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战后佛朗哥政权继续存在的原因初探
沈善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6年05期第86-93页
〔摘要〕 本文论述佛朗哥政权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形势下，得以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二战期间它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及多边外交活动；严厉而切实的统治措施；反对派力量的单薄与分散；“冷战”爆发后西方国家改变对于佛朗哥政权的态度。这些国内外因素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使得佛朗哥政权在二战结束的“危难”时期虽惊无险。
〔关键词〕 佛朗哥政权 中立政策 产业工会 反对派 冷战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摧毁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也沉重打击了法西斯集团的附庸国。因德意的直接参预而建立起来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在二战期间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利用“中立”的幌子推行与轴心国合作的政策，战后一度在国际社会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佛朗哥的统治一度陷入危机。然而，佛朗哥政权还是摆脱了困境，且一直延续至1975年佛朗哥去世。个中原因，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就此发表些管见，以求抛砖引玉。
一
佛朗哥政权在二战后得以继续存在，原因之一在于它在战争期间所推行的灵活的外交政策和多边的外交活动。德波战争爆发后，1939年9月4日，佛朗哥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西班牙在已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日，西班牙驻华盛顿代办塞尔瓦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西班牙政府首脑的备忘录，呼吁各国仿效西班牙的榜样保持中立。佛朗哥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向各国领导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呼吁，呼吁他们尽一切努力来制止当前的冲突。”[（1）]对于这种中立政策，英国首相丘吉尔是持肯定态度的。“西班牙可以帮我们很多忙，但更可以对我们为害甚大……我们就是希望西班牙保持中立。”[（2）]在法国败局已定之际，佛朗哥于1940年6月12日宣布西班牙为“非交战”国家，表露出急于入伙分赃的野心。接着，佛朗哥就向希特勒表示放弃中立，立即参战，但要以获得直布罗陀和法国在非洲的部分殖民地作为代价。1940年8月，德军曾计划假道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进而将英国人赶出地中海区域。考虑到直布罗陀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对大英帝国的利害关系，佛朗哥坚决要求直布罗陀应由西班牙军队负责攻占，为此，希特勒于10月23日在昂代同佛朗哥会晤，后者又提出修改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割让法属加泰罗尼亚、割让阿尔及利亚由奥兰到布兰科角的地方、以及几乎整个摩洛哥给西班牙作为参战的条件。[（3）]在希特勒看来，西班牙的野心同其实力相差甚远，而且，希特勒也不愿让德国在意大利之外再背上一个包袱，他断言：“老实说，负担一个意大利已经够沉重的了，不管西班牙士兵的素质如何，考虑到西班牙的极端贫困和毫无准备，西班牙与其说是个难得的伙伴，不如说是个沉重的负担。”[（4）]另外，西班牙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一直十分严峻，因此，在对德国能否获胜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卷入一场长期战争，佛朗哥才没有完全站到德国一边参加作战。德苏战争爆发后，西班牙外长苏涅尔奉佛朗哥的意旨，一方面表示“西班牙政府对反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斗争的开始表示非常满意，对开始这场新的艰巨的战争的德国表示同情，”一方面又解释说：“作出这种声援的姿态当然同西班牙全面和最终参加轴心国一边作战是两回事，西班牙要到适当的时候才能参战”。[（5）]结果只派出了由二万名长枪党志愿队组成的“蓝色师团”开赴苏德战场。对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以及由此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佛朗哥感到悲观失望。这一时期，佛朗哥采取的策略是继续用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恐吓同盟国，企图分裂反希特勒同盟。随着苏军的节节胜利，1943年10月10日，佛朗哥又戏剧性地宣布西班牙从“非交战国”状态转为“中立”，并下达了召回“蓝色师团”的命令，但仍留下二千五百人组成“西班牙军团”，直到1945年4月。1944年5月初，西班牙与美英达成协议。允诺关闭德国在丹吉尔的总领事馆，驱逐德国在西班牙本土及其所属殖民地内的间谍，撤回所有的东线作战军队。眼看纳粹集团大势已去，1944年11月3日，佛朗哥在接见合众社代表时竟然不顾事实地声称：西班牙从来不是纳粹的或法西斯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同“轴心国”有过联系。[（6）]同时表示愿意在建立和平的工作中同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包括苏联在内）合作。与这些活动并行不悖的是，德西经济合作在二战期间一直没有中断，西班牙向德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原料和大宗粮食。
二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佛朗哥一面在国内作出些民主改革的姿态以蒙骗视听，一面竭力妄图从世界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他们在战时同轴心国合作的可耻政策。1945年6月1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始国会议开幕前一天，佛朗哥同合众社国际部主任进行谈话时说：“西班牙正处于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上”，“长枪党处于进步过程中”，而且是“实施社会改革纲领以利于人民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7）]表示愿意同英美合作，并再次申辩说，西班牙从来不是希特勒的同盟国，从来不想参加战争，他本人甚至还劝告过墨索里尼不要进攻法国。尽管佛朗哥政权战前已同意德签订有协议和秘密条约，并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它在二战期间所推行的“中立”政策、其偏向德意法西斯的本质也是有目共睹，但它毕竟没有完全投入轴心集团的怀抱，它游移在战争的边缘但并未深陷进去。而且，这种形式上的“中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确发生过积极作用。难怪早在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就曾在下院发表演说、公然企图为佛朗哥政权辩护：“我一直认为，此时西班牙不仅对联合王国、对帝国、对英联邦、而且对联合国的事业都作出了贡献”，而且断言，西班牙“在战后地中海的和平事业中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8）]波茨坦会议期间，当三国首脑讨论到西班牙问题时，苏联代表提出关于同佛朗哥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建议，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关于西班牙问题的特别文件未能通过，最后只在波茨坦会议“关于缔结和约及接纳进入联合国组织”的决议中包括了下述一项：“三国政府认为必须说明，它们本身将不支持现行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要求”。[（9）]随着冷战的开始，佛朗哥政权一贯反共反苏的立场就更是投合了美英等国在新形势下的新需要了。后来，美英等西方国家不仅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促使佛朗哥政权瓦解，反而同它合作并给予支持，使它避免了覆亡的命运。
二
采取严厉而切实的措施，巩固在国内的统治。这是佛朗哥政权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内因。首先是镇压反对派和加强个人权力。颠覆共和国之后，为了扑灭革命者继续战斗的任何希望，佛朗哥在国内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家恐怖制度。1939年2月9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凡从1934年10月1日起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都必须接受法院审讯。在此基础上于1940年3月14日制定了一项法律，宣布凡参加过共产党和任何其它秘密组织的人都犯有罪行。根据西班牙官方材料，到1939年底，监狱关押了二十七万一千名政治犯，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佛朗哥政府希望通过禁止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的办法达到彻底消灭反对派的目的。“长枪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为了消除一切有可能破坏政权稳定的因素，西班牙统治集团特别注意对工人进行控制。1939年8月9日建立了“产业工会”，把无论生产性的或服务性的部门都联合成一个集中的组织，在国家机关的监督下进行分级管理。工会中的各级职务只有长枪党的积极成员才能担任。共和国的一切代议机构都被取消。1936年9月29日发布的法令规定：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1939年8月8日的新法令又规定：将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都交给佛朗哥，确认佛朗哥在确定法律规范和指导政府活动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内阁由佛朗哥亲自领导，并由他任命内阁各部部长、批准法令和法律。所有高级官吏、将军甚至主教的任命，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10）]其次，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掌握和控制保皇派分子，佛朗哥一方面对他们给予适当的支持、注意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一方面尽量平衡他们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比重，保持保皇派分子和长枪党人之间的“力量平衡”。1939年8月10日组成的新政府内阁，西方国家的记者把它称之为“文职人员和军界人士的政治联姻”。[（11）]其实在这个内阁里，佛朗哥不仅要在文职人员和军界人士之间保持平衡，而且要在长枪党人与非长枪党人之间、亲德派与亲英派之间保持平衡。保皇派、亲英派分子何塞·巴雷拉将军主持陆军部，亲德派、长枪党人胡安·亚格主持空军部，有亲英情绪的莫雷诺海军上将主持海军部。出任外交部长的贝格维德上校是个保皇派和亲英派分子，素有亲德派名声的苏涅尔（佛朗哥的妹夫）担任内政部长，公开具有亲德情绪的格兰德斯成了长枪党总书记。第三，二战结束后，为了稳定政局，欺骗世界舆论，佛朗哥又作了一些实行国家政治自由的姿态。1945年7月18日，他批准颁布“西班牙人宪章”，声称保证通信、教育自由，保证人身、住宅不受侵犯，并允许有限的结社和言论自由。7月19日，佛朗哥改组政府，只留任两名长枪党人部长，把其余的长枪党人逐出政府。面对着国际社会要求西班牙民主化的强大压力，1947年7月6日，西班牙举行了一次由政府严密控制的“公民投票”，对“国家元首关于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进行表决，获得通过。“继承法”宣布，西班牙“按其传统规定为立宪王国”，赋予佛朗哥至高至多的权力，包括提出在他死后继任国王或摄政王人选的权力。[（12）]这样，佛朗哥建立的独裁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在竭力维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佛朗哥政府还采取措施恢复被内战破坏了的经济。内战结束时，西班牙近60%的房屋被毁，40%的铁路机车车辆损坏，桥梁和道路设施也遭到破坏。实际上，西班牙当时连欧美的非交战国可能提供的设备和原料这些进口商品都无法付款；此外，为了扼杀共和国而接受德意“援助”所欠下的军事债务也没有偿还。佛朗哥政府希望在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即经济孤立制度的过程中，找到一种能解决问题的途径。自给自足的口号在二战之前就已提了出来，即将爆发的战争使正常的经济联系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从而更加坚定了西班牙统治集团建立自给自足制度的意图。从1940年起，自给自足正式成为政府的政策。为此，开办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企业和部门，目的在于使国家经济的功能更加完备。政府还极力宣扬民族主义感情，使用国产产品被说成是西班牙人的爱国职责。从属于极权国家宗旨的经济逐步成为统制经济，国家控制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所有领域。为了调整和调和阶级对抗并阻止工人运动的再起而创建的产业工会，成为经济统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负责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参与某些价格的调节和产品的分配，并调解劳动者和企业主之间的劳资冲突，鼓吹各阶级的“合作”。在工会组织范围内，大企业主彼此商定生产限额、势力范围、价格等，达成具有国家法令效力的协议。因此，产业工会补充了西班牙垄断资本有组织的结构的不足，并执行了在其它法西斯国家用强制性卡特尔方法所解决的任务。佛朗哥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对劳动人民作出某些让步，包括：禁止解雇固定工人；建立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禁止把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佃农交付地租减半；将1936年以前出租的房屋租金冻结在低水平上。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心理效果。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工人宁可处于无权罢工的地位，也不愿以企业主有解雇权为代价来获得罢工权。在农村，许多农民对于谁——教会、工会、国家还是他们自己——为他们做更多的事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家。[（13）]产业工会利用从社会保险费款项中取得的大量基金建造了一些医院、疗养院、膳宿公寓、休养所、体育馆、文化馆和第一流的职工学校（工人大学）。50年代初，又对劳动人民实施免费医疗的法案。毫无疑问，这些措施稳固了佛朗哥政权在国内的统治，与它能够出乎世界进步舆论和反对派的意料而在战后继续存在下去不无关系。
三
佛朗哥政权的存在还因为西班牙国内反对派力量的薄弱与分散。共和国失败以后，反对派或者被捕，或者逃往国外。在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下，西班牙共产党继续进行着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它竭尽全力建立一些秘密组织并进行游击斗争。二战期间，共产党曾试图将一切反对西班牙参战的力量团结到争取彻底中立的斗争的周围。1941年8月，西共发布中央委员会宣言，号召为争取西班牙不在反苏战争中充当德帝国主义的帮凶而斗争。[（14）]这是全国最早出现的反战文件之一。到1942年，第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地下组织也开始恢复。从1943年起，苏军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转折，使人们看到了更快地摧毁希特勒德国和在全世界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希望，西班牙国内的反对派也因此更加壮大。在国外的共和党派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包括社会党人，但其中有些人是站在消极等待的立场上，希望反希特勒同盟的胜利会自动地解决西班牙问题。这个时期，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好几个庞大的地下组织，出版了地下刊物《工人世界报》、《真理》、《团结》等。西共还为建立反佛朗哥力量的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43年，在西班牙和法国，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统一洪达（“洪达”为音译，意为“政务会”）。在法国，许多西班牙人——参加抵抗运动的共产党以及其它政党和组织的成员都积极参加了洪达的活动。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许多洪达中，一些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开始与共产党人合作。可以说，这是西班牙反对派最有希望和最具活力的一个时期。
然而，总的来看，反对派力量还是不够统一，有时各派别之间还发生摩擦。1944年，根据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因·普列托的倡议，在墨西哥成立了由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参加的西班牙解放洪达，与全国统一洪达相对抗。1944年10月，在西班牙成立了全国民主力量联盟。反对派各自为政互不往来，自然削弱了它们的总体力量和应起的作用。再者，消极等待外力来解决西班牙问题的想法仍然拥有许多拥护者，特别是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侨民中。因此，二战期间，反对派没能汇成一股统一的、足以摧毁佛朗哥政权的强大洪流，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使得佛朗哥政权更加不稳定，防止了西班牙参战倒向法西斯轴心集团。二战结束后，1945年8月，在墨西哥成立了以何塞·希拉尔为首的流亡共和政府，但以普列托为代表的社会党同共和派领袖都对此持否定态度。1945年5月，曾在巴黎召开全国劳工联盟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外组织的代表的主张是，反对同任何其它政治力量结盟和签订条约，来自西班牙国内的代表则主张参加全国联盟。两种观点相持不下。12月，西共中央委员会在图卢兹召开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的报告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佛朗哥政权可能“自动”崩溃的幻想是毫无根据的，“人民的斗争对于消灭独裁政权具有决定性意义。”[（15）]共产党认为联合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力量去反对独裁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并通过决议开始进行关于加入全国民主力量联盟的谈判。然而，一些社会党人和全国劳工联盟的某些派别却反对共产党人加入联盟。1946年初，流亡共和政府首脑希拉尔建议共产党参加政府，共产党接受了这项建议。1946年4月，圣地亚哥·卡里略参加流亡共和政府并担任不管部部长。但是，普列托对希拉尔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大加指责。他对共产党的歧视态度使反对派的队伍发生明显分裂，并使这支队伍更趋削弱。这个时期，全国劳工联盟地下组织也在努力开展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但它的领导人对共产党同样持敌视态度。1947年7月，在图卢兹召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代表大会，普列托以工人社会党墨西哥组织的名义建议从流亡共和政府中召回自己的代表，他的建议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社会党人的退出引起了流亡政府的危机。后因胡安·卡洛斯被选定作为佛朗哥的继承人，导致了普列托所热衷的同保皇派的联合失去了意义。
冷战爆发后，反对派更是非常悲观地注视着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对佛朗哥政权态度的变化，共和政府和许多在国外的反对派组织的活动便从积极转入衰落时期。1950年11月，普列托辞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主席职务，他承认：“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由于我的过错，我党成了曾经使我迷惑的幻想的牺牲品”。[（16）]1949～1950年，由于佛朗哥政权警察和法庭的破坏，全国劳工联盟的组织也失去了活动能力，它的许多领袖和成员被判死刑或徒刑。共产党的牺牲和损失更大，它的活动被禁止，定期刊物也被取消。1950年9月，法国当局宣布西共在法国领土上的活动为非法。所有这些因素，迫使反佛朗哥政权的活动低落下来。此消彼长，佛朗哥的统治却因此减轻了一重压力、得到了巩固。
四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对于佛朗哥政权的态度是它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外部原因。1945年6月19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始国会议拒绝了西班牙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2月26日，法国政府宣布关闭法西边界。3月4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佛朗哥继续统治西班牙时，不同西班牙进行全面的友好往来。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各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不接纳西班牙加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到1947年，美国政府公开走上冷战的道路，便开始着手修正它对西班牙的政策。对于“杜鲁门主义”，佛朗哥政府表示热烈欢迎。1947年7月，佛朗哥在同“国际新闻社”记者谈话时说：“西班牙将是比法国更为良好的西方防务堡垒，美国如果希望的话，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基地。”[（17）]美国国会对于政府同佛朗哥西班牙接近的方针也表示支持。1948年3月30日，众议院以149票对52票赞成将西班牙纳入“马歇尔计划”，只是由于西欧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一致抗议，美国参众两院才将西班牙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国家名单中勾销。1948年10月初，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格尼访问马德里，同西班牙军队总司令胡安·比贡将军就美国使用西班牙海军基地和机场问题进行了讨论。格尼回国后，在杜鲁门总统召集的有国防部长、陆军部长、空军部长、海军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美国与西方其它国家建立军事联盟的计划，强调使佛朗哥西班牙加入这个联盟的必要性，还说：“凡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都应关心使西班牙成为联合国会员国”。[（18）]10月1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联合国1946年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已不符合新的情况，美国愿意支持撤销该决议的任何提案。1949年初，美国统治集团旨在撤销联合国1946年决议的努力得到了英国的正式支持。同时，为了缓和欧美民主舆论对于上述做法的不满，美英统治集团竭力宣称联合国各会员国大使返回马德里可以促进佛朗哥政权的“民主化”。1949年5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讲话时试图使人相信：大使们返回马德里纯粹是为了实际目的，例如获取情况而已。[（19）]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参议院即于1950年8月1日以65票对12票通过了经由进出口银行向西班牙提供一亿美元贷款的法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1950年10月26日，特别政治委员会把撤销1946年12月12日关于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和不允许西班牙加入联合国特设机构的建议的决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审议，11月5日，会议以39票赞成、10票反对、1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特别委员会的决议案。这是佛朗哥政权摆脱国际孤立处境的重大成就，也是西方国家改变对于佛朗哥政权态度的重大举措。
1951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访问西班牙，时值马德里当局庆祝所谓“国民革命”十五周年之际，世界民主舆论将这次访问视为美国政府对佛朗哥政权的公开支持。在这次访问中，关于美国海、空军使用西班牙基地的谈判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不久，美国政府又对佛朗哥政权作出一次友善的姿态：不准西班牙一切共和派组织在美国领土上活动，借口是这些组织进行共产主义活动。[（20）]1953年9月，美西两国签订“马德里条约”，美国在西班牙获得三个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西班牙则从美国得到经济和军事援助，仅1954年就达二亿二千六百万美元。1955年12月，西班牙加入联合国，结束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1958年，西班牙又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9年，又与这两个组织的代表一起，制定了改善经济状况的“稳定计划”，取得了上述两个组织及美国提供的四亿多美元的巨额贷款。60年代，西班牙出现了人们称之为“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十年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
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在二战后得以继续存在，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战期间它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和多边外交活动，即使西班牙得以维持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丝丝缕缕、若即若离的联系，又有利于独裁者掌握和控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战后初期，佛朗哥更是利用了西方国家推行“冷战”战略的需要，尤其是拉紧与美国的关系，以改善自身的国际环境；势单力薄、意见纷纭又错失良机的西班牙反对派本来就难成气候，“冷战”爆发后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它们推翻独裁政权的志向也逐渐付诸东流。
* 本文1996年1月15日收到。
Why Could the Franco Regime Survive and Remain in Power after World WarⅡ?
Shen Shanrong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the Franco Regime, being confronted by the rigorous test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could survive and remain in power.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olicy of "neutrality" the Franco Regime adopted,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severe and practical governing measures, the weakness and dispersion of the oppos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hange of attitude of the western powers towards the Franco Regime, with all these factors inter-woven and inter-influenced,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Franco Regime to tide over the difficult time and the danger of going down after the end of W.W.Ⅱ.
注释：
（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第3卷，1941年波士顿版，第366页。
（2）（3）（8） 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下部），第4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70、780、773页。
（4） H·特雷弗·罗珀编：《阿道夫·希特勒遗书》，1961年伦敦版，第46页。
（5）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1945年）》丁辑，第12卷，第1080页。
（6）（7）（12）（13）（14）（16）（19） 伊·米·马依斯基主编：《西班牙史纲1918～1972年》，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14、322、334、346、304、353、349页。
（9）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1970年莫斯科版，第188页。
（10）（17）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下册，第231、232页。
（11） C·海斯：《战时我在西班牙的使命》，1945年纽约版，第55页。
（15） 《西班牙共产党史》，1961年莫斯科版，第229页。
（18）（20） E·－N·泽莱皮：《佛朗哥、希特勒与盟国》，1961年布鲁塞尔版，第166、18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6年05期第86-93页
〔关键词〕 佛朗哥政权 中立政策 产业工会 反对派 冷战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摧毁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也沉重打击了法西斯集团的附庸国。因德意的直接参预而建立起来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在二战期间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利用“中立”的幌子推行与轴心国合作的政策，战后一度在国际社会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佛朗哥的统治一度陷入危机。然而，佛朗哥政权还是摆脱了困境，且一直延续至1975年佛朗哥去世。个中原因，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就此发表些管见，以求抛砖引玉。
一
佛朗哥政权在二战后得以继续存在，原因之一在于它在战争期间所推行的灵活的外交政策和多边的外交活动。德波战争爆发后，1939年9月4日，佛朗哥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西班牙在已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日，西班牙驻华盛顿代办塞尔瓦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西班牙政府首脑的备忘录，呼吁各国仿效西班牙的榜样保持中立。佛朗哥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向各国领导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呼吁，呼吁他们尽一切努力来制止当前的冲突。”[（1）]对于这种中立政策，英国首相丘吉尔是持肯定态度的。“西班牙可以帮我们很多忙，但更可以对我们为害甚大……我们就是希望西班牙保持中立。”[（2）]在法国败局已定之际，佛朗哥于1940年6月12日宣布西班牙为“非交战”国家，表露出急于入伙分赃的野心。接着，佛朗哥就向希特勒表示放弃中立，立即参战，但要以获得直布罗陀和法国在非洲的部分殖民地作为代价。1940年8月，德军曾计划假道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进而将英国人赶出地中海区域。考虑到直布罗陀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对大英帝国的利害关系，佛朗哥坚决要求直布罗陀应由西班牙军队负责攻占，为此，希特勒于10月23日在昂代同佛朗哥会晤，后者又提出修改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割让法属加泰罗尼亚、割让阿尔及利亚由奥兰到布兰科角的地方、以及几乎整个摩洛哥给西班牙作为参战的条件。[（3）]在希特勒看来，西班牙的野心同其实力相差甚远，而且，希特勒也不愿让德国在意大利之外再背上一个包袱，他断言：“老实说，负担一个意大利已经够沉重的了，不管西班牙士兵的素质如何，考虑到西班牙的极端贫困和毫无准备，西班牙与其说是个难得的伙伴，不如说是个沉重的负担。”[（4）]另外，西班牙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一直十分严峻，因此，在对德国能否获胜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卷入一场长期战争，佛朗哥才没有完全站到德国一边参加作战。德苏战争爆发后，西班牙外长苏涅尔奉佛朗哥的意旨，一方面表示“西班牙政府对反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斗争的开始表示非常满意，对开始这场新的艰巨的战争的德国表示同情，”一方面又解释说：“作出这种声援的姿态当然同西班牙全面和最终参加轴心国一边作战是两回事，西班牙要到适当的时候才能参战”。[（5）]结果只派出了由二万名长枪党志愿队组成的“蓝色师团”开赴苏德战场。对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以及由此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佛朗哥感到悲观失望。这一时期，佛朗哥采取的策略是继续用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恐吓同盟国，企图分裂反希特勒同盟。随着苏军的节节胜利，1943年10月10日，佛朗哥又戏剧性地宣布西班牙从“非交战国”状态转为“中立”，并下达了召回“蓝色师团”的命令，但仍留下二千五百人组成“西班牙军团”，直到1945年4月。1944年5月初，西班牙与美英达成协议。允诺关闭德国在丹吉尔的总领事馆，驱逐德国在西班牙本土及其所属殖民地内的间谍，撤回所有的东线作战军队。眼看纳粹集团大势已去，1944年11月3日，佛朗哥在接见合众社代表时竟然不顾事实地声称：西班牙从来不是纳粹的或法西斯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同“轴心国”有过联系。[（6）]同时表示愿意在建立和平的工作中同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包括苏联在内）合作。与这些活动并行不悖的是，德西经济合作在二战期间一直没有中断，西班牙向德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原料和大宗粮食。
二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佛朗哥一面在国内作出些民主改革的姿态以蒙骗视听，一面竭力妄图从世界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他们在战时同轴心国合作的可耻政策。1945年6月1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始国会议开幕前一天，佛朗哥同合众社国际部主任进行谈话时说：“西班牙正处于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上”，“长枪党处于进步过程中”，而且是“实施社会改革纲领以利于人民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7）]表示愿意同英美合作，并再次申辩说，西班牙从来不是希特勒的同盟国，从来不想参加战争，他本人甚至还劝告过墨索里尼不要进攻法国。尽管佛朗哥政权战前已同意德签订有协议和秘密条约，并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它在二战期间所推行的“中立”政策、其偏向德意法西斯的本质也是有目共睹，但它毕竟没有完全投入轴心集团的怀抱，它游移在战争的边缘但并未深陷进去。而且，这种形式上的“中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确发生过积极作用。难怪早在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就曾在下院发表演说、公然企图为佛朗哥政权辩护：“我一直认为，此时西班牙不仅对联合王国、对帝国、对英联邦、而且对联合国的事业都作出了贡献”，而且断言，西班牙“在战后地中海的和平事业中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8）]波茨坦会议期间，当三国首脑讨论到西班牙问题时，苏联代表提出关于同佛朗哥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建议，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关于西班牙问题的特别文件未能通过，最后只在波茨坦会议“关于缔结和约及接纳进入联合国组织”的决议中包括了下述一项：“三国政府认为必须说明，它们本身将不支持现行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要求”。[（9）]随着冷战的开始，佛朗哥政权一贯反共反苏的立场就更是投合了美英等国在新形势下的新需要了。后来，美英等西方国家不仅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促使佛朗哥政权瓦解，反而同它合作并给予支持，使它避免了覆亡的命运。
二
采取严厉而切实的措施，巩固在国内的统治。这是佛朗哥政权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内因。首先是镇压反对派和加强个人权力。颠覆共和国之后，为了扑灭革命者继续战斗的任何希望，佛朗哥在国内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家恐怖制度。1939年2月9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凡从1934年10月1日起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都必须接受法院审讯。在此基础上于1940年3月14日制定了一项法律，宣布凡参加过共产党和任何其它秘密组织的人都犯有罪行。根据西班牙官方材料，到1939年底，监狱关押了二十七万一千名政治犯，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佛朗哥政府希望通过禁止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的办法达到彻底消灭反对派的目的。“长枪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为了消除一切有可能破坏政权稳定的因素，西班牙统治集团特别注意对工人进行控制。1939年8月9日建立了“产业工会”，把无论生产性的或服务性的部门都联合成一个集中的组织，在国家机关的监督下进行分级管理。工会中的各级职务只有长枪党的积极成员才能担任。共和国的一切代议机构都被取消。1936年9月29日发布的法令规定：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1939年8月8日的新法令又规定：将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都交给佛朗哥，确认佛朗哥在确定法律规范和指导政府活动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内阁由佛朗哥亲自领导，并由他任命内阁各部部长、批准法令和法律。所有高级官吏、将军甚至主教的任命，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10）]其次，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掌握和控制保皇派分子，佛朗哥一方面对他们给予适当的支持、注意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一方面尽量平衡他们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比重，保持保皇派分子和长枪党人之间的“力量平衡”。1939年8月10日组成的新政府内阁，西方国家的记者把它称之为“文职人员和军界人士的政治联姻”。[（11）]其实在这个内阁里，佛朗哥不仅要在文职人员和军界人士之间保持平衡，而且要在长枪党人与非长枪党人之间、亲德派与亲英派之间保持平衡。保皇派、亲英派分子何塞·巴雷拉将军主持陆军部，亲德派、长枪党人胡安·亚格主持空军部，有亲英情绪的莫雷诺海军上将主持海军部。出任外交部长的贝格维德上校是个保皇派和亲英派分子，素有亲德派名声的苏涅尔（佛朗哥的妹夫）担任内政部长，公开具有亲德情绪的格兰德斯成了长枪党总书记。第三，二战结束后，为了稳定政局，欺骗世界舆论，佛朗哥又作了一些实行国家政治自由的姿态。1945年7月18日，他批准颁布“西班牙人宪章”，声称保证通信、教育自由，保证人身、住宅不受侵犯，并允许有限的结社和言论自由。7月19日，佛朗哥改组政府，只留任两名长枪党人部长，把其余的长枪党人逐出政府。面对着国际社会要求西班牙民主化的强大压力，1947年7月6日，西班牙举行了一次由政府严密控制的“公民投票”，对“国家元首关于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进行表决，获得通过。“继承法”宣布，西班牙“按其传统规定为立宪王国”，赋予佛朗哥至高至多的权力，包括提出在他死后继任国王或摄政王人选的权力。[（12）]这样，佛朗哥建立的独裁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在竭力维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佛朗哥政府还采取措施恢复被内战破坏了的经济。内战结束时，西班牙近60%的房屋被毁，40%的铁路机车车辆损坏，桥梁和道路设施也遭到破坏。实际上，西班牙当时连欧美的非交战国可能提供的设备和原料这些进口商品都无法付款；此外，为了扼杀共和国而接受德意“援助”所欠下的军事债务也没有偿还。佛朗哥政府希望在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即经济孤立制度的过程中，找到一种能解决问题的途径。自给自足的口号在二战之前就已提了出来，即将爆发的战争使正常的经济联系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从而更加坚定了西班牙统治集团建立自给自足制度的意图。从1940年起，自给自足正式成为政府的政策。为此，开办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企业和部门，目的在于使国家经济的功能更加完备。政府还极力宣扬民族主义感情，使用国产产品被说成是西班牙人的爱国职责。从属于极权国家宗旨的经济逐步成为统制经济，国家控制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所有领域。为了调整和调和阶级对抗并阻止工人运动的再起而创建的产业工会，成为经济统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负责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参与某些价格的调节和产品的分配，并调解劳动者和企业主之间的劳资冲突，鼓吹各阶级的“合作”。在工会组织范围内，大企业主彼此商定生产限额、势力范围、价格等，达成具有国家法令效力的协议。因此，产业工会补充了西班牙垄断资本有组织的结构的不足，并执行了在其它法西斯国家用强制性卡特尔方法所解决的任务。佛朗哥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对劳动人民作出某些让步，包括：禁止解雇固定工人；建立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禁止把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佃农交付地租减半；将1936年以前出租的房屋租金冻结在低水平上。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心理效果。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工人宁可处于无权罢工的地位，也不愿以企业主有解雇权为代价来获得罢工权。在农村，许多农民对于谁——教会、工会、国家还是他们自己——为他们做更多的事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家。[（13）]产业工会利用从社会保险费款项中取得的大量基金建造了一些医院、疗养院、膳宿公寓、休养所、体育馆、文化馆和第一流的职工学校（工人大学）。50年代初，又对劳动人民实施免费医疗的法案。毫无疑问，这些措施稳固了佛朗哥政权在国内的统治，与它能够出乎世界进步舆论和反对派的意料而在战后继续存在下去不无关系。
三
佛朗哥政权的存在还因为西班牙国内反对派力量的薄弱与分散。共和国失败以后，反对派或者被捕，或者逃往国外。在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下，西班牙共产党继续进行着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它竭尽全力建立一些秘密组织并进行游击斗争。二战期间，共产党曾试图将一切反对西班牙参战的力量团结到争取彻底中立的斗争的周围。1941年8月，西共发布中央委员会宣言，号召为争取西班牙不在反苏战争中充当德帝国主义的帮凶而斗争。[（14）]这是全国最早出现的反战文件之一。到1942年，第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地下组织也开始恢复。从1943年起，苏军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转折，使人们看到了更快地摧毁希特勒德国和在全世界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希望，西班牙国内的反对派也因此更加壮大。在国外的共和党派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包括社会党人，但其中有些人是站在消极等待的立场上，希望反希特勒同盟的胜利会自动地解决西班牙问题。这个时期，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好几个庞大的地下组织，出版了地下刊物《工人世界报》、《真理》、《团结》等。西共还为建立反佛朗哥力量的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43年，在西班牙和法国，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统一洪达（“洪达”为音译，意为“政务会”）。在法国，许多西班牙人——参加抵抗运动的共产党以及其它政党和组织的成员都积极参加了洪达的活动。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许多洪达中，一些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开始与共产党人合作。可以说，这是西班牙反对派最有希望和最具活力的一个时期。
然而，总的来看，反对派力量还是不够统一，有时各派别之间还发生摩擦。1944年，根据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因·普列托的倡议，在墨西哥成立了由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参加的西班牙解放洪达，与全国统一洪达相对抗。1944年10月，在西班牙成立了全国民主力量联盟。反对派各自为政互不往来，自然削弱了它们的总体力量和应起的作用。再者，消极等待外力来解决西班牙问题的想法仍然拥有许多拥护者，特别是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侨民中。因此，二战期间，反对派没能汇成一股统一的、足以摧毁佛朗哥政权的强大洪流，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使得佛朗哥政权更加不稳定，防止了西班牙参战倒向法西斯轴心集团。二战结束后，1945年8月，在墨西哥成立了以何塞·希拉尔为首的流亡共和政府，但以普列托为代表的社会党同共和派领袖都对此持否定态度。1945年5月，曾在巴黎召开全国劳工联盟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外组织的代表的主张是，反对同任何其它政治力量结盟和签订条约，来自西班牙国内的代表则主张参加全国联盟。两种观点相持不下。12月，西共中央委员会在图卢兹召开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的报告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佛朗哥政权可能“自动”崩溃的幻想是毫无根据的，“人民的斗争对于消灭独裁政权具有决定性意义。”[（15）]共产党认为联合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力量去反对独裁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并通过决议开始进行关于加入全国民主力量联盟的谈判。然而，一些社会党人和全国劳工联盟的某些派别却反对共产党人加入联盟。1946年初，流亡共和政府首脑希拉尔建议共产党参加政府，共产党接受了这项建议。1946年4月，圣地亚哥·卡里略参加流亡共和政府并担任不管部部长。但是，普列托对希拉尔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大加指责。他对共产党的歧视态度使反对派的队伍发生明显分裂，并使这支队伍更趋削弱。这个时期，全国劳工联盟地下组织也在努力开展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但它的领导人对共产党同样持敌视态度。1947年7月，在图卢兹召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代表大会，普列托以工人社会党墨西哥组织的名义建议从流亡共和政府中召回自己的代表，他的建议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社会党人的退出引起了流亡政府的危机。后因胡安·卡洛斯被选定作为佛朗哥的继承人，导致了普列托所热衷的同保皇派的联合失去了意义。
冷战爆发后，反对派更是非常悲观地注视着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对佛朗哥政权态度的变化，共和政府和许多在国外的反对派组织的活动便从积极转入衰落时期。1950年11月，普列托辞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主席职务，他承认：“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由于我的过错，我党成了曾经使我迷惑的幻想的牺牲品”。[（16）]1949～1950年，由于佛朗哥政权警察和法庭的破坏，全国劳工联盟的组织也失去了活动能力，它的许多领袖和成员被判死刑或徒刑。共产党的牺牲和损失更大，它的活动被禁止，定期刊物也被取消。1950年9月，法国当局宣布西共在法国领土上的活动为非法。所有这些因素，迫使反佛朗哥政权的活动低落下来。此消彼长，佛朗哥的统治却因此减轻了一重压力、得到了巩固。
四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对于佛朗哥政权的态度是它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外部原因。1945年6月19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始国会议拒绝了西班牙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2月26日，法国政府宣布关闭法西边界。3月4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佛朗哥继续统治西班牙时，不同西班牙进行全面的友好往来。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各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不接纳西班牙加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到1947年，美国政府公开走上冷战的道路，便开始着手修正它对西班牙的政策。对于“杜鲁门主义”，佛朗哥政府表示热烈欢迎。1947年7月，佛朗哥在同“国际新闻社”记者谈话时说：“西班牙将是比法国更为良好的西方防务堡垒，美国如果希望的话，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基地。”[（17）]美国国会对于政府同佛朗哥西班牙接近的方针也表示支持。1948年3月30日，众议院以149票对52票赞成将西班牙纳入“马歇尔计划”，只是由于西欧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一致抗议，美国参众两院才将西班牙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国家名单中勾销。1948年10月初，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格尼访问马德里，同西班牙军队总司令胡安·比贡将军就美国使用西班牙海军基地和机场问题进行了讨论。格尼回国后，在杜鲁门总统召集的有国防部长、陆军部长、空军部长、海军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美国与西方其它国家建立军事联盟的计划，强调使佛朗哥西班牙加入这个联盟的必要性，还说：“凡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都应关心使西班牙成为联合国会员国”。[（18）]10月1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联合国1946年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已不符合新的情况，美国愿意支持撤销该决议的任何提案。1949年初，美国统治集团旨在撤销联合国1946年决议的努力得到了英国的正式支持。同时，为了缓和欧美民主舆论对于上述做法的不满，美英统治集团竭力宣称联合国各会员国大使返回马德里可以促进佛朗哥政权的“民主化”。1949年5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讲话时试图使人相信：大使们返回马德里纯粹是为了实际目的，例如获取情况而已。[（19）]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参议院即于1950年8月1日以65票对12票通过了经由进出口银行向西班牙提供一亿美元贷款的法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1950年10月26日，特别政治委员会把撤销1946年12月12日关于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和不允许西班牙加入联合国特设机构的建议的决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审议，11月5日，会议以39票赞成、10票反对、1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特别委员会的决议案。这是佛朗哥政权摆脱国际孤立处境的重大成就，也是西方国家改变对于佛朗哥政权态度的重大举措。
1951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访问西班牙，时值马德里当局庆祝所谓“国民革命”十五周年之际，世界民主舆论将这次访问视为美国政府对佛朗哥政权的公开支持。在这次访问中，关于美国海、空军使用西班牙基地的谈判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不久，美国政府又对佛朗哥政权作出一次友善的姿态：不准西班牙一切共和派组织在美国领土上活动，借口是这些组织进行共产主义活动。[（20）]1953年9月，美西两国签订“马德里条约”，美国在西班牙获得三个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西班牙则从美国得到经济和军事援助，仅1954年就达二亿二千六百万美元。1955年12月，西班牙加入联合国，结束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1958年，西班牙又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9年，又与这两个组织的代表一起，制定了改善经济状况的“稳定计划”，取得了上述两个组织及美国提供的四亿多美元的巨额贷款。60年代，西班牙出现了人们称之为“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十年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
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在二战后得以继续存在，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战期间它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和多边外交活动，即使西班牙得以维持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丝丝缕缕、若即若离的联系，又有利于独裁者掌握和控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战后初期，佛朗哥更是利用了西方国家推行“冷战”战略的需要，尤其是拉紧与美国的关系，以改善自身的国际环境；势单力薄、意见纷纭又错失良机的西班牙反对派本来就难成气候，“冷战”爆发后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它们推翻独裁政权的志向也逐渐付诸东流。
* 本文1996年1月15日收到。
Why Could the Franco Regime Survive and Remain in Power after World WarⅡ?
Shen Shanrong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the Franco Regime, being confronted by the rigorous test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could survive and remain in power.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olicy of "neutrality" the Franco Regime adopted,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severe and practical governing measures, the weakness and dispersion of the oppos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hange of attitude of the western powers towards the Franco Regime, with all these factors inter-woven and inter-influenced,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Franco Regime to tide over the difficult time and the danger of going down after the end of W.W.Ⅱ.
注释：
（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第3卷，1941年波士顿版，第366页。
（2）（3）（8） 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下部），第4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70、780、773页。
（4） H·特雷弗·罗珀编：《阿道夫·希特勒遗书》，1961年伦敦版，第46页。
（5）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1945年）》丁辑，第12卷，第1080页。
（6）（7）（12）（13）（14）（16）（19） 伊·米·马依斯基主编：《西班牙史纲1918～1972年》，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14、322、334、346、304、353、349页。
（9）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1970年莫斯科版，第188页。
（10）（17）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下册，第231、232页。
（11） C·海斯：《战时我在西班牙的使命》，1945年纽约版，第55页。
（15） 《西班牙共产党史》，1961年莫斯科版，第229页。
（18）（20） E·－N·泽莱皮：《佛朗哥、希特勒与盟国》，1961年布鲁塞尔版，第166、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