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战时期轴心国内部矛盾探析
崔剑/朱维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03期第52-60页
内容摘要 德意日法西斯为达到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通过缔结一系列政治、军事协定，构建了轴心同盟，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表面上看，轴心国你唱我和、沆瀣一气，但实质上，纵观二战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攫取各自的利益，轴心国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可以说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而媾和则是相对的。通过全面考察轴心国走向联合的过程，揭示轴心国内部的深刻矛盾及其根源，将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二战的起源及正确总结二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1933年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后，德意日法西斯先后发动和扩大了对外侵略的局部战争。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它们于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通过一系列盟约，结成了法西斯政治军事同盟。
三个法西斯国家走向联合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既相互勾结又互相拆台。过去，史学界对法西斯的研究重点是考察它们是如何你唱我和、结成铁板一块抱成一团的，而对其间的矛盾研究不多。事实上，德意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是十分深刻和复杂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法西斯内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人们重新认识二战起源和正确总结二战经验教训大有裨益。
本文拟就法西斯营垒内部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德意矛盾、德日矛盾加以探析。
一、失去护卫舰的“航母”：德意矛盾
在人们的印象中，德意法西斯同盟早在1935年似乎就已形成了。墨索里尼1937年9月在柏林“五月国民大会厅”的讲话提到关于柏林——罗马轴心早在1935年秋季已形成，[（1）]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而刮的阿尔卑斯季风。实际上，到1936年初德意还没有明显的亲近迹象，而且在后来出于形势和双方的利益需要结成同盟后，在同盟关系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制约着德意的侵略活动，使德国这个法西斯的核心在未来的欧洲战场上成了失去了护卫舰的“航空母舰”。
德意两国在结盟之前，在一些侵略目标上存在着矛盾。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就把吞并奥地利作为他的第一步侵略目标，而这时期墨索里尼却多次向奥地利许诺，声称要保护她免遭野蛮的普鲁士人的侵略，并不断地向奥地利人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1933年陶尔斐斯三次被召到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向他示意，如果将奥地利纳粹党和社会党镇压下去，他完全可以依靠意大利军事援助来抵御德国的吞并计划。针锋相对并付诸行动，1933年9月意大利驻上阿迪杰部队的频频调动就是给德国的警信。1934年6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第一次会晤后，陶尔斐斯不久即被暗杀身亡，墨索里尼再次保证，要象保卫家园一样保卫奥地利抗击德国的外来进攻，而且在北部边境地区布署了相当兵力，采取了进攻性姿态。可见在结盟之前，至少在奥地利问题上德意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只是后来由于意大利在侵略埃塞俄比亚问题及干涉西班牙内战等问题上需要取得德国的支持才勉强同意德国吞并奥地利，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意大利同意支持1936年7月11日德奥协议，这是“亲近”的第一步。这样墨索里尼可以放心地把他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进行到底，但是从意大利方面来讲，尽管取得了德国的支持，取得了侵埃的胜利，但还是深怕陷于孤立，同病相怜的孤独迫使德意两国进一步“亲近”。西班牙内战正好提供了利益协调一致的新契机和“合作”的新动力。
1936年10月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访问德国，他给希特勒带的礼物是由艾登所编制的“论德国危险”的案卷，[（2）]齐亚诺和冯·牛赖特于1936年10月22日签署了一个秘密议定书——《柏林——罗马轴心协定》，就一些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达成了谅解和共识。但这个主要根据德国的倡议而达成的协议书，从一开始就不是真心诚意的，特别是在涉及到奥地利和多瑙河盆地等重要问题时更是如此。后来德国在意大利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所实施的突然袭击——占领布拉格，在罗马引起了强烈的怨恨，而墨索里尼却一再重申他对轴心的忠诚，这样就产生了在不真诚和不完全一致基础之上的联盟。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早在一年之前德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世界法西斯集团。然而条约的签订、轴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侵略者就是抱成一团的铁板一块。意大利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完全从属于纳粹德国的行动方针，在接下来的意大利宣布的“非交战状态”时期，意德之间存在着“摩擦”和“不公开的论战”。
1935年10月3日——1936年5月5日的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1936年7月开始的武装干涉西班牙耗尽了意大利的军力、财力和物力，经济实力大大下降，因此在执行新的扩张计划之前，它迫切需要一个“不少于三年”的喘息调整和备战的时间。[（3）]因此，它一再要求德国在波兰问题上能够采取谨慎态度，把发动欧洲战争的时间推迟到1942年以后，就是在“卡瓦莱罗备忘录”中墨索里尼强调指出的，意大利的军事和经济准备工作须到1942年才能完成。而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讲话（《霍斯巴赫备忘录》）确定了德国必须在1937——1938年作好战争的准备，至迟在1943年发动战争以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侵略原则。
德国虽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意大利的看法，并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但实际上却有着它自己的与之完全不同的考虑。1939年5月德意签署了《钢铁盟约》，建立了军事同盟，使两国特别是德国作好了挑起全面战争的准备。1939年5月23日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向德国国防军的司令们宣布，[（4）]纳粹政策的真正目标是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而第一步应该是进攻波兰，但不能同时与西方发生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首先迎接西方。这些目标应该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保守秘密。所以8月25日也就是在德国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两天，有关该条约的谈判，直到最后一天罗马的基吉宫（外交部）还是一无所知。[（5）]首先，德国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等一系列事件当中，对英、法的软弱深信不疑，外长里宾特洛甫曾预言，一旦德波战争爆发，“英法是不会参战的”。[（6）]（后来的“奇怪战争”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德国认为此刻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时刻，它的军事实力和武器装备对英法来说，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7）]如果不抓住这一发动战争的大好时机，那么，失去机会而带来的损失将不堪估量。相对而言，如果英法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加紧扩军备战，再加上美国的各种战争援助，德国估计，二、三年后的力量对比肯定会对自己不利，那时候东方的“生存空间”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8）]
根据以上情况，德国全然不顾自己的保证，决定立即发动侵略波兰的突然袭击，这与意大利争取喘息时间的政策产生了对立冲突。在两国外长8月11日——13日的一次会晤中，意大利方面坚持“这不是进行战争、战胜对方的最合适的时刻”。德国人对意大利的态度非常恼火，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根据两国的一系列盟约都深信，意大利一定会和德国一起参战。[（9）]
德国立即发动战争的决心并没有因为意大利的反对态度而发生任何动摇，德国人继续按照他们既定的计划行动，因为德国人坚信英法苏谈判必败无疑，苏德关系必将缓和，英法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的必要的甚至起码的准备工作。但是法西斯首脑的真正目的和愿望是争夺霸权、是参战，因此墨索里尼在8月25日给希特勒的信中向柏林方面示意：如果德国供应必需的战略物资和原料，意大利可以立即进行干预（参战）。[（10）]希特勒要意大利开列出一份必需品清单，威尼斯宫立即制定了一份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清单：150个高炮连的装备和相应的弹药，大量的钢、煤、石油和稀贵金属，总共2亿吨战略物资。并注明这些只能够供给一年使用。[（11）]希特勒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无奈只有单独作战，勉强同意意大利有充分的理由采取“非交战”立场，只要求意大利到战争行动开始为止能够保守秘密。
意大利很快作出了类似的保证，事情正是按照双方拟定的方案向前发展。在德国突袭波兰的当天，意大利宣布自己处于“非交战”状态。但是由于这种立场逃避了“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从空中、陆地和海上”互相援助的承诺和同盟义务，也违背了德国的根本意愿和要求，因此产生了德意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意双方围绕“谁背叛了同盟”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德国人指责意大利“背叛”了同盟条约，不仅仅舆论界的情绪很激愤，就连停泊在西班牙拉斯帕尔玛斯港的德国海员对路过此港的意大利海员也经常进行挑衅，指责他们背叛了盟国，两国海员多次发生暴力冲突。[（12）]针对德国的挑衅，意大利法西斯头头们也并非等闲之辈。1939年12月16日齐亚诺在议会巧妙地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布尔什维克，实为反德的演讲，公布了一些意德关系的内幕，齐氏指出意大利政府曾经要求一个完成最起码的军事装备准备阶段，强调指出，同盟条约“除了互助的条款外还含有协商的条款”，暗示破坏协商一致原则，擅自提前突袭波兰的德国才是背叛盟国的罪魁祸首。当时德国大使默默地听着，“不时禁不住流露出失望的情绪”[（13）]。
这次演说抓住了德国对钢铁同盟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履行不力的问题，对德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4）]它对联盟起了一种葬礼性的作用。加之意大利国王夫妇和教皇庇护二世之间的相互访问更加深了德国对意大利的忧虑，他们害怕意大利的一次新的背叛，就像1915年那样。因为庇护二世称意大利的永久的中立为值得追求的目标。[（15）]
墨索里尼甚至把同德国的论战带到与匈牙利的谈判桌上，像跟朋友诉说自己的苦衷发泄心头之愤一样指责柏林当局对意大利的诽谤是可笑的，强调破坏同盟条约的并非意大利而是德国自己，声明意大利始终是忠于这个盟约的。
互相指责“谁是真正的背叛者”的风波尚未平息，德国人又将突袭波兰的责任转嫁到意大利的头上。似乎英国事先了解到意大利不参战的“非交战状态”才向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的，并敦促波兰积极抵抗，终于导致了战争的爆发。[（16）]这番如此强辞夺理的流言一时风行德国舆论界，以致于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不得不跳出来，公开地反驳，为本国进行辩护。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从战前到非交战状态时期，德意矛盾日趋明朗化，已经越出了不公开的论战范围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公开地扩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去了。显而易见，过去的“完全一致论”、“服从论”是错误的，甚至于连“不公开的论战关系论”也是极不确切的。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意大利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意大利担心对波兰发动战争会导致英法参战，自己难以应付过长的战线（意大利有五个战场：本土、利比亚、爱琴海、阿尔巴尼亚及非洲）。意大利需要一个一方面与交战双方保持联系，一方面扩军备战的时间，这样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参战，换句话说，意大利所采取的就是一种观望投机的态度。这与一战前的意大利有惊人相似之处：如果发生对西方国家有利的战局，意大利可以很体面地与德国脱离关系，为自己留有一条光明的退路；如果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那么意大利不会因自己与德国的结盟破裂、直接脱离波兰战争而丧失战后和谈的发言权。意大利的“非交战状态”是服从于这种观望、投机态度的最佳形式，对此，德国人能不发火吗？
针对西线战争，意德矛盾同样存在。德国在波兰的胜利以及对北欧国家的迅速征服，即使德国摆脱了两线作战威胁，又使德国获得了大量军事战略物资的供应地。面对这种有利形势，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决定在西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实现其消灭英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然而这时墨索里尼却致信希特勒，提出交战双方在西线都不主动采取军事行动，通过重建一个德国人保护下的波兰人组成的政府来结束战事的建议。[（17）]在信中，墨索里尼指出，由于财政经济、军事等困难，“意大利不能也不想进行一场长期战争”[（18）]，他认为，战争的头号目标应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俄国，[（19）]而不应该是西方的英法，他认为在对西线战争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向英法开战“简直是拿一切，包括制度 在内去冒险”。[（20）]他对苏德条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敌意，指责希特勒背弃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放弃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背弃了自己的主义”。
很显然，在参战问题上，意大利态度依旧。它只会在“最有利和决定性时刻参战”，只希望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充当德国的后备力量的角色。[（21）]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意大利是不会贸然参加战争的。
然而，希特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心已定，墨索里尼的信只能进一步加深德国对意大利的猜疑，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重建波兰国能否结束战争、德国人能否西线必胜、英法俄谁是法西斯的头号敌人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德国即将与西方开战的时候，意大利却致力于加强同英法的贸易，意大利用向英国出售飞机发动机和教练机来换取其必需的煤和海上通航的便利权。[（22）]这种贸易遭到了德国人的强烈的抨击。戈林曾指出，德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作为盟友的意大利，怎么会向自己的盟友的敌人提供飞机发动机和教练机呢？[（23）]意英贸易进一步加深了意德之间的矛盾分歧。
然而面对德国的一连串胜利以及1940年4～5月的频传捷报，墨索里尼无法抵御作为胜利者一员分取参战胜利果实的强烈诱惑，他坚信：德国的胜利将是了不起的，但是，前线指挥员向他提供的有关军事上缺乏准备和几乎完全缺少人力物力的残酷的现实又使他无法立即投入西线以加大未来分赃谈判的砝码，不得不将干涉时间推迟到6月10日。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战线上开始了军事行动，然而刚刚开战不到一周，贝当方面就提出停战要求，对这种来之如此容易的战果，害怕将来说话没份量的墨索里尼感到出奇的愤怒，但是屈于希特勒对法的温和态度的压力，不得不放弃那份应得的战利品。在与法国停战后，墨索里尼打算参加预先的对英进攻的计划，但却遭到了希特勒的婉言拒绝。[（24）]希特勒向墨索里尼说明意大利的任务在于进攻埃及和苏伊士，而把意大利从欧洲战场上支开。
1940年8月初墨索里尼企图与俄国接近，并向南斯拉夫进攻，9月份，他计划对希腊采取军事行动。但柏林当局却下定决心要保持巴尔干的和平，以利西线战事。而当德国后来派遣军队到罗马尼亚去的时候，墨索里尼对又一次被置于既成事实之外而感到非常愤恨和不平。意大利人终于尝到了在一旁观望的“穷亲戚”的苦头，一次次地被排除在战争利益之外。在对俄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不断增长其政治优势，它把其军事控制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半岛，这是德国不信任意大利能保持沉默和效忠德国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加之其他因素，意大利对德国这个盟友产生了新的怨恨。意大利的反应（阿尔卑斯山大壁的建立、停止派遣工人到德国）更加深了德国对意的怀疑：意大利准备单独媾和。德国还采取了“女武神计划”来防备意大利的背叛和垮台，驻扎在因斯布鲁克的三个德国师团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在半岛上进行军事干预。[（25）]
此外，促使德意盟国之间产生矛盾并引起意大利方面不信任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关于欧洲“新秩序”的构想。[（26）]该构想围绕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多瑙河盆地等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利益、归宿问题，双方展开了会谈和激烈的争论。会谈的消极结果引起的失望，加速了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
意大利、德国为了共同利益，结成了同盟，但是同盟是建立在不真诚、不信任、不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有关对波兰的意图，他（里宾特洛甫）的谎言太多”[（27）]，“我（齐亚诺）谈我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话不中听，但很坦率，他（里宾特洛甫）仍无动于衷，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渺小”[（28）]，它们并非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结盟，在德国人眼里意大利是必须服从自己、跟随自己的附庸。对德国，意大利至少齐亚诺不是太柔顺的，“每当我站在似乎与领袖（墨索里尼）相对立的立场，那也是为了维护领袖，抵御外来进攻的主张，这一直是我愤恨难消的真正内在原因……自从萨尔茨堡那些日子以来，我对德国人就产生了这种愤恨，并一再表明过”[（29）]。
产生这些矛盾分歧的重要原因似乎是意大利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即使希特勒满足意大利的要求，向意大利提供清单所列的全部物资，意大利也不会参战，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战争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盲目地以条约为义务去追随柏林方面，特别是齐亚诺的力量不可忽视，因为“柏林对付意大利的政策不过是阴谋、谎言和欺骗的大杂烩。他们从来不把我们当伙伴，而总是把我们当奴才。他们每次采取行动从不通知我们，甚至连各种最基本的决定也是在付诸行动之后才通知我们”[（30）]。这种虚伪的欺骗的态度，加之对现实的明显的误解，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法西斯矛盾对德意法西斯联盟起了一种无声的腐蚀作用，使法西斯独裁者势单力薄，加速走向灭亡。
二、同一旗帜下的“单干户”：德日矛盾
轴心国内部矛盾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德日之间的矛盾。在德意日三国关系中，如果说，德意关系属于主宰与附庸的关系，那么德日之间的关系则是东西两个法西斯平起平坐的关系。尽管后来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建立了轴心，组成了法西斯反共同盟，但实际上，德日两国各行其事，成了同一旗帜下的两个“单干户”，在信誓旦旦的“轴心”和同盟的反共旗帜下，德日两国都曾把它们之间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首先，在中国问题上，德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日本所炮制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而且不支持日本的侵华行动。19世纪以来，德日在中国都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惯于利用欧洲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进而想独霸中国。历来德国总是跟英法一起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从1931年到1938年2月的长达六年半的时间里面，德国没有承认日本法西斯控制的伪满洲国，而且对日本在华的进一步的扩张战争，表现出极度的冷淡。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德国派出了海因里希·施内参加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国联内部，与英法等西方国家共同谴责日本所炮制的“满洲国”为非法（尽管这种谴责无济于事，但这是德国对日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执行前政府的对华政策（援蒋反共），继续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冯·塞克特元帅就曾于1933年、1934～1935年两次访问中国。1934年8月23日两国缔结了德中贸易协定，1936年4月8日，在德国国防军实力人物、纳粹党员冯·莱西诺的努力之下，两国又缔结了德中借款协定，[（31）]德国以1亿帝国马克的巨额贷款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另一方面，德国则通过向中国供应兵器、铸铁和炼钢设备，从中国换取它重整军备所急需的钨锑等贵重金属以及其它战略物资。[（32）]而这时日本正在从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准备大举入侵华北中原地区，危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可见在这期间，德日的关系不是太和谐的，最起码在中国问题上是这样。
后来，德日为了各自的对外侵略，需要得到对方暂时的支持，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紧接着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时德国顶住了日本的压力，没有停止对华供应武器和撤回军事代表团，从而在德日之间引起了摩擦。1937年7月20日，德国以外交次官马肯森的名义向德国驻华及驻英法意日苏等10个驻外使馆，发出了通知，宣布德国对日中两国的战争将严守中立。[（33）]7月28日德外交次官威塞卡在给德驻日大使的电报中，指责日本的侵华严重违背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主旨，以不能让苏联的顾问团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政府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即德国停止对华出口武器、撤回军事顾问团）。[（34）]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我们都必须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仅次于英美和日本的重大经济利益”[（35）]。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就曾抱怨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日经济关系。尽管1938年2月德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但两国在华利益上仍然存在着矛盾。1940年1月日本不通知德国便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一项独家经营销售满洲大豆的协定，意在极力限制德国从满洲进口大豆、钨锑等战略原料和物资。[（36）]德国人非常气愤，向日本递交了备忘录，认为日本人恩将仇报，要求日本积极协助德国从东亚太平洋地区获得更多的军事战略物资供应。日本还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试探德国打败法国后对日本独吞东南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的态度。为了要挟日本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奥特建议德国政府不要立刻表态把印度支那交给日本。[（37）]
欧洲战争爆发前，在德日谈判建立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在以谁为敌的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休。它们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为对方承担义务，这样谈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在1938年初到1939年8月为止的一年零八个月的谈判中，围绕以苏联为目标，还是以英法为目标的问题，反复较量，最终以谈判的破裂而告终。
德国在欧洲争夺生存空间必然首先与在欧洲大陆占据霸权地位的英法发生冲突，因此这时德国主张建立一个共同对付西方国家的“一般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以苏联为唯一目标的同盟”[（38）]。日本在东方的扩张虽然与英法产生了矛盾冲突，但是在其与西方列强的外交接触中，知道西方国家希望日本进攻苏联这一绥靖政策，因此只要日本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日本在东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进攻苏联，哪怕是对英法的利益有所损害，它们也是不会采取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的。因此日本利用英法美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远东政策建立在组织日苏战争这一点上，在加紧“南进”的同时鼓噪“北上”，这样日本的利益暂时还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西方各国的军事同盟，只要加紧反共加强“防共协定”就行了。[（39）]因此谈判中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1939年5月3～17日德国再一次由外交部条约局局长加乌斯向日方提出了谈判的新方案，日本连续多次举行五相会议进行辩论后，5月20日有由外相向大岛训令：“日本是在不包括苏联在内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状态，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自主地加以决定。”[（40）]日本方面的迟疑态度，使得急于发动欧洲战争的德国在5月22日单独与意大利签署了所谓“钢铁同盟”条约。而德日之间的谈判却毫无进展。尽管德国利用日本政府与陆军之间的矛盾，施展了许多阴谋诡计，最终还是因为日本政府同时采取同样的两面手段而使谈判中断。日本内阁一方面表示新的让步，表示愿意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参加对英法作战；但与此同时又向英国大使克莱琪提出建议，建立一个能巩固日本在华利益的协定。为与之相对抗，板垣和德国大使协商准备用辞职来压迫内阁，但是对日本失去信心的德国不顾日本军队正在哈勒欣河和苏军激烈交锋，没有和日本作丝毫协商的情况下，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外相有田当即对德国的这种背叛提出严厉抗议，就连亲德的大岛浩也感到惊讶和愤慨，平昭内阁因此而垮台，谈判中途搁浅。
经过一年多的观望，缔结了三国同盟后，德日之间仍然是互相挖墙拆台的尔虞我诈的关系。条约签定后，日德两国“各自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41）]在同盟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德国驻苏联代理大使冯·迪佩尔斯凯希向莫洛托夫解释说：这个条约不是针对苏联的，而是针对美国的。[（42）]然而德国的秘密行动与其公开说法是极不一致的，德日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关系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日本统治者坚持条约主要针对苏联，曾是使谈判拖延了两年多的一大障碍，后来只是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初期的胜利、以及由于日本加紧南进加剧了和英美之间的矛盾，为继续南进，避免两线作战暂时放弃攻苏的打算才被迫与德国达成同盟协议的。然而当日本与苏联早已于1941年4月13日订立了中立条约，并正与德国一起抚慰苏联以便实现自己的南进计划的同时，德国不仅事先不和日本协商，而且是在对日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攻苏计划，因此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尽管事先得到了大岛浩的情报，仍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日本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又一次背叛。
与此几乎同时，日本也进一步加紧早已背着德国暗中进行的日美谈判。德国向来就担心日本在与美国达成谅解后取得美国的支持，所以里宾特洛甫在日美谈判开始后斥责日本破坏对德国的信义，并要求日本将谈判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德国，并和德国协商，但日本始终对德国保密谈判的进展情况。当德国第二次背叛后，日本首相近卫在8月27日向罗斯福表示，倘若美国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方式解决远东问题，日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三国条约。[（43）]但是日美间的帝国主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牺牲中国反共反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之下破产了。当日美谈判已没有任何希望之后，日本便于1941年12月8日像当初德国背叛日本袭击苏联那样预先不协商并且也是在对对方严守秘密的情况之下偷袭了珍珠港，这一行动同样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人1941年6月22日制造的局面一样”（德国驻东京大使馆武官克雷奇默所言）[（44）]，违背了自己的战略原则，对美国宣战。这是希特勒所未曾也不想预料的。
不仅仅德日两国在双方结盟的旗帜下，背着对方与第三国签订秘密条约，进行各种秘密行动，各自单干，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两国从未有过相互配合的行动。签约时双方曾保证互相支持共同行动，并为此规定了在柏林、东京两地各设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情报的委员会来保证双方协同作战共同行动，但是所谓共同行动，只不过是让对方从属于自己的一个美名罢了。德国致力于欧洲，日本致力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它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在柏林、东京的“三国委员会”形同虚设。“据克雷奇默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是在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前夕；另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对他们的侵略者同行们做了一次对太平洋攻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45）]。实际上两国在战争期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事配合行动。
德国和日本虽然出于他们的共同处境结成同盟，但是由于它们的切身利益的不同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目标的歧异，使法西斯德日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为本身的利益所驱使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它走的是先占中国、后下南洋，再吞并东亚从而称霸世界的路线；而德国走的却是先攻英法，后打苏联，再谋求称霸欧洲和世界的侵略路线。日本和德国结盟是“北守南进”国策的表现，德国虽仇视社会主义苏联，但是在解决英法、实力增强于苏联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德国打败法国后一面包围攻打英国，一面进行攻苏的准备，而此时日本则需要北交苏联，南攻印支，日本德国虽然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一前一后有个时间差，所以配合起来不和谐。德日法西斯国家毕竟是同一旗帜下的两个“单干户”，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表现在军事上，从来就不曾相互配合过，其轴心亦是松散的，因此其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它们迟早要被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所打败。
德意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是他们争霸世界的产物，属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其根本所在。德意日三国分别想建立以欧洲、地中海、太平洋为中心的自己的世界性帝国，极度的野心必然会导致他们之间在海外共同“关心”的殖民地、外交政策、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战略相左，意见不一，其矛盾终究不可缓和。
笔者认为，德意日三国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国的结盟是建立在三国关系不平等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德国意大利从来就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都认为对方只不过是自己实现世界霸权的一种可利用的工具而已。1936年10月25日德意签订协议，他们仍是伙伴关系，但是到了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署了钢铁同盟条约之后，意大利开始沦为德国的附庸，唯德命是从，在与德国发生冲突时，不敢开罪于德国，违心地顺从德国，这些都是由于当时意大利的经济软弱所造成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曾多次劝说墨索里尼不要过分地依赖德国，在与德国发生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冲突时，都极力维护意大利的利益，以致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他是墨索里尼身边的一朵“毒蘑菇”。1939年8月当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会见商讨开战问题时，他认为“德国与我们互不信任”。[（46）]而德日两国更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自己的扩张侵略计划，各行其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们之间虽有条约约束，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易如反掌地置条约于不顾，随意撕毁或违背与对方签订的条约，在对对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与第三国订立或采取对自己先前的盟友不利的条约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前所述，在1941年4月13日日本与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之后，在日本正梦想着实现自己的南进计划的同时，德国也在对日本绝密的情况下确定了攻苏计划。当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非常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加紧进行令德国人害怕的日美谈判。当1941年冬天德国人深陷莫斯科郊外正需要日本人围魏救赵时，日本人则同样在不协商而绝密的情况下袭击了太平洋的珍珠港而令德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之间从未互相配合，因此我们说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是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
注释：
（1）（2）（4）（5）（10）（14）（15）（24）（25）（26）埃托雷·安基耶里“关于二战时期德意关系”（资料），《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张正中摘译自《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第六卷，意德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不伦瑞克，1965年版.
（3）（11）《法西斯主义史》第三卷，第145、152页，1973年罗马版.
（6）《意大利外交文献》第九集第三卷，第21页：《1940.1.5.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第415页：《1940.3.8.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回信》，1959年罗马版.
（7）（8）（9）（23）《意大利外交文献》第九集第三卷，第417、280—281页：《1940.3.8.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回信》、《1940.2.17.戈林与意大利驻柏林空军武官的谈话》.
（12）（16）同上，《文献》第189、94页：《1940.1.15.戈林与马季斯特拉蒂的谈话笔记》.
（13）（27）（28）（29）（30）（46）《齐亚诺日记》第227、164、274、63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7）（18）（19）（20）（21）同上，《文献》第20—22页：《1940.1.5.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
[22]同上，《文献》第121—123页：《1940.1.16.英驻罗马大使给齐亚诺的照会》.
（31）（32）（33）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研究》，第61、68页.
（34）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开战外交史）》第五卷，第57页.
（35）《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四集第一卷，第776页，英国皇家文书局1949年版.
（36）（37）刘士田《二战时期德意日法西斯的矛盾》，《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38）（39）（4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191、193、416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40）鹿岛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第207页.
（41）（44）（45）琼斯《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的远东》，第149、90、1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2）义井博《日德意三国与日美关系》，第23—2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03期第52-60页
1933年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后，德意日法西斯先后发动和扩大了对外侵略的局部战争。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它们于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通过一系列盟约，结成了法西斯政治军事同盟。
三个法西斯国家走向联合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既相互勾结又互相拆台。过去，史学界对法西斯的研究重点是考察它们是如何你唱我和、结成铁板一块抱成一团的，而对其间的矛盾研究不多。事实上，德意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是十分深刻和复杂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法西斯内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人们重新认识二战起源和正确总结二战经验教训大有裨益。
本文拟就法西斯营垒内部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德意矛盾、德日矛盾加以探析。
一、失去护卫舰的“航母”：德意矛盾
在人们的印象中，德意法西斯同盟早在1935年似乎就已形成了。墨索里尼1937年9月在柏林“五月国民大会厅”的讲话提到关于柏林——罗马轴心早在1935年秋季已形成，[（1）]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而刮的阿尔卑斯季风。实际上，到1936年初德意还没有明显的亲近迹象，而且在后来出于形势和双方的利益需要结成同盟后，在同盟关系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制约着德意的侵略活动，使德国这个法西斯的核心在未来的欧洲战场上成了失去了护卫舰的“航空母舰”。
德意两国在结盟之前，在一些侵略目标上存在着矛盾。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就把吞并奥地利作为他的第一步侵略目标，而这时期墨索里尼却多次向奥地利许诺，声称要保护她免遭野蛮的普鲁士人的侵略，并不断地向奥地利人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1933年陶尔斐斯三次被召到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向他示意，如果将奥地利纳粹党和社会党镇压下去，他完全可以依靠意大利军事援助来抵御德国的吞并计划。针锋相对并付诸行动，1933年9月意大利驻上阿迪杰部队的频频调动就是给德国的警信。1934年6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第一次会晤后，陶尔斐斯不久即被暗杀身亡，墨索里尼再次保证，要象保卫家园一样保卫奥地利抗击德国的外来进攻，而且在北部边境地区布署了相当兵力，采取了进攻性姿态。可见在结盟之前，至少在奥地利问题上德意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只是后来由于意大利在侵略埃塞俄比亚问题及干涉西班牙内战等问题上需要取得德国的支持才勉强同意德国吞并奥地利，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意大利同意支持1936年7月11日德奥协议，这是“亲近”的第一步。这样墨索里尼可以放心地把他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进行到底，但是从意大利方面来讲，尽管取得了德国的支持，取得了侵埃的胜利，但还是深怕陷于孤立，同病相怜的孤独迫使德意两国进一步“亲近”。西班牙内战正好提供了利益协调一致的新契机和“合作”的新动力。
1936年10月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访问德国，他给希特勒带的礼物是由艾登所编制的“论德国危险”的案卷，[（2）]齐亚诺和冯·牛赖特于1936年10月22日签署了一个秘密议定书——《柏林——罗马轴心协定》，就一些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达成了谅解和共识。但这个主要根据德国的倡议而达成的协议书，从一开始就不是真心诚意的，特别是在涉及到奥地利和多瑙河盆地等重要问题时更是如此。后来德国在意大利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所实施的突然袭击——占领布拉格，在罗马引起了强烈的怨恨，而墨索里尼却一再重申他对轴心的忠诚，这样就产生了在不真诚和不完全一致基础之上的联盟。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早在一年之前德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世界法西斯集团。然而条约的签订、轴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侵略者就是抱成一团的铁板一块。意大利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完全从属于纳粹德国的行动方针，在接下来的意大利宣布的“非交战状态”时期，意德之间存在着“摩擦”和“不公开的论战”。
1935年10月3日——1936年5月5日的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1936年7月开始的武装干涉西班牙耗尽了意大利的军力、财力和物力，经济实力大大下降，因此在执行新的扩张计划之前，它迫切需要一个“不少于三年”的喘息调整和备战的时间。[（3）]因此，它一再要求德国在波兰问题上能够采取谨慎态度，把发动欧洲战争的时间推迟到1942年以后，就是在“卡瓦莱罗备忘录”中墨索里尼强调指出的，意大利的军事和经济准备工作须到1942年才能完成。而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讲话（《霍斯巴赫备忘录》）确定了德国必须在1937——1938年作好战争的准备，至迟在1943年发动战争以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侵略原则。
德国虽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意大利的看法，并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但实际上却有着它自己的与之完全不同的考虑。1939年5月德意签署了《钢铁盟约》，建立了军事同盟，使两国特别是德国作好了挑起全面战争的准备。1939年5月23日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向德国国防军的司令们宣布，[（4）]纳粹政策的真正目标是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而第一步应该是进攻波兰，但不能同时与西方发生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首先迎接西方。这些目标应该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保守秘密。所以8月25日也就是在德国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两天，有关该条约的谈判，直到最后一天罗马的基吉宫（外交部）还是一无所知。[（5）]首先，德国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等一系列事件当中，对英、法的软弱深信不疑，外长里宾特洛甫曾预言，一旦德波战争爆发，“英法是不会参战的”。[（6）]（后来的“奇怪战争”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德国认为此刻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时刻，它的军事实力和武器装备对英法来说，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7）]如果不抓住这一发动战争的大好时机，那么，失去机会而带来的损失将不堪估量。相对而言，如果英法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加紧扩军备战，再加上美国的各种战争援助，德国估计，二、三年后的力量对比肯定会对自己不利，那时候东方的“生存空间”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8）]
根据以上情况，德国全然不顾自己的保证，决定立即发动侵略波兰的突然袭击，这与意大利争取喘息时间的政策产生了对立冲突。在两国外长8月11日——13日的一次会晤中，意大利方面坚持“这不是进行战争、战胜对方的最合适的时刻”。德国人对意大利的态度非常恼火，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根据两国的一系列盟约都深信，意大利一定会和德国一起参战。[（9）]
德国立即发动战争的决心并没有因为意大利的反对态度而发生任何动摇，德国人继续按照他们既定的计划行动，因为德国人坚信英法苏谈判必败无疑，苏德关系必将缓和，英法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的必要的甚至起码的准备工作。但是法西斯首脑的真正目的和愿望是争夺霸权、是参战，因此墨索里尼在8月25日给希特勒的信中向柏林方面示意：如果德国供应必需的战略物资和原料，意大利可以立即进行干预（参战）。[（10）]希特勒要意大利开列出一份必需品清单，威尼斯宫立即制定了一份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清单：150个高炮连的装备和相应的弹药，大量的钢、煤、石油和稀贵金属，总共2亿吨战略物资。并注明这些只能够供给一年使用。[（11）]希特勒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无奈只有单独作战，勉强同意意大利有充分的理由采取“非交战”立场，只要求意大利到战争行动开始为止能够保守秘密。
意大利很快作出了类似的保证，事情正是按照双方拟定的方案向前发展。在德国突袭波兰的当天，意大利宣布自己处于“非交战”状态。但是由于这种立场逃避了“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从空中、陆地和海上”互相援助的承诺和同盟义务，也违背了德国的根本意愿和要求，因此产生了德意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意双方围绕“谁背叛了同盟”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德国人指责意大利“背叛”了同盟条约，不仅仅舆论界的情绪很激愤，就连停泊在西班牙拉斯帕尔玛斯港的德国海员对路过此港的意大利海员也经常进行挑衅，指责他们背叛了盟国，两国海员多次发生暴力冲突。[（12）]针对德国的挑衅，意大利法西斯头头们也并非等闲之辈。1939年12月16日齐亚诺在议会巧妙地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布尔什维克，实为反德的演讲，公布了一些意德关系的内幕，齐氏指出意大利政府曾经要求一个完成最起码的军事装备准备阶段，强调指出，同盟条约“除了互助的条款外还含有协商的条款”，暗示破坏协商一致原则，擅自提前突袭波兰的德国才是背叛盟国的罪魁祸首。当时德国大使默默地听着，“不时禁不住流露出失望的情绪”[（13）]。
这次演说抓住了德国对钢铁同盟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履行不力的问题，对德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4）]它对联盟起了一种葬礼性的作用。加之意大利国王夫妇和教皇庇护二世之间的相互访问更加深了德国对意大利的忧虑，他们害怕意大利的一次新的背叛，就像1915年那样。因为庇护二世称意大利的永久的中立为值得追求的目标。[（15）]
墨索里尼甚至把同德国的论战带到与匈牙利的谈判桌上，像跟朋友诉说自己的苦衷发泄心头之愤一样指责柏林当局对意大利的诽谤是可笑的，强调破坏同盟条约的并非意大利而是德国自己，声明意大利始终是忠于这个盟约的。
互相指责“谁是真正的背叛者”的风波尚未平息，德国人又将突袭波兰的责任转嫁到意大利的头上。似乎英国事先了解到意大利不参战的“非交战状态”才向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的，并敦促波兰积极抵抗，终于导致了战争的爆发。[（16）]这番如此强辞夺理的流言一时风行德国舆论界，以致于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不得不跳出来，公开地反驳，为本国进行辩护。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从战前到非交战状态时期，德意矛盾日趋明朗化，已经越出了不公开的论战范围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公开地扩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去了。显而易见，过去的“完全一致论”、“服从论”是错误的，甚至于连“不公开的论战关系论”也是极不确切的。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意大利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意大利担心对波兰发动战争会导致英法参战，自己难以应付过长的战线（意大利有五个战场：本土、利比亚、爱琴海、阿尔巴尼亚及非洲）。意大利需要一个一方面与交战双方保持联系，一方面扩军备战的时间，这样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参战，换句话说，意大利所采取的就是一种观望投机的态度。这与一战前的意大利有惊人相似之处：如果发生对西方国家有利的战局，意大利可以很体面地与德国脱离关系，为自己留有一条光明的退路；如果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那么意大利不会因自己与德国的结盟破裂、直接脱离波兰战争而丧失战后和谈的发言权。意大利的“非交战状态”是服从于这种观望、投机态度的最佳形式，对此，德国人能不发火吗？
针对西线战争，意德矛盾同样存在。德国在波兰的胜利以及对北欧国家的迅速征服，即使德国摆脱了两线作战威胁，又使德国获得了大量军事战略物资的供应地。面对这种有利形势，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决定在西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实现其消灭英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然而这时墨索里尼却致信希特勒，提出交战双方在西线都不主动采取军事行动，通过重建一个德国人保护下的波兰人组成的政府来结束战事的建议。[（17）]在信中，墨索里尼指出，由于财政经济、军事等困难，“意大利不能也不想进行一场长期战争”[（18）]，他认为，战争的头号目标应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俄国，[（19）]而不应该是西方的英法，他认为在对西线战争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向英法开战“简直是拿一切，包括制度 在内去冒险”。[（20）]他对苏德条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敌意，指责希特勒背弃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放弃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背弃了自己的主义”。
很显然，在参战问题上，意大利态度依旧。它只会在“最有利和决定性时刻参战”，只希望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充当德国的后备力量的角色。[（21）]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意大利是不会贸然参加战争的。
然而，希特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心已定，墨索里尼的信只能进一步加深德国对意大利的猜疑，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重建波兰国能否结束战争、德国人能否西线必胜、英法俄谁是法西斯的头号敌人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德国即将与西方开战的时候，意大利却致力于加强同英法的贸易，意大利用向英国出售飞机发动机和教练机来换取其必需的煤和海上通航的便利权。[（22）]这种贸易遭到了德国人的强烈的抨击。戈林曾指出，德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作为盟友的意大利，怎么会向自己的盟友的敌人提供飞机发动机和教练机呢？[（23）]意英贸易进一步加深了意德之间的矛盾分歧。
然而面对德国的一连串胜利以及1940年4～5月的频传捷报，墨索里尼无法抵御作为胜利者一员分取参战胜利果实的强烈诱惑，他坚信：德国的胜利将是了不起的，但是，前线指挥员向他提供的有关军事上缺乏准备和几乎完全缺少人力物力的残酷的现实又使他无法立即投入西线以加大未来分赃谈判的砝码，不得不将干涉时间推迟到6月10日。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战线上开始了军事行动，然而刚刚开战不到一周，贝当方面就提出停战要求，对这种来之如此容易的战果，害怕将来说话没份量的墨索里尼感到出奇的愤怒，但是屈于希特勒对法的温和态度的压力，不得不放弃那份应得的战利品。在与法国停战后，墨索里尼打算参加预先的对英进攻的计划，但却遭到了希特勒的婉言拒绝。[（24）]希特勒向墨索里尼说明意大利的任务在于进攻埃及和苏伊士，而把意大利从欧洲战场上支开。
1940年8月初墨索里尼企图与俄国接近，并向南斯拉夫进攻，9月份，他计划对希腊采取军事行动。但柏林当局却下定决心要保持巴尔干的和平，以利西线战事。而当德国后来派遣军队到罗马尼亚去的时候，墨索里尼对又一次被置于既成事实之外而感到非常愤恨和不平。意大利人终于尝到了在一旁观望的“穷亲戚”的苦头，一次次地被排除在战争利益之外。在对俄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不断增长其政治优势，它把其军事控制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半岛，这是德国不信任意大利能保持沉默和效忠德国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加之其他因素，意大利对德国这个盟友产生了新的怨恨。意大利的反应（阿尔卑斯山大壁的建立、停止派遣工人到德国）更加深了德国对意的怀疑：意大利准备单独媾和。德国还采取了“女武神计划”来防备意大利的背叛和垮台，驻扎在因斯布鲁克的三个德国师团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在半岛上进行军事干预。[（25）]
此外，促使德意盟国之间产生矛盾并引起意大利方面不信任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关于欧洲“新秩序”的构想。[（26）]该构想围绕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多瑙河盆地等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利益、归宿问题，双方展开了会谈和激烈的争论。会谈的消极结果引起的失望，加速了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
意大利、德国为了共同利益，结成了同盟，但是同盟是建立在不真诚、不信任、不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有关对波兰的意图，他（里宾特洛甫）的谎言太多”[（27）]，“我（齐亚诺）谈我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话不中听，但很坦率，他（里宾特洛甫）仍无动于衷，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渺小”[（28）]，它们并非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结盟，在德国人眼里意大利是必须服从自己、跟随自己的附庸。对德国，意大利至少齐亚诺不是太柔顺的，“每当我站在似乎与领袖（墨索里尼）相对立的立场，那也是为了维护领袖，抵御外来进攻的主张，这一直是我愤恨难消的真正内在原因……自从萨尔茨堡那些日子以来，我对德国人就产生了这种愤恨，并一再表明过”[（29）]。
产生这些矛盾分歧的重要原因似乎是意大利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即使希特勒满足意大利的要求，向意大利提供清单所列的全部物资，意大利也不会参战，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战争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盲目地以条约为义务去追随柏林方面，特别是齐亚诺的力量不可忽视，因为“柏林对付意大利的政策不过是阴谋、谎言和欺骗的大杂烩。他们从来不把我们当伙伴，而总是把我们当奴才。他们每次采取行动从不通知我们，甚至连各种最基本的决定也是在付诸行动之后才通知我们”[（30）]。这种虚伪的欺骗的态度，加之对现实的明显的误解，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法西斯矛盾对德意法西斯联盟起了一种无声的腐蚀作用，使法西斯独裁者势单力薄，加速走向灭亡。
二、同一旗帜下的“单干户”：德日矛盾
轴心国内部矛盾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德日之间的矛盾。在德意日三国关系中，如果说，德意关系属于主宰与附庸的关系，那么德日之间的关系则是东西两个法西斯平起平坐的关系。尽管后来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建立了轴心，组成了法西斯反共同盟，但实际上，德日两国各行其事，成了同一旗帜下的两个“单干户”，在信誓旦旦的“轴心”和同盟的反共旗帜下，德日两国都曾把它们之间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首先，在中国问题上，德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日本所炮制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而且不支持日本的侵华行动。19世纪以来，德日在中国都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惯于利用欧洲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进而想独霸中国。历来德国总是跟英法一起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从1931年到1938年2月的长达六年半的时间里面，德国没有承认日本法西斯控制的伪满洲国，而且对日本在华的进一步的扩张战争，表现出极度的冷淡。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德国派出了海因里希·施内参加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国联内部，与英法等西方国家共同谴责日本所炮制的“满洲国”为非法（尽管这种谴责无济于事，但这是德国对日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执行前政府的对华政策（援蒋反共），继续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冯·塞克特元帅就曾于1933年、1934～1935年两次访问中国。1934年8月23日两国缔结了德中贸易协定，1936年4月8日，在德国国防军实力人物、纳粹党员冯·莱西诺的努力之下，两国又缔结了德中借款协定，[（31）]德国以1亿帝国马克的巨额贷款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另一方面，德国则通过向中国供应兵器、铸铁和炼钢设备，从中国换取它重整军备所急需的钨锑等贵重金属以及其它战略物资。[（32）]而这时日本正在从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准备大举入侵华北中原地区，危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可见在这期间，德日的关系不是太和谐的，最起码在中国问题上是这样。
后来，德日为了各自的对外侵略，需要得到对方暂时的支持，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紧接着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时德国顶住了日本的压力，没有停止对华供应武器和撤回军事代表团，从而在德日之间引起了摩擦。1937年7月20日，德国以外交次官马肯森的名义向德国驻华及驻英法意日苏等10个驻外使馆，发出了通知，宣布德国对日中两国的战争将严守中立。[（33）]7月28日德外交次官威塞卡在给德驻日大使的电报中，指责日本的侵华严重违背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主旨，以不能让苏联的顾问团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政府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即德国停止对华出口武器、撤回军事顾问团）。[（34）]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我们都必须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仅次于英美和日本的重大经济利益”[（35）]。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就曾抱怨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日经济关系。尽管1938年2月德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但两国在华利益上仍然存在着矛盾。1940年1月日本不通知德国便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一项独家经营销售满洲大豆的协定，意在极力限制德国从满洲进口大豆、钨锑等战略原料和物资。[（36）]德国人非常气愤，向日本递交了备忘录，认为日本人恩将仇报，要求日本积极协助德国从东亚太平洋地区获得更多的军事战略物资供应。日本还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试探德国打败法国后对日本独吞东南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的态度。为了要挟日本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奥特建议德国政府不要立刻表态把印度支那交给日本。[（37）]
欧洲战争爆发前，在德日谈判建立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在以谁为敌的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休。它们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为对方承担义务，这样谈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在1938年初到1939年8月为止的一年零八个月的谈判中，围绕以苏联为目标，还是以英法为目标的问题，反复较量，最终以谈判的破裂而告终。
德国在欧洲争夺生存空间必然首先与在欧洲大陆占据霸权地位的英法发生冲突，因此这时德国主张建立一个共同对付西方国家的“一般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以苏联为唯一目标的同盟”[（38）]。日本在东方的扩张虽然与英法产生了矛盾冲突，但是在其与西方列强的外交接触中，知道西方国家希望日本进攻苏联这一绥靖政策，因此只要日本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日本在东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进攻苏联，哪怕是对英法的利益有所损害，它们也是不会采取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的。因此日本利用英法美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远东政策建立在组织日苏战争这一点上，在加紧“南进”的同时鼓噪“北上”，这样日本的利益暂时还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西方各国的军事同盟，只要加紧反共加强“防共协定”就行了。[（39）]因此谈判中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1939年5月3～17日德国再一次由外交部条约局局长加乌斯向日方提出了谈判的新方案，日本连续多次举行五相会议进行辩论后，5月20日有由外相向大岛训令：“日本是在不包括苏联在内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状态，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自主地加以决定。”[（40）]日本方面的迟疑态度，使得急于发动欧洲战争的德国在5月22日单独与意大利签署了所谓“钢铁同盟”条约。而德日之间的谈判却毫无进展。尽管德国利用日本政府与陆军之间的矛盾，施展了许多阴谋诡计，最终还是因为日本政府同时采取同样的两面手段而使谈判中断。日本内阁一方面表示新的让步，表示愿意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参加对英法作战；但与此同时又向英国大使克莱琪提出建议，建立一个能巩固日本在华利益的协定。为与之相对抗，板垣和德国大使协商准备用辞职来压迫内阁，但是对日本失去信心的德国不顾日本军队正在哈勒欣河和苏军激烈交锋，没有和日本作丝毫协商的情况下，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外相有田当即对德国的这种背叛提出严厉抗议，就连亲德的大岛浩也感到惊讶和愤慨，平昭内阁因此而垮台，谈判中途搁浅。
经过一年多的观望，缔结了三国同盟后，德日之间仍然是互相挖墙拆台的尔虞我诈的关系。条约签定后，日德两国“各自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41）]在同盟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德国驻苏联代理大使冯·迪佩尔斯凯希向莫洛托夫解释说：这个条约不是针对苏联的，而是针对美国的。[（42）]然而德国的秘密行动与其公开说法是极不一致的，德日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关系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日本统治者坚持条约主要针对苏联，曾是使谈判拖延了两年多的一大障碍，后来只是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初期的胜利、以及由于日本加紧南进加剧了和英美之间的矛盾，为继续南进，避免两线作战暂时放弃攻苏的打算才被迫与德国达成同盟协议的。然而当日本与苏联早已于1941年4月13日订立了中立条约，并正与德国一起抚慰苏联以便实现自己的南进计划的同时，德国不仅事先不和日本协商，而且是在对日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攻苏计划，因此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尽管事先得到了大岛浩的情报，仍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日本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又一次背叛。
与此几乎同时，日本也进一步加紧早已背着德国暗中进行的日美谈判。德国向来就担心日本在与美国达成谅解后取得美国的支持，所以里宾特洛甫在日美谈判开始后斥责日本破坏对德国的信义，并要求日本将谈判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德国，并和德国协商，但日本始终对德国保密谈判的进展情况。当德国第二次背叛后，日本首相近卫在8月27日向罗斯福表示，倘若美国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方式解决远东问题，日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三国条约。[（43）]但是日美间的帝国主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牺牲中国反共反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之下破产了。当日美谈判已没有任何希望之后，日本便于1941年12月8日像当初德国背叛日本袭击苏联那样预先不协商并且也是在对对方严守秘密的情况之下偷袭了珍珠港，这一行动同样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人1941年6月22日制造的局面一样”（德国驻东京大使馆武官克雷奇默所言）[（44）]，违背了自己的战略原则，对美国宣战。这是希特勒所未曾也不想预料的。
不仅仅德日两国在双方结盟的旗帜下，背着对方与第三国签订秘密条约，进行各种秘密行动，各自单干，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两国从未有过相互配合的行动。签约时双方曾保证互相支持共同行动，并为此规定了在柏林、东京两地各设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情报的委员会来保证双方协同作战共同行动，但是所谓共同行动，只不过是让对方从属于自己的一个美名罢了。德国致力于欧洲，日本致力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它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在柏林、东京的“三国委员会”形同虚设。“据克雷奇默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是在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前夕；另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对他们的侵略者同行们做了一次对太平洋攻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45）]。实际上两国在战争期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事配合行动。
德国和日本虽然出于他们的共同处境结成同盟，但是由于它们的切身利益的不同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目标的歧异，使法西斯德日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为本身的利益所驱使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它走的是先占中国、后下南洋，再吞并东亚从而称霸世界的路线；而德国走的却是先攻英法，后打苏联，再谋求称霸欧洲和世界的侵略路线。日本和德国结盟是“北守南进”国策的表现，德国虽仇视社会主义苏联，但是在解决英法、实力增强于苏联之前不会进攻苏联，德国打败法国后一面包围攻打英国，一面进行攻苏的准备，而此时日本则需要北交苏联，南攻印支，日本德国虽然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一前一后有个时间差，所以配合起来不和谐。德日法西斯国家毕竟是同一旗帜下的两个“单干户”，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表现在军事上，从来就不曾相互配合过，其轴心亦是松散的，因此其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它们迟早要被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所打败。
德意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是他们争霸世界的产物，属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其根本所在。德意日三国分别想建立以欧洲、地中海、太平洋为中心的自己的世界性帝国，极度的野心必然会导致他们之间在海外共同“关心”的殖民地、外交政策、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战略相左，意见不一，其矛盾终究不可缓和。
笔者认为，德意日三国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国的结盟是建立在三国关系不平等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德国意大利从来就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都认为对方只不过是自己实现世界霸权的一种可利用的工具而已。1936年10月25日德意签订协议，他们仍是伙伴关系，但是到了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署了钢铁同盟条约之后，意大利开始沦为德国的附庸，唯德命是从，在与德国发生冲突时，不敢开罪于德国，违心地顺从德国，这些都是由于当时意大利的经济软弱所造成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曾多次劝说墨索里尼不要过分地依赖德国，在与德国发生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冲突时，都极力维护意大利的利益，以致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他是墨索里尼身边的一朵“毒蘑菇”。1939年8月当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会见商讨开战问题时，他认为“德国与我们互不信任”。[（46）]而德日两国更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自己的扩张侵略计划，各行其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们之间虽有条约约束，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易如反掌地置条约于不顾，随意撕毁或违背与对方签订的条约，在对对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与第三国订立或采取对自己先前的盟友不利的条约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前所述，在1941年4月13日日本与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之后，在日本正梦想着实现自己的南进计划的同时，德国也在对日本绝密的情况下确定了攻苏计划。当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非常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加紧进行令德国人害怕的日美谈判。当1941年冬天德国人深陷莫斯科郊外正需要日本人围魏救赵时，日本人则同样在不协商而绝密的情况下袭击了太平洋的珍珠港而令德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之间从未互相配合，因此我们说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是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
注释：
（1）（2）（4）（5）（10）（14）（15）（24）（25）（26）埃托雷·安基耶里“关于二战时期德意关系”（资料），《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张正中摘译自《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第六卷，意德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不伦瑞克，1965年版.
（3）（11）《法西斯主义史》第三卷，第145、152页，1973年罗马版.
（6）《意大利外交文献》第九集第三卷，第21页：《1940.1.5.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第415页：《1940.3.8.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回信》，1959年罗马版.
（7）（8）（9）（23）《意大利外交文献》第九集第三卷，第417、280—281页：《1940.3.8.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回信》、《1940.2.17.戈林与意大利驻柏林空军武官的谈话》.
（12）（16）同上，《文献》第189、94页：《1940.1.15.戈林与马季斯特拉蒂的谈话笔记》.
（13）（27）（28）（29）（30）（46）《齐亚诺日记》第227、164、274、63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7）（18）（19）（20）（21）同上，《文献》第20—22页：《1940.1.5.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信》.
[22]同上，《文献》第121—123页：《1940.1.16.英驻罗马大使给齐亚诺的照会》.
（31）（32）（33）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研究》，第61、68页.
（34）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开战外交史）》第五卷，第57页.
（35）《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四集第一卷，第776页，英国皇家文书局1949年版.
（36）（37）刘士田《二战时期德意日法西斯的矛盾》，《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38）（39）（4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191、193、416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40）鹿岛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第207页.
（41）（44）（45）琼斯《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的远东》，第149、90、1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2）义井博《日德意三国与日美关系》，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