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倍倍尔的评价问题
——评一种流行的观点：倍倍尔是“左派之首”
关勋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1996年04期第67-76页
提要 倍倍尔在晚年，在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犯有不少带有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这些错误被右派利用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应该以此为鉴戒，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为代表的左派，曾经批评了倍倍尔的错误，他们靠拢列宁主义，而倍倍尔则接近中派主义，把“左派之首”这顶桂冠奉送给倍倍尔，他岂能受之无愧？
关键词 倍倍尔 卢森堡 德国社会民主党 修正主义 中派主义
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倍倍尔（1840～1913年）作为该党的创始者、领导者、“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位最卓越的领导”[①]，究竟属于何派，是否“左派之首”，对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应如何看待，这是对倍倍尔评价的重大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
列宁指出：倍倍尔也犯有“机会主义错误”[②]。“倍倍尔在布勒斯劳（189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仿效倍倍尔。”[③]同样，也不应当对倍倍尔所犯的错误加以夸大或掩饰。
倍倍尔一生的革命活动功大于过。但是，如果对其人晚年的错误片面夸大或过分指责，那末他就成为遗臭万年的“中派”；反之，对其人的错误避而不提或故意缩小，那末，他就不仅是一个左派，而且还可以给他戴上“左派之首”的桂冠。这种情况，在国内外的史学界对于倍倍尔的评价都是存在的。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德国史专著，以及供高等学校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之首。有的教材写道：“德国 党内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分成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有的专著则认为：“面对修正主义者的进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等革命左派起而反击。”这种把倍倍尔列在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封他为“左派之首”的观点，恕我不敢苟同。
“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倍倍尔属于何派？国内外史学界均有不同看法。
1930年，德国著名史学家约·连茨在《第二国际的兴亡》一书中，不仅把倍倍尔列为中派，而且干脆称之为“中派之首”，认为“在倍倍尔领导下形成的中派，中派保持着旧的革命者的辞令，然而实际上越来越靠近修正主义。”[④]倍倍尔是“过时的革命家”[⑤]。
1939年，前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教程》认为，“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曾是怯弱而不彻底地企图向左走几步。但随着又向右派投降了。这一集团被称为中派……它的参加者称为中派主义者。”该书还多处提到“中派倍倍尔”[⑥]。
1955年，由前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开始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其“人名索引”中首次出现的倍倍尔条目认为，他“在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⑦]可是回避了倍倍尔属于何派的问题。
1958年，维纳·洛赫在《德国史》中说：“右派竟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决定作用，并且实际上把这个党变成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党领导中多数派的调和态度，即所谓中间派的调和态度。但是，伟大的德国工人领袖倍倍尔的调和态度在这种发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⑧]这种闪烁其辞的背后，就是暗示倍倍尔倾向于中派。
1963年，前民主德国史学家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的《倍倍尔传》认为，倍倍尔既非中派，也不属于左派。围绕着俄国革命理论的多次辩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形成了三派。“德国的左派是右派和正在发展的中派势力的反对派、奥古斯都·倍倍尔虽然不属于德国左派，但他始终坚持其革命的立场。”[⑨]“他和左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问题，原因在于倍倍尔因循守旧，仍然按照十九世纪的经验和认识行事，从而使他不能像左派那样所断然采用新的斗争方法。”[⑩]该书对倍倍尔晚年的错误有点避重就轻，并且诸多解释，回避其所犯错误的中派主义倾向。
在我国，在60年代，有一部由国家出版社印行，在高等学校普遍使用，并且影响深远的教材《世界通史》，出于种种原因，完全回避了倍倍尔究竟属于何派的问题。在70～80年代初，在有关的小册子、人物传记和辞书中，都缄口不提倍倍尔属于何派，只是异口同声地说，倍倍尔晚年犯了中派主义、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直到1984年出版的、供高校使用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才较为明确地指出了倍倍尔的派别倾向：“倍倍尔后期也犯有错误……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中派’的调和倾向。”“‘中派’，其代表人物有考茨基、麦克唐纳等。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劳绩的倍倍尔越来越与中派密切联系。”但是，曾几何时，同一个编著者在另一著作中又一反前说，不仅称倍倍尔为左派，而且还把他列在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成为左派之首。这种在人物评价问题上采取“变色龙”的做法，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实在令人惊讶。姑且不论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如何，在改变自己的观点时也无一点自我批评和反思，但能够又一次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毕竟是好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很早就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吗？[①①]遵循他们的教导，所以笔者也决不掩盖自己对倍倍尔的看法。尤其是打算简要地评论倍倍尔晚年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与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的言行作些对照，看看倍倍尔是否左派之首。
倍倍尔在晚年，曾经在党内和第二国际中与机会主义作过斗争，并且直到1913年逝世为止，都表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他在1903年说过：倘若我一息尚存，“我愿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死敌，以便破坏它的生存条件，如果我有可能的话就消灭它们。”[①②]1910年，他说：“翻天覆地的一天即将到来。”[①③]他深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①④]。但是，倍倍尔由于思想认识赶不上19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力，未能洞察一切，明辨是非，所以在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面犯了不少属于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
有一种意见认为：“倍倍尔在垂暮之年虽然犯有一些错误……指责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在原则上不放弃斗争的老革命家为‘中派’、甚至是‘中派首领’，是离开当时历史环境的分析，是很不公允的。”当然把倍倍尔称为中派不免失之偏颇。但是，他犯有不少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如果不分清是非，不辨明其错误，不正视其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不能引为鉴戒，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二
倍倍尔在晚年，在党内领导“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笼，倍倍尔的确对它进行了“斗争”。但是，在1898～1903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倍倍尔从来没有认为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而始终认定他是“同志”，只对他进行很温和的、仁慈的“斗争”。列宁在1904年讽刺地说：“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比伯恩施坦同志……更善于接受周围人们的影响：我们要把他放到自家人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将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修正主义者，我们‘将用温和的手段条死’（kill with kindness）这个修正主义者”[①⑤]。
1898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把讨论和批判伯恩施坦问题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倍倍尔根本不懂得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只是在大会的第二天，宣读了伯恩施坦寄给大会的所谓《声明》之后表态：“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但是党代表大会不能谈论这个问题……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局势，考虑到伯恩施坦的声明，考虑到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在党内某些人中间引起了共鸣这一事实，并且考虑到有必要研究这一事实，我最后也只能表示这样一种愿望：让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争论，不要忘记，我们是党内的同志对同志说话。”[①⑥]对于修正主义者，倍倍尔只想“促膝谈心”，而不要当头棒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竭力回避与修正主义作公开论战。代表大会没有作出任何批判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谬论的决定。倍倍尔幻想修正主义头子能够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客观上起了助长修正主义气焰的作用。
相反，卢森堡对待修正主义问题的立场、态度则是坚定而明朗的，这与倍倍尔成了鲜明的对照。她一开始就对修正主义疾恶如仇，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它口诛笔伐。1898年7月，她就准备好对伯恩施坦进行批判的计划。9月下旬，她出版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系统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纲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指明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不是一般斗争方式或策略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针对伯恩施坦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卢森堡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横隔着一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摧毁这堵墙。”[①⑦]10月，她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修正主义，“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①⑧]她批判伯恩施坦的公式：“最终的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时，义正辞严地指出：为运动而运动就等于零。“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①⑨]会后，卢森堡发表《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批评党的领导对修正主义斗争不坚决，“错误地估计了党的情绪，他们非常缺乏信心，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和全力以赴地抵制有害的倾向。”[②⑩]
1899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报告，专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清算”。他的报告中说：伯恩施坦的纲领是“反对党的全部基本观点并且是以极其含糊和矛盾百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②①]但没有表示对伯恩施坦作任何处理。大会召开前夕，卢森堡主张党应该把伯恩施坦“驱逐出去”[②②]。但是，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给予支持。由倍倍尔提出（在讨论中经过修改）的大会决议中，只温和地拒绝伯恩施坦纲领关于改变党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把党改变成民主社会主义改良党的要求。倍倍尔指望通过批评伯恩施坦主义来保证党的“统一”，而在组织原则上对他们无拳无勇。他幻想伯恩施坦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所阐述的一切论点”，能够“悔过”，这样，“一个悔过的罪人比九十九个守法的人更能使我们高兴”[②③]。
1901年9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继续讨论伯恩施坦问题。倍倍尔在发言中说：“我最初没有打算谈论两个流派的原则分歧”。“我们希望伯恩施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希望伯恩施坦将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那时我们将会把他当作名副其实的自己人而愉快地欢迎他。”[②④]由倍倍尔起草的大会决议中“带有浓厚的外交气味”，再次称伯恩施坦为“同志”，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党作出了“完全片面的批评”。“党代表大会指望伯恩施坦同志不会忽视这一裁决并且会按照这一裁决采取行动。”[②⑤]尽管伯恩施坦在大会中声明这个决议的“前提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②⑥]，实际上是不服从这个决议，但倍倍尔仍然只想作一般的争论，而不作组织上的“宗教裁判”[②⑦]。
1903年9月，在德累斯顿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倍倍尔的大会发言表示，不能再容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必须把帐算清”[②⑧]。但是他做得很不彻底。他只批判修正主义“分散了我们的力量，它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它迫使我们发生意见分歧，它迫使我们互相反对”[②⑨]，而在组织原则上却非常懦弱。当伯恩施坦在大会上气焰嚣张，大放厥词，公然以一个反党的派别：“我甚至是个伯恩施坦分子”[③⑩]向党分庭抗礼的时候，倍倍尔对修正主义者仍然宽宏大量，“教”而不诛，仍然让无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分子留在党的机关中，在《前进报》占居重要位置，使他们逐渐夺取了党和工会的领导权。
可见，在“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上，倍倍尔虽然进行过“斗争”，但却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和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党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党的存亡绝续问题。当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党的立场和观点时，必须无情地把他们清除出党。倍倍尔缺少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得极为温和，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退让。他迷信党的“统一”和“和平”，力图凌驾于党内左、中、右三派之上，无偏无党，“调解矛盾”。尽管倍倍尔也曾多次表示要把修正主义分子清洗出党，但仅仅是挂在口头上。他优柔寡断，沉吟不决，不敢采取断然措施。这就导致倍倍尔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发生严重分歧。因为左派要求倍倍尔加强党的领导，掌握党的领导机关，驱逐修正主义分子。而倍倍尔也多少意识到修正主义者有篡党的危险，但却掉以轻心，未加防范。倍倍尔只是一厢情愿地寄望于修正主义者能够承认党的决议而与他们并肩前进，这无异与虎谋皮。
1907年以后，由于俄国革命失败和德国工人贵族势力增长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滑到了中派主义立场，修正主义在党的实际政策中愈来愈起支配作用。当倍倍尔几乎被修正主义势力排挤出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时候，他竟然口口声声表明要与执行委员会保持一致。因为直到1908年，倍倍尔还认为修正主义者“不是敌人”[③①]。当名为“左派”实为中派的哈阿兹的中派主义的嘴脸，已经在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大会暴露之后，倍倍尔在1911年还把他当成“左派”，极力推荐他为党的第二主席，力图以此求得党的“统一”，以致铸成大错。这样，倍倍尔一误再误地与机会主义在组织上讲“统一”，就只会姑息养奸，养痈为患，让右派戮害党，致使修正主义分子和中派势力在1912年帝国国会新的议会党团（110人）中占居绝对优势。最为可悲的是，倍倍尔没有察觉这种危险，还以为是“左翼”占了多数，而感到“很愉快”[③②]。此时，“德国人实际上有两个党”[③③]，即右派与中派结为一“党”占优势；左派则为另一“党”，处于劣势。倍倍尔在1913年一死，党的领导权就被右派所篡夺。艾伯特做了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德曼则成了议会党团的主席，终于把党葬送了。“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一具僵尸。”[③④]因为它的议会党团在这天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且宣布他们准备“保卫祖国”，“决不置祖国于不顾”[③⑤]，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这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悲惨的腐朽状况”[③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悲剧决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首先由机会主义者负责。但是由于倍倍尔长期不夷不惠，犯调和主义错误，没有防患于未然，致使维护与右派“统一”之花，最终结成了剧毒之果。倍倍尔是难辞其咎的。
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在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也不少。
第一，关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倍倍尔对议会斗争习以为常，因而对武装斗争表示怀疑，甚至把它看成是“制造灾难”而加以拒绝。他期待“和平发展”。在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报告中说：“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为引起革命而工作，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制造工人首先受害的灾难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取决于我们。”[③⑦]倍倍尔在这里不仅忘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基础的暴力革命理论，而且也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和平发展可能性”的原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但愿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不取决于工人阶级。因为反动统治者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维护他们的统治。马克思在1872年就明确地说：“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必须采取暴力。”[③⑧]20世纪初期，在德国这个军国主义猖獗到了极点，官僚国家机器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国家里，不仅大谈特谈“和平发展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断言“这也取决于我们”，这如果不是有意背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在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倍倍尔根本无法与卢森堡相比。卢森堡在1902年《新时代》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暴力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手段，是至高无上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不是出于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明确认识到无论在阶级斗争的个别事件还是为最终夺取政权都必须使用暴力，这是一开始就不可缺少的，这样的见解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和平合法活动发挥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作用。”[③⑨]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5月，倍倍尔著文赞扬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9月，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的发言也表示同情和欢迎俄国革命。但是，赞扬是一回事，而是否承认俄国革命经验又是另一回事。倍倍尔拒绝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即从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他认为俄国那里的情况是“反常”的[④⑩]。他否认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他竟然引用被《前进报》删节和歪曲了的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有关巷战问题的论述，来为自己拒绝总罢工和由此发展为武装起义的策略辩护。虽然倍倍尔最终还是被迫在大会决议中承认总罢工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要的斗争手段之一”，但是次年（1906年）2月，在倍倍尔领导的党执行委员会与工会总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又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订，否定了这个决议。并且在倍倍尔同意的有关通报中说：“党的执行委员会无意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力图可能地阻止这类群众性罢工。”[④①]倍倍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群众性罢工，是因为目前的组织状况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而罢工将会受到严厉的“军法”处置。他说：“在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时候能够上演一场群众罢工吗？假若党的领导是如此昏庸，在这样的日子里去上演群众罢工，那么立刻随着动员之举便会宣布全德国处于战争状况，于是这不再决定于民法，而是军法。”[④②]因此，自从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之后，倍倍尔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对群众罢工问题噤若寒蝉了。此时，群众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气势磅礴。1903年，德国发生1282次罢工，参加的工人共121593人；1905年发生2323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50万人[④③]。倍倍尔由于惧怕“军法”，对这些罢工已经漠不关心了。在1906年9月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对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再次进行辩论，倍倍尔背弃了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承认总罢工的决议。倍倍尔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滑向机会主义方面去了。
与倍倍尔相反，卢森堡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坚持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她发出号召：“向俄国革命学习！”[④④]她在1905年10～12月发表了30多篇论述俄国革命的文章，强调必须结合德国的实际去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高度赞扬她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能够马上理解和正确评论俄国革命“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④⑤]。卢森堡在1905年12月，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前赴华沙领导波兰的群众革命运动。次年她陷身囹圄，随后她被保释，就于8月开始撰写《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书，批评党的领导忽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强调为了激发群众运用俄国革命中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武器来推进德国革命，党必须发挥“坚决的先锋队”作用[④⑥]。在1910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在决议案中“直接指出了群众性罢工是斗争的手段”[④⑦]。
第二，关于党与工会关系的问题。在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否认他主张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但是，在实践上他却同工会总委员会的工会官僚、修正主义分子列金实行妥协，接受“工会中立论”。倍倍尔说：“工会的重要性不下于党”，由党来领导工会是“不合时宜”的[④⑧]。在1906年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倍倍尔提出的修正案写道：“当党的执行委员会一旦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必要时，它必须与工会总委员会实行联合，并且为了有效的贯彻行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对策。”[④⑨]这不仅承认工会中立，工会与党平起平坐，而且实际上是承认举行群众性罢工时，“须得机会主义者和反对罢工的工会官僚的同意。这表明，工会官僚完全战胜了党，机会主义分子完全战胜了会员群众。”[⑤⑩]列宁指出：“宣传工会中立，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张目。”[⑤①]“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⑤②]。“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⑤③]党必须领导工会，工会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原则。倍倍尔赞成工会中立就违背了这个原则，不自觉地掉进了工团主义、机会主义的泥坑。
第三，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倍倍尔曾经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军国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初，倍倍尔由于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缺少认识，竟然一反常态，自觉不自觉地与德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夺取殖民地的要求一唱一和。1906年，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宣称：“推行殖民政策，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种罪恶。推行殖民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问题在于，怎样去推行殖民政策。因此，如果您们是作为朋友、作为慈善家、作为人类的教育家对待外国民族，为了帮助他们把他们国家的与我们国家不同的财宝取出来，为了通过这种活动以有利于土著居民和整个文明人类，这样，我们是同意的。”[⑤④]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家，竟然矢口否认殖民主义的罪恶，模棱两可地说殖民政策“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实在出乖露丑，令人嗤之以鼻。
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友好的”、“慈善的”殖民政策，把殖民主义只归诸于“方法”问题的言论，不仅忘记了几百年来反动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且回避了必须反对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自觉不自觉地与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攫取的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靠拢，倾向修正主义方面去了。倍倍尔这番言论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纲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谬论，是相去无几的。试看伯恩施坦是怎样说的：“不存在一开始就把获得殖民地看做大逆不道的理由。……如果说享受热带耕地的生产物是无可非难的，那末管理这种耕地本身也应该是无可非难的。在这里，应该解决的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⑤⑤]倍倍尔的言论简直又成了荷兰修正主义者万·科尔谬论的前驱。万·科尔在为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起草的议案中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⑤⑥]列宁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⑤⑦]
1911年，倍倍尔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主张“各国在殖民地享受平等权利”。这种言论简直是替德国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关于“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的叫嚣帮腔，犯了“殖民沙文主义”的错误。
与倍倍尔相反，卢森堡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大义凛然。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卢森堡正确地指出：“德国几乎是唯一致力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和舰队的国家，现在这种政策成了整个世界的口号。”她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期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日常斗争以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的反动。”[⑤⑧]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期间，世界面临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卢森堡与倍倍尔所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她严厉批评党的领导错误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帝国国会选举方面，而没有发动群众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挑衅。她强调指出，倍倍尔必须对党执行委员会这一错误负责。1912年，卢森堡强烈要求党的领导按照第二国际巴塞尔反战宣言的革命精神，展开广泛的宣传，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备战。
第四，在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也是严重的。1904年，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倍倍尔反对米勒兰机会主义，指出米勒兰入阁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但是又过高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300万张选票的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字未提。连法国的代表铙勒斯都质问倍倍尔：你们的国家“仍然缺少为无产阶级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两种基本手段：你们既没有革命行动，又没有议会行动……你们将走什么道路，你们将搞革命还是搞议会活动”[⑤⑨]。
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承认必须反对机会主义派别，但又主张各国社会党的各派必须合并，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倍倍尔等人起草、由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在每个国家中，必须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相反，只存在一个社会党，就像只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一样。”[⑥⑩]决议还特别规定，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对此“负有严格的义务”[⑥①]。这实际上与机会主义妥协。因为此时欧美各国社会党中的右派即修正主义势力已经迅速膨胀，把无原则的党的“统一”作为一种“义务”，就只能打击左派，使右派占上风而导致向右派投降。俄国布尔什维克拒绝这个决议，决不承担与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统一”的义务；而倍倍尔坚持这个决议，像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样与修正主义派保持党的“统一”。倍倍尔还主张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以便“恢复党的统一”。1905年他致书列宁，要求亲自出马充当“和事佬”，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仲裁人”，遭到了布尔什维克拒绝。倍倍尔这些不光采的行径，在客观上站到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各国社会党人对迫于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讨论，制订对策。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错误特别突出。他忽视了猖獗至极的、急急于发动大战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且还不自觉地为他们辩护。早在1904年他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就说：“我认为，德国的政策竟如此小心谨慎，致使它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⑥②]。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又老调重弹：好战派在德国的确还没有什么实力，“在德国，有势力的阶层内无人愿意战争。”[⑥③]在讨论战争性质问题时，倍倍尔甚至连战争性质决定于战争的目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也不顾，竟然要追究战争到底是“谁先发动的”。因此，他在为大会起草的关于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理论，而把战争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两种类型[⑥④]。这种观点是纯粹中派主义的。倍倍尔在发言中还竟然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站在“祖国”方面去支持战争，如果这个战争是“防御性”的话。列宁在1908年《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曾经批判了倍倍尔关于“必须参加‘防御性的’战争”的错误言论[⑥⑤]。
倍倍尔把德国帝国主义可能对沙皇俄国发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防御战争、“求解放的”战争。因为他教条地对待19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宪兵”的论述，教条地对待他和恩格斯讨论1891年战争危机时的看法。当时“他们一致认为一旦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同俄国和俄国人的一切盟友进行殊死的战斗。”[⑥⑥]倍倍尔对沙皇专制制度切齿痛恨，而带有“爱国主义”即沙文主义情绪，对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穷兵黩武的德国帝国主义比沙皇俄国帝国主义更加猖獗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倍倍尔所犯的沙文主义倾向的错误，受到了法国代表“左”的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的猛烈反对，并且予以尖刻的嘲笑和责难。爱尔威说：倍倍尔已与修正主义者为伍，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屠杀！”[⑥⑦]在这一点上，对“表现得轻率、浅薄、爱用动人的词句”[⑥⑧]的爱尔威的批评，倍倍尔能不无地自容吗？
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倍倍尔比之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相形见绌。卢森堡和列宁一道对倍倍尔关于反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正，强调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尽一切力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加速资本家统治的崩溃。”[⑥⑨]这就把倍倍尔那个决议草案的中派主义错误一扫而光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身是胆，对军国主义的迫害毫无畏惧。他于1907年出版《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揭露军国主义的罪恶，“推动反军国主义的思想向前发展”[⑦⑩]。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赞成“宁可起义，不要战争”[⑦①]的口号。他因此被莱比锡最高法庭判处叛国罪，服一年半徒刑。他坚持“不给军国主义一个兵，一文钱”的原则。1913年，他公开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化身“大炮大王”克虏伯，谴责克虏伯为首的军火垄断组织为“战争挑拨者”。他强调说：“必须向各国人民发出号召：‘祖国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它面临的危险不是外部敌人，而是内部敌人——各国的军火垄断者。”[⑦②]他在反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
综上所述，无论是“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斗争，还是“围绕着俄国革命理论”的斗争，以及在反对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倍倍尔都犯了不少错误。虽然这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而不是由于立场问题所犯的错误，但其错误是严重的，是带有中派主义倾向的。而他对中派主义的危害性几乎毫无认识。中派主义的思想核心就是迁就、调和，即口头上、表面上主张马克思主义，而行动上、实际上却退让、屈服于机会主义；而其阶级内容就是执行愈来愈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虽然倍倍尔在晚年与党内左派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比之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逊色得多了。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左派的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盖世功绩在于：同党内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了中派的机会主义实质，抵制“议会迷”，捍卫了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思想，坚持宣传和实践俄国革命的经验，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虽然在其他方面也犯有错误，但他们更靠拢列宁主义。在1905年革命后许多年间，卢森堡和列宁、布尔什维克保持着极其良好的关系。而倍倍尔在晚年，在理论、策略和实践上不自觉地接近中派主义。“镀了金的”中派主义，即暗藏的机会主义，比公开的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更危险，倍倍尔对此未能察觉。他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被右派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造成了严重的恶劣的后果。因此，把“左派之首”这顶桂冠奉送给倍倍尔，他能当之无愧吗？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5卷，第91页。
②《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页。
③、⑤①、⑤②、⑤③、⑤⑦、⑥⑧《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4、63、438、440、70～71、75页。
④、⑤、③⑦、④⑩、④①、④②、④⑧、④⑨、⑤④、⑥③、⑥⑦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3、90、65、66、69、71、70～71、70、81、89、89页。
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教程》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51、52、20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第900页。
⑧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09页。
⑨、⑩、①②、①③、①④、③①、③②、⑥②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倍倍尔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192、171、195、218、194、210、188页。
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①⑤《列宁全集》第7卷，第363～364页。
①⑥、②①、②③、②④、②⑤、②⑥、②⑦、②⑧、②⑨、③⑩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3～44、183、280、444、419、455～457、470、559、569、600页。
①⑦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页。
①⑧、①⑨、②⑩、③⑨、⑤⑧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5～46、50、397～398、275～276页。
②②、④④罗·叶夫泽罗夫等著：《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131页。
③③《列宁文稿》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9页。
③④卢森堡语。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1页。
③⑤、⑥④、⑥⑨《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1958年版，第341、322、324页。
③⑥《列宁全集》第21卷，第81页。
③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
④③、⑤⑩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9、43～44页。
④⑤《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6页。
④⑥《卢森堡选集》第二卷，柏林1972年德文版，第133～134页。
④⑦《列宁全集》第16卷，第311页。
⑤⑤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5～106页。
⑤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于帝国主义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47页。
⑤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1987年版，第298页。
⑥⑩、⑥①Л·И·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⑥⑤《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7～168页。
⑥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6页。
⑦⑩、⑦①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168页。
⑦②明·亚诺夫斯卡娅：《卡尔·李卜克内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1996年04期第67-76页
关键词 倍倍尔 卢森堡 德国社会民主党 修正主义 中派主义
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倍倍尔（1840～1913年）作为该党的创始者、领导者、“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位最卓越的领导”[①]，究竟属于何派，是否“左派之首”，对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应如何看待，这是对倍倍尔评价的重大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
列宁指出：倍倍尔也犯有“机会主义错误”[②]。“倍倍尔在布勒斯劳（189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仿效倍倍尔。”[③]同样，也不应当对倍倍尔所犯的错误加以夸大或掩饰。
倍倍尔一生的革命活动功大于过。但是，如果对其人晚年的错误片面夸大或过分指责，那末他就成为遗臭万年的“中派”；反之，对其人的错误避而不提或故意缩小，那末，他就不仅是一个左派，而且还可以给他戴上“左派之首”的桂冠。这种情况，在国内外的史学界对于倍倍尔的评价都是存在的。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德国史专著，以及供高等学校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之首。有的教材写道：“德国 党内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分成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有的专著则认为：“面对修正主义者的进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等革命左派起而反击。”这种把倍倍尔列在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封他为“左派之首”的观点，恕我不敢苟同。
“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倍倍尔属于何派？国内外史学界均有不同看法。
1930年，德国著名史学家约·连茨在《第二国际的兴亡》一书中，不仅把倍倍尔列为中派，而且干脆称之为“中派之首”，认为“在倍倍尔领导下形成的中派，中派保持着旧的革命者的辞令，然而实际上越来越靠近修正主义。”[④]倍倍尔是“过时的革命家”[⑤]。
1939年，前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教程》认为，“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曾是怯弱而不彻底地企图向左走几步。但随着又向右派投降了。这一集团被称为中派……它的参加者称为中派主义者。”该书还多处提到“中派倍倍尔”[⑥]。
1955年，由前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开始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其“人名索引”中首次出现的倍倍尔条目认为，他“在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⑦]可是回避了倍倍尔属于何派的问题。
1958年，维纳·洛赫在《德国史》中说：“右派竟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决定作用，并且实际上把这个党变成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党领导中多数派的调和态度，即所谓中间派的调和态度。但是，伟大的德国工人领袖倍倍尔的调和态度在这种发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⑧]这种闪烁其辞的背后，就是暗示倍倍尔倾向于中派。
1963年，前民主德国史学家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的《倍倍尔传》认为，倍倍尔既非中派，也不属于左派。围绕着俄国革命理论的多次辩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形成了三派。“德国的左派是右派和正在发展的中派势力的反对派、奥古斯都·倍倍尔虽然不属于德国左派，但他始终坚持其革命的立场。”[⑨]“他和左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问题，原因在于倍倍尔因循守旧，仍然按照十九世纪的经验和认识行事，从而使他不能像左派那样所断然采用新的斗争方法。”[⑩]该书对倍倍尔晚年的错误有点避重就轻，并且诸多解释，回避其所犯错误的中派主义倾向。
在我国，在60年代，有一部由国家出版社印行，在高等学校普遍使用，并且影响深远的教材《世界通史》，出于种种原因，完全回避了倍倍尔究竟属于何派的问题。在70～80年代初，在有关的小册子、人物传记和辞书中，都缄口不提倍倍尔属于何派，只是异口同声地说，倍倍尔晚年犯了中派主义、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直到1984年出版的、供高校使用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才较为明确地指出了倍倍尔的派别倾向：“倍倍尔后期也犯有错误……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中派’的调和倾向。”“‘中派’，其代表人物有考茨基、麦克唐纳等。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劳绩的倍倍尔越来越与中派密切联系。”但是，曾几何时，同一个编著者在另一著作中又一反前说，不仅称倍倍尔为左派，而且还把他列在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之前，成为左派之首。这种在人物评价问题上采取“变色龙”的做法，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实在令人惊讶。姑且不论其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如何，在改变自己的观点时也无一点自我批评和反思，但能够又一次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毕竟是好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很早就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吗？[①①]遵循他们的教导，所以笔者也决不掩盖自己对倍倍尔的看法。尤其是打算简要地评论倍倍尔晚年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与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的言行作些对照，看看倍倍尔是否左派之首。
倍倍尔在晚年，曾经在党内和第二国际中与机会主义作过斗争，并且直到1913年逝世为止，都表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他在1903年说过：倘若我一息尚存，“我愿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死敌，以便破坏它的生存条件，如果我有可能的话就消灭它们。”[①②]1910年，他说：“翻天覆地的一天即将到来。”[①③]他深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①④]。但是，倍倍尔由于思想认识赶不上19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力，未能洞察一切，明辨是非，所以在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面犯了不少属于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
有一种意见认为：“倍倍尔在垂暮之年虽然犯有一些错误……指责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在原则上不放弃斗争的老革命家为‘中派’、甚至是‘中派首领’，是离开当时历史环境的分析，是很不公允的。”当然把倍倍尔称为中派不免失之偏颇。但是，他犯有不少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如果不分清是非，不辨明其错误，不正视其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不能引为鉴戒，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二
倍倍尔在晚年，在党内领导“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笼，倍倍尔的确对它进行了“斗争”。但是，在1898～1903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倍倍尔从来没有认为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而始终认定他是“同志”，只对他进行很温和的、仁慈的“斗争”。列宁在1904年讽刺地说：“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比伯恩施坦同志……更善于接受周围人们的影响：我们要把他放到自家人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将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修正主义者，我们‘将用温和的手段条死’（kill with kindness）这个修正主义者”[①⑤]。
1898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把讨论和批判伯恩施坦问题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倍倍尔根本不懂得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只是在大会的第二天，宣读了伯恩施坦寄给大会的所谓《声明》之后表态：“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但是党代表大会不能谈论这个问题……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局势，考虑到伯恩施坦的声明，考虑到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在党内某些人中间引起了共鸣这一事实，并且考虑到有必要研究这一事实，我最后也只能表示这样一种愿望：让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争论，不要忘记，我们是党内的同志对同志说话。”[①⑥]对于修正主义者，倍倍尔只想“促膝谈心”，而不要当头棒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竭力回避与修正主义作公开论战。代表大会没有作出任何批判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谬论的决定。倍倍尔幻想修正主义头子能够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客观上起了助长修正主义气焰的作用。
相反，卢森堡对待修正主义问题的立场、态度则是坚定而明朗的，这与倍倍尔成了鲜明的对照。她一开始就对修正主义疾恶如仇，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它口诛笔伐。1898年7月，她就准备好对伯恩施坦进行批判的计划。9月下旬，她出版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系统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纲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指明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不是一般斗争方式或策略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针对伯恩施坦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卢森堡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横隔着一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摧毁这堵墙。”[①⑦]10月，她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修正主义，“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①⑧]她批判伯恩施坦的公式：“最终的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时，义正辞严地指出：为运动而运动就等于零。“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①⑨]会后，卢森堡发表《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批评党的领导对修正主义斗争不坚决，“错误地估计了党的情绪，他们非常缺乏信心，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和全力以赴地抵制有害的倾向。”[②⑩]
1899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报告，专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清算”。他的报告中说：伯恩施坦的纲领是“反对党的全部基本观点并且是以极其含糊和矛盾百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②①]但没有表示对伯恩施坦作任何处理。大会召开前夕，卢森堡主张党应该把伯恩施坦“驱逐出去”[②②]。但是，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给予支持。由倍倍尔提出（在讨论中经过修改）的大会决议中，只温和地拒绝伯恩施坦纲领关于改变党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把党改变成民主社会主义改良党的要求。倍倍尔指望通过批评伯恩施坦主义来保证党的“统一”，而在组织原则上对他们无拳无勇。他幻想伯恩施坦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所阐述的一切论点”，能够“悔过”，这样，“一个悔过的罪人比九十九个守法的人更能使我们高兴”[②③]。
1901年9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继续讨论伯恩施坦问题。倍倍尔在发言中说：“我最初没有打算谈论两个流派的原则分歧”。“我们希望伯恩施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希望伯恩施坦将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那时我们将会把他当作名副其实的自己人而愉快地欢迎他。”[②④]由倍倍尔起草的大会决议中“带有浓厚的外交气味”，再次称伯恩施坦为“同志”，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党作出了“完全片面的批评”。“党代表大会指望伯恩施坦同志不会忽视这一裁决并且会按照这一裁决采取行动。”[②⑤]尽管伯恩施坦在大会中声明这个决议的“前提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②⑥]，实际上是不服从这个决议，但倍倍尔仍然只想作一般的争论，而不作组织上的“宗教裁判”[②⑦]。
1903年9月，在德累斯顿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倍倍尔的大会发言表示，不能再容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必须把帐算清”[②⑧]。但是他做得很不彻底。他只批判修正主义“分散了我们的力量，它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它迫使我们发生意见分歧，它迫使我们互相反对”[②⑨]，而在组织原则上却非常懦弱。当伯恩施坦在大会上气焰嚣张，大放厥词，公然以一个反党的派别：“我甚至是个伯恩施坦分子”[③⑩]向党分庭抗礼的时候，倍倍尔对修正主义者仍然宽宏大量，“教”而不诛，仍然让无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分子留在党的机关中，在《前进报》占居重要位置，使他们逐渐夺取了党和工会的领导权。
可见，在“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上，倍倍尔虽然进行过“斗争”，但却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和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党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党的存亡绝续问题。当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党的立场和观点时，必须无情地把他们清除出党。倍倍尔缺少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得极为温和，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退让。他迷信党的“统一”和“和平”，力图凌驾于党内左、中、右三派之上，无偏无党，“调解矛盾”。尽管倍倍尔也曾多次表示要把修正主义分子清洗出党，但仅仅是挂在口头上。他优柔寡断，沉吟不决，不敢采取断然措施。这就导致倍倍尔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发生严重分歧。因为左派要求倍倍尔加强党的领导，掌握党的领导机关，驱逐修正主义分子。而倍倍尔也多少意识到修正主义者有篡党的危险，但却掉以轻心，未加防范。倍倍尔只是一厢情愿地寄望于修正主义者能够承认党的决议而与他们并肩前进，这无异与虎谋皮。
1907年以后，由于俄国革命失败和德国工人贵族势力增长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滑到了中派主义立场，修正主义在党的实际政策中愈来愈起支配作用。当倍倍尔几乎被修正主义势力排挤出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时候，他竟然口口声声表明要与执行委员会保持一致。因为直到1908年，倍倍尔还认为修正主义者“不是敌人”[③①]。当名为“左派”实为中派的哈阿兹的中派主义的嘴脸，已经在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大会暴露之后，倍倍尔在1911年还把他当成“左派”，极力推荐他为党的第二主席，力图以此求得党的“统一”，以致铸成大错。这样，倍倍尔一误再误地与机会主义在组织上讲“统一”，就只会姑息养奸，养痈为患，让右派戮害党，致使修正主义分子和中派势力在1912年帝国国会新的议会党团（110人）中占居绝对优势。最为可悲的是，倍倍尔没有察觉这种危险，还以为是“左翼”占了多数，而感到“很愉快”[③②]。此时，“德国人实际上有两个党”[③③]，即右派与中派结为一“党”占优势；左派则为另一“党”，处于劣势。倍倍尔在1913年一死，党的领导权就被右派所篡夺。艾伯特做了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德曼则成了议会党团的主席，终于把党葬送了。“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一具僵尸。”[③④]因为它的议会党团在这天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且宣布他们准备“保卫祖国”，“决不置祖国于不顾”[③⑤]，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这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悲惨的腐朽状况”[③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悲剧决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首先由机会主义者负责。但是由于倍倍尔长期不夷不惠，犯调和主义错误，没有防患于未然，致使维护与右派“统一”之花，最终结成了剧毒之果。倍倍尔是难辞其咎的。
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在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也不少。
第一，关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倍倍尔对议会斗争习以为常，因而对武装斗争表示怀疑，甚至把它看成是“制造灾难”而加以拒绝。他期待“和平发展”。在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报告中说：“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为引起革命而工作，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制造工人首先受害的灾难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取决于我们。”[③⑦]倍倍尔在这里不仅忘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基础的暴力革命理论，而且也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和平发展可能性”的原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但愿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不取决于工人阶级。因为反动统治者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维护他们的统治。马克思在1872年就明确地说：“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必须采取暴力。”[③⑧]20世纪初期，在德国这个军国主义猖獗到了极点，官僚国家机器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国家里，不仅大谈特谈“和平发展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断言“这也取决于我们”，这如果不是有意背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在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倍倍尔根本无法与卢森堡相比。卢森堡在1902年《新时代》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暴力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手段，是至高无上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不是出于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明确认识到无论在阶级斗争的个别事件还是为最终夺取政权都必须使用暴力，这是一开始就不可缺少的，这样的见解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和平合法活动发挥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作用。”[③⑨]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5月，倍倍尔著文赞扬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9月，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的发言也表示同情和欢迎俄国革命。但是，赞扬是一回事，而是否承认俄国革命经验又是另一回事。倍倍尔拒绝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即从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他认为俄国那里的情况是“反常”的[④⑩]。他否认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他竟然引用被《前进报》删节和歪曲了的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有关巷战问题的论述，来为自己拒绝总罢工和由此发展为武装起义的策略辩护。虽然倍倍尔最终还是被迫在大会决议中承认总罢工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要的斗争手段之一”，但是次年（1906年）2月，在倍倍尔领导的党执行委员会与工会总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又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订，否定了这个决议。并且在倍倍尔同意的有关通报中说：“党的执行委员会无意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力图可能地阻止这类群众性罢工。”[④①]倍倍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群众性罢工，是因为目前的组织状况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而罢工将会受到严厉的“军法”处置。他说：“在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时候能够上演一场群众罢工吗？假若党的领导是如此昏庸，在这样的日子里去上演群众罢工，那么立刻随着动员之举便会宣布全德国处于战争状况，于是这不再决定于民法，而是军法。”[④②]因此，自从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之后，倍倍尔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对群众罢工问题噤若寒蝉了。此时，群众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气势磅礴。1903年，德国发生1282次罢工，参加的工人共121593人；1905年发生2323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50万人[④③]。倍倍尔由于惧怕“军法”，对这些罢工已经漠不关心了。在1906年9月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对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再次进行辩论，倍倍尔背弃了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承认总罢工的决议。倍倍尔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滑向机会主义方面去了。
与倍倍尔相反，卢森堡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坚持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她发出号召：“向俄国革命学习！”[④④]她在1905年10～12月发表了30多篇论述俄国革命的文章，强调必须结合德国的实际去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高度赞扬她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能够马上理解和正确评论俄国革命“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④⑤]。卢森堡在1905年12月，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前赴华沙领导波兰的群众革命运动。次年她陷身囹圄，随后她被保释，就于8月开始撰写《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书，批评党的领导忽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强调为了激发群众运用俄国革命中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武器来推进德国革命，党必须发挥“坚决的先锋队”作用[④⑥]。在1910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在决议案中“直接指出了群众性罢工是斗争的手段”[④⑦]。
第二，关于党与工会关系的问题。在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否认他主张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但是，在实践上他却同工会总委员会的工会官僚、修正主义分子列金实行妥协，接受“工会中立论”。倍倍尔说：“工会的重要性不下于党”，由党来领导工会是“不合时宜”的[④⑧]。在1906年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倍倍尔提出的修正案写道：“当党的执行委员会一旦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必要时，它必须与工会总委员会实行联合，并且为了有效的贯彻行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对策。”[④⑨]这不仅承认工会中立，工会与党平起平坐，而且实际上是承认举行群众性罢工时，“须得机会主义者和反对罢工的工会官僚的同意。这表明，工会官僚完全战胜了党，机会主义分子完全战胜了会员群众。”[⑤⑩]列宁指出：“宣传工会中立，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张目。”[⑤①]“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⑤②]。“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⑤③]党必须领导工会，工会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原则。倍倍尔赞成工会中立就违背了这个原则，不自觉地掉进了工团主义、机会主义的泥坑。
第三，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倍倍尔曾经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军国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初，倍倍尔由于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缺少认识，竟然一反常态，自觉不自觉地与德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夺取殖民地的要求一唱一和。1906年，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宣称：“推行殖民政策，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种罪恶。推行殖民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问题在于，怎样去推行殖民政策。因此，如果您们是作为朋友、作为慈善家、作为人类的教育家对待外国民族，为了帮助他们把他们国家的与我们国家不同的财宝取出来，为了通过这种活动以有利于土著居民和整个文明人类，这样，我们是同意的。”[⑤④]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家，竟然矢口否认殖民主义的罪恶，模棱两可地说殖民政策“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实在出乖露丑，令人嗤之以鼻。
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友好的”、“慈善的”殖民政策，把殖民主义只归诸于“方法”问题的言论，不仅忘记了几百年来反动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且回避了必须反对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自觉不自觉地与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攫取的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靠拢，倾向修正主义方面去了。倍倍尔这番言论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纲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谬论，是相去无几的。试看伯恩施坦是怎样说的：“不存在一开始就把获得殖民地看做大逆不道的理由。……如果说享受热带耕地的生产物是无可非难的，那末管理这种耕地本身也应该是无可非难的。在这里，应该解决的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⑤⑤]倍倍尔的言论简直又成了荷兰修正主义者万·科尔谬论的前驱。万·科尔在为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起草的议案中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⑤⑥]列宁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⑤⑦]
1911年，倍倍尔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主张“各国在殖民地享受平等权利”。这种言论简直是替德国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关于“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的叫嚣帮腔，犯了“殖民沙文主义”的错误。
与倍倍尔相反，卢森堡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大义凛然。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卢森堡正确地指出：“德国几乎是唯一致力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和舰队的国家，现在这种政策成了整个世界的口号。”她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期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日常斗争以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的反动。”[⑤⑧]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期间，世界面临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卢森堡与倍倍尔所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她严厉批评党的领导错误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帝国国会选举方面，而没有发动群众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挑衅。她强调指出，倍倍尔必须对党执行委员会这一错误负责。1912年，卢森堡强烈要求党的领导按照第二国际巴塞尔反战宣言的革命精神，展开广泛的宣传，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备战。
第四，在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也是严重的。1904年，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倍倍尔反对米勒兰机会主义，指出米勒兰入阁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但是又过高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300万张选票的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字未提。连法国的代表铙勒斯都质问倍倍尔：你们的国家“仍然缺少为无产阶级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两种基本手段：你们既没有革命行动，又没有议会行动……你们将走什么道路，你们将搞革命还是搞议会活动”[⑤⑨]。
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承认必须反对机会主义派别，但又主张各国社会党的各派必须合并，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倍倍尔等人起草、由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在每个国家中，必须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相反，只存在一个社会党，就像只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一样。”[⑥⑩]决议还特别规定，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对此“负有严格的义务”[⑥①]。这实际上与机会主义妥协。因为此时欧美各国社会党中的右派即修正主义势力已经迅速膨胀，把无原则的党的“统一”作为一种“义务”，就只能打击左派，使右派占上风而导致向右派投降。俄国布尔什维克拒绝这个决议，决不承担与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统一”的义务；而倍倍尔坚持这个决议，像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样与修正主义派保持党的“统一”。倍倍尔还主张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以便“恢复党的统一”。1905年他致书列宁，要求亲自出马充当“和事佬”，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仲裁人”，遭到了布尔什维克拒绝。倍倍尔这些不光采的行径，在客观上站到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各国社会党人对迫于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讨论，制订对策。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错误特别突出。他忽视了猖獗至极的、急急于发动大战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且还不自觉地为他们辩护。早在1904年他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就说：“我认为，德国的政策竟如此小心谨慎，致使它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⑥②]。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又老调重弹：好战派在德国的确还没有什么实力，“在德国，有势力的阶层内无人愿意战争。”[⑥③]在讨论战争性质问题时，倍倍尔甚至连战争性质决定于战争的目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也不顾，竟然要追究战争到底是“谁先发动的”。因此，他在为大会起草的关于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理论，而把战争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两种类型[⑥④]。这种观点是纯粹中派主义的。倍倍尔在发言中还竟然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站在“祖国”方面去支持战争，如果这个战争是“防御性”的话。列宁在1908年《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曾经批判了倍倍尔关于“必须参加‘防御性的’战争”的错误言论[⑥⑤]。
倍倍尔把德国帝国主义可能对沙皇俄国发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防御战争、“求解放的”战争。因为他教条地对待19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宪兵”的论述，教条地对待他和恩格斯讨论1891年战争危机时的看法。当时“他们一致认为一旦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同俄国和俄国人的一切盟友进行殊死的战斗。”[⑥⑥]倍倍尔对沙皇专制制度切齿痛恨，而带有“爱国主义”即沙文主义情绪，对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穷兵黩武的德国帝国主义比沙皇俄国帝国主义更加猖獗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倍倍尔所犯的沙文主义倾向的错误，受到了法国代表“左”的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的猛烈反对，并且予以尖刻的嘲笑和责难。爱尔威说：倍倍尔已与修正主义者为伍，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屠杀！”[⑥⑦]在这一点上，对“表现得轻率、浅薄、爱用动人的词句”[⑥⑧]的爱尔威的批评，倍倍尔能不无地自容吗？
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倍倍尔比之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相形见绌。卢森堡和列宁一道对倍倍尔关于反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正，强调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尽一切力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加速资本家统治的崩溃。”[⑥⑨]这就把倍倍尔那个决议草案的中派主义错误一扫而光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身是胆，对军国主义的迫害毫无畏惧。他于1907年出版《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揭露军国主义的罪恶，“推动反军国主义的思想向前发展”[⑦⑩]。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赞成“宁可起义，不要战争”[⑦①]的口号。他因此被莱比锡最高法庭判处叛国罪，服一年半徒刑。他坚持“不给军国主义一个兵，一文钱”的原则。1913年，他公开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化身“大炮大王”克虏伯，谴责克虏伯为首的军火垄断组织为“战争挑拨者”。他强调说：“必须向各国人民发出号召：‘祖国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它面临的危险不是外部敌人，而是内部敌人——各国的军火垄断者。”[⑦②]他在反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
综上所述，无论是“围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斗争，还是“围绕着俄国革命理论”的斗争，以及在反对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倍倍尔都犯了不少错误。虽然这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而不是由于立场问题所犯的错误，但其错误是严重的，是带有中派主义倾向的。而他对中派主义的危害性几乎毫无认识。中派主义的思想核心就是迁就、调和，即口头上、表面上主张马克思主义，而行动上、实际上却退让、屈服于机会主义；而其阶级内容就是执行愈来愈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虽然倍倍尔在晚年与党内左派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比之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逊色得多了。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左派的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盖世功绩在于：同党内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了中派的机会主义实质，抵制“议会迷”，捍卫了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思想，坚持宣传和实践俄国革命的经验，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虽然在其他方面也犯有错误，但他们更靠拢列宁主义。在1905年革命后许多年间，卢森堡和列宁、布尔什维克保持着极其良好的关系。而倍倍尔在晚年，在理论、策略和实践上不自觉地接近中派主义。“镀了金的”中派主义，即暗藏的机会主义，比公开的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更危险，倍倍尔对此未能察觉。他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被右派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造成了严重的恶劣的后果。因此，把“左派之首”这顶桂冠奉送给倍倍尔，他能当之无愧吗？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5卷，第91页。
②《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页。
③、⑤①、⑤②、⑤③、⑤⑦、⑥⑧《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4、63、438、440、70～71、75页。
④、⑤、③⑦、④⑩、④①、④②、④⑧、④⑨、⑤④、⑥③、⑥⑦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3、90、65、66、69、71、70～71、70、81、89、89页。
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教程》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51、52、20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第900页。
⑧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09页。
⑨、⑩、①②、①③、①④、③①、③②、⑥②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倍倍尔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192、171、195、218、194、210、188页。
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①⑤《列宁全集》第7卷，第363～364页。
①⑥、②①、②③、②④、②⑤、②⑥、②⑦、②⑧、②⑨、③⑩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3～44、183、280、444、419、455～457、470、559、569、600页。
①⑦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7页。
①⑧、①⑨、②⑩、③⑨、⑤⑧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5～46、50、397～398、275～276页。
②②、④④罗·叶夫泽罗夫等著：《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131页。
③③《列宁文稿》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9页。
③④卢森堡语。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1页。
③⑤、⑥④、⑥⑨《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1958年版，第341、322、324页。
③⑥《列宁全集》第21卷，第81页。
③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
④③、⑤⑩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9、43～44页。
④⑤《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6页。
④⑥《卢森堡选集》第二卷，柏林1972年德文版，第133～134页。
④⑦《列宁全集》第16卷，第311页。
⑤⑤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5～106页。
⑤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于帝国主义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47页。
⑤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1987年版，第298页。
⑥⑩、⑥①Л·И·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⑥⑤《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7～168页。
⑥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6页。
⑦⑩、⑦①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168页。
⑦②明·亚诺夫斯卡娅：《卡尔·李卜克内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