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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战略演变
徐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6年06期第130-144页
【作者简介】徐蓝，女，195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制定了以亚太地区为主要战略取向，以打败日本为目标的“橙色”战争计划。这一战略方针坚持了23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正式被以“先欧后亚”大战略为基础的“彩虹5号”战争计划所代替。本文拟揭示这一战略演变的全过程，以期为进一步研究美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英军事合作提供必要的说明。
一
对美国军事部门来说，制定现代的战争计划始于20世纪初。
1898年的美西战争，向美国军方表明了陆海军联合协调作战的重要性。于是1903年7月17日，陆军部和海军部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委员会），它由来自陆军总参谋部的4名军官和海军委员会的4名军官组成。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它的任务是：召开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对要求两个军种合作的所有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达成一致的决议”[1]。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使美国意识到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将受到破坏，4月陆军参谋长阿德纳·R·卡菲中将建议联合委员会准备一系列计划，以便在一旦要求军事部门合作的紧急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2]。这是美国认真制定战争计划的开始。
日俄战争在美国的调停下得以结束，但战争的结局却令美国深切感到日本已经能够在太平洋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这促使联合委员会开始认真考虑保卫美国的海外领地和在中国的利益问题。1906年3月，正当美国对日本陆军企图在中国东北实行军事垄断统治提出抗议之时，旧金山发生的限制日本移民案[3]又使本已紧张的美日关系再次恶化，并一度引起了战争恐慌。于是联合委员会匆忙起草了一份保卫菲律宾免受日本人可能进攻的计划[4]。从此在美国的战争计划中，日本便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
自1911年开始，联合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彩色”战争计划。这些计划针对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单色彩标出。其中最重要的战争计划之一便是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5]。联合委员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保持着对这一计划的不断审查和频繁修改。
到1913年，“橙色”战争计划的战略原则得到彻底研究。它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与日本发生战争，设想菲律宾将是敌人的第一个目标，它的防御取决于战斗舰队的到达。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这支舰队将从加勒比地区出发，绕过合恩角（当时巴拿马运河尚未完成），利用尚未完工的珍珠港基地和尚未得到开发的关岛基地，在确保其交通线安全的情况下穿过太平洋到达菲律宾。这支舰队的行程时间被乐观地估计为3-4个月。在此期间，菲律宾的陆军卫戍部队将坚守阵地。一旦这支舰队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它就能替换并不断补充卫戍部队，使陆军能发动地面进攻，而海军则能够争夺对西太平洋的控制[6]。这个战略的关键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珍珠港和关岛都没有可以利用的基地，因此这个计划便具有一切早期战争计划的主要特点，即更多地具有抽象的演习性质而尚未与实际的事件相联系。陆、海军对于这个计划的主要方面，如对西太平洋基地的选择，菲律宾是否能得到防御以及整个太平洋战略都存在激烈争论。尽管如此，这个早期的“橙色”计划仍然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橙色”战争计划的最初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联合委员会对战争计划的一切考虑，而作为一个咨询机构的联合委员会本身也未在指导大战中扮演重要角色。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委员会已经是名存实亡。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方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之中，尽管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军事威胁，但各军种之间必须更密切地协调合作，并计划用有限的资源去保卫美国，保卫它的海外领地和全球利益。为此目的，陆海军部长于1919年7月24日联合签发命令，重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其成员由来自陆军的3名军官和来自海军的3名军官组成，同时成立由陆海军计划人员组成的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计划委员会）[7]，作为联合委员会直属的研究制定战争计划的具体执行机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准备和定期修改武装部队的联合战争计划。巴黎和会之后，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野心的急剧膨胀，特别是日本在国联托管的名义下获得了德国在北太平洋的岛屿，使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变得极为困难，这就促使联合委员会从重组之日起，就把它的大量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之上。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战争计划便是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8]。
1919年12月，联合委员会提出了他们关于太平洋的战略，它包括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与日本进行战争的情况下，确保菲律宾的安全和日本的失败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拥有海军优势。第二，只有确保太平洋上的一系列战略基地，即在夏威夷群岛、关岛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湾等地的战略基地，以及确保对控制这些基地的陆军部队提供足够正常供应的时候，美国舰队才能获得在日本附近水域的决定性海军优势。第三，为了使美国海军在宣战后尽可能早地获得在远东的进攻性海军优势，联合委员会建议：(1)保卫夏威夷群岛，包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瓦胡岛驻军的增援；(2)保卫关岛，包括在关岛修建第一流的海军基地和修筑防御工事，以及增加卫戍部队；(3)保卫菲律宾，驻菲律宾部队的联合任务是“保卫马尼拉和马尼拉湾”[9]。可以看出，这个战略在继承了1913年“橙色”计划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优先开发珍珠港和关岛的基地，以及加强在菲律宾的防御问题。
然而政府的政策和军方的计划并不一致。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海军总委员会曾警告政府，不要做出将阻止美国在它的太平洋属地建造基地的任何保证，但是国务卿休斯认为，日本接受主力舰方面的5∶5∶3的比率比其它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而且国会不会同意为使关岛和菲律宾群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得到防御而提供资金。因此他对海军总委员会的警告置之不理，终于使关于基地限制的第19条款写进了《五国海军条约》之中[10]。
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关于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岛屿和领地的要塞维持现状，美国不得在菲律宾、关岛、萨摩亚及阿留申群岛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的规定，对这个以基地为核心的太平洋战略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形势已被进一步削弱，联合委员会必须重新修改他们的“橙色”计划。
1923年5月23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委员会一份“陆海军关于橙色形势的联合评价大纲”，其中特别指出“马尼拉湾是我们在西太平洋最有力的战略地点”，美国在西太平洋确立海军优势和取得对日本作战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控制马尼拉湾[11]。这一对美国在太平洋基地的优先顺序方面的重大改变，获得了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他们认为，现在菲律宾群岛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它们为旨在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陆海军军事行动提供了最适合的基地；国家的利益和军事的需要，要求菲律宾群岛在和平时期也尽可能强大有力[12]。
在联合委员会的指示下，计划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联合陆海军基本战争计划——橙色计划”，该计划于1924年8月由联合委员会和海军部批准，9月被陆军部批准[13]。它的基本思想是：第一，美国与日本的战争在性质上主要是海军针对孤立和骚扰日本的一场进攻性战争，其手段是控制日本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以及发动进攻性的海空军行动去攻击它的海军部队并破坏它的经济生活。第二，在这场战争中，海军将担任主要角色，因此陆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在西太平洋确立优势于日本的海军力量，为此必须确保马尼拉湾的基地直到舰队和陆军增援部队的到达。第三，陆军的重要任务是控制马尼拉湾[14]。
但是这个“橙色”计划是更加不现实的，因为它完全超出了陆、海军的实际能力。对陆军来说，当时在菲律宾的卫戍部队不超过15000人，根据这个计划，在战争爆发时将把5000名军人从美国西海岸运送到菲律宾，这个数字超过当时陆军人数的1/3，根本不可能实行[15]。另外，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签字后，陆军部便立即停止实际防御菲律宾的所有措施，把运往菲律宾的物资改运到夏威夷，因此当时在菲律宾的设施也不足以供应这支远征军。对海军来说，这不仅要组成一支对日本占优势的战斗舰队，而且要从珍珠港出发，在中途没有基地的情况下穿过5千英里的浩瀚大洋，把增援部队送到菲律宾，这件事本身就难以想象；另外，不仅马尼拉湾的海军设施完全不足以供应这支舰队，就是在珍珠港的基地也只能对它提供部分服务。还必须指出的是，菲律宾距日本南部的海军基地不到1500英里，距台湾则只有这个距离的一半，从日本出发的远征军能在3天之内到达马尼拉。因此即使美国的舰队能在战争爆发后规定的几星期内到达菲律宾，但日本的国旗可能已经飘扬在马尼拉上空了。
鉴于这个计划的种种缺陷，1926年计划人员们对它进行了修改。但是他们除了明确强调夏威夷的重要性之外，对增援部队能够直接航行到菲律宾这一颇值得怀疑的设想，却未做任何改变。联合委员会不满意这种修改，于当年11月要求做进一步的修改[16]。
在修改“橙色”计划的过程中，计划人员们对太平洋战略原则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一部分人坚持以往计划的战略进攻观点，强调在西太平洋的进攻作为对日本施加足够压力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手段；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战略防御，他们认为美国应当使西海岸和夏威夷成为“坚固的反对进攻的阵地”，美国大量的海军力量应当保持在夏威夷以东，同时依靠经济压力和袭击日本的贸易通道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但他们承认这种战略将把菲律宾、关岛和萨摩亚暴露在日本的进攻之下，并将可能切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贸易[17]。
面对这种分歧，联合委员会选择了前者，1928年1月26日指示计划人员准备一个基于战略进攻理论的新计划[18]。
同年4月，新计划得以完成。这个计划包括几个重要方面。第一，预料到美国与“橙色”的战争是一场没有事先警告的战争。第二，在这场战争中，海军的任务是获得并实行海上的控制；陆军的任务是对美国的领土提供防御，并支持海军的行动；陆海军的联合任务是对“橙色”的武装力量、军事基地和经济生活，特别是军事工业实行进攻性军事行动。第三，在战争爆发后，一支联合陆海军远征部队要尽快运动到西太平洋，并在这个地区夺取挺进中的舰队基地，同时在美国占领的整个区域内确保联络系统的安全。第四，菲律宾卫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马尼拉湾的入口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控制马尼拉湾，马尼拉湾的防御应该得到加强。第五，规定在战争最初阶段征集的增援部队于30天内集中于夏威夷，并估计对克雷吉多尔的增援时间需要60-90天[19]。
6月14日联合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计划。尽管这个计划的非现实性显而易见，但是20年代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使联合委员会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令人满意的。
三
3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31-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的远东危机，以及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的掌权，使美国突然面对一个混乱不安的世界，然而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显然仍来自于日本。
在整个萧条时期，日本不仅独占了中国东北，而且加快了海军建设，还不顾条约限制，在太平洋上的托管岛屿修建军事基地[20]。与此同时，美国却由于经济危机的来临而不可能满足任何增加军费的要求。就陆军来说，1929年胡佛总统曾要求陆军部长提交一份对陆军的需要和将“重新考虑我们整个陆军计划”的方法的调查。根据这一指示，陆军总参谋部写了一份长达165页的报告提交总统，不幸秋天大萧条的来临使陆军要求增加开支的希望成为泡影[21]。实际上，到1933年6月，美国陆军已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甚至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的和平时期的士兵为280000人的标准，只有士兵122000人，仅占世界的第17位。尽管陆军总参谋部决定分三期动员国防力量以达到《国家防御法》的标准，但根据第二期动员计划要达到的165000人的规定，也不能立即实现[22]。海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3.7亿美元之间浮动，到1933年却降到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23]。尽管由于日本的好战态度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并于1933年6月从公共工程建筑专款中拨出2.38亿美元建造总计12万吨的32艘舰艇，但仍未使海军达到1922年和1930年分别于华盛顿和伦敦签订的两个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军方开始重新考虑太平洋战略问题，但允许菲律宾独立的运动在30年代获得国会越来越大的支持，使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复杂，并引发了对1928年“橙色”计划是否现实的激烈争论。
华盛顿的计划人员强调，美国拥有菲律宾将是他们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美国从菲律宾撤退而不在远东留下一个基地，那么美国就将把它对亚洲事务和西太平洋的控制权交给日本和欧洲国家。因此他们坚持1928年的“橙色”计划的基本方面，要求驻菲律宾的卫戍部队完成该计划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但是驻菲律宾的陆海军司令官们认为，靠目前虚弱的卫戍部队就能抵抗强有力的日本进攻并能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达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驻克雷吉多尔卫戍部队司令、陆军准将S·D·恩比克在1933年4月19日给菲律宾部司令官、陆军少将E·E·布思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依照橙色计划的规定把我们的舰队及早派到菲律宾水域去实行当前的橙色计划，这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行动。”他指出，克雷吉多尔能坚持大约一年，因此一旦进行战争，能指望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卫戍部队能够安全撤退。布思同意恩比克的看法，他在随后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中与后者一同建议：美国安排菲律宾中立，撤退驻扎在菲律宾和中国的军队，并把阿拉斯加—瓦胡岛—巴拿马—线作为美国和平时期在太平洋的战略前线[24]。1934年3月，新上任的驻菲律宾部队司令官、陆军少将弗兰克·帕克和美国亚洲舰队司令F·B·厄帕姆同样发现，在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完成橙色计划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在给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联合信件中指出，近来战争技术的进步，以及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崛起”，加上空战和水面舰只的速度和力量的加倍增长，已经“使依靠可得到的兵力防御马尼拉湾和克雷吉多尔成为无效之事”。他们要求澄清国家对防御菲律宾的政策[25]。
3月24日关于菲律宾独立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被国会通过，以及同年12月29日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1922年和1930年签订的两项海军协定的行动，使菲律宾是否应当得到防御和是否能够得到防御的争论更为激烈。于是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于1935年1月要求重新调整“橙色”计划以适应新的形势。该计划再次得到修改。
但是这个新计划在陆军和驻菲卫戍部队的任务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它与20年代的计划的明显区别，在于把要求舰队立即或尽快运动到西太平洋的规定，改变为舰队不断通过日本托管岛屿的渐进行动。该计划要求，舰队在向西挺进的过程中应当依次夺取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在这条道路上挺进的舰队，应当靠确保一直穿过中太平洋并最终到达菲律宾的交通线的安全来获得支持[26]。
尽管该计划于5月9日获得了陆、海军部长的批准，但是由于制定了舰队的最初任务是占领托管岛屿中的重要阵地，这就必然延长舰队向西挺进的时间，也就必然增加菲律宾的卫戍部队控制马尼拉湾的时间长度，从而使新计划比以往的计划更不现实，因此分歧并未解决。与此同时，以1935年8月通过的《中立法》为标志的孤立主义情绪对军方的影响，以及10月意大利发动的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对和平的进一步破坏，加上希特勒日益加快的重整军备步伐，促使陆、海军部长于当年11月便要求联合委员会对美国的远东军事形势进行重新审查。于是1935年底到1936年初，在陆、海军的计划人员之间爆发了关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政策与目标的激烈争论。
陆军认为，美国在远东从未形成对日本极为强大的优势，而且自1920年以来美国的地位日渐削弱；因此美国应该从菲律宾和中国完全撤退。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仍然在于美国大陆，这个事实必须是形成我们的军事（包括海军）政策的基本前提”。因此，只有在太平洋沿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一线保持美国在和平时期的战略防线，“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才不会受到损害”。由此可见，陆军的看法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坚持了几十年的“橙色”计划的基础。
海军则坚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认为保持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介入从而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力量平衡，保持中国的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限制军备和保持美国的海上权利，仍然是美国的远东政策和目标；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在必要时应当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政策。他们强调指出，转向孤立主义将使英国单独面对日本，使中国处于危险之中，放弃我们的商业利益，鼓励日本扩大和增加对远东和世界市场的控制，并最终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在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影响，这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27]。在这里，海军注意到了与英国联合反对日本的问题。
由于陆、海军的分歧，计划人员们各自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只是反映了上述观点，而对“橙色”计划的进一步修改却难有进展。
四
1937年国际形势更加恶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对列强在华利益的直接损害，柏林—罗马轴心的进一步强化，以及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标志着法西斯国家已经初步联合起来，他们在扩大对亚洲侵略的同时，在欧洲的侵略也提到议事日程。面临着国家安全可能受到的威胁，“橙色”计划“完全不符合当前的形势”，迫切需要制订出新计划。但是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很难统一。当时陆军的战略是明确的防御战略。在他们于11月22日提交的备忘录中，陆军计划人员希望把自己严格限制在联合委员会明确规定的区域内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性质上是防御的，它将提供美国大陆和远到夏威夷的太平洋的安全。他们的理由是，战争计划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的因素，目前不可能决定美国是否会愿意进行一场与日本的无限战争，而政治考虑可能要求在太平洋的有限行动并仅仅是防御性的行动；况且目前可以获得的兵力在战争爆发时连确保防御西半球的重要地区都难以满足。他们宣称，不考虑这些形势而要求一场在太平洋的进攻，将的确是一种蛮干[28]。显然陆军考虑到了欧洲轴心国的形势，并考虑到一旦发生欧洲和远东的战争，谁是更主要的敌人的问题。
海军则反对把美国的战略仅限于一种准备上的防御态势。由于英国刚刚提出了进行英美海军参谋会谈的建议[29]，以及海军已被总统授权去研究扩大自己的造舰计划达到或超过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30]，使海军计划人员更加坚持太平洋的进攻战略。他们在11月底提交的海军计划中指出，美国的战略应当针对打败敌人，如果它不能做这件事，就不是对军事部门在战时的现实指导。他们认为，一旦战争开始，很快增加的生产能够同时提供确保美国大陆的安全，以及在太平洋上发动进攻行动的物资力量；当这些力量得以聚集之时，海军就准备进行越过夏威夷进入日本领土的进攻行动。他们设想，如果欧洲轴心国援助日本，美国自己的盟国将提供美国舰队所需要的援助以保持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并保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尽管“盟国援助的性质、数量和地点还不能被预测”[31]。
面对完全相反的战略，联合委员会在海军计划局长、海军上将李海的建议下发给计划委员会一个新的指示，旨在协调陆海军计划人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由于该指示对海军的意见给予了更多考虑[32]，所以也未能使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得到统一。12月27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的“联合陆海军战争计划——橙色计划”，仍然是一个分裂的报告。陆军考虑到欧洲可能出现的形势，希望保持战略防御东到180度子午线，即夏威夷链条的最远界限；对这条线以西的进攻行动，只有在形势允许并要求的情况下，而且只有在总统明确指示的时候才能进行。他们强调陆军的任务是保卫美国和它的领土，尽管它没有排除菲律宾，但由于它位于180度子午线以东，他们也不打算增援这个群岛。他们宣称，海军的单独军事行动并不能确保打败日本，而最终要求两个军种的最大限度的联合努力。海军却仍然热衷于远到太平洋的进攻行动，他们重复着历史悠久的公式，即胜利将依靠于最短的时间内在西太平洋确立美国海军对“橙色”海军的力量优势，以及靠在那个地区的进攻性军事行动而获得；陆海军的首要任务是摧毁“橙色”力量[33]。
1937年12月31日，在罗斯福的亲自指示下，美国海军作战部计划局长、海军上校罗亚尔·E·英格索尔到达伦敦，与英国海军战争计划局长、海军上校汤姆·菲利普斯举行了秘密参谋会谈。他们探寻了双方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协同战略的初步基础，达成了关于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两国海军采取联合行动的非正式协议[34]。通过这次会谈，美国军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明确了在太平洋上将由“蓝色加红色打败橙色”的战略思想[35]，从而导致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放弃了一直在修改的原有的“橙色”计划，而决定制定一个新的“橙色”战争计划。
1938年1月19日，联合委员会指示两位太平洋事务专家、陆军少将恩比克和海军少将理查森去研究并草拟一个新计划。2月18日新计划提交联合委员会，21日被该委员会批准，26日和28日分别为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所批准[36]。
新的“橙色”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了战争的方针和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即通过不断增强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压力打败日本，同时确保美国大陆、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的安全。第二，规定了陆海军执行任务的先后顺序：(1)在与日本的战争爆发时，陆海军将首先确保有准备的态势以对付可能发生的所有意外事件；(2)在战争初期，陆海军将把行动的优先次序定为保卫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瓦胡岛、巴拿马和阿拉斯加，并在需要时保卫美国大陆的其它地区；(3)如果没有任何情况发生，海军将在西太平洋上采取军事行动，根据战争方针，在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同时，尽可能迅速地不断向西扩大美国对太平洋的海上控制，并对橙色武装部队和其海上交通线发动军事行动，直到打败日本。第三，菲律宾卫戍部队的任务和兵力没有变化，他们的任务仍然是控制马尼拉湾的入口，阻止日本海军进入马尼拉湾。第四，该计划没有明确提到美国的盟国问题，但是指出，“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将足够允许美国舰队对瓦胡岛以西发动军事行动，而且由其它国家给以橙色或美国的任何援助都不会在实质上减少这种优势”[37]。
从上述计划可以看出，它保留了陆、海军各自的主要观点，即陆军坚持由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组成的战略三角对保卫美国具有第一重要性，而海军仍主张渐进穿过太平洋对日本发动进攻。但是同历次修改的“橙色”计划相比，新计划有着重要的不同之点：(1)它第一次把应付紧急事件，保卫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战略三角作为陆海军的首要任务，而把打败日本放在了第二位。(2)它没有说明对日本的战争是在西太平洋上的一场进攻性战争，没有指出海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入西太平洋，没有强调对菲律宾的防御。(3)它实际考虑了在西太平洋的战斗中盟国的援助问题[38]。
由此可见，在“橙色”计划的发展历史中，1938年的计划是一个转折点：它第一次考虑了美国全方位的防御政策；由于估计到可能来自大西洋彼岸轴心国的威胁限制了海军在远东的行动，于是它第一次把陆海军反对日本的战争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样它也就第一次偏离了支配美国战略几十年的太平洋方向，开始了向欧洲—大西洋方向的转移，尽管在此时后者还不是主要的战略方向。随着国际局势的继续恶化和英美军事合作的不断发展，“橙色”战争计划将走到它的尽头。
五
在1938年的多事之秋里，国际局势并未因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而有所缓和，希特勒于10月9日提出的新的军备计划，以及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使美国面临着来自欧、亚两方面的威胁。现在罗斯福和军方首脑都看到旧有的只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已不适用。于是，罗斯福批准军方在一个小范围内对战争计划进行重新考虑，研究德国在意大利（或许还有西班牙）支持下采取军事行动，以及日本同时采取行动时对美国的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39]。根据这一精神，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于11月12日向联合计划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该委员会“对一旦在(a)由一个或更多的法西斯国家侵犯门罗宣言的情况下，以及(b)同时日本打算扩大其在菲律宾的影响的情况下，对美国陆海军的不同的实际行动方针进行调查研究与评估”。该指示进一步说明：“这些研究与评估将基于下述设想：(a)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结成联盟；(b)这些法西斯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动都将获得其它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支持；(c)只要民主国家在西半球的领地不受干扰，他们就将保持中立。”[40]。
1939年1月25日，计划人员们提出了一份评估草案，其中心思想是：面对德、意、日结成同盟的现实可能性，现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不可能同时保卫两洋，而美国国家的更大利益在于保卫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尽管美国的传统考虑是强调对太平洋的防御，但失去关岛和菲律宾并不涉及目前美国的任何至关重要的利益[41]。
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不仅使美国感到震惊，也使计划者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在陆、海军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拥有的唯一海军军事力量是一洋海军，它不可能同时被分散到全世界并仍能有效地抵御所有敌人。基于这种认识，计划委员会于4月21日提出了一份题为“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调查研究”的长篇文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美国当前在制定战争计划方面的重要战略原则应当是大西洋的进攻和东太平洋的防御态势。指出一旦发生德意日联合进攻美洲的情况，毫无疑问美国的切身利益将要求在大西洋采取反对德意的进攻手段，以保卫至关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和马拿马运河的安全；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在东太平洋采取防御态势。第二，列举了法西斯国家可能在破坏门罗宣言方面的行动方式和时机，并断定，德意对西半球进攻的危险仅存在于下述两种情况：(1)德国确信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干预；(2)日本已经进攻菲律宾和关岛，或甚至只是在美国以一种进入西太平洋的反攻来回答日本进攻的情况下。第三，建议在战争计划中考虑由德意日的侵略所带来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克服在美国准备必须进行的军事行动方面的明显不足状态[42]。
联合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份文件，并要求计划者们继续分别制定在未来最可能由德国和日本的行动所引发的危机中，美国作为交战国应当采取的主要行动路线。经过近三个星期的努力，计划人员们终于制定出一组新的作战计划——“彩虹”计划，并于5月11日提交给联合委员会。这组计划不同于过去的针对单个敌人，在一个地区，而美国又没有盟友的情况下作战的单色彩计划，而是一组针对一个以上的敌人，在一个以上的地区，并考虑到获得其它民主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作战的多色彩计划。它由四个计划组成。彩虹1号：规定保卫西半球向南到巴西的突出部分，即南纬10度线。彩虹2号：把彩虹1号的行动范围扩大到西太平洋。彩虹3号：把彩虹1号的行动范围扩大到南美其它地区。彩虹4号：设想英国和法国处于与德国、意大利、或许还有日本的战争之中，并设想美国将作为重要的参加者介入战争[43]。
为了进一步弄清英国的态度，1939年6月12-14日，英国海军计划局官员、海军中校T·C·汉普顿在华盛顿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海进行了新一轮海军参谋会谈[44]。对美国来说，这次会谈的最大作用，在于促使军方最终完成了其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取向太平洋的只针对日本进攻的战略，转变为同时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针对德意日多个敌人进攻的联合战略。
汉普顿回国后，计划委员会于6月23日便向联合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对5月11日的“彩虹”计划的修改意见，6月30日得到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形成了一组新的“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彩虹计划”。它包括5个分体计划，设想了五种战争可能性。
彩虹1号：设想美国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美国武装部队的目标限于保卫南纬10度线以北的西半球。
彩虹2号：设想美、英、法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贯彻彩虹1号；同时美国不在欧洲大陆实行最大限度的介入，而主要承担保卫民主国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
彩虹3号：设想美国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贯彻彩虹1号，同时保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至关重要的利益。
彩虹4号：设想美国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美国武装部队的目标是保卫整个西半球。
彩虹5号：设想美、英、法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贯彻彩虹1号和4号，同时美国在欧洲大陆实行最大限度的介入，与盟国配合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在太平洋则最初保持战略防御态势[45]。显然，这个计划是“先欧后亚”战略的初步设想。
可以看出，彩虹2号和彩虹3号，更多地体现了“橙色”计划的特点，如果美国的战备沿着这两个计划发展，将成为“橙色”计划的再现。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随着战争的日益逼近，防御美国本土成为当务之急。7月27日计划委员会完成了彩虹1号的详细制定工作并将其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于10月14日口头批准了该计划[46]。
鉴于1940年春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而带来的对西半球的威胁，计划委员会优先完成了防御整个西半球的彩虹4号的制定工作，该计划于8月14日被罗斯福批准[47]。
战局的发展不仅使美国越来越认清德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而且越来越明确英国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的战略思想，从而使罗斯福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措施去援助被围困的英帝国，也使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与大西洋的战争。与此同时，以太平洋为战略重点的“橙色”计划也最终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彩虹2号虽于1940年制定出来[48]，但它从未被联合委员会正式批准；而彩虹3号的工作则被停止进行，以至它从未发展成详细的计划。1941年8月6日联合委员会正式取消了这两个计划[49]。至此，“橙色”计划最终走完了它的全程。
在此期间，美国的战略家们不断发展彩虹5号体现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1940年11月12日，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斯塔克提交了一份被称为“猎犬计划”的重要备忘录[50]，探讨了一旦美国卷入战争的两洋作战问题。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争方针应当是旧有的“红一橙色”计划，即用“黑色”替换“红色”，并把打败德国放在第一位，对日本的最初回答应当是防御。12月联合委员会接受了“猎犬计划”的主要观点，并把它作为即将进行的英美参谋会谈时美国军方的基本战略立场。
1941年1-3月举行的英美参谋长级会谈，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建立军事同盟的重要一步，这次会谈达成的“ABC-1”协定，协调了两国的全球战略，正式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备方针。根据“ABC-1”协定，同年4月，英、美、荷驻远东的司令官们讨论了远东的防御战略[51]，8月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共同反对德国的“ABC-22”协定[52]。
根据“ABC-1”协定和“ABC-22”协定，计划委员会进一步制定并完善了彩虹5号计划，该计划于11月19日为联合委员会批准。它强调美国与英国的合作，准备进行两洋战争，把打败德国放在第一位；美国的主要军事努力将首先针对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如果日本进入战争，美国和同盟国在远东的战略将首先是防御[53]。
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战略家们终于为处理危险的国际形势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彩虹5号计划”，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成为指导美国进行战争的总战略。
注释：
[1] 史蒂文·T·罗斯主编《美国战争计划1919-1941》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第1卷，《和平时期的战争计划1919-1935》Peacetime War Plans,1919-1935,纽约1922年版，总序第7页。
[2][6]路易斯·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Louis Morton,War Plan ORANGE,Evolution of a Strategy,《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11卷第2期（1959年1月），第221-250页。
[3] 关于这次事件的始末，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页；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311页。
[4] E·B·波特主编《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5] 关于色彩与国家的对应关系，参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1卷，第19页。
[7] 新组成的计划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和战争计划局长，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助理和海军计划局长组成。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战争计划局的3名军官和海军战争计划局的3名军官组成。
[8]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之间的激烈海军竞赛，以及英日同盟的依然存在，使美国军方在研究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同时，考虑到与英国的战争和与英一日结成同盟的战争的可能性，是为“红色”计划和“红一橙色”计划。这两个计划在当时及以后都更为缺乏现实基础。但是作为一种参谋训练，前者考虑了在西半球和大西洋上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问题；而后者的真正价值则在于训练参谋人员去解决与全球战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红一橙色”计划提出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战略的基础，当时的计划人员把“黑色”（德国）替换了“红色”，并做出了有关美国武装力量分配的相似结论。
[9] 该文件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1卷，第15-18页。
[10] 参见多罗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的远东危机》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纽约1973年版，第235-236页。
[11] 该文件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反对英帝国和日本的战争计划，红色，橙色，和红—橙色计划，1923－1938》Plans for War Against the British Empire and Japan,The Red,Orange,and Red-Orange Plans,1923-1938,纽约1992年版，第3-4页。
[12] 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13] 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M.Matloff and E.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53年版（1970年再版），第2页注[1]。
[14] 该文件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26-32页。
[15] 根据罗斯的统计，到20年代中期，现役陆军包括13125名军官和124465名征募的士兵，共137690人。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1卷总序第9页。根据格林的统计，1924年征募军人为125000人，1924-1926年实际为118750人，1926年为109356人，1927年为110940人，1928年为118000人。见弗雷德·格林《美国国家政策的军事观点，1904-1940》Fred Greene,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1904-1940,《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6卷第2期（1961年1月），第354-377页。
[16][17] 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18] 联合委员会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传统的太平洋进攻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日内瓦海军会议之前，日本提出的把1922年关于基地的限制扩大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的建议。联合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要求在发展海军基地，保卫夏威夷群岛和巴拿马运河区等方面采取自由行动，因此日本的建议表明了“一种明显的敌对态度”，这促使联合委员会作出了制定进攻性计划的决定。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19] 该计划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36-56页；关于对克雷吉多尔的增援时间，是计划人员们附在该计划后面的“对形势的评估”中作出的，见第150页。
[20] 参见博格《美国与1933-1938的远东危机》，第236-237页，第605页注[8]；撒迪厄斯·V·图莱加《政治家与海军上将们，对远东海军政策的寻求》Thaddeus V.Tuleja,Statesmen and Admirals,Quest for A Far Eastern Naval Policy,纽约1963年版，第114页。
[21[22] M·S·沃森：《参谋长，战前计划与准备》Mark S. 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50年版（1974年再版），第23、26页。
[23] 参见斯蒂芬·罗斯基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政策》Stephen Roskill,Naval Policy Between the Wars,第2卷《勉强的重整军备时期，1930-1939》The period of Reluctant Rearmament,1930-1939,伦敦1976年版，第491页附录E。
[24] 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25] 图莱加：《政治家与海军上将们，对远东海军政策的寻求》，第99-100页。
[26] 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27] 格林：《美国国家政策的军事观点，1904-1940》。
[28] 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29] 布鲁塞尔会议之后，根据英国内阁会议的精神，11月27日英国正式向美国提出两国在远东进行“压倒一切的海军示威作为最后支持对日本抗议的手段”，并希望为此进行海军参谋会谈的建议。美国拒绝考虑前者，但同意考虑海军参谋会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简称DBFP，第2辑第21卷，伦敦1984年版，第543、545页。
[30] 参见普拉特《1938年1月关于远东的英美海军会谈》L.Pratt,The Anglo-American Naval Conversations on the Far East of January,1938.《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47卷第4期（1971年10月），第745-763页。
[31][33] 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32]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158页。
[34] 关于会谈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评1938年初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5] 赫佐格：《关上打开的门，美—日外交谈判1936-1941》Janes H.Herzog,Closing the Open Door,American-Japenes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1936-1941,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安纳波利斯1973年版，第25页。蓝色代表美国的武装力量。
[36] 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3-4页注[4]。
[37]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215-227页。
[38] 实际上，在新计划制定过程中，海军作战部长李海便写信给他的两支舰队（美国舰队和亚洲舰队）的指挥官们，要他们准备与英国的战略与战术合作，并准备与皇家海军交换联络人员。见勒茨《争夺霸权的谈判，1937-1941年的英美海军合作》J.R.Leutze,Bargaining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aration,1937-1941,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0、27页。
[39] 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5页。
[40] 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The Joint Board of the Army and Navy,简写为JB325,Ser634，缩微胶卷，藏于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莱克星顿，弗吉尼亚。
[41] 全文见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634,缩微胶卷。
[42] 全文见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634,缩微胶卷。
[43]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对付轴心国威胁的计划，1939-1940》Plans to Meet the Axis Threat,1939-1940,纽约1992年版，第69-72页。
[44] 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参见拙文《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45] 关于对该计划的修改意见和最简洁的叙述，参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73-76页；对该计划的具体说明，参见莫顿《太平洋的战争：战略与指挥》Louis B.Morton,The Warin Pacific:Strategy and Command,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62年版，第71-72页；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7-8页。
[46]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120页，该计划全文见第123-140页。
[47]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82、187、214页，该计划全文见第190-213页。彩虹1号和彩虹4号于1942年5月4日被正式取消，但其中的许多设想，如取得英国的大西洋海军基地和大西洋的海上巡逻等，在珍珠港事件前便已实施。
[48] 该计划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143-183页。
[49] 沃森：《参谋长，战前计划与准备》，第104页。
[50]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225-250页。
[51] 关于这次会谈，参见拙文《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52]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4卷《联合战争计划和半球防御计划，1940-1941》Coalition War Plans and Hemispheric Defence Plan,1940-1941,纽约1992年版，第152-165页。
[53]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5卷《全球战争计划——彩虹5号和胜利计划，1941》Plans for Global War Rainbow-5 and the Victory Program,1941,纽约1992年版，第98-14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6年06期第130-144页
【作者简介】徐蓝，女，195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对美国军事部门来说，制定现代的战争计划始于20世纪初。
1898年的美西战争，向美国军方表明了陆海军联合协调作战的重要性。于是1903年7月17日，陆军部和海军部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委员会），它由来自陆军总参谋部的4名军官和海军委员会的4名军官组成。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它的任务是：召开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对要求两个军种合作的所有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达成一致的决议”[1]。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使美国意识到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将受到破坏，4月陆军参谋长阿德纳·R·卡菲中将建议联合委员会准备一系列计划，以便在一旦要求军事部门合作的紧急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2]。这是美国认真制定战争计划的开始。
日俄战争在美国的调停下得以结束，但战争的结局却令美国深切感到日本已经能够在太平洋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这促使联合委员会开始认真考虑保卫美国的海外领地和在中国的利益问题。1906年3月，正当美国对日本陆军企图在中国东北实行军事垄断统治提出抗议之时，旧金山发生的限制日本移民案[3]又使本已紧张的美日关系再次恶化，并一度引起了战争恐慌。于是联合委员会匆忙起草了一份保卫菲律宾免受日本人可能进攻的计划[4]。从此在美国的战争计划中，日本便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
自1911年开始，联合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彩色”战争计划。这些计划针对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单色彩标出。其中最重要的战争计划之一便是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5]。联合委员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保持着对这一计划的不断审查和频繁修改。
到1913年，“橙色”战争计划的战略原则得到彻底研究。它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与日本发生战争，设想菲律宾将是敌人的第一个目标，它的防御取决于战斗舰队的到达。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这支舰队将从加勒比地区出发，绕过合恩角（当时巴拿马运河尚未完成），利用尚未完工的珍珠港基地和尚未得到开发的关岛基地，在确保其交通线安全的情况下穿过太平洋到达菲律宾。这支舰队的行程时间被乐观地估计为3-4个月。在此期间，菲律宾的陆军卫戍部队将坚守阵地。一旦这支舰队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它就能替换并不断补充卫戍部队，使陆军能发动地面进攻，而海军则能够争夺对西太平洋的控制[6]。这个战略的关键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珍珠港和关岛都没有可以利用的基地，因此这个计划便具有一切早期战争计划的主要特点，即更多地具有抽象的演习性质而尚未与实际的事件相联系。陆、海军对于这个计划的主要方面，如对西太平洋基地的选择，菲律宾是否能得到防御以及整个太平洋战略都存在激烈争论。尽管如此，这个早期的“橙色”计划仍然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橙色”战争计划的最初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联合委员会对战争计划的一切考虑，而作为一个咨询机构的联合委员会本身也未在指导大战中扮演重要角色。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委员会已经是名存实亡。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方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之中，尽管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军事威胁，但各军种之间必须更密切地协调合作，并计划用有限的资源去保卫美国，保卫它的海外领地和全球利益。为此目的，陆海军部长于1919年7月24日联合签发命令，重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其成员由来自陆军的3名军官和来自海军的3名军官组成，同时成立由陆海军计划人员组成的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计划委员会）[7]，作为联合委员会直属的研究制定战争计划的具体执行机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准备和定期修改武装部队的联合战争计划。巴黎和会之后，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野心的急剧膨胀，特别是日本在国联托管的名义下获得了德国在北太平洋的岛屿，使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变得极为困难，这就促使联合委员会从重组之日起，就把它的大量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之上。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战争计划便是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8]。
1919年12月，联合委员会提出了他们关于太平洋的战略，它包括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与日本进行战争的情况下，确保菲律宾的安全和日本的失败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拥有海军优势。第二，只有确保太平洋上的一系列战略基地，即在夏威夷群岛、关岛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湾等地的战略基地，以及确保对控制这些基地的陆军部队提供足够正常供应的时候，美国舰队才能获得在日本附近水域的决定性海军优势。第三，为了使美国海军在宣战后尽可能早地获得在远东的进攻性海军优势，联合委员会建议：(1)保卫夏威夷群岛，包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瓦胡岛驻军的增援；(2)保卫关岛，包括在关岛修建第一流的海军基地和修筑防御工事，以及增加卫戍部队；(3)保卫菲律宾，驻菲律宾部队的联合任务是“保卫马尼拉和马尼拉湾”[9]。可以看出，这个战略在继承了1913年“橙色”计划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优先开发珍珠港和关岛的基地，以及加强在菲律宾的防御问题。
然而政府的政策和军方的计划并不一致。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海军总委员会曾警告政府，不要做出将阻止美国在它的太平洋属地建造基地的任何保证，但是国务卿休斯认为，日本接受主力舰方面的5∶5∶3的比率比其它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而且国会不会同意为使关岛和菲律宾群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得到防御而提供资金。因此他对海军总委员会的警告置之不理，终于使关于基地限制的第19条款写进了《五国海军条约》之中[10]。
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关于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岛屿和领地的要塞维持现状，美国不得在菲律宾、关岛、萨摩亚及阿留申群岛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的规定，对这个以基地为核心的太平洋战略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形势已被进一步削弱，联合委员会必须重新修改他们的“橙色”计划。
1923年5月23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委员会一份“陆海军关于橙色形势的联合评价大纲”，其中特别指出“马尼拉湾是我们在西太平洋最有力的战略地点”，美国在西太平洋确立海军优势和取得对日本作战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控制马尼拉湾[11]。这一对美国在太平洋基地的优先顺序方面的重大改变，获得了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他们认为，现在菲律宾群岛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它们为旨在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陆海军军事行动提供了最适合的基地；国家的利益和军事的需要，要求菲律宾群岛在和平时期也尽可能强大有力[12]。
在联合委员会的指示下，计划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联合陆海军基本战争计划——橙色计划”，该计划于1924年8月由联合委员会和海军部批准，9月被陆军部批准[13]。它的基本思想是：第一，美国与日本的战争在性质上主要是海军针对孤立和骚扰日本的一场进攻性战争，其手段是控制日本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以及发动进攻性的海空军行动去攻击它的海军部队并破坏它的经济生活。第二，在这场战争中，海军将担任主要角色，因此陆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在西太平洋确立优势于日本的海军力量，为此必须确保马尼拉湾的基地直到舰队和陆军增援部队的到达。第三，陆军的重要任务是控制马尼拉湾[14]。
但是这个“橙色”计划是更加不现实的，因为它完全超出了陆、海军的实际能力。对陆军来说，当时在菲律宾的卫戍部队不超过15000人，根据这个计划，在战争爆发时将把5000名军人从美国西海岸运送到菲律宾，这个数字超过当时陆军人数的1/3，根本不可能实行[15]。另外，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签字后，陆军部便立即停止实际防御菲律宾的所有措施，把运往菲律宾的物资改运到夏威夷，因此当时在菲律宾的设施也不足以供应这支远征军。对海军来说，这不仅要组成一支对日本占优势的战斗舰队，而且要从珍珠港出发，在中途没有基地的情况下穿过5千英里的浩瀚大洋，把增援部队送到菲律宾，这件事本身就难以想象；另外，不仅马尼拉湾的海军设施完全不足以供应这支舰队，就是在珍珠港的基地也只能对它提供部分服务。还必须指出的是，菲律宾距日本南部的海军基地不到1500英里，距台湾则只有这个距离的一半，从日本出发的远征军能在3天之内到达马尼拉。因此即使美国的舰队能在战争爆发后规定的几星期内到达菲律宾，但日本的国旗可能已经飘扬在马尼拉上空了。
鉴于这个计划的种种缺陷，1926年计划人员们对它进行了修改。但是他们除了明确强调夏威夷的重要性之外，对增援部队能够直接航行到菲律宾这一颇值得怀疑的设想，却未做任何改变。联合委员会不满意这种修改，于当年11月要求做进一步的修改[16]。
在修改“橙色”计划的过程中，计划人员们对太平洋战略原则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一部分人坚持以往计划的战略进攻观点，强调在西太平洋的进攻作为对日本施加足够压力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手段；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战略防御，他们认为美国应当使西海岸和夏威夷成为“坚固的反对进攻的阵地”，美国大量的海军力量应当保持在夏威夷以东，同时依靠经济压力和袭击日本的贸易通道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但他们承认这种战略将把菲律宾、关岛和萨摩亚暴露在日本的进攻之下，并将可能切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贸易[17]。
面对这种分歧，联合委员会选择了前者，1928年1月26日指示计划人员准备一个基于战略进攻理论的新计划[18]。
同年4月，新计划得以完成。这个计划包括几个重要方面。第一，预料到美国与“橙色”的战争是一场没有事先警告的战争。第二，在这场战争中，海军的任务是获得并实行海上的控制；陆军的任务是对美国的领土提供防御，并支持海军的行动；陆海军的联合任务是对“橙色”的武装力量、军事基地和经济生活，特别是军事工业实行进攻性军事行动。第三，在战争爆发后，一支联合陆海军远征部队要尽快运动到西太平洋，并在这个地区夺取挺进中的舰队基地，同时在美国占领的整个区域内确保联络系统的安全。第四，菲律宾卫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马尼拉湾的入口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控制马尼拉湾，马尼拉湾的防御应该得到加强。第五，规定在战争最初阶段征集的增援部队于30天内集中于夏威夷，并估计对克雷吉多尔的增援时间需要60-90天[19]。
6月14日联合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计划。尽管这个计划的非现实性显而易见，但是20年代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使联合委员会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令人满意的。
三
3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31-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的远东危机，以及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的掌权，使美国突然面对一个混乱不安的世界，然而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显然仍来自于日本。
在整个萧条时期，日本不仅独占了中国东北，而且加快了海军建设，还不顾条约限制，在太平洋上的托管岛屿修建军事基地[20]。与此同时，美国却由于经济危机的来临而不可能满足任何增加军费的要求。就陆军来说，1929年胡佛总统曾要求陆军部长提交一份对陆军的需要和将“重新考虑我们整个陆军计划”的方法的调查。根据这一指示，陆军总参谋部写了一份长达165页的报告提交总统，不幸秋天大萧条的来临使陆军要求增加开支的希望成为泡影[21]。实际上，到1933年6月，美国陆军已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甚至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的和平时期的士兵为280000人的标准，只有士兵122000人，仅占世界的第17位。尽管陆军总参谋部决定分三期动员国防力量以达到《国家防御法》的标准，但根据第二期动员计划要达到的165000人的规定，也不能立即实现[22]。海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3.7亿美元之间浮动，到1933年却降到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23]。尽管由于日本的好战态度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并于1933年6月从公共工程建筑专款中拨出2.38亿美元建造总计12万吨的32艘舰艇，但仍未使海军达到1922年和1930年分别于华盛顿和伦敦签订的两个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军方开始重新考虑太平洋战略问题，但允许菲律宾独立的运动在30年代获得国会越来越大的支持，使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复杂，并引发了对1928年“橙色”计划是否现实的激烈争论。
华盛顿的计划人员强调，美国拥有菲律宾将是他们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美国从菲律宾撤退而不在远东留下一个基地，那么美国就将把它对亚洲事务和西太平洋的控制权交给日本和欧洲国家。因此他们坚持1928年的“橙色”计划的基本方面，要求驻菲律宾的卫戍部队完成该计划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但是驻菲律宾的陆海军司令官们认为，靠目前虚弱的卫戍部队就能抵抗强有力的日本进攻并能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达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驻克雷吉多尔卫戍部队司令、陆军准将S·D·恩比克在1933年4月19日给菲律宾部司令官、陆军少将E·E·布思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依照橙色计划的规定把我们的舰队及早派到菲律宾水域去实行当前的橙色计划，这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行动。”他指出，克雷吉多尔能坚持大约一年，因此一旦进行战争，能指望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卫戍部队能够安全撤退。布思同意恩比克的看法，他在随后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中与后者一同建议：美国安排菲律宾中立，撤退驻扎在菲律宾和中国的军队，并把阿拉斯加—瓦胡岛—巴拿马—线作为美国和平时期在太平洋的战略前线[24]。1934年3月，新上任的驻菲律宾部队司令官、陆军少将弗兰克·帕克和美国亚洲舰队司令F·B·厄帕姆同样发现，在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完成橙色计划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在给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联合信件中指出，近来战争技术的进步，以及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崛起”，加上空战和水面舰只的速度和力量的加倍增长，已经“使依靠可得到的兵力防御马尼拉湾和克雷吉多尔成为无效之事”。他们要求澄清国家对防御菲律宾的政策[25]。
3月24日关于菲律宾独立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被国会通过，以及同年12月29日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1922年和1930年签订的两项海军协定的行动，使菲律宾是否应当得到防御和是否能够得到防御的争论更为激烈。于是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于1935年1月要求重新调整“橙色”计划以适应新的形势。该计划再次得到修改。
但是这个新计划在陆军和驻菲卫戍部队的任务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它与20年代的计划的明显区别，在于把要求舰队立即或尽快运动到西太平洋的规定，改变为舰队不断通过日本托管岛屿的渐进行动。该计划要求，舰队在向西挺进的过程中应当依次夺取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在这条道路上挺进的舰队，应当靠确保一直穿过中太平洋并最终到达菲律宾的交通线的安全来获得支持[26]。
尽管该计划于5月9日获得了陆、海军部长的批准，但是由于制定了舰队的最初任务是占领托管岛屿中的重要阵地，这就必然延长舰队向西挺进的时间，也就必然增加菲律宾的卫戍部队控制马尼拉湾的时间长度，从而使新计划比以往的计划更不现实，因此分歧并未解决。与此同时，以1935年8月通过的《中立法》为标志的孤立主义情绪对军方的影响，以及10月意大利发动的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对和平的进一步破坏，加上希特勒日益加快的重整军备步伐，促使陆、海军部长于当年11月便要求联合委员会对美国的远东军事形势进行重新审查。于是1935年底到1936年初，在陆、海军的计划人员之间爆发了关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政策与目标的激烈争论。
陆军认为，美国在远东从未形成对日本极为强大的优势，而且自1920年以来美国的地位日渐削弱；因此美国应该从菲律宾和中国完全撤退。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仍然在于美国大陆，这个事实必须是形成我们的军事（包括海军）政策的基本前提”。因此，只有在太平洋沿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一线保持美国在和平时期的战略防线，“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才不会受到损害”。由此可见，陆军的看法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坚持了几十年的“橙色”计划的基础。
海军则坚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认为保持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介入从而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力量平衡，保持中国的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限制军备和保持美国的海上权利，仍然是美国的远东政策和目标；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在必要时应当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政策。他们强调指出，转向孤立主义将使英国单独面对日本，使中国处于危险之中，放弃我们的商业利益，鼓励日本扩大和增加对远东和世界市场的控制，并最终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在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影响，这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27]。在这里，海军注意到了与英国联合反对日本的问题。
由于陆、海军的分歧，计划人员们各自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只是反映了上述观点，而对“橙色”计划的进一步修改却难有进展。
四
1937年国际形势更加恶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对列强在华利益的直接损害，柏林—罗马轴心的进一步强化，以及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标志着法西斯国家已经初步联合起来，他们在扩大对亚洲侵略的同时，在欧洲的侵略也提到议事日程。面临着国家安全可能受到的威胁，“橙色”计划“完全不符合当前的形势”，迫切需要制订出新计划。但是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很难统一。当时陆军的战略是明确的防御战略。在他们于11月22日提交的备忘录中，陆军计划人员希望把自己严格限制在联合委员会明确规定的区域内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性质上是防御的，它将提供美国大陆和远到夏威夷的太平洋的安全。他们的理由是，战争计划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的因素，目前不可能决定美国是否会愿意进行一场与日本的无限战争，而政治考虑可能要求在太平洋的有限行动并仅仅是防御性的行动；况且目前可以获得的兵力在战争爆发时连确保防御西半球的重要地区都难以满足。他们宣称，不考虑这些形势而要求一场在太平洋的进攻，将的确是一种蛮干[28]。显然陆军考虑到了欧洲轴心国的形势，并考虑到一旦发生欧洲和远东的战争，谁是更主要的敌人的问题。
海军则反对把美国的战略仅限于一种准备上的防御态势。由于英国刚刚提出了进行英美海军参谋会谈的建议[29]，以及海军已被总统授权去研究扩大自己的造舰计划达到或超过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30]，使海军计划人员更加坚持太平洋的进攻战略。他们在11月底提交的海军计划中指出，美国的战略应当针对打败敌人，如果它不能做这件事，就不是对军事部门在战时的现实指导。他们认为，一旦战争开始，很快增加的生产能够同时提供确保美国大陆的安全，以及在太平洋上发动进攻行动的物资力量；当这些力量得以聚集之时，海军就准备进行越过夏威夷进入日本领土的进攻行动。他们设想，如果欧洲轴心国援助日本，美国自己的盟国将提供美国舰队所需要的援助以保持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并保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尽管“盟国援助的性质、数量和地点还不能被预测”[31]。
面对完全相反的战略，联合委员会在海军计划局长、海军上将李海的建议下发给计划委员会一个新的指示，旨在协调陆海军计划人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由于该指示对海军的意见给予了更多考虑[32]，所以也未能使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得到统一。12月27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的“联合陆海军战争计划——橙色计划”，仍然是一个分裂的报告。陆军考虑到欧洲可能出现的形势，希望保持战略防御东到180度子午线，即夏威夷链条的最远界限；对这条线以西的进攻行动，只有在形势允许并要求的情况下，而且只有在总统明确指示的时候才能进行。他们强调陆军的任务是保卫美国和它的领土，尽管它没有排除菲律宾，但由于它位于180度子午线以东，他们也不打算增援这个群岛。他们宣称，海军的单独军事行动并不能确保打败日本，而最终要求两个军种的最大限度的联合努力。海军却仍然热衷于远到太平洋的进攻行动，他们重复着历史悠久的公式，即胜利将依靠于最短的时间内在西太平洋确立美国海军对“橙色”海军的力量优势，以及靠在那个地区的进攻性军事行动而获得；陆海军的首要任务是摧毁“橙色”力量[33]。
1937年12月31日，在罗斯福的亲自指示下，美国海军作战部计划局长、海军上校罗亚尔·E·英格索尔到达伦敦，与英国海军战争计划局长、海军上校汤姆·菲利普斯举行了秘密参谋会谈。他们探寻了双方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协同战略的初步基础，达成了关于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两国海军采取联合行动的非正式协议[34]。通过这次会谈，美国军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明确了在太平洋上将由“蓝色加红色打败橙色”的战略思想[35]，从而导致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放弃了一直在修改的原有的“橙色”计划，而决定制定一个新的“橙色”战争计划。
1938年1月19日，联合委员会指示两位太平洋事务专家、陆军少将恩比克和海军少将理查森去研究并草拟一个新计划。2月18日新计划提交联合委员会，21日被该委员会批准，26日和28日分别为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所批准[36]。
新的“橙色”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了战争的方针和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即通过不断增强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压力打败日本，同时确保美国大陆、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的安全。第二，规定了陆海军执行任务的先后顺序：(1)在与日本的战争爆发时，陆海军将首先确保有准备的态势以对付可能发生的所有意外事件；(2)在战争初期，陆海军将把行动的优先次序定为保卫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瓦胡岛、巴拿马和阿拉斯加，并在需要时保卫美国大陆的其它地区；(3)如果没有任何情况发生，海军将在西太平洋上采取军事行动，根据战争方针，在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同时，尽可能迅速地不断向西扩大美国对太平洋的海上控制，并对橙色武装部队和其海上交通线发动军事行动，直到打败日本。第三，菲律宾卫戍部队的任务和兵力没有变化，他们的任务仍然是控制马尼拉湾的入口，阻止日本海军进入马尼拉湾。第四，该计划没有明确提到美国的盟国问题，但是指出，“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将足够允许美国舰队对瓦胡岛以西发动军事行动，而且由其它国家给以橙色或美国的任何援助都不会在实质上减少这种优势”[37]。
从上述计划可以看出，它保留了陆、海军各自的主要观点，即陆军坚持由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组成的战略三角对保卫美国具有第一重要性，而海军仍主张渐进穿过太平洋对日本发动进攻。但是同历次修改的“橙色”计划相比，新计划有着重要的不同之点：(1)它第一次把应付紧急事件，保卫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战略三角作为陆海军的首要任务，而把打败日本放在了第二位。(2)它没有说明对日本的战争是在西太平洋上的一场进攻性战争，没有指出海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入西太平洋，没有强调对菲律宾的防御。(3)它实际考虑了在西太平洋的战斗中盟国的援助问题[38]。
由此可见，在“橙色”计划的发展历史中，1938年的计划是一个转折点：它第一次考虑了美国全方位的防御政策；由于估计到可能来自大西洋彼岸轴心国的威胁限制了海军在远东的行动，于是它第一次把陆海军反对日本的战争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样它也就第一次偏离了支配美国战略几十年的太平洋方向，开始了向欧洲—大西洋方向的转移，尽管在此时后者还不是主要的战略方向。随着国际局势的继续恶化和英美军事合作的不断发展，“橙色”战争计划将走到它的尽头。
五
在1938年的多事之秋里，国际局势并未因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而有所缓和，希特勒于10月9日提出的新的军备计划，以及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使美国面临着来自欧、亚两方面的威胁。现在罗斯福和军方首脑都看到旧有的只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已不适用。于是，罗斯福批准军方在一个小范围内对战争计划进行重新考虑，研究德国在意大利（或许还有西班牙）支持下采取军事行动，以及日本同时采取行动时对美国的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39]。根据这一精神，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于11月12日向联合计划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该委员会“对一旦在(a)由一个或更多的法西斯国家侵犯门罗宣言的情况下，以及(b)同时日本打算扩大其在菲律宾的影响的情况下，对美国陆海军的不同的实际行动方针进行调查研究与评估”。该指示进一步说明：“这些研究与评估将基于下述设想：(a)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结成联盟；(b)这些法西斯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动都将获得其它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支持；(c)只要民主国家在西半球的领地不受干扰，他们就将保持中立。”[40]。
1939年1月25日，计划人员们提出了一份评估草案，其中心思想是：面对德、意、日结成同盟的现实可能性，现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不可能同时保卫两洋，而美国国家的更大利益在于保卫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尽管美国的传统考虑是强调对太平洋的防御，但失去关岛和菲律宾并不涉及目前美国的任何至关重要的利益[41]。
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不仅使美国感到震惊，也使计划者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在陆、海军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拥有的唯一海军军事力量是一洋海军，它不可能同时被分散到全世界并仍能有效地抵御所有敌人。基于这种认识，计划委员会于4月21日提出了一份题为“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调查研究”的长篇文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美国当前在制定战争计划方面的重要战略原则应当是大西洋的进攻和东太平洋的防御态势。指出一旦发生德意日联合进攻美洲的情况，毫无疑问美国的切身利益将要求在大西洋采取反对德意的进攻手段，以保卫至关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和马拿马运河的安全；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在东太平洋采取防御态势。第二，列举了法西斯国家可能在破坏门罗宣言方面的行动方式和时机，并断定，德意对西半球进攻的危险仅存在于下述两种情况：(1)德国确信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干预；(2)日本已经进攻菲律宾和关岛，或甚至只是在美国以一种进入西太平洋的反攻来回答日本进攻的情况下。第三，建议在战争计划中考虑由德意日的侵略所带来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克服在美国准备必须进行的军事行动方面的明显不足状态[42]。
联合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份文件，并要求计划者们继续分别制定在未来最可能由德国和日本的行动所引发的危机中，美国作为交战国应当采取的主要行动路线。经过近三个星期的努力，计划人员们终于制定出一组新的作战计划——“彩虹”计划，并于5月11日提交给联合委员会。这组计划不同于过去的针对单个敌人，在一个地区，而美国又没有盟友的情况下作战的单色彩计划，而是一组针对一个以上的敌人，在一个以上的地区，并考虑到获得其它民主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作战的多色彩计划。它由四个计划组成。彩虹1号：规定保卫西半球向南到巴西的突出部分，即南纬10度线。彩虹2号：把彩虹1号的行动范围扩大到西太平洋。彩虹3号：把彩虹1号的行动范围扩大到南美其它地区。彩虹4号：设想英国和法国处于与德国、意大利、或许还有日本的战争之中，并设想美国将作为重要的参加者介入战争[43]。
为了进一步弄清英国的态度，1939年6月12-14日，英国海军计划局官员、海军中校T·C·汉普顿在华盛顿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海进行了新一轮海军参谋会谈[44]。对美国来说，这次会谈的最大作用，在于促使军方最终完成了其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取向太平洋的只针对日本进攻的战略，转变为同时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针对德意日多个敌人进攻的联合战略。
汉普顿回国后，计划委员会于6月23日便向联合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对5月11日的“彩虹”计划的修改意见，6月30日得到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形成了一组新的“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彩虹计划”。它包括5个分体计划，设想了五种战争可能性。
彩虹1号：设想美国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美国武装部队的目标限于保卫南纬10度线以北的西半球。
彩虹2号：设想美、英、法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贯彻彩虹1号；同时美国不在欧洲大陆实行最大限度的介入，而主要承担保卫民主国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
彩虹3号：设想美国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贯彻彩虹1号，同时保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至关重要的利益。
彩虹4号：设想美国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美国武装部队的目标是保卫整个西半球。
彩虹5号：设想美、英、法处于反对德、意、日的战争之中，贯彻彩虹1号和4号，同时美国在欧洲大陆实行最大限度的介入，与盟国配合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在太平洋则最初保持战略防御态势[45]。显然，这个计划是“先欧后亚”战略的初步设想。
可以看出，彩虹2号和彩虹3号，更多地体现了“橙色”计划的特点，如果美国的战备沿着这两个计划发展，将成为“橙色”计划的再现。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随着战争的日益逼近，防御美国本土成为当务之急。7月27日计划委员会完成了彩虹1号的详细制定工作并将其提交给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于10月14日口头批准了该计划[46]。
鉴于1940年春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而带来的对西半球的威胁，计划委员会优先完成了防御整个西半球的彩虹4号的制定工作，该计划于8月14日被罗斯福批准[47]。
战局的发展不仅使美国越来越认清德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而且越来越明确英国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的战略思想，从而使罗斯福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措施去援助被围困的英帝国，也使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与大西洋的战争。与此同时，以太平洋为战略重点的“橙色”计划也最终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彩虹2号虽于1940年制定出来[48]，但它从未被联合委员会正式批准；而彩虹3号的工作则被停止进行，以至它从未发展成详细的计划。1941年8月6日联合委员会正式取消了这两个计划[49]。至此，“橙色”计划最终走完了它的全程。
在此期间，美国的战略家们不断发展彩虹5号体现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1940年11月12日，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斯塔克提交了一份被称为“猎犬计划”的重要备忘录[50]，探讨了一旦美国卷入战争的两洋作战问题。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争方针应当是旧有的“红一橙色”计划，即用“黑色”替换“红色”，并把打败德国放在第一位，对日本的最初回答应当是防御。12月联合委员会接受了“猎犬计划”的主要观点，并把它作为即将进行的英美参谋会谈时美国军方的基本战略立场。
1941年1-3月举行的英美参谋长级会谈，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建立军事同盟的重要一步，这次会谈达成的“ABC-1”协定，协调了两国的全球战略，正式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备方针。根据“ABC-1”协定，同年4月，英、美、荷驻远东的司令官们讨论了远东的防御战略[51]，8月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共同反对德国的“ABC-22”协定[52]。
根据“ABC-1”协定和“ABC-22”协定，计划委员会进一步制定并完善了彩虹5号计划，该计划于11月19日为联合委员会批准。它强调美国与英国的合作，准备进行两洋战争，把打败德国放在第一位；美国的主要军事努力将首先针对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如果日本进入战争，美国和同盟国在远东的战略将首先是防御[53]。
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战略家们终于为处理危险的国际形势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彩虹5号计划”，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成为指导美国进行战争的总战略。
注释：
[1] 史蒂文·T·罗斯主编《美国战争计划1919-1941》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第1卷，《和平时期的战争计划1919-1935》Peacetime War Plans,1919-1935,纽约1922年版，总序第7页。
[2][6]路易斯·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Louis Morton,War Plan ORANGE,Evolution of a Strategy,《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11卷第2期（1959年1月），第221-250页。
[3] 关于这次事件的始末，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页；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311页。
[4] E·B·波特主编《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5] 关于色彩与国家的对应关系，参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1卷，第19页。
[7] 新组成的计划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和战争计划局长，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助理和海军计划局长组成。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战争计划局的3名军官和海军战争计划局的3名军官组成。
[8]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之间的激烈海军竞赛，以及英日同盟的依然存在，使美国军方在研究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同时，考虑到与英国的战争和与英一日结成同盟的战争的可能性，是为“红色”计划和“红一橙色”计划。这两个计划在当时及以后都更为缺乏现实基础。但是作为一种参谋训练，前者考虑了在西半球和大西洋上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问题；而后者的真正价值则在于训练参谋人员去解决与全球战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红一橙色”计划提出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战略的基础，当时的计划人员把“黑色”（德国）替换了“红色”，并做出了有关美国武装力量分配的相似结论。
[9] 该文件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1卷，第15-18页。
[10] 参见多罗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的远东危机》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纽约1973年版，第235-236页。
[11] 该文件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反对英帝国和日本的战争计划，红色，橙色，和红—橙色计划，1923－1938》Plans for War Against the British Empire and Japan,The Red,Orange,and Red-Orange Plans,1923-1938,纽约1992年版，第3-4页。
[12] 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13] 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M.Matloff and E.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53年版（1970年再版），第2页注[1]。
[14] 该文件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26-32页。
[15] 根据罗斯的统计，到20年代中期，现役陆军包括13125名军官和124465名征募的士兵，共137690人。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1卷总序第9页。根据格林的统计，1924年征募军人为125000人，1924-1926年实际为118750人，1926年为109356人，1927年为110940人，1928年为118000人。见弗雷德·格林《美国国家政策的军事观点，1904-1940》Fred Greene,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1904-1940,《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6卷第2期（1961年1月），第354-377页。
[16][17] 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18] 联合委员会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传统的太平洋进攻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日内瓦海军会议之前，日本提出的把1922年关于基地的限制扩大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的建议。联合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要求在发展海军基地，保卫夏威夷群岛和巴拿马运河区等方面采取自由行动，因此日本的建议表明了“一种明显的敌对态度”，这促使联合委员会作出了制定进攻性计划的决定。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19] 该计划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36-56页；关于对克雷吉多尔的增援时间，是计划人员们附在该计划后面的“对形势的评估”中作出的，见第150页。
[20] 参见博格《美国与1933-1938的远东危机》，第236-237页，第605页注[8]；撒迪厄斯·V·图莱加《政治家与海军上将们，对远东海军政策的寻求》Thaddeus V.Tuleja,Statesmen and Admirals,Quest for A Far Eastern Naval Policy,纽约1963年版，第114页。
[21[22] M·S·沃森：《参谋长，战前计划与准备》Mark S. 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50年版（1974年再版），第23、26页。
[23] 参见斯蒂芬·罗斯基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政策》Stephen Roskill,Naval Policy Between the Wars,第2卷《勉强的重整军备时期，1930-1939》The period of Reluctant Rearmament,1930-1939,伦敦1976年版，第491页附录E。
[24] 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25] 图莱加：《政治家与海军上将们，对远东海军政策的寻求》，第99-100页。
[26] 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27] 格林：《美国国家政策的军事观点，1904-1940》。
[28] 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29] 布鲁塞尔会议之后，根据英国内阁会议的精神，11月27日英国正式向美国提出两国在远东进行“压倒一切的海军示威作为最后支持对日本抗议的手段”，并希望为此进行海军参谋会谈的建议。美国拒绝考虑前者，但同意考虑海军参谋会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简称DBFP，第2辑第21卷，伦敦1984年版，第543、545页。
[30] 参见普拉特《1938年1月关于远东的英美海军会谈》L.Pratt,The Anglo-American Naval Conversations on the Far East of January,1938.《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47卷第4期（1971年10月），第745-763页。
[31][33] 参见莫顿《“橙色”战争计划——一种战略的演进》。
[32]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158页。
[34] 关于会谈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评1938年初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5] 赫佐格：《关上打开的门，美—日外交谈判1936-1941》Janes H.Herzog,Closing the Open Door,American-Japenes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1936-1941,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安纳波利斯1973年版，第25页。蓝色代表美国的武装力量。
[36] 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3-4页注[4]。
[37]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2卷，第215-227页。
[38] 实际上，在新计划制定过程中，海军作战部长李海便写信给他的两支舰队（美国舰队和亚洲舰队）的指挥官们，要他们准备与英国的战略与战术合作，并准备与皇家海军交换联络人员。见勒茨《争夺霸权的谈判，1937-1941年的英美海军合作》J.R.Leutze,Bargaining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aration,1937-1941,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0、27页。
[39] 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5页。
[40] 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The Joint Board of the Army and Navy,简写为JB325,Ser634，缩微胶卷，藏于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莱克星顿，弗吉尼亚。
[41] 全文见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634,缩微胶卷。
[42] 全文见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634,缩微胶卷。
[43]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对付轴心国威胁的计划，1939-1940》Plans to Meet the Axis Threat,1939-1940,纽约1992年版，第69-72页。
[44] 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参见拙文《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45] 关于对该计划的修改意见和最简洁的叙述，参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73-76页；对该计划的具体说明，参见莫顿《太平洋的战争：战略与指挥》Louis B.Morton,The Warin Pacific:Strategy and Command,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62年版，第71-72页；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7-8页。
[46]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120页，该计划全文见第123-140页。
[47] 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82、187、214页，该计划全文见第190-213页。彩虹1号和彩虹4号于1942年5月4日被正式取消，但其中的许多设想，如取得英国的大西洋海军基地和大西洋的海上巡逻等，在珍珠港事件前便已实施。
[48] 该计划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143-183页。
[49] 沃森：《参谋长，战前计划与准备》，第104页。
[50]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3卷，第225-250页。
[51] 关于这次会谈，参见拙文《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52]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4卷《联合战争计划和半球防御计划，1940-1941》Coalition War Plans and Hemispheric Defence Plan,1940-1941,纽约1992年版，第152-165页。
[53] 全文见罗斯《美国战争计划》第5卷《全球战争计划——彩虹5号和胜利计划，1941》Plans for Global War Rainbow-5 and the Victory Program,1941,纽约1992年版，第98-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