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评亚历山大
宋慧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6年04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宋慧娟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
亚历山大一生金戈铁马，在短短的十二年内，如风卷残云般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大帝国。他不仅把光彩夺目的希腊文明之火播撒在了中亚北非的沃土之中，而且还将两河流域及尼罗河上长久积淀的文明遗产载向欧洲，促成了一种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局面，甚至在他死后的几百年里，这种局面仍在继续发展，这段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作“希腊化时代”，而马克思则高度赞誉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①]。作为划时代的杰出人物，亚历山大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无论哪位历史人物的成长，都离不开时代的孕育，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锻造。然而，亚历山大比别人更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位言传身教，见识深远的父亲——腓力二世的悉心培养。
亚历山大的成长与马其顿的迅速崛起同步而行。他亲眼看到马其顿国家是如何在腓力二世的手中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腓力二世创建的常备军是如何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享受着征服者的胜利和荣耀，因此，他对父王的功业羡慕不已。据说，每当他听到腓力二世胜利的消息时，常常愁眉紧锁，唯恐自己没有机会去享有征服世界的光荣。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暗自下定决心，要做世界之王，做“万王之王”[②]，主观上树立起了这样的朦胧信念。
为培养亚历山大做接班人，腓力也是不遗余力，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关心继承人的君主之一。”[③]最初他聘请赖西马卡斯为亚历山大的启蒙老师。赖西马卡斯教会亚历山大对任何事情充满信心，并直呼其为奥德赛，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激励这位少年。赖西马卡斯的启蒙教育为亚历山大树立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十三岁起，腓力又为他聘请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师，这就是在希腊享有盛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师生七年朝夕相处，潜移默化中亚历山大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④]，“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他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⑤]亚里士多德还经常教导他做“希腊人的领袖，做野蛮人的主人。”[⑥]这里的野蛮人自然是指希腊人以外的各族人民。恩师的教诲，更加坚定了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雄心大志。因此，当朋友邀他参加极富挑战性的奥林匹亚赛会时，他果断而轻蔑地回答：“很愿意，但要对手是各国的国王”。[⑦]他还常把亚里士多德评注的《伊利亚特》和一把短剑放于枕下，以书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为榜样，时刻激励自己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
亚历山大通过耳闻目睹马其顿人的扩张，通过两位宫廷教师的积极引导，在他的世界观中形成了这样几方面的主导思想：
1、称帝称王的思想。亚历山大的雄心不只在马其顿、在希腊，而是放眼于全世界。因此，他并不满足于马其顿王国继承人的地位，坐等他人将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而是要干一番比他父辈更加惊天动地的伟业。
2、英雄主义的思想。要实现万王之王的理想，首先得成为一名功勋卓著的英雄豪杰，方能号令天下。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做英雄和成霸业是一对无法分割的孪生兄弟。
3、崇尚战争的思想。他看到《荷马史诗》中他所景仰的英雄们，哪一位都是经过了许多次血与火的洗礼才功成名就的，这种榜样的力量极大地吸引着亚历山大，使他认识到，战争是英雄成就霸业的唯一途径。
4、轻视“蛮人”的思想。对“蛮人”的认识，他只是从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口中略知一、二。在希腊人的眼里，“蛮人”不过是一些愚冥无知、顽固不化的代名词，用武力强制他们服从“文明的”希腊人的意志是理所当然之事。在没有其他解释之前，亚历山大很容易轻信和接受这种观点。
亚历山大的思想趋于成熟的同时，还在腓力二世的精心指导下，躬身实践着做君王的文武之道。当腓力二世领兵出征时，把国家政务往往交由亚历山大处理。尽管这个未来的君王在别人眼里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他的见识和能力却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甚至连外交经验极为丰富的波斯帝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他的“友善”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提问，惊讶地赞叹道：“这个孩子才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而我们的国王只不过徒有钱财而已。”[⑧]腓力还有意识地让亚历山大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战争中锻炼其勇武精神和英雄气概。在决定希腊命运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大胆起用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为先锋，在马其顿人即将败下阵来的关键时刻，是亚历山大一马当先，冲破底比斯方阵，挽救了马其顿人的败局，使腓力有机会重整旗鼓，夺取失地，进而控制了全希腊。
在腓力的精心培养和锻炼下，亚历山大成长十分迅速，文武兼备，才干卓群，年纪虽轻，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治国之道。因此，有人说，在“亚历山大的故事里，真正的英雄与其说是亚历山大本人，倒不如说是他的父亲腓力二世。”[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腓力留给亚历山大最为宝贵的遗产便是他未竟的宏图大业。喀罗尼亚之战，一役定希腊。腓力立即召开科林斯会议，他没有摆出东方帝王那种君临之威，而是以较为宽松的结盟形式确定了马其顿与希腊各邦的关系。这样既迎合了希腊奴隶主阶级的虚荣心，又体面地使之接受马其顿人的意志。会议还原则通过了进攻波斯的计划。然而腓力未及出师身先死亚历山大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继承王位，并超水平地完成了父辈未竟的事业。
（二）亚历山大的继位，为他实现个人的宏伟志向迈出了第一步。他稳定了国内的形势，再次确立了马其顿在科林斯会议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便带领三万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雄心勃勃地踏上了远征东方的路途。远征表面上看是父业子承、顺理成章之事，实际上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亚历山大主观愿望的历史性结合。
从希腊方面看，许多奴隶主贵族强烈希望借助马其顿人的势力去攻打波斯帝国，一则能够洗刷波斯曾经进攻过希腊的耻辱；二则矛盾外引，转移希腊内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危机；第三，远征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能给希腊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物质需要，这是最为实质性的因素。
从波斯方面看，此时的波斯帝国已不具有大流士一世时那种不可阻挡的神威。曾被波斯征服的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都对波斯人的高压政策极为不满，始终与之貌合神离，并寻找一切机会摆脱波斯人的羁绊。波斯军队虽则号称百万，但民族成分复杂，难以统一意志，而帝国的君主大流士三世又是个优柔寡断缺乏建树之人。
作为科林斯同盟盟主的亚历山大，必须关切希腊人的利益和要求，否则，同盟的命运不堪设想，况且远征波斯对于亚历山大来说，也是检验他能否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步骤。因为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东方的波斯帝国和西方的希腊国家相互对垒，希腊已在亚历山大的掌握之中，如果能征服波斯帝国，便意味着征服了亚历山大所知的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便迎刃而解。而这时的波斯帝国恰处于日薄西山的时刻，为亚历山大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因此，远征势在必行。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的东侵计划付诸实施，经过近十年的艰苦鏖战，建立起了一个融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于一体的空前的奴隶制大帝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亚历山大获得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呢？
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父亲缔造的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马其顿的常备军早在腓力二世时期，就已经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⑩]著名的马其顿方阵进能猛攻，退能自守，且武器精良，纪律严明，腓力就是利用这支军队迅速统一了希腊各邦。腓力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全盘接手了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他们追随亚历山大的决心正如追随腓力一样不可动摇。
其次是亚历山大身先士卒英勇无敌的战斗作风使其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一场恶战，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是全军中登上亚洲大陆的第一人，在进攻印度时，遇到强大的阻力，他又奋不顾身夺过云梯，第一个登上城墙，跳入敌人的要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为了避免将士的过分悲痛和部队骚乱，稍有好转，就叫人把他抬到营地去。将士们深为他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更加奋力效命疆场。
再次，亚历山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部下的特点了若指掌，在战斗中，他往往一边在阵前跃马奔驰，一边高喊将士们的名字，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级别和职务，灵活机动地调度他们。对敌方，他也仔细研究，伊苏斯战役，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使他充分认识到了大流士本质上的懦弱，对战争便胸有成竹。他并不急于追击败军之首，而是转道埃及，顺利地当上了埃及法老，然后再挥师中亚，把大流士三世逼得无路可逃。
最后，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战略措施是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他深知波斯帝国境内民族矛盾极为突出，各族人民反抗波斯压迫的斗争始终没有平息，所以，他不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自居。先号召波斯帝国的希腊雇佣兵放下武器，不可自相残杀，然后对投诚的波斯军队以礼相待，严重地瓦解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的政策得力，在两河流域，“巴比伦人纷纷出城迎接”；在苏撒，“督办的儿子在半路迎接”；在埃及受到僧侣的隆重礼遇，其他如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也都兵不血刃。但对于顽强抵抗者，亚历山大则毫不留情。推罗拒不投降，七个月后城池陷落，八千战士被杀，三万妇幼被卖为奴，伽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征东方的战争中，虽然有着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为依托，但亚历山大本人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惊人的勇武精神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他所创下的丰功伟业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由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多变性，后人对亚历山大的评说也褒贬不一。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亚历山大留给历史的遗憾。但是如何认识这场战争，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史学观点，把它放在古代世界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承认战争的客观性一面。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状况下，用最野蛮的手段——战争去掠夺别国的财富和人口，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古代各文明国家唯一的手段。无论是古代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甚至是罗马帝国，他们强大的历史哪一部不是血泪斑斑？难道可以由此断言这些国家的缔造者都是冒险家、刽子手吗？诚然人们痛绝战争，企盼和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途径多种多样，不必诉诸武力。可在奴隶制社会却大不一样，弱肉强食是它的基本特征，你不去打别人就会被别人打。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战争便成了人们之间经常交往的形式[11]。亚历山大尽管有他的英明之处，却无法超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对他所发动的战争也不可苛求。况且评价亚历山大只局限于这场侵略战争未免过于狭隘。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更要认识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对世界历史进程所发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深远影响表现在他开创性的建设新帝国的新观念、新政策及良好的历史效果之中。
（三）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一概变为奴隶，套上枷锁，让他们世世代代屈从于征服者的权威之下，这是古代世界征服者的一贯政策，亚历山大也有着同样的初衷。但是，通过战场内外同“蛮人”的接触，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感慨于大流士营帐奢侈豪华，惊叹于巴比伦城市的古朴典雅。他所见到的“蛮人”和他想象中的落后无知形成巨大的反差，亚历山大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但又被这里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所有的人本质都是相同的”，“人们应该把所有的好人视为自己的同族，只有坏人才是异族。”[12]这说明亚历山大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清除了西方人观念中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并萌生了各族人民应该平等相处的意识；划分种族（敌我）的标准是“好人”和“坏人”，所谓的“好人”，不言而喻，是和亚历山大站在同一路线上的，“坏人”则相反。
种族观念转变后，亚历山大治理帝国的各项政策，便处处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
第一，在宗教方面，他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以一个虔诚的教徒身份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在埃及，他不惧旅途艰险，硬是凭借胆识和意志到达了西瓦绿州，亲自朝拜阿蒙神喻宣示所。连埃及阿蒙僧侣都不易办到的事，亚历山大办到了，感动得僧侣们直呼他是神的儿子！在巴比伦，他下令将薛西斯毁坏的马都克庙宇连同其他任何被波斯毁坏的庙宇都一一重建，他还亲自祭祀马都克，并完全按照迦勒底人占卜师的安排举行宗教仪式。在古代世界里，由于人们认识社会与自然能力的匮乏，宗教信仰便成了人类重要的精神支柱。亚历山大看到了宗教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不惜旅途劳顿，虔诚参拜。他的行动既给马其顿及希腊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加强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情感交流，又为自己树立了“仁义之君”的形象，为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友好相关奠定了情感基础。
第二，优抚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大胆起用他们做地方总督。不仅在一般城市，即使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如苏萨、亚美尼亚、巴比伦等地也任命当地贵族出任总督。对头号对手的大流士三世及其一家也予以厚待，他下令以国王的礼仪厚葬大流士三世，皇后、公主均恢复原有的地位。大流士三世临死前得知亚历山大的决定，感动得祈祷上苍道：“如果我不能继续在亚洲称王，我祈求您千万别所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只交给亚历山大。因为他的行为高尚无比，对敌人也不例外。”连大流世三世都能对亚历山大如此钦佩，更何况其他波斯贵族呢？钦佩之余又岂能不忠心效力？这样，亚历山大又赢得了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的有力支持。
第三，政治联姻是维系帝国稳定的一条纽带，也是铺设民族融合的一个桥梁。为了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能够接受容纳远征军，消弭他们的抵触情绪，亚历山大号召马其顿士兵与当地居民联姻，并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政策。他本人带头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为妻；在此之前，他还娶了伊朗贵族的女儿罗克珊。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有许多马其顿官兵和波斯贵族联姻，仅在一次集体婚礼上就有一万对欧亚联姻者。这项政策的实施，为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沟通，风俗习惯的相互适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在军队的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精神。军队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得到亚历山大的特别关注。战场上的频频告捷，使个别官兵居功自傲，难以调动。对此，亚历山大给予坚决打击，或就地正法，或遣返回马其顿，而补充的兵力绝大部分是亚洲青年。他曾将三万波斯青年带到苏撒，给他们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的军训制度进行操练，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亚历山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继续东征中解决兵源和给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中改变唯马其顿人是尊的地位。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有理由相信：亚历山大大帝决不只属于马其顿人，而是属于他的帝国，属于他帝国当中的所有臣民。
从这些政策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已经成长为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少年时代那种比较空泛的“万王之王”的政治理想已经被更为现实的帝国领袖的崇高意识所代替。因而他屏弃了地域的、种族的、宗教的、文野的种种偏见。他的这些远见卓识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为了战胜陈腐的观念，同他的战争一样，亚历山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昔日腓力最忠诚的部将，曾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帕尔墨尼翁及其子菲罗塔斯要求亚历山大疏远波斯人，将他们排斥于身边之外，被亚历山大愤而杀之。曾救过亚历山大性命的克利托斯，因非难亚历山大对波斯人的友善，也被亚历山大挥剑刺死。表明亚历山大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西方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大帝国的决心的不可动摇性。也许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意志和行为将给世界历史的面貌带来怎样的变化。
（四）虽然亚历山大仅仅在位十二年，却开创了东西方历史交往的一个新时代，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吴于廑教授所说：“希腊和东方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接触，不是从亚历山大建立帝国后才有的。但从亚历山大帝国的时期开始，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帝国以后，那种原来只是偶然的接触就发展为经常的广泛而深刻的交流”[13]。
东征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亚历山大在东方各地建立了七十多座以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尽管最初只为军事所需，但后来许多城市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的商人和殖民者紧紧追随马其顿军人的足印，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共同开发建设这些城市，涌现出了一批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为一体的重要都市。在尼罗河口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就是其典型代表。它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商港，中介贸易异常活跃。他的部将所开发的塞留细亚城、罗得斯岛、安条克城、帕加马城等都在“希腊化时代”闻名于世，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城市。
希腊古典时代重视理性科学的传统也成为东方人的精神财富。亚历山大本人就十分重视对科学文化的开发和研究。他在东征期间大量搜集东方的动植物标本和法律政治资料赠送给恩师亚里士多德，他还亲自接见印度智者派的代表，和他们共同探讨人生宇宙的奥秘。随军而来的希腊学者对东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天文地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学探险和军事冒险并驾齐驱。为科学研究提供最佳环境的图书馆拔地而起，最富盛名的亚里山大里亚图书馆藏书50万册，世界各地的学者名流云集于此，自然科学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帕加马和叙拉古图书馆也都享有盛誉。“希腊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惜资财来充实和支持图书馆，认为这是在国内国外社会舆论的观感中巩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14]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经济、文化活动在十分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不能不促进人类思想水平的提高。斯多噶派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派哲学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不再局限于城邦的狭小范畴，而是放眼整个世界，得出了“在宇宙理想的面前，一切民族、国家、个人都是平等的”结论。[15]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显然是受到亚历山大种族观的影响，并在东西方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亚历山大不愧为英明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他不仅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帝国，而且成功地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古罗马史学家阿匹安把亚历山大的成功说成是“不仅依靠军事才能，而且也依靠敏捷和幸运”[16]；把亚历山大当成偶像的拿破仑则说：“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感到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艺术。”[17]
的确，亚历山大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乃至于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表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他的理想或目标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总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适时调整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作战计划，这使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亚历山大的东进计划，准备打到世界的尽头，实现他称霸世界的光荣梦想，当他进入印度腹地时，路途险阻丛生，士兵怨声载道，人们一直以为亚历山大的决心无法动摇，但他突然下令，搬师回朝。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能够做出自我否定的决择，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这种胆识便来自他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亚历山大力排众议，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是他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又一例证。亚历山大这种讲究实际，实事求是的坚定的科学态度，是他留给历史的一条宝贵经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450页。
②〔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 《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67页，以下凡有“”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③ ⑨〔英〕赫·齐·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371页，370页。
④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Ⅰ，4，5，1254a；Ⅰ，8，1256b。
⑥〔法〕德拉逊著，《希腊主义史》第三卷，17页。
⑦ ⑩〔美〕威廉·杜兰著，幼狮翻译中心局译《世界文明史》第七册，台北幼狮翻译中心出版社，116页，118页。
⑧ [12]〔美〕小查尔斯·亚历山大·罗宾逊著，马诚等译，《亚历山大大帝》，新华出版社。1988年，7页，61—6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6页。
[13]吴于廑著，《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86—87页。
[14] [15]〔苏〕B·C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512页，515页。
[16]〔古罗马〕阿匹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册，226页。
[17]《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上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知识出版社，1982年，1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6年04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宋慧娟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
（一）无论哪位历史人物的成长，都离不开时代的孕育，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锻造。然而，亚历山大比别人更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位言传身教，见识深远的父亲——腓力二世的悉心培养。
亚历山大的成长与马其顿的迅速崛起同步而行。他亲眼看到马其顿国家是如何在腓力二世的手中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腓力二世创建的常备军是如何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享受着征服者的胜利和荣耀，因此，他对父王的功业羡慕不已。据说，每当他听到腓力二世胜利的消息时，常常愁眉紧锁，唯恐自己没有机会去享有征服世界的光荣。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暗自下定决心，要做世界之王，做“万王之王”[②]，主观上树立起了这样的朦胧信念。
为培养亚历山大做接班人，腓力也是不遗余力，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关心继承人的君主之一。”[③]最初他聘请赖西马卡斯为亚历山大的启蒙老师。赖西马卡斯教会亚历山大对任何事情充满信心，并直呼其为奥德赛，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激励这位少年。赖西马卡斯的启蒙教育为亚历山大树立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十三岁起，腓力又为他聘请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师，这就是在希腊享有盛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师生七年朝夕相处，潜移默化中亚历山大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④]，“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他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⑤]亚里士多德还经常教导他做“希腊人的领袖，做野蛮人的主人。”[⑥]这里的野蛮人自然是指希腊人以外的各族人民。恩师的教诲，更加坚定了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雄心大志。因此，当朋友邀他参加极富挑战性的奥林匹亚赛会时，他果断而轻蔑地回答：“很愿意，但要对手是各国的国王”。[⑦]他还常把亚里士多德评注的《伊利亚特》和一把短剑放于枕下，以书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为榜样，时刻激励自己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
亚历山大通过耳闻目睹马其顿人的扩张，通过两位宫廷教师的积极引导，在他的世界观中形成了这样几方面的主导思想：
1、称帝称王的思想。亚历山大的雄心不只在马其顿、在希腊，而是放眼于全世界。因此，他并不满足于马其顿王国继承人的地位，坐等他人将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而是要干一番比他父辈更加惊天动地的伟业。
2、英雄主义的思想。要实现万王之王的理想，首先得成为一名功勋卓著的英雄豪杰，方能号令天下。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做英雄和成霸业是一对无法分割的孪生兄弟。
3、崇尚战争的思想。他看到《荷马史诗》中他所景仰的英雄们，哪一位都是经过了许多次血与火的洗礼才功成名就的，这种榜样的力量极大地吸引着亚历山大，使他认识到，战争是英雄成就霸业的唯一途径。
4、轻视“蛮人”的思想。对“蛮人”的认识，他只是从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口中略知一、二。在希腊人的眼里，“蛮人”不过是一些愚冥无知、顽固不化的代名词，用武力强制他们服从“文明的”希腊人的意志是理所当然之事。在没有其他解释之前，亚历山大很容易轻信和接受这种观点。
亚历山大的思想趋于成熟的同时，还在腓力二世的精心指导下，躬身实践着做君王的文武之道。当腓力二世领兵出征时，把国家政务往往交由亚历山大处理。尽管这个未来的君王在别人眼里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他的见识和能力却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甚至连外交经验极为丰富的波斯帝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他的“友善”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提问，惊讶地赞叹道：“这个孩子才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而我们的国王只不过徒有钱财而已。”[⑧]腓力还有意识地让亚历山大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战争中锻炼其勇武精神和英雄气概。在决定希腊命运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大胆起用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为先锋，在马其顿人即将败下阵来的关键时刻，是亚历山大一马当先，冲破底比斯方阵，挽救了马其顿人的败局，使腓力有机会重整旗鼓，夺取失地，进而控制了全希腊。
在腓力的精心培养和锻炼下，亚历山大成长十分迅速，文武兼备，才干卓群，年纪虽轻，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治国之道。因此，有人说，在“亚历山大的故事里，真正的英雄与其说是亚历山大本人，倒不如说是他的父亲腓力二世。”[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腓力留给亚历山大最为宝贵的遗产便是他未竟的宏图大业。喀罗尼亚之战，一役定希腊。腓力立即召开科林斯会议，他没有摆出东方帝王那种君临之威，而是以较为宽松的结盟形式确定了马其顿与希腊各邦的关系。这样既迎合了希腊奴隶主阶级的虚荣心，又体面地使之接受马其顿人的意志。会议还原则通过了进攻波斯的计划。然而腓力未及出师身先死亚历山大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继承王位，并超水平地完成了父辈未竟的事业。
（二）亚历山大的继位，为他实现个人的宏伟志向迈出了第一步。他稳定了国内的形势，再次确立了马其顿在科林斯会议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便带领三万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雄心勃勃地踏上了远征东方的路途。远征表面上看是父业子承、顺理成章之事，实际上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亚历山大主观愿望的历史性结合。
从希腊方面看，许多奴隶主贵族强烈希望借助马其顿人的势力去攻打波斯帝国，一则能够洗刷波斯曾经进攻过希腊的耻辱；二则矛盾外引，转移希腊内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危机；第三，远征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能给希腊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物质需要，这是最为实质性的因素。
从波斯方面看，此时的波斯帝国已不具有大流士一世时那种不可阻挡的神威。曾被波斯征服的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都对波斯人的高压政策极为不满，始终与之貌合神离，并寻找一切机会摆脱波斯人的羁绊。波斯军队虽则号称百万，但民族成分复杂，难以统一意志，而帝国的君主大流士三世又是个优柔寡断缺乏建树之人。
作为科林斯同盟盟主的亚历山大，必须关切希腊人的利益和要求，否则，同盟的命运不堪设想，况且远征波斯对于亚历山大来说，也是检验他能否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步骤。因为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东方的波斯帝国和西方的希腊国家相互对垒，希腊已在亚历山大的掌握之中，如果能征服波斯帝国，便意味着征服了亚历山大所知的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便迎刃而解。而这时的波斯帝国恰处于日薄西山的时刻，为亚历山大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因此，远征势在必行。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的东侵计划付诸实施，经过近十年的艰苦鏖战，建立起了一个融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于一体的空前的奴隶制大帝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亚历山大获得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呢？
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父亲缔造的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马其顿的常备军早在腓力二世时期，就已经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⑩]著名的马其顿方阵进能猛攻，退能自守，且武器精良，纪律严明，腓力就是利用这支军队迅速统一了希腊各邦。腓力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全盘接手了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他们追随亚历山大的决心正如追随腓力一样不可动摇。
其次是亚历山大身先士卒英勇无敌的战斗作风使其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一场恶战，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是全军中登上亚洲大陆的第一人，在进攻印度时，遇到强大的阻力，他又奋不顾身夺过云梯，第一个登上城墙，跳入敌人的要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为了避免将士的过分悲痛和部队骚乱，稍有好转，就叫人把他抬到营地去。将士们深为他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更加奋力效命疆场。
再次，亚历山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部下的特点了若指掌，在战斗中，他往往一边在阵前跃马奔驰，一边高喊将士们的名字，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级别和职务，灵活机动地调度他们。对敌方，他也仔细研究，伊苏斯战役，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使他充分认识到了大流士本质上的懦弱，对战争便胸有成竹。他并不急于追击败军之首，而是转道埃及，顺利地当上了埃及法老，然后再挥师中亚，把大流士三世逼得无路可逃。
最后，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战略措施是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他深知波斯帝国境内民族矛盾极为突出，各族人民反抗波斯压迫的斗争始终没有平息，所以，他不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自居。先号召波斯帝国的希腊雇佣兵放下武器，不可自相残杀，然后对投诚的波斯军队以礼相待，严重地瓦解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的政策得力，在两河流域，“巴比伦人纷纷出城迎接”；在苏撒，“督办的儿子在半路迎接”；在埃及受到僧侣的隆重礼遇，其他如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也都兵不血刃。但对于顽强抵抗者，亚历山大则毫不留情。推罗拒不投降，七个月后城池陷落，八千战士被杀，三万妇幼被卖为奴，伽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征东方的战争中，虽然有着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为依托，但亚历山大本人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惊人的勇武精神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他所创下的丰功伟业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由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多变性，后人对亚历山大的评说也褒贬不一。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亚历山大留给历史的遗憾。但是如何认识这场战争，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史学观点，把它放在古代世界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承认战争的客观性一面。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状况下，用最野蛮的手段——战争去掠夺别国的财富和人口，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古代各文明国家唯一的手段。无论是古代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甚至是罗马帝国，他们强大的历史哪一部不是血泪斑斑？难道可以由此断言这些国家的缔造者都是冒险家、刽子手吗？诚然人们痛绝战争，企盼和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途径多种多样，不必诉诸武力。可在奴隶制社会却大不一样，弱肉强食是它的基本特征，你不去打别人就会被别人打。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战争便成了人们之间经常交往的形式[11]。亚历山大尽管有他的英明之处，却无法超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对他所发动的战争也不可苛求。况且评价亚历山大只局限于这场侵略战争未免过于狭隘。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更要认识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对世界历史进程所发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深远影响表现在他开创性的建设新帝国的新观念、新政策及良好的历史效果之中。
（三）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一概变为奴隶，套上枷锁，让他们世世代代屈从于征服者的权威之下，这是古代世界征服者的一贯政策，亚历山大也有着同样的初衷。但是，通过战场内外同“蛮人”的接触，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感慨于大流士营帐奢侈豪华，惊叹于巴比伦城市的古朴典雅。他所见到的“蛮人”和他想象中的落后无知形成巨大的反差，亚历山大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但又被这里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所有的人本质都是相同的”，“人们应该把所有的好人视为自己的同族，只有坏人才是异族。”[12]这说明亚历山大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清除了西方人观念中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并萌生了各族人民应该平等相处的意识；划分种族（敌我）的标准是“好人”和“坏人”，所谓的“好人”，不言而喻，是和亚历山大站在同一路线上的，“坏人”则相反。
种族观念转变后，亚历山大治理帝国的各项政策，便处处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
第一，在宗教方面，他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以一个虔诚的教徒身份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在埃及，他不惧旅途艰险，硬是凭借胆识和意志到达了西瓦绿州，亲自朝拜阿蒙神喻宣示所。连埃及阿蒙僧侣都不易办到的事，亚历山大办到了，感动得僧侣们直呼他是神的儿子！在巴比伦，他下令将薛西斯毁坏的马都克庙宇连同其他任何被波斯毁坏的庙宇都一一重建，他还亲自祭祀马都克，并完全按照迦勒底人占卜师的安排举行宗教仪式。在古代世界里，由于人们认识社会与自然能力的匮乏，宗教信仰便成了人类重要的精神支柱。亚历山大看到了宗教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不惜旅途劳顿，虔诚参拜。他的行动既给马其顿及希腊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加强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情感交流，又为自己树立了“仁义之君”的形象，为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友好相关奠定了情感基础。
第二，优抚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大胆起用他们做地方总督。不仅在一般城市，即使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如苏萨、亚美尼亚、巴比伦等地也任命当地贵族出任总督。对头号对手的大流士三世及其一家也予以厚待，他下令以国王的礼仪厚葬大流士三世，皇后、公主均恢复原有的地位。大流士三世临死前得知亚历山大的决定，感动得祈祷上苍道：“如果我不能继续在亚洲称王，我祈求您千万别所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只交给亚历山大。因为他的行为高尚无比，对敌人也不例外。”连大流世三世都能对亚历山大如此钦佩，更何况其他波斯贵族呢？钦佩之余又岂能不忠心效力？这样，亚历山大又赢得了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的有力支持。
第三，政治联姻是维系帝国稳定的一条纽带，也是铺设民族融合的一个桥梁。为了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能够接受容纳远征军，消弭他们的抵触情绪，亚历山大号召马其顿士兵与当地居民联姻，并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政策。他本人带头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为妻；在此之前，他还娶了伊朗贵族的女儿罗克珊。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有许多马其顿官兵和波斯贵族联姻，仅在一次集体婚礼上就有一万对欧亚联姻者。这项政策的实施，为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沟通，风俗习惯的相互适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在军队的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精神。军队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得到亚历山大的特别关注。战场上的频频告捷，使个别官兵居功自傲，难以调动。对此，亚历山大给予坚决打击，或就地正法，或遣返回马其顿，而补充的兵力绝大部分是亚洲青年。他曾将三万波斯青年带到苏撒，给他们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的军训制度进行操练，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亚历山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继续东征中解决兵源和给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中改变唯马其顿人是尊的地位。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有理由相信：亚历山大大帝决不只属于马其顿人，而是属于他的帝国，属于他帝国当中的所有臣民。
从这些政策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已经成长为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少年时代那种比较空泛的“万王之王”的政治理想已经被更为现实的帝国领袖的崇高意识所代替。因而他屏弃了地域的、种族的、宗教的、文野的种种偏见。他的这些远见卓识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为了战胜陈腐的观念，同他的战争一样，亚历山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昔日腓力最忠诚的部将，曾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帕尔墨尼翁及其子菲罗塔斯要求亚历山大疏远波斯人，将他们排斥于身边之外，被亚历山大愤而杀之。曾救过亚历山大性命的克利托斯，因非难亚历山大对波斯人的友善，也被亚历山大挥剑刺死。表明亚历山大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西方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大帝国的决心的不可动摇性。也许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意志和行为将给世界历史的面貌带来怎样的变化。
（四）虽然亚历山大仅仅在位十二年，却开创了东西方历史交往的一个新时代，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吴于廑教授所说：“希腊和东方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接触，不是从亚历山大建立帝国后才有的。但从亚历山大帝国的时期开始，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帝国以后，那种原来只是偶然的接触就发展为经常的广泛而深刻的交流”[13]。
东征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亚历山大在东方各地建立了七十多座以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尽管最初只为军事所需，但后来许多城市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的商人和殖民者紧紧追随马其顿军人的足印，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共同开发建设这些城市，涌现出了一批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为一体的重要都市。在尼罗河口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就是其典型代表。它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商港，中介贸易异常活跃。他的部将所开发的塞留细亚城、罗得斯岛、安条克城、帕加马城等都在“希腊化时代”闻名于世，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城市。
希腊古典时代重视理性科学的传统也成为东方人的精神财富。亚历山大本人就十分重视对科学文化的开发和研究。他在东征期间大量搜集东方的动植物标本和法律政治资料赠送给恩师亚里士多德，他还亲自接见印度智者派的代表，和他们共同探讨人生宇宙的奥秘。随军而来的希腊学者对东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天文地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学探险和军事冒险并驾齐驱。为科学研究提供最佳环境的图书馆拔地而起，最富盛名的亚里山大里亚图书馆藏书50万册，世界各地的学者名流云集于此，自然科学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帕加马和叙拉古图书馆也都享有盛誉。“希腊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惜资财来充实和支持图书馆，认为这是在国内国外社会舆论的观感中巩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14]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经济、文化活动在十分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不能不促进人类思想水平的提高。斯多噶派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派哲学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不再局限于城邦的狭小范畴，而是放眼整个世界，得出了“在宇宙理想的面前，一切民族、国家、个人都是平等的”结论。[15]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显然是受到亚历山大种族观的影响，并在东西方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亚历山大不愧为英明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他不仅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帝国，而且成功地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古罗马史学家阿匹安把亚历山大的成功说成是“不仅依靠军事才能，而且也依靠敏捷和幸运”[16]；把亚历山大当成偶像的拿破仑则说：“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感到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艺术。”[17]
的确，亚历山大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乃至于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表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他的理想或目标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总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适时调整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作战计划，这使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亚历山大的东进计划，准备打到世界的尽头，实现他称霸世界的光荣梦想，当他进入印度腹地时，路途险阻丛生，士兵怨声载道，人们一直以为亚历山大的决心无法动摇，但他突然下令，搬师回朝。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能够做出自我否定的决择，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这种胆识便来自他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亚历山大力排众议，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是他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又一例证。亚历山大这种讲究实际，实事求是的坚定的科学态度，是他留给历史的一条宝贵经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450页。
②〔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 《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67页，以下凡有“”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③ ⑨〔英〕赫·齐·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371页，370页。
④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Ⅰ，4，5，1254a；Ⅰ，8，1256b。
⑥〔法〕德拉逊著，《希腊主义史》第三卷，17页。
⑦ ⑩〔美〕威廉·杜兰著，幼狮翻译中心局译《世界文明史》第七册，台北幼狮翻译中心出版社，116页，118页。
⑧ [12]〔美〕小查尔斯·亚历山大·罗宾逊著，马诚等译，《亚历山大大帝》，新华出版社。1988年，7页，61—6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6页。
[13]吴于廑著，《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86—87页。
[14] [15]〔苏〕B·C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512页，515页。
[16]〔古罗马〕阿匹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册，226页。
[17]《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上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知识出版社，1982年，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