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的原因
赵文亮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6期第116-120页
【作者简介】赵文亮 男，1964年6月生，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内容提要〕 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其原因是北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共和政体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殖民地时期北美诸州的民主政治为共和政体的确立提供了经验；潘恩、杰斐逊、华盛顿等开国元勋反对封建专制、坚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影响作用；北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时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对共和政体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 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北美殖民地 美国独立战争 潘恩 杰斐逊 华盛顿
十八世纪，封建专制的魔爪伸向了整个世界，君主政体成了最为时髦的统治模式，即使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也采用了半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北美人民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使之在这里首先确立。本文试就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的原因作一阐述。
一
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的共和政体，其在北美的产生和确立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1.独特的小土地所有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美国农业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在美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前，“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是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①]。自殖民地建立，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在多样性的经济结构中，殖民地的美国实质上是农业性的，除了分布在南部的一些大种植园外，小农场极为盛行。小土地所有制在北部和中部一直占主要地位，即使在大土地制盛行的南部殖民地，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且“典型的南部的土地占有面积，虽然比英格兰的农庄要大一些，仍然是中等的，而且南部的白种人一般仍然是一些小农户”。[②]虽然农场制度决定了南部的经济性质，而且农场主在政府里有很大的权势，但是，他们的人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小农户那样多。
这种小土地制与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是大不相同的，它对殖民地经济的开发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大量的移民成了自耕农，封建业主无法把大量劳力变成依附农民，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封建制度在殖民地的生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言：“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③]
既然小土地制在经济开发和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那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政治关系来保护它的存在和发展。而小生产者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在当时能适应这个要求的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制在当时是小农向往和拥护的，而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也要依靠小土地制和小农的力量。因此，小土地制就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和确立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2.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直接经济基础。
农业是殖民地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共和政体，是不可能单纯在小土地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必须有直接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在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说：“美国没有中世纪的任何废墟阻挡道路，而且历史开始时已有17世纪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存在。”[④]因而“美国是没有任何封建历史而以纯粹资产阶级的方式发展起来的”[⑤]。殖民地建立后，资本主义逐步发展起来，到独立战争爆发时，虽然殖民地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外贸易一直很兴盛，新英格兰与非洲、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曾盛极一时；南部的烟草、中部的小麦、北部的手工业品都大量出口。在商业发展的同时，手工工场在各殖民地普遍存在，而且“这些手工工场比英国的手工工场还有较高的技术水平。”[⑥]资产阶级还竭力冲破宗主国的种种限制，在殖民地发展制造业，由最初的食品工业和纺织业，进而发展到陶瓷、玻璃、造纸、制鞋、制帽等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造船业和炼铁业。据统计，1770年时殖民地年造船能力已达三百到四百只小船，1774年挂着英国国旗航行的船只有三分之一是在美洲建造的”[⑦]。“在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有75%是通过美国船只进行的”[⑧]。殖民地许多地区都耸立着炼铁高炉。到独立战争爆发之时，13个殖民地炼铁炉数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之和，其年产量已与英格兰不相上下。正由于北美的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足与英国本土产品相媲美，故而英国于1750年颁布了制铁条例，允许铁条进入英国，从而使新英格兰生铁和铁条的输出量由1750年的三千吨增至1771年的七千余吨；同时，禁止在殖民地建立新的切断工厂、压长工厂、熔铁炉或炼钢炉[⑨]。
工商业的发展使殖民地形成了一个日趋壮大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他们迫切需要掌握政权，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民主共和制无疑是资产阶级能借以取得统治权力的最好途径与方式。
二
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具有悠久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早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就出现了以代议制和移民自治团体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国的雏形。1619年，第一届弗吉尼亚议会召开，随后其它各殖民地在建立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议会。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者，多数是英国人，他们在本土受尽了专制统治之苦，他们怀着对人间不平的愤懑和对“乌托邦”式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北美，“想要建立一个新的英格兰，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生活将会具有一种与当时在欧洲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和更美好的性质。”[⑩]他们来到北美后，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对英王的代理人——总督有可能施与他们的压迫和搜刮，感到了建立议会、实行代议制以保护自己的重要性。1619年第一届弗吉尼亚议会揭开了北美民主政治的序幕，成为最早的一个代议制机构。1620年，一批在英国受迫害而出走的独立派清教徒到达北美，他们“凭着英国人即使在那时就已具有的自治本能，订立了一项公约，决定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的这一《五月花号公约》与1619年的弗吉尼亚议会并列，成为美国制度的两大奠基石。”[1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萨诸塞于1644年形成的两院制议会。这种体制每年定期选举一切官员，包括总督和议会两院议员。其经验很快为其它殖民地所仿效，而且这种规定成了1776—1782年间各州宪法的重要特点，甚至联邦政府建立后也没有改变，这从联邦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都在同一天举行可见一斑。对此莫里森评论道：“团体组合的这一创例，使美国的政治制度，迥异于当时在缓慢发展着的议会制，这样，美国的各种制度在1630年就开始与英国分道扬镳了。”[12]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斯图加特王朝被推翻，各地总督失去了支持，于是北美殖民地的民主政治便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斯图加特王朝复辟后，加强了对殖民地民主力量的镇压，于是在殖民地，保卫和扼杀民主制的斗争异常激烈。1660年，马里兰人民揭竿而起，宣布马里兰为共和国，与英国决裂。1676年弗吉尼亚爆发了培根起义，推翻了保皇势力控制的“长期议会”，宣布给一切人以选举权。1688年革命后，纽约、马里兰、新英格兰等殖民地人民纷纷起义，复辟王朝的势力顷刻瓦解，民主政治得以恢复，并真正进入了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民主共和之花。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到1660年，“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都已经是发育齐全的共和政体了”，它们仿效并改进了母国的许多制度，而且更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虽然“这离乌托邦还很远，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本质内核业已形成。”[13]
17、18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大博斗时期，封建统治者更加疯狂地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大批资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纷纷来到北美，寻找新的避难所。由于他们深受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来到北美，扩大了民主力量的队伍，增强了民主势力，使殖民地的民主制度锐不可挡地飞速发展起来。
正因如此，共和主义在北美有比欧洲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共和主义传统在殖民地始终是强大的……而且北美的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在事实上接近了共和主义，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的政治制度。”[14]
虽然各殖民地都倾向于建立独立的共和体制，但在共同的发展道路上，共同的利益使彼此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为了防御法国人、荷兰人和印第安人，1643年，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四个殖民地的代表，组成了“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委员会，形成一个“牢固而永久的友好和睦同盟，在一切正当的情况下互提建议，攻守相助”。新英格兰联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1781年的共和国新形式“邦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诸殖民地再次联合。而在七年战争开始前形成的奥尔巴尼联盟，则是北美殖民地的首次大联合，13个殖民地都参加了。根据《奥尔巴尼联盟计划》，联盟具有统一的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权力：“它要求组成一个联邦式的联盟，其结合的紧密甚至超过了13个殖民地后来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愿达到的程度。”[15]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为了弥补其庞大的财务亏空，从1764年到1767年短短三四年间，接连颁布了《糖税法》、《印花税法》和《汤森法案》等掠夺殖民地的法令。面对英国对殖民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进一步压迫，殖民地开始了新的联合行动。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开幕，标志着各殖民地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各殖民地纷纷采取行动，与保守派展开斗争，到年底，大部分殖民地都在驱逐原总督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议会。
独立战争爆发后，各殖民地议会认识到与英国的决裂不可避免，于是从1776年3月开始，各个殖民地又进入了宣布独立的阶段。5月15日，弗吉尼亚议会作出了关于独立的决议，6月12日公布《权利法案》，6月29日《弗吉民亚宪法》正式通过。《宪法》列举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主要罪状，继而正式声明“绝对地剥夺‘英王的’一切权利、权力和特权”，“与大不列颠断绝一切关系”，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两院制，设立国务院、各部及政府首脑，并规定它的正式名称为“弗吉尼亚共和国”。
弗吉尼亚人民的勇敢行为为北美各殖民地树立了榜样，正是在这一榜样力量的推动下，《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发表，宣告了北美13个殖民地作为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独立宣言》发表后，各殖民地深受鼓舞，在其后的一年之内，许多州都组成了新的政府，起草了新宪法。
独立战争结束后，一个创建共和政体的任务摆在了北美人民面前。此时，君主政体拥护者积极活动，妄图在北美建立君主政体，大陆军中的君主狂也蠢蠢欲动，企图发动政变。而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君主政体是罪恶的象征，他们渴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派声势浩大的行动面前，君主政体拥护者的活动被迫有所收敛。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最终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共和政体作为美国国家体制的地位。
三
在美国革命时代，涌现出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潘恩、杰斐逊和华盛顿。
潘恩是民主共和制的热情倡导者。他不仅把民主共和政体视为最理想的政体，而且比卢梭更为现实地提出了在大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主张。早在任《奥夕法尼亚》杂志编辑期间，潘恩就曾激烈抨击君主制度，热情宣传共和主义。当独立战争的战火已经燃遍北美殖民地，大部分人还在徘徊的时候，1776年1月10日，潘恩的名著《常识》发表了。在这本被称为第一个共和派文件的小册子里，他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观出发，对君主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共和政体则大力呕歌。他指出：“君主政体在《圣经》中列为犹太人的罪恶之一”，[16]“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不仅使某个王国而且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17]。“君主国家是决不会平安无事的：王座本身便是对国内不逞之徒的诱惑力量，……一个共和政府由于以比较自然的原则为组织基础，却能克服那种错误。”[18]针对一部分人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崇拜，他指出：“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英国政体的君主部分，而是共和的部分”[19]“英国政体之所以有毛病，只是因为君权已经毒害了共和，国王已经垄断了下议院。”[20]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了起来，针对殖民地大多数人“看不清他们的出路”，他坚决而明确地指出，独立后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共和国，“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一称号的人民”[21]，“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22]不仅如此，潘恩在其书中还为北美人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联邦共和国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共和国由两级政府组成，无论代表中央的大陆会议还是殖民地（州）的议会，均应是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一院制议会，并应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潘恩的方案对于此后北美诸州和国家立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其方案的最好实践。
《常识》发表“不出一个月，这本令人震惊的小册子就几乎已被所有的白种美利坚人阅读或听人朗读过了”。[23]“1776年头三个月，在美州出版量数达12万册”[24]。《常识》“鼓励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实际上成为召聚急进派的号角”。[25]因此，潘恩在其书中所阐述的共和原则真正成了北美人民的常识。
如果说潘恩在《常识》中只提出一个粗略的共和制方案，那么在他参与制定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中，潘恩的民主思想则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宾州宪法》是美国革命时期继《独立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文献，它是当时美国最革命、最民主的州宪。尽管这部宪法因反动势力的反对不久便被废除，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
杰斐逊的人民革命权利的思想，较之同时代的美国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要激进得多。在1774年所写的《英属美州权利概述》这篇政治论文中，他认为革命不仅意味着政府的变更，而主要是为创建新社会和不同于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美国生活方式奠定基础。1776年初，他向弗吉尼亚议会递交了一份弗吉民亚宪法草案，这是“一项确立新政体和我们未来宪法基本原则的法案”[26]，它宣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将永久分立”，并分别规定了政府这三个部门的组织形式。1776年6月29日，由杰斐逊作序言的弗吉尼亚宪法通过，这部体现杰斐逊思想的宪法，宣布三权分立，建立两院制，并规定议会两院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弗吉尼亚宪法作为当时最民主最激进的宪法，成了各州制订宪法的楷模。在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他以自然法为根据，从天赋人权的原则出发，阐明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思想，明确提出以革命手段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符合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它的发表，激励了革命的北美人民更加勇敢地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英独立战争的洪流之中，《独立宣言》也因此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的第一个标志。
《独立宣言》发表后，杰斐逊认识到各州原有法律中大量存在着有碍实现民主共和制的内容，为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革。为了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并为其他州树立一个榜样，杰斐逊决定“从根本上打击弗吉尼亚的封建主义”[27]。1776年10月，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议会，他立即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修改该州的法律。在他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废除限嗣继承法案”，“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等。这些措施都是由杰斐逊提出或起草的。它给了封建残余以毁灭性打击，“树立了一个借以根除旧有的和今后的贵族政治一切因素的制度，并为真正的共和制度奠定了基础。”[28]弗吉尼亚的改革为其它州树立了榜样，促使它们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说，杰斐逊主持弗吉尼亚改革，是他的又一重大贡献。
1787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确认了共和政体为美国的国家制度，尽管杰斐逊没有直接参与制宪会议，但其中的主要内容正是他长期宣传和竭力倡导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影响和痕迹。因此他对宪法表示坚决拥护，并领导人民与复辟君主制的各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华盛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对美国共和政体确立的作用尤其重大。他坚决反对君主政体，拥护共和制度，多次挫败一些君主政体的崇拜者拥戴他当国王的企图。作为领导人民取得反英战争胜利、争得了民族独立的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军功显赫，在军队和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和革命的成功交织在一起的，举国上下都把他看作“民族解放的象征”，华盛顿自然成了那些君主制拥护者心目中的“君主”。当时有不少大陆军的高级军官和大陆会议代表认为欧洲正盛行着的君主制是正常的现象，而对共和政体的可行性和持久性则抱怀疑态度。1782年春，一个名叫刘易斯·尼古拉的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劝告华盛顿利用形势，出马担任国王，并表示军队坚决拥护。华盛顿复信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29]次年，军队中又酝酿一次政变计划，军官们要求华盛顿运用军队的力量迫使大陆会议满足军队的要求，由于华盛顿向军官们作了充满感情的演说，最终说服了他们。为了防止军队利用自己搞军事政变，华盛顿于1783年解散了大陆军，同年12月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
华盛顿还试图从世界历史中寻找共和制度历史经验。他写了大量关于希腊、罗马和晚近国家古典政体的笔记。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和信念。
尽管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利用军队推行君主制的企图破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在美国已经绝迹。一些君主狂对共和国极为仇视，他们利用邦联政府形式的缺陷乘机兴风作浪；欧洲的封建君主对新兴的共和国更是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要从其北美殖民地进攻合众国。在1786—1787年间，美国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曾试探能否劝说普鲁士王子亨利来美国当国王；在社会上也出现了谣传：乔治三世的儿子要来美国了！尤其是谢司起义发生后，“连最冷静的上层人物现在也希望美国建立一个君主集权政体”[30]。这些现象说明，复辟君主制的危险依然存在，新兴的共和国有被君主制取代的可能。华盛顿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忧心忡忡。他认识到了《邦联条例》和邦联体制的缺陷，因此，出席并主持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在创设总统职位的时候，他用尽各种办法，以防止个人的色彩影响到政府的体制上去。根据1787年宪法，美国是一个总统制共和政体，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华盛顿曾对此十分满意地评论道：由于“权力都是妥善地分散到组成全国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的，因此只要人民的整体还保留有任何美德，这个政府就决不致退化为君主制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专制政体或压制政权”[31]1789年，联邦宪法实施，华盛顿被选为首任总统，组织了第一届联邦政府，使政府体制初步完备。华盛顿就任总统后，仍然坚持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否决了人们提出的许多“宫庭式”礼仪和尊称。他还谢绝了人们的挽留，坚决不第三次担任总统，这就根绝了某些野心家利用宪法的漏洞恢复君主制的企图。 对华盛顿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中的作用，杰斐逊曾给予公正的评价：“乔治·华盛顿本人是我们宪法的真实朋友……他曾一再对我说，他不惜流最后一滴血，支持人们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宪法的共和形式的企图。”[32]由此可见，华盛顿在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确立中的作用任何人都无与伦比。
四
欧洲与北美被浩瀚的大西洋阻隔，二者相距数千里。在海上交能工具和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18世纪，两洲之间的往来相当困难。北美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欧洲专制主义的君主们不愿看到的。他们担心英属殖民地的行动会在他们的美洲殖民地引起连锁反应，因而对新兴的共和制度极为仇视，但却无能为力。他们看到，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尚且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们又怎能与北美人民相对抗呢？他们不可能像后来联合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开赴美洲镇压革命。
18世纪是欧洲极为动荡的世纪，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和国际冲突持续不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均以英国取胜而告终、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一些重要殖民地如法属印度、法属加拿大和西属东西佛罗里达被英国夺去，甚至位于西班牙本土、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航线的直布罗陀要塞也为英国所占据。英国变成了头号殖民强国，因而遭到了其他大国的仇视。北美人民独立战争的爆发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机会，因此，他们不仅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观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叛，而且把北美人民的独立战争看作是打击英国霸权势力、重新收回被英国夺去的殖民地的机会。因而法国政府于1778年2月正式与美国签订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并于一个月后正式对英国宣战，西班牙和荷兰也分别于1779年和1780年介入了对英战争，俄国、丹麦、瑞典甚至英国的传统盟友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则宣布“武装中立”，实则是偏袒美国而孤立英国。欧洲各大国的这种反英立场及其行动，保证了北美人民的反英独立战争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由于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灵活的外交活动，使这种状况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继续维持，从而使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确立了下来。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后期的北美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条件，这些条件的巧妙结合，使北美人民在挣脱英国殖民枷锁之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惯性，就使得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⑦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中译本第89、1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0—191页。
⑥ ⑨ [30]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126、311页。
⑧ [24]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60、129页。
⑩ [11] [12] [13] [15] [23] [25]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分册，第73、105—106、111、133、236、347页。
[14]欧文·克利斯托尔：《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载《美国继续革命》（America's Continuing Revolution)第13页。转引自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版，第34页。
[16] [17] [18] [19] [20] [21] [22]《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36、51、36、36—37、54、57页。
[26] [27]〔美〕吉尔贝·希纳尔著，王丽华等译：《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64、84页。
[28] [32]《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25页。
[29]威廉·塞耶：《乔治·华盛顿一生》（Willian Thayer, George WashingTon）英文版第355页。
[31]华盛顿·欧文：《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8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6期第116-120页
【作者简介】赵文亮 男，1964年6月生，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关键词〕 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北美殖民地 美国独立战争 潘恩 杰斐逊 华盛顿
十八世纪，封建专制的魔爪伸向了整个世界，君主政体成了最为时髦的统治模式，即使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也采用了半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北美人民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使之在这里首先确立。本文试就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的原因作一阐述。
一
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的共和政体，其在北美的产生和确立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1.独特的小土地所有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美国农业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在美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前，“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是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①]。自殖民地建立，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在多样性的经济结构中，殖民地的美国实质上是农业性的，除了分布在南部的一些大种植园外，小农场极为盛行。小土地所有制在北部和中部一直占主要地位，即使在大土地制盛行的南部殖民地，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且“典型的南部的土地占有面积，虽然比英格兰的农庄要大一些，仍然是中等的，而且南部的白种人一般仍然是一些小农户”。[②]虽然农场制度决定了南部的经济性质，而且农场主在政府里有很大的权势，但是，他们的人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小农户那样多。
这种小土地制与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是大不相同的，它对殖民地经济的开发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大量的移民成了自耕农，封建业主无法把大量劳力变成依附农民，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封建制度在殖民地的生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言：“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③]
既然小土地制在经济开发和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那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政治关系来保护它的存在和发展。而小生产者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在当时能适应这个要求的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制在当时是小农向往和拥护的，而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也要依靠小土地制和小农的力量。因此，小土地制就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和确立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2.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直接经济基础。
农业是殖民地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共和政体，是不可能单纯在小土地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必须有直接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在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说：“美国没有中世纪的任何废墟阻挡道路，而且历史开始时已有17世纪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存在。”[④]因而“美国是没有任何封建历史而以纯粹资产阶级的方式发展起来的”[⑤]。殖民地建立后，资本主义逐步发展起来，到独立战争爆发时，虽然殖民地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外贸易一直很兴盛，新英格兰与非洲、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曾盛极一时；南部的烟草、中部的小麦、北部的手工业品都大量出口。在商业发展的同时，手工工场在各殖民地普遍存在，而且“这些手工工场比英国的手工工场还有较高的技术水平。”[⑥]资产阶级还竭力冲破宗主国的种种限制，在殖民地发展制造业，由最初的食品工业和纺织业，进而发展到陶瓷、玻璃、造纸、制鞋、制帽等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造船业和炼铁业。据统计，1770年时殖民地年造船能力已达三百到四百只小船，1774年挂着英国国旗航行的船只有三分之一是在美洲建造的”[⑦]。“在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有75%是通过美国船只进行的”[⑧]。殖民地许多地区都耸立着炼铁高炉。到独立战争爆发之时，13个殖民地炼铁炉数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之和，其年产量已与英格兰不相上下。正由于北美的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足与英国本土产品相媲美，故而英国于1750年颁布了制铁条例，允许铁条进入英国，从而使新英格兰生铁和铁条的输出量由1750年的三千吨增至1771年的七千余吨；同时，禁止在殖民地建立新的切断工厂、压长工厂、熔铁炉或炼钢炉[⑨]。
工商业的发展使殖民地形成了一个日趋壮大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他们迫切需要掌握政权，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民主共和制无疑是资产阶级能借以取得统治权力的最好途径与方式。
二
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具有悠久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早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就出现了以代议制和移民自治团体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国的雏形。1619年，第一届弗吉尼亚议会召开，随后其它各殖民地在建立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议会。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者，多数是英国人，他们在本土受尽了专制统治之苦，他们怀着对人间不平的愤懑和对“乌托邦”式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北美，“想要建立一个新的英格兰，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生活将会具有一种与当时在欧洲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和更美好的性质。”[⑩]他们来到北美后，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对英王的代理人——总督有可能施与他们的压迫和搜刮，感到了建立议会、实行代议制以保护自己的重要性。1619年第一届弗吉尼亚议会揭开了北美民主政治的序幕，成为最早的一个代议制机构。1620年，一批在英国受迫害而出走的独立派清教徒到达北美，他们“凭着英国人即使在那时就已具有的自治本能，订立了一项公约，决定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的这一《五月花号公约》与1619年的弗吉尼亚议会并列，成为美国制度的两大奠基石。”[1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萨诸塞于1644年形成的两院制议会。这种体制每年定期选举一切官员，包括总督和议会两院议员。其经验很快为其它殖民地所仿效，而且这种规定成了1776—1782年间各州宪法的重要特点，甚至联邦政府建立后也没有改变，这从联邦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都在同一天举行可见一斑。对此莫里森评论道：“团体组合的这一创例，使美国的政治制度，迥异于当时在缓慢发展着的议会制，这样，美国的各种制度在1630年就开始与英国分道扬镳了。”[12]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斯图加特王朝被推翻，各地总督失去了支持，于是北美殖民地的民主政治便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斯图加特王朝复辟后，加强了对殖民地民主力量的镇压，于是在殖民地，保卫和扼杀民主制的斗争异常激烈。1660年，马里兰人民揭竿而起，宣布马里兰为共和国，与英国决裂。1676年弗吉尼亚爆发了培根起义，推翻了保皇势力控制的“长期议会”，宣布给一切人以选举权。1688年革命后，纽约、马里兰、新英格兰等殖民地人民纷纷起义，复辟王朝的势力顷刻瓦解，民主政治得以恢复，并真正进入了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民主共和之花。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到1660年，“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都已经是发育齐全的共和政体了”，它们仿效并改进了母国的许多制度，而且更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虽然“这离乌托邦还很远，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本质内核业已形成。”[13]
17、18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大博斗时期，封建统治者更加疯狂地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大批资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纷纷来到北美，寻找新的避难所。由于他们深受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来到北美，扩大了民主力量的队伍，增强了民主势力，使殖民地的民主制度锐不可挡地飞速发展起来。
正因如此，共和主义在北美有比欧洲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共和主义传统在殖民地始终是强大的……而且北美的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在事实上接近了共和主义，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的政治制度。”[14]
虽然各殖民地都倾向于建立独立的共和体制，但在共同的发展道路上，共同的利益使彼此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为了防御法国人、荷兰人和印第安人，1643年，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四个殖民地的代表，组成了“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委员会，形成一个“牢固而永久的友好和睦同盟，在一切正当的情况下互提建议，攻守相助”。新英格兰联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1781年的共和国新形式“邦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诸殖民地再次联合。而在七年战争开始前形成的奥尔巴尼联盟，则是北美殖民地的首次大联合，13个殖民地都参加了。根据《奥尔巴尼联盟计划》，联盟具有统一的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权力：“它要求组成一个联邦式的联盟，其结合的紧密甚至超过了13个殖民地后来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愿达到的程度。”[15]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为了弥补其庞大的财务亏空，从1764年到1767年短短三四年间，接连颁布了《糖税法》、《印花税法》和《汤森法案》等掠夺殖民地的法令。面对英国对殖民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进一步压迫，殖民地开始了新的联合行动。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开幕，标志着各殖民地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各殖民地纷纷采取行动，与保守派展开斗争，到年底，大部分殖民地都在驱逐原总督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议会。
独立战争爆发后，各殖民地议会认识到与英国的决裂不可避免，于是从1776年3月开始，各个殖民地又进入了宣布独立的阶段。5月15日，弗吉尼亚议会作出了关于独立的决议，6月12日公布《权利法案》，6月29日《弗吉民亚宪法》正式通过。《宪法》列举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主要罪状，继而正式声明“绝对地剥夺‘英王的’一切权利、权力和特权”，“与大不列颠断绝一切关系”，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两院制，设立国务院、各部及政府首脑，并规定它的正式名称为“弗吉尼亚共和国”。
弗吉尼亚人民的勇敢行为为北美各殖民地树立了榜样，正是在这一榜样力量的推动下，《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发表，宣告了北美13个殖民地作为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独立宣言》发表后，各殖民地深受鼓舞，在其后的一年之内，许多州都组成了新的政府，起草了新宪法。
独立战争结束后，一个创建共和政体的任务摆在了北美人民面前。此时，君主政体拥护者积极活动，妄图在北美建立君主政体，大陆军中的君主狂也蠢蠢欲动，企图发动政变。而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君主政体是罪恶的象征，他们渴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派声势浩大的行动面前，君主政体拥护者的活动被迫有所收敛。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最终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共和政体作为美国国家体制的地位。
三
在美国革命时代，涌现出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潘恩、杰斐逊和华盛顿。
潘恩是民主共和制的热情倡导者。他不仅把民主共和政体视为最理想的政体，而且比卢梭更为现实地提出了在大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主张。早在任《奥夕法尼亚》杂志编辑期间，潘恩就曾激烈抨击君主制度，热情宣传共和主义。当独立战争的战火已经燃遍北美殖民地，大部分人还在徘徊的时候，1776年1月10日，潘恩的名著《常识》发表了。在这本被称为第一个共和派文件的小册子里，他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观出发，对君主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共和政体则大力呕歌。他指出：“君主政体在《圣经》中列为犹太人的罪恶之一”，[16]“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不仅使某个王国而且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17]。“君主国家是决不会平安无事的：王座本身便是对国内不逞之徒的诱惑力量，……一个共和政府由于以比较自然的原则为组织基础，却能克服那种错误。”[18]针对一部分人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崇拜，他指出：“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英国政体的君主部分，而是共和的部分”[19]“英国政体之所以有毛病，只是因为君权已经毒害了共和，国王已经垄断了下议院。”[20]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了起来，针对殖民地大多数人“看不清他们的出路”，他坚决而明确地指出，独立后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共和国，“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一称号的人民”[21]，“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22]不仅如此，潘恩在其书中还为北美人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联邦共和国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共和国由两级政府组成，无论代表中央的大陆会议还是殖民地（州）的议会，均应是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一院制议会，并应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潘恩的方案对于此后北美诸州和国家立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其方案的最好实践。
《常识》发表“不出一个月，这本令人震惊的小册子就几乎已被所有的白种美利坚人阅读或听人朗读过了”。[23]“1776年头三个月，在美州出版量数达12万册”[24]。《常识》“鼓励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实际上成为召聚急进派的号角”。[25]因此，潘恩在其书中所阐述的共和原则真正成了北美人民的常识。
如果说潘恩在《常识》中只提出一个粗略的共和制方案，那么在他参与制定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中，潘恩的民主思想则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宾州宪法》是美国革命时期继《独立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文献，它是当时美国最革命、最民主的州宪。尽管这部宪法因反动势力的反对不久便被废除，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
杰斐逊的人民革命权利的思想，较之同时代的美国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要激进得多。在1774年所写的《英属美州权利概述》这篇政治论文中，他认为革命不仅意味着政府的变更，而主要是为创建新社会和不同于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美国生活方式奠定基础。1776年初，他向弗吉尼亚议会递交了一份弗吉民亚宪法草案，这是“一项确立新政体和我们未来宪法基本原则的法案”[26]，它宣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将永久分立”，并分别规定了政府这三个部门的组织形式。1776年6月29日，由杰斐逊作序言的弗吉尼亚宪法通过，这部体现杰斐逊思想的宪法，宣布三权分立，建立两院制，并规定议会两院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弗吉尼亚宪法作为当时最民主最激进的宪法，成了各州制订宪法的楷模。在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他以自然法为根据，从天赋人权的原则出发，阐明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思想，明确提出以革命手段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符合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它的发表，激励了革命的北美人民更加勇敢地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英独立战争的洪流之中，《独立宣言》也因此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的第一个标志。
《独立宣言》发表后，杰斐逊认识到各州原有法律中大量存在着有碍实现民主共和制的内容，为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革。为了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并为其他州树立一个榜样，杰斐逊决定“从根本上打击弗吉尼亚的封建主义”[27]。1776年10月，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议会，他立即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修改该州的法律。在他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废除限嗣继承法案”，“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等。这些措施都是由杰斐逊提出或起草的。它给了封建残余以毁灭性打击，“树立了一个借以根除旧有的和今后的贵族政治一切因素的制度，并为真正的共和制度奠定了基础。”[28]弗吉尼亚的改革为其它州树立了榜样，促使它们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说，杰斐逊主持弗吉尼亚改革，是他的又一重大贡献。
1787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确认了共和政体为美国的国家制度，尽管杰斐逊没有直接参与制宪会议，但其中的主要内容正是他长期宣传和竭力倡导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影响和痕迹。因此他对宪法表示坚决拥护，并领导人民与复辟君主制的各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华盛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对美国共和政体确立的作用尤其重大。他坚决反对君主政体，拥护共和制度，多次挫败一些君主政体的崇拜者拥戴他当国王的企图。作为领导人民取得反英战争胜利、争得了民族独立的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军功显赫，在军队和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和革命的成功交织在一起的，举国上下都把他看作“民族解放的象征”，华盛顿自然成了那些君主制拥护者心目中的“君主”。当时有不少大陆军的高级军官和大陆会议代表认为欧洲正盛行着的君主制是正常的现象，而对共和政体的可行性和持久性则抱怀疑态度。1782年春，一个名叫刘易斯·尼古拉的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劝告华盛顿利用形势，出马担任国王，并表示军队坚决拥护。华盛顿复信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29]次年，军队中又酝酿一次政变计划，军官们要求华盛顿运用军队的力量迫使大陆会议满足军队的要求，由于华盛顿向军官们作了充满感情的演说，最终说服了他们。为了防止军队利用自己搞军事政变，华盛顿于1783年解散了大陆军，同年12月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
华盛顿还试图从世界历史中寻找共和制度历史经验。他写了大量关于希腊、罗马和晚近国家古典政体的笔记。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和信念。
尽管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利用军队推行君主制的企图破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在美国已经绝迹。一些君主狂对共和国极为仇视，他们利用邦联政府形式的缺陷乘机兴风作浪；欧洲的封建君主对新兴的共和国更是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要从其北美殖民地进攻合众国。在1786—1787年间，美国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曾试探能否劝说普鲁士王子亨利来美国当国王；在社会上也出现了谣传：乔治三世的儿子要来美国了！尤其是谢司起义发生后，“连最冷静的上层人物现在也希望美国建立一个君主集权政体”[30]。这些现象说明，复辟君主制的危险依然存在，新兴的共和国有被君主制取代的可能。华盛顿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忧心忡忡。他认识到了《邦联条例》和邦联体制的缺陷，因此，出席并主持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在创设总统职位的时候，他用尽各种办法，以防止个人的色彩影响到政府的体制上去。根据1787年宪法，美国是一个总统制共和政体，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华盛顿曾对此十分满意地评论道：由于“权力都是妥善地分散到组成全国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的，因此只要人民的整体还保留有任何美德，这个政府就决不致退化为君主制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专制政体或压制政权”[31]1789年，联邦宪法实施，华盛顿被选为首任总统，组织了第一届联邦政府，使政府体制初步完备。华盛顿就任总统后，仍然坚持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否决了人们提出的许多“宫庭式”礼仪和尊称。他还谢绝了人们的挽留，坚决不第三次担任总统，这就根绝了某些野心家利用宪法的漏洞恢复君主制的企图。 对华盛顿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中的作用，杰斐逊曾给予公正的评价：“乔治·华盛顿本人是我们宪法的真实朋友……他曾一再对我说，他不惜流最后一滴血，支持人们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宪法的共和形式的企图。”[32]由此可见，华盛顿在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确立中的作用任何人都无与伦比。
四
欧洲与北美被浩瀚的大西洋阻隔，二者相距数千里。在海上交能工具和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18世纪，两洲之间的往来相当困难。北美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欧洲专制主义的君主们不愿看到的。他们担心英属殖民地的行动会在他们的美洲殖民地引起连锁反应，因而对新兴的共和制度极为仇视，但却无能为力。他们看到，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尚且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们又怎能与北美人民相对抗呢？他们不可能像后来联合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开赴美洲镇压革命。
18世纪是欧洲极为动荡的世纪，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和国际冲突持续不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均以英国取胜而告终、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一些重要殖民地如法属印度、法属加拿大和西属东西佛罗里达被英国夺去，甚至位于西班牙本土、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航线的直布罗陀要塞也为英国所占据。英国变成了头号殖民强国，因而遭到了其他大国的仇视。北美人民独立战争的爆发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机会，因此，他们不仅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观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叛，而且把北美人民的独立战争看作是打击英国霸权势力、重新收回被英国夺去的殖民地的机会。因而法国政府于1778年2月正式与美国签订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并于一个月后正式对英国宣战，西班牙和荷兰也分别于1779年和1780年介入了对英战争，俄国、丹麦、瑞典甚至英国的传统盟友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则宣布“武装中立”，实则是偏袒美国而孤立英国。欧洲各大国的这种反英立场及其行动，保证了北美人民的反英独立战争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由于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灵活的外交活动，使这种状况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继续维持，从而使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确立了下来。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后期的北美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条件，这些条件的巧妙结合，使北美人民在挣脱英国殖民枷锁之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惯性，就使得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⑦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中译本第89、1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0—191页。
⑥ ⑨ [30]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126、311页。
⑧ [24]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中译本上册第60、129页。
⑩ [11] [12] [13] [15] [23] [25]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分册，第73、105—106、111、133、236、347页。
[14]欧文·克利斯托尔：《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载《美国继续革命》（America's Continuing Revolution)第13页。转引自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版，第34页。
[16] [17] [18] [19] [20] [21] [22]《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36、51、36、36—37、54、57页。
[26] [27]〔美〕吉尔贝·希纳尔著，王丽华等译：《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64、84页。
[28] [32]《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25页。
[29]威廉·塞耶：《乔治·华盛顿一生》（Willian Thayer, George WashingTon）英文版第355页。
[31]华盛顿·欧文：《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