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国扩张评价新探
董继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5期第62-67页
在俄国扩张评价问题上，中国及美俄学者已就某些问题冲破传统观点，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对俄国扩张的性质，历史作用及其特点加以初步探讨。笔者认为，俄国扩张的性质具有两重性，既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又具有封建农奴主的野蛮性和疯狂性。俄国扩张的历史作用亦是有两面性，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讲，正如昔日传统观点所说，无疑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但是当今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及交流的高度而言，特别是从展望21世纪亚太地区远景而言，它客观上又有进步的一面。同时，与美国扩张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俄国扩张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
在俄国扩张评价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俄国在北太平洋和北美西海岸的地理发现问题。近三年来，原苏联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而全面地研究。纷纷著书立说，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有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ΠI·C·别尔格、科学院通讯院士A·B·叶菲莫夫、A·安德列耶夫教授。
该学派的重大成果是，公布了俄国探险队的原始资料和文件。探险队发现了阿留申群岛和北美西北部沿海一带，并留有大量文书档案，包括当时绘制的极其珍贵的地图孤本。据此，历史地理学派才改变了传统看法，认为，西方探险家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完成了西方地理大发现，而17世纪至18世纪上期，俄国探险家则实现了东方地理大发现。A·B·叶菲莫夫进一步认为，1724—1743年的西伯利亚——太平洋探险队的工作，对绘制包括北美西北部在内的亚洲东北部地图，起了关键作用。该图第一次标有经纬线，它对于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使海岸线更为明确，并增添上新发现的岛屿。他们还认为，如果说发现新大陆的是哥伦布，那末最先熟悉新大陆的是俄国探险家。[①]
其次，关于西伯利亚历史的研究问题。这一研究开始于17世纪末，至今已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出版了上百种专著，几乎涉及到各个领域。
中国学者不仅研究了西伯利亚的发展史，也揭露了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真面目。他们研究证实，西伯利亚并不象前苏联学者鼓吹的那样，是什么“无主的土地”，也不是俄国人的“新发现地区”。俄国用兵西伯利亚，烧杀淫掠，严重地破坏了那里的经济，摧残了本来就很落后的生产力。因此，俄国的扩张和兼并谈不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传播文明”。当地人民也并非“自愿归附俄国”，而是不断地使用原始武器，不屈不挠地斗争，打击俄国殖民主义者。[②]
关于“西伯利亚”一词的含义问题，中国学者也有独到见解。对于这一问题，本来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蒙语的“丛密”之意；有的说是俄语“北方”ceBep一词的音译，系指北亚，还有的说是“世界中心”的意思。中国学者包尔汉、冯家升认为，以上看法均缺乏过硬的根据，有牵强附会之嫌。他们运用多种史料加以考证，断定“西伯利亚”系“鲜卑”的音转。鲜卑族古代生活于中国北疆，活动范围向西曾波及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和鄂毕河中游一带。因此后来俄国人把鲜卑人生活过的地方称为“西比尔”或“西伯利亚”。按鲜卑之意，西伯利亚还是一种瑞兽名，相当于蒙语的动物貆，即特殊的五爪虎，鲜卑人崇拜这种瑞兽，将它画在金属带钩上，与其他部落以示区别。[③]以上独到的见解，较为科学。
关于西伯利亚的地理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现在所指的西伯利亚，包括整个亚洲北部的广大地区，即北邻北冰洋，南接中国、蒙古和朝鲜。历史上的西伯利亚却没有这么大。15世纪初，俄国统一国家形成之际，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不仅同俄国不接壤，而且长期以来同俄国毫无关系，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俄国在1407年的历史文献中才最早出现“西伯利亚”一词，不过那时的范围仅限于西伯利亚的一隅之地，即鄂毕河中游地区。16至17世纪初，范围又扩大到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随着俄国不断向东扩张，才逐渐将整个北亚称作西伯利亚了。[④]
中国早就同西伯利亚的古代人民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此中国史籍已有大量记载，其中一些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然而，近代中国，不仅落后于西方，也落后于俄国，若大的满清帝国，受尽了包括俄国在内的列强的欺凌，自身难保，中断了与西伯利亚的联系。[⑤]
第三，关于对哥伦布评价问题。美国学者做出贡献。俄国有的学者为抬高俄国的作用而竭力贬低哥伦布的作用。1962年圣诞节，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一则电讯称，一位苏联历史家推测，英国航海家尼古拉斯·林恩于1360年就发现了哈得逊湾。美国学者则驳斥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是苏联“又一宣传诡计”。美国的一般反应是：苏联怎能从牺牲一个为西班牙服务的热那亚航海家而来称誉一个英国探险家这件事中获得好处呢？美国人认为，俄国人贬低哥伦布的作用，并非一件新鲜事。这是对哥伦布优先发现权的挑战。
美国学者还认为，苏联声称探险美洲大陆西北端的荣誉应属于俄国，这种说法不仅仅是宣传。可以肯定，在俄国的航行者中有外国出生的人或外国血统的人，但他们在忠诚和效劳方面算得上是俄国人，而且忠心耿耿地推进了俄国的事业。他们算得上俄国人，就象旧世界的移民对美国来说是美国人一样。[⑥]
看来，美国学者既反对贬低哥伦布的作用，又适当肯定了俄国在美洲大陆西北端探险的作用。我认为，美国学者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但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哥伦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俄国探险家的作用，二者仍不可相提并论。
二
俄国扩张的性质具有两重性。
首先，俄国扩张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正如列宁的强调指出的：“16—18世纪欧洲国家为争夺殖民地斗争过。”并进一步指出：“沙俄征服西伯利亚等地和16—18世纪西欧国家争夺殖民地是同一性质的。”[⑦]
俄国与西欧诸国扩张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在西欧殖民主义扩张中，有封建国家之间的撕杀，如西班牙、葡萄牙之间的争霸斗争；有资本主义国家同封建国家的搏斗，如荷兰同西班牙的争霸斗争；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拼搏，如英荷战争，有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部落之间的斗争，如美国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还有封建国家同落后部落之间的斗争，如俄国与西伯利亚各部落的斗争。这些扩张和争霸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在于争夺世界商业霸权和殖民霸权，因而性质一样。
其次，俄国扩张又带有农奴主的野蛮性和疯狂性。这主要因为俄国是一个农奴制国家，常常以农奴制的原则对待邻国和被征服的土地。同时俄国扩张的目的与西欧诸国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而俄国扩张的目的，除了掠夺之外，还为了巩固1649年确立的农奴制。这就使俄国扩张带上浓厚的封建色彩。再者，西欧国家以海洋扩张为主，而俄国则以大陆扩张为主，争夺土地的斗争往往更加残酷。
俄国扩张往往与外交和军事斗争连在一起，使之复杂化、尖锐化。15世纪末欧洲最终形成一些大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有德、意处于分裂状态。此时国家利益被视为政治的最高准绳。因而各国为了国家利益，不惜采用外交和军事手段。
16—18世纪的欧洲，形成三个矛盾焦点，大多与俄国都有联系。第一，争夺殖民利益。包括西欧诸国的扩张、英国的扩张和俄国扩张。俄国占其一。第二，东方问题。东方问题即欧洲列强与土耳其的关系问题，亦即瓜分土耳其遗产问题。俄国深深陷入东方问题之中。第三，欧洲东北部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俄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俄瑞“北方大战”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有时，三个焦点彼此交错，相互影响，随时都有燃起战争的危险。[⑧]
三
俄国扩张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两面性。
首先，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而言，无疑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与掠夺性。
俄国扩张掠夺了西伯利亚人民的土地。西伯利亚并非“无主的土地”，它属于西伯利亚的10个民族。西伯利亚北部居住着萨莫耶德人（涅涅次人、艾涅次人和恩加纳善人）、汉特人和曼西人、谢尔库普人；西伯利亚东北部（即东北亚地区）居住着亚细亚人，即尤卡吉尔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和伊杰里门人（堪察加人）；西伯利亚西部和南部有突厥人，即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等；黑龙江流域有达斡尔人、赫哲人和飞雅客人等。此外，雅库特人住在勒那河中游及其一些支流，布里亚特人居住在安加拉河及其支流沿岸；通古斯人居住在西起叶尼塞河东至鄂霍次克海的广大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7世纪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20至22万左右。[⑨]
俄国扩张破坏了西伯利亚人民的文明和生产力。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俄国扩张并非是“传播文明”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是干扰了西伯利亚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方式。按生活和生产方式，西伯利亚民族可分为两类：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民族以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北部地区和东北部的民族以渔猎和养鹿为主。南部地区气候比较温和，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俄国入侵之前，那里也已有几个较大的民族，如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阿尔泰人、鞑靼人等。这些民族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文化水平都远比西伯利亚北部民族发达。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北部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居住分散，物质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些。
按社会制度而言，17世纪西伯利亚民族有以下几种类型：有的已进入封建社会，大多数处于奴隶制阶段，有的已组建国家。而大多数民族处于民族阶段。[⑩]历史事实证明，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民族，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
俄国使用武力强迫合并了这块土地，而并非“自愿归附俄国”。俄国用武力灭亡了西伯利亚汗国，占领了鄂毕河流域。1600年根据沙皇戈都诺夫的指令，秋明首领费多尔·奥西波夫·亚诺夫在图拉河畔建立了叶潘岑城，即图林斯克城。整个鄂毕河中下游和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均并入俄国版图。[11]接着，俄军进驻叶尼塞河，在勒那河及东北亚进行殖民扩张活动，占据贝加尔湖地区和入侵黑龙江流域。用“火的战斗”征服楚科奇族，战胜堪察加人，亦兼并堪察加半岛。
俄国对西伯利亚人还进行经济盘剥。主要手段是征收实物税。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说：“俘虏西伯利亚人，令尔等为朕缴纳实物税。”[12]据统计，16—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的收入约占俄国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13]随着货币关系的发展，1727年7月8日（俄历6月27日）沙皇谕令西伯利亚人可用货币代交实物税。[14]为了加强毛皮税收，1763年俄国政府在托博尔斯克设立了实物征收与检查机关——雅斯克委员会。据统计，1828—1834年间，雅库特地区的赋税几乎增加了两倍。[15]
实物税的征收是沉重的、野蛮的，有时又是狡猾的。这是因为第一，实物税以毛皮为主，也有各种牲畜和财物。在毛皮方面，主要是海龙皮、狐皮、鹿皮、松鼠皮，其中貂皮居多，最为珍贵。游牧业民族通常交牛羊马匹作为实物税。第二，实物税分定额和非定额两类。定额税按人丁及职业性质交纳。政府规定，男人从18—50岁为纳税民，每人每年交1—30张貂皮不等，年老病残者及盲人可免。后改为16—60岁，不足16岁者减半。连四、五岁儿童也不能幸免。非定额实物税，一般叫“赠品”或“礼品”，主要送给上司官长的，无定量限制。当时礼品奉送成风，人民负担苦不堪言。第三，加强税收点。税收点有三种，一是冬营地，即税收的集中地。二是税吏前往居民点收税；三是税民或乡吏直接交县城交税。第四，捕捉当地人质和逼迫效忠宣誓。俄国殖民主义者往往采用捕捉当地头人或长老的办法，作为征收实物税的抵押，逼迫交税。同时采用一种逼迫少数民族进行效忠沙皇的宣誓，以交纳实物税。第五，采用怀柔政策进行“赏赐”与“宴请”。俄国官兵常常代替沙皇，在各地赏赐给税民锡盘、碟、铜锅、斧、刀、锯等，物品一般由国库支付。同时在税民或头人交税时，政府官员宴请他们。[16]
实物税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税制。它之所以被延用二、三百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种税制符合西伯利亚的历史和民族状况，二是俄国地域辽阔，鞭长莫及，而此种办法有利于殖民。
其次，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高度来看，俄国扩张具有两面性，客观上还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年青的俄国扩张，是一个精神饱满的人口迅速的国家占领邻近几乎是空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波浪式的，10—12世纪是第一个盛期。俄国人从他们的老家扩张到伏尔加河流域上游及其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向东北部的扩张，12世纪在新占领区，新建一个城市——莫斯科。16世纪以后是经二个扩张盛期，他们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之间的地区扩张，在跨越乌拉尔山后，占领了几乎渺无人烟的地区。至1650年到达太平洋。
第二，扩张与统一相连。当以基辅为中心出现国家形式的时期，俄国的土地被分成许多小小的几乎是独立的公国。而且大部分原来的本土被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征服了。但他们抓住了鞑靼人征服俄罗斯土地的主要部分时所造成的机会，扭转分裂的局势，各小公国重新团结在莫斯科公国周围。这同以首都巴黎为中心古代法国的统一，以卡斯特尔和阿拉贡为中心的西班牙的统一，以皮蒙特为中心的意大利统一，以勃兰登堡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统一，都一模一样。俄罗斯各公国的统一完成于15世纪，而收复失去的省份，则延续到18世纪末叶。作为一个国家，由分裂到统一，应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第三，俄国扩张是把若干发展迟缓的国家纳入俄国政治经济势力范围，来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高加索、中亚和远东。但格鲁吉亚除外。因此俄殖民帝国的形成，同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法国殖民帝国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起码是相似的。这一过程虽充满暴力和侵略，但也不自觉地把某些先进的生产力带进落后民族。
第四，俄国扩张是内陆国家寻求出海通路的过程。俄国人原来的本土，有出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通道。直到瑞典人占领涅瓦河口切断交通线之前，诺夫哥罗德和德国北部的汉萨同盟各城市之间的商业贸易一直很活跃。横越黑海同拜占庭的贸易就更重要了。后来这条通路被土耳其血统的游民切断了。为了恢复直接通向欧洲的出口，在彼得一世的指挥下，进行了“北方大战”，并征服沿波罗的海东岸后来叫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土地，加上今天芬兰的一小片土地。当时这些土地是瑞典的一些省份。同样对土耳其的战争也是为了获得出黑海的通路。因为在土耳其扩张的极盛时期，它获得了北部的沿岸。除土耳其的附属国克里米亚外，俄国的征服只意味着换个主人。这虽然是一种扩张，但在当时，这种扩张被认为是一种民族政策的合法目标。
至19世纪末，俄国扩张的历史倾向看来已到了终结的阶段。1815—1914年，俄国西部边界实质上没有变动。1860年稳定下来。1870年以后，只在高加索（1878年）和中亚（1885年）有过小规模的调整。20世纪初，俄国恢复了扩张主义倾向。它同日本作战，目的是取得在满洲或许在朝鲜的无可争议的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它宣布一项和平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不仅获得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海峡和一大片土地，而且也获得加里西亚东部。[17]当然这种扩张主义的复活，决不是俄国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帝国主义列强刮起的重新瓜分世界的狂潮。
第五，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为日后开发西伯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正如美国的扩张与西进运动的关系一样。当然，开发西伯利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事。这种开发首先使俄国经济基础向东方转移。出现了向东方流动的人口浪潮。1959年调查表明，1939—1959年间，俄国欧洲部分人口增长200万人，而其亚洲部分人口上升大约1600万人。与人口移动的同时发生的是，西伯利亚的工业化。俄国亚洲部分能源的丰富又使经济起飞成为可能；而德国二战的入侵和从战略上的考虑，又为这种发展提供机遇。[18]其次，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拔地而起。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在20世纪初，只不过是一个村落，它位于鄂毕河和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交叉点上。革命时期发展为一个小城市。20世纪30年代，由于建造一个农业机械工厂，新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加速了。但它的真正繁荣，是由于德国进攻俄国和随之而来的工业机械和熟练工人迁往西伯利亚所促成的结果。[19]
第六，俄国的扩张，客观上有利于亚太经济区的形成，并且促进两个文明第二个交叉点的产生。一般地说，亚太地区的国家主要指中国、日本、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亚洲先进，美洲落后。亚洲国家之间联系紧密，而亚美两洲却处于隔绝状态。亚太区域的形成，主要是在美洲发现之后。美俄的太平洋扩张及其他国家的作用，使亚太区城最终形成。
关于两个文明的交叉，如果说哥伦布完成了两个文明交叉的第一个点，那么就可以说，俄国探险家完成了东西方文明交叉的第二个点。东西方文明在太平洋上的交融是亚太区域形成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两种文明于太平洋交叉的过程中，日本占有重要位置。它既是东西方经济的交流点，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它既是俄国向东方扩张的一块方便踏脚石，也是美国向西方扩张的一块方便跳板。
俄国白令远征队的活动，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同日本建立商业关系。当契里科夫伴同白令到达美洲海岸时，另一个助手丹麦人马丁·勘彭贝尔，在一个英国人威廉·沃尔顿海军上尉和一个荷兰海员的年轻儿子亚历克赛·谢尔廷海军少尉的帮助下，前往日本。而欧洲人早在16世纪即已到达日本，不过他们是来自相反的方向。从俄国来的北方航路，还未被人所知。
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可追溯到1697年。当时在堪察加发现一个乘船遇难的日本人。俄国人从这个人和后来其他乘船遇难的人那里获得对日本财富夸大的一种印象，于是寻找毛皮及金银的希望便成为招引俄国冒险家横渡太平洋的诱惑力。早先用皮筏和划艇探寻日本的企图失败了，白令远征队的小支队是为寻找这个岛国的第一次获得现实的结果。[20]日本的显著地位，可以说它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的原因之一。
四
俄国扩张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应该从思想文化深处探讨其特点。
叙述探险的史书都热衷于研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航海家的航行事迹，却往往对俄国和美国探险家的重大成就一笔带过。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一般又故意不看这样的事实，即把美国和俄国的东部西部两极端分隔开的那些土地，同把欧洲各国和它们属地分割开的那些海洋一样，都令人望洋兴叹；他们也故意不看这样的事实，美国西部海岸和俄国西伯利亚以及滨海省的领土，当初都是殖民获得的土地。[21]
对于俄国扩张，美国也有不同反映。1855年马修·佩里准将曾预言，美俄利益冲突将使美俄两国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其结果将决定“世界的自由或被奴役”。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看待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即使不怀有敌意，也是甚为惊慌的。美国人由于念念不忘俄国政策对于美国在满洲地区的贸易和势力的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总是从美国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从俄国的历史背景或者从总的历史背景来看待俄国向东方扩张的问题。因而认为，俄国扩张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什么“成就”或“贡献”。
17—19世纪，某些英国评论家，对俄国人突破他们旧有的国境，跨越大陆和海岸的横冲直撞的举动，也大为惊叹。[22]“忽视”、“惊慌”和“惊叹的态度都不能揭示扩张的本质，也无助于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认为，从思想文化上看，俄美扩张有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美国西进运动和俄国西伯利亚扩张，都富有进取精神。两国土地广袤，居民种族繁多，在各自的政治制度外壳之下，他们对于拓荒式的社会平等和浪漫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一往情深，是永远寻求远方乌托邦的典型拓荒者，是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们。尽管美国放任自由的民主原则与沙皇的重商主义及苏联的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但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对面时，都极端自信，并带有救世主似的天真热劲。在美国历史上，西部地区磁铁般的吸引力体现在霍勒斯·格里利的“年青人，到西部去！”这句名言之中。[23]俄国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虽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青年人，到东方来！”这个口号吸引了许多青年开发西伯利亚。[24]
第二，美俄两国扩张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毛皮贸易。毛皮贸易是导致俄国扩张的动力，当狩猎场地的潜力耗尽之后，富有冒险心的猎人和商人便向东方推进。新的猎场一经开发，征服随后而至。有时则是先征服而后开发，政府和地方官吏想方设法从土著那儿勒索贡赋，以分享西伯利亚的皮货财富。对毛皮的大量需求，是一个猎场接着一个猎场的资源被迅速猎光的原因，从而加速了西伯利亚的征服。[25]而美国的大部分和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地区，毛皮贸易也曾是开拓的原因之一。英国殖民者同当地土著人进行毛皮贸易，而逐渐西进。
第三，美俄拓荒者，都由于同各自的文化中心隔绝，而力图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传统”。美国西部的移民远离东部中心，在西部同大自然斗，同印第安人斗，同驱赶他们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斗，养成了粗犷进取的性格，向往无拘无束的小农式的民主自由精神。形成了西部的“社会”和“传统”。甚至这种传统后来又影响到东部。
俄国移民远离西部中心，在西伯利亚同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斗，同样向往着 自由和民主。
第四，俄美拓荒者对待土著人都持同一个伦理道德。俄国和美国的扩张，对当时亚洲和美洲土著来说都是个不幸。早期的拓荒者并非是文明的传播者，而是扩张的先驱者。俄国哥萨克掠夺者对亚洲部族的剥削压迫，同美国拓荒者对印第安人的剿灭，都是不道德的，都是一种罪恶。
同美国扩张相比，俄国扩张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扩张的速度更快。叶尔马克大约在沃尔特·雷利爵士到达罗安诺克的同时，越过了乌拉尔；但当1649年俄国人到达太平洋时，美国人还停留在阿巴拉契亚山。这种快慢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西伯利亚部族的反抗虽然强烈，但比不上印第安人的反抗更为激烈。而且俄国欧洲部分同亚洲部分在地形上构成一个整体，它的各条河流和支流网形成了通往东方的天然大道。[26]
第二，俄国对待扩张地区的政策比较保守。美国允许被征服地区成立议会，准州。当然，西部新州有自由州和奴隶州之分，但总体上比较宽松。[27]而俄国对被已征服的西伯利亚实行封建统治，因而发展缓慢。
第三在美国，移民能够保持原来的习俗，而俄国海外移民则“土著化”。俄国在美洲的移民可以与当地阿留申女人结婚，但生的混血孩子不准带到俄国。[28]
总之，评价俄国扩张，应辩证地、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去分析问题，切忌公式化。只有这样，才能就俄国扩张的性质，历史作用及其特点作出恰如其份的结论。
注释：
①H·H鲍尔霍维季诺夫：《俄美关系研究：成就与展望》俄文版，近现代史，1981年第6期，第57页。
② ③ ④ ⑤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2、2—3页。
⑥〔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7—68页。
⑦《列宁全集》第26卷，中译文，第146页。
⑧B·Ⅱ·波将金：《外交史》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3—314页。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同②书，第5—6、6—7、65、243、244、244、246、251—257页。
[17] [18] [19] [20] [21]同⑥书第192—196、198、216—217、73、8页。
[22] [23] [24] [25] [26] [27] [28]同⑥书第7、8、212、55、12、53、10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5期第62-67页
一
在俄国扩张评价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俄国在北太平洋和北美西海岸的地理发现问题。近三年来，原苏联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而全面地研究。纷纷著书立说，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有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ΠI·C·别尔格、科学院通讯院士A·B·叶菲莫夫、A·安德列耶夫教授。
该学派的重大成果是，公布了俄国探险队的原始资料和文件。探险队发现了阿留申群岛和北美西北部沿海一带，并留有大量文书档案，包括当时绘制的极其珍贵的地图孤本。据此，历史地理学派才改变了传统看法，认为，西方探险家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完成了西方地理大发现，而17世纪至18世纪上期，俄国探险家则实现了东方地理大发现。A·B·叶菲莫夫进一步认为，1724—1743年的西伯利亚——太平洋探险队的工作，对绘制包括北美西北部在内的亚洲东北部地图，起了关键作用。该图第一次标有经纬线，它对于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使海岸线更为明确，并增添上新发现的岛屿。他们还认为，如果说发现新大陆的是哥伦布，那末最先熟悉新大陆的是俄国探险家。[①]
其次，关于西伯利亚历史的研究问题。这一研究开始于17世纪末，至今已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出版了上百种专著，几乎涉及到各个领域。
中国学者不仅研究了西伯利亚的发展史，也揭露了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真面目。他们研究证实，西伯利亚并不象前苏联学者鼓吹的那样，是什么“无主的土地”，也不是俄国人的“新发现地区”。俄国用兵西伯利亚，烧杀淫掠，严重地破坏了那里的经济，摧残了本来就很落后的生产力。因此，俄国的扩张和兼并谈不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传播文明”。当地人民也并非“自愿归附俄国”，而是不断地使用原始武器，不屈不挠地斗争，打击俄国殖民主义者。[②]
关于“西伯利亚”一词的含义问题，中国学者也有独到见解。对于这一问题，本来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蒙语的“丛密”之意；有的说是俄语“北方”ceBep一词的音译，系指北亚，还有的说是“世界中心”的意思。中国学者包尔汉、冯家升认为，以上看法均缺乏过硬的根据，有牵强附会之嫌。他们运用多种史料加以考证，断定“西伯利亚”系“鲜卑”的音转。鲜卑族古代生活于中国北疆，活动范围向西曾波及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和鄂毕河中游一带。因此后来俄国人把鲜卑人生活过的地方称为“西比尔”或“西伯利亚”。按鲜卑之意，西伯利亚还是一种瑞兽名，相当于蒙语的动物貆，即特殊的五爪虎，鲜卑人崇拜这种瑞兽，将它画在金属带钩上，与其他部落以示区别。[③]以上独到的见解，较为科学。
关于西伯利亚的地理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现在所指的西伯利亚，包括整个亚洲北部的广大地区，即北邻北冰洋，南接中国、蒙古和朝鲜。历史上的西伯利亚却没有这么大。15世纪初，俄国统一国家形成之际，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不仅同俄国不接壤，而且长期以来同俄国毫无关系，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俄国在1407年的历史文献中才最早出现“西伯利亚”一词，不过那时的范围仅限于西伯利亚的一隅之地，即鄂毕河中游地区。16至17世纪初，范围又扩大到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随着俄国不断向东扩张，才逐渐将整个北亚称作西伯利亚了。[④]
中国早就同西伯利亚的古代人民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此中国史籍已有大量记载，其中一些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然而，近代中国，不仅落后于西方，也落后于俄国，若大的满清帝国，受尽了包括俄国在内的列强的欺凌，自身难保，中断了与西伯利亚的联系。[⑤]
第三，关于对哥伦布评价问题。美国学者做出贡献。俄国有的学者为抬高俄国的作用而竭力贬低哥伦布的作用。1962年圣诞节，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一则电讯称，一位苏联历史家推测，英国航海家尼古拉斯·林恩于1360年就发现了哈得逊湾。美国学者则驳斥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是苏联“又一宣传诡计”。美国的一般反应是：苏联怎能从牺牲一个为西班牙服务的热那亚航海家而来称誉一个英国探险家这件事中获得好处呢？美国人认为，俄国人贬低哥伦布的作用，并非一件新鲜事。这是对哥伦布优先发现权的挑战。
美国学者还认为，苏联声称探险美洲大陆西北端的荣誉应属于俄国，这种说法不仅仅是宣传。可以肯定，在俄国的航行者中有外国出生的人或外国血统的人，但他们在忠诚和效劳方面算得上是俄国人，而且忠心耿耿地推进了俄国的事业。他们算得上俄国人，就象旧世界的移民对美国来说是美国人一样。[⑥]
看来，美国学者既反对贬低哥伦布的作用，又适当肯定了俄国在美洲大陆西北端探险的作用。我认为，美国学者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但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哥伦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俄国探险家的作用，二者仍不可相提并论。
二
俄国扩张的性质具有两重性。
首先，俄国扩张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正如列宁的强调指出的：“16—18世纪欧洲国家为争夺殖民地斗争过。”并进一步指出：“沙俄征服西伯利亚等地和16—18世纪西欧国家争夺殖民地是同一性质的。”[⑦]
俄国与西欧诸国扩张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在西欧殖民主义扩张中，有封建国家之间的撕杀，如西班牙、葡萄牙之间的争霸斗争；有资本主义国家同封建国家的搏斗，如荷兰同西班牙的争霸斗争；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拼搏，如英荷战争，有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部落之间的斗争，如美国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还有封建国家同落后部落之间的斗争，如俄国与西伯利亚各部落的斗争。这些扩张和争霸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在于争夺世界商业霸权和殖民霸权，因而性质一样。
其次，俄国扩张又带有农奴主的野蛮性和疯狂性。这主要因为俄国是一个农奴制国家，常常以农奴制的原则对待邻国和被征服的土地。同时俄国扩张的目的与西欧诸国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而俄国扩张的目的，除了掠夺之外，还为了巩固1649年确立的农奴制。这就使俄国扩张带上浓厚的封建色彩。再者，西欧国家以海洋扩张为主，而俄国则以大陆扩张为主，争夺土地的斗争往往更加残酷。
俄国扩张往往与外交和军事斗争连在一起，使之复杂化、尖锐化。15世纪末欧洲最终形成一些大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有德、意处于分裂状态。此时国家利益被视为政治的最高准绳。因而各国为了国家利益，不惜采用外交和军事手段。
16—18世纪的欧洲，形成三个矛盾焦点，大多与俄国都有联系。第一，争夺殖民利益。包括西欧诸国的扩张、英国的扩张和俄国扩张。俄国占其一。第二，东方问题。东方问题即欧洲列强与土耳其的关系问题，亦即瓜分土耳其遗产问题。俄国深深陷入东方问题之中。第三，欧洲东北部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俄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俄瑞“北方大战”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有时，三个焦点彼此交错，相互影响，随时都有燃起战争的危险。[⑧]
三
俄国扩张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两面性。
首先，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而言，无疑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与掠夺性。
俄国扩张掠夺了西伯利亚人民的土地。西伯利亚并非“无主的土地”，它属于西伯利亚的10个民族。西伯利亚北部居住着萨莫耶德人（涅涅次人、艾涅次人和恩加纳善人）、汉特人和曼西人、谢尔库普人；西伯利亚东北部（即东北亚地区）居住着亚细亚人，即尤卡吉尔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和伊杰里门人（堪察加人）；西伯利亚西部和南部有突厥人，即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等；黑龙江流域有达斡尔人、赫哲人和飞雅客人等。此外，雅库特人住在勒那河中游及其一些支流，布里亚特人居住在安加拉河及其支流沿岸；通古斯人居住在西起叶尼塞河东至鄂霍次克海的广大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7世纪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20至22万左右。[⑨]
俄国扩张破坏了西伯利亚人民的文明和生产力。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俄国扩张并非是“传播文明”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是干扰了西伯利亚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方式。按生活和生产方式，西伯利亚民族可分为两类：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民族以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北部地区和东北部的民族以渔猎和养鹿为主。南部地区气候比较温和，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俄国入侵之前，那里也已有几个较大的民族，如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阿尔泰人、鞑靼人等。这些民族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文化水平都远比西伯利亚北部民族发达。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北部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居住分散，物质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些。
按社会制度而言，17世纪西伯利亚民族有以下几种类型：有的已进入封建社会，大多数处于奴隶制阶段，有的已组建国家。而大多数民族处于民族阶段。[⑩]历史事实证明，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民族，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
俄国使用武力强迫合并了这块土地，而并非“自愿归附俄国”。俄国用武力灭亡了西伯利亚汗国，占领了鄂毕河流域。1600年根据沙皇戈都诺夫的指令，秋明首领费多尔·奥西波夫·亚诺夫在图拉河畔建立了叶潘岑城，即图林斯克城。整个鄂毕河中下游和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均并入俄国版图。[11]接着，俄军进驻叶尼塞河，在勒那河及东北亚进行殖民扩张活动，占据贝加尔湖地区和入侵黑龙江流域。用“火的战斗”征服楚科奇族，战胜堪察加人，亦兼并堪察加半岛。
俄国对西伯利亚人还进行经济盘剥。主要手段是征收实物税。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说：“俘虏西伯利亚人，令尔等为朕缴纳实物税。”[12]据统计，16—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的收入约占俄国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13]随着货币关系的发展，1727年7月8日（俄历6月27日）沙皇谕令西伯利亚人可用货币代交实物税。[14]为了加强毛皮税收，1763年俄国政府在托博尔斯克设立了实物征收与检查机关——雅斯克委员会。据统计，1828—1834年间，雅库特地区的赋税几乎增加了两倍。[15]
实物税的征收是沉重的、野蛮的，有时又是狡猾的。这是因为第一，实物税以毛皮为主，也有各种牲畜和财物。在毛皮方面，主要是海龙皮、狐皮、鹿皮、松鼠皮，其中貂皮居多，最为珍贵。游牧业民族通常交牛羊马匹作为实物税。第二，实物税分定额和非定额两类。定额税按人丁及职业性质交纳。政府规定，男人从18—50岁为纳税民，每人每年交1—30张貂皮不等，年老病残者及盲人可免。后改为16—60岁，不足16岁者减半。连四、五岁儿童也不能幸免。非定额实物税，一般叫“赠品”或“礼品”，主要送给上司官长的，无定量限制。当时礼品奉送成风，人民负担苦不堪言。第三，加强税收点。税收点有三种，一是冬营地，即税收的集中地。二是税吏前往居民点收税；三是税民或乡吏直接交县城交税。第四，捕捉当地人质和逼迫效忠宣誓。俄国殖民主义者往往采用捕捉当地头人或长老的办法，作为征收实物税的抵押，逼迫交税。同时采用一种逼迫少数民族进行效忠沙皇的宣誓，以交纳实物税。第五，采用怀柔政策进行“赏赐”与“宴请”。俄国官兵常常代替沙皇，在各地赏赐给税民锡盘、碟、铜锅、斧、刀、锯等，物品一般由国库支付。同时在税民或头人交税时，政府官员宴请他们。[16]
实物税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税制。它之所以被延用二、三百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种税制符合西伯利亚的历史和民族状况，二是俄国地域辽阔，鞭长莫及，而此种办法有利于殖民。
其次，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高度来看，俄国扩张具有两面性，客观上还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年青的俄国扩张，是一个精神饱满的人口迅速的国家占领邻近几乎是空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波浪式的，10—12世纪是第一个盛期。俄国人从他们的老家扩张到伏尔加河流域上游及其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向东北部的扩张，12世纪在新占领区，新建一个城市——莫斯科。16世纪以后是经二个扩张盛期，他们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之间的地区扩张，在跨越乌拉尔山后，占领了几乎渺无人烟的地区。至1650年到达太平洋。
第二，扩张与统一相连。当以基辅为中心出现国家形式的时期，俄国的土地被分成许多小小的几乎是独立的公国。而且大部分原来的本土被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征服了。但他们抓住了鞑靼人征服俄罗斯土地的主要部分时所造成的机会，扭转分裂的局势，各小公国重新团结在莫斯科公国周围。这同以首都巴黎为中心古代法国的统一，以卡斯特尔和阿拉贡为中心的西班牙的统一，以皮蒙特为中心的意大利统一，以勃兰登堡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统一，都一模一样。俄罗斯各公国的统一完成于15世纪，而收复失去的省份，则延续到18世纪末叶。作为一个国家，由分裂到统一，应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第三，俄国扩张是把若干发展迟缓的国家纳入俄国政治经济势力范围，来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高加索、中亚和远东。但格鲁吉亚除外。因此俄殖民帝国的形成，同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法国殖民帝国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起码是相似的。这一过程虽充满暴力和侵略，但也不自觉地把某些先进的生产力带进落后民族。
第四，俄国扩张是内陆国家寻求出海通路的过程。俄国人原来的本土，有出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通道。直到瑞典人占领涅瓦河口切断交通线之前，诺夫哥罗德和德国北部的汉萨同盟各城市之间的商业贸易一直很活跃。横越黑海同拜占庭的贸易就更重要了。后来这条通路被土耳其血统的游民切断了。为了恢复直接通向欧洲的出口，在彼得一世的指挥下，进行了“北方大战”，并征服沿波罗的海东岸后来叫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土地，加上今天芬兰的一小片土地。当时这些土地是瑞典的一些省份。同样对土耳其的战争也是为了获得出黑海的通路。因为在土耳其扩张的极盛时期，它获得了北部的沿岸。除土耳其的附属国克里米亚外，俄国的征服只意味着换个主人。这虽然是一种扩张，但在当时，这种扩张被认为是一种民族政策的合法目标。
至19世纪末，俄国扩张的历史倾向看来已到了终结的阶段。1815—1914年，俄国西部边界实质上没有变动。1860年稳定下来。1870年以后，只在高加索（1878年）和中亚（1885年）有过小规模的调整。20世纪初，俄国恢复了扩张主义倾向。它同日本作战，目的是取得在满洲或许在朝鲜的无可争议的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它宣布一项和平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不仅获得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海峡和一大片土地，而且也获得加里西亚东部。[17]当然这种扩张主义的复活，决不是俄国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帝国主义列强刮起的重新瓜分世界的狂潮。
第五，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为日后开发西伯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正如美国的扩张与西进运动的关系一样。当然，开发西伯利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事。这种开发首先使俄国经济基础向东方转移。出现了向东方流动的人口浪潮。1959年调查表明，1939—1959年间，俄国欧洲部分人口增长200万人，而其亚洲部分人口上升大约1600万人。与人口移动的同时发生的是，西伯利亚的工业化。俄国亚洲部分能源的丰富又使经济起飞成为可能；而德国二战的入侵和从战略上的考虑，又为这种发展提供机遇。[18]其次，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拔地而起。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在20世纪初，只不过是一个村落，它位于鄂毕河和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交叉点上。革命时期发展为一个小城市。20世纪30年代，由于建造一个农业机械工厂，新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加速了。但它的真正繁荣，是由于德国进攻俄国和随之而来的工业机械和熟练工人迁往西伯利亚所促成的结果。[19]
第六，俄国的扩张，客观上有利于亚太经济区的形成，并且促进两个文明第二个交叉点的产生。一般地说，亚太地区的国家主要指中国、日本、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亚洲先进，美洲落后。亚洲国家之间联系紧密，而亚美两洲却处于隔绝状态。亚太区域的形成，主要是在美洲发现之后。美俄的太平洋扩张及其他国家的作用，使亚太区城最终形成。
关于两个文明的交叉，如果说哥伦布完成了两个文明交叉的第一个点，那么就可以说，俄国探险家完成了东西方文明交叉的第二个点。东西方文明在太平洋上的交融是亚太区域形成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两种文明于太平洋交叉的过程中，日本占有重要位置。它既是东西方经济的交流点，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它既是俄国向东方扩张的一块方便踏脚石，也是美国向西方扩张的一块方便跳板。
俄国白令远征队的活动，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同日本建立商业关系。当契里科夫伴同白令到达美洲海岸时，另一个助手丹麦人马丁·勘彭贝尔，在一个英国人威廉·沃尔顿海军上尉和一个荷兰海员的年轻儿子亚历克赛·谢尔廷海军少尉的帮助下，前往日本。而欧洲人早在16世纪即已到达日本，不过他们是来自相反的方向。从俄国来的北方航路，还未被人所知。
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可追溯到1697年。当时在堪察加发现一个乘船遇难的日本人。俄国人从这个人和后来其他乘船遇难的人那里获得对日本财富夸大的一种印象，于是寻找毛皮及金银的希望便成为招引俄国冒险家横渡太平洋的诱惑力。早先用皮筏和划艇探寻日本的企图失败了，白令远征队的小支队是为寻找这个岛国的第一次获得现实的结果。[20]日本的显著地位，可以说它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的原因之一。
四
俄国扩张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应该从思想文化深处探讨其特点。
叙述探险的史书都热衷于研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航海家的航行事迹，却往往对俄国和美国探险家的重大成就一笔带过。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一般又故意不看这样的事实，即把美国和俄国的东部西部两极端分隔开的那些土地，同把欧洲各国和它们属地分割开的那些海洋一样，都令人望洋兴叹；他们也故意不看这样的事实，美国西部海岸和俄国西伯利亚以及滨海省的领土，当初都是殖民获得的土地。[21]
对于俄国扩张，美国也有不同反映。1855年马修·佩里准将曾预言，美俄利益冲突将使美俄两国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其结果将决定“世界的自由或被奴役”。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看待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即使不怀有敌意，也是甚为惊慌的。美国人由于念念不忘俄国政策对于美国在满洲地区的贸易和势力的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总是从美国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从俄国的历史背景或者从总的历史背景来看待俄国向东方扩张的问题。因而认为，俄国扩张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什么“成就”或“贡献”。
17—19世纪，某些英国评论家，对俄国人突破他们旧有的国境，跨越大陆和海岸的横冲直撞的举动，也大为惊叹。[22]“忽视”、“惊慌”和“惊叹的态度都不能揭示扩张的本质，也无助于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认为，从思想文化上看，俄美扩张有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美国西进运动和俄国西伯利亚扩张，都富有进取精神。两国土地广袤，居民种族繁多，在各自的政治制度外壳之下，他们对于拓荒式的社会平等和浪漫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一往情深，是永远寻求远方乌托邦的典型拓荒者，是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们。尽管美国放任自由的民主原则与沙皇的重商主义及苏联的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但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对面时，都极端自信，并带有救世主似的天真热劲。在美国历史上，西部地区磁铁般的吸引力体现在霍勒斯·格里利的“年青人，到西部去！”这句名言之中。[23]俄国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虽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青年人，到东方来！”这个口号吸引了许多青年开发西伯利亚。[24]
第二，美俄两国扩张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毛皮贸易。毛皮贸易是导致俄国扩张的动力，当狩猎场地的潜力耗尽之后，富有冒险心的猎人和商人便向东方推进。新的猎场一经开发，征服随后而至。有时则是先征服而后开发，政府和地方官吏想方设法从土著那儿勒索贡赋，以分享西伯利亚的皮货财富。对毛皮的大量需求，是一个猎场接着一个猎场的资源被迅速猎光的原因，从而加速了西伯利亚的征服。[25]而美国的大部分和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地区，毛皮贸易也曾是开拓的原因之一。英国殖民者同当地土著人进行毛皮贸易，而逐渐西进。
第三，美俄拓荒者，都由于同各自的文化中心隔绝，而力图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传统”。美国西部的移民远离东部中心，在西部同大自然斗，同印第安人斗，同驱赶他们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斗，养成了粗犷进取的性格，向往无拘无束的小农式的民主自由精神。形成了西部的“社会”和“传统”。甚至这种传统后来又影响到东部。
俄国移民远离西部中心，在西伯利亚同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斗，同样向往着 自由和民主。
第四，俄美拓荒者对待土著人都持同一个伦理道德。俄国和美国的扩张，对当时亚洲和美洲土著来说都是个不幸。早期的拓荒者并非是文明的传播者，而是扩张的先驱者。俄国哥萨克掠夺者对亚洲部族的剥削压迫，同美国拓荒者对印第安人的剿灭，都是不道德的，都是一种罪恶。
同美国扩张相比，俄国扩张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扩张的速度更快。叶尔马克大约在沃尔特·雷利爵士到达罗安诺克的同时，越过了乌拉尔；但当1649年俄国人到达太平洋时，美国人还停留在阿巴拉契亚山。这种快慢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西伯利亚部族的反抗虽然强烈，但比不上印第安人的反抗更为激烈。而且俄国欧洲部分同亚洲部分在地形上构成一个整体，它的各条河流和支流网形成了通往东方的天然大道。[26]
第二，俄国对待扩张地区的政策比较保守。美国允许被征服地区成立议会，准州。当然，西部新州有自由州和奴隶州之分，但总体上比较宽松。[27]而俄国对被已征服的西伯利亚实行封建统治，因而发展缓慢。
第三在美国，移民能够保持原来的习俗，而俄国海外移民则“土著化”。俄国在美洲的移民可以与当地阿留申女人结婚，但生的混血孩子不准带到俄国。[28]
总之，评价俄国扩张，应辩证地、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去分析问题，切忌公式化。只有这样，才能就俄国扩张的性质，历史作用及其特点作出恰如其份的结论。
注释：
①H·H鲍尔霍维季诺夫：《俄美关系研究：成就与展望》俄文版，近现代史，1981年第6期，第57页。
② ③ ④ ⑤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2、2—3页。
⑥〔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7—68页。
⑦《列宁全集》第26卷，中译文，第146页。
⑧B·Ⅱ·波将金：《外交史》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3—314页。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同②书，第5—6、6—7、65、243、244、244、246、251—257页。
[17] [18] [19] [20] [21]同⑥书第192—196、198、216—217、73、8页。
[22] [23] [24] [25] [26] [27] [28]同⑥书第7、8、212、55、12、53、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