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
叶险明/李润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996年04期第21-33页
【作者简介】叶险明 李润海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普遍面临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并与各自特有的难题紧密纠缠在一起。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关系，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中国解决世界难题的必要历史条件。创造上述条件，及时抓住和利用世界历史机遇，就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
关键词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世界历史难题 世界历史条件 世界历史机遇
在当代，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转变，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大社会变迁都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世界历史”。我们应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考察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同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思想，以便为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少走弯路，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
一、世界历史难题与世界历史条件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其间充满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综观当今世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包括已现代化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发展道路是极为坎坷的。他们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把握住了新生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沉沦；或是“现代化受挫”；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成效；或是还没有完全将脚步踏在现代化的起点上。正是鉴于这种状况，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说：“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获得布莱克所说的“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恐怕只能是少数。因为，在资本关系还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抑或说在先行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世界历史的轴心地位的时代，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重合）都普遍面临着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即：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或经验），但又容易受其限制（或妨碍）；很难直接地把传统的物质积累和技术工艺用于现代化建设，故易于被迫接受一种基于先行现代化国家（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由于必然要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因此，一方面他们以往那种协调控制的深层基础很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自己从未需要过、也很难支撑的规模上进行协调和控制。这种世界历史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由于我们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较好地解决（不是最终解决）了上述世界历史难题，把各种破坏现代化建设因素所产生的负效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故能够较顺利地完成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继续面临着上述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
以上我们简述了“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各自特有的难题的困扰。因此，在实际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自特有的难题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就使得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是语言文字所难以描述的。就我国而言，仅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过快增长[（2）]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两大历史包袱，就足以使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当然，在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实现现代化方面，我国也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历史悠久，文化统一，其文化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的深度是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具有比较有威信、有凝聚力的社会主义中央政府，从而获得了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能力和力量，为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服务；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具有令人羡慕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享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等等。但是，这种优势既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也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条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无力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原有优势的效应被抵消，致使最终丧失实现现代化基本条件的国家，是并不少见的。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的主体能否不断地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能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以为，在这里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是意义不大的，重要的是作具体的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中国要能够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视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吞没”了各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恰恰相反，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保持着它们各自确定的民族或国家“形式”。其二，不能把“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不能把它视为脱离一定的现代化主体的选择活动而“自生”的条件。“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指，在置身于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主义中国正确的选择活动中形成的使他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在这里，“能力”、“正确的选择活动”与“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一回事。
我们以为，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有效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一）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或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是开放型的。综观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外开放型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开放型经济的三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态。初级产品加工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初级形态。进口替代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更高一级形态。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竞争力，一国经济才可能直接地、较有成效地进入世界市场，抑或说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时间上是继起的，而且在空间上是并存的，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便更是如此了。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总体状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或各行业）的实际，吸取这三种模式各自的长处，逐步地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内部的“互补性”来增强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的应变能力。这里所讲的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就各地区而言，在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经济有了相当程度发展（与落后地区相比）地区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各部门（或各行业）而言，在一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和“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国家整体而言，既要合理地提高出口初级产品的价值和有效地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又要鼓励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为此，就必须并行不悖地实施上述三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在这种整合中把这三种模式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以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不受已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束缚，超越依附关系，就必须正确制定和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
自主不是纯粹的“内因”行为。就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自主是对发展的主动权的把握，是吸取、消化各国长处的一种能力，它标示着开放的主体对内外因协同作用效应的最优化整合。确认了什么是自主，对外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广义上看，外源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对其某个构成部分的作用和影响所产生的效应。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外源，才能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发展的自主性程度又规定了外源的范围。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外源就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外部控制和压迫力量，自主就有可能转变成为“自负”或自我封闭。在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方面，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既要开放，又不能依赖外国；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既不能急功近利，又不能妄自菲薄；既不能“全面出击”，又必须形成局部优势，迎头赶上。这可以说是处理自主与外源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国经验有机地统一起来。走自己的路是“自主”最为本质的方面，而借鉴别国经验则是“外源”由以实现的主体形式。因此，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别国经验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别国已经得出的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二是别国正在得出的经验；三是别国如何在总结已经得出和正在得出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今后的战略走向。别国经验对于我国具有“先期实验”的意义。只有将别国经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如何借鉴的问题。“借鉴”是一种辩证的批判，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照搬”或“全盘引进”。“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辩证的借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现在和未来命运的能力。可见，辩证的借鉴与走自己的路应当是有机统一的。那么，如何在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子来呢？
众所周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的学者称之为“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4）]一是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对资源高消耗的生产体系和对生活资料高消费的生活体系，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由以依托的两大支柱（而这两大支柱又是建立在世界性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的）。的确，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广义的技术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种由历史上形成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有国际资源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其总体上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5）]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没有条件（故而也不可能）象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现代化。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只有立足于走自己的路才能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而只有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才能正确地确定走自己的路的世界历史基础。从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趋势的角度上看，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从以GNP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向以保证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当然，实现现代化需要人均产值和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它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观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决不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攀比），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规模，转向追求全面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惟其如此，才能把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建立起：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制约机制；物质生产（或物质文明）与精神生产（或精神文明）的协调机制。从而真正地使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所走的（或所要走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在人均GNP比较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人均消耗资源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使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包括经济、政治、资源、环境、人口、家庭、教育、科技、文体、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活动参与等类别，上千个指标）达到更高的层次。走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少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是以危害世界大多数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为基础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发展即使对他们本民族或国家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当然，我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动摇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决心。因为，摆在我们前面的严峻状况是：如果沿着以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叶（即便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快要达到其极限了。这不仅会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而且还会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
由上可见，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才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把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与走自己的路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自主与外源有机统一起来）。这具体表现为：借鉴别国经验，而又不为别国经验所束缚；在吸取别国成功经验的同时，又能打破别国成功经验的局限性，走自己的路，从而使自己最终成为站在世界历史发展前列的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引导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只有到那时，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因素与优秀历史传统因素、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振兴，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能真正实现高度统一。这也说明，不能仅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三）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本关系还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资本还在现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中展开的。因此，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不能不涉及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问题。
与以充满着垄断、掠夺和各种不平等关系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相比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坚持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关系，一切国家平等地参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各国有权自由选择经济制度；建立各国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根据通货膨胀的总价格浮动制，把价格指数具体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经营战略不得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资本要对优先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予以合作；联合国要为建立和扩大平等协调的国际关系而努力，等等。[（7）]至少从目前来看，要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对外开入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从而也是他们增强其发展的自主性的必由之路。但要使这成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具体地说，不能因举借外债而丧失经济主权；不能因引进先进技术而接受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不能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忍受超额剥削；不能为保住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的经贸利益而丧失领土、领海主权。只有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才谈得上在对外开放中自主地发展经济，从而也才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8）]其二，坚持“和平共处”与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和平共处”是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其它方面的内容都是这一核心的逻辑展开。然而，“和平共处”并不是无原则的相处。现代国际生活表明：少数发达国家总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干涉和控制这些国家的内外经济政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强行纳入他们的经济发展轨道。因此，和平共处的实现必然是同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9）]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经济利益（特别是根本的、长远的经济利益），从而也才能增强和扩展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稳定因素。当然，不仅要敢于反霸，而且要善于反霸。从国家的经济活动的角度上看，善于反霸由以实现的基础是：在对外经济方面，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整体上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做到：形成一定局部力量对比中的优势，以获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一些领域处于被动状态时，可以跳到外线“作战”，利用霸权主义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联合有关力量，攻击其薄弱环节，迫使其减轻对自己的压力，从而也使“和平共处”的制衡力量获得发展。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世界历史时代还是资本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为前提。但是，为建立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无疑是有助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压迫、控制，争取发展中的经济自主，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三重特性（它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责无旁贷地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这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不相矛盾）。也只有在为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我国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四）保持社会稳定
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由于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各种限制因素的结合体被打破，各种类型的心理失落现象急剧增加，以及国际环境中动荡因素的影响，故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被激发出来。而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容易会因改革的设计、部署及其具体实施上的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盲目推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协调）等错误，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如果控制不了的话）进而发展成全局性的社会动乱。这对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慎重地选择社会改革方式，实施渐进改革，以此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发展，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比较顺利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因此，对社会稳定的研究是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条件的世界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稳定”标示着社会良性运动与协调发展的状态。其内涵是指社会机体能够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社会运行处于有条不紊的整合状态。其外延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等方面的稳定。它表现为：政通人和、民心安定，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社会没有巨大纠纷、冲突、危机，法律、道德、习俗能比较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其内部长期动荡不安，就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更不要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了。同时，对于一个原本开放的国家来说，其内部的不稳定往往易于导致他在外部受制于人。就目前我国而言，稳定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但也存在着较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如腐败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严重侵蚀，分配不公，就业不足和人口超量流动，社会分层和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各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某些道德滑坡，以及落实政策中的缺口和民主表达障碍的存在，等等。当然，这些不稳定因素还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就有可能汇聚成为可怕的洪流，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这必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中断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应当加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战略研究。
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稳定。要保证经济稳定，就必须做到：其一，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长期在整体上保持社会总需求不超过总供给，建设规模和消费不超过国力和生产能力，以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坚持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本身就能实现最快的增长速度，最好的经济效益。其二，对于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特别要注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原则，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使国家整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尽可能地使全体人民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来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其三，满足基本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把消灭绝对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状况与开发人力资源紧密地结合起来。联合国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不断减少生活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作为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在未来的50多年内，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我国应把重点放在：近期内解决目前尚处于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65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为将要新增加的3亿多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为大约3.2亿老年人提供基本的赡养资金和社会保障，至少应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生活质量。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论断，丝毫不意味着仅抓经济稳定，就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保持和加强我们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应从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来看待稳定工作的各个环节。实际上，稳定工作的其他环节出了问题，经济稳定就难以保证。稳定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认为，除了抓紧上述经济稳定的具体工作外，至少目前还应从解决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着手：（1）经济组合的有序化，就业结构改革的协调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配套化（忽略社会发展的配套化，片面地强调经济、技术、国防等方面的硬性发展指标，而不重视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软性指标，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与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动荡，而长期的社会动荡又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恶性循环）。（2）保障社会发育与社会控制的同步发展。例如，在改革经济体制时，应同时注意行政、法律、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的改革。（3）加紧制度建设。这里所讲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规范和有序管理。从制度的角度上看，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是以人格为保障的结构形式。制度建设既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环节，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切实可行的规范教育。（5）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良性功能（指造成良好舆论，发挥其监督环境、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
总之，只有保持和维护我们社会的稳定，才能够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交往，并在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身。当然，在中国造就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复杂性程度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要统治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协调各种集团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特有优势，切切实实地努力做好各项稳定工作，在世界现代化的大川中，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巨轮就能够乘风破浪，驶向并达到预定的目标。
（五）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
这与保持和加强社会的稳定是属于同一序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所要侧重探讨的是，中央政府在社会稳定和现代化中的作用。
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困扰：软政权化。意指，因政府行政指令贯彻能力的衰退、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以及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一种综合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包括“职业”权力）和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为一已的私利进行交换；对法规的遵守与解释的松弛性和随意性；各种腐败行为间的互诱性。与软政权化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体现着“分利化”倾向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往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权钱交易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分利集团是现代化发育过程中的“肿瘤”，具有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南亚的种姓和种族集团、宗教团体，和以这些集团和团体为后盾的院外集团均属于分利集团。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也是互为因果的。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它必然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和手段非法获得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导致软政权化。一旦这种恶循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便会中断，或陷入发展的陷井。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和个人缺乏自主性。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发展社会内源性活力及各种资源，调动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机制。因此，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一开始推行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放松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也称“放权让利”），以鼓励个人与社会的自主发展。但问题也会接踵而来：当随着“放权让利”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各类规范很快失效之时，新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规范却没有在社会内部找到（或没有完全找到）由以运作的“支撑点”，因为，传统社会内部原先并不存在以市场和契约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从而也不存在整合那些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和支配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个体与群体。这样，“软政权化”现象便产生了。与此同时，一些拥有传统资源的势力（如地方政府、宗法家长、行会、有特权的个人等等）便趁机利用自己的权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借此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各种利益，从而形成“地方割据”、“行业割据”、“企业割据”等等。
目前在我国，类似于“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程度。例如，中央政府的指令有时在某些地区难以贯彻，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拮据已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整合能力和行政能力，某些地区的“父母”官们已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宗族械斗、黑社会团伙、灰色社会群体在一定的范围内相继出现，等等。至少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放权让利”是对的，但中央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却不能因此而削弱，恰恰相反，应当得到加强（这主要指在社会整合、稳定社会和发展战略宏观指导方面的能力应得到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地控制人口总数，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调节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等等。特别是在我国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的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作用更应得到加强。这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应保持充分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这也是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的最根本的手段。目前我们所实施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最根本的手段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以改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为契机，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发展（从而也才能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市场竞争，而不至于陷于依附关系）。当然，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决不能仅从经济方面着手，这涉及政治、文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两种现象的根子则在经济领域，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把更多的“重药”下在“根子”上，则是无可质疑的。
综上所述，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建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这5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二、面临的世界历史机遇与挑战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条件”与“机遇”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故有时我们可以把“条件”和“机遇”作为相互重合的范畴来加以使用。但细微观之，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相对确定的：“条件”主要是就一定的行为主体而言的，一定“条件”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而一定“机遇”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矛盾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状况。虽然一定“机遇”的产生不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但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机遇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与“条件”相比，“机遇”具有更大程度上的易变性和易失性）。对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来说，他的一定的预定活动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机遇。进而言之，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是否出现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中国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历史机遇，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延缓还是加速，也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中国是否能比较顺利地基本实现现代化。
关于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机遇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错过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比较廉价、国际市场空前发展的良好时机。而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已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四次长波的下波期（始于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延续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故从外部刺激中国经济起飞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上述观点从机遇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情境”，从而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是当肯定的，但有些失之片面。既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的“情境”，又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有利的“情境”。不利的“情境”与有利的“情境”（这里所讲的有利的“情境”即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或互为因果的。我们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虽然不利的“情境”的确存在，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也正在向中国的现代化迎面走来。
1.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地位和影响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动荡而解体。经过70—8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裂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调整的过程，其时间肯定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在大调整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调整的目标定在经济政策、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把调整目标定在协调内向与外向、国营与私营、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上，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调整目标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过程也是具有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并存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目前处于调整过程的世界经济，其一体化发展出现了两种相互联系的态势：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由此逐步构成了世界经济多极格局（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家集团）。可以断言，“多极”、“块式”、“网络”将是世界经济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形式。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不仅形成了以跨国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不断扩增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使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主要角色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这两种态势使多极协调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国际协调在多层次上展开）。
处于大调整阶段的世界经济及其一体化发展的态势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有利“情境”，具体地说：有利于中国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有利于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在技术方面辩证地借鉴别国改革和现代化经验，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过程中走出一条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同时还有利于中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
2.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了间歇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初），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由于科技革命周期律的作用，于40年代末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动力在减弱，而许多新的科学技术还处于研究或初步应用阶段，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整个经济（指世界范围）高速发展的因素。虽然现在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努力研究开发新技术，并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但并没有由此形成发展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真正开发且实用的新技术并不多。在本世纪下半叶，诸如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海洋工程、新能源工程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还仅处在草创期，难以出现重大突破，也难以大量、广泛地运用实际生产过程中。近年来，有许多国家的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发展很快，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部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更不能左右整个经济的发展，且运用于这些新兴部门的科学技术大都源于40—50年代科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发展。随着与这些新兴部门相关的技术群进入发展的“饱和期”，突破性的变革将难以出现。
对于将传统的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革命并举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现代科技革命的这种间歇阶段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它给予了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技术经济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历史时间。抓住并充分利用这种世界历史时间，社会主义中国就有可能在现科技革命第二次高潮到来之时站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3.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的间歇使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如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等），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利时机。
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曾抓住了这种时机，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例如，韩国以电子、汽车行业为主，走以“科技为基础的质量出口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对于有发展前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精密化学、精密机械、计算机、航空等）注重技术引进和吸收，而对生物工程、信息等新兴高技术产业则努力参加零部件生产，以获取技术，有计划地重点开发。再如，新加坡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了电脑、生物工程和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现在，仅生产电脑及其有关软件、附件、器材的企业就有数百家。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也发展得非常快。我国也应进一步抓住这种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其基本内容是：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构成完整的工业化增长体系；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为方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相融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推动整个产品结构走向工业化和高附加值化。实际上，紧紧抓住上述时机不放，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结合整个产业的调整来协调自身的地区经济布局。
4.经过30年左右的酝酿，目前亚太经济圈正在形成之中，这有利于带动身处这一地区的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因为，中国经济与亚太各国经济、特别是东亚各国经济之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互补性。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般的腾飞，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例如，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2／3的出口和1／2的进口是在亚太地区进行的。这既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共识），又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亚太经济合作。当然，目前中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层次还不高，与日本、新加坡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垂直分工状态；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水平分工状态。因此，我们要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各层次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在普遍扩大与各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与东亚、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两个地区在下个世纪有可能率先形成次区域性的有形经济圈）。进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的是：全力促进东亚、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开发印支市场，通过成功的次区域性合作来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进而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地位。
5.通过十几年的改革，稳定的、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使其经济发展真正走出低谷，竞相到中国投资。国外有一位资深的经济权威对此有感而发道：“20多年前，我是不会鼓励商人们到中国投资的。但现在我会说——如果你要短暂的利益话，请到美洲及欧洲去，如果你要烧伤自己的手指的话，请到前社会主义地区（指现在的独联体、东欧地区——引者注）去，如果你要长期的利益的话，请到中国去。”[（10）]当然，中国这一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不能任人随意开发的。开发中国市场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为此，我们应起码注意两点：其一，以市场调节资本的输入。在国际上，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互替性”，如当某种商品的国际流动受阻时，该商品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便起而代之。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应有计划地阻止某些商品的流入，以迫使外方用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要素的流入来代替（或迫使对方采取投资优惠政策）。其二，根据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地开放市场。我们引进外资，不能仅限于满足国内建设或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且还应从引进竞争、促进国内产品升级换代的战略高度来安排。对还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坚决实施保护，而对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则要逐步取消保护，推向国际市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优势，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
6.国际关系在总体上走向缓和。虽然当今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上述这6个方面的机遇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机遇。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机遇也可以转化为风险。
例如，由于旧的国际分工（二次世界大战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所使然，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间歇也同时具有扩大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作用，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其表现之一是：在“调整”和“间歇”阶段，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制造业（往往是污染工业、夕阳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对另一部分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发展新兴工业和改造传统工业的优势都在发达国家一边，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日本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雁行模式”的劳动分工体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再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以集团化为基础展开和推进的，而区域集团首先汇集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并且这种区域性集团随着其内部联合程度的加深而愈来愈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由于能够运用的经济手段有限，故非但不一定能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获得多大益处，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损害。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风险同样也威胁着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及时、充分地利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所提供的机遇，并将其风险转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除了应注意上文所论及的问题（见本文第一部分）外，还要重视在实践中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方面，要及时利用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上升而给我们提供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发达国家这部分产品市场的机会，并根据世界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采取独立的政策机制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战略，以在竞争日趋加剧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加速我国产品结构的全面调整，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强我国参加世界范围经济竞争的实力，并进而不断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
其次，应努力改变目前我国企业力量分散、多头对外和小商贩式的经营管理方式，集中力量建设企业集团和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开发拳头产品，学习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以直接、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再次，进一步研究和熟悉现代世界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规律，协调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为加入区域集团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这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最后，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逐步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保持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还应当努力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市场多元化应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基本战略。同时，我们必须从质量上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开放的程度：既要继续发展对外商品贸易，又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展开多方面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不仅要参与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型的国际交换，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经济联系的领域，以直接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的运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源配置的状况，并使有限的贸易投入到全球范围效益最高的方面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优化，最终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并及时抓住和善于利用世界历史机遇，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一旦到那时，世界现代化史的新时代也就来临了。
注释：
（1） G·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2） 随着人口的恒性运动，中国将在下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进入人口的三大高峰：总人口数下限达15亿；劳动年龄人口达10亿（在下个世纪20年代）；老年人口达3.2亿。这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将在下个世纪形成超大规模、并行膨胀的总人口群、劳动年龄人口群和老年人口群。这是一种灾难，其后果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活条件受到严重威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
（3）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4） 例如，美国占世界人口1／20弱，却耗费了1／5的世界能源，近1／3的世界矿物资源。
（5） 从工业能源方面看，1985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能源生产占世界能源生产的9%，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8.4%，人均能源消费量0.733吨标准煤，不仅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国，而且也低于世界人均消费水平（1.875吨标准煤）。再从农业资源方面看，中国主要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也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水、土、森林、草地等资源极为紧缺。目前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继续下降仍是基本趋势。据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均耕地下降26.5%，人均有林地下降6%，人均草地下降8.5%，人均河川径流量下降5.4%。全国进入水资源危机初期，局部地区和多数城市将进入水资源危机的中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为因素造成的。
（6）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2页。
（7） 参见E·拉斯格，T·库茨多：《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景》，纽约，1980年；W·R·克林：《国际秩序的政策选择：一种经济分析》，纽约，1979年。
（8） 布莱克把“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化领袖获得权力的转变”的三个标准之一，是有道理的（参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03—104页）。
（9）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56页。
（10） 1993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996年04期第21-33页
【作者简介】叶险明 李润海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关键词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世界历史难题 世界历史条件 世界历史机遇
在当代，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转变，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大社会变迁都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世界历史”。我们应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考察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同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思想，以便为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少走弯路，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
一、世界历史难题与世界历史条件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其间充满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综观当今世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包括已现代化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发展道路是极为坎坷的。他们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把握住了新生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沉沦；或是“现代化受挫”；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成效；或是还没有完全将脚步踏在现代化的起点上。正是鉴于这种状况，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说：“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获得布莱克所说的“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恐怕只能是少数。因为，在资本关系还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抑或说在先行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世界历史的轴心地位的时代，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重合）都普遍面临着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即：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或经验），但又容易受其限制（或妨碍）；很难直接地把传统的物质积累和技术工艺用于现代化建设，故易于被迫接受一种基于先行现代化国家（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由于必然要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因此，一方面他们以往那种协调控制的深层基础很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自己从未需要过、也很难支撑的规模上进行协调和控制。这种世界历史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由于我们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较好地解决（不是最终解决）了上述世界历史难题，把各种破坏现代化建设因素所产生的负效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故能够较顺利地完成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继续面临着上述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
以上我们简述了“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各自特有的难题的困扰。因此，在实际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自特有的难题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就使得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是语言文字所难以描述的。就我国而言，仅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过快增长[（2）]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两大历史包袱，就足以使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当然，在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实现现代化方面，我国也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历史悠久，文化统一，其文化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的深度是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具有比较有威信、有凝聚力的社会主义中央政府，从而获得了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能力和力量，为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服务；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具有令人羡慕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享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等等。但是，这种优势既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也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条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无力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原有优势的效应被抵消，致使最终丧失实现现代化基本条件的国家，是并不少见的。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的主体能否不断地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能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以为，在这里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是意义不大的，重要的是作具体的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中国要能够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视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吞没”了各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恰恰相反，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保持着它们各自确定的民族或国家“形式”。其二，不能把“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不能把它视为脱离一定的现代化主体的选择活动而“自生”的条件。“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指，在置身于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主义中国正确的选择活动中形成的使他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在这里，“能力”、“正确的选择活动”与“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一回事。
我们以为，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有效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一）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或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是开放型的。综观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外开放型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开放型经济的三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态。初级产品加工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初级形态。进口替代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更高一级形态。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竞争力，一国经济才可能直接地、较有成效地进入世界市场，抑或说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时间上是继起的，而且在空间上是并存的，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便更是如此了。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总体状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或各行业）的实际，吸取这三种模式各自的长处，逐步地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内部的“互补性”来增强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的应变能力。这里所讲的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就各地区而言，在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经济有了相当程度发展（与落后地区相比）地区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各部门（或各行业）而言，在一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和“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国家整体而言，既要合理地提高出口初级产品的价值和有效地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又要鼓励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为此，就必须并行不悖地实施上述三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在这种整合中把这三种模式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以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不受已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束缚，超越依附关系，就必须正确制定和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
自主不是纯粹的“内因”行为。就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自主是对发展的主动权的把握，是吸取、消化各国长处的一种能力，它标示着开放的主体对内外因协同作用效应的最优化整合。确认了什么是自主，对外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广义上看，外源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对其某个构成部分的作用和影响所产生的效应。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外源，才能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发展的自主性程度又规定了外源的范围。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外源就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外部控制和压迫力量，自主就有可能转变成为“自负”或自我封闭。在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方面，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既要开放，又不能依赖外国；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既不能急功近利，又不能妄自菲薄；既不能“全面出击”，又必须形成局部优势，迎头赶上。这可以说是处理自主与外源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国经验有机地统一起来。走自己的路是“自主”最为本质的方面，而借鉴别国经验则是“外源”由以实现的主体形式。因此，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别国经验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别国已经得出的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二是别国正在得出的经验；三是别国如何在总结已经得出和正在得出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今后的战略走向。别国经验对于我国具有“先期实验”的意义。只有将别国经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如何借鉴的问题。“借鉴”是一种辩证的批判，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照搬”或“全盘引进”。“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辩证的借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现在和未来命运的能力。可见，辩证的借鉴与走自己的路应当是有机统一的。那么，如何在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子来呢？
众所周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的学者称之为“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4）]一是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对资源高消耗的生产体系和对生活资料高消费的生活体系，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由以依托的两大支柱（而这两大支柱又是建立在世界性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的）。的确，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广义的技术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种由历史上形成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有国际资源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其总体上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5）]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没有条件（故而也不可能）象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现代化。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只有立足于走自己的路才能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而只有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才能正确地确定走自己的路的世界历史基础。从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趋势的角度上看，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从以GNP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向以保证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当然，实现现代化需要人均产值和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它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观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决不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攀比），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规模，转向追求全面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惟其如此，才能把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建立起：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制约机制；物质生产（或物质文明）与精神生产（或精神文明）的协调机制。从而真正地使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所走的（或所要走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在人均GNP比较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人均消耗资源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使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包括经济、政治、资源、环境、人口、家庭、教育、科技、文体、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活动参与等类别，上千个指标）达到更高的层次。走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少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是以危害世界大多数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为基础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发展即使对他们本民族或国家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当然，我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动摇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决心。因为，摆在我们前面的严峻状况是：如果沿着以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叶（即便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快要达到其极限了。这不仅会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而且还会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
由上可见，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才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把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与走自己的路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自主与外源有机统一起来）。这具体表现为：借鉴别国经验，而又不为别国经验所束缚；在吸取别国成功经验的同时，又能打破别国成功经验的局限性，走自己的路，从而使自己最终成为站在世界历史发展前列的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引导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只有到那时，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因素与优秀历史传统因素、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振兴，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能真正实现高度统一。这也说明，不能仅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三）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本关系还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资本还在现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中展开的。因此，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不能不涉及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问题。
与以充满着垄断、掠夺和各种不平等关系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相比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坚持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关系，一切国家平等地参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各国有权自由选择经济制度；建立各国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根据通货膨胀的总价格浮动制，把价格指数具体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经营战略不得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资本要对优先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予以合作；联合国要为建立和扩大平等协调的国际关系而努力，等等。[（7）]至少从目前来看，要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对外开入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从而也是他们增强其发展的自主性的必由之路。但要使这成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具体地说，不能因举借外债而丧失经济主权；不能因引进先进技术而接受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不能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忍受超额剥削；不能为保住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的经贸利益而丧失领土、领海主权。只有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才谈得上在对外开放中自主地发展经济，从而也才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8）]其二，坚持“和平共处”与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和平共处”是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其它方面的内容都是这一核心的逻辑展开。然而，“和平共处”并不是无原则的相处。现代国际生活表明：少数发达国家总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干涉和控制这些国家的内外经济政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强行纳入他们的经济发展轨道。因此，和平共处的实现必然是同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9）]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经济利益（特别是根本的、长远的经济利益），从而也才能增强和扩展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稳定因素。当然，不仅要敢于反霸，而且要善于反霸。从国家的经济活动的角度上看，善于反霸由以实现的基础是：在对外经济方面，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整体上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做到：形成一定局部力量对比中的优势，以获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一些领域处于被动状态时，可以跳到外线“作战”，利用霸权主义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联合有关力量，攻击其薄弱环节，迫使其减轻对自己的压力，从而也使“和平共处”的制衡力量获得发展。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世界历史时代还是资本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为前提。但是，为建立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无疑是有助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压迫、控制，争取发展中的经济自主，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三重特性（它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责无旁贷地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这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不相矛盾）。也只有在为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我国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四）保持社会稳定
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由于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各种限制因素的结合体被打破，各种类型的心理失落现象急剧增加，以及国际环境中动荡因素的影响，故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被激发出来。而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容易会因改革的设计、部署及其具体实施上的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盲目推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协调）等错误，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如果控制不了的话）进而发展成全局性的社会动乱。这对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慎重地选择社会改革方式，实施渐进改革，以此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发展，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比较顺利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因此，对社会稳定的研究是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条件的世界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稳定”标示着社会良性运动与协调发展的状态。其内涵是指社会机体能够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社会运行处于有条不紊的整合状态。其外延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等方面的稳定。它表现为：政通人和、民心安定，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社会没有巨大纠纷、冲突、危机，法律、道德、习俗能比较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其内部长期动荡不安，就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更不要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了。同时，对于一个原本开放的国家来说，其内部的不稳定往往易于导致他在外部受制于人。就目前我国而言，稳定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但也存在着较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如腐败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严重侵蚀，分配不公，就业不足和人口超量流动，社会分层和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各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某些道德滑坡，以及落实政策中的缺口和民主表达障碍的存在，等等。当然，这些不稳定因素还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就有可能汇聚成为可怕的洪流，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这必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中断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应当加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战略研究。
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稳定。要保证经济稳定，就必须做到：其一，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长期在整体上保持社会总需求不超过总供给，建设规模和消费不超过国力和生产能力，以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坚持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本身就能实现最快的增长速度，最好的经济效益。其二，对于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特别要注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原则，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使国家整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尽可能地使全体人民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来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其三，满足基本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把消灭绝对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状况与开发人力资源紧密地结合起来。联合国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不断减少生活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作为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在未来的50多年内，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我国应把重点放在：近期内解决目前尚处于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65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为将要新增加的3亿多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为大约3.2亿老年人提供基本的赡养资金和社会保障，至少应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生活质量。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论断，丝毫不意味着仅抓经济稳定，就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保持和加强我们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应从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来看待稳定工作的各个环节。实际上，稳定工作的其他环节出了问题，经济稳定就难以保证。稳定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认为，除了抓紧上述经济稳定的具体工作外，至少目前还应从解决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着手：（1）经济组合的有序化，就业结构改革的协调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配套化（忽略社会发展的配套化，片面地强调经济、技术、国防等方面的硬性发展指标，而不重视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软性指标，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与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动荡，而长期的社会动荡又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恶性循环）。（2）保障社会发育与社会控制的同步发展。例如，在改革经济体制时，应同时注意行政、法律、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的改革。（3）加紧制度建设。这里所讲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规范和有序管理。从制度的角度上看，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是以人格为保障的结构形式。制度建设既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环节，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切实可行的规范教育。（5）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良性功能（指造成良好舆论，发挥其监督环境、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
总之，只有保持和维护我们社会的稳定，才能够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交往，并在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身。当然，在中国造就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复杂性程度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要统治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协调各种集团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特有优势，切切实实地努力做好各项稳定工作，在世界现代化的大川中，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巨轮就能够乘风破浪，驶向并达到预定的目标。
（五）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
这与保持和加强社会的稳定是属于同一序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所要侧重探讨的是，中央政府在社会稳定和现代化中的作用。
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困扰：软政权化。意指，因政府行政指令贯彻能力的衰退、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以及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一种综合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包括“职业”权力）和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为一已的私利进行交换；对法规的遵守与解释的松弛性和随意性；各种腐败行为间的互诱性。与软政权化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体现着“分利化”倾向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往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权钱交易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分利集团是现代化发育过程中的“肿瘤”，具有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南亚的种姓和种族集团、宗教团体，和以这些集团和团体为后盾的院外集团均属于分利集团。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也是互为因果的。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它必然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和手段非法获得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导致软政权化。一旦这种恶循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便会中断，或陷入发展的陷井。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和个人缺乏自主性。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发展社会内源性活力及各种资源，调动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机制。因此，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一开始推行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放松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也称“放权让利”），以鼓励个人与社会的自主发展。但问题也会接踵而来：当随着“放权让利”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各类规范很快失效之时，新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规范却没有在社会内部找到（或没有完全找到）由以运作的“支撑点”，因为，传统社会内部原先并不存在以市场和契约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从而也不存在整合那些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和支配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个体与群体。这样，“软政权化”现象便产生了。与此同时，一些拥有传统资源的势力（如地方政府、宗法家长、行会、有特权的个人等等）便趁机利用自己的权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借此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各种利益，从而形成“地方割据”、“行业割据”、“企业割据”等等。
目前在我国，类似于“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程度。例如，中央政府的指令有时在某些地区难以贯彻，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拮据已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整合能力和行政能力，某些地区的“父母”官们已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宗族械斗、黑社会团伙、灰色社会群体在一定的范围内相继出现，等等。至少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放权让利”是对的，但中央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却不能因此而削弱，恰恰相反，应当得到加强（这主要指在社会整合、稳定社会和发展战略宏观指导方面的能力应得到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地控制人口总数，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调节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等等。特别是在我国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的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作用更应得到加强。这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应保持充分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这也是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的最根本的手段。目前我们所实施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最根本的手段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以改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为契机，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发展（从而也才能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市场竞争，而不至于陷于依附关系）。当然，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决不能仅从经济方面着手，这涉及政治、文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两种现象的根子则在经济领域，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把更多的“重药”下在“根子”上，则是无可质疑的。
综上所述，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建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这5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二、面临的世界历史机遇与挑战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条件”与“机遇”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故有时我们可以把“条件”和“机遇”作为相互重合的范畴来加以使用。但细微观之，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相对确定的：“条件”主要是就一定的行为主体而言的，一定“条件”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而一定“机遇”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矛盾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状况。虽然一定“机遇”的产生不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但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机遇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与“条件”相比，“机遇”具有更大程度上的易变性和易失性）。对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来说，他的一定的预定活动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机遇。进而言之，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是否出现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中国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历史机遇，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延缓还是加速，也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中国是否能比较顺利地基本实现现代化。
关于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机遇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错过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比较廉价、国际市场空前发展的良好时机。而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已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四次长波的下波期（始于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延续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故从外部刺激中国经济起飞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上述观点从机遇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情境”，从而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是当肯定的，但有些失之片面。既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的“情境”，又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有利的“情境”。不利的“情境”与有利的“情境”（这里所讲的有利的“情境”即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或互为因果的。我们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虽然不利的“情境”的确存在，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也正在向中国的现代化迎面走来。
1.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地位和影响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动荡而解体。经过70—8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裂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调整的过程，其时间肯定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在大调整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调整的目标定在经济政策、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把调整目标定在协调内向与外向、国营与私营、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上，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调整目标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过程也是具有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并存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目前处于调整过程的世界经济，其一体化发展出现了两种相互联系的态势：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由此逐步构成了世界经济多极格局（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家集团）。可以断言，“多极”、“块式”、“网络”将是世界经济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形式。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不仅形成了以跨国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不断扩增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使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主要角色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这两种态势使多极协调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国际协调在多层次上展开）。
处于大调整阶段的世界经济及其一体化发展的态势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有利“情境”，具体地说：有利于中国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有利于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在技术方面辩证地借鉴别国改革和现代化经验，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过程中走出一条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同时还有利于中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
2.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了间歇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初），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由于科技革命周期律的作用，于40年代末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动力在减弱，而许多新的科学技术还处于研究或初步应用阶段，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整个经济（指世界范围）高速发展的因素。虽然现在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努力研究开发新技术，并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但并没有由此形成发展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真正开发且实用的新技术并不多。在本世纪下半叶，诸如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海洋工程、新能源工程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还仅处在草创期，难以出现重大突破，也难以大量、广泛地运用实际生产过程中。近年来，有许多国家的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发展很快，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部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更不能左右整个经济的发展，且运用于这些新兴部门的科学技术大都源于40—50年代科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发展。随着与这些新兴部门相关的技术群进入发展的“饱和期”，突破性的变革将难以出现。
对于将传统的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革命并举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现代科技革命的这种间歇阶段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它给予了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技术经济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历史时间。抓住并充分利用这种世界历史时间，社会主义中国就有可能在现科技革命第二次高潮到来之时站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3.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的间歇使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如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等），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利时机。
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曾抓住了这种时机，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例如，韩国以电子、汽车行业为主，走以“科技为基础的质量出口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对于有发展前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精密化学、精密机械、计算机、航空等）注重技术引进和吸收，而对生物工程、信息等新兴高技术产业则努力参加零部件生产，以获取技术，有计划地重点开发。再如，新加坡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了电脑、生物工程和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现在，仅生产电脑及其有关软件、附件、器材的企业就有数百家。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也发展得非常快。我国也应进一步抓住这种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其基本内容是：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构成完整的工业化增长体系；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为方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相融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推动整个产品结构走向工业化和高附加值化。实际上，紧紧抓住上述时机不放，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结合整个产业的调整来协调自身的地区经济布局。
4.经过30年左右的酝酿，目前亚太经济圈正在形成之中，这有利于带动身处这一地区的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因为，中国经济与亚太各国经济、特别是东亚各国经济之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互补性。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般的腾飞，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例如，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2／3的出口和1／2的进口是在亚太地区进行的。这既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共识），又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亚太经济合作。当然，目前中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层次还不高，与日本、新加坡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垂直分工状态；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水平分工状态。因此，我们要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各层次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在普遍扩大与各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与东亚、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两个地区在下个世纪有可能率先形成次区域性的有形经济圈）。进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的是：全力促进东亚、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开发印支市场，通过成功的次区域性合作来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进而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地位。
5.通过十几年的改革，稳定的、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使其经济发展真正走出低谷，竞相到中国投资。国外有一位资深的经济权威对此有感而发道：“20多年前，我是不会鼓励商人们到中国投资的。但现在我会说——如果你要短暂的利益话，请到美洲及欧洲去，如果你要烧伤自己的手指的话，请到前社会主义地区（指现在的独联体、东欧地区——引者注）去，如果你要长期的利益的话，请到中国去。”[（10）]当然，中国这一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不能任人随意开发的。开发中国市场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为此，我们应起码注意两点：其一，以市场调节资本的输入。在国际上，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互替性”，如当某种商品的国际流动受阻时，该商品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便起而代之。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应有计划地阻止某些商品的流入，以迫使外方用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要素的流入来代替（或迫使对方采取投资优惠政策）。其二，根据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地开放市场。我们引进外资，不能仅限于满足国内建设或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且还应从引进竞争、促进国内产品升级换代的战略高度来安排。对还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坚决实施保护，而对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则要逐步取消保护，推向国际市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优势，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
6.国际关系在总体上走向缓和。虽然当今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上述这6个方面的机遇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机遇。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机遇也可以转化为风险。
例如，由于旧的国际分工（二次世界大战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所使然，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间歇也同时具有扩大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作用，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其表现之一是：在“调整”和“间歇”阶段，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制造业（往往是污染工业、夕阳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对另一部分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发展新兴工业和改造传统工业的优势都在发达国家一边，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日本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雁行模式”的劳动分工体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再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以集团化为基础展开和推进的，而区域集团首先汇集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并且这种区域性集团随着其内部联合程度的加深而愈来愈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由于能够运用的经济手段有限，故非但不一定能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获得多大益处，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损害。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风险同样也威胁着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及时、充分地利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所提供的机遇，并将其风险转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除了应注意上文所论及的问题（见本文第一部分）外，还要重视在实践中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方面，要及时利用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上升而给我们提供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发达国家这部分产品市场的机会，并根据世界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采取独立的政策机制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战略，以在竞争日趋加剧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加速我国产品结构的全面调整，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强我国参加世界范围经济竞争的实力，并进而不断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
其次，应努力改变目前我国企业力量分散、多头对外和小商贩式的经营管理方式，集中力量建设企业集团和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开发拳头产品，学习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以直接、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再次，进一步研究和熟悉现代世界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规律，协调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为加入区域集团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这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最后，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逐步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保持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还应当努力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市场多元化应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基本战略。同时，我们必须从质量上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开放的程度：既要继续发展对外商品贸易，又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展开多方面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不仅要参与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型的国际交换，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经济联系的领域，以直接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的运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源配置的状况，并使有限的贸易投入到全球范围效益最高的方面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优化，最终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并及时抓住和善于利用世界历史机遇，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一旦到那时，世界现代化史的新时代也就来临了。
注释：
（1） G·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2） 随着人口的恒性运动，中国将在下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进入人口的三大高峰：总人口数下限达15亿；劳动年龄人口达10亿（在下个世纪20年代）；老年人口达3.2亿。这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将在下个世纪形成超大规模、并行膨胀的总人口群、劳动年龄人口群和老年人口群。这是一种灾难，其后果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活条件受到严重威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
（3）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4） 例如，美国占世界人口1／20弱，却耗费了1／5的世界能源，近1／3的世界矿物资源。
（5） 从工业能源方面看，1985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能源生产占世界能源生产的9%，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8.4%，人均能源消费量0.733吨标准煤，不仅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国，而且也低于世界人均消费水平（1.875吨标准煤）。再从农业资源方面看，中国主要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也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水、土、森林、草地等资源极为紧缺。目前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继续下降仍是基本趋势。据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均耕地下降26.5%，人均有林地下降6%，人均草地下降8.5%，人均河川径流量下降5.4%。全国进入水资源危机初期，局部地区和多数城市将进入水资源危机的中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为因素造成的。
（6）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2页。
（7） 参见E·拉斯格，T·库茨多：《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景》，纽约，1980年；W·R·克林：《国际秩序的政策选择：一种经济分析》，纽约，1979年。
（8） 布莱克把“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化领袖获得权力的转变”的三个标准之一，是有道理的（参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03—104页）。
（9）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56页。
（10） 1993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