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菲律宾革命与近代文化的发展
——纪念菲律宾革命100周年
贺圣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昆明)1996年03期第56-64页
【作者简介】贺圣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自16世纪中叶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后，殖民当局一直实行专制、垄断和锁国政策，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经济制度移入菲律宾。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是缓慢的，长期处于一种中世纪式的孤立、封闭状态，而西班牙人带来的文化不过是天主教以及大多与天主教相联系的文化。菲律宾的近代文化，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得到发展的，而在菲律宾革命前的“宣传运动”中和革命时期（1896—1898）连续出现了两次高潮，使得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在19世纪末的东南亚走在最前列，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纪念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100周年之际，回顾菲律宾近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探讨菲律宾革命与近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菲律宾近代文化产生的基础
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西班牙国内政治上的变化和英国等国势力的侵蚀，菲律宾殖民当局不得不逐步采取鼓励本地商品经济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走向开放的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发展。1834年9月6日，西班牙王室颁布诏令，宣布马尼拉港正式向国际贸易开放。此后，又于1855年决定将怡朗、三宝颜和苏阿尔这3个港口也向国际贸易开放。在政治上，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颁布的加斯迪宪法，扩大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而在教育上，殖民当局在1860年以后已着手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中高等教育。菲律宾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和对外关系上的这些变化，为近代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基础。
首先，随着商品农业、商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在菲律宾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其本身特殊利益的新阶层，他们大多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和农业。在这个新的阶层中，有菲律宾人、华侨、米斯蒂佐（华侨与当地人通婚所生的后裔）、西班牙人和其他欧裔居民。在19世纪中叶，他们的人口已达数十万，其中米斯蒂佐就达20多万。早期菲律宾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代表人物，大多产生于米斯蒂佐子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中。
其次，菲律宾开港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菲律宾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接触了外国的思想和外国的旅客。他们读报纸和书籍，包括从海外来的。因此，他们的精神扩展了。他们变得不满于事物的旧秩序了，而要有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变革，使与时代精神相协调。”[①]
第三，教育的发展，对于造就一代具有新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新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847年，菲律宾已有593所小学、在校学生约11万；中等教育机构除了6所普通中学，还有航海、商业、艺术、农业、工艺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多达数千名，高等学校的人数也大有增加，在1820～1850年间每年毕业生平均只有130名，到1871～1876年间已达348名。[②]这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既是西方思想的接受者，又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者。
第四，菲律宾当地牧师人数的增长。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已成为菲律宾全民性的宗教，尽管天主教是由西班牙传入并且西班牙教士居于统治地位，但殖民地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以及天主教的菲律宾化，使得当地牧师的人数逐渐增多，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西班牙教士。19世纪40年代，菲律宾牧师已达2000人多之，而西班牙教士仅500人。但是，由于西班牙人的特殊地位，菲律宾绝大部分的教区，却掌握在西班牙教士手中。这就不能不引起菲律宾教士的不满。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的争取教区管理权的斗争，显示了菲律宾牧师对白种人优越感和民族压迫的抗议，从而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
最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三百年的西班牙统治，虽然没有带来近代文化，但是对于统一的菲律宾文化的发展，却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共同的语言（西班牙语）和一个共同的宗教（天主教）。这是16世纪的菲律宾所没有的，这两种因素特别是共同的宗教，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菲律宾文化的发展。
二、“宣传运动”和第一次近代文化高潮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是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同的是，近代菲律宾思想文化的发展，更多地受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在菲律宾第一次近代文化发展高潮中即“宣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文化代表人物，几乎也都是受过西方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菲律宾民族主义最初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牧师通过宣传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的种族平等以及要求教士菲律宾化而表达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牧师佩德罗·佩莱斯和他的学生何塞·布尔戈斯神父。就其思想来源而言，应该说与基督教的平等教义不无联系，而其现实基础则是随着菲律宾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菲律宾人平等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但是，在1872年，民族主义和近代文化毕竟还处于蒙蒙胧胧的初期，其内容还是比较狭隘的。主要是要求宗教上的平等和教士的菲律宾化。
187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和思考菲律宾的前途和命运，对殖民地的现状深感不满，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他们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来宣传他们的改革主张。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在香港、日本横滨、新加坡、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的菲律宾知识分子发起的，后来一些菲律宾知识分子和在马德里等地留学的菲律宾学生也参加进来，发展为一个广泛的运动。它在菲律宾以马尼拉为中心，在欧洲主要在西班牙则以马德里为中心。与有蒙胧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教士不同，宣传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是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诗人、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律师、医生、画家、教师，许多人到过欧洲，接触过18、19世纪欧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杰弗逊等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自由，争取菲律宾人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更为明确。当然，他们从小受西班牙式的教育，生活方式是西班牙的，基督教义对他们也有极深的影响。格雷戈里奥·桑西亚诺1881年发表的《菲律宾的奠基》一书，一般认为是宣传运动的奠基之作。1882年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菲律宾”小组的出现，则标志着“宣传运动”的开始。当1883年7月“西班牙菲律宾协会”在马德里成立时，宣传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在海外的菲律宾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运动了。
宣传运动的主要主张，包括以下5个方面：（1）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2）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3）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4）实现菲律宾教区的菲化；（5）赋予菲律宾人以个人自由，例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请求申冤的自由。[③]
宣传运动的上述主张，反映出他们已突破了教士菲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从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论出发，提出了菲律宾人的平等地位和出版、言论、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从而显示了宣传运动是菲律宾近代知识分子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映出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之花已经开放。
宣传运动的兴起，不仅是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是菲律宾近代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多才多艺，已走在时代的前列，似璀璨的群星，出现在西班牙统治下黑暗的菲律宾的上空。他们活跃在新闻、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领域，使得这场运动有声有色。在这群当时菲律宾最为杰出的文化思想界的志士中，最有影响的是M·H·德尔皮拉尔、洛佩斯·哈恩纳、胡安·卢纳、伊达戈尔、佩德罗、塞拉诺、拉克陶、帕特尔诺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作品，不仅充满了热爱菲律宾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闪耀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光芒。尽管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妥协，但他们的思想中的近代启蒙主义色彩，却是菲律宾从未有过的。他们创作的大量作品和撰写的著作，是近代菲律宾文化的宝贵遗产，而黎萨尔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黎萨尔（1861～1896），1861年6月19日出生于内湖省卡兰巴镇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1877年，他在15岁时就以最优成绩在马尼拉阿提尼奥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转入圣托马斯大学学医，1882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马德里、巴黎和柏林攻读医学、文学和哲学，到过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和香港。他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学识，懂得医学、音乐、绘画、雕刻、历史、文学。除了西班牙文和他加禄语之外，他还懂得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和中文等十多种外语；他擅长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和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作品。在1961年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时，菲律宾出版了8卷本的《黎萨尔文集》，收录较全。黎萨尔的著作和思想是近代菲律宾思想文化的丰碑。对菲律宾近代现代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对黎萨尔，菲律宾和中国的学者都已作过许多研究。在我看来，作为近代菲律宾文化史上的一个巨人，黎萨尔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政治思想上，黎萨尔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主张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为“菲律宾联盟”制订的纲领，就明确地把整个菲律宾群岛“统一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宗旨。他说，“我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我的国家繁荣幸福”，他谴责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侵略，认为“死亡总是欧洲文明进入太平洋的第一个信号”。他反对种族主义尤其是白种人优等论，指出“权利没有皮肤，理性也没有鼻子”。所谓“白人”是主人，有色人是“苦力”的说法，只是白人鬼话。他反对民族压迫，指出“历史上还不存在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永久统治的记录”。他认为，人民拥有不可转让的生存权和保护权，“这种革命权利来自生物体的第一保护——自我保护”。政府的权力基础来自人民，“如果政府想要保持它在人民中的影响，就必须注意人民的要求。”他还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和政府是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昏庸的政府存在于正义的人民之中是不正常的。……一个不道德的政府是以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民为条件的”。但是，“没有自由的人民的痛苦必须归咎于统治者，而不是人民。……菲律宾人既不是他们行为的主人，也不是他们思想的主义。”[④]
2.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他重视工商业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教育的作用和提高妇女的地位。他根据法国、英国、美国甚至香港的发展成就证明，世界上“最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乃是最自由的国家。”他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他在1889年2月给马洛洛的青年妇女的信中说，如果妇女没有受教育，那个国家便是落后的。亚洲是落后的，因为（亚洲）妇女没有知识；欧美是进步的，因为它们的妇女是有教养的而且是自由的。菲律宾的妇女假使还没有知识，他们只能使他们的国家永受奴役，因为她们只能教育其子女去祈祷，去吻神父的手，因而也只能培养奴隶。[⑤]
3.在学术研究领域，黎萨尔致力于挖掘菲律宾历史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88～1889年，他在伦敦大学博物馆潜心研究，注释了莫尔加的《菲律宾群岛志》，并说明这是为了唤醒菲律宾同胞对已被遗忘的过去的重新认识，并且以此作为研究菲律宾未来的基础。1889年，他又在巴黎成立了“国际菲律宾学家协会”，协会的目的在于推动对菲律宾历史和语言的研究。1889～1890年，他又连续发表了《百年后的菲律宾》和《论菲律宾人的怠惰》，论述了在西班牙入侵前菲律宾就已有了相当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驳斥了菲律宾人懒惰的说法，并预言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崩溃。黎萨尔的历史观后来为“卡蒂普南”所接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
4.在文学方面，黎萨尔不仅是19世纪末菲律宾最杰出的作家，而且是东南亚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用西班牙文写的两部长篇小说：《不许犯我》（1887年在柏林出版）[⑥]和《起义者》（1891年在比利时根特出版）[⑦]揭露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野蛮和暴戾，描绘了菲律宾人民的深重灾难，塑造了菲律宾爱国者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诗作虽然不多，但大多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的名作如《献给菲律宾青年》、《流浪者之歌》[⑧]和《我最后的告别》[⑨]蜚声菲律宾国内外，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此外，他还有自传《一个马尼拉大学生的回忆》、剧本《众神的忠告》、《和巴锡在一起》。他的大量书信被编为5卷本的《黎萨尔通讯集》。
黎萨尔的作品及其中表达的近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表明，他不仅是19世纪末菲律宾的伟大作家和启蒙主义者，而且在当时东南亚的精神界，他也是最为杰出的人物。黎萨尔思想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菲律宾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源泉；二是近代欧美的人权、平等、民主思想，这是黎萨尔思想上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因素。三是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给他的影响较为复杂，既有平等的观念，但也使他陷于空洞的爱的呓语。正是基督教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以及黎萨尔作为当时菲律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软弱性，使他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在政治上毕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而在思想上有时不免沉溺于爱的说教。
1892年，黎萨尔在从欧洲返回菲律宾之后，于7月3日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菲律宾联盟”。联盟的纲领是黎萨尔亲自起草的，尽管纲领中所提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但是，它使得宣传运动的民族主义要求更为明确、更为具体化了。《菲律宾联盟章程》确定，联盟的目的是：（1）把菲律宾群岛团结成为一个严密、有力、纯一的共同体。（2）在需要或必要时互相保卫。（3）防止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为。（4）奖励教育、农业和商业。（5）研究并实施改革。联盟的箴言是：每个人都和大家一样。
但是，菲律宾联盟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它成立之后的第5天，黎萨尔突然被捕，其罪名是“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主权”，然后又被放逐到菲律宾南部的达皮坦岛。菲律宾联盟未能按原来设想的那样发展起来，逐步解体。在西班牙，《团结报》于1895年停刊，在此后几年宣传运动失去了几位主将——洛佩斯·哈思纳死于1896年，德拉皮拉尔死于1896年。宣传运动接近了它的尾声。
恩格斯曾经称颂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其实，宣传运动也是菲律宾需要文化巨人而且产生了文化巨人的时代，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菲律宾在宣传运动时期出现的一批思想家、学者、艺术家、作家，当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在整个人类发展中上有巨大影响的那些巨人，但他们特别是黎萨尔在菲律宾的文化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巨人。他们几乎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创作的大量作品，就其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而言，都是近代的，因此，不仅是宣传运动的丰硕成果，而且显示着菲律宾民族近代化的风采。这笔丰富的遗产，对后来菲律宾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菲律宾革命和第二次近代文化高潮
“宣传运动”失败了，导致宣传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在组织上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多，又和菲律宾普通群众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二是在思想政治上，它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但是，作为菲律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宣传运动虽然失败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菲律宾民族和历史的研究，对菲律宾文化遗产的挖掘，它所宣传的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平等、维护人的尊严的主张，以及它所提出的建立一个菲律宾人的共同体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
在宣传运动的影响下和菲律宾联盟的废墟上，1892年7月2日，由博尼法西奥建议，成立了“卡蒂普南”即“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与菲律宾联盟不同，卡蒂普南主要是由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贫穷的平民组成的，它提倡暴力革命作为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唯一道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菲律宾的要求。在卡蒂普南的领导下，1896年8月26日，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革命。经过两年的曲折斗争，于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宾独立，9月15日成立革命国会，11月29日批准著名的《马洛洛宪法》。1899年1月23日，在菲律宾马洛洛的巴拉索阿伊恩教堂举行了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典礼。它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入侵，第一菲律宾共和国仅存在了两年，1901年3月就解体了。但共和国仍为菲律宾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卡蒂普南建立到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瓦解，是近代菲律宾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菲律宾文化在继承宣传运动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政治文化占居了主导地位，关于民族独立、民主、人权、自由的近代思想，进一步得到张扬。
（一）卡蒂普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卡蒂普南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提倡平等、热爱祖国等许多方面与宣传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更为明确，而且更强调同压迫者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卡蒂普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受宣传运动先驱者的影响，其次它更多地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社会中下层阶级的要求。最后，直接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博尼法西奥、哈辛托等人的贡献。与宣传运动的活动家们不同，卡蒂普南的著名领导人都来自社会下层。它的缔造者安德列斯·博尼法西奥（1863～1897）出生贫民，做过苦工、外国公司职员，他的知识是通过自学获得的。罗伯斯庇尔的《法国革命史》西班牙译本、《团结报》、黎萨尔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本人也擅长写作，是诗人和小说作家。他的挚友哈辛托（1875～1899）是个簿记员和助产妇的儿子，因贫穷而未能修完圣托马斯大学法律专业的课程。卡蒂普南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博尼法西奥和哈辛托制订的。
卡蒂普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不论肤色如何，一律平等。一个人的智慧、外貌或财富可能比他人优越，但作为人类来说总是平等的。”[⑩]“一切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同一的。”[11]
（2）认为自由是天赋的。“自由是天赐的，并非来自善行和美德。”“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因而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和行事。”[12]
（3）提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任何权力要成为真正的合理的权力，它就只能是来自人民及其真正的代表”。“统治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的法令和法律必须为人民谋福利。”[13]
（4）号召“保卫被压迫的人，同压迫者作斗争。”[14]
（5）提倡尊重妇女，“不要以为女人是玩物，而应该把她看作是困难生活中的良好的助手和伴侣，要记住她的柔弱、不要忘记把你带到世界上的是一个女人。凡不欲施于你的妻子、女儿或姐妹者，就不要施于他人的妻子、女儿或姐妹。”[15]
（6）认为人的崇高和伟大在于他的美德。“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国王，不在于他有高高的鼻子或者有白色皮肤，也不在于他在人世间占崇高的地位。伟大而崇高的是这样的人：他虽生在森林里，并且除了懂得本地语言之外，没有其他知识，但是他具有优良的品质，谨守诺言，诚实而正直，不伤害别人，感情优美，热爱自己的祖国。”[16]
（7）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卡蒂普南入会须知》的第一项准则是“对国家真正的爱和互助”。[17]《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三条是：铭记在心“为祖国自由而死是真正的荣誉和幸福”。马比尼起草的《真正的十戒》，第四、第五条也说，“除热爱上帝和你的荣誉外，要热爱你的国家胜过爱你自己。”“首先保卫你的国家的幸福，然后才是你自己的幸福。”[18]
（8）提出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共和国。艾米里奥·阿奎那多在1890年10月31日的《致菲律宾人民书》中说，“菲律宾公民们！……让我们努力仿效欧美文明国家的榜样吧！……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场革命的箴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政府的组织形式……将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最严格的原则之上。”[19]《真正的十戒》的第八条是，“为你的民族谋求一个共和国，但永远不要谋求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把一个或若干家族而建立一个王朝，而共和国却树立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由于理智而变得崇高与尊贵，由于自由而变得伟大，由于勤劳而变得富裕与杰出。”[20]
以上这些表明，卡蒂普南吸收了近代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具有菲律宾民族的特点，是一种近代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菲律宾而且在当时东南亚都可以说是最为先进的思想。
当然，也应该看到，卡蒂普南的思想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一条就是“全心全意爱上帝”[21]。《真正的十戒》也说，“热爱上帝和你的荣誉胜过一切，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理、一切正义和一切活力的源泉”，[22]“一切权力来源于上帝”。[23]在卡蒂普南的其他文件和卡蒂普南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对于300多年来深受基督教影响、19世纪末绝大多数居民都已信奉基督教的菲律宾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基督教的思想已成为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
（二）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思想和文化
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总的来说，是继承了卡蒂普南传统。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卡蒂普南的思想文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直接服务于组织人民，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则具有建设和保卫共和国的意义。在菲律宾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第一共和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1.确定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卡蒂普南的指导思想中，崇奉上帝一直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在许多文件中被置于第一条。在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对待宗教问题，特别是把天主教置于何种地位，就成了一个必须确定的重大问题，也是马洛洛制宪会议争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由卡尔德隆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三章第三条条文，提出了“国家保护对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及其牧师，因为它是国教。”[24]国会议员戈麦斯也为以天主教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辩护，他说“假使国家要接受宗教，那一定是菲律宾人民目前崇拜的宗教——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最完善的宗教，而且是菲律宾人民与生俱来的宗教。”[25]但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以天主教为国教案遭到否决。马洛洛宪法第三章《宗教》规定，“国家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平等以及政教分离”，[26]确立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平等和政教分离这3条重要的原则。这较之于卡蒂普南时期确定的“崇拜上帝”的原则，是前进了一大步，对菲律宾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2.重视教育的发展。《马洛洛宪法》规定免费和义务的小学教育制度，允许任何人依照国家法令兴办学校。政府根据1898年10月19日的法令，在马洛洛创办了共和国的最高学府——菲律宾人文大学。大学校长由教授选出，而教授则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3.活跃新闻事业，宣传革命思想。第一共和国时期，报刊趋于活跃。第一共和国的机关报是《革命先驱报》，后来改为《菲律宾先驱报》，最后改为《菲律宾官报》。由佩德罗·帕特尔特创办的《菲律宾共和国》则是一份有影响的私人报刊，其他地方上的革命报刊还有《自由报》、《革命报》、《人民之友报》、《新时代》、《联合报》、《人民报》等，大多创办于1891年。
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领导人重视宣传工作，要求“宣传机构力图提高富于斗争性的民族主义，唤起群众反对外国统治的意志，鼓励对菲律宾政府的绝对拥护和对阿吉纳尔多的绝对忠诚，并把这样一种信仰灌输给群众：只有菲律宾共和国才能最好地为菲律宾人谋幸福和利益”。革命政府曾把《真正的十戒》作为《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纲领》的序言予以公布。政府领导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凡是菲律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民族英雄的纪念日，都举行群众性游行、悬挂国旗和演奏国歌。
4.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文学。第一共和国时期，出现了3位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家。何塞·帕尔马（1876～1905）、费尔南多·马·格雷罗（1873～1931）和塞西略·阿波斯托尔。帕尔马以写作诗歌著称，他的名诗作《菲律宾》已成为菲律宾国歌的歌词。格雷罗多才多艺，在文学上是一位多面手，但主要是抒情诗人，诗作大多表达爱国主义，有名的诗篇有《我的国家》、《菲律宾的花朵》、《给菲律宾》等。在这些诗篇中，他称颂“菲律宾是个花园”、“是一首爱情的田园诗”、“是个希望的梦”。阿波斯托尔的诗作则富于激情，他最著名的诗《黎萨尔》被认为是“写给爱国者的韵文中最美丽的颂词”，诗中有一节已广为传颂：
在湮没的阴影中平静安息吧，
被奴役国家的救世主！
在墓穴的秘密里不要哭泣，
不要重视西班牙人短暂的胜利！
因为如果一颗子弹伤害了你的脑壳，
你的理想同样摧毁一个帝国。[27]
第一共和国时代较著名的作家，还有拉斐尔·帕尔马、德洛斯·桑托斯、唐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等。
5.爱国之声——音乐。西班牙从欧洲带来的音乐，本来是为宗教服务的，但它也为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音乐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革命的展开，菲律宾独立的宣布，使得人心振奋。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极大地刺激了音乐创作，著名的作曲家胡利安·费利佩（1861～1944）在1896年6月创作了《菲律宾国歌》的乐曲。这首优美、庄严的乐曲，在1896年6月12日菲律宾宣告独立时即奏响。3年后又由何塞·帕尔马为它谱写了优美的歌词《菲律宾》，至今仍是菲律宾国歌。胡利安·费利佩还作有多首革命歌曲，如献给甲米地十三烈士的《赞歌》，纪念革命牺牲者的《祈祷祭曲》。另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胡利奥·纳克皮尔在1896年11月创作了一首卡蒂普南赞美歌《尊敬而贫困的他加禄地区》，他还作有献给菲律宾同盟成员的《帕希马克斯》，献给被暗杀的卢纳将军的葬礼曲《卡巴纳端》和吹号乐曲》号角之声》等。第一共和国时期最流行的歌曲是《巴利瓦格的何塞利南》，也称《革命的昆地曼》，是一位无名氏创作的。
注释：
①（菲）格雷戈里奥·卡·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1页。
②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2页。
③ ⑤ [24] [25] [26] [27] [29]（菲）格雷戈里奥·卡·赛迪：《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2页，320—321页，320—321页，320—321页，333页，342—343页。
④张锡镇：《黎萨尔的政治思想》，载《南亚东南亚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陈尧光、姚群译《不许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⑦姚群译《起义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⑧凌彰译《黎萨尔诗选》，载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上），第647—652页。
⑨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页。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卡蒂普南的学说》，载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页，11页，11页，11页，7页，8页，7页，8页，50页，18—19页，51页，14页，50—51页，50—51页。
[28]《菲律宾》一诗的中译文，载沈红芳编著《菲律宾》，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昆明)1996年03期第56-64页
【作者简介】贺圣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一、菲律宾近代文化产生的基础
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西班牙国内政治上的变化和英国等国势力的侵蚀，菲律宾殖民当局不得不逐步采取鼓励本地商品经济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走向开放的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发展。1834年9月6日，西班牙王室颁布诏令，宣布马尼拉港正式向国际贸易开放。此后，又于1855年决定将怡朗、三宝颜和苏阿尔这3个港口也向国际贸易开放。在政治上，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颁布的加斯迪宪法，扩大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而在教育上，殖民当局在1860年以后已着手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中高等教育。菲律宾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和对外关系上的这些变化，为近代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基础。
首先，随着商品农业、商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在菲律宾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其本身特殊利益的新阶层，他们大多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和农业。在这个新的阶层中，有菲律宾人、华侨、米斯蒂佐（华侨与当地人通婚所生的后裔）、西班牙人和其他欧裔居民。在19世纪中叶，他们的人口已达数十万，其中米斯蒂佐就达20多万。早期菲律宾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代表人物，大多产生于米斯蒂佐子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中。
其次，菲律宾开港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菲律宾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接触了外国的思想和外国的旅客。他们读报纸和书籍，包括从海外来的。因此，他们的精神扩展了。他们变得不满于事物的旧秩序了，而要有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变革，使与时代精神相协调。”[①]
第三，教育的发展，对于造就一代具有新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新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847年，菲律宾已有593所小学、在校学生约11万；中等教育机构除了6所普通中学，还有航海、商业、艺术、农业、工艺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多达数千名，高等学校的人数也大有增加，在1820～1850年间每年毕业生平均只有130名，到1871～1876年间已达348名。[②]这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既是西方思想的接受者，又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者。
第四，菲律宾当地牧师人数的增长。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已成为菲律宾全民性的宗教，尽管天主教是由西班牙传入并且西班牙教士居于统治地位，但殖民地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以及天主教的菲律宾化，使得当地牧师的人数逐渐增多，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西班牙教士。19世纪40年代，菲律宾牧师已达2000人多之，而西班牙教士仅500人。但是，由于西班牙人的特殊地位，菲律宾绝大部分的教区，却掌握在西班牙教士手中。这就不能不引起菲律宾教士的不满。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的争取教区管理权的斗争，显示了菲律宾牧师对白种人优越感和民族压迫的抗议，从而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
最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三百年的西班牙统治，虽然没有带来近代文化，但是对于统一的菲律宾文化的发展，却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共同的语言（西班牙语）和一个共同的宗教（天主教）。这是16世纪的菲律宾所没有的，这两种因素特别是共同的宗教，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菲律宾文化的发展。
二、“宣传运动”和第一次近代文化高潮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是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同的是，近代菲律宾思想文化的发展，更多地受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在菲律宾第一次近代文化发展高潮中即“宣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文化代表人物，几乎也都是受过西方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菲律宾民族主义最初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牧师通过宣传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的种族平等以及要求教士菲律宾化而表达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牧师佩德罗·佩莱斯和他的学生何塞·布尔戈斯神父。就其思想来源而言，应该说与基督教的平等教义不无联系，而其现实基础则是随着菲律宾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菲律宾人平等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但是，在1872年，民族主义和近代文化毕竟还处于蒙蒙胧胧的初期，其内容还是比较狭隘的。主要是要求宗教上的平等和教士的菲律宾化。
187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和思考菲律宾的前途和命运，对殖民地的现状深感不满，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他们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来宣传他们的改革主张。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在香港、日本横滨、新加坡、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的菲律宾知识分子发起的，后来一些菲律宾知识分子和在马德里等地留学的菲律宾学生也参加进来，发展为一个广泛的运动。它在菲律宾以马尼拉为中心，在欧洲主要在西班牙则以马德里为中心。与有蒙胧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教士不同，宣传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是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诗人、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律师、医生、画家、教师，许多人到过欧洲，接触过18、19世纪欧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杰弗逊等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自由，争取菲律宾人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更为明确。当然，他们从小受西班牙式的教育，生活方式是西班牙的，基督教义对他们也有极深的影响。格雷戈里奥·桑西亚诺1881年发表的《菲律宾的奠基》一书，一般认为是宣传运动的奠基之作。1882年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菲律宾”小组的出现，则标志着“宣传运动”的开始。当1883年7月“西班牙菲律宾协会”在马德里成立时，宣传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在海外的菲律宾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运动了。
宣传运动的主要主张，包括以下5个方面：（1）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2）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3）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4）实现菲律宾教区的菲化；（5）赋予菲律宾人以个人自由，例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请求申冤的自由。[③]
宣传运动的上述主张，反映出他们已突破了教士菲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从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论出发，提出了菲律宾人的平等地位和出版、言论、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从而显示了宣传运动是菲律宾近代知识分子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映出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之花已经开放。
宣传运动的兴起，不仅是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是菲律宾近代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多才多艺，已走在时代的前列，似璀璨的群星，出现在西班牙统治下黑暗的菲律宾的上空。他们活跃在新闻、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领域，使得这场运动有声有色。在这群当时菲律宾最为杰出的文化思想界的志士中，最有影响的是M·H·德尔皮拉尔、洛佩斯·哈恩纳、胡安·卢纳、伊达戈尔、佩德罗、塞拉诺、拉克陶、帕特尔诺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作品，不仅充满了热爱菲律宾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闪耀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光芒。尽管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妥协，但他们的思想中的近代启蒙主义色彩，却是菲律宾从未有过的。他们创作的大量作品和撰写的著作，是近代菲律宾文化的宝贵遗产，而黎萨尔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黎萨尔（1861～1896），1861年6月19日出生于内湖省卡兰巴镇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1877年，他在15岁时就以最优成绩在马尼拉阿提尼奥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转入圣托马斯大学学医，1882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马德里、巴黎和柏林攻读医学、文学和哲学，到过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和香港。他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学识，懂得医学、音乐、绘画、雕刻、历史、文学。除了西班牙文和他加禄语之外，他还懂得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和中文等十多种外语；他擅长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和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作品。在1961年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时，菲律宾出版了8卷本的《黎萨尔文集》，收录较全。黎萨尔的著作和思想是近代菲律宾思想文化的丰碑。对菲律宾近代现代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对黎萨尔，菲律宾和中国的学者都已作过许多研究。在我看来，作为近代菲律宾文化史上的一个巨人，黎萨尔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政治思想上，黎萨尔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主张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为“菲律宾联盟”制订的纲领，就明确地把整个菲律宾群岛“统一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宗旨。他说，“我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我的国家繁荣幸福”，他谴责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侵略，认为“死亡总是欧洲文明进入太平洋的第一个信号”。他反对种族主义尤其是白种人优等论，指出“权利没有皮肤，理性也没有鼻子”。所谓“白人”是主人，有色人是“苦力”的说法，只是白人鬼话。他反对民族压迫，指出“历史上还不存在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永久统治的记录”。他认为，人民拥有不可转让的生存权和保护权，“这种革命权利来自生物体的第一保护——自我保护”。政府的权力基础来自人民，“如果政府想要保持它在人民中的影响，就必须注意人民的要求。”他还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和政府是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昏庸的政府存在于正义的人民之中是不正常的。……一个不道德的政府是以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民为条件的”。但是，“没有自由的人民的痛苦必须归咎于统治者，而不是人民。……菲律宾人既不是他们行为的主人，也不是他们思想的主义。”[④]
2.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他重视工商业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教育的作用和提高妇女的地位。他根据法国、英国、美国甚至香港的发展成就证明，世界上“最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乃是最自由的国家。”他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他在1889年2月给马洛洛的青年妇女的信中说，如果妇女没有受教育，那个国家便是落后的。亚洲是落后的，因为（亚洲）妇女没有知识；欧美是进步的，因为它们的妇女是有教养的而且是自由的。菲律宾的妇女假使还没有知识，他们只能使他们的国家永受奴役，因为她们只能教育其子女去祈祷，去吻神父的手，因而也只能培养奴隶。[⑤]
3.在学术研究领域，黎萨尔致力于挖掘菲律宾历史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88～1889年，他在伦敦大学博物馆潜心研究，注释了莫尔加的《菲律宾群岛志》，并说明这是为了唤醒菲律宾同胞对已被遗忘的过去的重新认识，并且以此作为研究菲律宾未来的基础。1889年，他又在巴黎成立了“国际菲律宾学家协会”，协会的目的在于推动对菲律宾历史和语言的研究。1889～1890年，他又连续发表了《百年后的菲律宾》和《论菲律宾人的怠惰》，论述了在西班牙入侵前菲律宾就已有了相当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驳斥了菲律宾人懒惰的说法，并预言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崩溃。黎萨尔的历史观后来为“卡蒂普南”所接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
4.在文学方面，黎萨尔不仅是19世纪末菲律宾最杰出的作家，而且是东南亚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用西班牙文写的两部长篇小说：《不许犯我》（1887年在柏林出版）[⑥]和《起义者》（1891年在比利时根特出版）[⑦]揭露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野蛮和暴戾，描绘了菲律宾人民的深重灾难，塑造了菲律宾爱国者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诗作虽然不多，但大多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的名作如《献给菲律宾青年》、《流浪者之歌》[⑧]和《我最后的告别》[⑨]蜚声菲律宾国内外，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此外，他还有自传《一个马尼拉大学生的回忆》、剧本《众神的忠告》、《和巴锡在一起》。他的大量书信被编为5卷本的《黎萨尔通讯集》。
黎萨尔的作品及其中表达的近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表明，他不仅是19世纪末菲律宾的伟大作家和启蒙主义者，而且在当时东南亚的精神界，他也是最为杰出的人物。黎萨尔思想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菲律宾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源泉；二是近代欧美的人权、平等、民主思想，这是黎萨尔思想上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因素。三是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给他的影响较为复杂，既有平等的观念，但也使他陷于空洞的爱的呓语。正是基督教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以及黎萨尔作为当时菲律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软弱性，使他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在政治上毕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而在思想上有时不免沉溺于爱的说教。
1892年，黎萨尔在从欧洲返回菲律宾之后，于7月3日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菲律宾联盟”。联盟的纲领是黎萨尔亲自起草的，尽管纲领中所提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但是，它使得宣传运动的民族主义要求更为明确、更为具体化了。《菲律宾联盟章程》确定，联盟的目的是：（1）把菲律宾群岛团结成为一个严密、有力、纯一的共同体。（2）在需要或必要时互相保卫。（3）防止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为。（4）奖励教育、农业和商业。（5）研究并实施改革。联盟的箴言是：每个人都和大家一样。
但是，菲律宾联盟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它成立之后的第5天，黎萨尔突然被捕，其罪名是“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主权”，然后又被放逐到菲律宾南部的达皮坦岛。菲律宾联盟未能按原来设想的那样发展起来，逐步解体。在西班牙，《团结报》于1895年停刊，在此后几年宣传运动失去了几位主将——洛佩斯·哈思纳死于1896年，德拉皮拉尔死于1896年。宣传运动接近了它的尾声。
恩格斯曾经称颂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其实，宣传运动也是菲律宾需要文化巨人而且产生了文化巨人的时代，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菲律宾在宣传运动时期出现的一批思想家、学者、艺术家、作家，当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在整个人类发展中上有巨大影响的那些巨人，但他们特别是黎萨尔在菲律宾的文化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巨人。他们几乎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创作的大量作品，就其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而言，都是近代的，因此，不仅是宣传运动的丰硕成果，而且显示着菲律宾民族近代化的风采。这笔丰富的遗产，对后来菲律宾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菲律宾革命和第二次近代文化高潮
“宣传运动”失败了，导致宣传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在组织上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多，又和菲律宾普通群众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二是在思想政治上，它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但是，作为菲律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宣传运动虽然失败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菲律宾民族和历史的研究，对菲律宾文化遗产的挖掘，它所宣传的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平等、维护人的尊严的主张，以及它所提出的建立一个菲律宾人的共同体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
在宣传运动的影响下和菲律宾联盟的废墟上，1892年7月2日，由博尼法西奥建议，成立了“卡蒂普南”即“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与菲律宾联盟不同，卡蒂普南主要是由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贫穷的平民组成的，它提倡暴力革命作为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唯一道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菲律宾的要求。在卡蒂普南的领导下，1896年8月26日，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革命。经过两年的曲折斗争，于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宾独立，9月15日成立革命国会，11月29日批准著名的《马洛洛宪法》。1899年1月23日，在菲律宾马洛洛的巴拉索阿伊恩教堂举行了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典礼。它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入侵，第一菲律宾共和国仅存在了两年，1901年3月就解体了。但共和国仍为菲律宾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卡蒂普南建立到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瓦解，是近代菲律宾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菲律宾文化在继承宣传运动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政治文化占居了主导地位，关于民族独立、民主、人权、自由的近代思想，进一步得到张扬。
（一）卡蒂普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卡蒂普南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提倡平等、热爱祖国等许多方面与宣传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更为明确，而且更强调同压迫者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卡蒂普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受宣传运动先驱者的影响，其次它更多地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社会中下层阶级的要求。最后，直接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博尼法西奥、哈辛托等人的贡献。与宣传运动的活动家们不同，卡蒂普南的著名领导人都来自社会下层。它的缔造者安德列斯·博尼法西奥（1863～1897）出生贫民，做过苦工、外国公司职员，他的知识是通过自学获得的。罗伯斯庇尔的《法国革命史》西班牙译本、《团结报》、黎萨尔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本人也擅长写作，是诗人和小说作家。他的挚友哈辛托（1875～1899）是个簿记员和助产妇的儿子，因贫穷而未能修完圣托马斯大学法律专业的课程。卡蒂普南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博尼法西奥和哈辛托制订的。
卡蒂普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不论肤色如何，一律平等。一个人的智慧、外貌或财富可能比他人优越，但作为人类来说总是平等的。”[⑩]“一切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同一的。”[11]
（2）认为自由是天赋的。“自由是天赐的，并非来自善行和美德。”“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因而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和行事。”[12]
（3）提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任何权力要成为真正的合理的权力，它就只能是来自人民及其真正的代表”。“统治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的法令和法律必须为人民谋福利。”[13]
（4）号召“保卫被压迫的人，同压迫者作斗争。”[14]
（5）提倡尊重妇女，“不要以为女人是玩物，而应该把她看作是困难生活中的良好的助手和伴侣，要记住她的柔弱、不要忘记把你带到世界上的是一个女人。凡不欲施于你的妻子、女儿或姐妹者，就不要施于他人的妻子、女儿或姐妹。”[15]
（6）认为人的崇高和伟大在于他的美德。“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国王，不在于他有高高的鼻子或者有白色皮肤，也不在于他在人世间占崇高的地位。伟大而崇高的是这样的人：他虽生在森林里，并且除了懂得本地语言之外，没有其他知识，但是他具有优良的品质，谨守诺言，诚实而正直，不伤害别人，感情优美，热爱自己的祖国。”[16]
（7）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卡蒂普南入会须知》的第一项准则是“对国家真正的爱和互助”。[17]《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三条是：铭记在心“为祖国自由而死是真正的荣誉和幸福”。马比尼起草的《真正的十戒》，第四、第五条也说，“除热爱上帝和你的荣誉外，要热爱你的国家胜过爱你自己。”“首先保卫你的国家的幸福，然后才是你自己的幸福。”[18]
（8）提出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共和国。艾米里奥·阿奎那多在1890年10月31日的《致菲律宾人民书》中说，“菲律宾公民们！……让我们努力仿效欧美文明国家的榜样吧！……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场革命的箴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政府的组织形式……将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最严格的原则之上。”[19]《真正的十戒》的第八条是，“为你的民族谋求一个共和国，但永远不要谋求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把一个或若干家族而建立一个王朝，而共和国却树立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由于理智而变得崇高与尊贵，由于自由而变得伟大，由于勤劳而变得富裕与杰出。”[20]
以上这些表明，卡蒂普南吸收了近代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具有菲律宾民族的特点，是一种近代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菲律宾而且在当时东南亚都可以说是最为先进的思想。
当然，也应该看到，卡蒂普南的思想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一条就是“全心全意爱上帝”[21]。《真正的十戒》也说，“热爱上帝和你的荣誉胜过一切，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理、一切正义和一切活力的源泉”，[22]“一切权力来源于上帝”。[23]在卡蒂普南的其他文件和卡蒂普南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对于300多年来深受基督教影响、19世纪末绝大多数居民都已信奉基督教的菲律宾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基督教的思想已成为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
（二）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思想和文化
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总的来说，是继承了卡蒂普南传统。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卡蒂普南的思想文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直接服务于组织人民，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则具有建设和保卫共和国的意义。在菲律宾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第一共和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1.确定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卡蒂普南的指导思想中，崇奉上帝一直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在许多文件中被置于第一条。在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对待宗教问题，特别是把天主教置于何种地位，就成了一个必须确定的重大问题，也是马洛洛制宪会议争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由卡尔德隆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三章第三条条文，提出了“国家保护对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及其牧师，因为它是国教。”[24]国会议员戈麦斯也为以天主教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辩护，他说“假使国家要接受宗教，那一定是菲律宾人民目前崇拜的宗教——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最完善的宗教，而且是菲律宾人民与生俱来的宗教。”[25]但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以天主教为国教案遭到否决。马洛洛宪法第三章《宗教》规定，“国家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平等以及政教分离”，[26]确立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平等和政教分离这3条重要的原则。这较之于卡蒂普南时期确定的“崇拜上帝”的原则，是前进了一大步，对菲律宾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2.重视教育的发展。《马洛洛宪法》规定免费和义务的小学教育制度，允许任何人依照国家法令兴办学校。政府根据1898年10月19日的法令，在马洛洛创办了共和国的最高学府——菲律宾人文大学。大学校长由教授选出，而教授则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3.活跃新闻事业，宣传革命思想。第一共和国时期，报刊趋于活跃。第一共和国的机关报是《革命先驱报》，后来改为《菲律宾先驱报》，最后改为《菲律宾官报》。由佩德罗·帕特尔特创办的《菲律宾共和国》则是一份有影响的私人报刊，其他地方上的革命报刊还有《自由报》、《革命报》、《人民之友报》、《新时代》、《联合报》、《人民报》等，大多创办于1891年。
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领导人重视宣传工作，要求“宣传机构力图提高富于斗争性的民族主义，唤起群众反对外国统治的意志，鼓励对菲律宾政府的绝对拥护和对阿吉纳尔多的绝对忠诚，并把这样一种信仰灌输给群众：只有菲律宾共和国才能最好地为菲律宾人谋幸福和利益”。革命政府曾把《真正的十戒》作为《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纲领》的序言予以公布。政府领导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凡是菲律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民族英雄的纪念日，都举行群众性游行、悬挂国旗和演奏国歌。
4.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文学。第一共和国时期，出现了3位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家。何塞·帕尔马（1876～1905）、费尔南多·马·格雷罗（1873～1931）和塞西略·阿波斯托尔。帕尔马以写作诗歌著称，他的名诗作《菲律宾》已成为菲律宾国歌的歌词。格雷罗多才多艺，在文学上是一位多面手，但主要是抒情诗人，诗作大多表达爱国主义，有名的诗篇有《我的国家》、《菲律宾的花朵》、《给菲律宾》等。在这些诗篇中，他称颂“菲律宾是个花园”、“是一首爱情的田园诗”、“是个希望的梦”。阿波斯托尔的诗作则富于激情，他最著名的诗《黎萨尔》被认为是“写给爱国者的韵文中最美丽的颂词”，诗中有一节已广为传颂：
在湮没的阴影中平静安息吧，
被奴役国家的救世主！
在墓穴的秘密里不要哭泣，
不要重视西班牙人短暂的胜利！
因为如果一颗子弹伤害了你的脑壳，
你的理想同样摧毁一个帝国。[27]
第一共和国时代较著名的作家，还有拉斐尔·帕尔马、德洛斯·桑托斯、唐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等。
5.爱国之声——音乐。西班牙从欧洲带来的音乐，本来是为宗教服务的，但它也为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音乐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革命的展开，菲律宾独立的宣布，使得人心振奋。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极大地刺激了音乐创作，著名的作曲家胡利安·费利佩（1861～1944）在1896年6月创作了《菲律宾国歌》的乐曲。这首优美、庄严的乐曲，在1896年6月12日菲律宾宣告独立时即奏响。3年后又由何塞·帕尔马为它谱写了优美的歌词《菲律宾》，至今仍是菲律宾国歌。胡利安·费利佩还作有多首革命歌曲，如献给甲米地十三烈士的《赞歌》，纪念革命牺牲者的《祈祷祭曲》。另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胡利奥·纳克皮尔在1896年11月创作了一首卡蒂普南赞美歌《尊敬而贫困的他加禄地区》，他还作有献给菲律宾同盟成员的《帕希马克斯》，献给被暗杀的卢纳将军的葬礼曲《卡巴纳端》和吹号乐曲》号角之声》等。第一共和国时期最流行的歌曲是《巴利瓦格的何塞利南》，也称《革命的昆地曼》，是一位无名氏创作的。
注释：
①（菲）格雷戈里奥·卡·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1页。
②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2页。
③ ⑤ [24] [25] [26] [27] [29]（菲）格雷戈里奥·卡·赛迪：《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2页，320—321页，320—321页，320—321页，333页，342—343页。
④张锡镇：《黎萨尔的政治思想》，载《南亚东南亚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陈尧光、姚群译《不许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⑦姚群译《起义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⑧凌彰译《黎萨尔诗选》，载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上），第647—652页。
⑨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页。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卡蒂普南的学说》，载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页，11页，11页，11页，7页，8页，7页，8页，50页，18—19页，51页，14页，50—51页，50—51页。
[28]《菲律宾》一诗的中译文，载沈红芳编著《菲律宾》，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