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方思想对近代埃及社会的影响
曲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1996年06期第43-48页
【作者简介】曲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
18世纪末和19世纪，埃及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沉重的压迫和奴役，认识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必要性，因而在接受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新观念、新潮流影响的同时，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作者对此作了初步研究后认为，正是这些改革的成果，不仅使埃及国家走上了文明的近现代，而且也提高了它在当今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埃及是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1798年至1918年的历史构成了埃及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埃及近代史。在此历史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用炮舰打开了埃及的大门，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随之传入埃及，又对其社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促使埃及社会在19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意识复苏、民族主义兴起与发展、世俗性学校建立、伊斯兰教改革及政治思想演变等。
19世纪西方思想传入埃及的途径主要有：其一拿破仑入侵，打开思想传播的大门；其二翻译运动兴起，大量西方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使埃及人进一步接触西方思想；其三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欧洲的技术，汲取西方的思想；其四邮电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印刷厂、图书馆的设立加快了思想传播的速度。当然接纳欧藉侨民及开办银行、创建公司等也可认为是传播途径。西方思想之传入把许多埃及人前所未闻的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世俗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带入埃及社会，于是埃及人的眼界开阔了，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影响在教育、宗教改革和政治思想发展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一、教育
18世纪的埃及教育十分落后，高等院校只教授伊斯兰教神学和法学，初等教育就是背诵《古兰经》。图书稀少，文盲成群，只有少数宗教学者可以读书或书写自己姓名以外的字。当时最著名的高等宗教学府是艾资哈尔大学，它曾是东方文学、伊斯兰教法学和神学的荟萃之地，在学术上起过良好的作用，但经历土耳其人几百年的黑暗统治，教学方法愈来愈僵化教条，教学内容枯燥贫乏。那时遍及上、下埃及的伊斯兰小学多达几千所，学生们对读书写字不很认真，每天只读《古兰经》，反复背诵、反复记忆。这是因为各校的教师大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艾资哈尔大学所造就，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无不受其因循守旧的影响。对此，米尔纳写道：这种教育不是以开发学生智力、扩充学生知识为主，而是以充塞学生记忆为主。此种读书方法是东方各国的通病，而不为埃及所独有，只是埃及表现得特别严重罢了。因此，18世纪的埃及教育“实已臻其极顶，而无以复加矣”，[①a]既谈不上人才之培养，更无学术文化之可言。
西方教育方式传入埃及后，促进了其教育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打破了埃及在治学上只求记忆，不求理解的弊端，要求学而思之，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第二，扩充教学内容，增设数学、物理、医学、化学、文学、工程技术、音乐、美术等各个科目，打破了以前只教授神学和教法学的常规，开阔了知识面。第三，设立体育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品行修养教育的辅助课目，培养学生刻苦锻炼、吃苦耐劳的毅力和精神，改变埃及学生懒惰放纵，不注重身体锻炼以及由此引起的精力不足的现象，并且专设体育师范班，为埃及培养体育师资。
西方人在埃及大肆兴办教育，创办许多学校，开设各类学科，接收埃及学生，完全以西方的教育方式进行培养。但是，由于欧洲人所办学校都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有些学校实质上就是为了传道而开办的。所以到西式学校求学的人多为埃及基督教子弟，而穆斯林则因谨守伊斯兰教，对异教抱有强烈抵触心理，很少有人遣送自己的子弟入西式学校学习。第一批教会学校建于赛义德时代。赛义德自幼受德国教师培养，后留学法国，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具有自由民主思想，从而形成他亲西方、特别是亲法国的政治倾向。他执政后对西方人在埃及开办的学校非常关心，甚至在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也尽力赞助。于是法、美、意等国的教会团体争先恐后地在开罗和亚力山大开设第一批教会学校。法国文化在埃及一直比较占优势，故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学校最兴盛。美国自1870年起在埃及广泛推行“美国化”教育。1871年在开罗设立一所女子学院。“联合长老会”在阿西尤特创办第一所美国大学，专收贵族巨富子弟，该校毕业生不少成为官场和商场中的重要分子。并且美国人还沿尼罗河流域设立不少与教会有关的学校。英国人占领埃及后，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大力进行文化渗透，它不仅办学，而且广泛吸收埃及占上层人物的子弟留学英国，以便回来后能为其效劳。从1883年至1919年，埃及留欧学生共289人，其中留英者231人，留法者51人，留学其它国家的仅1人。[②a]欧式学校在埃及开办数十年，充分显示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伊斯兰教徒与西方人在相处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基督教的抵触之心也有所减弱，不少家庭将自己的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学习。1875年欧式学校中学生共8961人，其中埃及人约有2000名。至1887年学生总数增至22769人，其中埃及人增加到15132人。据记载，1888年前后，初小和中学中有英国教师15名、法国教师24名，埃及英文教师34名，埃及法文教师56名。到1892年，埃及境内共有外国学校42所，分为三个等级。依次为初等启蒙学校6所、初等学校34所和中等学校2所。这两所中学都设在开罗。[③a]
19世纪西方教育在埃及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还使一代埃及人的教育思想得到很大提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们具有自己的性格、风度和气质，而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本身。应该反复灌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友谊的重要性以及对祖国的爱——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切都会引导人们去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④a]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19世纪埃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兴办大批世俗学校，学习各门科学文化知识，为智力觉醒、社会进步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
埃及的统治者对埃及教育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尤其是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斯梅尔最为突出。这是近代埃及教育发展的又一大原因。
被称为现代埃及之父的阿里虽无明确而系统的教育思想，但他从拿破仑入侵事件中看到了东西方在力量上强烈的比差，深感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大办教育。当时办学目的只是为军事服务，但这一目的使他这个47岁的文盲“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教育，几乎近似对待偶像”。[①b]他一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懂得技术的军官、技师来领导政府、指挥军队和和建设工厂。因此他决心按欧洲方式建立一套新的完整的世俗教育制度，设立一系列专科学校，如工程、炮兵、步兵、兽医、农业等学校。1836年时共设立23所这样的专科学校。[②b]同时为向这类学校输送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学生，他还创办了世俗小学和中学。到1836年这类小学达50所，有学生5500人；中学两所，有学生2000人。[③b]随着军事教育事业的扩大，学校分类分科越来越细，所以埃及政府即另立教育部以管理学校教育事务。[④b]为尽快培养出一批人才，阿里一面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和帮助管理学校，另一方面选派有才能者出国留学。从1813年至1847年，共派出319人，分9批到意、法、英等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些人回国后在政府部门和军队各级中担任要职，渐渐取代了外国人的地位。在阿里时代埃及造就出第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和熏陶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典型代表是里法阿·塔哈塔维。这批人才对埃及的改革维新具有重大作用。
伊斯梅尔是近代埃及另一位极其重视教育的统治者。他自幼留学法国，崇拜西方，醉心欧化。他在位期间于1866年开办第一所世俗法律高校，1891年培养出第一批埃及法官和司法工作者。同时创办女子学校，由其第三妻哈奴姆主持，这是个破天荒的伟大创举，对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妇女解放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斯梅尔还鼓励民间机构、个人、外国宗教团体参与办学，兴建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和阿拉伯历史博物馆。他在位的时代，埃及在某些方面才真正打上了欧洲文明的烙印：教育不再仅为军事服务，而是为了教育和培养人才。学校数目大增，由1862年的185所增加到1879年的4817所，共增加4632所。其中有两所女校。1873年共有学生89893人。这些学校大部分实行免费教育，国家承担的经费由每年6000镑增加到75000镑。[⑤b]
伊斯梅尔支持教育、发展教育使埃及在学习欧洲文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范蒂奥蒂斯说：“穆罕默德·阿里创立了一个现代埃及国家，开创了社会复兴；伊斯梅尔则加速了它的兴起，勾画出它的未来发展。”[⑥b]也许这一评论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伊斯梅尔在埃及推广西式文明，兴办新式教育上确有很大贡献。
数十年来埃及在教育上破除陈规，学习西方，不仅使其拥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着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和西方文明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而且为19世纪埃及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的各种政治思潮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思想对埃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埃及存在着两股政治思潮，并行着两种政治思想。它们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前者从后者获得精神武器，以之作为观察民族命运的工具。这两股思潮中，一是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为领袖的泛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二是以塔哈塔维为先驱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双方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斗争中有过密切合作。
西方思想文化在埃及之传播，教育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建立，把许多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带入埃及社会，它与统治埃及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传统大有背离之处，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伊斯兰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它主要是在宗教上对伊斯兰教进行革新，使之成为与现代世界相调和的宗教意识形态，阿富汗尼是改革该教的首倡者。1871年他应邀来埃及讲学，一反艾资哈尔那套陈腐教规，采用独创的新方式来讲授哲学、法学和文学，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求他们用富有哲理的头脑来进行文学创作和撰写政论性文章。其教学方法虽遭艾资哈尔长老们的嫉恨，但却受到阿卜杜、扎格卢勒、奥拉比等人的热烈拥护。阿富汗尼受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影响颇深，看到当时伊斯兰教与埃及社会现实的矛盾，他主张革新该教，抛弃它鄙视科学的陈腐观念。因此，以他为中心在艾资哈尔大学树起了一个主张“自由”的伊斯兰教新学派。阿富汗尼宣称：“宗教不应违背科学事实，如果违背了，应重新作出解释。”[①c]他的大弟子阿卜杜发展了他的思想。
阿卜杜（1849—1905）素有改革宗教的志向，他认为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被装在壳子里，受到异端的毒害。他曾想追随伊本·泰米叶用复古主义解救伊斯兰教，当“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物质价值，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背道而驰，还有宗教上普遍性的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与西方意识形态格格不久”[②c]的时候，他为自己规定了两大任务：“1.重申伊斯兰教是什么？2.它对现代社会之含义的审议”，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什么对他的生活目的是最重要的。”[③c]他任埃及大穆夫蒂期间，对伊斯兰教的部分教义作了新的解释。例如，伊斯兰教法典禁止利息，而他却引经据典地把资本主义的银行利息解释为“合法的”，还以同样方法对穆斯林是否可以戴西式礼帽和食用由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宰杀的牛羊肉，人物肖像画能否为教法所允许以及一夫一妻制是好还是坏等敏感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④c]改革后的伊斯兰教准许人们获取利润，承认西方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支持西方文明特有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伊斯兰国家的传播，并认为原始伊斯兰教与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他还在艾资哈尔大学进行了改革，使其走上维新的道路。他把现代科学列入教学内容中，开设数学、物理、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使该大学焕发了朝气。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大学即成为阿拉伯“文艺复兴”的中心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堡垒。近百年来埃及著名的学者、诗人、文豪和革命家大都是出身于艾资哈尔大学的。譬如塔哈·侯赛因、曼苏尔·法赫米等，这些人从艾资哈尔毕业后又大多去了西方，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对埃及学术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⑤c]
阿卜杜之改革是西方思想文化对埃及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缩短了埃及穆斯林社会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上，承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权利与自由，使伊斯教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民主的宗教。埃德蒙写道：“对伊斯兰教做出贡献是贯穿他一生的活动。的确，他深信只有通过对伊教整个体系的改革，才是新的伊斯兰教的进化和发展。虽然他曾想使伊斯兰教回复到原始形式，但该教证明了它对现代环境固有的适应性”。[①d]总之，阿卜杜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是后人所不及的，该教跳出传统桎梏，走向进步乃是由他而始的。他和阿富汗尼为在未来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对阿拉伯社会进行改造和对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进行调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思想的影响，还使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复苏。19世纪70年代以后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是以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思想为指导的。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思想在政治上提倡恢复伊斯兰初期的“舒拉制”，即“协商制”，拥戴开明的哈里发，消除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压迫，恢复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文化上提倡“科学救国”，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敢于侵略穆斯林国家是因为工艺发达，“倘若土耳其人在文化上能超越西方，并用科学力量来对付西方入侵，东方问题也就不复存在”。[②d]他与阿卜杜创办《团结报》，不仅传达埃及抗英呼声，而且反映东方各民族的要求，宣称“民族的光荣不在于领土大和人口多，更不在于武力强大，而在于人民发愤图强。”[③d]号召广大东方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因此，它被英法查封。
尽管泛伊斯兰思想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并未触及到伊斯兰国家的腐朽统治基础——封建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及及西亚地区广大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强烈愿望，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民革命斗争，反对英国统治的作用。
近代埃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以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里法阿·塔哈塔维（1801—1873）为代表。他有两本代表作：《巴黎游记》记述他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观感和印象，论述各民族应享有的权利，阐明立法机构应监督执行机构等立宪原则；《实质问题》说明埃及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本质，书中强调重温埃及古代史和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教育的必要性。因为“正是埃及，而不是其它王国，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它可追溯到4300年以前”，因此他认为“用现代文明来恢复古代光荣已成为他本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奋斗目标”。[④d]他首先赋于“watan”以“祖国”的含义，被誉为阿拉伯的第一个爱国思想家[⑤d]。塔哈塔维深受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影响，崇尚共和制，相信“政权本来是属于百姓，而不是属于国王的，但是当百姓还不宜行使统治权时，应委托由他们选出来的人（指议员）来执政。”他主张保护国家资源，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对农民和工人的残酷剥削。他还主张妇女解放，认为决定妇女贞洁的不是面纱而是教育。
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通过他和他的著作传入埃及后，“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代议制政体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思想遂不断深入到穆斯林的头脑中，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团结的目标。”[⑥d]并对传统的伊斯兰教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埃及人认识到“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都应履行自己的义务，良好的社会应具有法制和正义。”[⑦d]埃及资产阶级力图在埃及实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希望得到参政机会。伊斯梅尔后埃及政治制度发生较大变化，在行政和立法上采取了同法国相类似的议会和立法制度。伊斯梅尔成立了对总督行使权力有一定影响的协商议会。[①e]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大为削弱，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发展。这一结果为在本世纪20年代初埃及建立君主立宪制准备了基础，1922年5月埃及宣布独立，1923年颁布宪法，按照“主权在民”、“法治”、“分权”和“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等原则建立了政治制度。至1952年7月以纳赛尔等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埃及的传播冲击了其意识形态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为后来埃及发展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主义思想是同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结合而发展的。在泛伊斯兰思想削弱后，民族主义思想方兴未艾。从奥拉比革命到穆斯塔德法·卡米尔领导的埃及近代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纲领，组织严密且影响较大的现代政党——新祖国党成立，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该党认识到“独立只能从这个国家自己的堡垒内部取得”[②e]，把争取民族独立作为重要目标，并提出建立欧洲式代议制政府，普及教育，发展农、工、商等10条纲领，获得民众广泛支持与拥护。1919年扎格卢勒领导埃及民族革命则是卡米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再发展。
民族主义思想是在世纪之交时最终成为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导思想，但它却是从19世纪初就开始萌发的。“具体而言，是从拿破仑侵略的时期就发轫了的。”[③e]19世纪下半叶由于民族运动日益高涨激昂，加上伊斯兰教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承认，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解释使埃及人思想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求“安拉保佑”，而是要“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过去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他们使用的是一面13世纪反对十字军入侵时的“圣旗”，高呼的口号是“保卫伊斯兰”、“保卫伊斯兰教的埃及”；反对土耳其人时，使用的是“主啊，显赫的主啊！灭绝土耳其人吧！”而在19世纪下半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时，埃及人明确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口号，它不仅表现了埃及人突破“伊斯兰教的埃及”这一狭隘的封建意识形态，而且充分反映了他们从“安拉保佑”到自强自立的思想转变。这是19世纪西方思想传播、民族运动兴起及宗教改革以来埃及人民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例证之一。这种变化反过来鼓舞和推动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发展和完善。
总之，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对埃及社会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政治制度上实行共和制，由总统和议会领导，采用“主权在民”、“分权与制衡”等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在文化生活上，埃及人穿西装革履，逛酒吧舞厅，享受看电影、听歌剧等其它精神文明。毫无疑问，埃及先于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接受西方思想与先进科技，迈入文明的近现代，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当今穆斯林世界教育最发达，政治制度最西化，世俗化最浓厚的国家，在中东及阿拉伯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a②a③a 参见米尔纳著《埃及变政史略》（中译本），第20、15、135、17—23页。
④a 阿尔伯特·胡拉尼：《1798—1939：自由时代的阿拉伯的思想》，伦敦1983年版，第78页。
①b 赛义德·M·A·路特菲：《现代埃及简史》，伦敦1985年版第57页。
②b John Richmond：《Egypt 1798-1952: 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64.New York 1977.
③b 穆罕默德·福阿德·舒凯里莱：《穆罕默德·阿里国家的建立》第97—98页。
④b 艾哈迈德·亚历山大：《阿拉伯文学史》第2卷，开罗1934年版，第294页。
⑤b 杨灏成：《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43页。
⑥b 范蒂奥蒂斯：《埃及史》，伦敦1980年版，第89页。
①c 伯德威：《埃及的改革》，伦敦1978年版，第32页。
②c 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140页。
③c 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00页。
④c Hamid Enayat:《Modern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1982,P78.
⑤c Charles Adams:《Islam and Madernism in Egypt》, London 1933,P249-250.
①d 同前引Charles Adams书，第96页。
②d 前引伯德威书，第21页。
③d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8页。
④d 路易斯·伊沃德：《埃及近代思想史——从法国入侵到伊斯梅尔时代》下册，第150—151、154、129、150—151、154、129、129、180页。
⑤d 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8—79页。
⑥d 前引Hanid Enayat书，第125页。
⑦d 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0页；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0页。
①e 《1805—1971年埃及宪法》，金字塔制作影印公司开罗中心1977年版，第75页。
②e 埃及教育部文化局主编：《埃及简史》，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22页。
③e 前引纳忠书，第56页。WW李尚英^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1996年06期第43-48页
【作者简介】曲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
埃及是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1798年至1918年的历史构成了埃及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埃及近代史。在此历史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用炮舰打开了埃及的大门，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随之传入埃及，又对其社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促使埃及社会在19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意识复苏、民族主义兴起与发展、世俗性学校建立、伊斯兰教改革及政治思想演变等。
19世纪西方思想传入埃及的途径主要有：其一拿破仑入侵，打开思想传播的大门；其二翻译运动兴起，大量西方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使埃及人进一步接触西方思想；其三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欧洲的技术，汲取西方的思想；其四邮电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印刷厂、图书馆的设立加快了思想传播的速度。当然接纳欧藉侨民及开办银行、创建公司等也可认为是传播途径。西方思想之传入把许多埃及人前所未闻的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世俗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带入埃及社会，于是埃及人的眼界开阔了，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影响在教育、宗教改革和政治思想发展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一、教育
18世纪的埃及教育十分落后，高等院校只教授伊斯兰教神学和法学，初等教育就是背诵《古兰经》。图书稀少，文盲成群，只有少数宗教学者可以读书或书写自己姓名以外的字。当时最著名的高等宗教学府是艾资哈尔大学，它曾是东方文学、伊斯兰教法学和神学的荟萃之地，在学术上起过良好的作用，但经历土耳其人几百年的黑暗统治，教学方法愈来愈僵化教条，教学内容枯燥贫乏。那时遍及上、下埃及的伊斯兰小学多达几千所，学生们对读书写字不很认真，每天只读《古兰经》，反复背诵、反复记忆。这是因为各校的教师大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艾资哈尔大学所造就，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无不受其因循守旧的影响。对此，米尔纳写道：这种教育不是以开发学生智力、扩充学生知识为主，而是以充塞学生记忆为主。此种读书方法是东方各国的通病，而不为埃及所独有，只是埃及表现得特别严重罢了。因此，18世纪的埃及教育“实已臻其极顶，而无以复加矣”，[①a]既谈不上人才之培养，更无学术文化之可言。
西方教育方式传入埃及后，促进了其教育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打破了埃及在治学上只求记忆，不求理解的弊端，要求学而思之，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第二，扩充教学内容，增设数学、物理、医学、化学、文学、工程技术、音乐、美术等各个科目，打破了以前只教授神学和教法学的常规，开阔了知识面。第三，设立体育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品行修养教育的辅助课目，培养学生刻苦锻炼、吃苦耐劳的毅力和精神，改变埃及学生懒惰放纵，不注重身体锻炼以及由此引起的精力不足的现象，并且专设体育师范班，为埃及培养体育师资。
西方人在埃及大肆兴办教育，创办许多学校，开设各类学科，接收埃及学生，完全以西方的教育方式进行培养。但是，由于欧洲人所办学校都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有些学校实质上就是为了传道而开办的。所以到西式学校求学的人多为埃及基督教子弟，而穆斯林则因谨守伊斯兰教，对异教抱有强烈抵触心理，很少有人遣送自己的子弟入西式学校学习。第一批教会学校建于赛义德时代。赛义德自幼受德国教师培养，后留学法国，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具有自由民主思想，从而形成他亲西方、特别是亲法国的政治倾向。他执政后对西方人在埃及开办的学校非常关心，甚至在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也尽力赞助。于是法、美、意等国的教会团体争先恐后地在开罗和亚力山大开设第一批教会学校。法国文化在埃及一直比较占优势，故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学校最兴盛。美国自1870年起在埃及广泛推行“美国化”教育。1871年在开罗设立一所女子学院。“联合长老会”在阿西尤特创办第一所美国大学，专收贵族巨富子弟，该校毕业生不少成为官场和商场中的重要分子。并且美国人还沿尼罗河流域设立不少与教会有关的学校。英国人占领埃及后，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大力进行文化渗透，它不仅办学，而且广泛吸收埃及占上层人物的子弟留学英国，以便回来后能为其效劳。从1883年至1919年，埃及留欧学生共289人，其中留英者231人，留法者51人，留学其它国家的仅1人。[②a]欧式学校在埃及开办数十年，充分显示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伊斯兰教徒与西方人在相处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基督教的抵触之心也有所减弱，不少家庭将自己的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学习。1875年欧式学校中学生共8961人，其中埃及人约有2000名。至1887年学生总数增至22769人，其中埃及人增加到15132人。据记载，1888年前后，初小和中学中有英国教师15名、法国教师24名，埃及英文教师34名，埃及法文教师56名。到1892年，埃及境内共有外国学校42所，分为三个等级。依次为初等启蒙学校6所、初等学校34所和中等学校2所。这两所中学都设在开罗。[③a]
19世纪西方教育在埃及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还使一代埃及人的教育思想得到很大提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们具有自己的性格、风度和气质，而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本身。应该反复灌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友谊的重要性以及对祖国的爱——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切都会引导人们去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④a]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19世纪埃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兴办大批世俗学校，学习各门科学文化知识，为智力觉醒、社会进步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
埃及的统治者对埃及教育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尤其是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斯梅尔最为突出。这是近代埃及教育发展的又一大原因。
被称为现代埃及之父的阿里虽无明确而系统的教育思想，但他从拿破仑入侵事件中看到了东西方在力量上强烈的比差，深感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大办教育。当时办学目的只是为军事服务，但这一目的使他这个47岁的文盲“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教育，几乎近似对待偶像”。[①b]他一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懂得技术的军官、技师来领导政府、指挥军队和和建设工厂。因此他决心按欧洲方式建立一套新的完整的世俗教育制度，设立一系列专科学校，如工程、炮兵、步兵、兽医、农业等学校。1836年时共设立23所这样的专科学校。[②b]同时为向这类学校输送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学生，他还创办了世俗小学和中学。到1836年这类小学达50所，有学生5500人；中学两所，有学生2000人。[③b]随着军事教育事业的扩大，学校分类分科越来越细，所以埃及政府即另立教育部以管理学校教育事务。[④b]为尽快培养出一批人才，阿里一面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和帮助管理学校，另一方面选派有才能者出国留学。从1813年至1847年，共派出319人，分9批到意、法、英等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些人回国后在政府部门和军队各级中担任要职，渐渐取代了外国人的地位。在阿里时代埃及造就出第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和熏陶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典型代表是里法阿·塔哈塔维。这批人才对埃及的改革维新具有重大作用。
伊斯梅尔是近代埃及另一位极其重视教育的统治者。他自幼留学法国，崇拜西方，醉心欧化。他在位期间于1866年开办第一所世俗法律高校，1891年培养出第一批埃及法官和司法工作者。同时创办女子学校，由其第三妻哈奴姆主持，这是个破天荒的伟大创举，对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妇女解放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斯梅尔还鼓励民间机构、个人、外国宗教团体参与办学，兴建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和阿拉伯历史博物馆。他在位的时代，埃及在某些方面才真正打上了欧洲文明的烙印：教育不再仅为军事服务，而是为了教育和培养人才。学校数目大增，由1862年的185所增加到1879年的4817所，共增加4632所。其中有两所女校。1873年共有学生89893人。这些学校大部分实行免费教育，国家承担的经费由每年6000镑增加到75000镑。[⑤b]
伊斯梅尔支持教育、发展教育使埃及在学习欧洲文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范蒂奥蒂斯说：“穆罕默德·阿里创立了一个现代埃及国家，开创了社会复兴；伊斯梅尔则加速了它的兴起，勾画出它的未来发展。”[⑥b]也许这一评论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伊斯梅尔在埃及推广西式文明，兴办新式教育上确有很大贡献。
数十年来埃及在教育上破除陈规，学习西方，不仅使其拥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着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和西方文明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而且为19世纪埃及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的各种政治思潮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思想对埃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埃及存在着两股政治思潮，并行着两种政治思想。它们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前者从后者获得精神武器，以之作为观察民族命运的工具。这两股思潮中，一是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为领袖的泛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二是以塔哈塔维为先驱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双方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斗争中有过密切合作。
西方思想文化在埃及之传播，教育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建立，把许多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带入埃及社会，它与统治埃及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传统大有背离之处，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伊斯兰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它主要是在宗教上对伊斯兰教进行革新，使之成为与现代世界相调和的宗教意识形态，阿富汗尼是改革该教的首倡者。1871年他应邀来埃及讲学，一反艾资哈尔那套陈腐教规，采用独创的新方式来讲授哲学、法学和文学，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求他们用富有哲理的头脑来进行文学创作和撰写政论性文章。其教学方法虽遭艾资哈尔长老们的嫉恨，但却受到阿卜杜、扎格卢勒、奥拉比等人的热烈拥护。阿富汗尼受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影响颇深，看到当时伊斯兰教与埃及社会现实的矛盾，他主张革新该教，抛弃它鄙视科学的陈腐观念。因此，以他为中心在艾资哈尔大学树起了一个主张“自由”的伊斯兰教新学派。阿富汗尼宣称：“宗教不应违背科学事实，如果违背了，应重新作出解释。”[①c]他的大弟子阿卜杜发展了他的思想。
阿卜杜（1849—1905）素有改革宗教的志向，他认为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被装在壳子里，受到异端的毒害。他曾想追随伊本·泰米叶用复古主义解救伊斯兰教，当“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物质价值，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背道而驰，还有宗教上普遍性的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与西方意识形态格格不久”[②c]的时候，他为自己规定了两大任务：“1.重申伊斯兰教是什么？2.它对现代社会之含义的审议”，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什么对他的生活目的是最重要的。”[③c]他任埃及大穆夫蒂期间，对伊斯兰教的部分教义作了新的解释。例如，伊斯兰教法典禁止利息，而他却引经据典地把资本主义的银行利息解释为“合法的”，还以同样方法对穆斯林是否可以戴西式礼帽和食用由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宰杀的牛羊肉，人物肖像画能否为教法所允许以及一夫一妻制是好还是坏等敏感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④c]改革后的伊斯兰教准许人们获取利润，承认西方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支持西方文明特有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伊斯兰国家的传播，并认为原始伊斯兰教与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他还在艾资哈尔大学进行了改革，使其走上维新的道路。他把现代科学列入教学内容中，开设数学、物理、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使该大学焕发了朝气。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大学即成为阿拉伯“文艺复兴”的中心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堡垒。近百年来埃及著名的学者、诗人、文豪和革命家大都是出身于艾资哈尔大学的。譬如塔哈·侯赛因、曼苏尔·法赫米等，这些人从艾资哈尔毕业后又大多去了西方，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对埃及学术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⑤c]
阿卜杜之改革是西方思想文化对埃及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缩短了埃及穆斯林社会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上，承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权利与自由，使伊斯教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民主的宗教。埃德蒙写道：“对伊斯兰教做出贡献是贯穿他一生的活动。的确，他深信只有通过对伊教整个体系的改革，才是新的伊斯兰教的进化和发展。虽然他曾想使伊斯兰教回复到原始形式，但该教证明了它对现代环境固有的适应性”。[①d]总之，阿卜杜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是后人所不及的，该教跳出传统桎梏，走向进步乃是由他而始的。他和阿富汗尼为在未来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对阿拉伯社会进行改造和对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进行调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思想的影响，还使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复苏。19世纪70年代以后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是以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思想为指导的。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思想在政治上提倡恢复伊斯兰初期的“舒拉制”，即“协商制”，拥戴开明的哈里发，消除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压迫，恢复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文化上提倡“科学救国”，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敢于侵略穆斯林国家是因为工艺发达，“倘若土耳其人在文化上能超越西方，并用科学力量来对付西方入侵，东方问题也就不复存在”。[②d]他与阿卜杜创办《团结报》，不仅传达埃及抗英呼声，而且反映东方各民族的要求，宣称“民族的光荣不在于领土大和人口多，更不在于武力强大，而在于人民发愤图强。”[③d]号召广大东方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因此，它被英法查封。
尽管泛伊斯兰思想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并未触及到伊斯兰国家的腐朽统治基础——封建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及及西亚地区广大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强烈愿望，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民革命斗争，反对英国统治的作用。
近代埃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以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里法阿·塔哈塔维（1801—1873）为代表。他有两本代表作：《巴黎游记》记述他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观感和印象，论述各民族应享有的权利，阐明立法机构应监督执行机构等立宪原则；《实质问题》说明埃及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本质，书中强调重温埃及古代史和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教育的必要性。因为“正是埃及，而不是其它王国，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它可追溯到4300年以前”，因此他认为“用现代文明来恢复古代光荣已成为他本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奋斗目标”。[④d]他首先赋于“watan”以“祖国”的含义，被誉为阿拉伯的第一个爱国思想家[⑤d]。塔哈塔维深受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影响，崇尚共和制，相信“政权本来是属于百姓，而不是属于国王的，但是当百姓还不宜行使统治权时，应委托由他们选出来的人（指议员）来执政。”他主张保护国家资源，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对农民和工人的残酷剥削。他还主张妇女解放，认为决定妇女贞洁的不是面纱而是教育。
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通过他和他的著作传入埃及后，“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代议制政体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思想遂不断深入到穆斯林的头脑中，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团结的目标。”[⑥d]并对传统的伊斯兰教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埃及人认识到“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都应履行自己的义务，良好的社会应具有法制和正义。”[⑦d]埃及资产阶级力图在埃及实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希望得到参政机会。伊斯梅尔后埃及政治制度发生较大变化，在行政和立法上采取了同法国相类似的议会和立法制度。伊斯梅尔成立了对总督行使权力有一定影响的协商议会。[①e]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大为削弱，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发展。这一结果为在本世纪20年代初埃及建立君主立宪制准备了基础，1922年5月埃及宣布独立，1923年颁布宪法，按照“主权在民”、“法治”、“分权”和“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等原则建立了政治制度。至1952年7月以纳赛尔等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埃及的传播冲击了其意识形态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为后来埃及发展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主义思想是同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结合而发展的。在泛伊斯兰思想削弱后，民族主义思想方兴未艾。从奥拉比革命到穆斯塔德法·卡米尔领导的埃及近代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纲领，组织严密且影响较大的现代政党——新祖国党成立，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该党认识到“独立只能从这个国家自己的堡垒内部取得”[②e]，把争取民族独立作为重要目标，并提出建立欧洲式代议制政府，普及教育，发展农、工、商等10条纲领，获得民众广泛支持与拥护。1919年扎格卢勒领导埃及民族革命则是卡米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再发展。
民族主义思想是在世纪之交时最终成为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导思想，但它却是从19世纪初就开始萌发的。“具体而言，是从拿破仑侵略的时期就发轫了的。”[③e]19世纪下半叶由于民族运动日益高涨激昂，加上伊斯兰教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承认，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解释使埃及人思想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求“安拉保佑”，而是要“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过去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他们使用的是一面13世纪反对十字军入侵时的“圣旗”，高呼的口号是“保卫伊斯兰”、“保卫伊斯兰教的埃及”；反对土耳其人时，使用的是“主啊，显赫的主啊！灭绝土耳其人吧！”而在19世纪下半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时，埃及人明确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口号，它不仅表现了埃及人突破“伊斯兰教的埃及”这一狭隘的封建意识形态，而且充分反映了他们从“安拉保佑”到自强自立的思想转变。这是19世纪西方思想传播、民族运动兴起及宗教改革以来埃及人民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例证之一。这种变化反过来鼓舞和推动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发展和完善。
总之，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对埃及社会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政治制度上实行共和制，由总统和议会领导，采用“主权在民”、“分权与制衡”等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在文化生活上，埃及人穿西装革履，逛酒吧舞厅，享受看电影、听歌剧等其它精神文明。毫无疑问，埃及先于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接受西方思想与先进科技，迈入文明的近现代，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当今穆斯林世界教育最发达，政治制度最西化，世俗化最浓厚的国家，在中东及阿拉伯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a②a③a 参见米尔纳著《埃及变政史略》（中译本），第20、15、135、17—23页。
④a 阿尔伯特·胡拉尼：《1798—1939：自由时代的阿拉伯的思想》，伦敦1983年版，第78页。
①b 赛义德·M·A·路特菲：《现代埃及简史》，伦敦1985年版第57页。
②b John Richmond：《Egypt 1798-1952: 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64.New York 1977.
③b 穆罕默德·福阿德·舒凯里莱：《穆罕默德·阿里国家的建立》第97—98页。
④b 艾哈迈德·亚历山大：《阿拉伯文学史》第2卷，开罗1934年版，第294页。
⑤b 杨灏成：《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43页。
⑥b 范蒂奥蒂斯：《埃及史》，伦敦1980年版，第89页。
①c 伯德威：《埃及的改革》，伦敦1978年版，第32页。
②c 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140页。
③c 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00页。
④c Hamid Enayat:《Modern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1982,P78.
⑤c Charles Adams:《Islam and Madernism in Egypt》, London 1933,P249-250.
①d 同前引Charles Adams书，第96页。
②d 前引伯德威书，第21页。
③d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8页。
④d 路易斯·伊沃德：《埃及近代思想史——从法国入侵到伊斯梅尔时代》下册，第150—151、154、129、150—151、154、129、129、180页。
⑤d 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8—79页。
⑥d 前引Hanid Enayat书，第125页。
⑦d 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0页；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0页。
①e 《1805—1971年埃及宪法》，金字塔制作影印公司开罗中心1977年版，第75页。
②e 埃及教育部文化局主编：《埃及简史》，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22页。
③e 前引纳忠书，第56页。WW李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