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美苏“冷战”与德国的分裂[＊]
吴友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6期第74-80页
为了惩治战败的德国，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二战还未结束时就主张分割德国。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又都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计划，一致同意由美英法苏四大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由于在战后战时大国合作逐渐走向分裂，并导致美苏之间爆发“冷战”，德国问题便成为“冷战”的焦点。“冷战”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演变成德国的分裂局面。美英法和苏联为了分别控制西占区、东占区，各自都在本占领区内推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逐渐将两个占领区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并最后成立了两个国家。德国的被分裂，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结果，完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德国在二战后为什么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就其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原因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酿成的后果。就其外部因素来讲，则是由于以美苏为首的大国战时合作政策在战后逐渐走向对抗并导致“冷战”的产物，是外部力量施加于德国的结果。本文主要论述美苏从合作到对抗、最后导致“冷战”的爆发及如何导致德国的分裂，探析大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给一个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命运。
一
战胜国对挑起战争的战败国进行惩治，防止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这是完全应该的情理之中的举措。德国在本世纪挑起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两度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旋涡，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人类的数千年文明。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都对德国采取了严厉的处置措施。在这些措施中，都涉及到要求肢解和分割德国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为了惩罚战败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了和会。法国为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确立自己的欧洲霸主地位，提出了一个肢解德国的方案，坚决要求从德国版图上夺回莱因河左岸地区，以莱因河为界建立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莱因共和国，并在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害怕法国强大，希望德国保持一定的实力同法国抗衡，坚决反对法国的方案。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没有实现。经过讨价还价，英法美意日等27国制订了对德和约条款，即《凡尔赛和约》。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把和约文本交给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兰曹时说：“清算的时刻来到了，你们向我们求和平，我们乐意给予你们和平。”[①]然而，这是一副怎样的和平画面呢？和约并没有触动德国原来的政治结构，发动战争的军官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战争罪犯没有受到惩罚，威廉二世避居荷兰，兴登堡反而成了民族英雄，后来还当上了德国总统。和约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罪恶的掠夺，要求德国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并规定了德国受奴役、受掠夺的地位。大量土地被割让、巨额的战争赔款、严格的军事限制，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国人民的头上。《凡尔赛和约》的实施，不仅极大地刺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在经济、政治上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凡尔赛和约》不但没有起到制裁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作用，反而使德国酿成了仇视战胜国、仇视民主的情绪，为法西斯兴起提供了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实际上在德国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形成。应该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制裁措施是失败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鉴于一战后制裁德国失败的教训，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就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惩罚和处置德国的原则是在战时三次三国首脑会议上逐步确立的。除了目的旨在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而规定的一些严厉处置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和措施，以及规定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向邻国割让或转让部分土地外，三次首脑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分割德国。
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如何处置德国分别陈述了各自的意见。罗斯福表示要从德国人思想上清除“帝国（Reich）这个观念的痕迹。斯大林认为，仅仅将“帝国”这个词去掉还不够，必须使“帝国”本身永远无力再把世界拖入战争，并强调仅仅依靠管制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的措施，还不足以防止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必须采取分割德国等更严厉的手段。为防止德国再度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战争策源地，三巨头一致赞同分割德国。罗斯福提出了把德国分为5个部分的方案。这5个部分是：普鲁士、汉诺威和德国西北地区、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黑森—达姆施塔特及黑森—卡塞尔和莱因河南部地区、巴伐利亚及巴登和符腾堡地区。他建议这5个部分应当各自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基尔运河区和汉堡地区、鲁尔和萨尔地区也要从德国分割出来，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使德意志帝国再也不能威胁欧洲和世界的和平[②]。丘吉尔从维持欧洲的均势政策出发，不希望在欧洲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他建议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把德国南部的各邦，包括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帕拉齐纳特分离出去，与奥地利、匈牙利等中欧多瑙河沿岸国家组成一个多瑙河联邦。斯大林认为丘吉尔意在为英国争夺更多的地盘，并把苏联同西欧隔离开来，借以孤立苏联，明确表示反对丘吉尔的方案。他说，既然决定分割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匈牙利和奥地利应该各自独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是存在不下去的”[③]。斯大林态度谨慎，没有提出具体的分割方案，他反而担心把德国分成若干个国家后会完全落入美英的控制之下，对苏联不利，因此也没有完全支持罗斯福的方案。如何分割德国，德黑兰会议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国仍原则上主张分割德国，并各自继续陈述了类似于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分割德国的意见。罗斯福为使美国能控制中欧，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主张在德国实行“非中央集权化”，仍主张把德国分成5个或7个国家。丘吉尔“害怕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④]，仍提出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斯大林从苏联的安全考虑，希望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波兰”，也同意分割德国的意见，并建议把分割德国列入无条件投降条款。然而，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计划[⑤]。对德国领土究竟如何处置，会议未作最后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一致决定，先由三国军队占领德国，并同意法国也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会议最后达成了把德国分成4个占领区的协议：苏联占领德国东部、英国占领德国西北部、法国占领德国西部、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柏林由各国派军队共同占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地点设在柏林。”[⑥]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国首脑从各国利益出发，都放弃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美英认为，分割德国不如用占领和控制的方法对自己有利。苏联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分割德国对自己也不一定有利。这样，三国首脑一致同意占领和控制德国。
尽管三国首脑会议在战后处置德国、波兰边界、美英和苏联等国军队对被解放的国家的占领及分界线的划分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目的是通过惩治战败国、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护战后三大国的合作，进而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然而，正是这种势力范围的安排和划分，导致了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出现。这种情况在德国问题上体现最为明显。雅尔塔会议后，苏美英法四国军队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各自撤回到自己的占领区。四国分区占领和控制德国，实际上是在德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德国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
当然，分区占领德国也不一定意味着德国就会被分裂。如果三大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继续保持战时的合作政策，德国的分裂局面也许就不会出现。然而，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三大国的战时合作逐渐走向分裂，以致最后发生冲突，爆发了美苏之间的“冷战”，而德国问题便成为“冷战”的焦点。“冷战”的爆发，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最终导致德国的分裂局面。探讨德国为何被分裂，首先要分析美苏是怎样从合作走向对抗，最终走上“冷战”的道路。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是由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逐渐接近胜利，三大国赖以结盟的基础——共同的敌人法西斯逐渐消灭了，战时突出的军事问题日益让位于政治问题。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只是由于在二战中双方面临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威胁而结成了联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美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对立问题就突现出来了。在如何处置战败国、安排战后世界和平等问题上，它们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和主张，这样必然导致摩擦和对抗的发生。而且，这种对抗也推行到各自占领的国家和地区。斯大林曾于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⑦]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除了社会制度不一样，也是由于美苏在战后的不同战略构想所致。美国依仗在二战中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制定了称霸世界、充当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战略目标。早在1941年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抛出了《美国世纪》一文，宣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他要美国人认清“领导的全部机会都属于我们”，“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美国在世界的统治地位[⑧]。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二战使美国有可能像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成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超过其他国家的头号强国，这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实现美国领导世界宏图的又一次大好机会。苏联因遭受战争创伤，经济军事力量远远不及美国，其战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确保国家的安全。苏联在东欧扶持建立亲苏的共产党政权，一方面固然也是为了壮大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为了考虑苏联自身的安全，如建立亲苏的波兰政权，目的是将波兰作为防止西方国家入侵苏联的一个屏障。苏联希望控制东德，也是出于这一目的。美苏各自的战略构想在付诸实施时，必然要发生碰撞。美国的统治者及其谋士们、尤其是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为，苏联是在乘机大肆扩张共产主义，是对美国世界霸权战略的威胁，要求对苏联采取不合作的强硬立场。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也与罗斯福的逝世和杜鲁门上台有关。按照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和平安排的构想，实施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还是应通过“大国合作”政策来实现。苏联斯大林也多次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愿望。在罗斯福看来，只有维持战时的盟国合作，通过合作来控制苏联和英国，使美国充当合作的盟主，才能实现美国称霸的目的。为此，罗斯福及其谋士们以“大国合作”政策为基础，设计了战后世界蓝图，如建立联合国，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关贸总协定，都是这一世界蓝图的组成部分。他企图通过美国控制这些组织，通过和平方式，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然而，罗斯福在其“世界蓝图”还没有实现之时，于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苏联的方针，迅速地改变了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政策，美苏之间矛盾日趋恶化。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和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双方态度各执一端，尖锐对立；在波茨坦会议上，三巨头围绕如何处置德国、德国的赔偿、波兰疆界、对意大利及法西斯附庸国的政策等问题上，争吵十分激烈，远没有前两次三国首脑会议那种商讨的和谐气氛。为了实现美国全球霸权战略需要，美国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并将美苏关系推向“冷战”的轨道。
美国迅速改变与苏联的合作政策，这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是杜鲁门与罗斯福在个人性格和气质上存在差异所致。杜鲁门傲气十足，加之他上台后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西欧各国及苏联均遭受严重削弱，而美国又握有原子弹，因而更加不可一世。同时另一方面，苏联也没有按照美国的愿望俯首帖耳，听从美国的摆布。美国用贷款诱使苏联上钩的阴谋也没有得逞。在组建联合国过程中，苏联和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有过激烈的冲突，并经常发生争吵。苏联虽然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显然，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不愿受美国的控制，并向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形成了对峙局面。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为，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外交战略，是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因而视苏联为美国争霸世界的最大障碍；为实现争霸世界的目的，美国应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必须运用各种对抗力量，包括通过援助手段来调整与西欧盟国及德日的关系，培植反苏力量，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对苏联扩张势力加以遏制。基于这一考虑，杜鲁门政府制定了遏制苏联、通过援助盟友及建立各种政治军事集团、重点控制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进攻型战略。实行“冷战”是其遏制苏联采取的一种主要方式。美国借助于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攻击苏联进行扩张威胁的“铁幕”演说，向苏联发出了“冷战”信号。在此之后，杜鲁门排斥反对与苏联对抗和孤立主义两股势力，于1947年3月向美国国会发表了一篇演说，大肆渲染美苏对抗，施放反苏烟幕。这篇演说咨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随后，美国又抛出了“马歇尔计划”，也称“欧洲复兴方案”。该计划通过有条件援助西欧，把西欧变为倾销美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借“复兴欧洲”为名，乘西欧之危，给困顿不堪的西欧经济“输血”，达到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目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构成了美国对外扩张政策、遏制苏联的基础。
三
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复兴欧洲”的重点是在西德。美国国会在审议“欧洲复兴计划”的议案时，一位众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议案完全是一种复活德国的愿望引起的；密执安州众议员乔治·萨道斯基说：“要是没有德国，也就谈不到有什么欧洲复兴计划”[⑨]。复兴德国，是美国在改变了其控制德国政策、使德国成为一个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之后，在对外政策上一项重要内容和转折点，也是“杜鲁门主义”的具体实施。杜鲁门指出：“我们打算使德国能够成长为一个体面的国家，并在文明世界中占有它的位置。”[⑩]
美国为了从经济上复兴德国，首先破坏了三国首脑会议确定的德国赔偿原则，停止了苏联在美占区应得的赔偿。1946年5月3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克莱将军宣布：“除了先前已经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赔偿。”[11]这一规定使苏联从西占区获得赔偿的要求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从而在赔偿问题上导致美苏在对德政策问题上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美苏在德国问题上“冷战”的开始。其次是致力于统一西占区的经济。1946年7月20日，美英决定合并两个占领区，美国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1947年1月1日，美英正式合并两国占领区，并签署了《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根据协定成立了双占区行政管制机构。5月29日，美英签订了《改组双占区经济机构的协定》，并根据协定成立“联合经济区”，以及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行政管理部门等机构。经济委员会起着议会作用，并有某些立法权。1948年2月，法国同意将其占领区合并，共同成立“三占区”。停止在美占领区支付苏联的赔偿和合并西方三个占领区，是标志美国改变了美苏的合作关系政策、实行“冷战”和导致德国分裂的重要步骤。
针对美国复兴西德的计划，苏联莫洛托夫在1946年7月10日巴黎外长会议上也提出了“复兴德国”的口号，强调要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与美国“经济统一”相反，苏联提出首先实行“政治统一”，建立一个全德中央政府。针对西方合并占领区，苏占区军事代表于1947年2月25日发表声明，指出美英占领区的合并，“并不只是经济性质，也是政治性质”，“双占区的协定可能对德国的未来政治产生严重的后果”[12]。
从1947年开始，美苏之间的“冷战”日益激烈。3月10日至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全面讨论德国问题，中心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和政治制度。苏联莫洛托夫认为，“德国应成为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设有两院组成德国国会和全德政府的民主共和国”[13]，建议在柏林成立德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坚持地方分权的原则，建议实行联邦制，并强调德国的“经济统一”是成立德国政府的基础。莫洛托夫指责双占区违背了德国“经济统一”的原则，实际上造成了德国的分裂。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上处置德国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由于美英法和苏联在各自占领区内的军事管制机构是该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只对本国政府负责，因而以执行本国政策为主。而美英法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同，它们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虽然盟国管制委员会规定涉及到整个德国问题要由四国共同研究处理，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各自为政。对三国首脑会议一致通过的处置德国的政策和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它们都各自从本国政策和利益出发，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并在各自占领区内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德国的分裂。
从1948年2月开始，美英法等西方六国在伦敦召开外长会议，史称“伦敦六国外长会议”。会议筹划成立西德国家，并着手探讨西德国家的政治结构[14]，并希望三国占领当局尽早召开西占区各州总理会议，授权他们召开制宪会议和制定宪法。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攻势，苏联也采取了反击措施。1948年2月，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政治集会。为抗议美英改组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苏联驻军于2月23日发布命令，宣布改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新改组的经济委员会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重要成员担任，是苏占区最高立法、行政和执行机关。3月20日，苏联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要求了解六国伦敦会议全部协议遭到拒绝后，当即遣责西方国家阻挠四国管制工作，并宣布退出管制委员会，四国管制机构从此宣告结束。随后，西占区和东占区各自实行币制改革，并在币制改革问题上引发冲突。
西占区从实行币制改革时起，就断绝了与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苏联认为，西占区实行的经济政策违背了波茨坦协议，是分裂德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为表示抗议，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15]。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陆上、水上交通，并停止向柏林供应煤和电。苏联封锁的目的是企图将西方三国赶出柏林，克莱将军发布命令道：“我们不离开柏林，我们将坚守柏林。虽然我们不知道怎样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我相信，美国人民将不会让德国人民挨饿。”[16]面对苏联的封锁，美英在贸易上也对苏占区采取了反封锁措施。“柏林封锁事件”导致“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冷战”骤然升级。从此，“冷战”在德国无休止的进行，柏林成为德国、欧洲和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成为战后美苏“冷战”对峙、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以及战后雅尔塔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一次柏林危机”虽然最后通过外交谈判得以解决，但德国和柏林的分裂局面却无法挽回。在“柏林危机”期间，西占区、东占区各自加紧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成立西、东德国家。
1948年7月1日，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召集西占区11个州的总理在法兰克福开会，讨论成立西德国家事宜，向与会者散发了“关于宪法决定的声明”、“宪法生效后军事长官权限的声明”、“关于改组州议会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就西占区将来的发展“阐明了基本思想，并为将来西德的国家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定下了基本方针”[17]。人们称这三个“法兰克福文件”为“联邦共和国的出生证”[18]。会议就成立西德国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州总理对在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抱着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害怕这一行动将导致德国永久分裂。然而，他们又不能违背占领者的意愿。他们认为，要“尽力避免将国家性质赋予即将建立的组织机构”[19]，不同意召开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不同意将通过的宪法交全民投票批准。经过与占领当局磋商，最后达成了妥协，即将成立的西德国家定为临时性质，改宪法为《基本法》，不召开国民会议，同意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代表由州议会选举产生，通过的决议不交全民表决，但必须提交州议会批准。随后，在西方占领当局的筹划下，成立了议会机构——西德议会委员会，并制定通过了宪法——《基本法》。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西占区筹建西德国家的同时，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1948年3月，苏占区成立了“德国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常设代表机构。1949年5月，新成立的“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和西德《基本法》前言一样，明确要求成为全德的模式，不希望德国永久分裂。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国家”。10月7日，临时人民议院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分裂成两个国家。“两个德国的成立并不是德国人民的意愿，它首先是占领国的意志。”[20]西方盟国和苏联都想在“不能把整个德国并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起码也要确保他们已占领的那部分，以加强各自的国防力量、经济制度和潜在的实力，来削弱对方”[21]。德国的分裂，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结果，完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 国家“九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前期成果
注释：
① [20] [21]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Diether Raff,Deutsche Geschichte,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慕尼黑1985年版，第239、345、345页。
②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译版，第443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版，第613页。
④ 丘吉尔语，引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版，第116页。
⑤ 卡尔·勒梅尔编：《德国概况，联邦德国》，Lexikothek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⑥ 萨纳柯耶夫等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中译版，第244页。
⑦ 引自沃尔特·拉弗贝：《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90）》，纽约1991年版，第13页。
⑧ 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3页。
⑨ 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版，第41页。
⑩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中译版，第19页。
[11] 卢修斯·克莱：《对德决策》，格林沃德出版社1970年版，第122页。
[12] 冯·奥彭：《有关占领德国的文件（1945—1954）》，伦敦1955年版，第211—212页。
[13]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中译版，第348页。
[14] [16] 约恩·H.巴克尔：《克莱将军的德意志岁月—联邦德国之路，1945—1949》（John H.Backer,Diedeutschen Jahre des Generals Clay,Der Weg zur Bundesrepublik,1945—1949），慕尼黑1983年版，第255、274页。
[15] 费尔迪南德·马代：《柏林问题的演变》，柏林1972年版，第35页。
[17]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156页。
[18] J.K.索丹：《德国问题（1945—1973）》，伦敦1975年版，第126页。
[19] 科佩尔·S.平森：《德国现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版，第74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6期第74-80页
德国在二战后为什么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就其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原因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酿成的后果。就其外部因素来讲，则是由于以美苏为首的大国战时合作政策在战后逐渐走向对抗并导致“冷战”的产物，是外部力量施加于德国的结果。本文主要论述美苏从合作到对抗、最后导致“冷战”的爆发及如何导致德国的分裂，探析大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给一个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命运。
一
战胜国对挑起战争的战败国进行惩治，防止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这是完全应该的情理之中的举措。德国在本世纪挑起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两度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旋涡，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人类的数千年文明。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都对德国采取了严厉的处置措施。在这些措施中，都涉及到要求肢解和分割德国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为了惩罚战败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了和会。法国为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确立自己的欧洲霸主地位，提出了一个肢解德国的方案，坚决要求从德国版图上夺回莱因河左岸地区，以莱因河为界建立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莱因共和国，并在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害怕法国强大，希望德国保持一定的实力同法国抗衡，坚决反对法国的方案。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没有实现。经过讨价还价，英法美意日等27国制订了对德和约条款，即《凡尔赛和约》。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把和约文本交给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兰曹时说：“清算的时刻来到了，你们向我们求和平，我们乐意给予你们和平。”[①]然而，这是一副怎样的和平画面呢？和约并没有触动德国原来的政治结构，发动战争的军官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战争罪犯没有受到惩罚，威廉二世避居荷兰，兴登堡反而成了民族英雄，后来还当上了德国总统。和约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罪恶的掠夺，要求德国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并规定了德国受奴役、受掠夺的地位。大量土地被割让、巨额的战争赔款、严格的军事限制，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国人民的头上。《凡尔赛和约》的实施，不仅极大地刺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在经济、政治上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凡尔赛和约》不但没有起到制裁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作用，反而使德国酿成了仇视战胜国、仇视民主的情绪，为法西斯兴起提供了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实际上在德国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形成。应该说，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制裁措施是失败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鉴于一战后制裁德国失败的教训，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就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惩罚和处置德国的原则是在战时三次三国首脑会议上逐步确立的。除了目的旨在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而规定的一些严厉处置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和措施，以及规定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向邻国割让或转让部分土地外，三次首脑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分割德国。
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如何处置德国分别陈述了各自的意见。罗斯福表示要从德国人思想上清除“帝国（Reich）这个观念的痕迹。斯大林认为，仅仅将“帝国”这个词去掉还不够，必须使“帝国”本身永远无力再把世界拖入战争，并强调仅仅依靠管制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的措施，还不足以防止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必须采取分割德国等更严厉的手段。为防止德国再度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战争策源地，三巨头一致赞同分割德国。罗斯福提出了把德国分为5个部分的方案。这5个部分是：普鲁士、汉诺威和德国西北地区、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黑森—达姆施塔特及黑森—卡塞尔和莱因河南部地区、巴伐利亚及巴登和符腾堡地区。他建议这5个部分应当各自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基尔运河区和汉堡地区、鲁尔和萨尔地区也要从德国分割出来，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使德意志帝国再也不能威胁欧洲和世界的和平[②]。丘吉尔从维持欧洲的均势政策出发，不希望在欧洲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他建议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把德国南部的各邦，包括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帕拉齐纳特分离出去，与奥地利、匈牙利等中欧多瑙河沿岸国家组成一个多瑙河联邦。斯大林认为丘吉尔意在为英国争夺更多的地盘，并把苏联同西欧隔离开来，借以孤立苏联，明确表示反对丘吉尔的方案。他说，既然决定分割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匈牙利和奥地利应该各自独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是存在不下去的”[③]。斯大林态度谨慎，没有提出具体的分割方案，他反而担心把德国分成若干个国家后会完全落入美英的控制之下，对苏联不利，因此也没有完全支持罗斯福的方案。如何分割德国，德黑兰会议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国仍原则上主张分割德国，并各自继续陈述了类似于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分割德国的意见。罗斯福为使美国能控制中欧，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主张在德国实行“非中央集权化”，仍主张把德国分成5个或7个国家。丘吉尔“害怕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④]，仍提出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斯大林从苏联的安全考虑，希望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波兰”，也同意分割德国的意见，并建议把分割德国列入无条件投降条款。然而，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放弃了分割德国的计划[⑤]。对德国领土究竟如何处置，会议未作最后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一致决定，先由三国军队占领德国，并同意法国也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会议最后达成了把德国分成4个占领区的协议：苏联占领德国东部、英国占领德国西北部、法国占领德国西部、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柏林由各国派军队共同占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地点设在柏林。”[⑥]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国首脑从各国利益出发，都放弃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美英认为，分割德国不如用占领和控制的方法对自己有利。苏联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分割德国对自己也不一定有利。这样，三国首脑一致同意占领和控制德国。
尽管三国首脑会议在战后处置德国、波兰边界、美英和苏联等国军队对被解放的国家的占领及分界线的划分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目的是通过惩治战败国、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护战后三大国的合作，进而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然而，正是这种势力范围的安排和划分，导致了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出现。这种情况在德国问题上体现最为明显。雅尔塔会议后，苏美英法四国军队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各自撤回到自己的占领区。四国分区占领和控制德国，实际上是在德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德国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
当然，分区占领德国也不一定意味着德国就会被分裂。如果三大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继续保持战时的合作政策，德国的分裂局面也许就不会出现。然而，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三大国的战时合作逐渐走向分裂，以致最后发生冲突，爆发了美苏之间的“冷战”，而德国问题便成为“冷战”的焦点。“冷战”的爆发，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最终导致德国的分裂局面。探讨德国为何被分裂，首先要分析美苏是怎样从合作走向对抗，最终走上“冷战”的道路。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是由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逐渐接近胜利，三大国赖以结盟的基础——共同的敌人法西斯逐渐消灭了，战时突出的军事问题日益让位于政治问题。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只是由于在二战中双方面临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威胁而结成了联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美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对立问题就突现出来了。在如何处置战败国、安排战后世界和平等问题上，它们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和主张，这样必然导致摩擦和对抗的发生。而且，这种对抗也推行到各自占领的国家和地区。斯大林曾于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⑦]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除了社会制度不一样，也是由于美苏在战后的不同战略构想所致。美国依仗在二战中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制定了称霸世界、充当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战略目标。早在1941年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抛出了《美国世纪》一文，宣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他要美国人认清“领导的全部机会都属于我们”，“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美国在世界的统治地位[⑧]。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二战使美国有可能像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成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超过其他国家的头号强国，这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实现美国领导世界宏图的又一次大好机会。苏联因遭受战争创伤，经济军事力量远远不及美国，其战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确保国家的安全。苏联在东欧扶持建立亲苏的共产党政权，一方面固然也是为了壮大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为了考虑苏联自身的安全，如建立亲苏的波兰政权，目的是将波兰作为防止西方国家入侵苏联的一个屏障。苏联希望控制东德，也是出于这一目的。美苏各自的战略构想在付诸实施时，必然要发生碰撞。美国的统治者及其谋士们、尤其是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为，苏联是在乘机大肆扩张共产主义，是对美国世界霸权战略的威胁，要求对苏联采取不合作的强硬立场。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也与罗斯福的逝世和杜鲁门上台有关。按照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和平安排的构想，实施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还是应通过“大国合作”政策来实现。苏联斯大林也多次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愿望。在罗斯福看来，只有维持战时的盟国合作，通过合作来控制苏联和英国，使美国充当合作的盟主，才能实现美国称霸的目的。为此，罗斯福及其谋士们以“大国合作”政策为基础，设计了战后世界蓝图，如建立联合国，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关贸总协定，都是这一世界蓝图的组成部分。他企图通过美国控制这些组织，通过和平方式，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然而，罗斯福在其“世界蓝图”还没有实现之时，于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苏联的方针，迅速地改变了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政策，美苏之间矛盾日趋恶化。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和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双方态度各执一端，尖锐对立；在波茨坦会议上，三巨头围绕如何处置德国、德国的赔偿、波兰疆界、对意大利及法西斯附庸国的政策等问题上，争吵十分激烈，远没有前两次三国首脑会议那种商讨的和谐气氛。为了实现美国全球霸权战略需要，美国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并将美苏关系推向“冷战”的轨道。
美国迅速改变与苏联的合作政策，这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是杜鲁门与罗斯福在个人性格和气质上存在差异所致。杜鲁门傲气十足，加之他上台后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西欧各国及苏联均遭受严重削弱，而美国又握有原子弹，因而更加不可一世。同时另一方面，苏联也没有按照美国的愿望俯首帖耳，听从美国的摆布。美国用贷款诱使苏联上钩的阴谋也没有得逞。在组建联合国过程中，苏联和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有过激烈的冲突，并经常发生争吵。苏联虽然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显然，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不愿受美国的控制，并向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形成了对峙局面。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为，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外交战略，是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因而视苏联为美国争霸世界的最大障碍；为实现争霸世界的目的，美国应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必须运用各种对抗力量，包括通过援助手段来调整与西欧盟国及德日的关系，培植反苏力量，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对苏联扩张势力加以遏制。基于这一考虑，杜鲁门政府制定了遏制苏联、通过援助盟友及建立各种政治军事集团、重点控制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进攻型战略。实行“冷战”是其遏制苏联采取的一种主要方式。美国借助于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攻击苏联进行扩张威胁的“铁幕”演说，向苏联发出了“冷战”信号。在此之后，杜鲁门排斥反对与苏联对抗和孤立主义两股势力，于1947年3月向美国国会发表了一篇演说，大肆渲染美苏对抗，施放反苏烟幕。这篇演说咨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随后，美国又抛出了“马歇尔计划”，也称“欧洲复兴方案”。该计划通过有条件援助西欧，把西欧变为倾销美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借“复兴欧洲”为名，乘西欧之危，给困顿不堪的西欧经济“输血”，达到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目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构成了美国对外扩张政策、遏制苏联的基础。
三
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复兴欧洲”的重点是在西德。美国国会在审议“欧洲复兴计划”的议案时，一位众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议案完全是一种复活德国的愿望引起的；密执安州众议员乔治·萨道斯基说：“要是没有德国，也就谈不到有什么欧洲复兴计划”[⑨]。复兴德国，是美国在改变了其控制德国政策、使德国成为一个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之后，在对外政策上一项重要内容和转折点，也是“杜鲁门主义”的具体实施。杜鲁门指出：“我们打算使德国能够成长为一个体面的国家，并在文明世界中占有它的位置。”[⑩]
美国为了从经济上复兴德国，首先破坏了三国首脑会议确定的德国赔偿原则，停止了苏联在美占区应得的赔偿。1946年5月3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克莱将军宣布：“除了先前已经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赔偿。”[11]这一规定使苏联从西占区获得赔偿的要求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从而在赔偿问题上导致美苏在对德政策问题上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美苏在德国问题上“冷战”的开始。其次是致力于统一西占区的经济。1946年7月20日，美英决定合并两个占领区，美国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1947年1月1日，美英正式合并两国占领区，并签署了《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根据协定成立了双占区行政管制机构。5月29日，美英签订了《改组双占区经济机构的协定》，并根据协定成立“联合经济区”，以及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行政管理部门等机构。经济委员会起着议会作用，并有某些立法权。1948年2月，法国同意将其占领区合并，共同成立“三占区”。停止在美占领区支付苏联的赔偿和合并西方三个占领区，是标志美国改变了美苏的合作关系政策、实行“冷战”和导致德国分裂的重要步骤。
针对美国复兴西德的计划，苏联莫洛托夫在1946年7月10日巴黎外长会议上也提出了“复兴德国”的口号，强调要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与美国“经济统一”相反，苏联提出首先实行“政治统一”，建立一个全德中央政府。针对西方合并占领区，苏占区军事代表于1947年2月25日发表声明，指出美英占领区的合并，“并不只是经济性质，也是政治性质”，“双占区的协定可能对德国的未来政治产生严重的后果”[12]。
从1947年开始，美苏之间的“冷战”日益激烈。3月10日至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全面讨论德国问题，中心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和政治制度。苏联莫洛托夫认为，“德国应成为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设有两院组成德国国会和全德政府的民主共和国”[13]，建议在柏林成立德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坚持地方分权的原则，建议实行联邦制，并强调德国的“经济统一”是成立德国政府的基础。莫洛托夫指责双占区违背了德国“经济统一”的原则，实际上造成了德国的分裂。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上处置德国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由于美英法和苏联在各自占领区内的军事管制机构是该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只对本国政府负责，因而以执行本国政策为主。而美英法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同，它们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虽然盟国管制委员会规定涉及到整个德国问题要由四国共同研究处理，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各自为政。对三国首脑会议一致通过的处置德国的政策和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它们都各自从本国政策和利益出发，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并在各自占领区内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德国的分裂。
从1948年2月开始，美英法等西方六国在伦敦召开外长会议，史称“伦敦六国外长会议”。会议筹划成立西德国家，并着手探讨西德国家的政治结构[14]，并希望三国占领当局尽早召开西占区各州总理会议，授权他们召开制宪会议和制定宪法。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攻势，苏联也采取了反击措施。1948年2月，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政治集会。为抗议美英改组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苏联驻军于2月23日发布命令，宣布改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新改组的经济委员会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重要成员担任，是苏占区最高立法、行政和执行机关。3月20日，苏联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要求了解六国伦敦会议全部协议遭到拒绝后，当即遣责西方国家阻挠四国管制工作，并宣布退出管制委员会，四国管制机构从此宣告结束。随后，西占区和东占区各自实行币制改革，并在币制改革问题上引发冲突。
西占区从实行币制改革时起，就断绝了与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苏联认为，西占区实行的经济政策违背了波茨坦协议，是分裂德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为表示抗议，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15]。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陆上、水上交通，并停止向柏林供应煤和电。苏联封锁的目的是企图将西方三国赶出柏林，克莱将军发布命令道：“我们不离开柏林，我们将坚守柏林。虽然我们不知道怎样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我相信，美国人民将不会让德国人民挨饿。”[16]面对苏联的封锁，美英在贸易上也对苏占区采取了反封锁措施。“柏林封锁事件”导致“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冷战”骤然升级。从此，“冷战”在德国无休止的进行，柏林成为德国、欧洲和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成为战后美苏“冷战”对峙、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以及战后雅尔塔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一次柏林危机”虽然最后通过外交谈判得以解决，但德国和柏林的分裂局面却无法挽回。在“柏林危机”期间，西占区、东占区各自加紧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成立西、东德国家。
1948年7月1日，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召集西占区11个州的总理在法兰克福开会，讨论成立西德国家事宜，向与会者散发了“关于宪法决定的声明”、“宪法生效后军事长官权限的声明”、“关于改组州议会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就西占区将来的发展“阐明了基本思想，并为将来西德的国家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定下了基本方针”[17]。人们称这三个“法兰克福文件”为“联邦共和国的出生证”[18]。会议就成立西德国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州总理对在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抱着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害怕这一行动将导致德国永久分裂。然而，他们又不能违背占领者的意愿。他们认为，要“尽力避免将国家性质赋予即将建立的组织机构”[19]，不同意召开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不同意将通过的宪法交全民投票批准。经过与占领当局磋商，最后达成了妥协，即将成立的西德国家定为临时性质，改宪法为《基本法》，不召开国民会议，同意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代表由州议会选举产生，通过的决议不交全民表决，但必须提交州议会批准。随后，在西方占领当局的筹划下，成立了议会机构——西德议会委员会，并制定通过了宪法——《基本法》。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西占区筹建西德国家的同时，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1948年3月，苏占区成立了“德国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常设代表机构。1949年5月，新成立的“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和西德《基本法》前言一样，明确要求成为全德的模式，不希望德国永久分裂。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国家”。10月7日，临时人民议院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分裂成两个国家。“两个德国的成立并不是德国人民的意愿，它首先是占领国的意志。”[20]西方盟国和苏联都想在“不能把整个德国并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起码也要确保他们已占领的那部分，以加强各自的国防力量、经济制度和潜在的实力，来削弱对方”[21]。德国的分裂，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结果，完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 国家“九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前期成果
注释：
① [20] [21]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Diether Raff,Deutsche Geschichte,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慕尼黑1985年版，第239、345、345页。
②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译版，第443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版，第613页。
④ 丘吉尔语，引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版，第116页。
⑤ 卡尔·勒梅尔编：《德国概况，联邦德国》，Lexikothek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⑥ 萨纳柯耶夫等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中译版，第244页。
⑦ 引自沃尔特·拉弗贝：《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90）》，纽约1991年版，第13页。
⑧ 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3页。
⑨ 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译版，第41页。
⑩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中译版，第19页。
[11] 卢修斯·克莱：《对德决策》，格林沃德出版社1970年版，第122页。
[12] 冯·奥彭：《有关占领德国的文件（1945—1954）》，伦敦1955年版，第211—212页。
[13]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中译版，第348页。
[14] [16] 约恩·H.巴克尔：《克莱将军的德意志岁月—联邦德国之路，1945—1949》（John H.Backer,Diedeutschen Jahre des Generals Clay,Der Weg zur Bundesrepublik,1945—1949），慕尼黑1983年版，第255、274页。
[15] 费尔迪南德·马代：《柏林问题的演变》，柏林1972年版，第35页。
[17]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156页。
[18] J.K.索丹：《德国问题（1945—1973）》，伦敦1975年版，第126页。
[19] 科佩尔·S.平森：《德国现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版，第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