是法律、国际贸易、毛织业和银行业；若不置身工商界或与工商界完全脱节，那就很难在佛罗伦萨立足。
三、“布尔乔亚小农场”式的农业经济
在强调资本经营的情况下，对土地和农业的投资也使农村经济关系出现巨大变化。自从1289年明令废除农奴制后，佛罗伦萨农村的封建经济已告瓦解，但农民并未获得土地，原属封建领主的土地大部分转归城市资产阶级。佛罗伦萨银行家、企业主同时在农村广占地产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那些住于城市中并部分进行工商业活动的贵族世家的财产，仍以农村土地为其重要的、甚至首要的组成部分。如大银行家巴尔第、皮鲁齐、美第奇等，都在农村拥有与其资财规模相当的地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农村地产也开始按资本主义的（或近似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前已指出，在废除农奴制后，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是租佃性质的分成制，后来又进一步组成“分成制的小农庄”，这些小农庄便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郊区农业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它一般以能够生产出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户一年所需两倍产品的土地面积为限，组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农场，土地属业主，住在场内的农户即分成制农民，通常以对半分成承租主人的农场，农户在农场内有自己的住房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及牲畜（有时也向主人租用牛、马）。农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和业主的关系有点像毛织作坊主与下属雇工的关系。但对分制意味着产品或产值有提高则双方皆可受益，因此农户生产有较大的积极性，投资于土地的业主也直接关心提高农场的产量。这样做的结果确实有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了精耕细作，因而使佛罗伦萨郊区田野一直是意大利整治得最优秀也最美观的农田。另一方面，则是使这些农场尽量转向生产葡萄、橄榄、蔬菜、果品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单位产值（与此相联系的因素则是佛罗伦萨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经济特权，使它获得大量廉价的西西里谷物，从而得以减少本地的粮食播种面积），遂使对农业和土地的投资所得效益可与向工商业的投资看齐，有些学者称之为“布尔乔亚小农场”，即指经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意大利学者孔第在其所著《佛罗伦萨郊区现代农业结构的形成》一书中，称当时的农业经营是“艺术工作”，并说它同样反映了当时已多方面见之于佛罗伦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法国史学家布劳代尔则认为，如果说它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有点过分的话，却至少可说是那些善于投资、以精打细算而获利的商人们的一大胜利。通过上面的评述，我们应对佛罗伦萨农业已开始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一事有充分的估计，而不能认为商人对土地的投资是兼营封建的农业。
四、七大行会的资本家控制国家政权
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是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这方面，佛罗伦萨的发展也非常典型，其主要特点就是七大行会的资本家完全控制了国家政权。从1282年起，佛罗伦萨政权便归七大行会掌握，行政首脑是6位“长老”，他们组成长老会议，每届任期2个月，全部由七大行会从其会员中推选；行会又自组民兵执行保卫任务，因此军政实权皆归行会。到1293年，又制定名为《正义法规》的宪法，进一步巩固、加强了七大行会对政权的控制，并且限制了相当于城市贵族的“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利。在6位长老外新设1名“正义旗手”，亦由行会会员担任，等于城市最高领导，又新组成7000市民武装，归正义旗手指挥，专门对付犯法作乱的巨家大族。那些被《法规》列为“大族”的人员则受到各种监视：每家须以一人为质，并交巨额押金，若犯法或伤害市民则受严惩。所有“大族”的男性成员都要向政府宣誓效忠，但政治权利大受限制，他们中任何人皆不得担任长老或旗手，不得参加市民武装的队长会议，虽可以加入行会，却不能任行会领导之职。另一方面，从政权只归七大行会专享来看，广大劳动群众也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尤其是雇佣工人受压迫最重，其地位远远低于已受限制但犹属有产阶级的“大族”。因此《正义法规》可说是一把双刃之剑，既针对贵族也压制工人，其实质是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故此后佛罗伦萨的政权可以认为已具有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历经整个14世纪直到15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始终贯彻以长老会议为首的共和体制（以后虽建立了美第奇家族的寡头政治，但共和制仍保留）。由长老会议总理国内政务、指导外交、制定法律，在其下还有12名“贤人”、16名“旗手”辅佐军政财务。其时已有中小行会之设，他们亦在政权上分得少许席位，但大权始终握于七大行会之手。因此，从七大行会牢牢掌握政权，甚至可说是垄断政权的角度看，佛罗伦萨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尤为鲜明。值得一提的是，近30年来，西方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也越来越注意于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为经济决不能脱离政治及其社会环境，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研究，强调经济必须和政治结合才能形成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想。有的学者把这形容为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全牛”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结合为一，肝胆俱全，才算大功告成。这些提法对于我们理解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也很有助益，因为佛罗伦萨资本主义之成功，正在于它的经济与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且在这经济政治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盛开文艺复兴新文化之花。在这一百多年中，佛罗伦萨诞生了但丁、乔托、彼德拉克、薄伽丘、萨琉塔蒂、布鲁尼、阿尔伯蒂等著名的文艺复兴文化和人文主义的代表，成为最光辉的“全牛”的典型。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对但丁的历史地位所作的著名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按照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当会对本文所论述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综上所述，佛罗伦萨是当时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形成，在世界各国可能有各自具体的道路与模式，但从佛罗伦萨的情况看，它无疑是比较完整、比较全面的一个，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取得高度、同步、综合的发展，尽管它在16世纪盛极而衰，使意大利的历史出现曲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前期的辉煌。同样的，对佛罗伦萨所处早期阶段的过渡性和新旧并存的复杂性我们也要认真辨析，不能因此而影响到对其社会性质的认识。那些怀疑佛罗伦萨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或者强调它仍然是一种封建经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