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先欧后亚”战略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远东政策
韩永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5期第103-108页
“先欧后亚”战略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40年春德国闪击西北欧所导致的欧亚局势的巨大变化。由于美国战略制订者仅从美国自身利益和安全以及追求目标着眼，至使该战略在其原则与具体计划之间存在不小差异，重点反映在如何实施“太平洋守势”构想以及为之进行切实可行的积极准备的问题上。由于战略计划的缺憾，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远东政策的种种失误并酿成美英盟国与日争战之初失利，其情势反而在一段时期内危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全局。
反法西斯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因为坚持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这是人们对战争进程和结果进行总结算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先欧后亚”战略制定之后，美英等盟国毕竟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重大失利。从某种程度上讲，美英一溃千里的惨败，其情势对反法西斯战略全局是有所危及的。这种状况究竟与该战略制定有什么样的关联，其程度如何，这是研究日本得以取得南进暂时成功，挑起太平洋战争时所应注意并加以回答的。
一
“先欧后亚”战略的制订与确立，经历了由美国酝酿、筹划，美英共同商议，最后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1年1月至3月确立的过程。就历史原因讲，该战略反映了美国长期追求的对外扩展的政治经济重心之所在，是美国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反映。而直接原因，则是20世纪40年代的特殊环境，即：英法与德国两大欧洲军事集团在1939年9月大战爆发后，经历了“奇怪战争”的对峙阶段，由德国于第二年4月率先发起“闪击”进攻，摧垮英法联军，迫降法国，进逼英伦。这种结局不仅为英、法、美、苏等大国首脑始料不及，同时也使国际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的表面平衡状态倾刻瓦解，力量的天平向法西斯国家方面急剧倾斜。欧战爆发后一直泰然自若的美国及拉美由此要受到威胁。欧洲战局变化导致远东形势紧张，日本由此看到了摆脱中日战争胶着状态的出路与生机：武力南进，填补英法荷老牌殖民宗主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真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规模战争迫在眉睫。自“九·一八事变”后以超然姿态隔岸观火的美国突然被推到自身也要面临战争威胁的局面，坐收渔人之利成为过去。有头脑的美国政治家也意识到美国必须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付出代价。如何应付欧亚法西斯的武力威胁，已成为美国军政首脑关注的问题，制订军事战略首当其冲。
从1940年中期到1941年3月，“先欧后亚”战略计划得以制定。就美国而言，确立该战略的最主要依据就是稳住英国，确保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安全，以免受到德国的直接攻击。鉴于日本南进意向的加剧，美国又不能不顾及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恶化局势，这样，其制定的战略就涵盖欧亚、扩及全世界。由于德国威胁更直接，“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原则便应运而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德国横扫西北欧之际就有了将战略重点偏向欧洲的考虑[①]。三国同盟建立之后，他又明确地提出“我们第一位的忧虑在大西洋”。1940年10月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又重申“欧洲第一”的思想[②]。美国军方在法国败降后，也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战略，在订立的“彩虹—5”计划中，强调轴心联盟中军事力量最强的是德国，对美国无论从最近或长远利益讲危害最大。因此，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首先打败德、意[③]。“先欧后亚”战略设想表述最为集中的是美国海军上将、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1940年11月12日提出的“国家防御政策”备忘录，即“猎犬计划”。此计划提出保卫西半球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美国必须全力援英，“把巨大的海军和陆军力量用于大西洋”。对于远东，斯塔克提出在太平洋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建议，强调美国“在太平洋上应做的不过是保持一种严格的防御”。此外，斯塔克还陈述了四种可行的行动方针：A.主要的战争努力针对西半球防御，反对在两洋进攻；B.在远东，在英荷支持下对日本全面进攻，而在大西洋保持严格防御；C.在欧洲援助英国，同时，在远东援助荷兰和中国；D.作为英国的盟国在大西洋发动最有力的进攻，在太平洋取守势状态。斯塔克主张第四种，即“D”计划（“猎犬”计划）[④]。这一计划提出的“在大西洋取攻势，在太平洋取守势”的战略原则，形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1941年1月16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的军政首脑会议上正式阐述了以上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战略[⑤]。1941年1月至3月美英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ABC—1号”计划，经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
关于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战略计划的具体内容，徐蓝同志在“评1941年英美参谋长会谈”一文中有详细阐述[⑥]。从反映会议结果的“ABC—1号”计划看，我认为：首先，“先欧后亚”战略确立意义是重大的，它是全球面临法西斯轴心国的威胁以及德意日订立了军事同盟条约的危急时刻诞生的，标志着英法战败，法西斯气焰嚣张、势头正盛的情况下反法西斯国家的重新组合。该战略由美国为主进行酝酿、筹划，表明美国总体上确立了与法西斯抗衡的立场，增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凝聚力，其意义远远超出军事范畴。另外，从日本1931年9月侵略中国，一直到德国占领西北欧，由于多种原因，被侵略国大致处于各自应付危急局面的状态。英法军事同盟也只是消极应付德国的武力威胁，无任何长远打算，更无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有效军事战略，结果是法西斯祸水四处蔓延，最终引向了推行所谓“绥靖战略”、“中立政策”的英法美自己。因此，“先欧后亚”战略的订立，确定了战略主攻方向，大致规定了反法西斯力量（英美）的军事布局，这就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英美的传统矛盾，美国自身利益的打算以及该战略主要是根据美英的直接威胁形势所制定的，因此在战略计划上存在明显不足。由此，导致如何在正确的战略原则指导下，为实施该战略进行积极准备上有很大漏洞。第一，战略计划中关于援英、抗德部分，由于美国的积极态度是比较完备和具体的，根据当时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实际状况也是切实可行的。而在太平洋方面，由于美国从会谈一开始就不准备承担多少责任，同时，美国军事当局根本未就美国会首先受到日本攻击的因素进行考虑[⑦]。因此，计划中关于远东部分都是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之后采取的军事步骤[⑧]。对于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如何对付日本的南进，削减日本南进准备势头，使盟国在对日战争之初处于相对有利态势，计划中根本没有反映。也就是说，该战略对美国而言，其远东部分只有它卷入对日本作战之中才有某种实际意义。美国军政当局在战略计划筹备中关于远东方面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在日本南进中首当其冲，远东为英帝国势力范围，英国理应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则固守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三角防卫线[⑨]。即使卷入战争，美国的任务也只是负责中太平洋以及以援助方式侧翼打击并夺取马绍尔群岛阵地，袭击日本交通线[⑩]。这样，所谓“太平洋守势”的全部含意只反映在美国参加对日本作战之后，而在此之前由于英国忙于对德战争的实际状况，则是一种美英荷各自为阵的应付。美英在远东方面实际没有一个整体的防御战略，这种现象反过来就造成了战争爆发前准备上的重大失误。第二，战略计划中没有包括中国[①①]。中国的抗战长达近10年，中国战场的存在，对日本南进是至关重要的牵制[①②]。所谓“全球战略”竟然没有包括中国战场部分，这自然不能单纯解释为疏忽所至。
可以看出，“先欧后亚”战略在正确的战略原则和具体计划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远东政策。
二
就美国而言，“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远东）是在美国参战以后。但是，该战略原则则是充分体现在美国参战前的欧亚政策之中。在欧洲大西洋以及地中海方面，由于美国的援英抗德（主要为军事支援），美国实际上处于对德未宣的战争之中。由于三国轴心军事同盟的订立，同时美国也处于与其它两个轴心国，远东则是日本的实际对抗之中。也就是说，不管参战与否，从世界战争环境看，两大营垒此时泾渭分明。“先欧后亚”战略实际上也处于实施运用之中。但我们对远东方面姑且还是称之为战略实施的准备。
由于战略计划关于欧洲方面相对完备且切合实际，因此太平洋战略爆发前美国的援英抗德是较为成功的。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战略计划的实施更为深入，但在远东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景象。
根据战略计划的安排，1941年3月罗斯福派海军舰只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让海军军官公开参加英、荷、澳、新、印高级将领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长会议，以显示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团结一致。但是，这些都无法掩饰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区域军事准备的不协调。1941年4月22日至26日，英、荷、美在新加坡聚会拟定的“ABD—1”号计划，也没有联合行动的具体内容。美国极力想在自己同英国之间划一界线，避免同英荷等国发表共同声明，以免刺激日本[①③]。美国将太平洋舰队的1/4调遣到大西洋舰队。为了保持对日本的“威慑”，太平洋舰队仍留在夏威夷。美国重点是加强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三角防卫线的陆空力量，保卫拉美地区。即使日本打击英荷在远东的领地，美国也准备恪守这种防御线而不贸然出击[①④]。从美英荷等国战争准备的分离现象和美国的意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所谓“太平洋守势”并没有有效防御体系的支撑，美英的迎战准备混乱而消极。
前面谈到，中国的抗战已经显示出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任何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战略家都不会忽略这一点。客观地说，罗斯福确有着中国抗战应是全球战略一个部分的某些构想[①⑤]。在他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美国自三国同盟建立之后，逐步增加了对华援助。1940年10月初，支持英国重开了滇缅援华公路，批准一批志愿人员参加中国抗战。但是，美国军方主要首脑却是一直对中国的抗战持轻视态度。在他们眼中，远东几乎不存在积极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现实力量，看不到坚持了10年之久的中国抗战对日本南进的种种牵制，因此中国战场在他们所谓的全球军事战略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他们的态度左右着战略制定后的美国远东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的援华措施。美国的有限援华都是在避免刺激日本，且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1941年5月以前），说的比做的多，计划中的比具体实施的多[①⑥]。
如果说美国有限援华还可以以美国援英、援苏或者向军事工业转轨等原因辩解的话，那末，背着中国等正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现在和未来的盟友所进行的美日秘密谈判，则是有违于美国在日本武力南进之后想处于有利地位的重大失误（这一点则与美国首脑对日本统治集团的认识相关）。既然美国固守太平洋消极防御战略，仅从自身近期利益考虑，那末，与潜在之敌言和，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将政策向30年代传统做法回复（尽管不可能），就成为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施的主要外交手段。
美日秘密谈判（或非正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即1941年3月到同年7月，美国欲拆散三国同盟，阻止日本策应欧战而南进；1941年8月到同年11月，为延缓日本南进时间。客观地讲，美国接受日本谈判要求的初衷并非想牺牲中国，而且两阶段的谈判都因达不成相互间的妥协而最终破裂。但是，大量资料表明，当日本在策应欧战问题上态度稍有松动的时候，美国当局都在中国问题上产生重大动摇，欲作出巨大让步，使牺牲中国利益和抗战的后果几乎成为事实。在美日秘密谈判中（特别第一阶段），美方则是无原则地以日本提案为基础，而日本提案的基本点就是使美国不支持中国和放弃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直到美国被迫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为了延缓开战时间，美国仍还有牺牲中国的企图，草拟了“临时协定草案”[①⑦]。
应该说，在和未来战争之敌没有兵戎相见之时，采取除武力手段之外的方式，包括外交途径，尽量使自己在未来战争之中处于有利地位，作为策略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什么是实现战略构想的有效途径。这里涉及到对敌友双方的认识与估价。很明显，美国对中国战略价值在参战前没有充分认识，同时对日本这个未来战争对手的侵略意向及野心、打击的目标没有深刻的认识。根植于美国首脑思想之中的传统观念使其轻视中国和对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亲英美派”、“反轴心派”寄于无限厚望[①⑧]，看不到日本军部独裁政体左右和操纵着日本武力扩张的基本走向这一客观事实，由此不愿放弃谈判，固守本末倒置的荒谬而无效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长期下不了彻底断绝日本南进战略资源（对日本彻底制裁也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的决心。
作为对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分析研究，可以称之为绥靖与抗衡双重政策的交织，而形成这种矛盾状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先欧后亚”战略的制定。由于战略制订者的偏见导致的战略计划的重大缺憾，致使美国没有充分采取为实施该战略的必要手段：第一，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断其南进后备，而不是消极地被迫实行，更不是依据让日本“蚕食”所能吃掉的东西，以牺牲中国喂饱日本的错误逻辑，实际减轻日本南进的负担，纵使其占领南进有利地势[①⑨]。美国的实际做法则恰恰是后者，日本不仅获取了南进的桥头阵地，同时储存了较为充足的南进战略物资[②⑩]。第二，充分利用和支持具有实施战略计划的中国战场，而不是以牺牲它作为代价。军事物资供应的暂时不足是事实，但是削弱甚或有意放弃中国抗战，实现与日本妥协则是和战略原则完全背道而驰。援华物资的不充分也还涉及到美国顾及着日本的反应[②①]，这是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总体意向的反映。第三，和英荷等国建立太平洋统一防御体系，协调行动，统一步骤。这一点未能做到固然和美英传统矛盾和美国战后取代英国远东势力范围的意图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美国战略判断的失误和亟欲置于战火之外的超然态度。
可以看出，大战略计划中美国的基本点在远东是所谓“守势战略”，而这种守势又是以美国不首先介入战争为前提，这种观念具体反映在美国远东政策的实施之中。这种政策的实施使美国付出了未能与英荷迅即建立牢固战争防御体系的代价，也付出了削弱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南进战略地位和作用的代价，同时还付出了以摇摆不定的政策实际推动了日本加快南进准备步伐，定下与美国决死一战，获取南进有利态势的决心的代价[②①]。“先欧后亚”战略原则远见卓识的光辉和美国为实施该战略在远东准备中显现出的战略短视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方的部分首脑对坚持该战略原则发生动摇，这是日本暂时取得重大胜利，威迫盟国战略构架的猛烈冲击波所引起的。
历史事实可以作证，“先欧后亚”战略是正确的，但并非无懈可击。
三
“先欧后亚”战略本身存在的缺憾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消极影响，使得美英等盟国在战争初期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完成战略目标，即稳住太平洋守势战线。
如前所述，该战略在欧洲方面施行基本成功，稳住了英国，挫败了德国迫降英国的图谋，维护了大西洋援英航路以及从印度经地中海至英国的后勤补给线，也为未来的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转折打下了坚实基础，德国被迫挥师苏联，呈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势。但是，纵观全局，欧亚态势则严重失衡。在战略影响下的美国远东两面政策的推行，纵使日本顺利完成了南进侵略的物资准备与战略要地的占领。同时，日本在战略上基本确定首先攻击主要之敌——美国[②②]。美国尽力回避首先挨打的构想仅为一厢情愿。与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的日本相比，美国临战表现则是优柔寡断，态度暧昧，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美国直至珍珠港遭受日本狂轰滥炸之时，还不相信日本会首先攻击美国[②③]。
战后许多学者在分析美国为什么会在太平洋战争之初遭受如此惨败时，分析了原因种种，诸如美国战争准备不足，麻痹大意。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果来源于长期的对日本侵略的漠视、纵容与绥靖。但是，对于产生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春的“先欧后亚”战略，却是众口一词的颂扬，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这个战略所体现的正确原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最终胜利所证实。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和掩盖了美国正式参战前在远东准备战争中的明显漏洞和失误。历史事实是最公正的评判。应该说，“先欧后亚”战略所体现的战略原则与战略计划的不完备以及为实施该战略在远东所作的努力之间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而正是对这种差异的忽略和人为扩大，导致了美英盟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初一溃千里的惨败，美英太平洋防线倾刻瓦解，其情势则危及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这种后果集中体现了该战略在当时的不完备和不成熟。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因为要施行“先欧后亚”战略，所以在远东采取了稳住日本的政策，由此而推演出美国为什么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制裁日本。就连几乎使牺牲中国的美日谈判也有人以遮遮掩掩的方式来为之辩解，其理由就是“先欧后亚”。
“先欧后亚”战略实际成为反法西斯国家从事反轴心国有效战略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即1942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正式成立；欧亚非各战场形成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局面；美国因首先受到日本攻击而被迫介入战争（比美国预计时间提前）。而在此之前，则主要是美英联合，由美国意图所左右。大致为美国利益服务。
首先，该战略制定时期的国际背景已经明朗化。欧亚法西斯联成一气，订立轴心军事同盟条约，其矛头所向直指美国[②④]。直接之敌，潜在之敌明确而肯定，也由美英制定的战略所体现。远东方面，日本南进意图也由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暴露无遗。作为受到两洋威胁的美国，要建立太平洋防御阵线，并非是除了美日妥协牺牲他国就别无良策（诚如上文分析的几个积极手段）。而美国战略制定的依据则是本国以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近期安全。对于中国的抗战，则看着仅仅是为了保全美国自身利益、对日讨价还价的法码。可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盟国的处境，直接关系到“先欧后亚”战略可否顺利实施，也关系到美国所希望的战争延缓和推迟，一句话，关系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诚如毛泽东所说，“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美英—作者）自己”[②⑤]。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战场制约日本南进的能力，致使蒋介石政府在抗战问题上的多次动摇，采取消极抗战方针。正因为如此，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初，能够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腾出兵力大举南进。继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太平洋舰队处于瘫痪状态。日本继而挥戈东南亚，攻陷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攻占香港、关岛、威克岛，美英在太平洋上的防线全面崩溃。其后，日本继续攻下马来亚和缅甸，大有进击印度之势。由于北非地中海战役英军还处于不利状态，德日中东会师的前景就成为可能。同时，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袭击锡兰岛，势迫英国在印度洋的交通枢纽，锡兰一旦失守，英伦三岛至印度、澳大利亚的“生命线”航路和英国经好望角到南非、中东的运输线均会被切断，“先欧后亚”战略受到巨大冲击和威胁。这不能说不是战略本身存在的欠缺所至。太平洋战争之初态势，把早已存在，却被美国忽略轻视的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毫不夸张的突出出来。美国由此开始修补战略的缺憾，包括在中国设立战区，重视缅甸战役，尽力维持和打通滇缅援华之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1942年春，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②⑥]这种可怕局面终究未出现，得益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也得益于反法西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先欧后亚”大战略的正确实施。如果这种看法在美国参战前就成为美国军事首脑的共识，情势将对盟国更为有利。
其次，战略计划的不完备和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短视，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战备意识。美英没有整体有效的太平洋防御计划。美国军事首脑在战争来临之前盲目寄希望于美日谈判，支持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同时，对日本的战争攻击目标首先会是美国估计不足。早在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提出，日本海军就加紧研究南方作战问题，主要对手确定为美国，目标为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1941年8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方案。而美国首脑在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南部后，一致认为日本进攻的重点目标为东南亚地区。1941年11月29日，美国情报官员迈特拉姆认为情况严重，应送一份战争警报到夏威夷，但是斯塔克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认为“狼来了”的呼喊已经够多的了。12月7日以前，美方曾译出日本两份发往火奴鲁鲁的电文，察觉到日本可能攻击珍珠港，然而美国军方首脑认为“过多的提出‘战争警告’的作法本身就值得警告。”[②⑦]首先降临在美国头上的炸弹宣告了美国自战略制定以来的判断的失误，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在介入战争之后从容地以辅助身份配合英国在太平洋区域作战的战略计划的破灭，美国不得不提前走上前台与日本展开军事搏斗，而这种状况正是美国制定战略计划之时极力避免的。
“先欧后亚”大战略毕竟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智慧的结晶，在人类军事史上也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分析它的不足，为的是使人们从历史客观发展中得到某种启示，以审慎的态度去看待美国参战前制定战略的意向及为在远东实施该战略进行准备的运作办法和手段，并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注释：
①弗兰西斯·哈罗德，曼弗雷德编：《罗斯福与丘吉尔战时秘密通信》，纽约1975年版，第106—113页。
②戴维斯·林德赛：《战争是怎样到来的》，纽约1942年版，第151页。
③、⑧莫利森·斯内尔：《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华盛顿1953年版，第32—96页。
④、①①格林斯·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参谋首脑史》，美国国务院1982年版，第9、9—15页。
⑤、①③费赫伦伯克：《不宣之战》，纽约1957年版，第7—8、324—325页。
⑥徐蓝：《1941年英美参谋长会谈》，《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49页。
⑦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军政首脑在美国参战前大量的谈话记录、档案文件、日记和军事计划中得出结论。
⑨、⑩、①④冈本，博格：《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7、177—179、177页。
①②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
①⑤详见迈克尔特·斯克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关于美国参战前部分），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版。
①⑥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720—730页。
①⑦、①⑧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本）》第2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398—766页；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纽约1948年版，第989—1081页；丁则勤等：《美日私人议和活动与〈日美谅解案〉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①⑨、②①见拙著：《绥靖与抗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远东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4、170—171页。
②⑩安德森：《美孚真空石油公司与美国的东亚政策》，第146、225页。
②②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②③、②⑦罗伯特：《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斯坦福大学1962年版，第146—150、336页。
②④拉歇尔·布查兰：《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外交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版，第28页。
②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⑥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5期第103-108页
反法西斯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因为坚持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这是人们对战争进程和结果进行总结算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先欧后亚”战略制定之后，美英等盟国毕竟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重大失利。从某种程度上讲，美英一溃千里的惨败，其情势对反法西斯战略全局是有所危及的。这种状况究竟与该战略制定有什么样的关联，其程度如何，这是研究日本得以取得南进暂时成功，挑起太平洋战争时所应注意并加以回答的。
一
“先欧后亚”战略的制订与确立，经历了由美国酝酿、筹划，美英共同商议，最后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1年1月至3月确立的过程。就历史原因讲，该战略反映了美国长期追求的对外扩展的政治经济重心之所在，是美国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反映。而直接原因，则是20世纪40年代的特殊环境，即：英法与德国两大欧洲军事集团在1939年9月大战爆发后，经历了“奇怪战争”的对峙阶段，由德国于第二年4月率先发起“闪击”进攻，摧垮英法联军，迫降法国，进逼英伦。这种结局不仅为英、法、美、苏等大国首脑始料不及，同时也使国际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的表面平衡状态倾刻瓦解，力量的天平向法西斯国家方面急剧倾斜。欧战爆发后一直泰然自若的美国及拉美由此要受到威胁。欧洲战局变化导致远东形势紧张，日本由此看到了摆脱中日战争胶着状态的出路与生机：武力南进，填补英法荷老牌殖民宗主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真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规模战争迫在眉睫。自“九·一八事变”后以超然姿态隔岸观火的美国突然被推到自身也要面临战争威胁的局面，坐收渔人之利成为过去。有头脑的美国政治家也意识到美国必须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付出代价。如何应付欧亚法西斯的武力威胁，已成为美国军政首脑关注的问题，制订军事战略首当其冲。
从1940年中期到1941年3月，“先欧后亚”战略计划得以制定。就美国而言，确立该战略的最主要依据就是稳住英国，确保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安全，以免受到德国的直接攻击。鉴于日本南进意向的加剧，美国又不能不顾及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恶化局势，这样，其制定的战略就涵盖欧亚、扩及全世界。由于德国威胁更直接，“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原则便应运而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德国横扫西北欧之际就有了将战略重点偏向欧洲的考虑[①]。三国同盟建立之后，他又明确地提出“我们第一位的忧虑在大西洋”。1940年10月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又重申“欧洲第一”的思想[②]。美国军方在法国败降后，也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战略，在订立的“彩虹—5”计划中，强调轴心联盟中军事力量最强的是德国，对美国无论从最近或长远利益讲危害最大。因此，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首先打败德、意[③]。“先欧后亚”战略设想表述最为集中的是美国海军上将、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1940年11月12日提出的“国家防御政策”备忘录，即“猎犬计划”。此计划提出保卫西半球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美国必须全力援英，“把巨大的海军和陆军力量用于大西洋”。对于远东，斯塔克提出在太平洋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建议，强调美国“在太平洋上应做的不过是保持一种严格的防御”。此外，斯塔克还陈述了四种可行的行动方针：A.主要的战争努力针对西半球防御，反对在两洋进攻；B.在远东，在英荷支持下对日本全面进攻，而在大西洋保持严格防御；C.在欧洲援助英国，同时，在远东援助荷兰和中国；D.作为英国的盟国在大西洋发动最有力的进攻，在太平洋取守势状态。斯塔克主张第四种，即“D”计划（“猎犬”计划）[④]。这一计划提出的“在大西洋取攻势，在太平洋取守势”的战略原则，形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1941年1月16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的军政首脑会议上正式阐述了以上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战略[⑤]。1941年1月至3月美英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ABC—1号”计划，经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
关于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战略计划的具体内容，徐蓝同志在“评1941年英美参谋长会谈”一文中有详细阐述[⑥]。从反映会议结果的“ABC—1号”计划看，我认为：首先，“先欧后亚”战略确立意义是重大的，它是全球面临法西斯轴心国的威胁以及德意日订立了军事同盟条约的危急时刻诞生的，标志着英法战败，法西斯气焰嚣张、势头正盛的情况下反法西斯国家的重新组合。该战略由美国为主进行酝酿、筹划，表明美国总体上确立了与法西斯抗衡的立场，增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凝聚力，其意义远远超出军事范畴。另外，从日本1931年9月侵略中国，一直到德国占领西北欧，由于多种原因，被侵略国大致处于各自应付危急局面的状态。英法军事同盟也只是消极应付德国的武力威胁，无任何长远打算，更无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有效军事战略，结果是法西斯祸水四处蔓延，最终引向了推行所谓“绥靖战略”、“中立政策”的英法美自己。因此，“先欧后亚”战略的订立，确定了战略主攻方向，大致规定了反法西斯力量（英美）的军事布局，这就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英美的传统矛盾，美国自身利益的打算以及该战略主要是根据美英的直接威胁形势所制定的，因此在战略计划上存在明显不足。由此，导致如何在正确的战略原则指导下，为实施该战略进行积极准备上有很大漏洞。第一，战略计划中关于援英、抗德部分，由于美国的积极态度是比较完备和具体的，根据当时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实际状况也是切实可行的。而在太平洋方面，由于美国从会谈一开始就不准备承担多少责任，同时，美国军事当局根本未就美国会首先受到日本攻击的因素进行考虑[⑦]。因此，计划中关于远东部分都是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之后采取的军事步骤[⑧]。对于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如何对付日本的南进，削减日本南进准备势头，使盟国在对日战争之初处于相对有利态势，计划中根本没有反映。也就是说，该战略对美国而言，其远东部分只有它卷入对日本作战之中才有某种实际意义。美国军政当局在战略计划筹备中关于远东方面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在日本南进中首当其冲，远东为英帝国势力范围，英国理应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则固守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三角防卫线[⑨]。即使卷入战争，美国的任务也只是负责中太平洋以及以援助方式侧翼打击并夺取马绍尔群岛阵地，袭击日本交通线[⑩]。这样，所谓“太平洋守势”的全部含意只反映在美国参加对日本作战之后，而在此之前由于英国忙于对德战争的实际状况，则是一种美英荷各自为阵的应付。美英在远东方面实际没有一个整体的防御战略，这种现象反过来就造成了战争爆发前准备上的重大失误。第二，战略计划中没有包括中国[①①]。中国的抗战长达近10年，中国战场的存在，对日本南进是至关重要的牵制[①②]。所谓“全球战略”竟然没有包括中国战场部分，这自然不能单纯解释为疏忽所至。
可以看出，“先欧后亚”战略在正确的战略原则和具体计划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远东政策。
二
就美国而言，“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远东）是在美国参战以后。但是，该战略原则则是充分体现在美国参战前的欧亚政策之中。在欧洲大西洋以及地中海方面，由于美国的援英抗德（主要为军事支援），美国实际上处于对德未宣的战争之中。由于三国轴心军事同盟的订立，同时美国也处于与其它两个轴心国，远东则是日本的实际对抗之中。也就是说，不管参战与否，从世界战争环境看，两大营垒此时泾渭分明。“先欧后亚”战略实际上也处于实施运用之中。但我们对远东方面姑且还是称之为战略实施的准备。
由于战略计划关于欧洲方面相对完备且切合实际，因此太平洋战略爆发前美国的援英抗德是较为成功的。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战略计划的实施更为深入，但在远东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景象。
根据战略计划的安排，1941年3月罗斯福派海军舰只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让海军军官公开参加英、荷、澳、新、印高级将领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长会议，以显示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团结一致。但是，这些都无法掩饰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区域军事准备的不协调。1941年4月22日至26日，英、荷、美在新加坡聚会拟定的“ABD—1”号计划，也没有联合行动的具体内容。美国极力想在自己同英国之间划一界线，避免同英荷等国发表共同声明，以免刺激日本[①③]。美国将太平洋舰队的1/4调遣到大西洋舰队。为了保持对日本的“威慑”，太平洋舰队仍留在夏威夷。美国重点是加强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三角防卫线的陆空力量，保卫拉美地区。即使日本打击英荷在远东的领地，美国也准备恪守这种防御线而不贸然出击[①④]。从美英荷等国战争准备的分离现象和美国的意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所谓“太平洋守势”并没有有效防御体系的支撑，美英的迎战准备混乱而消极。
前面谈到，中国的抗战已经显示出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任何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战略家都不会忽略这一点。客观地说，罗斯福确有着中国抗战应是全球战略一个部分的某些构想[①⑤]。在他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美国自三国同盟建立之后，逐步增加了对华援助。1940年10月初，支持英国重开了滇缅援华公路，批准一批志愿人员参加中国抗战。但是，美国军方主要首脑却是一直对中国的抗战持轻视态度。在他们眼中，远东几乎不存在积极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现实力量，看不到坚持了10年之久的中国抗战对日本南进的种种牵制，因此中国战场在他们所谓的全球军事战略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他们的态度左右着战略制定后的美国远东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的援华措施。美国的有限援华都是在避免刺激日本，且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1941年5月以前），说的比做的多，计划中的比具体实施的多[①⑥]。
如果说美国有限援华还可以以美国援英、援苏或者向军事工业转轨等原因辩解的话，那末，背着中国等正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现在和未来的盟友所进行的美日秘密谈判，则是有违于美国在日本武力南进之后想处于有利地位的重大失误（这一点则与美国首脑对日本统治集团的认识相关）。既然美国固守太平洋消极防御战略，仅从自身近期利益考虑，那末，与潜在之敌言和，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将政策向30年代传统做法回复（尽管不可能），就成为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施的主要外交手段。
美日秘密谈判（或非正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即1941年3月到同年7月，美国欲拆散三国同盟，阻止日本策应欧战而南进；1941年8月到同年11月，为延缓日本南进时间。客观地讲，美国接受日本谈判要求的初衷并非想牺牲中国，而且两阶段的谈判都因达不成相互间的妥协而最终破裂。但是，大量资料表明，当日本在策应欧战问题上态度稍有松动的时候，美国当局都在中国问题上产生重大动摇，欲作出巨大让步，使牺牲中国利益和抗战的后果几乎成为事实。在美日秘密谈判中（特别第一阶段），美方则是无原则地以日本提案为基础，而日本提案的基本点就是使美国不支持中国和放弃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直到美国被迫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为了延缓开战时间，美国仍还有牺牲中国的企图，草拟了“临时协定草案”[①⑦]。
应该说，在和未来战争之敌没有兵戎相见之时，采取除武力手段之外的方式，包括外交途径，尽量使自己在未来战争之中处于有利地位，作为策略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什么是实现战略构想的有效途径。这里涉及到对敌友双方的认识与估价。很明显，美国对中国战略价值在参战前没有充分认识，同时对日本这个未来战争对手的侵略意向及野心、打击的目标没有深刻的认识。根植于美国首脑思想之中的传统观念使其轻视中国和对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亲英美派”、“反轴心派”寄于无限厚望[①⑧]，看不到日本军部独裁政体左右和操纵着日本武力扩张的基本走向这一客观事实，由此不愿放弃谈判，固守本末倒置的荒谬而无效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长期下不了彻底断绝日本南进战略资源（对日本彻底制裁也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的决心。
作为对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分析研究，可以称之为绥靖与抗衡双重政策的交织，而形成这种矛盾状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先欧后亚”战略的制定。由于战略制订者的偏见导致的战略计划的重大缺憾，致使美国没有充分采取为实施该战略的必要手段：第一，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断其南进后备，而不是消极地被迫实行，更不是依据让日本“蚕食”所能吃掉的东西，以牺牲中国喂饱日本的错误逻辑，实际减轻日本南进的负担，纵使其占领南进有利地势[①⑨]。美国的实际做法则恰恰是后者，日本不仅获取了南进的桥头阵地，同时储存了较为充足的南进战略物资[②⑩]。第二，充分利用和支持具有实施战略计划的中国战场，而不是以牺牲它作为代价。军事物资供应的暂时不足是事实，但是削弱甚或有意放弃中国抗战，实现与日本妥协则是和战略原则完全背道而驰。援华物资的不充分也还涉及到美国顾及着日本的反应[②①]，这是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总体意向的反映。第三，和英荷等国建立太平洋统一防御体系，协调行动，统一步骤。这一点未能做到固然和美英传统矛盾和美国战后取代英国远东势力范围的意图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美国战略判断的失误和亟欲置于战火之外的超然态度。
可以看出，大战略计划中美国的基本点在远东是所谓“守势战略”，而这种守势又是以美国不首先介入战争为前提，这种观念具体反映在美国远东政策的实施之中。这种政策的实施使美国付出了未能与英荷迅即建立牢固战争防御体系的代价，也付出了削弱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南进战略地位和作用的代价，同时还付出了以摇摆不定的政策实际推动了日本加快南进准备步伐，定下与美国决死一战，获取南进有利态势的决心的代价[②①]。“先欧后亚”战略原则远见卓识的光辉和美国为实施该战略在远东准备中显现出的战略短视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方的部分首脑对坚持该战略原则发生动摇，这是日本暂时取得重大胜利，威迫盟国战略构架的猛烈冲击波所引起的。
历史事实可以作证，“先欧后亚”战略是正确的，但并非无懈可击。
三
“先欧后亚”战略本身存在的缺憾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消极影响，使得美英等盟国在战争初期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完成战略目标，即稳住太平洋守势战线。
如前所述，该战略在欧洲方面施行基本成功，稳住了英国，挫败了德国迫降英国的图谋，维护了大西洋援英航路以及从印度经地中海至英国的后勤补给线，也为未来的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转折打下了坚实基础，德国被迫挥师苏联，呈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势。但是，纵观全局，欧亚态势则严重失衡。在战略影响下的美国远东两面政策的推行，纵使日本顺利完成了南进侵略的物资准备与战略要地的占领。同时，日本在战略上基本确定首先攻击主要之敌——美国[②②]。美国尽力回避首先挨打的构想仅为一厢情愿。与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的日本相比，美国临战表现则是优柔寡断，态度暧昧，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美国直至珍珠港遭受日本狂轰滥炸之时，还不相信日本会首先攻击美国[②③]。
战后许多学者在分析美国为什么会在太平洋战争之初遭受如此惨败时，分析了原因种种，诸如美国战争准备不足，麻痹大意。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果来源于长期的对日本侵略的漠视、纵容与绥靖。但是，对于产生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春的“先欧后亚”战略，却是众口一词的颂扬，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这个战略所体现的正确原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最终胜利所证实。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和掩盖了美国正式参战前在远东准备战争中的明显漏洞和失误。历史事实是最公正的评判。应该说，“先欧后亚”战略所体现的战略原则与战略计划的不完备以及为实施该战略在远东所作的努力之间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而正是对这种差异的忽略和人为扩大，导致了美英盟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初一溃千里的惨败，美英太平洋防线倾刻瓦解，其情势则危及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这种后果集中体现了该战略在当时的不完备和不成熟。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因为要施行“先欧后亚”战略，所以在远东采取了稳住日本的政策，由此而推演出美国为什么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制裁日本。就连几乎使牺牲中国的美日谈判也有人以遮遮掩掩的方式来为之辩解，其理由就是“先欧后亚”。
“先欧后亚”战略实际成为反法西斯国家从事反轴心国有效战略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即1942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正式成立；欧亚非各战场形成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局面；美国因首先受到日本攻击而被迫介入战争（比美国预计时间提前）。而在此之前，则主要是美英联合，由美国意图所左右。大致为美国利益服务。
首先，该战略制定时期的国际背景已经明朗化。欧亚法西斯联成一气，订立轴心军事同盟条约，其矛头所向直指美国[②④]。直接之敌，潜在之敌明确而肯定，也由美英制定的战略所体现。远东方面，日本南进意图也由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暴露无遗。作为受到两洋威胁的美国，要建立太平洋防御阵线，并非是除了美日妥协牺牲他国就别无良策（诚如上文分析的几个积极手段）。而美国战略制定的依据则是本国以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近期安全。对于中国的抗战，则看着仅仅是为了保全美国自身利益、对日讨价还价的法码。可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盟国的处境，直接关系到“先欧后亚”战略可否顺利实施，也关系到美国所希望的战争延缓和推迟，一句话，关系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诚如毛泽东所说，“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美英—作者）自己”[②⑤]。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战场制约日本南进的能力，致使蒋介石政府在抗战问题上的多次动摇，采取消极抗战方针。正因为如此，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初，能够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腾出兵力大举南进。继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太平洋舰队处于瘫痪状态。日本继而挥戈东南亚，攻陷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攻占香港、关岛、威克岛，美英在太平洋上的防线全面崩溃。其后，日本继续攻下马来亚和缅甸，大有进击印度之势。由于北非地中海战役英军还处于不利状态，德日中东会师的前景就成为可能。同时，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袭击锡兰岛，势迫英国在印度洋的交通枢纽，锡兰一旦失守，英伦三岛至印度、澳大利亚的“生命线”航路和英国经好望角到南非、中东的运输线均会被切断，“先欧后亚”战略受到巨大冲击和威胁。这不能说不是战略本身存在的欠缺所至。太平洋战争之初态势，把早已存在，却被美国忽略轻视的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毫不夸张的突出出来。美国由此开始修补战略的缺憾，包括在中国设立战区，重视缅甸战役，尽力维持和打通滇缅援华之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1942年春，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②⑥]这种可怕局面终究未出现，得益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也得益于反法西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先欧后亚”大战略的正确实施。如果这种看法在美国参战前就成为美国军事首脑的共识，情势将对盟国更为有利。
其次，战略计划的不完备和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短视，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战备意识。美英没有整体有效的太平洋防御计划。美国军事首脑在战争来临之前盲目寄希望于美日谈判，支持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同时，对日本的战争攻击目标首先会是美国估计不足。早在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提出，日本海军就加紧研究南方作战问题，主要对手确定为美国，目标为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1941年8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方案。而美国首脑在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南部后，一致认为日本进攻的重点目标为东南亚地区。1941年11月29日，美国情报官员迈特拉姆认为情况严重，应送一份战争警报到夏威夷，但是斯塔克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认为“狼来了”的呼喊已经够多的了。12月7日以前，美方曾译出日本两份发往火奴鲁鲁的电文，察觉到日本可能攻击珍珠港，然而美国军方首脑认为“过多的提出‘战争警告’的作法本身就值得警告。”[②⑦]首先降临在美国头上的炸弹宣告了美国自战略制定以来的判断的失误，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在介入战争之后从容地以辅助身份配合英国在太平洋区域作战的战略计划的破灭，美国不得不提前走上前台与日本展开军事搏斗，而这种状况正是美国制定战略计划之时极力避免的。
“先欧后亚”大战略毕竟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智慧的结晶，在人类军事史上也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分析它的不足，为的是使人们从历史客观发展中得到某种启示，以审慎的态度去看待美国参战前制定战略的意向及为在远东实施该战略进行准备的运作办法和手段，并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注释：
①弗兰西斯·哈罗德，曼弗雷德编：《罗斯福与丘吉尔战时秘密通信》，纽约1975年版，第106—113页。
②戴维斯·林德赛：《战争是怎样到来的》，纽约1942年版，第151页。
③、⑧莫利森·斯内尔：《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华盛顿1953年版，第32—96页。
④、①①格林斯·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参谋首脑史》，美国国务院1982年版，第9、9—15页。
⑤、①③费赫伦伯克：《不宣之战》，纽约1957年版，第7—8、324—325页。
⑥徐蓝：《1941年英美参谋长会谈》，《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49页。
⑦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军政首脑在美国参战前大量的谈话记录、档案文件、日记和军事计划中得出结论。
⑨、⑩、①④冈本，博格：《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7、177—179、177页。
①②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
①⑤详见迈克尔特·斯克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关于美国参战前部分），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版。
①⑥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720—730页。
①⑦、①⑧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本）》第2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398—766页；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纽约1948年版，第989—1081页；丁则勤等：《美日私人议和活动与〈日美谅解案〉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①⑨、②①见拙著：《绥靖与抗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远东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4、170—171页。
②⑩安德森：《美孚真空石油公司与美国的东亚政策》，第146、225页。
②②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②③、②⑦罗伯特：《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斯坦福大学1962年版，第146—150、336页。
②④拉歇尔·布查兰：《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外交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版，第28页。
②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⑥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页。