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37—1945年苏联远东政策的演变
罗志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第102-107页
【作者简介】罗志刚，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2。
关键词 苏联 援华 对日缓和 远东出兵
提要 1937—1945年，苏联从避免两线作战，确保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推行远东政策。“七·七”事变后，它以援华制日为主，同时坚持对日展开缓和外交。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仍重视中国战场在牵制日本方面的巨大作用，但被迫减少并终止援华，由美国代替自己扮演援华抗战的主要角色。大战后期，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决定在远东从防御战略转入进攻战略，参加对日作战；二是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建立苏联的远东势力范围。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就已处在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威胁之下。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成为苏联事实上的敌人，日本仍是一个伺机北进的潜在对手，从而加剧了苏联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然而，苏联政府处变不惊，沉着应付，长期坚持奉行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战胜西面的主要敌人，为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必要的前提。1937—1945年苏联的远东外交政策，就是根据此基本战略方针制定和实施的。它涉及到广泛的国际关系，对大战的进程和战后世界面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1936—1937年，中苏两国经过认真谈判，走上了准备合作抗日的道路。“七·七”事变急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实际上也增大了侵略苏联的危险，因此也推动了中苏加快合作的步伐，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当时唯一的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地位的国际法文件的签署，表明苏联坚定了援助中国的决心，标志着苏联援华制日方针正式形成，同时表明中国抗战在苏联的远东政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牵制日本、保证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一个强大国际因素。
依苏联之见，最基本最恰当的援华方式莫过于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而这也是当时中国急需得到的一种外部援助。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武器和军事装备，日军在火器、飞机和坦克装备上，分别是中国的4—5倍、13倍和36倍[1]。很明显，苏联如果不在这方面大力帮助中国，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的目的。因此，苏联于1937年9月14日同中国达成了关于利用苏联贷款、具体提供军事技术、弹药和装备的协议。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生效的第一年里，中国从苏联获得的全部装备可用来装备20个师[2]。据统计，1937年10月至1941年，苏联共为中国提供飞机1235架、各类大炮16000门、汽车与坦克等车辆1850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与作战物资[3]。1938—1939年，中国从苏联共得到2.5亿美元的贷款。1939年6月16日，苏联还和中国签订了贸易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比较容易同苏联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有利于中国扩大购买军事物资。另外，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来帮助中国抗日。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于1937年抵华，到1939年2月，在华的军事专家已达3365人[4]。苏联志愿飞行员也来到中国，他们英勇地参加了中国领空的战斗，对日军造成很大损失。作为援华工作的补充，“七·七”事变后，苏联中断了和日本的贸易，禁止向其输出石油、煤、锰矿等各种军事战争物资[5]。
援华制日是苏联远东政策的主要方针，其成功取决于中国坚持抗战而不发生动摇。因此，苏联在援华过程中利用一切机会鼓励中国抗战到底。例如，1938年5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就远东形势会谈时，一面对中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表示祝贺，一面指出，中国当时正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重要的是它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向日本显露出丝毫求和的迹象[6]。
诚然，国民政府对苏联大力相助是很感激的，但并非完全满意，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一再拒绝它的要求，不肯对日出兵。其实，苏联积极援华却不愿越雷池一步，是不难理解的。在德日对苏联虎视眈眈的紧张状态下，苏联有理由担心，对日出兵会刺激德国趁机在西方动手，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那样一来，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方针将功亏一篑。因此，苏联领导人虽答应源源接济中国抗战，但坚持“以不妨碍苏联对东西两方作战之准备为限。”[7]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拒绝对日出后的立场则更易理解。此时，它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对付强大的对手德国，确保欧洲战略重点，更不可能在远东冒险对日出兵，陷自己于被动的东西作战的窘境。
国民政府更为失望的是，苏联为保证全力对德作战胜利，不仅拒绝参加对日作战，甚至在1941年底停止了对华物资援助。翌年3月，苏联又从中国撤回了军事顾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动并不意味着中国抗战在苏联的外交战略中失去了意义，苏联从此放弃了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的方针。很明显，此时尽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降低了日本北进的可能性，但日本北进的危险依然存在。所以，苏联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坚持抗战，“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保证自己始终能在一条战线上对德作战。
既必须继续依赖中国抗战在牵制日本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又要被迫停止援华，苏联如何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呢？美国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帮助苏联缓解了这个矛盾。1941年，由于日美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美国把中国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轨道，极欲通过援华抗战帮助实现其“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5月6日，它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鉴此，苏联在一遭到德国进攻后就极力推动美国援华，以便自己能卸下援华重担。7月底，莫洛托夫对来访的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表示，希望美国考虑到苏联被迫对德作战给援华造成的困难，给予中国一定的必要援助[8]。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迅速增强了对中国的援助，“到1941年底，维护和支持国民党就已经成为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了”[9]。这样，苏联在援华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很快便迎刃而解了。有了美国这一实力强大的国家来代替苏联扮演援华抗战的主要角色，苏联可以放心地停止对华军事援助而又能继续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北进。
长达4年多的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增强了中国的抗战信心与力量，对中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形势下坚持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大量兵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此，蒋介石曾于1938年5月5日致电苏联领导人深表谢意[10]。反过来说，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对牵制日本北进，保证苏联远东地区安全也起了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这在抗战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1938年，日本为进行汉口战役和广州战役而投入的兵力已达极限。在这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竟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根本无力遂其北进方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正确评道：“还有一些原因说明1939年是存在着日本利用武力反对苏俄的危险的一年……如果中国这个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从舞台上消失，日本就比前两年甚至前一年更有可能同俄国发生冲突。”[11]由此可见，苏联援华制日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失为一项正确的外交决策。
二
在远东方面，苏联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起就表现出不愿走片面外交道路，而力图通过不同方面的外交活动，促成本身对外战略目标之实现。“七·七”事变后，苏联由于认为援华抗战虽至关重要，但不足以完全保证本国远东地区的安全，决定继续调整日苏关系，对日推行缓和外交方针，进一步从正面来努力防止日苏战争。但是，日本侵苏意愿十分强烈，它蔑视苏联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张，频繁制造边界纠纷和冲突事件。只是在日军于1938年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诺门坎事件中遭到苏军的沉重打击后，日本政府才被迫表示愿与苏联改善关系，以掩盖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摆脱日本远东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这样，苏联终于有可能进入同日本协调关系的新阶段。1939年9月15日，苏日经过谈判，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蒙和日“满”军队之间的一切军事行动的协定。此外，双方还在组成一个由苏蒙和日本以及“满洲国”代表参加的混合委员会，来确定在蒙古与“满洲国”的边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15日协定的缔结，使苏联有可能同日本就两国贸易、日本购买中东铁路的付款和签订渔业协定等问题展开新的谈判。结果，1939年12月31日，双方签署了日本付款新协定，同时，还就渔业问题达成了协定，苏联同意将渔业协定延长至1940年。而且，双方商妥缔结一个较长期限的渔业协定[12]。
1940年春，日本在德军令人眼花缭乱的西线战争成就的刺激下，决定加快侵略步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确立了南进战略，为稳定北方，规定“谋求大幅度调整对苏外交”。于是，从7月起，日本开始向苏联建议缔结中立条约[13]。接着，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向苏联改而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时，苏联已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德苏关系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日苏关系通过谈判也已有起色，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说，“开始具有某些比较正常的性质”[14]。但苏联没有陶醉于这种成就。它面对法西斯联合侵略阵线业已建立，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一严峻现实，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改善日苏关系，把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苏日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这一条约的缔结是苏联对日缓和外交的一个最大收获。不管事后人们如何评论苏联的这一行动，也不论条约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不应否认的是，条约对苏联保卫其远东安全多少是有利的，而且加深了德日之间的矛盾，打击了积极准备攻苏的希特勒分子勾结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总之，条约严重削弱了三国同盟，对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显然有利。条约的缔结对苏联还具有经济价值。从此，苏联通过太平洋的道路得到了保障，它因欧洲作战区扩大及海上封锁所受的贸易损失，可从太平洋上得到部分补偿[15]。从实际情形看，条约的缔结也显然促进了日苏关系的改善。第一个具体的结果是，两国在当年6月又签署了贸易条约，规定交换6000万日元的货物，还首次规定了双方的税则和彼此之间的贸易程序[16]。
另一方面，中立条约的缔结使苏联变得对日本更加谨慎从事，唯恐刺激日本，招致它的进攻，使苏联难以全力对付德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曾通过驻日大使斯麦塔宁主动向日本政府保证，苏联信守中立条约，不会同第三国缔结任何反日协定[17]。1941年底，苏联决定加入即将正式成立的反法西斯联盟，但拒绝签署意味着要它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宣言最初文本。直到英美领导人修改了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免日本问题的条款后，苏联才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18]。苏联还拒绝出席1943年的开罗会议，认为苏联参加有中国代表出席的这次会议，一定会被日本认为苏联要参加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务。同时，斯大林还拒绝了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席德黑兰会议的想法，示意盟国代表到德黑兰去不应带着与日本正在交战的中国代表。他说：“不言而喻，在德黑兰应举行仅仅是三国政府首脑的会见，这是商定好了的。应绝对排除其他任何国家代表参加。”[19]诸如此类的做法都体现了苏联尽量不予日本以北进借口的苦心。
然而，还须看到，苏联善于权衡利害，不愿过份迁就日本。1941年8月，日本仗有《日苏中立条约》，向苏联公开表示了对其援华政策的不满，要求它放弃对中国政府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援助。苏联却通过大使向日本表示，拒绝讨论苏联援助蒋介石的问题，并指出《日苏中立条约》不涉及同第三国的关系，在这件事上，日本无权对苏联进行指责，就像苏联无权对日本处理同中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进行指责一样[20]。就在日本提出蛮横要求的当月，苏联向中国共运去了2000吨的各类军用物资[21]。由于抗德斗争急需盟国支持，苏联还坚持不让轴心国破坏美国援苏的企图得逞。德国政府曾请求日本设法阻止美国把援苏作战物资从美国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不久，日本便向苏强调，日本外交政策是以三国条约为基础的，美国日益增多的大量援苏物资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会使日本处于特别棘手的境地。苏联在1941年8月下旬严正回答日本，任何打断经由苏联远东港口进行的苏美正常贸易的意图都要被看作不友好的行动[22]。
苏联对日缓和方针，对防止日苏矛盾激化、稳定日苏关系起了明显的作用，是保证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没有发生日苏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苏联在远东采取的对日缓和与援华制日两大方针并行不悖，交互为用，都符合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利益。苏联能一直推行对日缓和方针并取得成效，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和对德军的沉重打击，迫使日本由准备北进转入“北守南攻”的方针，和苏联保持“中立”关系。其次，也是因为德日之间在战略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大战中，日本统治集团不大懂得日本的利益只能是法西斯同盟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日德意的侵略利益与命运是紧紧拴在一起的，它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战略。日本一心要实现本身的侵略计划，而对德国希望它在东面配合德军进攻苏联的建议长期采取拖延态度。日德之间的这种严重矛盾，正好被苏联巧妙地利用来调整日苏关系。结果，战时日苏关系尽管冷淡，并且不乏日本北进的危险迹象，但日苏之间毕竟没有发生战争。由此可见，日本缺乏长远战略眼光，拒绝采取与德国紧密配合的对苏政策，实为苏联成功推行对日缓和方针的一个根本条件。进而论之，这也是法西斯同盟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应该承认，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对苏联坚持对日缓和外交给予谅解也不无重要。美国参战后，也像中国一样地表示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还利用本国舆论对苏施加过一定的压力[23]。在苏联明确表示拒绝的态度后，美国因考虑到打败轴心集团和战后世界安排的需要，不愿失去苏联这一强大盟友，没有强迫苏联站在自己一边对日作战，以此作为苏联取得美国援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美国的做法具有战略眼光，使苏联不致落入在维持盟国关系和稳定日苏关系之间必须择一的两难境地，而有可能较顺利地对日推行缓和方针。日后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方针帮助苏联避免了日本的进攻，使苏联是以集中力量先击败德国。而对德作战的胜利，又使苏联终有可能对日宣战。所以，盟国实际上从容忍苏联对日缓和外交中收到了战略上的巨大好处。
三
苏联在对日推行缓和方针的过程中，从未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置身远东战争之外。“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一面向中国解释苏联目前不能出兵远东，一面日益明确示意，一旦时机成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1937年11月12日，他对中国谈判代表杨杰指出：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24]。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并需要苏联预先击退德国[25]。12月21日，斯大林又复电蒋介石，认为苏联目前不适于对日进攻，但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并且坚决明确地表示：“此进攻将必于有利时间进行”[26]。斯大林的所有这些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苏联领导人婉拒对日作战之辞，而正好反映出他们早就萌生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想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开始有了苏联迟早对日一战的决心。
促使苏联对日政策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的是大战局势的好转。到1943年下半年，苏联完成了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从德国手中夺回了战略主动权，而日本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几乎完全失去北进的可能。随着苏联两线作战危险的过去，苏联政府增强了对远东事务的关注，相应地着手修改其远东政策。
首先，苏联政府把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纳入了正式议事日程，并很快作出决策。1943年10月30日，斯大林正式明确告诉赫尔：“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27]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向美英首脑正式承诺，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联将和美英“联合起来打击日本”[28]。1944年9月，斯大林又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关于尽快制定苏美英军队在远东战争中进行合作的计划[29]。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进而确定了欧洲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方针。至此，苏联最终确立了准备在远东从防御态势转入进攻态势，参加对日作战的决策。这标志着其远东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毫无疑义，苏联对远东政策作出如此重大调整，主要是为了履行盟国义务，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帮助亚洲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含有其他某些考虑和目的。苏联希望以自己答应对日出兵的实际行动，推动西方盟国向苏联表现出同样的紧密合作精神，不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外，斯大林也希望通过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偿夙愿，为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洗污雪耻[30]。可以肯定，争取确立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为在战后解决远东问题上获得更大发言权和更多利益创造条件，是一个促使苏联对远东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的重要考虑。
在此时远东外交中，苏联考虑得较多的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问题，而且，它把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上。这种表现，除了要归因于沙俄扩张主义历史传统的顽固影响之外，还与苏联不情愿看到的一个事实有直接关系。这就是：美国利用战时为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机会，竭力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而蒋介石政府也表现得日益依赖美国。这一事实预兆战后美国将在中国取得主要支配地位，不能不引起苏联的不安。为本国安全和经济政治利益计，苏联急欲谋求在中国的特权，以削弱美国在那里的影响。这种愿望导致苏联更倾向于对日出兵，视此举为自己同美国争夺远东的一个最合适的手段。
与此同时，苏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日作战来达到目的的，因为那样做肯定会使苏联和盟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而苏联却是希望战后能继续维持同美英的合作关系的。所以，苏联决定以参加对日作战为筹码，在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一事上，事先取得盟国的承诺。由于认为美国是关键所在，中英最终都会听从美国的安排，苏联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和美国方面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在远东得到什么报酬的问题。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会谈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参战的政治条件，即想得到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得到旅顺和大连港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租借权；还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31]。1945年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会谈时，关心的也是在莫斯科与哈里曼会谈时提到的苏联参战的那些政治条件。据会谈备忘录载：“斯大林说，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了，苏联人民就会懂得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32]美国领导人尽管对苏联的参战条件感到不快，但还是接受了。为了促成苏联出兵远东，减少美军本身对日作战的损失，为了在战后世界舞台上能继续同苏联维持合作关系，并阻止苏联支持中共推翻亲美的蒋介石政权[33]，保存一支能帮助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力量[34]，美国愿意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来达成一个美英苏互相承认的远东势力范围的平衡计划。这样，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开始了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交易谈判。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为苏联同意对日作战的代价，罗斯福与丘吉尔不仅正式同意将西伯利亚沿海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南部在战后交给苏联，还背着中国，以书面形式同意苏联在外蒙古、中国东北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控制这些地区的交通和港口设施[35]。对于美英领导人来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重要价值还在于：规定了苏联在远东获利的最高限度，能制止苏联单独参加对日作战和尽可能占领一切领土的企图[36]。
美国如此慷慨地将中国东北一些地区“让与”苏联，促使苏联在1945年6月30日—8月14日的中苏缔约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逼迫蒋介石政府满足其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要求。蒋介石政府因急于获得苏联只支持自己而不支持中共的正式保证，又眼看美国无意推翻雅尔塔密约[37]，最后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有关协议内容都写进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几个照会与协定中[38]。蒋介石服下这帖苦药所得到的回报是，苏联正式保证只支持国民党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反映出它不相信中共力量，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成功，也反映出苏联担心支持中共会招致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干涉，从而使苏联可能陷入同美国的公开对抗。显然，苏联在中苏谈判中之所以能够达到自己预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对它多有所求的美国的支持，同时利用了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政治矛盾。
由上述可知，大战爆发前夕和大战中，苏联从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出发，灵活交替地运用各种策略，在远东积极展开外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苏联较顺利地实行了远东政策，达到了既定的基本目标，取得了比“七·七”事变前一时期大得多的成就。对苏联而言，远东政策的重大成功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保证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能够全力以赴地击败德国，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赢得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宝贵时间，从而有可能在胜利结束对德战争后，主动出兵远东，帮助解放亚洲被占领国家和人民，加速大战的彻底胜利，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新的巨大贡献。第三，从中国得到一系列权益，确立了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进而奠定了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
注释：
[1]鲍罗金：《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莫斯科1965年版，第146页。
[2][苏]《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74页。
[3]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1937—1945年）》，莫斯科1980年版，第85页。
[4]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19页。
[5] 苏联科学院：《中国现代史（1928—1949年）》，莫斯科1984年版，第165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0页。
[7][2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战时外交》（二），台湾1981年版，第337、335页。
[8] 苏联外交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86—87页。
[9]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纽约1979年版，第63页。
[10] 《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11] 《美国对外关系（1939年）》第3卷，华盛顿1955年版，第1—2页。
[12] 戈利德贝尔格：《日本对外政策（1939年9月—1941年12月）》，莫斯科1959年版，第24页。
[13] 伊斯拉埃梁、库达科夫：《侵略者外交——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兴衰史》，莫斯科1967年版，第145页。
[14] 简·德格拉斯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3卷，伦敦—纽约—多伦多1953年版，第467页。
[15] 《东方杂志》第38卷第13号，第40页。
[16] 吴蔼宸（音）：《中国和苏联》，纽约1950年版，第278页。
[17][20][22] 乔治·亚历山大·伦森：《奇怪的中立》，塔拉哈西1972年版，第35、31—32、33—34页。
[18]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7—98页。
[19]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211页。
[21]A·W·杨格：《中国和外援(1937—1945)》，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7页。
[23]参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第21页。
[2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战时外交》（三），台湾1981年版，第57页。
[26] 《斯大林复蒋电要旨，1941年12月21日》。转引自石磊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79页。
[27] 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28][35]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239—241页。
[29] 苏联外交部：《1941—18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2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210—211页。
[30] 参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8—439页。
[31] 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4页。
[32]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国际会议上的苏联》第4卷，莫斯科1978年版，第140—141页。
[33] 参见萨姆纳·韦尔斯：《形成历史进程的七个决定》，纽约1950年版，第152页。
[34] 参见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页。
[36] 参见T·E·瓦德奈伊：《1945年以来的世界》，纽约1987年版，第38页。
[37] 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9页。
[38] 详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1—27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第102-107页
【作者简介】罗志刚，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2。
提要 1937—1945年，苏联从避免两线作战，确保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推行远东政策。“七·七”事变后，它以援华制日为主，同时坚持对日展开缓和外交。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仍重视中国战场在牵制日本方面的巨大作用，但被迫减少并终止援华，由美国代替自己扮演援华抗战的主要角色。大战后期，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决定在远东从防御战略转入进攻战略，参加对日作战；二是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建立苏联的远东势力范围。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就已处在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威胁之下。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成为苏联事实上的敌人，日本仍是一个伺机北进的潜在对手，从而加剧了苏联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然而，苏联政府处变不惊，沉着应付，长期坚持奉行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战胜西面的主要敌人，为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必要的前提。1937—1945年苏联的远东外交政策，就是根据此基本战略方针制定和实施的。它涉及到广泛的国际关系，对大战的进程和战后世界面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1936—1937年，中苏两国经过认真谈判，走上了准备合作抗日的道路。“七·七”事变急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实际上也增大了侵略苏联的危险，因此也推动了中苏加快合作的步伐，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当时唯一的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地位的国际法文件的签署，表明苏联坚定了援助中国的决心，标志着苏联援华制日方针正式形成，同时表明中国抗战在苏联的远东政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牵制日本、保证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一个强大国际因素。
依苏联之见，最基本最恰当的援华方式莫过于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而这也是当时中国急需得到的一种外部援助。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武器和军事装备，日军在火器、飞机和坦克装备上，分别是中国的4—5倍、13倍和36倍[1]。很明显，苏联如果不在这方面大力帮助中国，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的目的。因此，苏联于1937年9月14日同中国达成了关于利用苏联贷款、具体提供军事技术、弹药和装备的协议。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生效的第一年里，中国从苏联获得的全部装备可用来装备20个师[2]。据统计，1937年10月至1941年，苏联共为中国提供飞机1235架、各类大炮16000门、汽车与坦克等车辆1850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与作战物资[3]。1938—1939年，中国从苏联共得到2.5亿美元的贷款。1939年6月16日，苏联还和中国签订了贸易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比较容易同苏联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有利于中国扩大购买军事物资。另外，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来帮助中国抗日。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于1937年抵华，到1939年2月，在华的军事专家已达3365人[4]。苏联志愿飞行员也来到中国，他们英勇地参加了中国领空的战斗，对日军造成很大损失。作为援华工作的补充，“七·七”事变后，苏联中断了和日本的贸易，禁止向其输出石油、煤、锰矿等各种军事战争物资[5]。
援华制日是苏联远东政策的主要方针，其成功取决于中国坚持抗战而不发生动摇。因此，苏联在援华过程中利用一切机会鼓励中国抗战到底。例如，1938年5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就远东形势会谈时，一面对中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表示祝贺，一面指出，中国当时正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重要的是它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向日本显露出丝毫求和的迹象[6]。
诚然，国民政府对苏联大力相助是很感激的，但并非完全满意，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一再拒绝它的要求，不肯对日出兵。其实，苏联积极援华却不愿越雷池一步，是不难理解的。在德日对苏联虎视眈眈的紧张状态下，苏联有理由担心，对日出兵会刺激德国趁机在西方动手，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那样一来，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方针将功亏一篑。因此，苏联领导人虽答应源源接济中国抗战，但坚持“以不妨碍苏联对东西两方作战之准备为限。”[7]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拒绝对日出后的立场则更易理解。此时，它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对付强大的对手德国，确保欧洲战略重点，更不可能在远东冒险对日出兵，陷自己于被动的东西作战的窘境。
国民政府更为失望的是，苏联为保证全力对德作战胜利，不仅拒绝参加对日作战，甚至在1941年底停止了对华物资援助。翌年3月，苏联又从中国撤回了军事顾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动并不意味着中国抗战在苏联的外交战略中失去了意义，苏联从此放弃了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的方针。很明显，此时尽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降低了日本北进的可能性，但日本北进的危险依然存在。所以，苏联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坚持抗战，“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保证自己始终能在一条战线上对德作战。
既必须继续依赖中国抗战在牵制日本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又要被迫停止援华，苏联如何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呢？美国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帮助苏联缓解了这个矛盾。1941年，由于日美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美国把中国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轨道，极欲通过援华抗战帮助实现其“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5月6日，它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鉴此，苏联在一遭到德国进攻后就极力推动美国援华，以便自己能卸下援华重担。7月底，莫洛托夫对来访的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表示，希望美国考虑到苏联被迫对德作战给援华造成的困难，给予中国一定的必要援助[8]。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迅速增强了对中国的援助，“到1941年底，维护和支持国民党就已经成为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了”[9]。这样，苏联在援华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很快便迎刃而解了。有了美国这一实力强大的国家来代替苏联扮演援华抗战的主要角色，苏联可以放心地停止对华军事援助而又能继续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北进。
长达4年多的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增强了中国的抗战信心与力量，对中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形势下坚持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大量兵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此，蒋介石曾于1938年5月5日致电苏联领导人深表谢意[10]。反过来说，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对牵制日本北进，保证苏联远东地区安全也起了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这在抗战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1938年，日本为进行汉口战役和广州战役而投入的兵力已达极限。在这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竟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根本无力遂其北进方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正确评道：“还有一些原因说明1939年是存在着日本利用武力反对苏俄的危险的一年……如果中国这个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从舞台上消失，日本就比前两年甚至前一年更有可能同俄国发生冲突。”[11]由此可见，苏联援华制日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失为一项正确的外交决策。
二
在远东方面，苏联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起就表现出不愿走片面外交道路，而力图通过不同方面的外交活动，促成本身对外战略目标之实现。“七·七”事变后，苏联由于认为援华抗战虽至关重要，但不足以完全保证本国远东地区的安全，决定继续调整日苏关系，对日推行缓和外交方针，进一步从正面来努力防止日苏战争。但是，日本侵苏意愿十分强烈，它蔑视苏联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张，频繁制造边界纠纷和冲突事件。只是在日军于1938年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诺门坎事件中遭到苏军的沉重打击后，日本政府才被迫表示愿与苏联改善关系，以掩盖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摆脱日本远东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这样，苏联终于有可能进入同日本协调关系的新阶段。1939年9月15日，苏日经过谈判，签署了关于停止苏蒙和日“满”军队之间的一切军事行动的协定。此外，双方还在组成一个由苏蒙和日本以及“满洲国”代表参加的混合委员会，来确定在蒙古与“满洲国”的边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15日协定的缔结，使苏联有可能同日本就两国贸易、日本购买中东铁路的付款和签订渔业协定等问题展开新的谈判。结果，1939年12月31日，双方签署了日本付款新协定，同时，还就渔业问题达成了协定，苏联同意将渔业协定延长至1940年。而且，双方商妥缔结一个较长期限的渔业协定[12]。
1940年春，日本在德军令人眼花缭乱的西线战争成就的刺激下，决定加快侵略步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确立了南进战略，为稳定北方，规定“谋求大幅度调整对苏外交”。于是，从7月起，日本开始向苏联建议缔结中立条约[13]。接着，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向苏联改而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时，苏联已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德苏关系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日苏关系通过谈判也已有起色，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说，“开始具有某些比较正常的性质”[14]。但苏联没有陶醉于这种成就。它面对法西斯联合侵略阵线业已建立，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一严峻现实，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改善日苏关系，把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苏日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这一条约的缔结是苏联对日缓和外交的一个最大收获。不管事后人们如何评论苏联的这一行动，也不论条约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不应否认的是，条约对苏联保卫其远东安全多少是有利的，而且加深了德日之间的矛盾，打击了积极准备攻苏的希特勒分子勾结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总之，条约严重削弱了三国同盟，对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显然有利。条约的缔结对苏联还具有经济价值。从此，苏联通过太平洋的道路得到了保障，它因欧洲作战区扩大及海上封锁所受的贸易损失，可从太平洋上得到部分补偿[15]。从实际情形看，条约的缔结也显然促进了日苏关系的改善。第一个具体的结果是，两国在当年6月又签署了贸易条约，规定交换6000万日元的货物，还首次规定了双方的税则和彼此之间的贸易程序[16]。
另一方面，中立条约的缔结使苏联变得对日本更加谨慎从事，唯恐刺激日本，招致它的进攻，使苏联难以全力对付德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曾通过驻日大使斯麦塔宁主动向日本政府保证，苏联信守中立条约，不会同第三国缔结任何反日协定[17]。1941年底，苏联决定加入即将正式成立的反法西斯联盟，但拒绝签署意味着要它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宣言最初文本。直到英美领导人修改了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免日本问题的条款后，苏联才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18]。苏联还拒绝出席1943年的开罗会议，认为苏联参加有中国代表出席的这次会议，一定会被日本认为苏联要参加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务。同时，斯大林还拒绝了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席德黑兰会议的想法，示意盟国代表到德黑兰去不应带着与日本正在交战的中国代表。他说：“不言而喻，在德黑兰应举行仅仅是三国政府首脑的会见，这是商定好了的。应绝对排除其他任何国家代表参加。”[19]诸如此类的做法都体现了苏联尽量不予日本以北进借口的苦心。
然而，还须看到，苏联善于权衡利害，不愿过份迁就日本。1941年8月，日本仗有《日苏中立条约》，向苏联公开表示了对其援华政策的不满，要求它放弃对中国政府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援助。苏联却通过大使向日本表示，拒绝讨论苏联援助蒋介石的问题，并指出《日苏中立条约》不涉及同第三国的关系，在这件事上，日本无权对苏联进行指责，就像苏联无权对日本处理同中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进行指责一样[20]。就在日本提出蛮横要求的当月，苏联向中国共运去了2000吨的各类军用物资[21]。由于抗德斗争急需盟国支持，苏联还坚持不让轴心国破坏美国援苏的企图得逞。德国政府曾请求日本设法阻止美国把援苏作战物资从美国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不久，日本便向苏强调，日本外交政策是以三国条约为基础的，美国日益增多的大量援苏物资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会使日本处于特别棘手的境地。苏联在1941年8月下旬严正回答日本，任何打断经由苏联远东港口进行的苏美正常贸易的意图都要被看作不友好的行动[22]。
苏联对日缓和方针，对防止日苏矛盾激化、稳定日苏关系起了明显的作用，是保证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没有发生日苏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苏联在远东采取的对日缓和与援华制日两大方针并行不悖，交互为用，都符合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利益。苏联能一直推行对日缓和方针并取得成效，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和对德军的沉重打击，迫使日本由准备北进转入“北守南攻”的方针，和苏联保持“中立”关系。其次，也是因为德日之间在战略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大战中，日本统治集团不大懂得日本的利益只能是法西斯同盟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日德意的侵略利益与命运是紧紧拴在一起的，它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战略。日本一心要实现本身的侵略计划，而对德国希望它在东面配合德军进攻苏联的建议长期采取拖延态度。日德之间的这种严重矛盾，正好被苏联巧妙地利用来调整日苏关系。结果，战时日苏关系尽管冷淡，并且不乏日本北进的危险迹象，但日苏之间毕竟没有发生战争。由此可见，日本缺乏长远战略眼光，拒绝采取与德国紧密配合的对苏政策，实为苏联成功推行对日缓和方针的一个根本条件。进而论之，这也是法西斯同盟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应该承认，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对苏联坚持对日缓和外交给予谅解也不无重要。美国参战后，也像中国一样地表示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还利用本国舆论对苏施加过一定的压力[23]。在苏联明确表示拒绝的态度后，美国因考虑到打败轴心集团和战后世界安排的需要，不愿失去苏联这一强大盟友，没有强迫苏联站在自己一边对日作战，以此作为苏联取得美国援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美国的做法具有战略眼光，使苏联不致落入在维持盟国关系和稳定日苏关系之间必须择一的两难境地，而有可能较顺利地对日推行缓和方针。日后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方针帮助苏联避免了日本的进攻，使苏联是以集中力量先击败德国。而对德作战的胜利，又使苏联终有可能对日宣战。所以，盟国实际上从容忍苏联对日缓和外交中收到了战略上的巨大好处。
三
苏联在对日推行缓和方针的过程中，从未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置身远东战争之外。“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一面向中国解释苏联目前不能出兵远东，一面日益明确示意，一旦时机成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1937年11月12日，他对中国谈判代表杨杰指出：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24]。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并需要苏联预先击退德国[25]。12月21日，斯大林又复电蒋介石，认为苏联目前不适于对日进攻，但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并且坚决明确地表示：“此进攻将必于有利时间进行”[26]。斯大林的所有这些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苏联领导人婉拒对日作战之辞，而正好反映出他们早就萌生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想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开始有了苏联迟早对日一战的决心。
促使苏联对日政策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的是大战局势的好转。到1943年下半年，苏联完成了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从德国手中夺回了战略主动权，而日本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几乎完全失去北进的可能。随着苏联两线作战危险的过去，苏联政府增强了对远东事务的关注，相应地着手修改其远东政策。
首先，苏联政府把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纳入了正式议事日程，并很快作出决策。1943年10月30日，斯大林正式明确告诉赫尔：“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27]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向美英首脑正式承诺，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联将和美英“联合起来打击日本”[28]。1944年9月，斯大林又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关于尽快制定苏美英军队在远东战争中进行合作的计划[29]。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进而确定了欧洲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方针。至此，苏联最终确立了准备在远东从防御态势转入进攻态势，参加对日作战的决策。这标志着其远东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毫无疑义，苏联对远东政策作出如此重大调整，主要是为了履行盟国义务，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帮助亚洲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含有其他某些考虑和目的。苏联希望以自己答应对日出兵的实际行动，推动西方盟国向苏联表现出同样的紧密合作精神，不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外，斯大林也希望通过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偿夙愿，为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洗污雪耻[30]。可以肯定，争取确立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为在战后解决远东问题上获得更大发言权和更多利益创造条件，是一个促使苏联对远东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的重要考虑。
在此时远东外交中，苏联考虑得较多的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问题，而且，它把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上。这种表现，除了要归因于沙俄扩张主义历史传统的顽固影响之外，还与苏联不情愿看到的一个事实有直接关系。这就是：美国利用战时为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机会，竭力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而蒋介石政府也表现得日益依赖美国。这一事实预兆战后美国将在中国取得主要支配地位，不能不引起苏联的不安。为本国安全和经济政治利益计，苏联急欲谋求在中国的特权，以削弱美国在那里的影响。这种愿望导致苏联更倾向于对日出兵，视此举为自己同美国争夺远东的一个最合适的手段。
与此同时，苏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日作战来达到目的的，因为那样做肯定会使苏联和盟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而苏联却是希望战后能继续维持同美英的合作关系的。所以，苏联决定以参加对日作战为筹码，在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一事上，事先取得盟国的承诺。由于认为美国是关键所在，中英最终都会听从美国的安排，苏联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和美国方面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在远东得到什么报酬的问题。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会谈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参战的政治条件，即想得到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得到旅顺和大连港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租借权；还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31]。1945年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会谈时，关心的也是在莫斯科与哈里曼会谈时提到的苏联参战的那些政治条件。据会谈备忘录载：“斯大林说，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了，苏联人民就会懂得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32]美国领导人尽管对苏联的参战条件感到不快，但还是接受了。为了促成苏联出兵远东，减少美军本身对日作战的损失，为了在战后世界舞台上能继续同苏联维持合作关系，并阻止苏联支持中共推翻亲美的蒋介石政权[33]，保存一支能帮助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力量[34]，美国愿意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来达成一个美英苏互相承认的远东势力范围的平衡计划。这样，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开始了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交易谈判。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为苏联同意对日作战的代价，罗斯福与丘吉尔不仅正式同意将西伯利亚沿海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与萨哈林岛南部在战后交给苏联，还背着中国，以书面形式同意苏联在外蒙古、中国东北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控制这些地区的交通和港口设施[35]。对于美英领导人来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重要价值还在于：规定了苏联在远东获利的最高限度，能制止苏联单独参加对日作战和尽可能占领一切领土的企图[36]。
美国如此慷慨地将中国东北一些地区“让与”苏联，促使苏联在1945年6月30日—8月14日的中苏缔约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逼迫蒋介石政府满足其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要求。蒋介石政府因急于获得苏联只支持自己而不支持中共的正式保证，又眼看美国无意推翻雅尔塔密约[37]，最后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有关协议内容都写进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几个照会与协定中[38]。蒋介石服下这帖苦药所得到的回报是，苏联正式保证只支持国民党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反映出它不相信中共力量，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成功，也反映出苏联担心支持中共会招致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干涉，从而使苏联可能陷入同美国的公开对抗。显然，苏联在中苏谈判中之所以能够达到自己预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对它多有所求的美国的支持，同时利用了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政治矛盾。
由上述可知，大战爆发前夕和大战中，苏联从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出发，灵活交替地运用各种策略，在远东积极展开外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苏联较顺利地实行了远东政策，达到了既定的基本目标，取得了比“七·七”事变前一时期大得多的成就。对苏联而言，远东政策的重大成功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保证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能够全力以赴地击败德国，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赢得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宝贵时间，从而有可能在胜利结束对德战争后，主动出兵远东，帮助解放亚洲被占领国家和人民，加速大战的彻底胜利，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新的巨大贡献。第三，从中国得到一系列权益，确立了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进而奠定了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
注释：
[1]鲍罗金：《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莫斯科1965年版，第146页。
[2][苏]《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74页。
[3]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1937—1945年）》，莫斯科1980年版，第85页。
[4]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19页。
[5] 苏联科学院：《中国现代史（1928—1949年）》，莫斯科1984年版，第165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0页。
[7][2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战时外交》（二），台湾1981年版，第337、335页。
[8] 苏联外交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86—87页。
[9]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纽约1979年版，第63页。
[10] 《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11] 《美国对外关系（1939年）》第3卷，华盛顿1955年版，第1—2页。
[12] 戈利德贝尔格：《日本对外政策（1939年9月—1941年12月）》，莫斯科1959年版，第24页。
[13] 伊斯拉埃梁、库达科夫：《侵略者外交——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兴衰史》，莫斯科1967年版，第145页。
[14] 简·德格拉斯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3卷，伦敦—纽约—多伦多1953年版，第467页。
[15] 《东方杂志》第38卷第13号，第40页。
[16] 吴蔼宸（音）：《中国和苏联》，纽约1950年版，第278页。
[17][20][22] 乔治·亚历山大·伦森：《奇怪的中立》，塔拉哈西1972年版，第35、31—32、33—34页。
[18]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7—98页。
[19]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211页。
[21]A·W·杨格：《中国和外援(1937—1945)》，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7页。
[23]参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第21页。
[2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战时外交》（三），台湾1981年版，第57页。
[26] 《斯大林复蒋电要旨，1941年12月21日》。转引自石磊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79页。
[27] 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28][35]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239—241页。
[29] 苏联外交部：《1941—18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2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210—211页。
[30] 参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8—439页。
[31] 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4页。
[32]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国际会议上的苏联》第4卷，莫斯科1978年版，第140—141页。
[33] 参见萨姆纳·韦尔斯：《形成历史进程的七个决定》，纽约1950年版，第152页。
[34] 参见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页。
[36] 参见T·E·瓦德奈伊：《1945年以来的世界》，纽约1987年版，第38页。
[37] 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9页。
[38] 详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1—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