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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沈志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6期第55-66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
朝鲜战争中敌对双方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围绕三八线展开的：沿三八线开始的军事冲突引发了朝鲜内战；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援助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而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战争的最后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从而说明美国军队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决策，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关于朝鲜战争战略意图重大改变的标志，是美国政府在朝鲜冲突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也是导致战争升级和美国军队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
越过三八线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关于美国的战争行为是否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问题，最早在1950年6月28日，即战争爆发的第四天就已经提出来了，显然这与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整个战略意图有关。当时，陆军部长佩斯的意见是，目前美国的军事行动应限于三八线以南，“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当特别慎重，而且我们应当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但是艾奇逊认为，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应受到这种限制，不应把三八线做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来严格遵守。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计划处副处长委员会秘书詹姆斯·莱则认为，如果中共正规军进攻朝鲜，美军就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行动。凯南同意这一看法，并在他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号文件中提出，如果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就意味着战争扩大，“应视情况发展考虑行动”。杜鲁门从战略意图的角度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所希望的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三八线以北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保证不致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杜鲁门同意佩斯的意见，并指出，“凡是三八线以北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应当仅限于破坏军需上的供应，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明确地了解，我们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1]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6月29日美国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时的考虑是：(1)可以使用空军轰炸三八线以北的运输线，破坏军需供应。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越过三八线的概念。(2)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美国部队便可越过三八线与之作战。这里，是以中国首先出兵参战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后来这种因果关系正好颠倒。(3)最重要的是，美国这时明确的战略目标是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原来的分界线。
然而，随着军事态势的变化，美国完全改变了最初的战略意图。
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在朝鲜战局大体稳定下来的时候再次提出。7月中旬，杜鲁门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以便直接对战局形势做出判断。柯林斯说，他必须把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政府的总的军事计划结合起来，因此需要了解麦克阿瑟什么时候能够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回答说，反攻日期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人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统一朝鲜。[2]这次谈话的时间是7月12日上午9时，也是军方第一次明确表示要主动越过三八线的战略意图。第二天李承晚就公开宣称，南韩军队将不停止在三八线上。[3]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提出越过三八线问题。7月14日杜勒斯交给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一份备忘录，声称三八线决非政治分界线，美国的目标是统一朝鲜，“如果有机会去掉分界线，我们应当这样干”，而且，让北朝鲜部队从容退回三八线，也是件“蠢事”。备忘录还写道：“如果我们有力量加以摧毁的话，必须摧毁北朝鲜部队，即使这样做需要越过三八线也在所不顾。这是消除威胁的唯一途径。”[4]
杜鲁门这时的意见是，在战争局势比7月中旬大为明朗以前，应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因此针对李承晚的公开宣言，美国军方发言人在电台广播中说，美军的任务只是把北朝鲜部队赶回三八线。美军将停在那里，并将强制南韩军队也这样做。艾奇逊也急忙打电报告诉穆乔大使，尽最大努力制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5]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内部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以及受到他们观点影响的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极力主张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他们认为应该命令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倘使北朝鲜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他的军队将不跨过三八线追击。[6]尼采还在接到杜勒斯的备忘录后，召集政策设计司进行紧张讨论，并于7月22日草拟了一份“关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美国政策问题”报告。报告首先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联合国部队把北朝鲜部队赶回三八线附近时，美国和支持安理会决议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所采取的决定和行动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和行动，将决定这场冲突是限于朝鲜境内，还是冲突扩大，导致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报告分析了与此有关的几种情况；如果中苏不介入，北朝鲜可能自动撤回，可能被迫然而有秩序地撤回，也可能溃不成军地逃回，也很可能在三八线顽抗。但是报告倾向于认为，“美国应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在美军尚未到达三八线时，中苏部队已进入三八线以北，进而支持在三八线以南作战的北朝鲜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共和苏联军队冲突的危险性将大大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报告认为，发生这类冲突所冒的风险“似乎远远大于政治上可能得到的好处”，因而强调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后应该立即转入政治解决，即“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基础上，停止冲突”，在美军占领朝鲜南部的条件下，施加政治压力，提出朝鲜统一问题。报告还提醒必须考虑盟国的态度，当北朝鲜被迫撤回三八线后，大多数盟国，尤其是亚洲和中东国家恐怕不会支持联合国军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做法。报告同时又警告说，南韩当然要求美军一鼓作气拿下北方，美国舆论也希望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但这样一种情绪倘若蔓延开来，美国政策的执行也许将面临严重问题。[7]
政策设计司的报告在政府内部遭到猛烈的攻击。首先是主管朝鲜事务的东北亚处处长艾利森表示强烈反对，7月23日艾利森即给尼采写了备忘录，表示对尼采的报告“从观点到结论”都不同意。艾利森说，南韩不承认三八线，并且认为现在是统一的绝好机会，“对此，美国在朝鲜的外交官都表示赞同，如不这样做，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谈到与中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时，艾利森认为确实存在，但不应像报告那样企图通过绥靖政策来避免“刺激苏联”。因为不管美国怎么小心谨慎，与中苏冲突的危险性并不因此而不存在。艾利森坚决主张越过三八线，“也许这意味着一次全球战争”，但“应该让美国人民知道这一点，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既然一切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性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8]
艾奇逊没有艾利森这么冲动，但他的基本观点同艾利森是一致的。艾奇逊认为，“不应强行下达不许越过三八线的武断的禁令。作为一条分界线，它不具备任何政治合法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应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我们希望能将北朝鲜军队消灭在南朝鲜，但我们认为不应使麦克阿瑟限制在三八线。他们强烈要求占领整个朝鲜，从而保证自由选举的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为了将苏联或中共进行干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认为应由韩国部队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地面作战，而美国则继续提供空军和海军支援。”[9]
7月31日，国防部也拿出了他们的意见，即“对朝行动方针备忘录”。备忘录确立了三个假设的前提：(1)美国将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达到占领整个朝鲜这个目的，并增强在所有战略重要地区的军事地位。(2)苏联将不在朝鲜或其他地区进行干涉。(3)将由总统宣告，国会同意，并由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朝鲜为美国的作战目标。实际上，这里面只有一个苏联干涉的问题，因为第一点从军事上，第三点从政治上，美国本身都可以做到。这就是说，只要苏联不出兵干涉，联合国军队就可以跨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国防部还从军事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案：只占领北纬40度和38度线之间的交通要道和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然后再划出“非军事区”进行“政治解决”。[10]
在这种状态下，美国开始在联合国做出了试探性的姿态。8月10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言，宣称华盛顿关心的首先是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朝鲜这样一个目标。这实际上是暗示人们，美国正在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11]
与政府内部讨论和联合国讲坛上演说的出发点不同，麦克阿瑟主张越过三八线，则是完全建立在对北朝鲜的反攻计划的基础之上的。这时，麦克阿瑟正在竭力说服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他的在仁川实施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尽管军界首脑人物一致对仁川登陆的计划表示反对或怀疑，但麦克阿瑟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且在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保密的情况下，于8月12日制订2了详细的登陆作战方案。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8月17日麦克阿瑟会见返美途中来东京拜访的顾维钧时，信心十足地说，他毫不怀疑，在南韩的北朝鲜军队最后一定会全部被歼灭，除非他们现在立刻撤回北朝鲜。麦克阿瑟甚至相信，只要把北朝鲜消灭了，苏联就不得不同意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再度实现朝鲜的统一。[12]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就仁川登陆计划紧锣密鼓地讨论和准备的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最后议决关于越过三八线的问题。8月25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认真讨论了“越过三八线问题”。会议讨论的基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上旬制订的两个文件。其中7月1日的第73号文件规定，若中国不公开介入，美军仍然可以在“打击北朝鲜军队的名义”下继续作战，“只要目前在朝鲜承担义务或准备承担义务的联合国部队能有效抵抗，这一作战行动就应继续”，而且还可以“扩大到包括下令采取适当的空中或海上行动，在朝鲜之外对付共产党中国”。7月10日的第76号文件规定，若苏军大举出动，美军就不应越过三八线，“美国应把承担的义务和作战计划的执行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越过三八线，则是我们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的义务”。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会议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美国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但要与中国和苏联边境保持一段明显的距离。“若有情报说明，发生了中国或苏联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不得下令继续前进”。[13]
9月9日，即在杜鲁门批准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及上述会议的建议，起草了“对朝鲜行动方针报告”。该报告经杜鲁门9月11日批准，确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91号文件，其要点如下：
(1)美国军队具有越过三八线的“合法基础”，只要中国和苏联不卷入朝鲜战争，就应授权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但事先必须取得总统批准，并经过与盟国协商。
(2)如果中国和苏联同时介入，麦克阿瑟不应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而应防守三八线，对北方继续实施轰炸。
(3)如果中国介入，除不应与中国队展开全面战争外，可以考虑授权麦克阿瑟在积极抵抗中国军队的同时，在朝鲜之外进行海空战斗。与此同时，应向安理会提出“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案。
(4)如果中苏均不介入，北朝鲜军队溃败，应在与盟国协商后，向北朝鲜军队提出“投降条款”，若遭拒绝，则摧毁之。但在沿中国和苏联边境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不得使用美国军队。
(5)经过改组和改革后，承认“韩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
(6)在朝鲜实现“稳定”、“统一”和“真正成为独立国家”之前，联合国军应继续留在朝鲜。[14]
这份用心良苦、考虑周密的文件实际上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中国或苏联军队没有卷入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美国军队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第二，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应与盟国协商，并以实现朝鲜的统一和独立为政治基础。这就是说，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还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和批准。然而，战局的突然变化促使美国决策在错误的方向上滑得更远了。
战局变化推动的政治决策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第81号文件内容制定的命令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当天，即9月15日，“烙铁行动”计划开始实施。仁川登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举获得成功，的确是麦克阿瑟创造的一次军事奇迹，从而给麦克阿瑟带来无上的荣耀。麦克阿瑟因此而得到的声誉和威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在政府决策时发言的份量。正如李奇微回忆的：“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15]正是把这种情绪带到了政治决策中，才使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感到美军越过三八线是势在必行和理所应当的。
就这样，辉煌的军事胜利使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忘乎所以，甚至总统和国会也沉浸在欢乐和轻松的气氛中。这时，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规定和越过三八线的两个条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围攻汉城的时候，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员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议，要求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马歇尔正式下达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但马歇尔一定要先知道国务院的意见，并呈报杜鲁门总统批准。而这时杜鲁门的心情比麦克阿瑟还要着急。显然，如果在国会选举前能够结束朝鲜战争，对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席位增加是大有益处的。据顾维钧当时得到的“密讯”，“美国当局鉴于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朝鲜战局已有好转，他们希望战争能够很快结束，藉以影响舆论，赢得选票”。[16]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有意制造要由联合国决定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舆论，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准备的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9月27日发出了给麦克阿瑟的第92801号命令：
你的军事目标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授权你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的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道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城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如果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苏联军队时，你应采取守势，不采取任何扩大局势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汇报。如果你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而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苏联军队，你应该采取同样行动。你不应仅仅因为在目标地区发现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但是，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17]
这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似乎成了朝鲜半岛前途命运的主宰，他对于命令中要求他把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指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企图以此来保持军事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但麦克阿瑟还是于9月28日呈报一份作战计划。麦克阿瑟的电报说：如果北朝鲜武装部队不按照我将在1950年10月12日发表的声明无条件投降，我将进入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将其消灭的军事目标。麦克阿瑟的计划是派遣第八集团军在西岸经开城和沙里院一线前进，夺取平壤，派遣第十军在东岸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电报还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或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入朝鲜。[18]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同一天，国防部长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出一封密电，告诉他不要声张，一切行动可以先斩后奏。
第二天，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授权麦克阿瑟便宜行事而不必声张。麦克阿瑟在9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军事上，三八线不是影响我们使用部队的因素，我的部队的后勤补给是妨碍我们迅速推进的主要问题。为利用敌军的失败，我们的部队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进行试探性进攻或占领当地的战术目标。你们了解我在北朝鲜总的战略计划。在敌人投降以前，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电报最后要求发表一个声明公布他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电报后，对于“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这句颇有含义的话——这意味着美军也可以到达鸭绿江边——[19]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马歇尔当即回电告诉麦克阿瑟，“发表一项这样的声明是不明智的”。相反，电报指示他务必“继续进行作战行动，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声明，让行动去说话吧”。回电再次强调说，“我国政府希望在击败朝鲜部队的任务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线问题上闹出一场风波”。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惠特尼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电文的含义让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但他“很欣赏总统本来的意图是给联合国中其他各国政府来个既成事实”。[20]
于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虽然几个月来白宫和五角大楼各部门就这个问题经历了反复研究和激烈争吵，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甚至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使上述一切努力显得毫无意义。与军事家们取得的胜利相比，政治家们的议论要逊色得多。其结果不知是军事指挥了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军事。
麦克阿瑟或许不知道，就在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电报频繁往来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在开始讨论有关越过三八线问题的议案。美国当然知道无法在联合国大会直接提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因为苏联代表这时已经回到成功湖，而一张否决票就会使在三八线以北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丧失贻尽。所以，美国政府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不声不响去做他想做的事，一面说服以英国为首的八国提出了一项提案。提案要求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政府。[21]美国政府似乎为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这一提案中包含着的一目了然的用意，是允许联合国军使用武力占领北朝鲜，从而实现朝鲜的统一。[22]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八国提案的当天，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挺进。同一天，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五角大楼向杜鲁门提出建议，要求修改9月27日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该建议经杜鲁门批准后于10月9日作为命令发给麦克阿瑟：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23]
这道命令最后敞开了麦克阿瑟在北朝鲜采取任何行动的大门，除了对中国境内目标的攻击要得到华盛顿首肯外，在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权力已经由白宫和五角大楼转移到麦克阿瑟手里。这是辉煌军事胜利引发的结果，却反过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盲目地发动“感恩节攻势”，实际上成为与中国军队的大决战。
这场“悲剧性的错误”的本质就在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把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政府彻底改变了以前确定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从反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改变为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二战后几年美国通过外交手段没有达到的目标，或者说美国原已准备完全放弃的目标，现在眼看就可以实现了！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人忘记了他们最初讨论这个问题时想到的限制条件和制约力量——苏联或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这一决策的制约力量绐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固然，盟国的态度也是美国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看做是西方集团的内部事务。苏联和中国这两种制约力量对美国越过三八线的军事举措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但美国政府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两种制约力量都不会发生作用。
华盛顿在卷入战争之初就十分注意观察苏联的动向。如前所述，对苏联意图的判断是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和首要因素。同样，当战局发展转为对美国有利，华盛顿在考虑越过三八线问题时，也非常关注莫斯科的一举一动。
尽管实事上斯大林同意并援助了金日成对南方计划，[24]但是，斯大林决心只在幕后导演这次行动。战斗一旦打响。苏联便将采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态度，特别是在表面上，尽量避免给人造成任何苏联在背后支持北朝鲜的印象。战争爆发的前五天，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金日成要求提供进攻和登陆用的舰只，并需要十名苏联顾问驾驶这些船只。6月22日，斯大林回电拒绝了这些要求，认为这样做为美国干涉战争提供了借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北朝鲜军队中的顾问人员。斯大林对此解释说：“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25]当朝鲜人民军的迅速进攻开始受阻时，7月8日金日成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苏联派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到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还不能胜任指挥现代化军队作战的任务”。在此之前，什特科夫在与金日成的交谈中曾允诺，劝说莫斯科同意这一请求。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你们应该明白，你是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朝鲜政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已直接出面请求，斯大林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他指出，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派去的，以免在他们万一被俘时，造成苏联在军事上卷入这场冲突的印象。[26]
固然，这些内幕情况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可能获知，但苏联表面上作出的姿态却是白宫分析莫斯科的意图和动向的基础。如苏联6月29日照会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战争开始后迟迟没有返回成功湖，莫斯科对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国空军击落保持沉默态度等等。这无异于告诉美国，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问题，这个制约力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国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7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报告说：从苏联报纸或官方声明中，看不出苏联会在形势不利于北方时作出反应。苏联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战争上。柯克认为，当北方到了紧要关头时，苏联也不会自己出兵来打或让它能支配的军队出来打。柯克的看法的确很准确，尽管如此，他仍劝说白宫不要越过三八线。[27]9月26日杜鲁门还接到报告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认为苏联主要是在宣传上下功夫，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寻衅以分散西方的注意力，但不会为找回面子和消除威胁而打一场总体战争。[28]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白宫决定越过三八线的过程时表明的那样，美国决策的基础就是因为确信苏联不会出兵干预朝鲜冲突，甚至也不愿作出任何有这种表示的姿态，虽然仅仅这种姿态就会形成一种制约力量。
如果说美国对莫斯科的态度十分关注，判断也非常正确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反应却十分轻视，判断也是非常错误的。战争之初，白宫一方面认为中苏结盟后，北京是听从莫斯科调遣的，因此苏联的态度就可以表明中国的动向；另一方面认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军队经过多年征战，不堪再战，况且对手又是拥有最现代化装备和海空绝对优势的美国，因此，中国必不愿出兵。然而，这是一次绝大的判断失误。布雷德利回忆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的反应做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军事顾问们的职责是判断敌人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图。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让自己过多地受到了对中共意图各种判断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们现在指出的，做出这种判断的那些人对此众多的明显的警告信号视而不见，因而就难免会做出大错特错的判断。”[29]
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说来，军事上应对对手的能力做出判断，而政治上则应对对手的意图做出判断。但是，政治判断往往影响军事判断。因此，政治上对意图判断的错误也就导致了军事上对能力判断的错误。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判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仁川登陆前，美国对这一问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即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陆以后，尽管中国从各个方面发出越来越明显的警告信号，但美国基于前一阶段的政治判断，对于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甚至不重视去做军事能力的分析。
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由于战争前夕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在白宫看来，这表明中国正式加入了苏联集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认为既然苏联不愿因战争扩大而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那么推论的结果必然是不允许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的军事冲突。布雷德利回忆说，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认为，使用中共部队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对中国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同对苏联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可能预示着俄国人正向世界大战迈进”。[30]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过许多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报告，不过10月12日的一份报告得到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部门的一致赞许。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31]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于中国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关注点与其说在朝鲜，不如说在台湾。美国认为，即使中国出兵，其矛头也是指向台湾，而不是指向朝鲜的。国务院就有这样的看法：中共极有可能不论朝鲜战况如何而在8月进攻台湾。[32]军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说：“我们认为北朝鲜发动的战争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样，我们认为苏联比中国人干涉北朝鲜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33]正是由于担心因台湾问题使美国与中国本来已经破裂的关系进一步激化，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做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据哈里曼回忆，行前杜鲁门交待了两件事：第一，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和大陆中国作战。第二，只要可能，就满足麦克阿瑟的一切需要，以免他向蒋介石伸手。[34]这也说明美国当时对中国军队动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湾方面。
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参与朝鲜战争，一方面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引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在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并进行轰炸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同时，美国还通过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35]此外，对于中国政府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也很关注。于是，大概是出于安抚北京的目的，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执行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36]杜鲁门在麦克阿瑟下发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当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确很担心中国出兵干涉朝鲜问题，但经过分析，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仁川登陆的成功以及联合国军随后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极大军事优势，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越过三八线并最终胜利地结束朝鲜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这时，白宫，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也不那么重视了，甚至对于中国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闻，满不在乎。不仅如此，在仁川登陆前后，各方面的情报和分析，已经使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军队在短时期内不能向台湾发动进攻。早在8月8日，凯南就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在未来的六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现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37]随后不久，哈里曼访问东京回国后向杜鲁门汇报了麦克阿瑟的看法。麦克阿瑟确认，中共军队目前不会进攻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38]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国军队不可能进攻台湾，那么，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要有所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只能在朝鲜半岛了。况且也确实有这种消息不断传来。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的美国人没有重视这一点。
9月21日，即仁川登陆后第六天，华盛顿便收到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39]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香港的快讯说，中国人正在议论朝鲜战争，讨论万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对策。记者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队在鸭绿江边界进行部署”的情况。对于中国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朝鲜籍士兵已经回国参加战斗一事，报纸评论认为，这是“有意警告：如果联合国军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也将开进朝鲜”。[40]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潘尼迦共进晚餐时告诉他，中国人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人一直打到中朝边境。两天之后，这一消息通过英国外交官传到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41]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42]对于这些消息、传闻和公开报道，美国官方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10月3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等许多地方来的电报，都报告了同一件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于当日凌晨召见潘尼迦，并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只是共产党的传声筒，而周恩来的恫吓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艾奇逊虽认为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说“这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43]同一天，荷兰外交大臣斯蒂格对美国大使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国正在准备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二天荷兰又通报美国，荷兰驻北京的代办认为中国不想打仗，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则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44]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根据潜入中国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提供的情报报告说，比较准确地获得了沿满洲和北朝鲜边界的中共军队的数量和部署。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情报与其他情报一起，出了明确警告：共产党的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45]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的警告和消息，美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漠然的态度。这里既有对东方式的交际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既有对中苏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也有对中国高层领导意图的盲目认识。总的说来，到1950年10月旬，即北京正在紧张地讨论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队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华盛顿还陶醉在那种胜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悦当中。在政治上，美国依然认为苏联不敢，也不愿让中国冒险参与战争。在军事上，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军队根本无法与美国军队作战，所以不会出兵。
这时美国的状态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有什么消息和劝告，就是不相信与中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甚至可以怀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受命挥师北进的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出兵，也没有将要出兵的正式声明。因此，麦克阿瑟宁可相信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眼看到手的全面胜利以及由此得到的荣耀，绝不能因为一些消息和传言而成为泡影。对于杜鲁门来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愿意接受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如前所说，赢得全面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地位关系甚大，而政府又绝不能承受一旦中国出兵而招致的判断失误的指责。这或许是杜鲁门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后兴师动众跑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的真实目的。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三八线一带冷静下来，认真清理一下被胜利冲昏了的头脑，对问题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其后果或许也不会像实际发展的那么糟糕。然而，狂妄骄横的麦克阿瑟却不顾一切地大举向北推进，甚至违背了9月28日作战计划中关于美军不进入中朝边界的原则，而直奔鸭绿江边。当韩国第三军第六师饮马鸭绿江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发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同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介入，使美国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注释：
[1]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405页；《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Foreig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第327-335页。
[2]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据1983年英文版译，第72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据1991年英文版译，第83页。
[3]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305页。
[4]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386-387页。
[5] 《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
[6] 《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24页。
[7]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49-454页。
[8]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58-461页。
[9]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
[10] 《艾奇逊回忆录》，第306页。
[11] 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658页。
[12]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95页。
[13]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646-650页。
[14]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721页。
[15]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57页。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55页。
[17] 《艾奇逊回忆录》，第307-308页。
[18]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374页；道格增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261页。
[19] 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以事先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没有遭到拒绝为由来为自己辩护。
[20]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5页。
[21] 南韩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0-33页。
[22] 后来艾奇逊本人也承认：“这个决议案代表了8月中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形成的意见，并因仁川的成功发展了一大步。……这个决议案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鼓励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采取冒险主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透彻的考虑，而且这个决议案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把已在前文谈到过的凯南备忘录所提醒的困难与危险掩盖起来了。”见《艾奇逊回忆录》，第310页。
[23] 《杜鲁门回忆录》，第432页。杜鲁门回忆录说该建议是他本人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但布雷德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还有文件说明这一建议是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起草的。见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41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24] 近几年俄国公布的原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档案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5]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34页。
[26] 威萨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美国与东西关系》杂志第2卷第4期(1993)第498页。
[27]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7月28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05页。
[28]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9月26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10页。
[29]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8页。
[30]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31]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325页。
[32]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8月17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07页。
[33]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34] 海勒编：《朝鲜战争：25年以来的看法》，劳伦斯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35]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岐——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据1986年英文版译），第204-205页。
[36]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37] 《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第363-364页。
[38] 《杜鲁门回忆录》，第420页。
[39]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页。
[40]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据1971年英文版译），第118页。
[41]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31页。
[42]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43] 《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
[44]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11页。
[45]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2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6期第55-66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
越过三八线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关于美国的战争行为是否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问题，最早在1950年6月28日，即战争爆发的第四天就已经提出来了，显然这与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整个战略意图有关。当时，陆军部长佩斯的意见是，目前美国的军事行动应限于三八线以南，“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当特别慎重，而且我们应当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但是艾奇逊认为，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应受到这种限制，不应把三八线做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来严格遵守。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计划处副处长委员会秘书詹姆斯·莱则认为，如果中共正规军进攻朝鲜，美军就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行动。凯南同意这一看法，并在他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号文件中提出，如果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就意味着战争扩大，“应视情况发展考虑行动”。杜鲁门从战略意图的角度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所希望的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三八线以北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保证不致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杜鲁门同意佩斯的意见，并指出，“凡是三八线以北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应当仅限于破坏军需上的供应，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明确地了解，我们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1]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6月29日美国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时的考虑是：(1)可以使用空军轰炸三八线以北的运输线，破坏军需供应。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越过三八线的概念。(2)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美国部队便可越过三八线与之作战。这里，是以中国首先出兵参战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后来这种因果关系正好颠倒。(3)最重要的是，美国这时明确的战略目标是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原来的分界线。
然而，随着军事态势的变化，美国完全改变了最初的战略意图。
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在朝鲜战局大体稳定下来的时候再次提出。7月中旬，杜鲁门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以便直接对战局形势做出判断。柯林斯说，他必须把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政府的总的军事计划结合起来，因此需要了解麦克阿瑟什么时候能够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回答说，反攻日期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人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统一朝鲜。[2]这次谈话的时间是7月12日上午9时，也是军方第一次明确表示要主动越过三八线的战略意图。第二天李承晚就公开宣称，南韩军队将不停止在三八线上。[3]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提出越过三八线问题。7月14日杜勒斯交给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一份备忘录，声称三八线决非政治分界线，美国的目标是统一朝鲜，“如果有机会去掉分界线，我们应当这样干”，而且，让北朝鲜部队从容退回三八线，也是件“蠢事”。备忘录还写道：“如果我们有力量加以摧毁的话，必须摧毁北朝鲜部队，即使这样做需要越过三八线也在所不顾。这是消除威胁的唯一途径。”[4]
杜鲁门这时的意见是，在战争局势比7月中旬大为明朗以前，应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因此针对李承晚的公开宣言，美国军方发言人在电台广播中说，美军的任务只是把北朝鲜部队赶回三八线。美军将停在那里，并将强制南韩军队也这样做。艾奇逊也急忙打电报告诉穆乔大使，尽最大努力制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5]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内部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以及受到他们观点影响的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极力主张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他们认为应该命令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倘使北朝鲜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他的军队将不跨过三八线追击。[6]尼采还在接到杜勒斯的备忘录后，召集政策设计司进行紧张讨论，并于7月22日草拟了一份“关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美国政策问题”报告。报告首先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联合国部队把北朝鲜部队赶回三八线附近时，美国和支持安理会决议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所采取的决定和行动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和行动，将决定这场冲突是限于朝鲜境内，还是冲突扩大，导致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报告分析了与此有关的几种情况；如果中苏不介入，北朝鲜可能自动撤回，可能被迫然而有秩序地撤回，也可能溃不成军地逃回，也很可能在三八线顽抗。但是报告倾向于认为，“美国应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在美军尚未到达三八线时，中苏部队已进入三八线以北，进而支持在三八线以南作战的北朝鲜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共和苏联军队冲突的危险性将大大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报告认为，发生这类冲突所冒的风险“似乎远远大于政治上可能得到的好处”，因而强调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后应该立即转入政治解决，即“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基础上，停止冲突”，在美军占领朝鲜南部的条件下，施加政治压力，提出朝鲜统一问题。报告还提醒必须考虑盟国的态度，当北朝鲜被迫撤回三八线后，大多数盟国，尤其是亚洲和中东国家恐怕不会支持联合国军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做法。报告同时又警告说，南韩当然要求美军一鼓作气拿下北方，美国舆论也希望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但这样一种情绪倘若蔓延开来，美国政策的执行也许将面临严重问题。[7]
政策设计司的报告在政府内部遭到猛烈的攻击。首先是主管朝鲜事务的东北亚处处长艾利森表示强烈反对，7月23日艾利森即给尼采写了备忘录，表示对尼采的报告“从观点到结论”都不同意。艾利森说，南韩不承认三八线，并且认为现在是统一的绝好机会，“对此，美国在朝鲜的外交官都表示赞同，如不这样做，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谈到与中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时，艾利森认为确实存在，但不应像报告那样企图通过绥靖政策来避免“刺激苏联”。因为不管美国怎么小心谨慎，与中苏冲突的危险性并不因此而不存在。艾利森坚决主张越过三八线，“也许这意味着一次全球战争”，但“应该让美国人民知道这一点，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既然一切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性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8]
艾奇逊没有艾利森这么冲动，但他的基本观点同艾利森是一致的。艾奇逊认为，“不应强行下达不许越过三八线的武断的禁令。作为一条分界线，它不具备任何政治合法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应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我们希望能将北朝鲜军队消灭在南朝鲜，但我们认为不应使麦克阿瑟限制在三八线。他们强烈要求占领整个朝鲜，从而保证自由选举的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为了将苏联或中共进行干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认为应由韩国部队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地面作战，而美国则继续提供空军和海军支援。”[9]
7月31日，国防部也拿出了他们的意见，即“对朝行动方针备忘录”。备忘录确立了三个假设的前提：(1)美国将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达到占领整个朝鲜这个目的，并增强在所有战略重要地区的军事地位。(2)苏联将不在朝鲜或其他地区进行干涉。(3)将由总统宣告，国会同意，并由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朝鲜为美国的作战目标。实际上，这里面只有一个苏联干涉的问题，因为第一点从军事上，第三点从政治上，美国本身都可以做到。这就是说，只要苏联不出兵干涉，联合国军队就可以跨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国防部还从军事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案：只占领北纬40度和38度线之间的交通要道和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然后再划出“非军事区”进行“政治解决”。[10]
在这种状态下，美国开始在联合国做出了试探性的姿态。8月10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言，宣称华盛顿关心的首先是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朝鲜这样一个目标。这实际上是暗示人们，美国正在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11]
与政府内部讨论和联合国讲坛上演说的出发点不同，麦克阿瑟主张越过三八线，则是完全建立在对北朝鲜的反攻计划的基础之上的。这时，麦克阿瑟正在竭力说服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他的在仁川实施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尽管军界首脑人物一致对仁川登陆的计划表示反对或怀疑，但麦克阿瑟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且在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保密的情况下，于8月12日制订2了详细的登陆作战方案。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8月17日麦克阿瑟会见返美途中来东京拜访的顾维钧时，信心十足地说，他毫不怀疑，在南韩的北朝鲜军队最后一定会全部被歼灭，除非他们现在立刻撤回北朝鲜。麦克阿瑟甚至相信，只要把北朝鲜消灭了，苏联就不得不同意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再度实现朝鲜的统一。[12]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就仁川登陆计划紧锣密鼓地讨论和准备的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最后议决关于越过三八线的问题。8月25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认真讨论了“越过三八线问题”。会议讨论的基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上旬制订的两个文件。其中7月1日的第73号文件规定，若中国不公开介入，美军仍然可以在“打击北朝鲜军队的名义”下继续作战，“只要目前在朝鲜承担义务或准备承担义务的联合国部队能有效抵抗，这一作战行动就应继续”，而且还可以“扩大到包括下令采取适当的空中或海上行动，在朝鲜之外对付共产党中国”。7月10日的第76号文件规定，若苏军大举出动，美军就不应越过三八线，“美国应把承担的义务和作战计划的执行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越过三八线，则是我们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的义务”。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会议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美国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但要与中国和苏联边境保持一段明显的距离。“若有情报说明，发生了中国或苏联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不得下令继续前进”。[13]
9月9日，即在杜鲁门批准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及上述会议的建议，起草了“对朝鲜行动方针报告”。该报告经杜鲁门9月11日批准，确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91号文件，其要点如下：
(1)美国军队具有越过三八线的“合法基础”，只要中国和苏联不卷入朝鲜战争，就应授权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但事先必须取得总统批准，并经过与盟国协商。
(2)如果中国和苏联同时介入，麦克阿瑟不应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而应防守三八线，对北方继续实施轰炸。
(3)如果中国介入，除不应与中国队展开全面战争外，可以考虑授权麦克阿瑟在积极抵抗中国军队的同时，在朝鲜之外进行海空战斗。与此同时，应向安理会提出“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案。
(4)如果中苏均不介入，北朝鲜军队溃败，应在与盟国协商后，向北朝鲜军队提出“投降条款”，若遭拒绝，则摧毁之。但在沿中国和苏联边境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不得使用美国军队。
(5)经过改组和改革后，承认“韩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
(6)在朝鲜实现“稳定”、“统一”和“真正成为独立国家”之前，联合国军应继续留在朝鲜。[14]
这份用心良苦、考虑周密的文件实际上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中国或苏联军队没有卷入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美国军队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第二，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应与盟国协商，并以实现朝鲜的统一和独立为政治基础。这就是说，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还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和批准。然而，战局的突然变化促使美国决策在错误的方向上滑得更远了。
战局变化推动的政治决策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第81号文件内容制定的命令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当天，即9月15日，“烙铁行动”计划开始实施。仁川登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举获得成功，的确是麦克阿瑟创造的一次军事奇迹，从而给麦克阿瑟带来无上的荣耀。麦克阿瑟因此而得到的声誉和威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在政府决策时发言的份量。正如李奇微回忆的：“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15]正是把这种情绪带到了政治决策中，才使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感到美军越过三八线是势在必行和理所应当的。
就这样，辉煌的军事胜利使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忘乎所以，甚至总统和国会也沉浸在欢乐和轻松的气氛中。这时，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规定和越过三八线的两个条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围攻汉城的时候，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员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议，要求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马歇尔正式下达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但马歇尔一定要先知道国务院的意见，并呈报杜鲁门总统批准。而这时杜鲁门的心情比麦克阿瑟还要着急。显然，如果在国会选举前能够结束朝鲜战争，对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席位增加是大有益处的。据顾维钧当时得到的“密讯”，“美国当局鉴于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朝鲜战局已有好转，他们希望战争能够很快结束，藉以影响舆论，赢得选票”。[16]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有意制造要由联合国决定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舆论，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准备的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9月27日发出了给麦克阿瑟的第92801号命令：
你的军事目标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授权你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的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道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城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如果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苏联军队时，你应采取守势，不采取任何扩大局势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汇报。如果你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而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苏联军队，你应该采取同样行动。你不应仅仅因为在目标地区发现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但是，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17]
这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似乎成了朝鲜半岛前途命运的主宰，他对于命令中要求他把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指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企图以此来保持军事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但麦克阿瑟还是于9月28日呈报一份作战计划。麦克阿瑟的电报说：如果北朝鲜武装部队不按照我将在1950年10月12日发表的声明无条件投降，我将进入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将其消灭的军事目标。麦克阿瑟的计划是派遣第八集团军在西岸经开城和沙里院一线前进，夺取平壤，派遣第十军在东岸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电报还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或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入朝鲜。[18]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同一天，国防部长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出一封密电，告诉他不要声张，一切行动可以先斩后奏。
第二天，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授权麦克阿瑟便宜行事而不必声张。麦克阿瑟在9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军事上，三八线不是影响我们使用部队的因素，我的部队的后勤补给是妨碍我们迅速推进的主要问题。为利用敌军的失败，我们的部队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进行试探性进攻或占领当地的战术目标。你们了解我在北朝鲜总的战略计划。在敌人投降以前，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电报最后要求发表一个声明公布他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电报后，对于“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这句颇有含义的话——这意味着美军也可以到达鸭绿江边——[19]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马歇尔当即回电告诉麦克阿瑟，“发表一项这样的声明是不明智的”。相反，电报指示他务必“继续进行作战行动，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声明，让行动去说话吧”。回电再次强调说，“我国政府希望在击败朝鲜部队的任务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线问题上闹出一场风波”。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惠特尼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电文的含义让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但他“很欣赏总统本来的意图是给联合国中其他各国政府来个既成事实”。[20]
于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虽然几个月来白宫和五角大楼各部门就这个问题经历了反复研究和激烈争吵，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甚至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使上述一切努力显得毫无意义。与军事家们取得的胜利相比，政治家们的议论要逊色得多。其结果不知是军事指挥了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军事。
麦克阿瑟或许不知道，就在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电报频繁往来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在开始讨论有关越过三八线问题的议案。美国当然知道无法在联合国大会直接提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因为苏联代表这时已经回到成功湖，而一张否决票就会使在三八线以北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丧失贻尽。所以，美国政府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不声不响去做他想做的事，一面说服以英国为首的八国提出了一项提案。提案要求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政府。[21]美国政府似乎为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这一提案中包含着的一目了然的用意，是允许联合国军使用武力占领北朝鲜，从而实现朝鲜的统一。[22]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八国提案的当天，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挺进。同一天，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五角大楼向杜鲁门提出建议，要求修改9月27日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该建议经杜鲁门批准后于10月9日作为命令发给麦克阿瑟：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23]
这道命令最后敞开了麦克阿瑟在北朝鲜采取任何行动的大门，除了对中国境内目标的攻击要得到华盛顿首肯外，在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权力已经由白宫和五角大楼转移到麦克阿瑟手里。这是辉煌军事胜利引发的结果，却反过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盲目地发动“感恩节攻势”，实际上成为与中国军队的大决战。
这场“悲剧性的错误”的本质就在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把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政府彻底改变了以前确定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从反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改变为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二战后几年美国通过外交手段没有达到的目标，或者说美国原已准备完全放弃的目标，现在眼看就可以实现了！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人忘记了他们最初讨论这个问题时想到的限制条件和制约力量——苏联或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这一决策的制约力量绐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固然，盟国的态度也是美国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看做是西方集团的内部事务。苏联和中国这两种制约力量对美国越过三八线的军事举措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但美国政府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两种制约力量都不会发生作用。
华盛顿在卷入战争之初就十分注意观察苏联的动向。如前所述，对苏联意图的判断是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和首要因素。同样，当战局发展转为对美国有利，华盛顿在考虑越过三八线问题时，也非常关注莫斯科的一举一动。
尽管实事上斯大林同意并援助了金日成对南方计划，[24]但是，斯大林决心只在幕后导演这次行动。战斗一旦打响。苏联便将采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态度，特别是在表面上，尽量避免给人造成任何苏联在背后支持北朝鲜的印象。战争爆发的前五天，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金日成要求提供进攻和登陆用的舰只，并需要十名苏联顾问驾驶这些船只。6月22日，斯大林回电拒绝了这些要求，认为这样做为美国干涉战争提供了借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北朝鲜军队中的顾问人员。斯大林对此解释说：“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25]当朝鲜人民军的迅速进攻开始受阻时，7月8日金日成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苏联派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到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还不能胜任指挥现代化军队作战的任务”。在此之前，什特科夫在与金日成的交谈中曾允诺，劝说莫斯科同意这一请求。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你们应该明白，你是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朝鲜政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已直接出面请求，斯大林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他指出，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派去的，以免在他们万一被俘时，造成苏联在军事上卷入这场冲突的印象。[26]
固然，这些内幕情况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可能获知，但苏联表面上作出的姿态却是白宫分析莫斯科的意图和动向的基础。如苏联6月29日照会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战争开始后迟迟没有返回成功湖，莫斯科对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国空军击落保持沉默态度等等。这无异于告诉美国，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问题，这个制约力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国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7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报告说：从苏联报纸或官方声明中，看不出苏联会在形势不利于北方时作出反应。苏联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战争上。柯克认为，当北方到了紧要关头时，苏联也不会自己出兵来打或让它能支配的军队出来打。柯克的看法的确很准确，尽管如此，他仍劝说白宫不要越过三八线。[27]9月26日杜鲁门还接到报告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认为苏联主要是在宣传上下功夫，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寻衅以分散西方的注意力，但不会为找回面子和消除威胁而打一场总体战争。[28]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白宫决定越过三八线的过程时表明的那样，美国决策的基础就是因为确信苏联不会出兵干预朝鲜冲突，甚至也不愿作出任何有这种表示的姿态，虽然仅仅这种姿态就会形成一种制约力量。
如果说美国对莫斯科的态度十分关注，判断也非常正确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反应却十分轻视，判断也是非常错误的。战争之初，白宫一方面认为中苏结盟后，北京是听从莫斯科调遣的，因此苏联的态度就可以表明中国的动向；另一方面认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军队经过多年征战，不堪再战，况且对手又是拥有最现代化装备和海空绝对优势的美国，因此，中国必不愿出兵。然而，这是一次绝大的判断失误。布雷德利回忆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的反应做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军事顾问们的职责是判断敌人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图。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让自己过多地受到了对中共意图各种判断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们现在指出的，做出这种判断的那些人对此众多的明显的警告信号视而不见，因而就难免会做出大错特错的判断。”[29]
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说来，军事上应对对手的能力做出判断，而政治上则应对对手的意图做出判断。但是，政治判断往往影响军事判断。因此，政治上对意图判断的错误也就导致了军事上对能力判断的错误。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判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仁川登陆前，美国对这一问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即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陆以后，尽管中国从各个方面发出越来越明显的警告信号，但美国基于前一阶段的政治判断，对于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甚至不重视去做军事能力的分析。
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由于战争前夕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在白宫看来，这表明中国正式加入了苏联集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认为既然苏联不愿因战争扩大而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那么推论的结果必然是不允许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的军事冲突。布雷德利回忆说，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认为，使用中共部队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对中国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同对苏联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可能预示着俄国人正向世界大战迈进”。[30]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过许多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报告，不过10月12日的一份报告得到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部门的一致赞许。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31]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于中国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关注点与其说在朝鲜，不如说在台湾。美国认为，即使中国出兵，其矛头也是指向台湾，而不是指向朝鲜的。国务院就有这样的看法：中共极有可能不论朝鲜战况如何而在8月进攻台湾。[32]军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说：“我们认为北朝鲜发动的战争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样，我们认为苏联比中国人干涉北朝鲜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33]正是由于担心因台湾问题使美国与中国本来已经破裂的关系进一步激化，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做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据哈里曼回忆，行前杜鲁门交待了两件事：第一，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和大陆中国作战。第二，只要可能，就满足麦克阿瑟的一切需要，以免他向蒋介石伸手。[34]这也说明美国当时对中国军队动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湾方面。
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参与朝鲜战争，一方面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引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在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并进行轰炸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同时，美国还通过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35]此外，对于中国政府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也很关注。于是，大概是出于安抚北京的目的，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执行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36]杜鲁门在麦克阿瑟下发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当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确很担心中国出兵干涉朝鲜问题，但经过分析，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仁川登陆的成功以及联合国军随后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极大军事优势，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越过三八线并最终胜利地结束朝鲜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这时，白宫，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也不那么重视了，甚至对于中国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闻，满不在乎。不仅如此，在仁川登陆前后，各方面的情报和分析，已经使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军队在短时期内不能向台湾发动进攻。早在8月8日，凯南就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在未来的六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现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37]随后不久，哈里曼访问东京回国后向杜鲁门汇报了麦克阿瑟的看法。麦克阿瑟确认，中共军队目前不会进攻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38]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国军队不可能进攻台湾，那么，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要有所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只能在朝鲜半岛了。况且也确实有这种消息不断传来。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的美国人没有重视这一点。
9月21日，即仁川登陆后第六天，华盛顿便收到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39]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香港的快讯说，中国人正在议论朝鲜战争，讨论万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对策。记者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队在鸭绿江边界进行部署”的情况。对于中国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朝鲜籍士兵已经回国参加战斗一事，报纸评论认为，这是“有意警告：如果联合国军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也将开进朝鲜”。[40]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潘尼迦共进晚餐时告诉他，中国人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人一直打到中朝边境。两天之后，这一消息通过英国外交官传到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41]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42]对于这些消息、传闻和公开报道，美国官方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10月3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等许多地方来的电报，都报告了同一件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于当日凌晨召见潘尼迦，并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只是共产党的传声筒，而周恩来的恫吓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艾奇逊虽认为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说“这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43]同一天，荷兰外交大臣斯蒂格对美国大使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国正在准备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二天荷兰又通报美国，荷兰驻北京的代办认为中国不想打仗，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则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44]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根据潜入中国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提供的情报报告说，比较准确地获得了沿满洲和北朝鲜边界的中共军队的数量和部署。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情报与其他情报一起，出了明确警告：共产党的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45]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的警告和消息，美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漠然的态度。这里既有对东方式的交际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既有对中苏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也有对中国高层领导意图的盲目认识。总的说来，到1950年10月旬，即北京正在紧张地讨论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队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华盛顿还陶醉在那种胜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悦当中。在政治上，美国依然认为苏联不敢，也不愿让中国冒险参与战争。在军事上，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军队根本无法与美国军队作战，所以不会出兵。
这时美国的状态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有什么消息和劝告，就是不相信与中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甚至可以怀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受命挥师北进的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出兵，也没有将要出兵的正式声明。因此，麦克阿瑟宁可相信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眼看到手的全面胜利以及由此得到的荣耀，绝不能因为一些消息和传言而成为泡影。对于杜鲁门来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愿意接受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如前所说，赢得全面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地位关系甚大，而政府又绝不能承受一旦中国出兵而招致的判断失误的指责。这或许是杜鲁门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后兴师动众跑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的真实目的。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三八线一带冷静下来，认真清理一下被胜利冲昏了的头脑，对问题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其后果或许也不会像实际发展的那么糟糕。然而，狂妄骄横的麦克阿瑟却不顾一切地大举向北推进，甚至违背了9月28日作战计划中关于美军不进入中朝边界的原则，而直奔鸭绿江边。当韩国第三军第六师饮马鸭绿江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发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同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介入，使美国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注释：
[1]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405页；《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Foreig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第327-335页。
[2]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据1983年英文版译，第72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据1991年英文版译，第83页。
[3]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305页。
[4]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386-387页。
[5] 《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
[6] 《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24页。
[7]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49-454页。
[8]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58-461页。
[9]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
[10] 《艾奇逊回忆录》，第306页。
[11] 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658页。
[12]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95页。
[13]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646-650页。
[14]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721页。
[15]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57页。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55页。
[17] 《艾奇逊回忆录》，第307-308页。
[18]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374页；道格增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261页。
[19] 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以事先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没有遭到拒绝为由来为自己辩护。
[20]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5页。
[21] 南韩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0-33页。
[22] 后来艾奇逊本人也承认：“这个决议案代表了8月中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形成的意见，并因仁川的成功发展了一大步。……这个决议案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鼓励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采取冒险主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透彻的考虑，而且这个决议案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把已在前文谈到过的凯南备忘录所提醒的困难与危险掩盖起来了。”见《艾奇逊回忆录》，第310页。
[23] 《杜鲁门回忆录》，第432页。杜鲁门回忆录说该建议是他本人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但布雷德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还有文件说明这一建议是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起草的。见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41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24] 近几年俄国公布的原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档案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5]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34页。
[26] 威萨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美国与东西关系》杂志第2卷第4期(1993)第498页。
[27]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7月28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05页。
[28]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9月26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10页。
[29]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8页。
[30]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31]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325页。
[32]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8月17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07页。
[33]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34] 海勒编：《朝鲜战争：25年以来的看法》，劳伦斯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35]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岐——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据1986年英文版译），第204-205页。
[36]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37] 《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第363-364页。
[38] 《杜鲁门回忆录》，第420页。
[39]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页。
[40]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据1971年英文版译），第118页。
[41]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31页。
[42]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43] 《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
[44]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11页。
[45]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