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美国史学理论取向
张广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6年04期第95-100,41页
当代美国史学理论虽然五花八门，但却有其基本取向：一是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二是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推动美国史学理论取向转变的力量是科学的突飞猛进、工业化的发展、大众社会的兴起和全球性世界联系的形成，它们不但引起了历史学的激烈变动，而且推动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变革，具体来说，当代美国史学理论取向的形成，是与这些力量的推动而产生的历史学的国际化和新的世界主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第一，历史学的国际化。当今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或一项国际性事业，其特点是一个国家和一个领域的发现和重大进展很快就会影响其他国家史学研究的发展。所以，各国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随着全球社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直接而频繁的交流，形成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7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协会有好几位主席在各自的演说中都强调了历史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例如，费正清（John K.fairbank）说：“我们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都在走向世界”，而这“是时代的标志”。[①a]汉克（Lewis Hanke）强调了要“尽一切可能促进历史学家的国际联系”，[②a]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认为“历史研究没有国界”，贝林把历史研究称为一项“国际性事业”。麦克尼尔认为“走向世界性是我们专业的责任”，[③a]柯廷（Philip Curtin）认为历史研究“要具有世界史的眼光”，探索世界的前景，[④a]而入江昭主席演说的题目即为“历史学的国际化”。他在这篇演说中号召美国史学家进一步促进历史学的国际化：在美国和外国历史学团体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寻找有意义的、跨越国界的历史研究课题和概念；积极把学术成果介绍给世界各国史学界。[⑤a]
由上可见，在历史学不断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美国显得尤其突出，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美国史学界多种族、多国别的研究队伍的构成。在美国，众多的外裔美籍史学家对于促进美国史学的发展和国际化起了重大作用。如德裔美籍史学家，他们不但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培养了众多研究德国史的美国历史学家，促进了美国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德国史研究的起飞。再如美国历史协会，目前它已拥有13，000名会员，其中有500多名会员在国外，他们分属于众多的种族群体，来自40多个国家，所以协会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史学家团体。正如入江昭所指出，美国史学界多种族、多国别的研究队伍的构成及其开放性和活力，“世界各地的任何团体都无法与之媲美”。[⑥a]
二是与国外史学家直接而频繁的交流。正是在以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awn）、鲁德（George Rude）等为代表的欧洲史学家的影响下，过去20多年里，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城市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工的各种社会特性，诸如他们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技艺传统、家庭生活、社团组织”，[①b]因此，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成了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反叛”概念被作为研究城市中社会下层帮派团伙的样板。美国史学家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开始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家庭史通过交流在美国开展以后，目前“它已经以典型的美国方式发展成各地都有的、不分专业的、非常独特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领域”。[②b]历史学的国际化推动了各国史学的发展，而各国史学的进步又促进了历史学的国际化。
三是与国外史学家广泛而有效的合作研究。例如，在欧洲社会史研究中，美国史学家与欧洲社会史学家组成了一个国际研究网，对此展开了深入具体的合作研究。[③b]又如，在史学理论方面，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等主编的《当代史学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g,1971）和伊格斯（Georg G.lggers）等主编的《国际历史研究手册》便是美国史学家与国外同行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后者比前者更趋于国际化，它不但分析了国际史坛兴起的新领域、新理论和新方法，而且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史学成就和发展趋势。因此，对美国史学家来说，历史学的国际化、尤其是理论和方法的国际化，不仅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史学家新的世界主义的观念。
第二，新的世界主义观念。首先，这种世界主义观念是与战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认为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由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应受到充分重视。随着对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美国史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发生了由种族主义到世界主义观念的转变，斯塔夫里阿诺斯对第三世界历史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堪称典范。他在《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首先，第三世界历史不是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的简单组合，因为这种组合不能表明第三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动态。第三世界历史是第三世界整体史，尽管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次，第三世界整体史是全球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运用全球观点把它与全球历史这一更大的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④b]他的这部著作因这种全球观点而始终贯穿着反殖民主义的基调，而且“贯彻得如此自然、大方，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⑤b]
其次，这种世界主义观念是与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要求用全球观点而不是用西方的观点来考察世界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美国史学家开始在大学开设采用全球观点、包括全球内容的新的世界史课程。在世界理论上，他们认为全人类因具有共同性而可以互相深刻地理解，全面的世界史可以培养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而不是象狭隘史学那样由于偏见而加剧冲突，造成灾难性后果。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①c]新的世界主义观念在美国引起了新的世界史运动，确立了世界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取向。
（二）
就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来说，这一思想最早是由激进派史学家莱米什（Tesse Lemisch）明确提出的，而激进派史学家这种主张是为变革美国社会的实践服务的。他们唤起人们注意美国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的鸿沟和多样性，从而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推动下首先恢复了论述全体民众历史这个目标。[②c]但是，在国际化社会史学潮流推动下，美国史学家确立了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从而形成了研究大众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两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取向。
在研究大众文化的史学理论取向中，美国史学对大众文化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较新颖的大众文化史学理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其一，以吉诺维斯（E.D.Genovese）为代表的黑人文化史学理论。他在《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一书中以奴隶为主体，着重论述他们的文化，涉及到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认为黑人的宗教构成了黑人原始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是奴隶们抵抗奴隶制观念和心理侵蚀的最有力的武器。但黑人的宗教的作用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为奴隶们提供了精神力量，使其进行顽强的生存斗争，另一方面使其屈从于奴隶主统治而不进行彻底反抗。同样，黑人的习俗和伦理道德等既反映了奴隶对奴隶制的抵制，也表现了他们对奴隶制文化的认同。所以，正是黑人文化这种两重性，一方面使奴隶与奴隶主不断发生冲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和调整了美国奴隶制关系，另一方面在奴隶制度下使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不断趋于融合，从而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
应提出的是，吉诺维斯的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ci）。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不仅借助暴力，而且依靠思想意识控制被统治阶级，而非暴力的思想统治权威尤其重要。吉诺维期根据葛兰西关于权威的理论建立了其关于美国奴隶制度的文权制理论。在这种文权制中，由于奴隶主所依靠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统治权威，所以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建立了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奴隶发展了丰富多样的黑人文化，而这种文化又极大地丰富了整个美国文化。他的《奔腾吧，约旦河》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基于阶级利益冲突的历史发展运动，而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美国19世纪南方特殊文明静态的、基本上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图景。不过，他所揭示的丰富多样的黑人文化的存在和作用无疑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美国历史和文化。
其二，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古特曼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汤普森。他在《工业化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广大工人的文化，并根据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理论，认为工人文化构成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是解释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因素。他所提出的工人文化的概念不仅是广义的，包括宗教信仰、社会环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深刻的经济变化并没有完全摧毁原先的美国社会结构和近代以前美国本地和移民工匠固有的文化。他提出：“工人人口组成的变化，具有独特文化的非工业化人口进入美国，同美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方式和行动规范。”[①d]这种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工人阶级、尤其是工匠在工厂制度形成期和美国社会激烈变动期的行为。同英国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古特曼把文化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了一种共同的工人文化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而基本是忽略了诸如经济利益、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因此，作为激进派史学家，古特曼的文化史学理论在根本上与其说是克服了以往工人运动史研究的不足，不如说是显示了广大默默无闻的工人群众的存在和力量。所以，以激进派史学家为代表的这种理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思潮，从而与研究社会结构的史学理论取向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探索形成了一定的区别，尽管两者都由下而上研究历史。
在研究社会结构的史学理论取向中，比较突出的是：其一，以迪莫斯（J.Demos）和格雷文（P,j.Greven）为代表的家庭史研究。他们根据英国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团体的理论，认为殖民地社区的家庭既是最基础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他们通过仔细而详尽地分析一定地区的个人、家庭和团体的经历，来探索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从而揭示整个殖民地社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②d]
他们在研究家庭这个小社会时广泛采用了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迪莫斯十分重视运用来自行为科学的理论模式，例如他动用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的自我心理学理论模式分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清教徒的家庭教育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中，清教徒家庭对儿童的管束十分严格，所以抑制了他们人格在第二阶段的自主性的协调发展，使他们产生了人格发展的自主性危机，因而侵犯性便构成了这一地区人们的人格的主要特征。[③d]作为年青一代史学家，他们是理论和方法的多元论者。他们认为，史学家必须运用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它们适合分析和认识过去；史学家必须进行计量分析，尽可能充分使用数量资料，同时史学家在构拟历史时也可以使用想象和直觉等方法。而在分析基本社会结构过程中，他们主要采用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剑桥学派的“家庭复原法”，即重新确定整个社区的家族系谱；[④d]二是宏观方法，包括对不同时期的全新人口或抽样群体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以揭示诸如家庭结构、性行为、人口趋势等变化。
其二，以洛克里奇（K.Lolckridge）和朱克曼（M.Zucherman）等为代表的社区史研究。社会史研究虽然研究的是整个社区，但与家庭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家庭史往往是在一定社区的范围内展开的。如在新格格兰地区，早期移民较完整地保存了英国的家庭结构。他们以城镇为社区，以家庭为经济单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从旧家庭中分裂出来的新的核心家庭又广泛分布开来，形成新的城镇和社区。通过对社区史的深入研究，史学家具体划分了殖民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这些阶段的划分不仅取决于移民在新世界的经历，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旧世界文化的继承。如他们认为，殖民地社区的社会制度、政治活动和价值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并决定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性质。70年代以来，随着社区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它不仅推动了整个美国史研究，而且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开辟了道路。[⑤d]
其三，城市史研究。城市史是美国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因此它比较集中地反映美国史学的多样化状况。一、以塞恩斯特鲁姆（S.Thernstrom）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流动研究。他在《贫穷与进步》一书中动用社会流动这一社会学概念，通过复杂的计量研究对城市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二、以赫什伯格（TheodoreHersbberg）为代表的城市史综合研究。他认为城市史研究不应偏重社会流动因素，而应注重分析环境、行为和群体经历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联系，以揭示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三、以沃纳（Sam Bass Warner）和杰克逊（Kenneth T.Jackson）等为代表的城效化研究。杰克逊在《草坪边疆：美国城效化》一书中综合分析了整个美国200年的城效化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可以与特纳边疆学说媲美的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草坪边疆理论”。四、城市移民社会研究。博德纳（Tohn Bodnar）不同意汉德林（Oscar handlin）《离根者》一书的观点，在其《植根者》一书中认为移民不仅没有失去其母国的文化传统，而且反而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
美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美国在世界中的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而很快领先于世界各国。随着世界历史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美国史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确立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美国历史研究的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虽未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其表现却是多方面的：
其一，本国史研究中非白人中心论理论取向。近几十年来，美国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史有着国际背景，并越来越深入地在探讨这个背景，以致史学家把美国史研究这种趋向称为“美国史的国际化”。[①e]美国史学家在对早期殖民研究中，努力纠正传统的白人中心论，把北美看作是一个由欧洲移民、非洲奴隶和土著印第安人构成的“三维种族空间”。他们摒弃了美国史研究的传统理论取向，不是以美国今天或美国革命为座标来考察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历史，而是把整个英属北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着重探讨各种族的文化冲突、交汇和融合的历程，并把这一历程同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而展现了殖民地历史的新的宏观图景。这种理论取向随着美国史学的国际化而不断加强，正如入江昭所提出的，美国史学家与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日益频繁的交流，从而扩大了眼界，“使自己在思考美国史时养成一种习惯，即不仅仅把美国史作为国家史，甚至不仅仅作为大西洋流域史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应作为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e]
其二，地区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理论取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家一反以往以特纳为代表的孤立的观察美国的传统理论取向，认为必须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来研究美国历史。例如，美国史学家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区的边疆开拓联系起来，从跨文化角度对特纳的边疆学说作了重新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特纳的学说是成问题的。[③e]再如，在伍德环德所编的《美国史比较研究法》一书中，史学家针对启蒙运动、革命、边疆、移民、社会流动、奴隶制、南北战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这些问题，把美国的历程与其他国家的历程联系起来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抨击了美国历史特殊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入江昭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国际文化关系，确立了研究国际关系史的跨文化比较理论取向。他认为，实现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进行历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其目标不是局限于人类特殊范畴的问题和反应，而是发现众多民族共有的问题和反应，进而达到一种跨文化理解。根据他的理论，国家是一个“文化体系”，包含权力和文化两个系统，权力系统支撑着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也影响权力系统。而国际关系就是各文化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即文化系统间和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定和秩序，但仅仅建立在权力平衡基础上的世界稳定秩序是不够的，还须具备文化间的稳定。[①f]这是因为维持各国文化间的稳定与和谐是国际长久和平的根本保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致力于国际文化关系史的“跨文化理解”。
其三，外国史研究中非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在国际化社会史研究潮流推动下，美国史学家开始注重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要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就必须摒弃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这是因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②f]美国年青一代史学家打破了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研究中国史的传统模式，确立了研究中国史的中国中心论这一新的理论取向。[③f]其特征是：以中国而不是以西方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和城市，以展开区域和地方史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注重运用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因素和跨学科研究。
美国史学家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例如，奎索（Richard Guisso）和约翰尼森（Stanley Johanneson）在合编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史学界以往那种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来观察中国问题的理论取向，认为中国问题具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原因，因而必须根据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加以考察和分析。在他俩合编的这部论文集中的文章，不仅探讨了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以及历史上的著名妇女及其事迹，而且分析了中国妇女在儒、道、佛三大教中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研究中，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摒弃了西方中心论，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中心论的新的理论取向。在对第三世界其他各国社会史研究中，美国史学家也基本上确立了这一新的理论取向。
其四，世界史研究中的全球观点的理论取向。反映这种新的理论取向的代表作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其理论特征是：一、改变了世界史研究的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点、包含全球内容的研究世界史的新的理论取向。二、摒弃了世界史撰写的国别史拼凑组合的方法，提出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整体性方法。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其研究的重点是影响全球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三、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当代性的一层含义是当代史就是世界史，另一层含义是世界史研究与当代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注重以今察古，以古鉴今，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
不过，作为西方人，虽然他们对于确立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其书中也不可避免遗有传统西方中心论理论取向的痕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识的不足无疑是一个主要方面。例如，麦克尼尔通过与中国学者直接的交流，看到其《世界史》过去由于对中国史所知有限而存在的很多不足，认识到公元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史舞台的中心。这是因为：纵览当时世界，中国无论是人口的稠密、工商业的繁荣、城市化的发展，还是文化的灿烂，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望其项背。因此，他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如果有机会，他将改写其《世界史》，“将欧洲中古封建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1000年的中国为叙述的重心”。以后他在《大国的方略》等新的论著中，集中论述了11世纪中国文明的各项成就，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和最重要的国家，因此必须对中国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充分认识。
注释：
①a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140页。
②a 汉克：《美国历史学家与当今世界》，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234页。
③a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56页。
④a 柯廷：《深度、广度和相关性》，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44页。
⑤a ⑥a 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化》，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532，531页。
①b 参见沃洛克（L.wallock）：《走向“新”工人史与城市史的综合》（Toward a Synthesis of"New"La and Urban History），载《美国城市研究》（American Urbanism,A Historiographical Rev Greenwood Press,1987），第80—81页。
②b 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03页。
③b 参见蒂利（Charles Tilly）：《重建欧洲的生活》，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④b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NewYork,1981），第23页。
⑤b 罗荣渠：《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①c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84页。
②c 参见伊格斯等主编：《国际历史研究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1980），第159页。
①d 古特曼：《工业化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Work,Culture,and Society in Industralizing America:Essag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and Social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第74—75页。
②d 参见斯通：《80年代的家庭史》，载《80年代及以后的新史学》，第57—59页。
③d 参见弗里德朗德：《历史和精神分析》（Saul Friedlander,History and Psychanalysis,NewYork,1978），第84页。
④d 格雷文：《四代人》（Four Generations:Population,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Massachusett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⑤d 参见坎曼：《我们眼中的历史：当代美国史学》，第270页。
①e 参见海厄姆（John Higham）：《美国史学研究中的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2期。
②e 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代》，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533页。
③e 参见坎曼：《我们眼中的历史：当代美国史学》第462—464页。
①f 入江昭：《文化与权力：作为国际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载《世界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②f ③f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65页。
①g 参见邢义田：《〈世界史〉抑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载黄俊杰：《历史的探索》，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67页。
②g 参见《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g）1990年第1期第25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6年04期第95-100,41页
（一）
第一，历史学的国际化。当今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或一项国际性事业，其特点是一个国家和一个领域的发现和重大进展很快就会影响其他国家史学研究的发展。所以，各国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随着全球社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直接而频繁的交流，形成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7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协会有好几位主席在各自的演说中都强调了历史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例如，费正清（John K.fairbank）说：“我们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都在走向世界”，而这“是时代的标志”。[①a]汉克（Lewis Hanke）强调了要“尽一切可能促进历史学家的国际联系”，[②a]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认为“历史研究没有国界”，贝林把历史研究称为一项“国际性事业”。麦克尼尔认为“走向世界性是我们专业的责任”，[③a]柯廷（Philip Curtin）认为历史研究“要具有世界史的眼光”，探索世界的前景，[④a]而入江昭主席演说的题目即为“历史学的国际化”。他在这篇演说中号召美国史学家进一步促进历史学的国际化：在美国和外国历史学团体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寻找有意义的、跨越国界的历史研究课题和概念；积极把学术成果介绍给世界各国史学界。[⑤a]
由上可见，在历史学不断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美国显得尤其突出，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美国史学界多种族、多国别的研究队伍的构成。在美国，众多的外裔美籍史学家对于促进美国史学的发展和国际化起了重大作用。如德裔美籍史学家，他们不但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培养了众多研究德国史的美国历史学家，促进了美国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德国史研究的起飞。再如美国历史协会，目前它已拥有13，000名会员，其中有500多名会员在国外，他们分属于众多的种族群体，来自40多个国家，所以协会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史学家团体。正如入江昭所指出，美国史学界多种族、多国别的研究队伍的构成及其开放性和活力，“世界各地的任何团体都无法与之媲美”。[⑥a]
二是与国外史学家直接而频繁的交流。正是在以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awn）、鲁德（George Rude）等为代表的欧洲史学家的影响下，过去20多年里，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城市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工的各种社会特性，诸如他们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技艺传统、家庭生活、社团组织”，[①b]因此，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成了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反叛”概念被作为研究城市中社会下层帮派团伙的样板。美国史学家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开始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家庭史通过交流在美国开展以后，目前“它已经以典型的美国方式发展成各地都有的、不分专业的、非常独特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领域”。[②b]历史学的国际化推动了各国史学的发展，而各国史学的进步又促进了历史学的国际化。
三是与国外史学家广泛而有效的合作研究。例如，在欧洲社会史研究中，美国史学家与欧洲社会史学家组成了一个国际研究网，对此展开了深入具体的合作研究。[③b]又如，在史学理论方面，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等主编的《当代史学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g,1971）和伊格斯（Georg G.lggers）等主编的《国际历史研究手册》便是美国史学家与国外同行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后者比前者更趋于国际化，它不但分析了国际史坛兴起的新领域、新理论和新方法，而且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史学成就和发展趋势。因此，对美国史学家来说，历史学的国际化、尤其是理论和方法的国际化，不仅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史学家新的世界主义的观念。
第二，新的世界主义观念。首先，这种世界主义观念是与战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认为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由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应受到充分重视。随着对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美国史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发生了由种族主义到世界主义观念的转变，斯塔夫里阿诺斯对第三世界历史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堪称典范。他在《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首先，第三世界历史不是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的简单组合，因为这种组合不能表明第三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动态。第三世界历史是第三世界整体史，尽管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次，第三世界整体史是全球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运用全球观点把它与全球历史这一更大的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④b]他的这部著作因这种全球观点而始终贯穿着反殖民主义的基调，而且“贯彻得如此自然、大方，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⑤b]
其次，这种世界主义观念是与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要求用全球观点而不是用西方的观点来考察世界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美国史学家开始在大学开设采用全球观点、包括全球内容的新的世界史课程。在世界理论上，他们认为全人类因具有共同性而可以互相深刻地理解，全面的世界史可以培养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而不是象狭隘史学那样由于偏见而加剧冲突，造成灾难性后果。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①c]新的世界主义观念在美国引起了新的世界史运动，确立了世界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取向。
（二）
就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来说，这一思想最早是由激进派史学家莱米什（Tesse Lemisch）明确提出的，而激进派史学家这种主张是为变革美国社会的实践服务的。他们唤起人们注意美国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的鸿沟和多样性，从而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推动下首先恢复了论述全体民众历史这个目标。[②c]但是，在国际化社会史学潮流推动下，美国史学家确立了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从而形成了研究大众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两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取向。
在研究大众文化的史学理论取向中，美国史学对大众文化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较新颖的大众文化史学理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其一，以吉诺维斯（E.D.Genovese）为代表的黑人文化史学理论。他在《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一书中以奴隶为主体，着重论述他们的文化，涉及到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认为黑人的宗教构成了黑人原始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是奴隶们抵抗奴隶制观念和心理侵蚀的最有力的武器。但黑人的宗教的作用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为奴隶们提供了精神力量，使其进行顽强的生存斗争，另一方面使其屈从于奴隶主统治而不进行彻底反抗。同样，黑人的习俗和伦理道德等既反映了奴隶对奴隶制的抵制，也表现了他们对奴隶制文化的认同。所以，正是黑人文化这种两重性，一方面使奴隶与奴隶主不断发生冲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和调整了美国奴隶制关系，另一方面在奴隶制度下使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不断趋于融合，从而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
应提出的是，吉诺维斯的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ci）。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不仅借助暴力，而且依靠思想意识控制被统治阶级，而非暴力的思想统治权威尤其重要。吉诺维期根据葛兰西关于权威的理论建立了其关于美国奴隶制度的文权制理论。在这种文权制中，由于奴隶主所依靠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统治权威，所以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建立了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奴隶发展了丰富多样的黑人文化，而这种文化又极大地丰富了整个美国文化。他的《奔腾吧，约旦河》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基于阶级利益冲突的历史发展运动，而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美国19世纪南方特殊文明静态的、基本上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图景。不过，他所揭示的丰富多样的黑人文化的存在和作用无疑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美国历史和文化。
其二，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古特曼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汤普森。他在《工业化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广大工人的文化，并根据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理论，认为工人文化构成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是解释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因素。他所提出的工人文化的概念不仅是广义的，包括宗教信仰、社会环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深刻的经济变化并没有完全摧毁原先的美国社会结构和近代以前美国本地和移民工匠固有的文化。他提出：“工人人口组成的变化，具有独特文化的非工业化人口进入美国，同美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方式和行动规范。”[①d]这种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工人阶级、尤其是工匠在工厂制度形成期和美国社会激烈变动期的行为。同英国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古特曼把文化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了一种共同的工人文化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而基本是忽略了诸如经济利益、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因此，作为激进派史学家，古特曼的文化史学理论在根本上与其说是克服了以往工人运动史研究的不足，不如说是显示了广大默默无闻的工人群众的存在和力量。所以，以激进派史学家为代表的这种理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思潮，从而与研究社会结构的史学理论取向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探索形成了一定的区别，尽管两者都由下而上研究历史。
在研究社会结构的史学理论取向中，比较突出的是：其一，以迪莫斯（J.Demos）和格雷文（P,j.Greven）为代表的家庭史研究。他们根据英国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团体的理论，认为殖民地社区的家庭既是最基础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他们通过仔细而详尽地分析一定地区的个人、家庭和团体的经历，来探索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从而揭示整个殖民地社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②d]
他们在研究家庭这个小社会时广泛采用了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迪莫斯十分重视运用来自行为科学的理论模式，例如他动用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的自我心理学理论模式分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清教徒的家庭教育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中，清教徒家庭对儿童的管束十分严格，所以抑制了他们人格在第二阶段的自主性的协调发展，使他们产生了人格发展的自主性危机，因而侵犯性便构成了这一地区人们的人格的主要特征。[③d]作为年青一代史学家，他们是理论和方法的多元论者。他们认为，史学家必须运用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它们适合分析和认识过去；史学家必须进行计量分析，尽可能充分使用数量资料，同时史学家在构拟历史时也可以使用想象和直觉等方法。而在分析基本社会结构过程中，他们主要采用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剑桥学派的“家庭复原法”，即重新确定整个社区的家族系谱；[④d]二是宏观方法，包括对不同时期的全新人口或抽样群体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以揭示诸如家庭结构、性行为、人口趋势等变化。
其二，以洛克里奇（K.Lolckridge）和朱克曼（M.Zucherman）等为代表的社区史研究。社会史研究虽然研究的是整个社区，但与家庭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家庭史往往是在一定社区的范围内展开的。如在新格格兰地区，早期移民较完整地保存了英国的家庭结构。他们以城镇为社区，以家庭为经济单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从旧家庭中分裂出来的新的核心家庭又广泛分布开来，形成新的城镇和社区。通过对社区史的深入研究，史学家具体划分了殖民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这些阶段的划分不仅取决于移民在新世界的经历，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旧世界文化的继承。如他们认为，殖民地社区的社会制度、政治活动和价值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并决定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性质。70年代以来，随着社区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它不仅推动了整个美国史研究，而且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开辟了道路。[⑤d]
其三，城市史研究。城市史是美国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因此它比较集中地反映美国史学的多样化状况。一、以塞恩斯特鲁姆（S.Thernstrom）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流动研究。他在《贫穷与进步》一书中动用社会流动这一社会学概念，通过复杂的计量研究对城市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二、以赫什伯格（TheodoreHersbberg）为代表的城市史综合研究。他认为城市史研究不应偏重社会流动因素，而应注重分析环境、行为和群体经历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联系，以揭示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三、以沃纳（Sam Bass Warner）和杰克逊（Kenneth T.Jackson）等为代表的城效化研究。杰克逊在《草坪边疆：美国城效化》一书中综合分析了整个美国200年的城效化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可以与特纳边疆学说媲美的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草坪边疆理论”。四、城市移民社会研究。博德纳（Tohn Bodnar）不同意汉德林（Oscar handlin）《离根者》一书的观点，在其《植根者》一书中认为移民不仅没有失去其母国的文化传统，而且反而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
美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美国在世界中的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而很快领先于世界各国。随着世界历史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美国史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确立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美国历史研究的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虽未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其表现却是多方面的：
其一，本国史研究中非白人中心论理论取向。近几十年来，美国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史有着国际背景，并越来越深入地在探讨这个背景，以致史学家把美国史研究这种趋向称为“美国史的国际化”。[①e]美国史学家在对早期殖民研究中，努力纠正传统的白人中心论，把北美看作是一个由欧洲移民、非洲奴隶和土著印第安人构成的“三维种族空间”。他们摒弃了美国史研究的传统理论取向，不是以美国今天或美国革命为座标来考察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历史，而是把整个英属北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着重探讨各种族的文化冲突、交汇和融合的历程，并把这一历程同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而展现了殖民地历史的新的宏观图景。这种理论取向随着美国史学的国际化而不断加强，正如入江昭所提出的，美国史学家与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日益频繁的交流，从而扩大了眼界，“使自己在思考美国史时养成一种习惯，即不仅仅把美国史作为国家史，甚至不仅仅作为大西洋流域史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应作为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e]
其二，地区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理论取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家一反以往以特纳为代表的孤立的观察美国的传统理论取向，认为必须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来研究美国历史。例如，美国史学家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区的边疆开拓联系起来，从跨文化角度对特纳的边疆学说作了重新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特纳的学说是成问题的。[③e]再如，在伍德环德所编的《美国史比较研究法》一书中，史学家针对启蒙运动、革命、边疆、移民、社会流动、奴隶制、南北战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这些问题，把美国的历程与其他国家的历程联系起来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抨击了美国历史特殊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入江昭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国际文化关系，确立了研究国际关系史的跨文化比较理论取向。他认为，实现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进行历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其目标不是局限于人类特殊范畴的问题和反应，而是发现众多民族共有的问题和反应，进而达到一种跨文化理解。根据他的理论，国家是一个“文化体系”，包含权力和文化两个系统，权力系统支撑着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也影响权力系统。而国际关系就是各文化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即文化系统间和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定和秩序，但仅仅建立在权力平衡基础上的世界稳定秩序是不够的，还须具备文化间的稳定。[①f]这是因为维持各国文化间的稳定与和谐是国际长久和平的根本保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致力于国际文化关系史的“跨文化理解”。
其三，外国史研究中非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在国际化社会史研究潮流推动下，美国史学家开始注重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要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就必须摒弃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这是因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②f]美国年青一代史学家打破了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研究中国史的传统模式，确立了研究中国史的中国中心论这一新的理论取向。[③f]其特征是：以中国而不是以西方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和城市，以展开区域和地方史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注重运用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因素和跨学科研究。
美国史学家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例如，奎索（Richard Guisso）和约翰尼森（Stanley Johanneson）在合编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史学界以往那种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来观察中国问题的理论取向，认为中国问题具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原因，因而必须根据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加以考察和分析。在他俩合编的这部论文集中的文章，不仅探讨了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以及历史上的著名妇女及其事迹，而且分析了中国妇女在儒、道、佛三大教中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研究中，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摒弃了西方中心论，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中心论的新的理论取向。在对第三世界其他各国社会史研究中，美国史学家也基本上确立了这一新的理论取向。
其四，世界史研究中的全球观点的理论取向。反映这种新的理论取向的代表作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其理论特征是：一、改变了世界史研究的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点、包含全球内容的研究世界史的新的理论取向。二、摒弃了世界史撰写的国别史拼凑组合的方法，提出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整体性方法。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其研究的重点是影响全球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三、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当代性的一层含义是当代史就是世界史，另一层含义是世界史研究与当代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注重以今察古，以古鉴今，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
不过，作为西方人，虽然他们对于确立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其书中也不可避免遗有传统西方中心论理论取向的痕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识的不足无疑是一个主要方面。例如，麦克尼尔通过与中国学者直接的交流，看到其《世界史》过去由于对中国史所知有限而存在的很多不足，认识到公元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史舞台的中心。这是因为：纵览当时世界，中国无论是人口的稠密、工商业的繁荣、城市化的发展，还是文化的灿烂，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望其项背。因此，他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如果有机会，他将改写其《世界史》，“将欧洲中古封建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1000年的中国为叙述的重心”。以后他在《大国的方略》等新的论著中，集中论述了11世纪中国文明的各项成就，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和最重要的国家，因此必须对中国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充分认识。
注释：
①a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140页。
②a 汉克：《美国历史学家与当今世界》，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234页。
③a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56页。
④a 柯廷：《深度、广度和相关性》，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44页。
⑤a ⑥a 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化》，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532，531页。
①b 参见沃洛克（L.wallock）：《走向“新”工人史与城市史的综合》（Toward a Synthesis of"New"La and Urban History），载《美国城市研究》（American Urbanism,A Historiographical Rev Greenwood Press,1987），第80—81页。
②b 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03页。
③b 参见蒂利（Charles Tilly）：《重建欧洲的生活》，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④b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NewYork,1981），第23页。
⑤b 罗荣渠：《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①c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84页。
②c 参见伊格斯等主编：《国际历史研究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1980），第159页。
①d 古特曼：《工业化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Work,Culture,and Society in Industralizing America:Essag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and Social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第74—75页。
②d 参见斯通：《80年代的家庭史》，载《80年代及以后的新史学》，第57—59页。
③d 参见弗里德朗德：《历史和精神分析》（Saul Friedlander,History and Psychanalysis,NewYork,1978），第84页。
④d 格雷文：《四代人》（Four Generations:Population,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Massachusett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⑤d 参见坎曼：《我们眼中的历史：当代美国史学》，第270页。
①e 参见海厄姆（John Higham）：《美国史学研究中的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2期。
②e 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代》，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第533页。
③e 参见坎曼：《我们眼中的历史：当代美国史学》第462—464页。
①f 入江昭：《文化与权力：作为国际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载《世界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②f ③f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65页。
①g 参见邢义田：《〈世界史〉抑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载黄俊杰：《历史的探索》，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67页。
②g 参见《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g）1990年第1期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