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十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优势析要
阎照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6年06期第84-90页
【作者简介】阎照祥，1949年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我国，人们品评英国政党制度时，常说它比较稳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平分秋色。此说虽有道理，但不准确。一则，本世纪英国并非像美国那样，始终由两大政党交替掌权，而是三党竞逐，对抗合作，所谓两大政党平分秋色的时间并不长久。二则，在以往一个世纪里，保守党作用突出，优势明显，其实力非任何对手可比。
20世纪即将过去，是时回顾百年来英国各大党实力演变，重点分析保守党长期占据国家政权的原因，不无意义。
一 突出的政治优势
最能说明保守党政治优势的，是它的累积执政时间。1900年以来，保守党单独执政6次，共47年；工党执政5次，共20年；自由党仅执政1次，9年。可见，保守党单独执政时间超出其他两大政党掌权时间的总和。
保守党不仅执政时间最久，长任期还最多。本世纪保守党的首次任期可溯至1895年。1951年它重返政府后，又一气掌权13载。目前它已连续执政17年，创下了自1830年以来一党连续执政最久的记录。任期长短并非简单的算术问题。在西方议会制国家，通常只有较长的任期，才会使某党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前政府政策，全面实施自己的政纲。反之，某党任期过短，快上快下，如掠空流星，过眼烟云，如何能有大的建树？
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英国，一党的任期是由议会中的投票能力作保障的。换言之，能否在下院拥有足够多数是决定各党在朝在野的关键条件。保守党多次具备这一要素。本世纪内，它先后12次赢得大选胜利，平均每次占有下院59.3%的议席，最高时达77%。其主要对手上台时常常元气不足。本世纪历次大选中，工党共取胜8次，平均每次占有下院49.7%的席位，最高占有率也只有61%。工党最勉强的胜利是在1923年末的大选中，仅获下院31%的席位，尔后作为议会第二大党侥幸组阁，故时刻离不开自由党的襄助。同年10月，自由党终止了对政府的支持，工党内阁立即倒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除在1945年和1966年两次大选中获得较多的议席体面上台之外，另外5次大选均为小胜，所得席位刚过或不足下院半数，其中1976—1979年的卡拉汉内阁必须依靠小党支持方能苟延残喘，为此被政敌戏称为“少数党政府”。某党若在下院缺少可靠多数，投票能力差，同样难有大的作为。
以上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仅表现为累积执政时间最久和长任期最多，还表现于它在多党联合执政时总能居于主导支配地位，占有大多数要职。例如，在1916—1922年的三党联合政府中，保守党起码拥有内阁6成以上的职位。1931—1935年的国民政府中，重要职务几乎全由保守党担任。1935—1945年间，历届国民政府均由保守党党魁出任首相。为此一些人干脆将它们笼统称作“保守党”政府。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保守党在20世纪的执政时间就不止47年了，而是多达60余年，其政治优势更显突出。
二 灵活的国内政策
在多党制国家，大党竞争主要是围绕政策问题进行的。某党政策的优劣和灵活与否，常能决定它们在权力斗争中的胜负。
比较而言，自由党在政策方面就受到较多限制：其一，历史上，自由党曾多次领导社会改革，政声较佳，所以人们对它的期望值总是稍高些。倘若它不能有新的举措，就会令其支持者失望。由此看来，自由主义政策倒成了自由党前进中的包袱。该党19世纪著名政治家格莱斯顿就曾因此下野。其二，该党作为自由主义代表者，不能轻易向右转，实施保守主义政策，否则会自损形象，遭受党内左翼势力和社会进步力量谴责。该党早年党魁格雷伯爵、梅尔本子爵和约翰·罗素就深谙此奥妙。他们身为贵族领袖，宁愿违心实施一些改革政策，也不愿落下保守名声。其三，自由党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政党，还不能过于向左转，偏离阶级阵地，否则会激起内部矛盾，导致分裂，大伤元气。它在1906—1914年领导的最后一场改革就带来这种后果。当时，自由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争取选民支持以求长期执政。但那场改革来势略猛，前行稍远。政府某些政策，如对所谓“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附加税等，是采用强制性立法手段对社会财富作再分配。虽然客观上改善了下层群众的生活条件，但也损害了多数地主和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多年来奉为至理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与自由党的历史传统和阶级属性相抵触。以后数年里，其上层分子纷纷转向保守党，下层成员陆续参加工党。自由党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得到单独执政的机会。
在政策方面，工党变通范围也不宽广。首先，它作为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纲并宣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坚持和实施“和平改造社会”的方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否则就不能维持占选民大多数的工人群众的支持，就会得罪实力强大的工会，陷于政治危机。其次，英国工人运动中有不少人恋栈旧原则旧传统，对新思想持怀疑甚至反感态度。这恰如前工党影子内阁大臣布莱恩·古尔德所形容的那样：一听见有人说“转变”就想到是背叛，限制工党领袖不敢随意改弦更张。此等事例俯拾即是。如在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连败3次，右翼领导对党的政策发生怀疑。盖茨克尔等人断定：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有化方针吓跑了大批中间阶层的选民；为了改善它在选民中的形象，工党应坚持现有混合经济，废除党章中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公平分配收入的第四条。这等于抛弃社会主义的面具，使工党由所谓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工党右翼的要求遭至左翼抵制，并在其他方面发生激烈争吵，从而削弱了该党实力。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工党先后两次执政，都在政治上处于两难境地。它想提高工人工资，可是缺少足够资金。国有化企业普遍受官僚主义干扰，呈亏损趋势，成为纳税人的负担。政府为遏止通货膨胀，保证国家收入平衡和英镑地位，被迫采取收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率，引起劳动者不满，致使工党下台。尔后多年，工党饱受在野之苦，一再就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展开辩论。1981年，以洛伊·詹金斯为首的4人退出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工党党员减少，在1983年大选中只获27%的选票和209个议席，无法改变在野地位。面对一次次惨败，工党领袖金诺克在1987年工党年会上呼吁对党的政策进行全面审查，但最终还是囿于“党的原则”而未能修改党纲。1993年初，工党继任领袖约翰·史密斯在对本党议员发表讲话时宣布：党要奉行一项新政策，“反对教条和采取一些切实的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并断言：工党只有放弃它过去一贯奉行的社会主义方针，才可能重新当选。史密斯的讲话激怒了党内的左派。资深党务家兼议员托尼·本攻击说：史密斯的讲话放弃了党对社会所作的承诺，“好象是要求工党自行解体，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似的”。保守党发言人则说：史密斯实际上剽窃了他们的政策。外国评论家认为，工党的政治变化有可能使它向右转，结果会丧失其政策的鲜明性，并有可能引起内部分裂。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以来，立意改革。他排除异议，放弃了坚持70多年的国有化政策，并于1995年修改了工党党章第四条，将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此举或许会改变工党多年的政治被动局面，赢得一些中产阶级支持，但是否会因此引起下层选民的不满，仍需实践检验。而且，即使工党能赢得下次大选，也会因为20世纪行将结束，而无法改变其政敌保守党长期称雄的史实。
比起自由党和工党来，保守党政策的灵活性尤显突出。概言之，是它不必根据任何既定原则制定党纲，规定本党长远目标，其政策具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特色，可因时而变，甚至可以照搬其政敌的政策。
保守党上层人物向左转的事例可追溯到150年前。1846年，曾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罗伯特·皮尔主持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推动了工业发展。1867年，曾激烈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德比伯爵和迪斯累里领导了第二次议会改革，使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取得了选举权，为保守党获取不少选票。19世纪末，曾因反对改革而退出迪斯累里政府的索尔兹伯里伯爵也成了国内改革的领导者。进入20世纪后，保守党见机向左转的例子更为突出。20年代中后期，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其人尤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慕尼黑事件而著名）提出一系列改革议案，使其改造社会的工作“把1906年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方针和1945年工党的计划衔接起来”[①a]，改善了保守党的政治形象。
20世纪保守党向左转的最重要行动，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进行政策更新。是时艾德礼政府刚刚建立，保守党上层对本党在大选中失利原因作了深刻反省，决意委托巴特勒等人组成“工业政策委员会”审查和改造本党政策。委员会调查研究1年余，提出一份称作《工业宪章》的文件，重申了原由工党提出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方针。稍后，又就农业、帝国政策、妇女和民族问题拟定一系列文件。其中《农业宣言》也是工党政策的翻版。巴特勒等人的政策改造工作，缩短了保守党与工党在政治上的距离，使它们达成了两党一致遵循的“共识政治”。1951年，保守党重返政府并连续执政13年，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政策调整之功。
战后保守党的“向左转”极不彻底。当巴特勒等人撰写《工业宪章》时，丘吉尔等人仍未停止攻击国有化：“社会主义日益表明是充满危险的、代价高昂的错误；社会党人实行国有化的每一个大工业部门，都毫无例外地从我们国家资产负责表上盈利或能够自给的一栏转到了亏损借贷的一栏。”[②a]在尔后保守党的竞选纲领中，又向全国指出：旧式垄断所固有的弊病不会由于国家垄断而有所减少，消费者将不再能得到自由竞争的有效保护。这些宣传语调低沉有力，利于他们坚守保守主义基地，团结资产阶级选民。
保守党向左转可以捞取政治资本，向右转可以退守保守主义基地。在本世纪向右转的事例中，以“撒切尔革命”最典型。70年代初，“共识政治”的经济政策不再奏效，保守党的中坚势力要求改弦更张。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保守党党魁，下令“经济建设小组”更新党的政策。结果，曾影响英国经济政策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被扬弃，货币主义备受推崇。又过4年，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起初，她尽力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制，鼓励自由竞争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接着，实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战略性政策，并调整福利保障系统和采用强硬手段对付桀骜不驯的工会。不过数年，“撒切尔革命”大见成效，以“滞胀”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于西方国家前列。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政策的政治作用不容低估。其一，由于大批工人从国有化企业转入私有企业，加之因收入政策所造成的高失业率，致使选民加入工会的比例由1981年的30%下降到22%，削弱了工会势力，有助于政府控制社会秩序。其二，私有化政策使全国持有股票的人数由1979年的7%上升到20%，许多新生的私有者乐意把选票投给保守党人。
灵活的政策要靠良好的策略手段贯彻执行。在政策宣传方面，保守党比工党棋高一着。他们善于把握选民心理，注意利用现实生活中最受关注的生活问题，投放诱饵，吸引选民。如在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利用经济危机形势和战后住房紧缺问题，在宣言中许诺：一旦由它执政，定要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并保证每年建造30万套住房。再如1959年大选时，该党的口号是：“跟着保守党走，生活更美好！勿让工党毁掉美好生活！”并借用美国熟语手册中的一句名言“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提醒选民莫忘保守党政绩。在以后几十年的历次大选中，保守党屡操此技，胜多败少。另外，比起工党领袖来，具有更多执政经验的保守党党魁更善于使用“振兴经济迎接大选”的办法，即尽量避开经济发展周期中的衰落和危机阶段，挑选复苏和繁荣阶段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以延续该党内阁的寿命。1955、1959、1983和1987年的大选俱属此类，并且都获得理想后果。目前，英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周期的繁荣阶段，若是梅杰能在下一个经济衰退期到来之前，借机实行大选，重建议会，延长其任期，本世纪最后几年里可能要由保守党继续当政了。
三 强韧的内部凝聚力
保守党的政敌在本世纪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屡遭失败，还由于它们内讧过多。
1916年12月战火纷飞之际，自由党陷于空前严重的分裂。野心勃勃的劳合·乔治指责阿斯奎斯内阁指挥战争不力，取而代之。但因他主要是依靠保守党的支持推倒阿斯奎斯的，所以他实际上已偏离了自由党的大本营，自由党的分裂因此而变得不可收拾。1922年10月，保守党不再支持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立即垮台。从此，自由党不仅失去了执政机会，而且丧失了建立“影子内阁”的资格。以后它实力锐减，政治上无足轻重。
英国三大政党中，工党内讧最多，且一再引起该党分裂。例如，1931年，工党政府因财政问题而出现争吵，首相麦克唐纳在保守党、自由党上层人物合谋之下，突然宣布解散内阁，自行与他们组成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的叛党行为遭到党内批评。工党通过决议，开除麦克唐纳及其追随者；后者另立山头，成立国民工党。1949—1955年间，工党左翼议员组成“比万派”，在外交防务问题上固执己见，被右翼领袖开除出议会党团。1979年工党大选失败后，其领导权逐渐转入左翼手中，洛伊·詹金斯等人不甘屈辱，于1981年1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工党再次分裂。最近10多年里，工党上层团结有所改善，但派别斗争依然存在，内部形势仍很复杂。鉴于工党内讧不已并多次公开分裂，英国人竟认为：不列颠岛上的政治斗争主要不是在工党与保守党之间，而是在工党内部进行的。甚至说它不是一个单一政党，而是“二党一体”[①b]。这些说法颇有道理。
保守党也存在内部矛盾，但与工党相比，起码有两个长处：第一，党内派别活动较少，剧烈的、长久的党派对立更少；第二，多数内争都能较温和地进行，党内分歧通常不会对本党领袖的地位构成威胁，不会导致党的分裂。
本世纪保守党首次内部斗争发生在1903年，是围绕国家经济政策进行的。约瑟夫·张伯伦要求本党和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改行保护关税政策。首相鲍尔弗虽内心赞同，却担心此举会因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而使下层选民不满，所以迟迟不肯接受张伯伦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等人离开了政府，由此造成1905年内阁的集体辞职。但在以后新议会中，保守党内赞同保护贸易政策者稳操多数，自由贸易主义者逐渐改变主张，内争很快平息。保守党经历了这一波折，始终未减弱内部凝聚力，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入联合政府和大战后执政准备了条件。1922年，该党因多党合作问题发生分歧，由于两派领袖注重说服工作和采用民主表决方式，意见很快达成一致。从1923年至50年代，保守党主要由两位资深党魁领导，其中：斯坦利·鲍德温老练谨慎，善于依靠党内权贵驾驭有才干者，消除党内矛盾；温斯顿·丘吉尔是著名大政治家，才干和威望鲜有人比，又有众多助手和追随者，可以在党内顺利地实行“家长式”领导。60年代中叶，出身名门世家的老派政客相继退出政坛中心，中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渐进入该党上层。为保证领导权顺利传递，保守党抛弃了陈旧过时的“领袖自然涌现”和在必要时由党内元老议定的惯例，采用民主方式在本党议员中竞选党魁。自那时起至今，该党三任领袖——希思、撒切尔夫人和梅杰——都是靠选举而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而且，由于该党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宗派斗争总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和增强本党威望进行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巩固或争取执政党地位，而非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甚至有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忍痛退出权力圈。保守党近年来最富于悲剧色彩的一次权力传递发生在1990年11月。当时，撒切尔政府的内外政策陷于困境，前国防大臣赫塞尔廷要与现任首相竞选党魁。工党领袖金诺克预料保守党将发生分裂，呼吁马上举行大选，要由人民而不是由保守党的下院多数席位来决定统治权。值此关键时刻，为使保守党能在为时不远的大选中夺取“四连任”，一向刚愎专横的“铁娘子”忍痛辞去首相职务，退出党内选举，并推举其门生、财政大臣梅杰参加领袖竞选。她在将这一决定通知内阁时，潸然说道：“如果我能退出，让内阁同僚参加竞选，这对党的统一和大选胜利有益。”不久，梅杰以略低于半数的选票取得第二轮竞选胜利，其对手赫塞尔廷和赫德慨然服输，并号召保守党团结在新领袖周围。于是，第三轮选举就不必进行了。梅杰对其对手们的绅士风度表示感谢，并保证将重用他们。保守党议员共同庆祝领袖选举工作的圆满结束。梅杰执政以来，也一再遇到类似问题，但他均能依靠党内政要的支持，顺利渡过难关。
正因为保守党的内部斗争大多是以提高党的威信和维护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所以，失意者虽有可能退出政府，丢掉行政职位，或由“前排议员”降为“后排议员”，却极少脱党或转党。对于离队者，保守党上层也善于作“冷处理”，以理政治游子尽早归队。归来者若有才干，照样委以重任。一代名相丘吉尔就有此等经历。他在1904年投向自由党，屡任要职，20年后重归保守党怀抱，竟被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这些做法有助于增强保守党的内聚力。
有效的组织工作是保守党保持较强内聚力的另一要素。在此方面，保守党毫不保守。早在19世纪后期两大政党竞相发展现代化组织系统时，它就后来者居上，势夺一筹。两次世界大战间，该党组织工作平稳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富于组织才能的伍尔顿勋爵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保守党组织改革工作，尽力扩大党员队伍，增筹政治基金，并组建斯温顿学院培养党务工作者，发展基层和外围组织。纵观整个20世纪，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比起其对手来，起码拥有三项优势：积极分子多、专职雇员多和活动经费多。头项优势的具备是因为保守党一向有闲阶级最众，他们有足够时间参与党务活动。第二项优势的存在是由于该党政治经费充裕，有条件雇用专门人员从事党务工作。活动经费多则是因为该党最受有产者拥护。保守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垄断企业捐赠，其数额总是超过工党的政治基金[①c]。如在1986年，保守党财政收入多达1100万镑，高出工党财政收入（450万镑）1倍多。这当然有利于保守党开展宣传活动和竞选工作。
此外，保守党执政时间长久，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有助于该党政治上的良性循环。一个世纪以来，保守党14任党魁都担任过首相，不仅便于他们提高自己在党内、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还有利于他们通过分配官职、爵位、封号等手段笼络党内骨干分子，使他们前程宽广，官运亨通，乐于效忠，这同样有利于保守党稳定军心，巩固队伍。
四 深厚的社会基础
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是平白产生的，除有赖于该党灵活的政策和较强的内聚力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英国学者颇重视这方面的探讨，其中显赫者当数保守党理论家休·塞西尔。1912年，他在其著作《保守主义》中指出：保守主义起源于人们天然的守旧思想，而“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济而不是对理论论据的信赖”[②c]。这种分析等于断定保守主义是人们的一种天然意识，保守主义和保守党久强不衰乃是人间社会的必然。塞西尔继续写道：“早在英国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天生的守旧思想已普遍存在。在撒克逊人、诺曼底人和普兰塔吉克特家族统治时期，每个人都是守旧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怀疑未知的事物，每个人都热爱熟悉的事物。进步是非常缓慢地、逐渐发展起来的，不论什么言行总要披上守旧的外衣。”[③c]
有的学者从地理环境中探求原因，认为：不列颠岛与大陆分离，自“诺曼底征服”以来从无入侵者驻足；相对封闭安定的岛国生活逐渐使其居民养成“岛国心态”。他们在生活上安于现状，重视传统和经验，而不像大陆德、法、意、俄等民族那样，易被极端观念和理想主义支配，一再做出激烈过度的举动。所以，在“岛国心态”的长期影响下，保守主义自然会拥有众多信仰者和支持者。以保守主义为宗旨的保守党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极易理解的。
还有个别学者通过回顾哲学史，发现英国具有经验主义滋生的良好土壤。英国哲学界不乏经验主义理论大师，如：17世纪，培根是当时世界上经验主义的最重要捍卫者，约翰·洛克对经验主义提出最精密、最精彩的表述；18世纪，贝克莱和大卫·休漠继承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衣钵；19世纪，詹·穆勒和哈伯特·斯宾塞把经验主义推到新阶段；到了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经验主义哲学大师罗素仍是英国人。经验主义哲学家的共同学术风格，是怀疑主义和审慎态度，善于探究“我们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实性和可疑性”。在政治上，老牌的经验主义学者不乏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观点，但都未脱离社会进化论的窠臼。传统的哲学思想同英国人固有的民族特性和思维方式交互影响，造成了有利于保守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氛围，潜移默化地促成着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优势。
英国一些学者重视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对近现代英国政党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做法有可取之处，但又失之偏颇。他们夸大了一些超越社会形态因素的作用，对近现代英国社会中某些更直接更有效地导致保守主义盛行、保守党强盛的原因，则言之不足，这里略作补充。
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尽管它在20世纪经受了福利国家和国有化混合经济的影响，但始终是一个以垄断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这种阶级结构衣带相关的英国资产阶级，也没有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的资产阶级那样，由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大起大落。而且，英国垄断寡头的特点之一是贵族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在英国，迄今仍保留着让有爵号者点缀大公司的习惯。如在1978—1979年全国5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和24家银行的董事长里，有11名勋爵和31名爵士。同英国资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一样，保守党的阶级属性变化也相当缓慢。尽管它自称代表整个国家，大选时尽力争取中下层选民的选票，甚至否认它与垄断资本的关系，但它在本质上仍是英国资格最老的资产阶级大党。最有说服力的是该党的上层阶级成份。如1951—1983年间，保守党所有当选议员中，主要代表中上层资产阶级的“专门职业者”略有上升（由41%上升到45%），工商企业主的比例大致不变（由37%降至36%），体力劳动者始终未突破1%[①d]。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保守党能在政治舞台上屡屡扮演主角，乃是“天经地义”。
英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事态也有利于保守党长期执政。近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发展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点。内阁制、政党制、议会制、以及王权和司法等许多方面的变化，都采用了一种积累式的方法，尽管保留一些旧形式旧习惯，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也有所变化，但历次变化都不明显。英国政局多次动荡，却从未发生过革命。这在欧洲大国中尤为罕见。英国资产阶级君主政体之所以能长期保留，一是由于该国上层阶级富于统治经验，善于通过改良主义变革缓解社会矛盾；二是由于该国中上层阶级长期推崇维护王权，王权主义成为近现代保守主义的一大要素。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王权已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护身符和兴奋剂。在世界大战中，王权是英国政府号召本国民众一致对外作战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君主制威信难与昔比，王权主义逐渐衰弱，但在英国仍有较大市场。所以，英国保守主义盛行，保守党久占政治优势，毫不奇怪。
说到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可忽略该党的帝国主义精神。自19世纪以来，保守党就代表着英国统治阶级中殖民扩张欲最强烈的阶层，强烈要求扩张，建立“日不落帝国”。本世纪开启时正进行着的英布战争即由保守党人挑起。尔后数十年里，英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为夺取战争胜利和巩固英国大国地位，英国统治阶级宁愿让善于行使帝国主义政策的保守党主持联合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历届政府迫于国际形势和殖民地人民反抗，实行了较灵活的对外政策，但其殖民帝国主义精神并未丢掉。一旦其国外利益受到较大损害，出面领导战争的还是保守党。1982年的马岛战争便是一例。撒切尔夫人无愧于体现帝国精神的保守党战神。所以，在这样一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里，素以帝国主义为其宗旨的保守党能比其它政党拥有更多的“政治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注释：
①a 伊恩·麦克劳德：《张伯伦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2页。
②a 梅德特利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47页。
①b 杰奥弗雷·阿尔德曼：《英国：一党制国家？》，伦敦：克里斯托弗·海尔姆公司，1989年版。
①c 安东尼·塞尔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党》，菲力·阿兰公司，1990年版，第21页。
②c ③c 休·塞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5、13页。
①d 安东尼·塞尔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党》，第2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6年06期第84-90页
【作者简介】阎照祥，1949年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即将过去，是时回顾百年来英国各大党实力演变，重点分析保守党长期占据国家政权的原因，不无意义。
一 突出的政治优势
最能说明保守党政治优势的，是它的累积执政时间。1900年以来，保守党单独执政6次，共47年；工党执政5次，共20年；自由党仅执政1次，9年。可见，保守党单独执政时间超出其他两大政党掌权时间的总和。
保守党不仅执政时间最久，长任期还最多。本世纪保守党的首次任期可溯至1895年。1951年它重返政府后，又一气掌权13载。目前它已连续执政17年，创下了自1830年以来一党连续执政最久的记录。任期长短并非简单的算术问题。在西方议会制国家，通常只有较长的任期，才会使某党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前政府政策，全面实施自己的政纲。反之，某党任期过短，快上快下，如掠空流星，过眼烟云，如何能有大的建树？
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英国，一党的任期是由议会中的投票能力作保障的。换言之，能否在下院拥有足够多数是决定各党在朝在野的关键条件。保守党多次具备这一要素。本世纪内，它先后12次赢得大选胜利，平均每次占有下院59.3%的议席，最高时达77%。其主要对手上台时常常元气不足。本世纪历次大选中，工党共取胜8次，平均每次占有下院49.7%的席位，最高占有率也只有61%。工党最勉强的胜利是在1923年末的大选中，仅获下院31%的席位，尔后作为议会第二大党侥幸组阁，故时刻离不开自由党的襄助。同年10月，自由党终止了对政府的支持，工党内阁立即倒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除在1945年和1966年两次大选中获得较多的议席体面上台之外，另外5次大选均为小胜，所得席位刚过或不足下院半数，其中1976—1979年的卡拉汉内阁必须依靠小党支持方能苟延残喘，为此被政敌戏称为“少数党政府”。某党若在下院缺少可靠多数，投票能力差，同样难有大的作为。
以上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仅表现为累积执政时间最久和长任期最多，还表现于它在多党联合执政时总能居于主导支配地位，占有大多数要职。例如，在1916—1922年的三党联合政府中，保守党起码拥有内阁6成以上的职位。1931—1935年的国民政府中，重要职务几乎全由保守党担任。1935—1945年间，历届国民政府均由保守党党魁出任首相。为此一些人干脆将它们笼统称作“保守党”政府。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保守党在20世纪的执政时间就不止47年了，而是多达60余年，其政治优势更显突出。
二 灵活的国内政策
在多党制国家，大党竞争主要是围绕政策问题进行的。某党政策的优劣和灵活与否，常能决定它们在权力斗争中的胜负。
比较而言，自由党在政策方面就受到较多限制：其一，历史上，自由党曾多次领导社会改革，政声较佳，所以人们对它的期望值总是稍高些。倘若它不能有新的举措，就会令其支持者失望。由此看来，自由主义政策倒成了自由党前进中的包袱。该党19世纪著名政治家格莱斯顿就曾因此下野。其二，该党作为自由主义代表者，不能轻易向右转，实施保守主义政策，否则会自损形象，遭受党内左翼势力和社会进步力量谴责。该党早年党魁格雷伯爵、梅尔本子爵和约翰·罗素就深谙此奥妙。他们身为贵族领袖，宁愿违心实施一些改革政策，也不愿落下保守名声。其三，自由党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政党，还不能过于向左转，偏离阶级阵地，否则会激起内部矛盾，导致分裂，大伤元气。它在1906—1914年领导的最后一场改革就带来这种后果。当时，自由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争取选民支持以求长期执政。但那场改革来势略猛，前行稍远。政府某些政策，如对所谓“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附加税等，是采用强制性立法手段对社会财富作再分配。虽然客观上改善了下层群众的生活条件，但也损害了多数地主和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多年来奉为至理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与自由党的历史传统和阶级属性相抵触。以后数年里，其上层分子纷纷转向保守党，下层成员陆续参加工党。自由党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得到单独执政的机会。
在政策方面，工党变通范围也不宽广。首先，它作为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纲并宣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坚持和实施“和平改造社会”的方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否则就不能维持占选民大多数的工人群众的支持，就会得罪实力强大的工会，陷于政治危机。其次，英国工人运动中有不少人恋栈旧原则旧传统，对新思想持怀疑甚至反感态度。这恰如前工党影子内阁大臣布莱恩·古尔德所形容的那样：一听见有人说“转变”就想到是背叛，限制工党领袖不敢随意改弦更张。此等事例俯拾即是。如在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连败3次，右翼领导对党的政策发生怀疑。盖茨克尔等人断定：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有化方针吓跑了大批中间阶层的选民；为了改善它在选民中的形象，工党应坚持现有混合经济，废除党章中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公平分配收入的第四条。这等于抛弃社会主义的面具，使工党由所谓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工党右翼的要求遭至左翼抵制，并在其他方面发生激烈争吵，从而削弱了该党实力。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工党先后两次执政，都在政治上处于两难境地。它想提高工人工资，可是缺少足够资金。国有化企业普遍受官僚主义干扰，呈亏损趋势，成为纳税人的负担。政府为遏止通货膨胀，保证国家收入平衡和英镑地位，被迫采取收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率，引起劳动者不满，致使工党下台。尔后多年，工党饱受在野之苦，一再就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展开辩论。1981年，以洛伊·詹金斯为首的4人退出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工党党员减少，在1983年大选中只获27%的选票和209个议席，无法改变在野地位。面对一次次惨败，工党领袖金诺克在1987年工党年会上呼吁对党的政策进行全面审查，但最终还是囿于“党的原则”而未能修改党纲。1993年初，工党继任领袖约翰·史密斯在对本党议员发表讲话时宣布：党要奉行一项新政策，“反对教条和采取一些切实的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并断言：工党只有放弃它过去一贯奉行的社会主义方针，才可能重新当选。史密斯的讲话激怒了党内的左派。资深党务家兼议员托尼·本攻击说：史密斯的讲话放弃了党对社会所作的承诺，“好象是要求工党自行解体，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似的”。保守党发言人则说：史密斯实际上剽窃了他们的政策。外国评论家认为，工党的政治变化有可能使它向右转，结果会丧失其政策的鲜明性，并有可能引起内部分裂。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以来，立意改革。他排除异议，放弃了坚持70多年的国有化政策，并于1995年修改了工党党章第四条，将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此举或许会改变工党多年的政治被动局面，赢得一些中产阶级支持，但是否会因此引起下层选民的不满，仍需实践检验。而且，即使工党能赢得下次大选，也会因为20世纪行将结束，而无法改变其政敌保守党长期称雄的史实。
比起自由党和工党来，保守党政策的灵活性尤显突出。概言之，是它不必根据任何既定原则制定党纲，规定本党长远目标，其政策具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特色，可因时而变，甚至可以照搬其政敌的政策。
保守党上层人物向左转的事例可追溯到150年前。1846年，曾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罗伯特·皮尔主持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推动了工业发展。1867年，曾激烈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德比伯爵和迪斯累里领导了第二次议会改革，使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取得了选举权，为保守党获取不少选票。19世纪末，曾因反对改革而退出迪斯累里政府的索尔兹伯里伯爵也成了国内改革的领导者。进入20世纪后，保守党见机向左转的例子更为突出。20年代中后期，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其人尤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慕尼黑事件而著名）提出一系列改革议案，使其改造社会的工作“把1906年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方针和1945年工党的计划衔接起来”[①a]，改善了保守党的政治形象。
20世纪保守党向左转的最重要行动，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进行政策更新。是时艾德礼政府刚刚建立，保守党上层对本党在大选中失利原因作了深刻反省，决意委托巴特勒等人组成“工业政策委员会”审查和改造本党政策。委员会调查研究1年余，提出一份称作《工业宪章》的文件，重申了原由工党提出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方针。稍后，又就农业、帝国政策、妇女和民族问题拟定一系列文件。其中《农业宣言》也是工党政策的翻版。巴特勒等人的政策改造工作，缩短了保守党与工党在政治上的距离，使它们达成了两党一致遵循的“共识政治”。1951年，保守党重返政府并连续执政13年，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政策调整之功。
战后保守党的“向左转”极不彻底。当巴特勒等人撰写《工业宪章》时，丘吉尔等人仍未停止攻击国有化：“社会主义日益表明是充满危险的、代价高昂的错误；社会党人实行国有化的每一个大工业部门，都毫无例外地从我们国家资产负责表上盈利或能够自给的一栏转到了亏损借贷的一栏。”[②a]在尔后保守党的竞选纲领中，又向全国指出：旧式垄断所固有的弊病不会由于国家垄断而有所减少，消费者将不再能得到自由竞争的有效保护。这些宣传语调低沉有力，利于他们坚守保守主义基地，团结资产阶级选民。
保守党向左转可以捞取政治资本，向右转可以退守保守主义基地。在本世纪向右转的事例中，以“撒切尔革命”最典型。70年代初，“共识政治”的经济政策不再奏效，保守党的中坚势力要求改弦更张。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保守党党魁，下令“经济建设小组”更新党的政策。结果，曾影响英国经济政策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被扬弃，货币主义备受推崇。又过4年，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起初，她尽力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制，鼓励自由竞争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接着，实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战略性政策，并调整福利保障系统和采用强硬手段对付桀骜不驯的工会。不过数年，“撒切尔革命”大见成效，以“滞胀”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于西方国家前列。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政策的政治作用不容低估。其一，由于大批工人从国有化企业转入私有企业，加之因收入政策所造成的高失业率，致使选民加入工会的比例由1981年的30%下降到22%，削弱了工会势力，有助于政府控制社会秩序。其二，私有化政策使全国持有股票的人数由1979年的7%上升到20%，许多新生的私有者乐意把选票投给保守党人。
灵活的政策要靠良好的策略手段贯彻执行。在政策宣传方面，保守党比工党棋高一着。他们善于把握选民心理，注意利用现实生活中最受关注的生活问题，投放诱饵，吸引选民。如在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利用经济危机形势和战后住房紧缺问题，在宣言中许诺：一旦由它执政，定要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并保证每年建造30万套住房。再如1959年大选时，该党的口号是：“跟着保守党走，生活更美好！勿让工党毁掉美好生活！”并借用美国熟语手册中的一句名言“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提醒选民莫忘保守党政绩。在以后几十年的历次大选中，保守党屡操此技，胜多败少。另外，比起工党领袖来，具有更多执政经验的保守党党魁更善于使用“振兴经济迎接大选”的办法，即尽量避开经济发展周期中的衰落和危机阶段，挑选复苏和繁荣阶段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以延续该党内阁的寿命。1955、1959、1983和1987年的大选俱属此类，并且都获得理想后果。目前，英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周期的繁荣阶段，若是梅杰能在下一个经济衰退期到来之前，借机实行大选，重建议会，延长其任期，本世纪最后几年里可能要由保守党继续当政了。
三 强韧的内部凝聚力
保守党的政敌在本世纪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屡遭失败，还由于它们内讧过多。
1916年12月战火纷飞之际，自由党陷于空前严重的分裂。野心勃勃的劳合·乔治指责阿斯奎斯内阁指挥战争不力，取而代之。但因他主要是依靠保守党的支持推倒阿斯奎斯的，所以他实际上已偏离了自由党的大本营，自由党的分裂因此而变得不可收拾。1922年10月，保守党不再支持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立即垮台。从此，自由党不仅失去了执政机会，而且丧失了建立“影子内阁”的资格。以后它实力锐减，政治上无足轻重。
英国三大政党中，工党内讧最多，且一再引起该党分裂。例如，1931年，工党政府因财政问题而出现争吵，首相麦克唐纳在保守党、自由党上层人物合谋之下，突然宣布解散内阁，自行与他们组成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的叛党行为遭到党内批评。工党通过决议，开除麦克唐纳及其追随者；后者另立山头，成立国民工党。1949—1955年间，工党左翼议员组成“比万派”，在外交防务问题上固执己见，被右翼领袖开除出议会党团。1979年工党大选失败后，其领导权逐渐转入左翼手中，洛伊·詹金斯等人不甘屈辱，于1981年1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工党再次分裂。最近10多年里，工党上层团结有所改善，但派别斗争依然存在，内部形势仍很复杂。鉴于工党内讧不已并多次公开分裂，英国人竟认为：不列颠岛上的政治斗争主要不是在工党与保守党之间，而是在工党内部进行的。甚至说它不是一个单一政党，而是“二党一体”[①b]。这些说法颇有道理。
保守党也存在内部矛盾，但与工党相比，起码有两个长处：第一，党内派别活动较少，剧烈的、长久的党派对立更少；第二，多数内争都能较温和地进行，党内分歧通常不会对本党领袖的地位构成威胁，不会导致党的分裂。
本世纪保守党首次内部斗争发生在1903年，是围绕国家经济政策进行的。约瑟夫·张伯伦要求本党和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改行保护关税政策。首相鲍尔弗虽内心赞同，却担心此举会因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而使下层选民不满，所以迟迟不肯接受张伯伦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等人离开了政府，由此造成1905年内阁的集体辞职。但在以后新议会中，保守党内赞同保护贸易政策者稳操多数，自由贸易主义者逐渐改变主张，内争很快平息。保守党经历了这一波折，始终未减弱内部凝聚力，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入联合政府和大战后执政准备了条件。1922年，该党因多党合作问题发生分歧，由于两派领袖注重说服工作和采用民主表决方式，意见很快达成一致。从1923年至50年代，保守党主要由两位资深党魁领导，其中：斯坦利·鲍德温老练谨慎，善于依靠党内权贵驾驭有才干者，消除党内矛盾；温斯顿·丘吉尔是著名大政治家，才干和威望鲜有人比，又有众多助手和追随者，可以在党内顺利地实行“家长式”领导。60年代中叶，出身名门世家的老派政客相继退出政坛中心，中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渐进入该党上层。为保证领导权顺利传递，保守党抛弃了陈旧过时的“领袖自然涌现”和在必要时由党内元老议定的惯例，采用民主方式在本党议员中竞选党魁。自那时起至今，该党三任领袖——希思、撒切尔夫人和梅杰——都是靠选举而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而且，由于该党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宗派斗争总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和增强本党威望进行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巩固或争取执政党地位，而非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甚至有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忍痛退出权力圈。保守党近年来最富于悲剧色彩的一次权力传递发生在1990年11月。当时，撒切尔政府的内外政策陷于困境，前国防大臣赫塞尔廷要与现任首相竞选党魁。工党领袖金诺克预料保守党将发生分裂，呼吁马上举行大选，要由人民而不是由保守党的下院多数席位来决定统治权。值此关键时刻，为使保守党能在为时不远的大选中夺取“四连任”，一向刚愎专横的“铁娘子”忍痛辞去首相职务，退出党内选举，并推举其门生、财政大臣梅杰参加领袖竞选。她在将这一决定通知内阁时，潸然说道：“如果我能退出，让内阁同僚参加竞选，这对党的统一和大选胜利有益。”不久，梅杰以略低于半数的选票取得第二轮竞选胜利，其对手赫塞尔廷和赫德慨然服输，并号召保守党团结在新领袖周围。于是，第三轮选举就不必进行了。梅杰对其对手们的绅士风度表示感谢，并保证将重用他们。保守党议员共同庆祝领袖选举工作的圆满结束。梅杰执政以来，也一再遇到类似问题，但他均能依靠党内政要的支持，顺利渡过难关。
正因为保守党的内部斗争大多是以提高党的威信和维护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所以，失意者虽有可能退出政府，丢掉行政职位，或由“前排议员”降为“后排议员”，却极少脱党或转党。对于离队者，保守党上层也善于作“冷处理”，以理政治游子尽早归队。归来者若有才干，照样委以重任。一代名相丘吉尔就有此等经历。他在1904年投向自由党，屡任要职，20年后重归保守党怀抱，竟被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这些做法有助于增强保守党的内聚力。
有效的组织工作是保守党保持较强内聚力的另一要素。在此方面，保守党毫不保守。早在19世纪后期两大政党竞相发展现代化组织系统时，它就后来者居上，势夺一筹。两次世界大战间，该党组织工作平稳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富于组织才能的伍尔顿勋爵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保守党组织改革工作，尽力扩大党员队伍，增筹政治基金，并组建斯温顿学院培养党务工作者，发展基层和外围组织。纵观整个20世纪，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比起其对手来，起码拥有三项优势：积极分子多、专职雇员多和活动经费多。头项优势的具备是因为保守党一向有闲阶级最众，他们有足够时间参与党务活动。第二项优势的存在是由于该党政治经费充裕，有条件雇用专门人员从事党务工作。活动经费多则是因为该党最受有产者拥护。保守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垄断企业捐赠，其数额总是超过工党的政治基金[①c]。如在1986年，保守党财政收入多达1100万镑，高出工党财政收入（450万镑）1倍多。这当然有利于保守党开展宣传活动和竞选工作。
此外，保守党执政时间长久，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有助于该党政治上的良性循环。一个世纪以来，保守党14任党魁都担任过首相，不仅便于他们提高自己在党内、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还有利于他们通过分配官职、爵位、封号等手段笼络党内骨干分子，使他们前程宽广，官运亨通，乐于效忠，这同样有利于保守党稳定军心，巩固队伍。
四 深厚的社会基础
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是平白产生的，除有赖于该党灵活的政策和较强的内聚力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英国学者颇重视这方面的探讨，其中显赫者当数保守党理论家休·塞西尔。1912年，他在其著作《保守主义》中指出：保守主义起源于人们天然的守旧思想，而“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济而不是对理论论据的信赖”[②c]。这种分析等于断定保守主义是人们的一种天然意识，保守主义和保守党久强不衰乃是人间社会的必然。塞西尔继续写道：“早在英国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天生的守旧思想已普遍存在。在撒克逊人、诺曼底人和普兰塔吉克特家族统治时期，每个人都是守旧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怀疑未知的事物，每个人都热爱熟悉的事物。进步是非常缓慢地、逐渐发展起来的，不论什么言行总要披上守旧的外衣。”[③c]
有的学者从地理环境中探求原因，认为：不列颠岛与大陆分离，自“诺曼底征服”以来从无入侵者驻足；相对封闭安定的岛国生活逐渐使其居民养成“岛国心态”。他们在生活上安于现状，重视传统和经验，而不像大陆德、法、意、俄等民族那样，易被极端观念和理想主义支配，一再做出激烈过度的举动。所以，在“岛国心态”的长期影响下，保守主义自然会拥有众多信仰者和支持者。以保守主义为宗旨的保守党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极易理解的。
还有个别学者通过回顾哲学史，发现英国具有经验主义滋生的良好土壤。英国哲学界不乏经验主义理论大师，如：17世纪，培根是当时世界上经验主义的最重要捍卫者，约翰·洛克对经验主义提出最精密、最精彩的表述；18世纪，贝克莱和大卫·休漠继承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衣钵；19世纪，詹·穆勒和哈伯特·斯宾塞把经验主义推到新阶段；到了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经验主义哲学大师罗素仍是英国人。经验主义哲学家的共同学术风格，是怀疑主义和审慎态度，善于探究“我们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实性和可疑性”。在政治上，老牌的经验主义学者不乏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观点，但都未脱离社会进化论的窠臼。传统的哲学思想同英国人固有的民族特性和思维方式交互影响，造成了有利于保守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氛围，潜移默化地促成着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政治优势。
英国一些学者重视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对近现代英国政党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做法有可取之处，但又失之偏颇。他们夸大了一些超越社会形态因素的作用，对近现代英国社会中某些更直接更有效地导致保守主义盛行、保守党强盛的原因，则言之不足，这里略作补充。
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尽管它在20世纪经受了福利国家和国有化混合经济的影响，但始终是一个以垄断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这种阶级结构衣带相关的英国资产阶级，也没有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的资产阶级那样，由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大起大落。而且，英国垄断寡头的特点之一是贵族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在英国，迄今仍保留着让有爵号者点缀大公司的习惯。如在1978—1979年全国5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和24家银行的董事长里，有11名勋爵和31名爵士。同英国资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一样，保守党的阶级属性变化也相当缓慢。尽管它自称代表整个国家，大选时尽力争取中下层选民的选票，甚至否认它与垄断资本的关系，但它在本质上仍是英国资格最老的资产阶级大党。最有说服力的是该党的上层阶级成份。如1951—1983年间，保守党所有当选议员中，主要代表中上层资产阶级的“专门职业者”略有上升（由41%上升到45%），工商企业主的比例大致不变（由37%降至36%），体力劳动者始终未突破1%[①d]。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保守党能在政治舞台上屡屡扮演主角，乃是“天经地义”。
英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事态也有利于保守党长期执政。近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发展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点。内阁制、政党制、议会制、以及王权和司法等许多方面的变化，都采用了一种积累式的方法，尽管保留一些旧形式旧习惯，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也有所变化，但历次变化都不明显。英国政局多次动荡，却从未发生过革命。这在欧洲大国中尤为罕见。英国资产阶级君主政体之所以能长期保留，一是由于该国上层阶级富于统治经验，善于通过改良主义变革缓解社会矛盾；二是由于该国中上层阶级长期推崇维护王权，王权主义成为近现代保守主义的一大要素。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王权已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护身符和兴奋剂。在世界大战中，王权是英国政府号召本国民众一致对外作战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君主制威信难与昔比，王权主义逐渐衰弱，但在英国仍有较大市场。所以，英国保守主义盛行，保守党久占政治优势，毫不奇怪。
说到保守党的政治优势，不可忽略该党的帝国主义精神。自19世纪以来，保守党就代表着英国统治阶级中殖民扩张欲最强烈的阶层，强烈要求扩张，建立“日不落帝国”。本世纪开启时正进行着的英布战争即由保守党人挑起。尔后数十年里，英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为夺取战争胜利和巩固英国大国地位，英国统治阶级宁愿让善于行使帝国主义政策的保守党主持联合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历届政府迫于国际形势和殖民地人民反抗，实行了较灵活的对外政策，但其殖民帝国主义精神并未丢掉。一旦其国外利益受到较大损害，出面领导战争的还是保守党。1982年的马岛战争便是一例。撒切尔夫人无愧于体现帝国精神的保守党战神。所以，在这样一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里，素以帝国主义为其宗旨的保守党能比其它政党拥有更多的“政治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注释：
①a 伊恩·麦克劳德：《张伯伦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2页。
②a 梅德特利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47页。
①b 杰奥弗雷·阿尔德曼：《英国：一党制国家？》，伦敦：克里斯托弗·海尔姆公司，1989年版。
①c 安东尼·塞尔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党》，菲力·阿兰公司，1990年版，第21页。
②c ③c 休·塞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5、13页。
①d 安东尼·塞尔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党》，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