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俄国外交与巴尔干同盟的建立
张爱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4期第51-57页
柏林会议以后，俄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俄国一国无力解决“东方问题”，便积极谋求与列强“合作”来达到目的。1908年的俄奥布赫劳协议成为这一政策的顶峰。波斯尼亚危机则是这一政策失败的纪录。战后俄国外交便将重点放在团结巴尔干各国、建立巴尔干同盟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1912年巴尔干四国同盟建立构成了整个“东方问题”史上最富戏剧性、最紧张的一幕[①]。本文试图结合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分歧来简要地谈一下俄国外交关于巴尔干同盟问题的设想及其实施过程。
（一）
巴尔干同盟思想成为俄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但这种思想的最早的“理论”渊源则可追溯到克里米亚战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鼓吹的所谓“斯拉夫民族理想”：建立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全体斯拉夫人“联盟”。尽管这种“理想”未必完全符合专制政府的心意，因为它包含着某种联邦主义或共和主义的成份，但并不妨碍沙皇政府利用来为自己的巴尔干政策服务。而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极力迎合政府，把斯拉夫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同，把俄国巴尔干政策传统目标与泛斯拉夫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
如达尼列夫斯基就提出，应由俄国领导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区人、斯洛文尼亚人及保加利亚人在内的统一的“斯拉夫世界”。他说：“一个以俄国为首的泛斯拉夫联盟，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这是唯一合理地、逻辑地解决这一历史问题。这一问题最近获得‘东方问题’的称谓。”[②]阿克萨科夫则强调“只有它（俄国）才能解决‘东方问题’和在总体上解决斯拉夫问题。”[③]在他们的斯拉夫联盟计划中，不仅巴尔干斯拉夫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巴尔干非斯拉夫人（希腊人、罗巴尼亚人及阿尔巴尼亚人等），“不管其愿意与否，也要加入斯拉夫联盟之内”。[④]
俄政府中也不乏这样的实践者。如俄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伊格纳切夫就特别强调要利用巴尔干人民反土耳其统治的愿望与行动来摧毁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两海峡。他回忆自己当时活动说：“我和所有的斯拉夫人商谈他们独立的事……那时就允许我们实现自己的意愿去独自解决‘东方问题’，即组成同种族、同宗教和俄国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区域’，而两海峡则归俄国安排。”[⑤]他还与巴尔干秘密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利用巴尔干人的动乱，把他们拉在一起”，“调解他们彼此间的误会和纠纷，在塞尔维亚、希腊与门德内哥罗、保加利亚之间准备一个攻守同盟。”[⑥]稍后他又明确提出在巴尔干组织一个类似俾斯麦德意志同盟那样的东方联盟。[⑦]他的活动虽无多大成果，但无疑是俄国巴尔干政策中的一个新动向。
不过，总的来讲，早期泛斯拉夫运动对俄国外交影响并不大。俄国外交的重心在于利用欧洲形势变化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谋求利用德奥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70—80年代俄与德奥之间围绕三帝同盟所进行的反复谈判，90年代俄奥“冻结”巴尔干问题的协议就是明显例子。这时俄外交中出现的关于巴尔干国家联合的设想也被纳入这一框架之内。如80年代陆军大臣米留亭所设想的“巴尔干邦联”，既包括巴尔干国家，也包括奥匈及土耳其的一部分。希望以此求得安宁，既免得给俄土战后虚弱的俄国招惹是非，又防止任何大国在巴尔干享有优势，威胁两海峡。因此他明确表示，“俄国不能触动泛斯拉夫主义这一炙手问题。”[⑧]当俄把注意力转向远东以后，为确保巴尔干后方稳定，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夫在继续坚持俄奥合作的同时，也曾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同盟。[⑨]很明显，这些设想不仅不符合泛斯拉夫主义的“理想”，而且是截然对立的。既要与德奥谋求合作，又想联合巴尔干国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20世纪初，随着日俄战争后俄国外交重返巴尔干，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又活跃起来，对俄巴尔干政策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同，新泛斯拉夫主义者鉴于德奥势力对巴尔干近东侵略渗透的加强，开始明确提出建立巴尔干同盟的思想。大资本家代表费多罗夫就指出：“我们在近东的政策应该一方面保护俄国免遭泛德意志主义的侵略，另一面应该是广大斯拉夫人的政策，目的是恢复巴尔干岛斯拉夫人的力量，使其相互团结，与俄国一致。”[⑩]《莫斯科周刊》也写道：“只有依靠斯拉夫思想我们才能在巴尔干问题上，在我们对待普鲁士、土耳其态度上站稳脚”。(11)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看来，德奥对巴尔干扩张渗透的加强有可能推动巴尔干国家走向“统一”，以摆脱德奥的“压迫”，在这样的时刻，当局应“认真”考虑一下，它在对巴尔干国家方面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简言之，俄国应起巴尔干同盟之鼓舞者、组织者的作用。(12)因而他们欢迎俄国外交重返巴尔干，但对俄外交所实行俄奥“合作”路线极为不满，认为俄奥1897年协议损害斯拉夫利益远甚于柏林协定，因为它的代价便是俄国放弃了联合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直接任务。
俄国外交部认为，继续俄奥合作对俄国更有利，至于建立巴尔干同盟，即最有利的情况下，那也是“将来之事”，暂时还用不着去讨论“俄国施加影响以建立这类集团的问题。”(13)俄国外交反对建立巴尔干同盟的计划，主要担心巴尔干国家会利用俄国瓜分土耳其，从而破坏巴尔干现状，给日俄战争中元气大伤的俄国造成难以应付的局面，特别是担心与德奥恶化关系甚发生冲突。因此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提出利用奥匈侵略野心，通过与奥匈“合作”来达到开放海峡的目的。在他看来，俄国还可利用英法与德奥集团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俄奥1908年的布赫劳交易。巴尔干同盟思想被弃置一旁。显然，只有放弃俄奥合作，才能谈得上联合巴尔干国家。
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最终促使俄国外交将巴尔干政策重心转到建立巴尔干同盟方面。
奥匈单方宣布实现兼并波、黑两省，俄国谋求列强的帮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标志着“合作”路线完全破产。国内舆论大哗，伊兹沃尔斯基及其政策受到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俄国对外政策取向特别是巴尔干政策取向的激烈争论。斯托雷平政府内的反德情绪明显上升。自由派及温和右派要求加强反德的英法俄协约，积极抵制奥匈的扩张，推动巴尔干国家的合作，反对亲德派主张的“冻结”巴尔干问题，与德国达成协议。(14)在国内泛斯拉夫主义舆论及斯托雷平政府压力下，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开始考虑利用吞并危机建立巴尔干国家集团。随着俄外交的步步失利，巴尔干同盟思想最终占了上风。
俄国巴尔干政策指导思想的这种转变并不是持续数十年的俄奥合作路线破产后作出的简单反应。它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合作路线势必要遭到来自国内的、国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它势必又助长德奥的侵略势头，损害自身利益。俄国最终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其三，俄奥合作用于维持现状还行得通，一旦巴尔干民族风暴出现，就很难持续下去了。其四，在国力空虚的情况下要想推行积极的巴尔干政策，只能依靠他国的力量，既然与奥合作不成，英法又不愿支持，便只有依靠巴尔干国家。其五，这种转变的意义不只限于巴尔干政策上。俄外交企图脚踩两只船，既想依靠盟友，又想与德奥合作，从中渔利，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危机迫使俄在德奥与英法之间作出选择。在德奥的威胁面前，俄不仅要依靠巴尔干国家，更需紧密靠拢英法。因此，巴尔干政策转变不只是一个局部策略的转变，它还标志着俄整个对外政策方针的转变。
标志这种转变的就是伊兹沃尔斯基被斥为“背叛斯拉夫事业”，在一片谴责声中调任驻巴黎大使，由萨宗诺夫取代。他一上台，立即调整对外政策，正式提出自己的“新方针”，把团结巴尔干国家建立巴尔干同盟作为巴尔干政策的主导思想。
二
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巴尔干同盟问题上，俄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巴尔干斯拉夫人与土耳其的关系，亦即对土耳其怎么办。
斯托雷平政府及其支持者都主张建立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巴尔干同盟，或曰全巴尔干联邦，认为这是抵制德奥势力的最有效办法。(15)沙拉波夫还特别指出应从三方面来努力：1）土保调和；2）塞保调和及团结；3）将土塞保黑联合成一个军事政治同盟，由近东“天然的无私的捍卫者俄国来领导。”(16)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则认为这一设想纯属“幻想”，提出“不应忘记我们在东方的历史传统”，不可轻易放弃“既得优势”，坚信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利益不能调和，俄国在巴尔干的唯一纽带“应把我们和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民族而决非与土耳其人联系起来。”(17)即使对土耳其“友好”相待，但决不能与它达成束缚我们最近将来行动自由的协议。(18)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只主张建立巴尔干斯拉夫国家同盟。亲德奥的极右派集团则认为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德奥的企图注定会失败。(19)结果，斯托雷平政府意见占了上风，对俄外交影响很大。
外交部门也有分歧。以驻塞公使哈特维格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认为，吸收土耳其参加同盟是不现实的。例如他在1911年11月5日给萨宗诺夫报告中指出：“斯拉夫民族必须与土耳其联合起来这种热情的号召，并不能使他们信服”，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俄国的压力下，他们可能“不拒绝”这样做，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想“喘息”，“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与他们的世仇“作一次总清算”。他认为俄国巴尔干政策应有两大目的：“其一，用号召斯拉夫民族独立生存来轻易到达到其内心的理想——在他们之间友好地瓜分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财产；其二，实现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任务，在俄国湖的进口处博斯普鲁斯海峡占稳脚根。”他认为有土耳其参加的全巴尔干联邦只能对土耳其有利，对俄国没有好处。他赞成只建立有一些巴尔干国家参加的同盟。身为驻塞公使，他还认为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的应是塞尔维亚，而非保加利亚。[20]驻保公使涅克留多夫也认为吸收土耳其参加同盟是不现实的，而且巴尔干同盟的支柱应是保加利亚。[21]危机后的伊兹沃尔斯基也属于这一派。[22]
萨宗诺夫本人及驻土大使恰雷科夫等人则认为有可能建立包括土耳其的全巴尔干联邦。恰雷科夫就公开表示：他的巴尔干纲领就是主巴尔干联邦思想。他说：“许多人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但这不是幻想，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有一个政治集团……巴尔干政策的任务要求保塞黑在经济上与土耳其接近，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能使想相互支持的巴尔干国家达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协调一致，走向成熟与巩固”，他认为，为此俄国“应忘掉旧帐”，保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并在“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相互接近。[23]
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并无实质性差异，都是服从于夺取海峡重树巴尔干霸权，“遏制”德奥势力的扩张这一总目的的。仅仅是策略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大巴尔干同盟更符合俄国的利益，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象沙拉波夫所说，这样就使巴尔干和土耳其处于俄国的“整个势力范围之内”，从而“关于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将完全消失。”[24]而反对土耳其加入，与其说是不符合泛斯拉夫的“理想”，不如说担心它会给俄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碍手碍脚之嫌。需要时，可以保存其完整，甚至与之结盟；不需时则瓜而分之，不管与谁合伙，这正是俄国对土政策的一贯作法。上述两种意见也充分暴露了俄国斯拉夫政策的实质：“斯拉夫人应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他们服务。”[25]斯拉夫民族利益应服从俄国的实际利益。
除了上述分歧之外，关于巴尔干斯拉夫人联合问题也有争议。一些人象彼得列也夫主张以塞尔维亚为中心把南斯拉夫人居住地联合成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哈特维格还主张合并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反对者则认为，保存分散的斯拉夫小国，使其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大保加利亚”或“大塞尔维亚”对多民族的帝俄本身是一种威胁，它们可能成为俄国在巴尔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海峡问题上。[26]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结合各种意见，提出了最大方案和最小方案：大者希望吸收土耳其参加；小者只是某些巴尔士国家同盟。后者也有不同的版本，其一是建立塞保希三方同盟；其二是黑塞保斯拉夫国家联合，排除希腊；还有一个方案是保塞两国同盟。[27]
三
波斯尼亚危机不仅促成了俄国政策的转变，而且也为巴尔干国家联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危机期间，各国都郑重地提出了将来的联合问题。这也为俄国实施自己的计划创造了条件。但是，俄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如何调整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俄国还必须同德奥集团的外交阴谋作斗争，克服来自自己的盟友英法的暗中抵制和阻挠。再者，俄国还必须设法消除巴尔干国家对自己的猜疑和不信任。
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导致了外交行动中的不一致。以驻土大使恰雷科夫为代表的俄国外交致力于大巴尔干同盟计划的实现，得到了斯托雷平及萨宗诺夫的支持；以驻塞公使哈特维格和驻保公使涅克留多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力促巴尔干斯拉夫国家的联合。
从波斯尼亚危机至意土战争期间，俄国外交为实现大巴尔干同盟计划做过几次尝试。其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俄土关系，在俄土之间达成协议；二是调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在二者之间达成协议。为拉拢土耳其，早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俄国就试图利用土耳其对奥匈兼并行为的不满，与土耳其进行谈判。1908年10月，恰雷科夫向土驻俄大命名提出协议草案：土耳其对黑海沿岸国家开放海峡，承认保加利亚独立，为此俄对土进行一系列“补偿”，支持土耳其取消外国领事裁判制度，同意取消柏林协定有关限制土耳其对马其顿主权的条文，放弃土1877—1878年战争赔偿的拖欠部分等，在此基础上双方在欧洲会议上继续合作，危机结束后，恰雷科夫升任驻土大使继续为此努力，在召回外国军官，改组警察制度和国际财政委员会以及克里特岛、马其顿等问题上迎合土耳其政府，并积极筹划沙皇与素丹之间的高级会晤。在意土战争期间，俄国又一次利用土耳其处境艰难尝试拉拢土耳其，此即所谓的“恰雷科夫外交行动”。1911年10月，他受命“以个人名义”向土政府提交了一份声明草案作为谈判基础：俄方建议部分放弃1900年俄土协议俄国享有的特权，同意在与俄相邻的“禁区”修筑铁路，俄国承诺给土耳其“以有效支持来保护两海峡现存制度，如果有外国武力威胁其两个地区上述支持也同样适用”，为此土耳其应保证“不妨碍俄国军舰通过海峡”。[28]尽管俄方作了许多让步，俄土之间的几次谈判终未能取得成果。在积极改善俄土关系同时，俄国外交还试图调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后，土要保方为其独立和东鲁美亚铁路支付650亿法郎的赔偿，保土关系一时很紧张。俄国第一个承认保加利亚独立，设法帮助它满足土耳其的要求。1909年3月，在彼得堡达成协议：俄国宣布放弃土耳其所拖欠战争赔款，土耳其则放弃对保加利亚的索赔要求。此举有效地防止了保土冲突。对保土、塞土之间出现的相互接近的迹象，俄国外交极力予以鼓励。恰雷科夫就认为，作为全巴尔干联邦的基础，光有保塞两国的协议还不够，还应在土塞、土保之间达成协议，而俄国的作用就在这一点，充当它们的“接生婆”。[29]正是在俄国推动下，保塞土三国政府之间进行了互访，俄国对此表示欢迎，舆论认为这是“全巴尔干协议之最初基础”的建立。[30]然而这种亲近没有持续多久。意土战争期间，恰雷科夫也曾建议土方接受俄国在维持现状基础上为建立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牢固“睦邻关系”而采取的措施，[31]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大巴尔干同盟计划接连受挫，原因在于它的不现实。一方面，土耳其对巴尔干国家抱有很深的疑惧，担心它们的领土野心威胁自己在欧洲的领地，同时对俄国也极不信任，因而宁愿寻求奥匈和德国的保护。这早在1909年夏天就表现得很明显了。[32]另一方面，俄国的这一计划一律受到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的抵制和反对。它们都不愿看到俄国在巴尔干的独占地位。俄土之间数次谈判终未成功，与列强的敌视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俄国的政策也不符合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利益。俄国极力要赋予其反德奥性质，而当时巴尔干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几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压迫，虽然当时德奥侵略势力也给它们造成威胁，有反德奥情绪，但相比之下，巴尔干各君主国更关心的是反对土耳其，瓜分其领地，独立自主地解决东方问题。而且，奥匈吞并其两省和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塔尼亚都进步地削弱了土耳其的力量，表明了土耳其进一步衰落，这一点大大激发了巴尔干人民反土民族情绪。巴尔干国家联合反土的热望无疑给小巴尔干同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何况巴尔干国家也积极寻求俄国的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塞保两国尤为积极。
早在1909年初，保塞两国就开始结盟谈判。俄国外交积极予以推动。伊兹沃尔斯基鼓励保方同塞方妥协，甚至直接介入谈判来增进双方的信任，在给俄驻保代办的信中还提出划分欧洲土耳其领地的建议作为双方协议的基础。[33]鉴于保表现出的亲奥倾向，俄驻巴尔干的代表被告以鼓励双方接近但不宜在实际谈判中扮演“太积极的”角色。[34]由于俄起初偏袒保加利亚人，一度曾引起塞方不满。1909年秋，哈特维格到塞尔维亚担任公使，塞得到俄国官方的有力支持。沙皇也表示不再偏袒保方，要保护所有巴尔干国家的独立和利益。[35]新上任的萨宗诺夫也表示俄国的任务就是尽力找到一种“保塞协定的公式”。[36]为促使保与塞亲近，俄国在近十次的俄保结盟谈判中坚持应以保塞达成协议为先决条件。结果保原则上同意与塞、希、黑山联盟。然而保仍希望继续同俄国谈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迟迟不肯与塞谈判。
1911年秋，意土战争爆发给巴尔干国家联合反土创造了有利时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列强进一步干预巴尔干事务的危险。保塞双方决定加快谈判步伐。哈特维格也及时劝告他们把争执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迅速达成政治协定，认为这比领土争执更重要。他警告说：“目前时机对你们的联盟是极重要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37]尽管俄方一再催促，双方仍然不能取得妥协。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在如何瓜分土耳其领土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各不相让，都想借俄国之力迫使对方作出更大的让步；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外交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驻保公使涅克留多夫坚持双方协议必须以俄国提出的原则为基础，担心一旦联盟成立会脱离俄国的控制，希望俄国用自己的影响来约束双方的行动。[38]哈特维格则认为，俄国除了推进和支持两国谈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俄国不应干涉谈判和在联盟中扮演角色。[39]而当局的立场是介于二人之间，希望联盟是防御性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现状。[40]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还提出同盟应对其他巴尔干国家开放，包括土耳其，实际上是回到大巴尔干同盟思想上，[41]因为恰雷科夫正在土耳其积极进行活动。这引起塞保双方的不满。对此，哈特维格粗率地警告说：坚持土耳其为首的巴尔干联邦，“将对塞保联盟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42]11月份，塞方提出条约草案，哈特维格表示非常满意，涅克留多夫则对第3条、4条表示强烈的反对：“俄不愿听到任何进攻行动或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塞保联盟必须纯粹是防卫性的和保护现状的”。[43]哈特维格则认为如果形势有利，可以考虑对土的进攻行动。[44]涅搞托夫支持涅克留多夫，指示哈特维格提出修改要求，表示反对瓜分，建议双方只限于划定势力范围。[45]鉴于此，塞保双方以秘密条款取代之。俄方并不关心双方争执如何解决，只求尽快签约。1912年2月24日，萨宗诺夫建议双方把争执交由俄国仲裁并保证双方的利益。3月1日，他又授权涅克留多夫向保口头声明，表示支持保方要求。同时又要求哈特维格向塞方解释，俄国已为塞赢得重大让步。[46]塞保双方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同盟条约。保塞同盟是整个巴尔干同盟的核心和基础。不久，保希、保黑和塞黑之间分别达成类似协议。巴尔干四国同盟终于建立起来。
四
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无疑给俄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这表明在许多方面。
尽管与原设想的版本不尽相同，但这一同盟的建立毕竟是俄政策的一大成功。尤其是保塞同盟，就如涅克留多所说：“把50万军队且是极精锐的军队集结在一起”，为奥匈帝国占领或夺取半岛的任何企图“设置了十分严重的障碍”。(47)一贯主张俄土亲近、建立大巴尔干同盟的萨宗诺夫也高兴地认为：“现在有50万把刺刀保卫巴尔干了——这将永远堵德奥渗透入侵的道路。”(48)在发生欧洲大冲突的情况下，它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俄国无疑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方面也处于极有利的战略和外交地位。凡此种种，颇受俄国外交的欢迎。
另一方面，俄国对这一同盟也持有保留态度。它实际上使俄国外交指望的最好办法——大巴尔干同盟计划变得更虚无缥缈了。因为它首先和主要是各君主国反对土耳其瓜分土耳其愿望的产物，与大巴尔干同盟计划是完全对立的，因而俄国担心被利用，“卷入由斯拉夫国家违反俄国愿望而发动的战争”。[49]巴尔干同盟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脱离俄国监督的迹象，如保塞向俄隐瞒了秘密军事协定，不顾俄国反对坚持同黑山、希腊进行谈判并与之结盟等等。巴尔干国家积极准备利用意土战争之际对土开战，俄国则认为为时尚早，而且有可能导致与列强的冲突。因此俄国坚持各国遵守维持现状原则，警告各国“勿草率行动”，同时设法调停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50]这既是俄国外交继续为毫无希望的大巴尔干同盟苦心经营的表现，也说明它对巴尔干同盟建立后的局势已失去了控制。
俄国的“成功”也引起列强不同的反应。俄国的盟友一直对俄的野心存有戒备，处处设置障碍。法国在评价塞保同盟时认为“它进一步建立了俄国对斯拉夫的霸权”，“是保证它在巴尔干霸权的工具”。[51]英国则极力使“亲英的”希腊加入“来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作用。”[52]至于德奥集团，则视之为“斯拉夫怪物”，极力破坏这一同盟，图谋建立自己庇护下的巴尔干集团。围绕巴尔干同盟，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
俄国在承担盟国纠纷的仲裁人义务之时，对各国间相互利益差别和矛盾的程度显然估计不足，而这正是同盟体系的主要特点。急于对土开战的各国在俄国的催促下联合起来，未解决的争执留待战后解决。直到那时俄国才发现要充当仲裁人有多么困难。萨宗诺夫已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每一方许诺支持他们的领土要求。盟国的战争爆发后，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他们不听我的。”[53]
巴尔干同盟的建立并未实现俄国外交的预期目标。它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便陷于瓦解，巴尔干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定。保加利亚站到德奥一边，土耳其也最终被纳入德奥同盟体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的巴尔干战线已经严重地削弱了。
注释：
① ④ (22) (32)—(46) 罗索斯·安得鲁：《俄国和巴尔干》，多伦多，1981年。
②—⑦ (25)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下册。
⑧ 谢·达·斯卡日金：《奥俄德同盟的终结》，莫斯科，1974。
⑨ (20)(21)(26)(27)(50)(53) 尤·阿·皮萨略夫：《一战前的列强与巴尔干》，莫斯科，1985。
⑩ (11) (15) (28) 瓦·阿·格奥尔吉耶夫：《俄国对外政策中的东方问题》，莫斯科，1978。
(12)(13)(16)(17)(18)(19)(23)(24)(29)(30) 伊·瓦·别斯图热夫：《俄国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斗争》，莫斯科，1961。
(31)(47)(49)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三联，1979，卷二，下册。
(48)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1987。
(51) 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商务，1961，上册。
(52) 加尔金：《1912年巴尔干同盟的建立与欧洲列强的政策》，载《莫斯科大学学报》，1956，卷二。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4期第51-57页
（一）
巴尔干同盟思想成为俄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但这种思想的最早的“理论”渊源则可追溯到克里米亚战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鼓吹的所谓“斯拉夫民族理想”：建立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全体斯拉夫人“联盟”。尽管这种“理想”未必完全符合专制政府的心意，因为它包含着某种联邦主义或共和主义的成份，但并不妨碍沙皇政府利用来为自己的巴尔干政策服务。而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极力迎合政府，把斯拉夫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同，把俄国巴尔干政策传统目标与泛斯拉夫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
如达尼列夫斯基就提出，应由俄国领导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区人、斯洛文尼亚人及保加利亚人在内的统一的“斯拉夫世界”。他说：“一个以俄国为首的泛斯拉夫联盟，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这是唯一合理地、逻辑地解决这一历史问题。这一问题最近获得‘东方问题’的称谓。”[②]阿克萨科夫则强调“只有它（俄国）才能解决‘东方问题’和在总体上解决斯拉夫问题。”[③]在他们的斯拉夫联盟计划中，不仅巴尔干斯拉夫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巴尔干非斯拉夫人（希腊人、罗巴尼亚人及阿尔巴尼亚人等），“不管其愿意与否，也要加入斯拉夫联盟之内”。[④]
俄政府中也不乏这样的实践者。如俄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伊格纳切夫就特别强调要利用巴尔干人民反土耳其统治的愿望与行动来摧毁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两海峡。他回忆自己当时活动说：“我和所有的斯拉夫人商谈他们独立的事……那时就允许我们实现自己的意愿去独自解决‘东方问题’，即组成同种族、同宗教和俄国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区域’，而两海峡则归俄国安排。”[⑤]他还与巴尔干秘密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利用巴尔干人的动乱，把他们拉在一起”，“调解他们彼此间的误会和纠纷，在塞尔维亚、希腊与门德内哥罗、保加利亚之间准备一个攻守同盟。”[⑥]稍后他又明确提出在巴尔干组织一个类似俾斯麦德意志同盟那样的东方联盟。[⑦]他的活动虽无多大成果，但无疑是俄国巴尔干政策中的一个新动向。
不过，总的来讲，早期泛斯拉夫运动对俄国外交影响并不大。俄国外交的重心在于利用欧洲形势变化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谋求利用德奥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70—80年代俄与德奥之间围绕三帝同盟所进行的反复谈判，90年代俄奥“冻结”巴尔干问题的协议就是明显例子。这时俄外交中出现的关于巴尔干国家联合的设想也被纳入这一框架之内。如80年代陆军大臣米留亭所设想的“巴尔干邦联”，既包括巴尔干国家，也包括奥匈及土耳其的一部分。希望以此求得安宁，既免得给俄土战后虚弱的俄国招惹是非，又防止任何大国在巴尔干享有优势，威胁两海峡。因此他明确表示，“俄国不能触动泛斯拉夫主义这一炙手问题。”[⑧]当俄把注意力转向远东以后，为确保巴尔干后方稳定，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夫在继续坚持俄奥合作的同时，也曾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同盟。[⑨]很明显，这些设想不仅不符合泛斯拉夫主义的“理想”，而且是截然对立的。既要与德奥谋求合作，又想联合巴尔干国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20世纪初，随着日俄战争后俄国外交重返巴尔干，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又活跃起来，对俄巴尔干政策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同，新泛斯拉夫主义者鉴于德奥势力对巴尔干近东侵略渗透的加强，开始明确提出建立巴尔干同盟的思想。大资本家代表费多罗夫就指出：“我们在近东的政策应该一方面保护俄国免遭泛德意志主义的侵略，另一面应该是广大斯拉夫人的政策，目的是恢复巴尔干岛斯拉夫人的力量，使其相互团结，与俄国一致。”[⑩]《莫斯科周刊》也写道：“只有依靠斯拉夫思想我们才能在巴尔干问题上，在我们对待普鲁士、土耳其态度上站稳脚”。(11)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看来，德奥对巴尔干扩张渗透的加强有可能推动巴尔干国家走向“统一”，以摆脱德奥的“压迫”，在这样的时刻，当局应“认真”考虑一下，它在对巴尔干国家方面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简言之，俄国应起巴尔干同盟之鼓舞者、组织者的作用。(12)因而他们欢迎俄国外交重返巴尔干，但对俄外交所实行俄奥“合作”路线极为不满，认为俄奥1897年协议损害斯拉夫利益远甚于柏林协定，因为它的代价便是俄国放弃了联合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直接任务。
俄国外交部认为，继续俄奥合作对俄国更有利，至于建立巴尔干同盟，即最有利的情况下，那也是“将来之事”，暂时还用不着去讨论“俄国施加影响以建立这类集团的问题。”(13)俄国外交反对建立巴尔干同盟的计划，主要担心巴尔干国家会利用俄国瓜分土耳其，从而破坏巴尔干现状，给日俄战争中元气大伤的俄国造成难以应付的局面，特别是担心与德奥恶化关系甚发生冲突。因此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提出利用奥匈侵略野心，通过与奥匈“合作”来达到开放海峡的目的。在他看来，俄国还可利用英法与德奥集团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俄奥1908年的布赫劳交易。巴尔干同盟思想被弃置一旁。显然，只有放弃俄奥合作，才能谈得上联合巴尔干国家。
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最终促使俄国外交将巴尔干政策重心转到建立巴尔干同盟方面。
奥匈单方宣布实现兼并波、黑两省，俄国谋求列强的帮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标志着“合作”路线完全破产。国内舆论大哗，伊兹沃尔斯基及其政策受到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俄国对外政策取向特别是巴尔干政策取向的激烈争论。斯托雷平政府内的反德情绪明显上升。自由派及温和右派要求加强反德的英法俄协约，积极抵制奥匈的扩张，推动巴尔干国家的合作，反对亲德派主张的“冻结”巴尔干问题，与德国达成协议。(14)在国内泛斯拉夫主义舆论及斯托雷平政府压力下，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开始考虑利用吞并危机建立巴尔干国家集团。随着俄外交的步步失利，巴尔干同盟思想最终占了上风。
俄国巴尔干政策指导思想的这种转变并不是持续数十年的俄奥合作路线破产后作出的简单反应。它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合作路线势必要遭到来自国内的、国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它势必又助长德奥的侵略势头，损害自身利益。俄国最终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其三，俄奥合作用于维持现状还行得通，一旦巴尔干民族风暴出现，就很难持续下去了。其四，在国力空虚的情况下要想推行积极的巴尔干政策，只能依靠他国的力量，既然与奥合作不成，英法又不愿支持，便只有依靠巴尔干国家。其五，这种转变的意义不只限于巴尔干政策上。俄外交企图脚踩两只船，既想依靠盟友，又想与德奥合作，从中渔利，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危机迫使俄在德奥与英法之间作出选择。在德奥的威胁面前，俄不仅要依靠巴尔干国家，更需紧密靠拢英法。因此，巴尔干政策转变不只是一个局部策略的转变，它还标志着俄整个对外政策方针的转变。
标志这种转变的就是伊兹沃尔斯基被斥为“背叛斯拉夫事业”，在一片谴责声中调任驻巴黎大使，由萨宗诺夫取代。他一上台，立即调整对外政策，正式提出自己的“新方针”，把团结巴尔干国家建立巴尔干同盟作为巴尔干政策的主导思想。
二
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巴尔干同盟问题上，俄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巴尔干斯拉夫人与土耳其的关系，亦即对土耳其怎么办。
斯托雷平政府及其支持者都主张建立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巴尔干同盟，或曰全巴尔干联邦，认为这是抵制德奥势力的最有效办法。(15)沙拉波夫还特别指出应从三方面来努力：1）土保调和；2）塞保调和及团结；3）将土塞保黑联合成一个军事政治同盟，由近东“天然的无私的捍卫者俄国来领导。”(16)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则认为这一设想纯属“幻想”，提出“不应忘记我们在东方的历史传统”，不可轻易放弃“既得优势”，坚信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利益不能调和，俄国在巴尔干的唯一纽带“应把我们和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民族而决非与土耳其人联系起来。”(17)即使对土耳其“友好”相待，但决不能与它达成束缚我们最近将来行动自由的协议。(18)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只主张建立巴尔干斯拉夫国家同盟。亲德奥的极右派集团则认为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德奥的企图注定会失败。(19)结果，斯托雷平政府意见占了上风，对俄外交影响很大。
外交部门也有分歧。以驻塞公使哈特维格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认为，吸收土耳其参加同盟是不现实的。例如他在1911年11月5日给萨宗诺夫报告中指出：“斯拉夫民族必须与土耳其联合起来这种热情的号召，并不能使他们信服”，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俄国的压力下，他们可能“不拒绝”这样做，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想“喘息”，“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与他们的世仇“作一次总清算”。他认为俄国巴尔干政策应有两大目的：“其一，用号召斯拉夫民族独立生存来轻易到达到其内心的理想——在他们之间友好地瓜分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财产；其二，实现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任务，在俄国湖的进口处博斯普鲁斯海峡占稳脚根。”他认为有土耳其参加的全巴尔干联邦只能对土耳其有利，对俄国没有好处。他赞成只建立有一些巴尔干国家参加的同盟。身为驻塞公使，他还认为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的应是塞尔维亚，而非保加利亚。[20]驻保公使涅克留多夫也认为吸收土耳其参加同盟是不现实的，而且巴尔干同盟的支柱应是保加利亚。[21]危机后的伊兹沃尔斯基也属于这一派。[22]
萨宗诺夫本人及驻土大使恰雷科夫等人则认为有可能建立包括土耳其的全巴尔干联邦。恰雷科夫就公开表示：他的巴尔干纲领就是主巴尔干联邦思想。他说：“许多人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但这不是幻想，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有一个政治集团……巴尔干政策的任务要求保塞黑在经济上与土耳其接近，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能使想相互支持的巴尔干国家达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协调一致，走向成熟与巩固”，他认为，为此俄国“应忘掉旧帐”，保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并在“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相互接近。[23]
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并无实质性差异，都是服从于夺取海峡重树巴尔干霸权，“遏制”德奥势力的扩张这一总目的的。仅仅是策略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大巴尔干同盟更符合俄国的利益，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象沙拉波夫所说，这样就使巴尔干和土耳其处于俄国的“整个势力范围之内”，从而“关于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将完全消失。”[24]而反对土耳其加入，与其说是不符合泛斯拉夫的“理想”，不如说担心它会给俄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碍手碍脚之嫌。需要时，可以保存其完整，甚至与之结盟；不需时则瓜而分之，不管与谁合伙，这正是俄国对土政策的一贯作法。上述两种意见也充分暴露了俄国斯拉夫政策的实质：“斯拉夫人应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他们服务。”[25]斯拉夫民族利益应服从俄国的实际利益。
除了上述分歧之外，关于巴尔干斯拉夫人联合问题也有争议。一些人象彼得列也夫主张以塞尔维亚为中心把南斯拉夫人居住地联合成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哈特维格还主张合并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反对者则认为，保存分散的斯拉夫小国，使其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大保加利亚”或“大塞尔维亚”对多民族的帝俄本身是一种威胁，它们可能成为俄国在巴尔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海峡问题上。[26]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结合各种意见，提出了最大方案和最小方案：大者希望吸收土耳其参加；小者只是某些巴尔士国家同盟。后者也有不同的版本，其一是建立塞保希三方同盟；其二是黑塞保斯拉夫国家联合，排除希腊；还有一个方案是保塞两国同盟。[27]
三
波斯尼亚危机不仅促成了俄国政策的转变，而且也为巴尔干国家联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危机期间，各国都郑重地提出了将来的联合问题。这也为俄国实施自己的计划创造了条件。但是，俄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如何调整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俄国还必须同德奥集团的外交阴谋作斗争，克服来自自己的盟友英法的暗中抵制和阻挠。再者，俄国还必须设法消除巴尔干国家对自己的猜疑和不信任。
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导致了外交行动中的不一致。以驻土大使恰雷科夫为代表的俄国外交致力于大巴尔干同盟计划的实现，得到了斯托雷平及萨宗诺夫的支持；以驻塞公使哈特维格和驻保公使涅克留多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力促巴尔干斯拉夫国家的联合。
从波斯尼亚危机至意土战争期间，俄国外交为实现大巴尔干同盟计划做过几次尝试。其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俄土关系，在俄土之间达成协议；二是调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在二者之间达成协议。为拉拢土耳其，早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俄国就试图利用土耳其对奥匈兼并行为的不满，与土耳其进行谈判。1908年10月，恰雷科夫向土驻俄大命名提出协议草案：土耳其对黑海沿岸国家开放海峡，承认保加利亚独立，为此俄对土进行一系列“补偿”，支持土耳其取消外国领事裁判制度，同意取消柏林协定有关限制土耳其对马其顿主权的条文，放弃土1877—1878年战争赔偿的拖欠部分等，在此基础上双方在欧洲会议上继续合作，危机结束后，恰雷科夫升任驻土大使继续为此努力，在召回外国军官，改组警察制度和国际财政委员会以及克里特岛、马其顿等问题上迎合土耳其政府，并积极筹划沙皇与素丹之间的高级会晤。在意土战争期间，俄国又一次利用土耳其处境艰难尝试拉拢土耳其，此即所谓的“恰雷科夫外交行动”。1911年10月，他受命“以个人名义”向土政府提交了一份声明草案作为谈判基础：俄方建议部分放弃1900年俄土协议俄国享有的特权，同意在与俄相邻的“禁区”修筑铁路，俄国承诺给土耳其“以有效支持来保护两海峡现存制度，如果有外国武力威胁其两个地区上述支持也同样适用”，为此土耳其应保证“不妨碍俄国军舰通过海峡”。[28]尽管俄方作了许多让步，俄土之间的几次谈判终未能取得成果。在积极改善俄土关系同时，俄国外交还试图调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后，土要保方为其独立和东鲁美亚铁路支付650亿法郎的赔偿，保土关系一时很紧张。俄国第一个承认保加利亚独立，设法帮助它满足土耳其的要求。1909年3月，在彼得堡达成协议：俄国宣布放弃土耳其所拖欠战争赔款，土耳其则放弃对保加利亚的索赔要求。此举有效地防止了保土冲突。对保土、塞土之间出现的相互接近的迹象，俄国外交极力予以鼓励。恰雷科夫就认为，作为全巴尔干联邦的基础，光有保塞两国的协议还不够，还应在土塞、土保之间达成协议，而俄国的作用就在这一点，充当它们的“接生婆”。[29]正是在俄国推动下，保塞土三国政府之间进行了互访，俄国对此表示欢迎，舆论认为这是“全巴尔干协议之最初基础”的建立。[30]然而这种亲近没有持续多久。意土战争期间，恰雷科夫也曾建议土方接受俄国在维持现状基础上为建立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牢固“睦邻关系”而采取的措施，[31]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大巴尔干同盟计划接连受挫，原因在于它的不现实。一方面，土耳其对巴尔干国家抱有很深的疑惧，担心它们的领土野心威胁自己在欧洲的领地，同时对俄国也极不信任，因而宁愿寻求奥匈和德国的保护。这早在1909年夏天就表现得很明显了。[32]另一方面，俄国的这一计划一律受到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的抵制和反对。它们都不愿看到俄国在巴尔干的独占地位。俄土之间数次谈判终未成功，与列强的敌视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俄国的政策也不符合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利益。俄国极力要赋予其反德奥性质，而当时巴尔干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几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压迫，虽然当时德奥侵略势力也给它们造成威胁，有反德奥情绪，但相比之下，巴尔干各君主国更关心的是反对土耳其，瓜分其领地，独立自主地解决东方问题。而且，奥匈吞并其两省和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塔尼亚都进步地削弱了土耳其的力量，表明了土耳其进一步衰落，这一点大大激发了巴尔干人民反土民族情绪。巴尔干国家联合反土的热望无疑给小巴尔干同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何况巴尔干国家也积极寻求俄国的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塞保两国尤为积极。
早在1909年初，保塞两国就开始结盟谈判。俄国外交积极予以推动。伊兹沃尔斯基鼓励保方同塞方妥协，甚至直接介入谈判来增进双方的信任，在给俄驻保代办的信中还提出划分欧洲土耳其领地的建议作为双方协议的基础。[33]鉴于保表现出的亲奥倾向，俄驻巴尔干的代表被告以鼓励双方接近但不宜在实际谈判中扮演“太积极的”角色。[34]由于俄起初偏袒保加利亚人，一度曾引起塞方不满。1909年秋，哈特维格到塞尔维亚担任公使，塞得到俄国官方的有力支持。沙皇也表示不再偏袒保方，要保护所有巴尔干国家的独立和利益。[35]新上任的萨宗诺夫也表示俄国的任务就是尽力找到一种“保塞协定的公式”。[36]为促使保与塞亲近，俄国在近十次的俄保结盟谈判中坚持应以保塞达成协议为先决条件。结果保原则上同意与塞、希、黑山联盟。然而保仍希望继续同俄国谈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迟迟不肯与塞谈判。
1911年秋，意土战争爆发给巴尔干国家联合反土创造了有利时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列强进一步干预巴尔干事务的危险。保塞双方决定加快谈判步伐。哈特维格也及时劝告他们把争执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迅速达成政治协定，认为这比领土争执更重要。他警告说：“目前时机对你们的联盟是极重要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37]尽管俄方一再催促，双方仍然不能取得妥协。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在如何瓜分土耳其领土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各不相让，都想借俄国之力迫使对方作出更大的让步；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外交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驻保公使涅克留多夫坚持双方协议必须以俄国提出的原则为基础，担心一旦联盟成立会脱离俄国的控制，希望俄国用自己的影响来约束双方的行动。[38]哈特维格则认为，俄国除了推进和支持两国谈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俄国不应干涉谈判和在联盟中扮演角色。[39]而当局的立场是介于二人之间，希望联盟是防御性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现状。[40]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还提出同盟应对其他巴尔干国家开放，包括土耳其，实际上是回到大巴尔干同盟思想上，[41]因为恰雷科夫正在土耳其积极进行活动。这引起塞保双方的不满。对此，哈特维格粗率地警告说：坚持土耳其为首的巴尔干联邦，“将对塞保联盟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42]11月份，塞方提出条约草案，哈特维格表示非常满意，涅克留多夫则对第3条、4条表示强烈的反对：“俄不愿听到任何进攻行动或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塞保联盟必须纯粹是防卫性的和保护现状的”。[43]哈特维格则认为如果形势有利，可以考虑对土的进攻行动。[44]涅搞托夫支持涅克留多夫，指示哈特维格提出修改要求，表示反对瓜分，建议双方只限于划定势力范围。[45]鉴于此，塞保双方以秘密条款取代之。俄方并不关心双方争执如何解决，只求尽快签约。1912年2月24日，萨宗诺夫建议双方把争执交由俄国仲裁并保证双方的利益。3月1日，他又授权涅克留多夫向保口头声明，表示支持保方要求。同时又要求哈特维格向塞方解释，俄国已为塞赢得重大让步。[46]塞保双方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同盟条约。保塞同盟是整个巴尔干同盟的核心和基础。不久，保希、保黑和塞黑之间分别达成类似协议。巴尔干四国同盟终于建立起来。
四
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无疑给俄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这表明在许多方面。
尽管与原设想的版本不尽相同，但这一同盟的建立毕竟是俄政策的一大成功。尤其是保塞同盟，就如涅克留多所说：“把50万军队且是极精锐的军队集结在一起”，为奥匈帝国占领或夺取半岛的任何企图“设置了十分严重的障碍”。(47)一贯主张俄土亲近、建立大巴尔干同盟的萨宗诺夫也高兴地认为：“现在有50万把刺刀保卫巴尔干了——这将永远堵德奥渗透入侵的道路。”(48)在发生欧洲大冲突的情况下，它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俄国无疑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方面也处于极有利的战略和外交地位。凡此种种，颇受俄国外交的欢迎。
另一方面，俄国对这一同盟也持有保留态度。它实际上使俄国外交指望的最好办法——大巴尔干同盟计划变得更虚无缥缈了。因为它首先和主要是各君主国反对土耳其瓜分土耳其愿望的产物，与大巴尔干同盟计划是完全对立的，因而俄国担心被利用，“卷入由斯拉夫国家违反俄国愿望而发动的战争”。[49]巴尔干同盟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脱离俄国监督的迹象，如保塞向俄隐瞒了秘密军事协定，不顾俄国反对坚持同黑山、希腊进行谈判并与之结盟等等。巴尔干国家积极准备利用意土战争之际对土开战，俄国则认为为时尚早，而且有可能导致与列强的冲突。因此俄国坚持各国遵守维持现状原则，警告各国“勿草率行动”，同时设法调停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50]这既是俄国外交继续为毫无希望的大巴尔干同盟苦心经营的表现，也说明它对巴尔干同盟建立后的局势已失去了控制。
俄国的“成功”也引起列强不同的反应。俄国的盟友一直对俄的野心存有戒备，处处设置障碍。法国在评价塞保同盟时认为“它进一步建立了俄国对斯拉夫的霸权”，“是保证它在巴尔干霸权的工具”。[51]英国则极力使“亲英的”希腊加入“来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作用。”[52]至于德奥集团，则视之为“斯拉夫怪物”，极力破坏这一同盟，图谋建立自己庇护下的巴尔干集团。围绕巴尔干同盟，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
俄国在承担盟国纠纷的仲裁人义务之时，对各国间相互利益差别和矛盾的程度显然估计不足，而这正是同盟体系的主要特点。急于对土开战的各国在俄国的催促下联合起来，未解决的争执留待战后解决。直到那时俄国才发现要充当仲裁人有多么困难。萨宗诺夫已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每一方许诺支持他们的领土要求。盟国的战争爆发后，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他们不听我的。”[53]
巴尔干同盟的建立并未实现俄国外交的预期目标。它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便陷于瓦解，巴尔干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定。保加利亚站到德奥一边，土耳其也最终被纳入德奥同盟体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的巴尔干战线已经严重地削弱了。
注释：
① ④ (22) (32)—(46) 罗索斯·安得鲁：《俄国和巴尔干》，多伦多，1981年。
②—⑦ (25)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下册。
⑧ 谢·达·斯卡日金：《奥俄德同盟的终结》，莫斯科，1974。
⑨ (20)(21)(26)(27)(50)(53) 尤·阿·皮萨略夫：《一战前的列强与巴尔干》，莫斯科，1985。
⑩ (11) (15) (28) 瓦·阿·格奥尔吉耶夫：《俄国对外政策中的东方问题》，莫斯科，1978。
(12)(13)(16)(17)(18)(19)(23)(24)(29)(30) 伊·瓦·别斯图热夫：《俄国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斗争》，莫斯科，1961。
(31)(47)(49)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三联，1979，卷二，下册。
(48)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1987。
(51) 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商务，1961，上册。
(52) 加尔金：《1912年巴尔干同盟的建立与欧洲列强的政策》，载《莫斯科大学学报》，1956，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