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经济状况看英国绥靖政策的选择
陆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南通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04期第35-37页
绥靖，原本有抚慰怨愤、平息争斗的意思。它作为英国对欧外交中的一种意向和姿态，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那时，英国政府就试图在凡尔赛体系的既定格局里作些调整，怀柔德国，因为“他们认识到必须以某种方法把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德国恰到好处地安装进欧洲”，[①]同时还担心德国的软弱与失败将使俄国控制欧洲许多地方。到了30年代，随着战争和侵略威胁的增长，绥靖的内容和范围继续深化，它不仅上升为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和指导方针，而且在大规模实施中变为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意、日法西斯行径的全面姑息和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则是它的集中表现。但如果把绥靖看作怯懦投降的同义词，那是有失公断的。同样，把绥靖者视为一个狭小的集团，在当时遭到广泛的反对，这种看法也是不真实的。事实是：20世纪的20至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主张比绥靖更得人心，英国一切国内报纸（只有《雷诺新闻》除外）都称赞慕尼黑协定。罗斯福打电报给张伯伦也称他是“一位十足的伟人”。[②]
绥靖是英国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中的一种政策选择，它是英国目标与实力之间不一致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可以从英国经济的衰退中清楚看出。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经济的极盛时代。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向全世界表明了当时英国在工业和技术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在庆祝维多利来女王临朝六十周年时，英国资产阶级仍是那样充满信心，似乎今后一切都会象过去一样地顺利。尽管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在工业生产总值和煤、钢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已超过了英国，但英国海上霸权和殖民大国的地位还不曾受到威胁，在武器生产和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仍占据优势，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地位的非常稳固。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英国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经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表面上看：英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军事有关的部门由于得到政府的大笔订货而迅速增长，劳动力供给也显得十分紧张，军事工业与某些重工业部门的利润大大增加，股票行情上涨。然而从国内经济状况来分析，英国为战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赤字剧增，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英国不仅大量增发公债，而且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造成战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普遍上涨。问题不限于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还使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战争期间传统出口品生产的减少和出品贸易额的下降（特别是棉纺织品、煤炭和机器出口总值的下降）英国不得不变卖自己持人的国外有价证券并向美国借债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一次大战前，英国的海外投资，包括英国的公司或在外国经商的英国公民投资共约40亿英镑，其利息收入是英国正常进口的重要部分，大战期间，英国政府接管了这些投资的1／4左右，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出售股票，并用这些收入购买军火和其他补给品，美国成了一个主要债权国。一战使英国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相对地位颠倒了过来，英国对美国负债8.42亿英镑，[③]伦敦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因英国的金融实力的削弱和金融地位的下降而发生了动摇。
战后问题就更为突出。一方面战争使英国经济大为削弱，国家债务由1914年的6.5亿英镑升至1920年的78.3亿英镑。[④]大战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1914年—1918年间可能增长的财富。[⑤]战前已初露端倪的海外市场的丧失和出口机器等减少在战后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国内存在着消沉的情绪。战争对国内各方面都有影响。人们“认为和平并不是战争的酬劳，仅仅因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就会长期心满意足确非易事”。[⑥]战争造成的损失、仇恨和普遍混乱均极其严重，因而不可能迅速过渡到充满善意而富裕的和平生活，战争使人们认识到有新的需要，同时又使国家更难满足这些需要。总之，在英国的经济和国内事务中都出现了沮丧的趋势。“英国对一切不感兴趣”，期望变成失望，其中最明显的现世原因是经济状况的恶化。而战后整个二、三十年代，出口和失业又成为英国经济问题中十分复杂而无法解决的难题。
20年代，英国国内经济特征是：开工不足，生产设备闲置，传统工业品生产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出口萎缩，失业率高，经济效率低。整个二十年代，英国的失业数字一直保持在百万以上，情况之严重出人意料。失业问题作为工业方面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和各种问题未能解决的象征，主要是由于未能保持战前的出口水平。而出口之所以下降，一方面因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增强了在一些传统市场同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例如美国和日本在大战中受影响较小，进一步发展本国生产，并在某些传统市场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因为在适应新的技术革命挑战、新的社会需要的过程中，英国的进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如在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中。这一切都可在英国的煤炭业中得到反映。煤是英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其中80%经海运出口波罗的海、北海、法国、地中海等港口，其余大部分出口南美。而战争之后，英国出口欧洲的煤基本停顿，因为战争刺激了欧陆国家煤的生产并促使其寻找代用品。相反在英国，战争使采煤设备现代化的进程推迟，同时煤的代用品大量增加，如石油在船运、陆运等运输上的广泛使用，水电站电力在工厂的使用等等。在出口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同时，英国国内的煤矿主固执地认为繁重的劳动、延长工时和低工资制足可以代替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所提出的不同计划——改组机械化、封闭不经济的矿井等，这也正是二十年代英国矿业工人斗争激烈的原因。
衡量经济困难的尺度是失业数字，而造成一百万以上失业大军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衰退。因此英国国内两党当务之急应是恢复、沟通贸易渠道。但两党所推行的政策都是陈旧无力且无多大效果的。财政部一直推行的、历任财政大臣均表示赞成的一项政策是通货紧缩，以期恢复英镑的国际地位。但这种通货紧缩政策是有害于英国的出口贸易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另一痛苦现实是削减工资，国内劳资矛盾的尖锐化。由于德国产煤区鲁尔区处于被占领状况，德国煤产量下降，英国煤矿业在1924年本应是兴旺的一年，但英国的煤炭业失业率反而从1924年5.7%上升到1925年的15.8%。矿业主为了加强同德国煤矿业竞争，要求取消最低工资限额并减少工资10%，工作时间则从七小时提高到八小时，否则在恢复了金本位制的1925年煤炭业将无利可图，而矿工领袖们则希望提高工资。然而1925年不曾料到的衰退，使劳资双方3个月的谈判毫无结果，致使1926年出现了半年之久的罢工。罢工的失败使工人们遭受更多的苦难，失业者增多，矿工生活状况恶化。到1930年在英国登记失业人数增至266万，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给国库带来沉重的负担，出现了严重的预算赤字问题。历届保守党与工党政府对此未有任何良策。屋漏偏遇连夜雨，长期停滞的经济又受到30年代经济危机的打击，这次危机开始于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渠道很快传播到英国。1930年第一季度起，英国工业生产指数和出口贸易指数显著下降，失业人数激增，到1932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危机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失业人数接近三百万，失业率高达23%。贸易逆差扩大，国外投资收入和海运收入锐减，英国不得不于1931年9月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英镑贬值。
在英国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时，国外政治形势恶化。1931—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3年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1935年宣布公开扩军；1935年—1936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人民对英国政府未能解决世界上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殊感失望，却没有看到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的义务同它履行这些义务的能力之间差距的悬殊。目标与实力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是任何一国对外政策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一般说，这可以用两方面的努力来加以处理。或调节目标，如限制目标的范围，推迟实现某些目标的期限；或牺牲某些利益来改变实力对比，如牺牲财政的利益以增强军事，或牺牲外交利益来争取国际盟友、分化敌方阵营等等。在30年代的国际危机中，英国既没有及时调整目标，（也很难调整），又不愿倾全力（也无力）重整军备；也无意于与苏、法结成同盟。可以说到1937年为止似乎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需要，后来当问题集中到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希特勒时，绥靖成了仅有的选择。
三十年代妨碍采取任何强硬外交政策的种种原因中，首要的是经济问题。由于降低工资，大批失业，税率增高，英国忧虑的是如何克服自己的重重困难，如何才能使自己收支相抵，根本无意于对外冒险。英国在1930年以前的数年中被经济萧条搞得十分沮丧，胆颤心惊，幻想破灭，“只好迷信地把手指交叉放在同一只手的另一手指上，希望逢凶化吉，祈求不会有更糟的灾祸。”[⑦]经济的脆弱性，使国内几乎普遍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而把遏制战争看作是检验政治家才干的唯一准则，连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1935年也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⑧]经济的停滞脆弱又导致军备上的严重滞后。凡尔赛体系建立后，政府始终把“10年无大战”的设想作为军备政策的指导思想，军费开支不断下降。因为军费开支意味着增加税收，举借贷款，这自然影响经济复苏，大规模的军火生产也势必挤掉外贸商品的生产，这必然会损害垄断资本家的当前利益，所以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1935年的政府预算时就明确表示：“限制军备是最好的政策。”[⑨]在这种情势下，英国麦克唐纳、鲍尔温两届政府给重整军备规定了种种限制，虽然1932年已放弃“10年无大战”的假定，但他们奉行的原则是“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1934年英国政府规定了“重整军备不得干扰正常贸易”的政策；1935年强调“重整军备不能影响经济复苏”。[⑩]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愈益险恶。1936年3月德军开进莱茵区，同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6—1937年德意日结成反共同盟，而绥靖却向更大规模方向演进，此时，张伯伦出任首相（1937年5月28日—1940年5月10日），于是尼维尔·张伯伦的名字同绥靖连在一起，成为怯懦、无耻叛卖的同义词。面对恶劣的国际局势，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后一直致力推动修改重整军备计划。作为财政大臣的张伯伦设计了1936年和1937年度的防务白皮书，计划为海军新建5艘主力舰，增加20艘巡洋舰，4艘航空母舰，陆军则增加18个步兵营，设备将现代化，并为对空防御扩充牵引炮，空军第一线力量增加到1750架飞机等等，预计1935—1936年国防支出总数达1亿3千7百万英镑。这些计划继续受到主要反对派的非议和反对，艾德礼指责财政大臣提出了“一连串的战争预算”，《经济学家》杂志严厉抨击：“财政大臣亲自带头鼓吹增加军费开支，无疑背离了英国的传统，令人遗憾。”[11]除了不得人心外，阻碍重整军备的还有：一、重整军备计划的决定必须不与正常贸易相矛盾；二、现有预算拨款原则必须是保证防务安全，而不是制止侵略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要支持一项重整军备计划，特别是要支持一场未来的战争，必须具有稳定可靠的经济，充足的外汇资源和兴隆的对外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部被称为“第四兵种”。因此，张伯伦上台执政后，重振军备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打赢一场大战，不如说是以此警告威慑希特勒。在1935年，内阁成员一致认为德国是英国最大和最终的危险，而且会变为现实，但大臣们面临真正的困境时，却渴望借助谈判、怀柔以谋取和平，因为国家的经济能力不容许它同时在财政上承担起全部经济复苏的工作和全面重整军备计划。所以摆在政治家面前的合乎气度的路线是在国内不惜耗费巨资推行“重整军备”计划，在国外，运用英国的影响把外国似乎易于产生的激情和野心导入无害的渠道。“只要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欧洲就会和平”，这种缔造和平的使命感，正是张伯伦主政时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二战以后的年代里，人们往往对一些问题认识过于简单化。现在回顾一下英国在二、三十年代的经济状况，以及人们对当时解决危机中的种种摇摆不定和英国国内种种因经济衰退而引起的社会倾向、社会矛盾，我们不难发现英国对外政策中的绥靖固然是一份失败与耻辱的记录，但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张伯伦匆匆往返于伦敦、慕尼黑之间，为保持“和平”和维护现状而不惜一再退让的情况与英国“极盛”时代尾声的最后几年中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如劳合·乔治之流总把“和平”放在嘴上不同。在两次摩洛哥危机、在海牙国际会议上，在波斯尼亚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总是呼吁“和平”，并非英国自感经济、军事力量已经衰退，不得不以迁就和妥协的方式来购买“和平”的表现。而张伯伦的“和平”则真正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彻底衰退的体现。丘吉尔在1940年11月张伯伦病逝后作悼词说：“内维尔·张伯伦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命运不济，他总是事与愿违……”[12]与其说是张伯伦命运不济，还不如说绥靖政策的失败彻底地真正地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
注释：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英]A、J、D泰勒潘人杰译 P308
② ③ ⑥ ⑦《英国现代史》 [英]W、N梅德利科特张毓文等译 P421 P81 P79 P343
④ ⑤《英国简史》 [英]伊勒·伍德沃得 P199
⑧ ⑨ [11] [12]《张伯伦传》 [英]伊恩·麦克劳得 P167 P174 P246 P292
⑩参阅《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论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南通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04期第35-37页
绥靖是英国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中的一种政策选择，它是英国目标与实力之间不一致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可以从英国经济的衰退中清楚看出。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经济的极盛时代。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向全世界表明了当时英国在工业和技术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在庆祝维多利来女王临朝六十周年时，英国资产阶级仍是那样充满信心，似乎今后一切都会象过去一样地顺利。尽管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在工业生产总值和煤、钢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已超过了英国，但英国海上霸权和殖民大国的地位还不曾受到威胁，在武器生产和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仍占据优势，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地位的非常稳固。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英国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经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表面上看：英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军事有关的部门由于得到政府的大笔订货而迅速增长，劳动力供给也显得十分紧张，军事工业与某些重工业部门的利润大大增加，股票行情上涨。然而从国内经济状况来分析，英国为战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赤字剧增，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英国不仅大量增发公债，而且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造成战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普遍上涨。问题不限于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还使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战争期间传统出口品生产的减少和出品贸易额的下降（特别是棉纺织品、煤炭和机器出口总值的下降）英国不得不变卖自己持人的国外有价证券并向美国借债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一次大战前，英国的海外投资，包括英国的公司或在外国经商的英国公民投资共约40亿英镑，其利息收入是英国正常进口的重要部分，大战期间，英国政府接管了这些投资的1／4左右，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出售股票，并用这些收入购买军火和其他补给品，美国成了一个主要债权国。一战使英国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相对地位颠倒了过来，英国对美国负债8.42亿英镑，[③]伦敦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因英国的金融实力的削弱和金融地位的下降而发生了动摇。
战后问题就更为突出。一方面战争使英国经济大为削弱，国家债务由1914年的6.5亿英镑升至1920年的78.3亿英镑。[④]大战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1914年—1918年间可能增长的财富。[⑤]战前已初露端倪的海外市场的丧失和出口机器等减少在战后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国内存在着消沉的情绪。战争对国内各方面都有影响。人们“认为和平并不是战争的酬劳，仅仅因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就会长期心满意足确非易事”。[⑥]战争造成的损失、仇恨和普遍混乱均极其严重，因而不可能迅速过渡到充满善意而富裕的和平生活，战争使人们认识到有新的需要，同时又使国家更难满足这些需要。总之，在英国的经济和国内事务中都出现了沮丧的趋势。“英国对一切不感兴趣”，期望变成失望，其中最明显的现世原因是经济状况的恶化。而战后整个二、三十年代，出口和失业又成为英国经济问题中十分复杂而无法解决的难题。
20年代，英国国内经济特征是：开工不足，生产设备闲置，传统工业品生产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出口萎缩，失业率高，经济效率低。整个二十年代，英国的失业数字一直保持在百万以上，情况之严重出人意料。失业问题作为工业方面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和各种问题未能解决的象征，主要是由于未能保持战前的出口水平。而出口之所以下降，一方面因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增强了在一些传统市场同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例如美国和日本在大战中受影响较小，进一步发展本国生产，并在某些传统市场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因为在适应新的技术革命挑战、新的社会需要的过程中，英国的进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如在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中。这一切都可在英国的煤炭业中得到反映。煤是英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其中80%经海运出口波罗的海、北海、法国、地中海等港口，其余大部分出口南美。而战争之后，英国出口欧洲的煤基本停顿，因为战争刺激了欧陆国家煤的生产并促使其寻找代用品。相反在英国，战争使采煤设备现代化的进程推迟，同时煤的代用品大量增加，如石油在船运、陆运等运输上的广泛使用，水电站电力在工厂的使用等等。在出口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同时，英国国内的煤矿主固执地认为繁重的劳动、延长工时和低工资制足可以代替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所提出的不同计划——改组机械化、封闭不经济的矿井等，这也正是二十年代英国矿业工人斗争激烈的原因。
衡量经济困难的尺度是失业数字，而造成一百万以上失业大军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衰退。因此英国国内两党当务之急应是恢复、沟通贸易渠道。但两党所推行的政策都是陈旧无力且无多大效果的。财政部一直推行的、历任财政大臣均表示赞成的一项政策是通货紧缩，以期恢复英镑的国际地位。但这种通货紧缩政策是有害于英国的出口贸易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另一痛苦现实是削减工资，国内劳资矛盾的尖锐化。由于德国产煤区鲁尔区处于被占领状况，德国煤产量下降，英国煤矿业在1924年本应是兴旺的一年，但英国的煤炭业失业率反而从1924年5.7%上升到1925年的15.8%。矿业主为了加强同德国煤矿业竞争，要求取消最低工资限额并减少工资10%，工作时间则从七小时提高到八小时，否则在恢复了金本位制的1925年煤炭业将无利可图，而矿工领袖们则希望提高工资。然而1925年不曾料到的衰退，使劳资双方3个月的谈判毫无结果，致使1926年出现了半年之久的罢工。罢工的失败使工人们遭受更多的苦难，失业者增多，矿工生活状况恶化。到1930年在英国登记失业人数增至266万，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给国库带来沉重的负担，出现了严重的预算赤字问题。历届保守党与工党政府对此未有任何良策。屋漏偏遇连夜雨，长期停滞的经济又受到30年代经济危机的打击，这次危机开始于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渠道很快传播到英国。1930年第一季度起，英国工业生产指数和出口贸易指数显著下降，失业人数激增，到1932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危机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失业人数接近三百万，失业率高达23%。贸易逆差扩大，国外投资收入和海运收入锐减，英国不得不于1931年9月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英镑贬值。
在英国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时，国外政治形势恶化。1931—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3年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1935年宣布公开扩军；1935年—1936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人民对英国政府未能解决世界上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殊感失望，却没有看到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的义务同它履行这些义务的能力之间差距的悬殊。目标与实力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是任何一国对外政策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一般说，这可以用两方面的努力来加以处理。或调节目标，如限制目标的范围，推迟实现某些目标的期限；或牺牲某些利益来改变实力对比，如牺牲财政的利益以增强军事，或牺牲外交利益来争取国际盟友、分化敌方阵营等等。在30年代的国际危机中，英国既没有及时调整目标，（也很难调整），又不愿倾全力（也无力）重整军备；也无意于与苏、法结成同盟。可以说到1937年为止似乎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需要，后来当问题集中到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希特勒时，绥靖成了仅有的选择。
三十年代妨碍采取任何强硬外交政策的种种原因中，首要的是经济问题。由于降低工资，大批失业，税率增高，英国忧虑的是如何克服自己的重重困难，如何才能使自己收支相抵，根本无意于对外冒险。英国在1930年以前的数年中被经济萧条搞得十分沮丧，胆颤心惊，幻想破灭，“只好迷信地把手指交叉放在同一只手的另一手指上，希望逢凶化吉，祈求不会有更糟的灾祸。”[⑦]经济的脆弱性，使国内几乎普遍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而把遏制战争看作是检验政治家才干的唯一准则，连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1935年也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⑧]经济的停滞脆弱又导致军备上的严重滞后。凡尔赛体系建立后，政府始终把“10年无大战”的设想作为军备政策的指导思想，军费开支不断下降。因为军费开支意味着增加税收，举借贷款，这自然影响经济复苏，大规模的军火生产也势必挤掉外贸商品的生产，这必然会损害垄断资本家的当前利益，所以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1935年的政府预算时就明确表示：“限制军备是最好的政策。”[⑨]在这种情势下，英国麦克唐纳、鲍尔温两届政府给重整军备规定了种种限制，虽然1932年已放弃“10年无大战”的假定，但他们奉行的原则是“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1934年英国政府规定了“重整军备不得干扰正常贸易”的政策；1935年强调“重整军备不能影响经济复苏”。[⑩]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愈益险恶。1936年3月德军开进莱茵区，同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6—1937年德意日结成反共同盟，而绥靖却向更大规模方向演进，此时，张伯伦出任首相（1937年5月28日—1940年5月10日），于是尼维尔·张伯伦的名字同绥靖连在一起，成为怯懦、无耻叛卖的同义词。面对恶劣的国际局势，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后一直致力推动修改重整军备计划。作为财政大臣的张伯伦设计了1936年和1937年度的防务白皮书，计划为海军新建5艘主力舰，增加20艘巡洋舰，4艘航空母舰，陆军则增加18个步兵营，设备将现代化，并为对空防御扩充牵引炮，空军第一线力量增加到1750架飞机等等，预计1935—1936年国防支出总数达1亿3千7百万英镑。这些计划继续受到主要反对派的非议和反对，艾德礼指责财政大臣提出了“一连串的战争预算”，《经济学家》杂志严厉抨击：“财政大臣亲自带头鼓吹增加军费开支，无疑背离了英国的传统，令人遗憾。”[11]除了不得人心外，阻碍重整军备的还有：一、重整军备计划的决定必须不与正常贸易相矛盾；二、现有预算拨款原则必须是保证防务安全，而不是制止侵略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要支持一项重整军备计划，特别是要支持一场未来的战争，必须具有稳定可靠的经济，充足的外汇资源和兴隆的对外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部被称为“第四兵种”。因此，张伯伦上台执政后，重振军备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打赢一场大战，不如说是以此警告威慑希特勒。在1935年，内阁成员一致认为德国是英国最大和最终的危险，而且会变为现实，但大臣们面临真正的困境时，却渴望借助谈判、怀柔以谋取和平，因为国家的经济能力不容许它同时在财政上承担起全部经济复苏的工作和全面重整军备计划。所以摆在政治家面前的合乎气度的路线是在国内不惜耗费巨资推行“重整军备”计划，在国外，运用英国的影响把外国似乎易于产生的激情和野心导入无害的渠道。“只要达成一定的妥协，那么欧洲就会和平”，这种缔造和平的使命感，正是张伯伦主政时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二战以后的年代里，人们往往对一些问题认识过于简单化。现在回顾一下英国在二、三十年代的经济状况，以及人们对当时解决危机中的种种摇摆不定和英国国内种种因经济衰退而引起的社会倾向、社会矛盾，我们不难发现英国对外政策中的绥靖固然是一份失败与耻辱的记录，但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张伯伦匆匆往返于伦敦、慕尼黑之间，为保持“和平”和维护现状而不惜一再退让的情况与英国“极盛”时代尾声的最后几年中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如劳合·乔治之流总把“和平”放在嘴上不同。在两次摩洛哥危机、在海牙国际会议上，在波斯尼亚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总是呼吁“和平”，并非英国自感经济、军事力量已经衰退，不得不以迁就和妥协的方式来购买“和平”的表现。而张伯伦的“和平”则真正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彻底衰退的体现。丘吉尔在1940年11月张伯伦病逝后作悼词说：“内维尔·张伯伦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命运不济，他总是事与愿违……”[12]与其说是张伯伦命运不济，还不如说绥靖政策的失败彻底地真正地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
注释：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英]A、J、D泰勒潘人杰译 P308
② ③ ⑥ ⑦《英国现代史》 [英]W、N梅德利科特张毓文等译 P421 P81 P79 P343
④ ⑤《英国简史》 [英]伊勒·伍德沃得 P199
⑧ ⑨ [11] [12]《张伯伦传》 [英]伊恩·麦克劳得 P167 P174 P246 P292
⑩参阅《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